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7

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7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1019～1020页。后收入《尝试集》初版，序与诗文字有较大改动；1922年10月，出增订4版时，经作者修改，删序，移在卷首作为“代序二”。

此处所引乃该序的后半。其中可见胡适一开始就缺乏诗人的素质，他竟把诗的兴寄和想象、夸张等抒写技法，与说大话、空话混为一谈。大约后来也颇悔失言，便将序全删了。

⑤此诗写于1916年8月23日，见《藏晖室札记》卷十四，第1007页；后改题为《朋友》，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后收入《尝试集》，改题《蝴蝶》，是《尝试集》中现存最早的白话诗。

⑥见《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三八　答经农”，第1032～1033页。

⑦见《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载《新青年》第6卷第5号；

后收入《尝试集》初版；1922年10月增订4版删。

⑧钱玄同《尝试集序》，作于1918年1月10日，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收入两年后才出版的《尝试集》初版，增订4版删。

⑨《尝试集四版自序》，载1922年10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增订4版卷首。

⑩同注⑨。

朱自清先生自己便是早期的新诗人，文学研究会成员。他说的这番话，见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首，他所写的《导言》。其中，对胡适评价颇高。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翻译有功，创作无力（1）

除了白话新诗，胡适用力最多的要算短篇小说。他曾经说：“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惭愧，惭愧。”①其实，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在当年的文学革命中，不仅用不着“惭愧”，并且是一件极有益的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工作。五四时期，为了反对旧文学，使新文学现代化，曾经着重介绍和学习西方的启蒙思想和西方文学。那真是一个敞开大门，充分吸收异域营养的时代。新文学初出世，不论是思想倾向，或者形式、结构和表现方法，都广泛地接受过外国的影响。从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等，许多名家的名作，可以说哺育了我国新文学的最初一代作家。

胡适认为：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②

他的从事翻译，便是这种运输异域营养的工作。起手于1912年9月。他最初翻译的是法国都德的爱国名篇《最后一课》，当时胡适译为《割地》，登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上。接着，又译了都德的《柏林之围》。③1916至1919年间，连续译了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几篇作品。到1919年9月，胡适将它们编为《短篇小说》第一集，10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④薄薄的本子，10个短篇，大多用白话译出，给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还有那些学《聊斋》的札记小说，篇篇都是“某生，某处人，生有异禀，下笔千言，……一日，于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为情死”，千篇一律的滥调文字。有志于改革的文学青年，对这些东西早已厌恶了。读到胡适翻译的这本《短篇小说》，自然觉得格外清新，大开眼界。这本书的出版，对于那些致力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人们，无疑是及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榜样。因此，不胫而走，半年便再版了。其中《最后一课》等一些名篇，还被选入中学的国文课本，广为流传，数十年而不衰；甚至对某些文学青年一生的思想与事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⑤。

胡适提倡短篇小说的热心，促使他做过一次关于短篇小说的专门讲演。那是1918年3月15日，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的小说科，开第四次会议。到会的有周作人、胡适两个教员，傅斯年、俞平伯等四个学生。

胡适面对这五位师生，大讲短篇小说，从下午四点直讲到五点半；周作人也不时插进来讨论几句。这篇演讲，便是后来改写成的《论短篇小说》。⑥现在看来，胡适讲的道理都很肤浅，并有不少牵强附会的说法。但在那时，中国的文人，连什么是短篇小说，大多数还不甚明白。报纸杂志上，往往把笔记杂纂，篇幅不长的，统统叫做“短篇小说”。在那样的时代，《论短篇小说》作为现代小说理论的启蒙读本，却还是胜任的。且看他给短篇小说下的界说罢：

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在阐述这个界说时，胡适又说短篇小说所描写的应是一人生活、一国历史、一个社会变迁的“横截面”。这说法不一定很确切，却庶几近之了。

