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8

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8

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的研究”

的功用。……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⑥

他主张“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存比较研究的虚心”，向西方学习科学方法，博采欧美学术的成绩作参考比较的材料。这种见解，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今天也不失其参考的价值。

自从胡适号召整理国故以后，几年之内，几乎形成了一种运动。中国传统小说和古代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开创了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国故学的新局面。在具体实践中，自然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弊端。原因自然很复杂，而与胡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些弊端也是分不开的。他和新潮社的人们提出整理国故，正当五四运动的高潮。胡适在这时候，竟说什么“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未免过甚其词，蛊惑人心；他又给青年人大开“国学书目”，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要求青年学生读大量的古文，写作文言文。⑦这就难免在客观上引诱一些幼稚青年脱离现实斗争，踱进研究室去钻故纸堆。这却是胡适始料所不及的罢。

①　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发表后不久，《国故》第3期(1919年5月出版)即发表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于是《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出版)又发表毛子水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②　胡适的这封信，原附载于《新潮》第2卷第1号毛子水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一文的后面；后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题为《论国故学——答毛子水》。

③　《新思潮的意义》作于1919年11月1日，原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同年12月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④　《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一版，下册，第445页。

⑤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于1922年11月5日至16日，18日改定(据《胡适的日记》)，原载该刊第1卷第1号；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版，卷一。引文据1929年3月6版，第12～13页。

⑥　同上书第23～24页。

⑦　1920年，胡适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稿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主张中学古文教学的时间为国语文的三倍，要求中学生“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选读《老子》、《论语》到桐城派古文二三百篇，还必须“自修”读完史书、子书及文学专集等15种，约计1050卷。胡适自己也承认古文功课“竟比从前增多了十倍”!

1923年初，胡适又给青年学生开一个“国学书目”，多达158种，仅其中“文学史之部”所列78种书，估计总数在一千册以上。胡适还说是“最低限度的”。连梁启超也说“叫人从何读起?”(《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原载《读书杂志》第7期，1923年3月4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疑古精神（1）

胡适号召整理国故，影响颇大；而他带头整理国故的实践，比理论号召的影响更大。

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专史式”的整理国故的著作，前面已经说过。这里要说的是胡适对于中国古史的考证及“疑古精神”的提倡。

1919年7月，孙中山先生及其助手们在上海筹创《建设》杂志，廖仲恺先生曾接连寄书胡适，一再“企候鸿文”，很希望胡适“赏光寄篇大文”。10月，胡适为上海的《星期评论》写了一篇整万字的《谈新诗》，《建设》的廖仲恺便有些羡慕，又驰书催胡适寄稿。①11月8日，胡适就写了一封讨论“井田制度”的信，寄给廖仲恺。于是，在《建设》杂志上，他与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季融五等人书信往还，展开了一场关于“井田制度有无”的专题讨论。②

井田制度，是传说的我国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关于井田制度的这段文章，近千年来的一般读书人都记得滚瓜烂熟，也大多相沿不疑。可是，胡适提出了怀疑。他把这方面的种种传说，依出现时间的先后，排列成一个井田论演变的沿革史，指出，“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到孟子才“凭空杜撰”出一个整齐的“豆腐干块”的井田制度，却还很不完全，很不清楚。以后经《公羊传》、《谷梁传》、《王制》、《韩诗外传》逐渐补充详明，到后来的《周礼》、《汉书?食货志》及何休的《公羊解诂》等书，才有了详细、整齐而又烦密的井田制。这样便“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了。

胡适说，他的《井田辨》，是对井田制度的一种“怀疑的挑战”，他所提倡的是一点怀疑的精神，即所谓“疑古的精神”。那时，他对清代学者姚际恒敢于怀疑前人不敢怀疑的经书，对崔述敢于怀疑古史古事，都十分佩服。曾经称赞崔述为“科学的古史家”，为崔述作年谱，支持顾颉刚整理汇印《崔东壁遗书》。③他曾经打算继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做一部《古今伪书续考》，作为“扫除旧污的一个方法”，并嘱顾颉刚标点姚氏的《伪书考》。④他甚至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⑤

