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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家乡和家庭（1）

胡适之先生是安徽省绩溪县人。

绩溪，旧属徽州府，①在安徽省南部，秀丽的黄山脚下。徽州全境多山，风景虽然秀美，但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因此，徽州人大多离乡撇井，外出做生意，以善于经商闻名全国，甚至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这样的地理生活条件，造就了徽州人的三个突出特点：一、重乡党观念，以“徽州帮”为最有名。

二、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徽骆驼”、“绩溪牛”之称。

三、重文化教育，出了像朱熹以及胡仔、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胡培等许多著名学者。

这些特点，在胡适身上几乎都有体现。他一生自称徽州人，爱吃徽州锅②，喜欢攀徽州同乡关系。1953年1月，他为绩溪旅台同乡会题辞，写的便是“努力做徽骆驼”六个字。直到晚年，他为凌鸿勋编著的《詹天佑先生年谱》作序③，仍不忘以詹天佑的“徽州同乡后辈”自居。对于徽州历代的几位著名学者，更是常常念在口中，写在文章里，钦敬不已。徽州烙印可谓深矣。

胡适的老家，在绩溪城西约40公里，是胡氏聚族而居的一个大村落，名叫上庄。

④这里，襟山带水，群山环抱着一块小小的盆地。1100多米高的竹竿尖，山峰苍翠，耸立村北，像蓝天底下展开一幅巨大的绿色屏障，护卫着整个山村。清澄的常溪河，由村西向南，潺潺流淌，默默地滋润着村边的农田，然后穿过杨林石桥，蜿蜒东去。泾人吴拙庵曾经赞美说：

其山清以旷，其水环以幽。

可说是传出了上庄山水风光的特点与神韵。⑤

世代聚居上庄的胡氏，据说始祖昌翼公原非胡姓，而是唐昭宗李晔的太子，因避朱温之乱，随义父胡三公逃亡南方，匿居民间，便改从胡姓，后唐同光三年(975)以明经登第，故世称“明经胡氏”，至今民间仍称之为“李改胡”。二世祖仕于宋，卒封王爵。这些既阔且贵的事迹却不见于史册，大约是胡氏后裔为神化抬高他们的祖宗而写在族谱里的一种传闻罢了。⑥胡氏虽找到了贵为帝胄的祖宗，迁居上庄以后的六百余年间，却并无仕宦显赫之人。清代中叶以汉学闻名的“绩溪三胡”，世居绩溪城内，与上庄胡氏不同宗。⑦一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胡适的父亲胡传做到了“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要算是上庄胡氏族中最显赫的官儿了。⑧

胡适的家，原不是什么书香门第，而是历代经商，做茶叶生意。他的高祖由小本经营，居然在上海东边的川沙镇开设了一家小小的茶叶店。他的祖父扩大营业，并在上海华界增设了一家支店。到他父亲胡传做了官，本钱充裕了，生意便越做越兴隆。胡传死后，家里还留有上海一家裕兴泰茶叶店，一家公义油栈，在汉口还有一家两仪酒栈；却也一天天萧条以致倒闭了。⑨

胡家第一个有志读书的，是胡适的伯祖父胡奎照，字星五。可怜他寒窗苦读十余载，连个秀才也没考上，只在乡里教私塾，人称星五先生。

胡适的父亲胡传(1841—1895)，行名祥蛟，字铁花，号钝夫；原名珊，字守三，人称三先生，是胡家第一个真正走上读书做官道路的幸运儿。他自幼聪慧，3岁时即不喜欢吃好东西，不愿穿花色衣裳，深得伯父星五先生的赏识，说“是儿夙慧，必大吾家”，便请塾师教他专心读书。胡传24岁那年考中了秀才，全家高兴的了不得；但接连参加几次“乡试”，都没能考中举人。他于是进上海龙门书院，受业于当时著名的学者刘熙载门下。学的是词章义理及“三礼”经济一套学问。

他笃信宋儒，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是清末正统派一路的文人。后来，胡传以岁贡生候选儒学训导(管府县学教育的官员)，先后在东北、广东、河南、江苏、台湾等处充任幕僚或地方官佐，共十余年。最后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是台东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却也不过三品衔而已。