《论短篇小说》最主要的部分，是讲“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从先秦诸子的寓言讲起，直讲到明清的《今古奇观》和《聊斋志异》。除了拉扯一些韵文来牵强凑合的缺点之外，大体上讲得是不错的，可算是最早用近代新观念和新方法，来勾勒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历史轮廓的一次尝试。其中对一些具体作品的分析，也间有精采；即便是用作品来阐释定义，印证界说，对于当时新小说的一般创作者和读者，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帮助的。

胡适自己也尝试着写过一篇白话小说，叫做《一个问题》。⑦写的是留学回国的哲学家小山，逛北京中央公园，碰到分别多年的老同学朱子平，竟几乎认不出来了。当年很有豪气的朱子平，如今已是拖儿带女，境况十分潦倒。他见了小山，就说要请教“一个问题”，并叙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辛亥革命把他家在汉口的店业“光复掉了”，为了生计，只好外出谋事，到北京陈老先生家里做家庭教师。陈先生为他作媒，娶了亲，内人是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也教书。新婚第一年，生活得很有乐趣。可是一连生了三个孩子，因为生活困难，雇不起奶妈，第二个孩子夭折了。后来，子平丢了一处差事，收入减少；内人也失了业，处境更加艰难。子平只好晚上赶做小说，赚几个外快钱。他一天忙到头，就是为了自己、老婆和小孩子要吃饭。有一天，他在路上自思自想：“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从此天天想这一个问题，向小山请教的也是这一个问题。最后朱子平说：

“小山，你是学哲学的人。像我这样养老婆，喂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

这便是小说中主人公朱子平要问的“一个问题”，也是作者想说明的“一个问题”。但作品内容比较浅薄，手法也平庸，只是“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这一个人生哲学问题的图解。而且平铺直叙了半生经历，与他自己为短篇小说下的界说，竟是颇相径庭了。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翻译有功，创作无力（2）

胡适自己常慨叹说，他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在短篇小说方面尤其是这样。

①　胡适译《短篇小说》第1集《译者自序》，载该书卷首，上海亚东图书馆1919年10月出版。

②　《论译书寄陈独秀》，见《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卷十二，第845页。（三版注）

③　据《最后一课》的《译者前记》，这一篇译于“民国元年九月”；但《藏晖室札记》卷九“五九　译都德小说”(1915年5月19日)记云：

法文豪都德(Daudet)著书甚富，为近代文学巨子之一，其著短篇小说尤动人。余前年译其“LaDerni€鑢eClasse”，易名《割地》，登上海《大共和日报》。去年8月，……译其“LeS€鑙gedeBerlin”(《柏林之围》)，登第4号《甲寅》。

据此，《最后一课》应该是译于1913年，时间相差一年，志以存疑。

④　《短篇小说》第1集，1919年10月初版，收胡适自1912至1919年间所译外国短篇小说10篇，计法国都德2篇，莫泊桑3篇，英国吉百龄，俄国泰来夏甫、契诃夫，瑞典史特林堡，意大利卡德奴勿各1篇。卷末附译者所作《论短篇小说》。1920年再版，增入苏联高尔基小说1篇。

⑤　关于胡适译作对文学青年的影响，可以举最近作家中杰英先生的一篇文章为例。中杰英在《杂感与漫想》一文中，谈到鲁迅作品对自己的影响，也连带谈到胡适的散文和译文，他说：

不止鲁迅的作品，就便是胡适的优美散文，对学生大概也不无益处。至于课文中文天祥的《正气歌》、古代诗词、历史故事《史可法》、《阎典史》、《张巡与许远》以及《柏林之围》、《最后一课》、《流星》和《卖火柴的女孩》等，则竟强烈而顽固地影响了我一生的思想与信念。(见北京《鲁迅研究》1984年第3期)

其中《柏林之围》、《最后一课》，最初的译者便是胡适。中杰英的经验，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胡适的散文和译文对于青年的影响。