1923年，胡适编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氏也提出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靠不住。他甚至抬出《说文》来做根据，推论说禹是一条虫。⑥接着便有钱玄同表示赞成的答书，而刘楚贤、胡堇人则提出疑问和反对，彼此驳难答辩，展开了关于古史的讨论，历时九个月。⑦胡适开头没有参与，最后写了一篇总结性文字，题为《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支持顾颉刚，提倡怀疑精神。针对有人指责顾的怀疑翻案文章足以“影响人心”，胡适说：

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⑧因此，胡适认为禹是不是一条虫，这是“琐屑的枝叶”问题，他要人们“不要忘了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对于传说的古史，该怀疑的就怀疑，“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但他也不赞成无根据的怀疑，而必须寻求证据。“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这次“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可见胡适所提倡的，是有证据的疑古精神。

前有“井田辨”，后有“古史讨论”，胡适觉得应该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他认为这两次讨论，都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并由此概括出一个“历史演进法”。他说：

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羲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⑨

老师到底比学生棋高一着。经胡适这样一总结提倡，在当时中国的史学界和思想界，疑古精神发生了很大影响，对古史、古书的怀疑和考辨，竟形成了一种风气；钱玄同甚至从1925年8月起，不再姓钱，而改以“疑古玄同”为名了。由此也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

这种疑古精神，是五四时代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对于反对宗法专制主义的传统观念与偏见，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打破人们对古书、古史的迷信与盲从，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

①　参看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67、74页。

②　关于“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的讨论文字，分别载《建设》杂志第2卷第1、2、5号。胡适所写的，计有：一，寄廖仲恺先生的信(1919年11月8日)；二，答廖仲恺胡汉民先生的信(1920年1月9日)；三，答胡汉民先生的信(同年1月26日)。后将前二信及廖仲恺先生答书(1919年12月9日)，并加“附跋”，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疑古精神（2）

③参看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年谱，只作到崔述43岁(1782，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止，后由赵贞信续完，载于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

④参看胡适1920年11月24日致顾颉刚信，载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9月再版，第5～6页。⑤　胡适1921年1月28日致顾颉刚信，见《古史辨》第1册，第23页。

⑥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1册，第63页。

⑦关于古史的讨论，双方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字，先后计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第9期，1923年5月6日出版。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载第10期，6月10日出版。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载第11期，7月1日出版。

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载第11期。

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载第11期。

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载第12期，8月5日出版。

刘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载第13至15期，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出版。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载第12至16期。(未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出版。

这位参与古史讨论的胡堇人，即是胡适的族叔与儿时好友胡祥木，字近仁，又字堇人，乳名灶松。

⑧《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一，第152页。

⑨同注⑧，第156～157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小说（1）

胡适整理国故，一个重要的，有突出成绩的方面，是考证小说。①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研究小说也向来不算学问。在轻视与鄙夷的目光下，尽管小说创作也曲曲折折地生长，出现过许多无愧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优秀作品，而小说研究却长期无人问津。明清之际，以序跋、评点为主要形式的小说批评有长足的发展，而李贽、金圣叹诸人，仍被统治者及正统文人目为异端。晚清梁启超辈重视小说，多有专论，把小说的地位抬高，视为“文学之最上乘”；

②但他们主要着眼于用小说为改良政治服务。只是从胡适开始，才真正把小说的考证和研究，当作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当作整理国故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提到了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