胡传虽然做了官，却又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他一生经历了许多艰险。幸亏他意志颇坚强，身体又很结实健壮：

面容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把脸晒的像包龙图一样。⑩

在东北宁古塔吴大部下时，曾奉命赴晖春，与俄国廓米萨尔会勘黑顶子边界，中途遇大雪，迷失方向，陷在原始森林中，衣服鞋子都破了，且绝粮三日，冻饿交迫而不死。在广东，奉命至海南岛考察黎峒地势，入深山，直穿黎心，抵崖州，染瘴疠重疫，也治好了。到台湾后，初任全台营务总巡，为查阅营防，走遍了台南台北，前山后山，还到澎湖列岛，在炎蒸瘴毒中奔忙了六个月，跟从的人员一个个都病死了，而胡传竟能幸免。但他从此也骨节疼痛，大约是得了风湿病，身体便一天天衰弱了。台湾割给日本后，胡传内渡，在厦门病逝时，正值55岁的壮年。

胡传生活的年代，当鸦片战后一年，迄甲午战后一年，正是中华民族频受列强侵凌，多灾多难的岁月。他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看到国家的危难，最忧虑北方帝俄的侵略，曾说“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必始东北”。那时年已四旬的胡传，亲老妇亡，官运不亨，便慨然只身北上，游历东三省，一方面希望能找到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另一方面则为考察边疆地理形势，补正旧日图志的缺误，以备不时之需。这种经世致用和爱国的精神，实在也属难能可贵的了。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家乡和家庭（2）

胡传一生曾三次娶妻。初娶冯村冯氏，结婚不久死于太平天国的乱兵。续娶旺川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后不久便死了。曹氏所生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嗣稼，行名洪骏，从小吸鸦片烟，赌博，是个败家子。次子名嗣，行名洪骓，后改名觉，字绍之。三子名嗣，与老二孪生，行名洪，字振之。这便是胡适的三位兄长，都早已谢世了。现在，胡家在上庄故乡还有一个胡思齐。他是嗣稼的次子，胡适的亲侄儿。8岁时忽成聋哑，今年已经79岁，大约是胡家最长寿的人了。

胡传第三次续娶的，是本县中屯冯氏，名顺弟，即是胡适的母亲。

〔附〕胡氏世系表①　徽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置，治所在歙县，元代升为路，明以后改为府，民国元年(1912)废。徽州府旧辖六县，相当今安徽省的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及江西省的婺源县。

②　徽州锅，又称“一品锅”，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等食品。据在胡适家吃过徽州锅的梁实秋先生回忆描述道：“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热腾腾的端上了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梁实秋：《胡适先生二三事》，载台北《自由谈》第23卷第11期)

梁氏到底只是“安徽的姑爷”，不知其详。另有一位石原皋先生，绩溪人，是胡适的表亲。他介绍的非常详明：“所谓徽州锅，并不是徽州人普遍食用的，乃是我们绩溪县岭北乡的居民最常见食物。凡是遇着节日，请客，婚姻喜庆，一般都是吃锅。它的做法如下：炊具是用大号铁锅，材料是猪肉、鸡、蛋、蔬菜、豆腐、海虾米等。最丰富的锅有七层：最底一层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为笋衣，或用萝卜，或用冬瓜，或用干豆角，视季节而易。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猪肉只切成八至十块，呈长方形。再上一层为豆腐包，系用油豆腐裹，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即用温火烧，好吃与否，专靠火候的功夫，经常将锅中的原汁汤浇淋数次，大约要三四小时，才烧得出味道来。猪肉烧得像东坡肉一样，入口即化。食时逐层吃，逐层拨开。”(石原皋：《闲话胡适》“九　胡适的生活和娱乐”，载安徽《艺谭》季刊1982年第2期)

③　《詹天佑先生年谱》，是凌鸿勋先生为纪念詹天佑诞生一百周年而编，1961年1月台北“中国工程师学会”出版。胡适的序，作于1960年11月19日，曾载台北《作品》第1卷第12期，同年12月1日出版。