⑥　胡适的这次讲演，由傅斯年记出，题为《论短篇小说》，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2至27日，约三千字，甚粗略。经作者修改，扩充近一倍，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

⑦　载《每周评论》第32号，1919年7月27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造一个中国的“娜拉”（1）

对于戏剧，胡适也热心改良。他少年时代，爱看徽戏，还和儿时的朋友，在田里扮演“三国”、“水浒”之类的旧戏。但到五四时代，他和文学革命的许多朋友一样，对中国旧戏也很反感了。

1918年10月，胡适轮着编辑的《新青年》第5卷4号出版，提出戏剧改良问题，集中发表了一组关于戏剧改良的文章。计有：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附录一)

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附录二)

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宋春舫：《近世名戏百种目》这一期的《新青年》便俨然成了“戏剧改良专号”。

胡适的论文，猛烈地攻击了中国旧戏的“团圆迷信”，提倡“悲剧观念”，前面已经说过。对旧戏的形式方面，胡适也有激烈的批评；他特别反对旧戏的“连台本”和表演的程式化，说：

我们中国的戏剧最不讲究这些经济方法。如《长生殿》全本至少须有四五十点钟方可演完，《桃花扇》全本须用七八十点钟方可演完。有人说，这种戏从来不唱全本的；我请问，既不唱全本，又何必编全本的戏呢?那种连台10本，20本，30本的“新戏”，更不用说了。这是时间的不经济。……再看中国戏台上，跳过桌子便是跳墙；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个跑龙套便是一千人马；转两个弯，便是行了几十里路；翻几个筋斗，做几件手势，便是一场大战。这种粗笨愚蠢，不真不实，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真可使人作呕!①胡适的批评，确有中旧戏肯綮的地方。他认为，要改良中国的戏剧，应该虚心去研究西洋的戏剧，学习西洋的戏剧，“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只有“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②

胡适对西洋的文学，西洋的戏剧，确曾做过一番研究，觉得它们足够做我们中国文学和戏剧的模范。1918年4月，他在一篇文章里曾说到：

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象征戏”(Symbolie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③

果然，这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便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第一位西方大文学家，戏剧大师易卜生，出了个“易卜生专号”。那阵势是颇为雄壮的：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陶履恭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译的《小爱友夫》三个剧本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④这样勇壮的阵势，也是对中国旧戏的一次严重攻击。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这篇重要文章，大量介绍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娜拉》(今译《玩偶之家》)、《罗斯马庄》(《社会栋梁》)、《雁》(《野鸭》)、《博克曼》、《国民公敌》、《海上夫人》、《群鬼》等等；并且给易卜生以很高的评价，着重宣传了所谓“易卜生主义”，即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后来，胡适把它称为“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说：

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⑤

胡适如此推崇易卜生的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对于当时反对宗法专制主义传统势力的束缚，是有积极意义和冲击力量的；而对于中国话剧的发展，则又有非常深刻的广泛的影响。易卜生的戏剧，有许多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在创作方面，有些剧作家，不仅把易卜生剧中的思想搬过来，甚至连戏剧冲突的组合，故事叙说的形式等等，也都一起摹仿了。胡适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便是仿效易卜生的最早和最突出的例子。

《终身大事》作于1919年，原来是用英文写的。有一天，几位美国留学的朋友来找胡适，说北京的美国大学同学会要开一个宴会，中国的会员想在那天晚上演一出短戏，请胡适编一个英文剧本。他一天之内便写成了这个独幕剧。但因为找不到女角色，戏没有演成；剧本被朋友拿去，发表在英文的《北京导报》上。随后，有一个女子学校要排演这出戏，胡适便又把它译成了中文。⑥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