文学革命初期，胡适便突出强调几部传统的白话小说名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指出它们受大众的欢迎，畅销了好几百年，对于普及白话有重大的贡献。为了推进白话文运动，胡适又敦促和协助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出版他们“整理过的”几种中国传统小说名著。这种“整理过的本子”，就是有名的亚东版新式标点本白话小说。有平装、精装两种，一律32开，封面上印着一把火炬的装饰图案，广告里写着“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文学”。所谓“整理”，有三个特点：一是加新式标点符号，二是正文分段排印，三是正文之前有一篇新写的序言、引论或考证文章。他们最先印出的是《水浒传》，③由汪原放标点，胡适作考证。这便是胡适考证小说的正式开张。

他的《水浒传考证》，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它虽然难免有一些错误，但最重要的是，它给中国传统小说的考证和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这就是“历史演进法”。胡适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分两大类，一类是“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以《水浒传》为代表；一类是“创造的小说”，以《红楼梦》为代表。第一类小说，都经过了几百年的流传，最初大多是一些流行的故事，由说书或讲古的人口述，改编改写，长期演变，最后才写出有现在形式的宏篇巨制。因此，——

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④

胡适运用历史演进法，来考察《水浒传》故事的流传、演变及成书经过，从南宋时代流传于民间的“宋江故事”，到宋元之际的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宣和遗事》，元代的“水浒戏”，到后来文人整理增删，创作成一百零八将的《水浒传》，作了系统的历史的考证，勾勒出了《水浒传》演变成书的基本轮廓。

他的结论是：

《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15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⑤

今天看来，用这种历史演进的眼光来考察《水浒传》，大致是不错的。但胡适写这篇考证的时候，还只见到市面上流行的71回本的《水浒传》，其他的许多版本都没见过。因此，他的具体论断就难免错误。最突出的错误是，他竟中了金圣叹的圈套，以为明朝中叶真有一种70回的《水浒传》古本。后来，胡适陆续收集到了《水浒传》的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百十回本等好多种本子。他便根据这许多不同版本的内容异同，继续考证，又写出《水浒传后考》和《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汲取鲁迅和其他人的合理意见，纠正自己原来的某些错误的和不完善的地方，丰富了他考证《水浒传》的成果，也更完善了他考证小说的“历史演进法”。

胡适所用的这种历史演进法，对于研究那些“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具有普遍的价值。他后来又运用这种方法，考证《三国志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等小说，也获得成功。经他考证，《三国志演义》也“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是从宋以来‘说三分’的‘话本’变化演进出来的”；⑥《西游记》也“有了五六百年演化的历史”，是“起源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⑦至于《三侠五义》中李宸妃的故事，则是从最初《宋史?后妃传》里的五六百字，经过八九百年的逐渐演变，成为一部大书和几十本的连台戏。胡适据此总结出一个“滚雪球”的理论，他说：

我们看这一个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可以得一个很好的教训。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⑧

胡适把民间传说及民间通俗文学家，在这些文学名著成书过程中的作用，提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无疑是很正确并且很深刻的见解。而“滚雪球”的理论，又把他的“历史演进法”说明得更明确，更完善，更形象化了。这种方法，在我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方面，真可以说是起到了“打开一条新道路”的作用。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小说（2）

①胡适在口述自传时说：“从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14年之间，我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12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30万字〔的考证文章〕。”(见《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中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94页)

据笔者收集到的材料，从1917年5月的《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至1962年2月逝世前四日写的《红楼梦问题最后一信》，前后45年间，胡适所作中国传统小说的考证文章、书信和论文，共有46篇，计45万余字，论及小说20余种。已编成《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一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的代序中，对胡适的小说考证作了如下评价：

这些文章，论及的作品多达20余种，搜集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许多大胆的见解，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要的是，他把小说的考证和研究当作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提到了与传统的经学和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应该说，胡适的小说考证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影响也比较大，为开创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新局面，起了开拓、奠基的作用。