④　上庄，又名上川，旧属绩溪县北乡八都龙井乡，今属上庄乡。在县城西39公里，现有公路可通。1985年6月20日，笔者在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同志陪同下，曾由县城驱车前往上庄，实地察看。由此证明胡适自己说的，“我家世代乡居，故宅在绩溪城北约50华里”(见《胡适口述自传》)，也有两处误记：一是上庄在县城西，不是“城北”；二是“约50华里”，误差了28里，显系旧时对山乡道路极不准确的估计。台湾许多有关胡适的著述，多由此而致误。(按：是书出版后，承绩溪经传方先生致信，谓旧时公路未开通，人们所走盘山小径，大约是50华里。三版补注。)

⑤　吴焯(拙庵)，安徽泾县人，官绩溪时，曾为上庄胡氏第二分支支祠作《重建其顺堂记》，其中说：“绩西上庄，乃胡姓聚族而居之地也。其山清以旷，其水环以幽，其风俗孝友而朴诚，谦柔而好礼。”(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卷之下“文苑”，绩溪县文化局藏)

⑥　上庄胡氏的始祖问题，胡氏族内亦有纷争。胡适的父亲胡传曾作《溯本录》，其序有云：“吾家旧谱所记，始祖本唐昭宗太子，避朱温乱，改从胡姓；二世祖仕宋，卒封王爵，事迹不见于史册，与曾氏始祖关内侯据略同。故予作《溯本录》，悉从旧谱，亦援曾氏祖据之例焉。吾宗别派，有重修家谱削去二世封爵，且逞其胸臆，谓必无封爵之事，著论辩驳旧谱者，彼其学识未必有过于宋之曾子固今之曾文正公，亦见其不知量耳。”(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卷之下“文苑”，绩溪县文化局藏。原文无标点。)

⑦　“绩溪三胡”，梁启超著《清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文中说，“绩溪胡朴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学大端与双池慎修相近，以传其孙竹(培)、子继(培系)。

竹与泾县胡墨庄(承珙)同时齐名。墨庄亦自绩迁泾也。时称‘绩溪三胡’。竹善治《仪礼》，集慎修东原易畴檠斋次仲之成作新疏，曰《仪礼正义》。墨庄亦治《礼》，有《仪礼古今文疏义》。其最有名者则《毛诗后笺》。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适)云。”据此，指胡匡衷、胡培、胡承珙三人，均清代乾嘉之际著名的汉学家。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也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版第6页)梁氏这些话，把胡适与“绩溪诸胡”、“三胡”联系起来，虽未确指为同宗，却也让人发生疑问。

蔡元培先生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序中曾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后来，《答林君琴南函》又说“胡君家世汉学”。显然把胡适当作了上述“绩溪诸胡”“三胡”的同宗后辈了。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家乡和家庭（3）

胡适被误派为别人的子孙，他自己当年并未出来考证和纠正。直到40年之后，他口述自传时才“顺便更正”了。(参看《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原来，绩溪胡氏有三宗：“金紫胡”、“尚书胡”、“明经胡”。胡培等“三胡”，属世居绩溪城内的“金紫胡”；胡适一家属世居上庄的“明经胡”。他们不是同宗。(按：承绩溪颜振吾兄抄寄《金紫胡氏家谱》之《肇龄公传》有云：“城东胡氏，世传经学，如匡衷公之《仪礼释官》，秉虔公之《说文管见》、《古韵说》，培公之《仪礼正义》并显于当时。”据此，“绩溪三胡”应是胡匡衷、胡秉虔、胡培三人。此说又见胡培系编之《绩溪胡氏书目》，光绪十年甲申世泽楼刊，绩溪县文化馆藏。三版补注。)

⑧　胡传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补授台东直隶州知州，以知府在任候补，赏加三品衔。他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也都因此得到封赠。胡氏宗谱中乃大登其“诰敕”，以为无尚的荣耀。计有因胡传作官封赠其先人的诰命五道。文字都是刻板套话，味同嚼蜡；但今日青年难以见到此种妙文，故录其一道如下：

赠通议大夫胡瑞杰同妻氏诰命一道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嘉谟奕叶，允昭世德之殊宠，锡公朝益展曾孙之秀(按，此句疑有缺误)，承新渥，用毂曩徽。尔胡瑞杰，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胡传之曾祖父，敦修无，垂教有方，种德开先，堂构益恢于来绪；诒谋裕后，箕裘克绍于前休。懿矩攸彰，恩施遂逮，兹以覃恩，赠尔为通议大夫，锡之诰命，於戏，四世其昌，久聚星德之庆，九泉可作，永承褒命之荣，国典膺，家风益振。