剧本明显地汲取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思想和手法。剧中女主角田亚梅，简直就是一个中国的娜拉。她与陈先生曾经同在东洋留学，是多年的朋友，正热烈地自由恋爱。田女士的母亲也见过陈先生，知道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但她还不放心，便向观音菩萨求“神签”，请张瞎子算八字，菩萨和瞎子都说这门亲事对不得。田女士的父亲，倒也不相信泥菩萨与瞎算命，对陈先生也很喜欢，却又谨遵祖宗定下的祠规，相信族谱，说二千五百年前田陈是一姓，不能通婚。田女士勇敢地冲破这些封建迷信和传统习俗的阻挠，留下一张字条，说：“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便离开家庭，坐陈先生的汽车走了。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造一个中国的“娜拉”（2）

胡适自己说，这出戏是“游戏的喜剧”(Farce，一般译为“滑稽剧”)。剧中的田太太与田先生两人，“性格描写”很有些夸张和可笑。田亚梅却是五四时代的现实人物；剧本所反映的，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婚姻自主问题，因而它正是易卜生类的社会问题剧。内容虽然比较单薄，表现却还是比较集中而有风趣，写出了反宗法传统的有积极意义的主题。原来打算排演这出戏的那个女学堂，因为戏里的田女士是跟人跑了的，觉得“不道德”，竟没有女学生敢扮演田女士!她们生长在宗法传统势力仍很强大的中国，有哪个女子敢来做离家出走的“娜拉”呢?这没有人敢演田女士，本身就说明了《终身大事》这出戏的社会意义。

胡适后来再没有写过剧本。而他对于中国旧戏，却始终抱着几乎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也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几乎一致的态度。就胡适个人来说，情况自然也很复杂，但是与他当时对于整个民族文化抱有某种虚无观念及“全盘西化”

的主张，也是分不开的。他在谈到学习西洋戏剧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大凡一国的文化最忌的是“老性”，“老性”是“暮气”，一犯了这种死症，几乎无药可医；百死之中，只有一条生路：赶快用打针法，打一些新鲜的“少年血性”进去，或者还可望却老还童的功效。现在的中国文学已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赶紧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还恐怕已经太迟了；不料这位病人家中的不肖子孙还要禁止医生，不许他下药，说道，“中国人何必吃外国药!”……哼!⑦针砭痼疾，自然该下猛烈的药石；汲取西方文学的有益成分，也是必要的滋养；

然而不承认以至鄙弃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许，这也是胡适“创作无力”的一个重要根源罢。

①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一，第210～211页。

②　同注①，第206页。

③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存》，卷一，第94～95页。

④　《新青年》“易卜生号”是1918年6月出版的第4卷第6号。《娜拉》全译载第一至三幕；《国民之敌》、《小爱友夫》均只译载一幕，后在第5卷续登完。

⑤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634页。

⑥　《终身大事》，英文题作“TheGreatestEventinLife”。随后译为中文，载《新青年》第6卷第3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其创作和翻译过程，可参看该剧本的“序”和“跋”。

⑦　同注①，第213～214页。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1）

五四时代的胡适，翩翩年少，自然也能理解青年人，爱护青年人。他与北大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一群学生，关系亲密，自不待说。对于一些素不相识的无名青年，他也时加爱护、鼓励和帮助。

1919年冬，胡适曾经为一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写了一篇传。传主李超，是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广西梧州人。家中财产颇丰厚。父母早死了；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满于封建旧家庭的生活，发愤出门求学，辗转来到北京。但因此也更遭到旧家庭和传统势力的迫害，后来竟完全断绝她的学费用度，“一钱不寄”，更使她忧愤与贫病交加。这年8月间，20刚露头的这个青年女子，终于短命而死了。李超的一生是很平凡的，又是很悲惨的。她死以后，家中继兄连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个破庙里，家里也不来过问。后事都亏她的同乡和朋友料理。他们整理李超的遗物时，寻出许多往来的信札，经过分类编记，送到了胡适手里。

胡适并不认识李超，大约也从未见过面。但他读了这些信稿以后，对这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痛惜。他觉得李超一生的事迹很有作一篇详传的价值，“不但他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他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因此，胡适说：