②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饮冰室文集》卷十七。（三版注）

③在1920年7月作的《水浒传考证》里，胡适说：“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三，第81页)而在1857年口述历史时，胡适却又说：《儒林外史》是1919年“以新姿态——标点本——出现”的，(见《胡适口述自传》第236至237页)似乎较《水浒传》新式标点本还早出现一年。他自己显然前后矛盾。据查，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式标点本传统小说，共16种。第一种是《水浒传》，1920年8月初版；第二种是《儒林外史》，同年11月初版；第三种是《红楼梦》，1921年5月初版；第四种是《西游记》，同年12月初版；以下还有《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老残游记》、《海上花》、《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宋人话本八种》、《醒世姻缘传》及《今古奇观》、《十二楼》等。前14种“全有胡适之先生的考证传序或引论”。(亚东图书馆书目广告中语；该广告所列书目为前13种，顺序同上)

④《胡适口述自传》，第194页。

⑤《水浒传考证》，见《胡适文存》卷三，第90页。

⑥《三国志演义序》，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四，第220、224页。

⑦《西游记考证》，见上书第72、105页。

⑧《三侠五义序》，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六，第685～686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对金圣叹“一分为二”（1）

考证《水浒传》，胡适自然要同金圣叹打交道。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有名的文学评点批评家。①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因素萌芽滋长，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反映到文学领域，一些文人的文学观念便较以往开通。金圣叹也受到影响，提出了一些很大胆的见解。他继李贽、袁宏道之后，抬高小说戏曲的地位，曾经把《水浒传》列为世间“第五才子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专门为《水浒传》做了三件大事：一、写了三篇序和一篇读法；二、写了许多批语，并修改文字；三、把70回以下全部删去。经他评点删改过的《水浒传》，从清初以来，竟独占鳌头，风行三百年，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水浒传》还有其他种种版本。

胡适小时候，最初读的那本被老鼠咬破了的小说书，便正是金圣叹评点删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从那以后，胡适便对金圣叹颇有些好感，佩服金氏的才气。

1920年，在胡适的支持下，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整理过的”新式标点本《水浒传》，虽然全部删掉了金圣叹的序和评语，胡适在专为此书所写的《水浒传考证》里，也肯定这是新本的“一层大长处”；但是，他对金圣叹评《水浒》的见解，仍很佩服，仍坚持“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

金圣叹本是一个复杂人物。对他的为人，说长道短，争论了几百年仍未了结。胡适的《考证》，开头便说金圣叹是一个“大怪杰”。这三个字的考语，下得颇有道理，颇为得体。对金圣叹抬高《水浒》的胆识，胡适也给了很高的评价，说：

金圣叹是17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②金圣叹有个儿子名叫释弓，刚满10岁，圣叹就把《水浒传》给他读，并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序，以为教子之道“当如是也”，颇有一点反叛精神。胡适对此也十分赞赏，说金圣叹的“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然而，他们刊印“整理过的”新本《水浒》，又何以全部删去金圣叹的批语呢?这显然与胡适对金氏批语的看法也是分不开的。他虽然也肯定金圣叹评《水浒》前11回的批语“都无大错”；又说圣叹以为《水浒》是要写“乱自上生”，也是“很不错的”。但是，胡适认为——

金圣叹的《水浒》评，不但有八股选家气，还有理学先生气。

这“八股气”和“理学气”，应该说是击中了金圣叹批语的主要弊病。③

金圣叹生活的明朝，程朱理学仍在思想文化领域占着统治地位，八股时文泛滥成灾，是那些专门研究八股文的“选家”最风行的时代。金圣叹受了这种时代风气的熏染，用当时“选家”评八股文的眼光，来批点《水浒传》，便把一部文学名著凌迟碎砍，成了一本眉批夹注的八股文范。例如，金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岗一段连写了18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了14次“帘子”和38次笑，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诸如此类的这种法，那种法，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概括有15种之多。④胡适指出，“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这就是金批的“八股气”。

“理学气”指什么呢?金圣叹用《春秋》的所谓“微言大义”来评点《水浒传》，以为施耐庵处处用“春秋笔法”责备宋江。例如第21回，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与弟弟宋清逃难出门，临别时“拜辞了父亲，只见宋太公洒泪不住，又分付道：