制曰：绥柔佐治，宠既被于外僚，贞顺垂休，恩聿推于内德。特敷惠泽，用播徽章。尔氏乃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胡传之曾祖母，肃雍可范，令善堪模，树慈训于后昆，爰著钟祥之德，传素风于彝叶，式彰贻谷之谋，允作母仪，频昭国典，兹以覃恩，赠尔为淑人。於戏，九重锡庆，邀丹诰之褒，四世承恩，并焕朱纶之色，勤宣令问，用阐幽光。

诰命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六日下之宝⑨　参看《胡适口述自传》第4页；《先母行述》，见《胡适文存》卷四第240～241页；《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9月初版，第46、67、76～77页。

⑩　见《四十自述》“序幕　我的母亲的订婚”，上海亚东版，第3页。

石原皋先生在《闲话胡适》中说：“现在我要说的是胡适的父亲死的问题，这是个百年未解之谜，即：他究竟是病死于厦门，还是血洒战场，壮烈牺牲呢?这个谜直到今天才得到解决。我在此大书特书，他是爱国英雄，是为了抗日而战死沙场的。”(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1期)石先生的根据是，十年浩劫期间，“造反派”曾掘开胡传的坟墓，棺材里找不着头颅骨。

石先生的这种见解，与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先母行述》及《胡适口述自传》等处的说法相悖。笔者赴绩溪上庄察访时，曾以此事询问上庄乡干部群众胡匡衡、曹诚兑等多人及胡适族人胡乐丰先生。他们都说十年浩劫期间，确有“造反派”掘坟事，但“找不着头颅骨”的话，仍系传闻，并无人确见证明，因而都认为靠不住。

关于胡传的生平行状，笔者多根据张经甫(焕纶)先生代撰的《胡铁花先生家传》(胡适于1951年1月19日整理，“稍有增节，但无大改动”，刊于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的《台湾纪录两种》为“代序”；李敖《胡适评传》，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9月三版第24至30页附录全文)，胡近仁(祥木)所撰《诰授通议大夫赏戴花翎江苏候补知府前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铁花胡公家传》(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绩溪县文化局藏)。这两种家传，均谓胡传病逝于厦门，与胡适所述相合。

笔者有《关于胡适父亲的死》一篇论文，专论此事，载《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可以参看。（三版补注）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1）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

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①。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的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②。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③。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④。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奏调往台湾供职。到1893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2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呀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⑤。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2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⑥。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⑦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2）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不具体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⑧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6年3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⑨。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⑩，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

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6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12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①　据绩溪胡明近著《胡适传论》称，顺弟之后生的是妹妹桂芬，老三才是诚厚。想必有据，如此则前文应改为“第三胎生了个儿子，前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方才准确；而“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含意则大约还是不错的。(三版注)

②　见《四十自述》“序幕　我的母亲的订婚”，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12页。

③　据胡传日记记载：

“(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六日，行50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订约于冯姓，择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三月十一日，遣舆诣七都中屯迎娶冯氏。

十二日，冯氏至。行合卺礼。谒庙。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见岳丈岳母。”

(见《四十自述》第13～14页所引)

从订约到迎娶，仅20天，婚事进行得特别快。而据石原皋《闲话胡适》“胡适的母亲”一节说，“现在中屯村中，冯致远兄弟家中的老屋，就是铁花公出钱，给他的岳父母造的”。(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1期)“聘金”是相当重的，冯顺弟可以说是以身报父母了。

④　胡适小时候的名字叫“嗣”，爱称“儿”，见于他的《四十自述》，上海亚东版，第17页，并注明“”字音门。他的哥哥分别名嗣稼、嗣、嗣，堂兄弟名嗣稷、嗣秫、嗣、嗣稻等，都从“禾”。应该是不容易弄错的。可是，近年台北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先生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印行)，“谱前”开卷就将“嗣”误作“嗣糜”，从“米”，读音也不对了。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3）