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

于是，胡适以当年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导人的地位，为这个素昧平生的不幸女子作传了。①他凭着李超生前的往来信稿作素材，平实铺陈点染，便把她“一生所受的艰苦，所抱的志愿”，都一一的分明表现出来。写到李超病中，她姊夫写信劝她排解心事，说了一句极伤心的趣话：“吾妹今日境遇与兄略同。所不同者，兄要用而无钱，妹则有钱而不得用。”胡适大为不平，并借此评论与质问道：

李超“有钱而不得用”，以致受种种困苦艰难，以至于病，以至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为李超及无数中国女子的不幸遭遇和命运，胡适向整个“宗法社会制度”，向“家长族长的专制”，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1919年11月29日，北京教育界召开了李超女士追悼会。北大校长蔡元培及胡适等出席，并在会上演说，于致哀追悼之外，也都谈到了解决像李超这样不幸的社会问题的方法；只是局限在教育和有产儿女的求学问题罢了。②

胡适的这篇《李超传》，是他在文学革命期间所写的白话传记之一。此外，还有《许怡荪传》，《吴敬梓传》两篇。③胡适早年写的传记，都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文字清新晓畅，不假雕饰，具有一种冲淡自然的风格。而《李超传》，乃是为无名青年所作，包含着胡适对青年的爱护，及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怜惜之情，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反对宗法传统的精神。

对那些致力于新文学的青年，胡适更是多方爱护、关心和支持。康白情、俞平伯刚在《新潮》上发表几首新诗，胡适很快就在他的长篇论文《谈新诗》里给予充分肯定，夸赞他们的诗，“是诗体解放后最足使人乐观的一种现象”。④他们的诗集《草儿》与《冬夜》，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又作评论文章，予以批评和介绍。⑤他肯定康白情的《草儿》，是早期新诗的“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说：

白情在这四年的新诗界，创造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诗，并不是有意创体。我们在当日是有意谋诗体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别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

对俞平伯，则肯定他“最长于描写”，却也不满于他“偏喜欢说理”的毛病，以致“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这具体而诚恳的评论，对青年人是很有益处，很有帮助的。

胡适为青年人的书写序，是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开始的。

汪静之，是绩溪余村人。余村与上庄，只隔一条小小的常溪河，相距仅数百步，鸡犬之声相闻。他与胡适不仅是同乡，且是邻里。1920年秋天，汪静之转学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读书，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为文学革命所激荡，开始写作白话新诗。当时胡适已是新文化的名人，又是新诗的始作俑者。年仅十七八岁的汪静之，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自然十分崇拜。那时的许多青少年诗人，都仿效“胡适之体”，汪氏也不例外。他初学作诗，甚至还模仿胡适早年的某些诗歌的口吻。例如1920年写的《怎敢爱伊》云：

我本很爱伊，——

十二分爱伊。

我心里虽爱伊，面上却不敢爱伊。

我倘若爱了伊，怎样安置伊?

他不许我爱伊，我怎敢爱伊?⑥不仅内容的浅露，而且文字的缴绕上，都可见《尝试集》的明显痕迹。

1921年7月，胡适应高梦旦的邀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代筹改良的计划。住在同乡余村人汪惕予先生在上海建造的“余村花园”。刚搬进去的那一天，汪静之等几个绩溪少年人，便来拜访胡适。⑦从此，胡适便认识了汪静之，并把他看作“我的少年朋友”了。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2）

这年秋天，汪静之与潘漠华、冯雪峰等20多人，组成“晨光社”，课余进行文学创作。第二年4月初，他们又与从上海专程赶来的应修人，同游西子湖。四位诗友，在“白堤上散步，桃树下写诗，雷峰塔旁吟诗，诗文唱和，快乐无穷”，结成了“湖畔诗社”。从此，四个年轻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自成一个流派。而他们又很幸运，得到了当代文坛上许多知名作家的爱护和支持。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浙一师的老师，当他们的顾问；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都为他们看稿，指导和支持这些年轻人的创作。因而“湖畔”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也就颇有成绩，颇有影响。