你两个前程万里，休得烦恼。”这本是一般的叙写父子离别，并无深意。圣叹却批道：

无人处却写太公洒泪，有人处便写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笔写成，普天下读书人，慎勿谓《水浒》无皮里阳秋也。

接着写宋江兄弟“分付大小庄客，早晚殷勤服侍太公，休教饮食有缺”。这也是无甚深意的一般叙述，圣叹却又批道：

人亦有言：养儿防老。写宋江分付庄客服侍太公，亦皮里阳秋之笔也。⑤

也就是春秋笔法，责备宋江不孝。金圣叹这样处处深求《水浒》的“微言大义”

，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看作是春秋笔法，都是痛骂宋江，穿凿附会，简直同理学先生一样迂腐。因此，胡适说：“圣叹常骂三家村学究不懂得‘作史笔法’，却不知圣叹正为懂得作史笔法太多了，所以他的迂腐气比三家村学究的更可厌!”

既然金圣叹的批语，有如此迂腐的理学气和八股气，故亚东出版的新本《水浒》便全部删掉，让读者直接去看《水浒传》，而不必去看金圣叹脑子里悬想出来的什么《水浒》的“作史笔法”；使读者直接去欣赏研究《水浒传》的文学，而不必去管17世纪八股选家的什么“背面铺粉法”和什么“草蛇灰线法”!

对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为功为罪，也有过许多争论，至今评价不一。胡适于此也作过入情入理的分析。他一方面从文学的角度，充分肯定金圣叹能够看出《水浒》70回以下文字远不如前半部，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作为文学家的金圣叹，是绝顶聪明的，了不起的。所以胡适说：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对金圣叹“一分为二”（2）

这三百年中，70回本居然成为《水浒传》的定本。平心而论，70回本得享这点光荣，是很应该的。

另一方面，胡适又从时代的角度，探究了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社会原因和思想原因。他指出：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圣叹又亲见明末的流贼伪降官兵，后复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对于《宋史》候蒙请赦宋江使讨方腊的事，大不满意，故极力驳他，说他“一语有八失”。所以他又极力表彰那没有招安以后事的70回本。其实这都是时代的影响。

胡适的这种分析，是基本上符合金圣叹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形的。金本《水浒》的第三篇序，末署“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金圣叹删改《水浒传》成功大约就在这一年，即公元1641年。正是这一年，曾经“伪降官兵”的张献忠，攻陷襄阳，杀掉襄王朱翊铭；李自成攻陷洛阳，杀掉福王朱常洵，歼灭明王朝官军主力十多万人；下距李自成攻克北京仅三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金圣叹怀着“当世之忧”，⑥删去了《水浒传》的70回以下写招安的内容；

并且自己编造了卢俊义“惊恶梦”一段文字，叙述卢俊义梦见一个自称“嵇康”

的人来收捕，他力弱被擒，宋江等一百七人假行投降，希保卢的性命。紧接着，金圣叹这样写道：

只见那人(按，指嵇康，实影张叔夜)拍案骂道：万死狂贼，你等造下弥天大罪，朝廷屡次前来收捕，你等公然拒杀无数官军，今日却来摇尾乞怜，希图逃脱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况且狼子野心，正是信你不得!