可能是手民之误，然而所有“”字都错成“糜”，就难以理解了。

⑤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16页。

⑥　见《先母行述》，《胡适文存》卷4，第238页。⑦　据《先母行述》列出。李敖先生的《胡适评传》里，叙述到冯顺弟寡居经历的痛苦时，说她“经历了抚孤、忍辱、耐穷、借债、分家、重病、死父亲、死母亲……”，并注明根据亚东版《胡适文存》卷四中的《先母行述》。(台北远景版第37页)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先母行述》中并未说到顺弟的母亲死了。而且，在同卷中《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里，胡适叙述他母亲的丧事说：“我起初想把祭礼一概废了，全改为‘奠’。我的外婆70多岁了，她眼见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死在她生前，心里实在悲恸，所以她听见我要把祭全废了，便叫人来说，‘什么事都可依你，两三个祭是不可少的。’我仔细一想，只好依她，但是祭礼是不能不改的。”(亚东9版卷4第132页)由此证明，顺弟的母亲不仅顺弟寡居时没有死，而且顺弟死时，这位老人家还活得健康，到了70多岁哩。

⑧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8页。

⑨　胡适一生崇敬他的父亲，思想也颇受他父亲的影响。如儿时读的《学为人诗》，是他父亲自编手写的，胡适的母亲保藏了20多年，胡适又将它装裱成册，含泪珍藏之。又请罗尔纲帮助校编出版了他父亲胡传的著作《台湾纪录两种》。在他成名以后，又为他父亲当过地方官的台湾省台东县捐赠奖学金七千元，并亲去台东台南凭吊；不久台东县也就建起了“州官胡公铁花纪念碑”。

⑩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儿(我的名字叫嗣，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见《九年的家乡教育》一则。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2～23页。

　《藏晖室札记》卷四“二　母之爱”(1914年3月12日)云：“得家书，叙贫状，老母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不独此也，守焕兄家有《图书集成》一部，今以家贫，愿减价出售，至减至80元；吾母知余欲得此书，遂借贷为儿子购之。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上海亚东1936年版，第226页)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入家塾，拜孔夫子（1）

胡适原名嗣，行名洪，后改名适，字适之①。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外寓所。小时候，随父母在台湾住了近两年，认识了七百多个方块字。因此，当国民党政府退踞台湾孤岛后，有的台湾学者据此宣称台湾是“胡适之识字发祥地”②；胡适自己也顺势与台湾人拉点同乡关系，自称是“半个台湾人”③。

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年初，胡适母子离开台湾，经上海，回到安徽省绩溪县上庄的老家。不久，胡适就入家塾，开始念书了。

家塾的老师，是胡适的四叔胡，字介如。学堂就在介如先生家东边的一间小屋里。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介如先生的儿子胡嗣秫，比胡适大几岁，却不爱念书，常喜欢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另一个就是胡适。他才满三岁零几个月，身体瘦小，学堂的高凳子，要别人抱着才能坐上去，又得别人抱下来。只因为胡传有遗嘱，要送小儿子读书；胡适的母亲望他读书的心很切，管教很严；胡适自己也不像嗣秫那样贪玩，所以常常一个人坐在学堂里，鼓起喉咙读书，直到天黑才回家。

后来，胡介如到阜阳县上任当训导去了，家塾的老师就改由胡适的族兄胡观象(字禹臣)担任④。学堂也搬到了“来新书屋”，房子大多了。学生也增多了，起初是五个，以后增加到十数人。禹臣先生是村里最年轻的老师，血气方刚，常常打学生的手心，甚至打屁股，学生都怕他。有个叫胡嗣昭的，专爱逃学，往往躲到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野外挨饿，抓回去挨打，却不愿念书。胡适觉得很奇怪。

他从不逃学。而且，他的母亲每天早上叫醒他，催他去上早学，他常常是学堂里到得最早的学生：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⑤。

胡适读书时，正是清朝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这一类阔得可怕的头衔。全国各地的学堂，都要供孔子的牌位，挂孔子的像。

来新书屋的墙壁上，也挂着一幅石刻朱印的孔夫子，据说还是唐朝名画家吴道子画的呢。胡适的母亲，盼望儿子读书成名，一再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他也很诚心，每晚放学时，总不忘记对孔夫子拜一个揖。有一年，——