汪静之在上海拜访胡适后不久，便把他的诗稿集成一本，取名《蕙的风》，寄给了胡适；以后随时做的诗，也都陆续寄去。后来，《蕙的风》居然要出版了。朱自清、刘延陵都写了序；胡适也写了，是三序中最长的一篇。⑧他对这位“少年朋友”的诗，作了非常热情中肯的批评和鼓励。他说：

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

如此热情的鼓励，亲切的体谅和关怀，对青年人的成长该是多么有益!

《蕙的风》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抨击是异常猛烈的，胡适估计到也许有人会“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用旧道德来责备青年人“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宛转的情诗”。因此，他预先警告人们，不要“戴上了旧眼镜来看新诗”，“不要让脑中的成见埋没了这本小册子”!他以新诗最先尝试者的身份，呼吁社会给这些少年诗人们“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

果然，《蕙的风》出版后不久，东南大学便有一位少先生胡梦华，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一篇文章，攻击其中的爱情诗“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科以同《金瓶梅》一样的罪名；遭到别人批驳以后，他又发表《悲哀的青年》一文进行答辩，却又说不出多少道理，只是说什么“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念的眼泪已盈眶了”。

对于这位“含泪的批评家”，鲁迅和周作人等都曾作文驳斥。⑨鲁迅的文章，题目就叫《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他指斥胡梦华一类的“道德家”说：

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⑩鲁迅还鼓励汪静之，不必顾道德家们的议论，“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

围绕着“湖畔”诗人的成长，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老带新”、“老帮青”

的一段佳话，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和我国新文学先驱者们爱护青年，奖掖后进的优良传统。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3）

①《李超传》，原载《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出版。文末注“民国八年十二月”，显然是编集时按《新潮》出版时间添上的，有误。据《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出版)所收《在李超女士追悼会上的演说词》，注明追悼会是1919年11月29日召开的，蔡先生演词中提到胡适所作的“李女士传与演说”，可见此前《李超传》已经写就，蔡先生也读到过的了。

②蔡元培的演说词，曾刊载于1919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

③《许怡荪传》和《吴敬梓传》，均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④《谈新诗》，载上海《星期评论》1919年双十节纪念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其中引述并评论了康白情的《窗外》、《送客黄浦》，俞平伯的《春水船》及《深秋永定门晚景》(《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等几首青年人的诗。

⑤《草儿》与《冬夜》，均于1922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的《评“草儿”》，作于8月30日，载《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第1期；《评“冬夜”》作于9月19日，载《读书杂志》第2期。后两文合并为《评新诗集》，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出版。

⑥汪静之的这首诗，在胡适的《蕙的风序》中曾引述过。1957年9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蕙的风》，是经作者淘汰过的《蕙的风》(删弃三分之二)和《寂寞的国》(删弃三分之一)的合集，《怎敢爱伊》这一首诗被删弃了。

⑦《胡适的日记》1921年7月17日有“是日来访的有汪静之、胡洪钊，皆绩溪人；曹□□，歙县人，皆少年。”

⑧胡适的《蕙的风序》作于1922年6月6日，原载《蕙的风》上海亚东图书馆同年8月初版卷首；又载《努力》周报第21期，题《蕙的风》，署名“适”，同年9月24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⑨胡梦华，也是安徽绩溪人，当时是南京东南大学学生。他的《读了“蕙的风”以后》，载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10月24日)。接着，章洪熙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年10月30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加以批驳。胡梦华又写了《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载《觉悟》同年11月3日)进行答辩。以后，周作人便写了《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载《学灯》11月5日)；鲁迅写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载《晨报副刊》11月17日)。后来胡梦华还写了《“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载《学灯》11月18至20日)；于守璐又写了《答胡梦华君——关于“蕙的风”的批评》(载《学灯》12月29日)。这场关于《蕙的风》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方才结束。

⑩《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403～404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国粹”与“国渣”（1）

1919年初，作为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异常尖锐，出现了“新潮社”与“国故社”的对立。一方响应《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一方则反对《新青年》，维护旧文化、旧思想，壁垒分明，两相对峙。国故社出版的《国故》月刊，第1期就亮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子，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向新文化运动挑战。

那么，新文化要不要“国故”，怎样对待“国故”呢?这是新文化倡导者们当日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新潮社的毛子水和傅斯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新潮》第1卷5号上，发表了毛子水写的《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作者指出，近来守旧派研究国故，“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而已；他认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将国故加以“整理”。傅斯年在这篇文章末尾写了“附识”，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一是“追摹国故”；正确的态度是“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于是，《新潮》与《国故》之间，展开了关于“整理国故”的一次小小的论争。①

新潮社最早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在很不圆满；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显然还缺乏认识，以为整理国故“没有多大的益处”。真正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和必要性，并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的，是他们的老师和顾问胡适。

这年8月，胡适写了关于整理国故答毛子水的一封信。②他一方面赞成并支持毛子水提出的用科学精神来整理国故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从“有用无用”

的狭隘功利主义出发，不重视整理国故的缺点。胡适指出：

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

他主张“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甚至认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胡适充分估计到了整理国故的重要性和学术文化价值，却显然又过分夸大了它的社会意义。

到了11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③一文中，便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正式提出来了。这篇文章的标题下，排列着四句口号：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新思潮的意义”的全部内容。别的我们暂且不论，只来看看他关于整理国故的观点。他说：

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

胡适很明确，是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一个口号，当作对于旧有文化的一种积极态度，当作“再造文明”的一种手段，因而与守旧派的“保存国粹”论有着根本的不同。

对于国故，胡适认为不仅有“国粹”，也有“国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要分清“国粹”与“国渣”；不了解“国渣”，也不会懂得“国粹”。他曾经嘲笑那些国粹党，其实并不懂得什么是“国粹”，说：

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怎么整理呢?胡适提出的总原则，便是“评判的态度”。他借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是说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进行研究整理，来重新估定一切旧文化的价值。具体的方法和步骤也提出来了：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弄清古人的真意义；第四步才是综合，“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这些意见和方法，显然与守旧的国粹家们分道扬镳；而且，也是新潮社毛子水诸人所望尘莫及的。

但是，胡适对整理国故的艰难，这一工作的分量，开初也是估计不足的；他本人也并未打算具体来做这件事。他在1922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从前我们以为整理旧书的事，可以让第二、三流学者去做。至今我们晓得这话错了。二千年来，多少第一流的学者毕生做此事，还没有好成绩；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④他这时已经认识到，整理国故是要与历史的因袭和传统作战，非大力汉担当不起；他自己决心做这样的大力汉了。

这年秋天，北京大学议决要办一种《国学季刊》，胡适被举为编辑委员会的主任。10月审稿，11月付印，次年1月创刊号便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研究国学的刊物，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版面是由左向右横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标点。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国粹”与“国渣”（2）

在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创刊号登载的《发刊宣言》，是由胡适撰写的。其中首先总结了清代三百年间汉学研究的成绩和缺点；在这个基础上，对研究国故的原则和方法，作了更深入系统的阐述，可以说是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一篇完整的宣言。他特别进一步发挥了“还本来面目”的观点，说：

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⑤

胡适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眼光”，它要求既尊重历史，“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又要把历史文化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去评价其是非功过。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点，并吸取了清代汉学家们的治学经验，和复古派“保存国粹”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了。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胡适在《宣言》中提倡“比较研究”，反对学术上闭关自守。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