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见了外甥章砚香(比我大几岁)供着一个孔夫子神龛，是用大纸匣子做的，用红纸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贴着金纸剪的香炉烛台和贡献，神龛外边贴着许多红纸金纸的圣庙匾额对联，写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类的句子。我看了这神龛，心里好生羡慕，回到家里，也造了一座小圣庙。我在家中寻到了一只燕窝匣子，做了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一只午时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圣庙的内堂，堂上也设了祭桌、神位、香炉、烛台等等。我在两厢又添设了颜渊子路一班圣门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联语类编》，钞出了许多圣庙匾联句子，都用金银锡箔做成匾对，请近仁叔写了贴上。这一座孔庙很费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亲见我这样敬礼孔夫子，她十分高兴，给我一张小桌子专供这神龛，并且给我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和十五，她总教我焚香敬礼⑥。

少年时代的胡适，真可以说是孔夫子的一名忠实虔诚的小信徒。

胡适在家塾里读的书，也多是宣扬孔子孟子思想的儒家典籍。他上学时已认得近千字，不算“发蒙”学生了，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蒙读物。他最先读的是他父亲胡传自编手写的《学为人诗》。这是一部四言韵文，讲的是忠孝节义那一套伦常道德，“学为人”的道理。接着念的《原学》，也是他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略述哲理的书。这两部书，胡适都念得很熟，书中的意思却不是三岁孩子所能懂得的。以后，胡适又陆续读了——

(3)《律诗六钞》(4)《孝经》(5)《小学》(朱熹编，江永集注本)

(6)《论语》(朱熹集注本)

(7)《孟子》(朱熹集注本)

(8)《大学》(朱熹集注本)

(9)《中庸》(朱熹集注本)

(10)《诗经》(朱熹集注本)

(11)《书经》(蔡沈集传本)

(12)《易经》(朱熹本义本)

(13)《礼记》(陈注本)

(14)《纲鉴易知录》(15)《御批通鉴辑览》(16)《资治通鉴》⑦九年的家乡教育，熟读了这许多经史典籍，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了较系统的旧文化的基础。同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也深深地潜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崇拜程朱理学的思想根苗。

胡适说，他的父亲胡传“是笃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是所谓‘理学’。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⑧。胡传所编的《学为人诗》，讲“性命”，讲伦常“名分”，正是程朱理学的一套。

诗的末尾写道：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入家塾，拜孔夫子（2）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他所崇信的，便是程朱学派“即物而穷理”的治学态度。胡适读这部书的时候，虽然并不懂得它的意义，但他父亲留下的这点“程朱理学的遗风”，却是对他终生起作用的。他在家塾里读朱子《小学》，读经史典籍，大多取朱熹或他门生的注本，也可以说正是这种理学遗风的表现。①　胡适的名字，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多有弄错的。参看上一节注④。

又胡适的行名是洪，不是嗣。据绩溪县《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凡例”中，所载排行名的五言诗如下：

天德锡祯祥，洪恩毓善良。

明经承肇祖，世泽振同光。

秉国思名彦，为邦有宪章。

家庭敦孝友，继起衍宗长。

胡适曾祖序东公，行名锡镛；祖父奎熙公，行名祯；父传，行名祥蛟；胡适兄弟行名依次是洪骏、洪骓、洪、洪；下一辈是“恩”字辈，因奎熙公字世恩，为避讳缺笔为“思”，故行名依次为思明、思齐、思聪、思敬、思猷、思永、思祖(名祖望)、思杜。别派的人，如今健在的胡乐丰先生，则行名为“恩”，与思祖、思杜等为刚出服的堂兄弟。

②　参看黄纯青先生的《台湾与胡适》一文，载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52年11月29日。

③　见胡适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讲词》(1953年1月6日)，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116页。

④　胡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十二月选阜阳县训导，任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十二月。

胡观象(禹臣)，是胡适的族兄。《四十自述》亚东版第21页，明明写着：“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选了颍州府阜阳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又，《藏晖室札记》卷4“三六　第一次访女生宿舍”(1914年6月8日)亦云：“余少时不与诸儿伍，师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导之功为最”。而李敖《胡适评传》第68页，却说“…指导他念这些书的老师是他的亲族，最先是四叔胡介如，后来是族叔胡观象(禹臣)。”不知何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