于是把一百零八个好汉，一齐处斩了。卢俊义惊醒时，看见堂上有一匾额，大书“天下太平”四个字。金圣叹又在这里自批道：“不朽之论，可破续传招安之谬”；又多次批说是什么“真正吉祥文字”。这段“惊恶梦”本来是金圣叹杜撰的情节文字，他却又用自改自批的惯技，振振有词地指责说：

后世乃复删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哉!⑦这就表明，金圣叹的腰斩《水浒》，是不赞成招安，他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正是有感于时世而发的“当世之忧”。因此，胡适说，“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那样迂腐”。这样从时代，从社会斗争的背景里，来探寻文学见解的根源，应该说是相当有见地，相当深刻的。

胡适却也中过金圣叹的圈套，相信圣叹确有一种70回的“古本”，并多方面为圣叹假托的所谓“古本”辩护。⑧后来，鲁迅、俞平伯、李玄伯等人，都不赞成胡适的意见，论定金圣叹并没有什么“古本”，他只是依据百回本截去后30回，故70回本乃最晚出的本子。胡适倒还虚心，承认了假设有古本的错误，修正了自己的结论，⑨表现出一个学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可贵品格。

①　金圣叹曾经评点并删改过《水浒传》和《西厢记》。本节对金批《水浒》，主要从胡适的评价来写，笔者也难免有所是非，但并非对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作全面评价。

②　《水浒传考证》，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三，第81至82页。本节下面凡引此文文字，皆不另注。

③　鲁迅对金圣叹也有类似的批评。在《谈金圣叹》一文中，他说：“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527页)与胡适的见解可说是不约而同。

④　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里说：“《水浒传》有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共列举了15种，其名目如次：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粉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不省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横云断山法，鸾胶续弦法。金氏于每法都有解说，并举例说明。这种种法，显然受当时八股文作法的影响；评点中也有不少形式主义的东西。

但金圣叹有较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有时也不乏警策动人之处。

⑤　见《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版，上册，第357页。

⑥　金圣叹在所作《水浒传》的第二序里，以《春秋》的微言大义，说施耐庵题其书曰《水浒》，是对宋江等“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因此，圣叹删去李贽所加的“忠义”二字，并说：

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后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几不易吾言矣哉。

⑦　参看《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70回总评，及最末一段正文及夹评。中州古籍版，下册，第1113页，第1123～1124页。

⑧　参看《水浒传考证》及《水浒传后考》，见《胡适文存》卷三，第115～131页；第171～177页。

⑨　参看《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五，第613～624页及654～657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1）

胡适的小说考证，对《红楼梦》用力最多，成绩最突出，影响也最大。①他由考证《红楼梦》而开创了一个“新红学”派。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从清朝乾隆中叶(18世纪60年代)《石头记》抄本问世开始，便有与曹雪芹同时的“脂砚斋”②评阅批点；到本世纪20年代初，约一百六七十年间，许多人喜爱评点和考证《红楼梦》，以致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所谓“红学”，后来一般人称之为“旧红学”，以区别于胡适一派的“新红学”。这种旧红学，有的保存了著者曹雪芹及《红楼梦》创作情况的一些重要材料或线索，有的包含着很有见地的评论与赏析；但大多是主观的臆想与附会。例如，旧红学中影响很大的索隐派，以穿凿附会、烦琐考证的方法，探索《红楼梦》所“隐”的是何人何事：有的说是写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故事；有的说是写纳兰成德家事；有的说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虽然具体说法不一，却都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迷宫。试以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③为例，开卷即说：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于是，他根据这个假设，比拟引申，以为“红”影“朱”姓，“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以“金陵十二钗”影指仕清的江南名士：林黛玉影朱彝尊，因为绛珠仙子的“珠”与“朱”谐音，黛玉所住潇湘馆比附朱彝尊的号“竹”；王熙凤影余国柱，因为“王”为“柱”字偏旁之省，“”字俗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即二“王”字相连也；史湘云影陈维崧，因为陈字其年，号迦陵，史湘云所佩的金麒麟，当是“其”“陵”二字之借音；……诸如此类。蔡先生说，他用的是“三法推求”，“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④其实也完全如胡适所说的是猜笨谜，只不过是很认真的猜笨谜，很认真的烦琐考证与附会罢了。

胡适考证《红楼梦》，首先向旧红学挑战，指出他们都走错了道路：

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⑤要真正了解《红楼梦》，就必须首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而第一个来打破这种《红楼梦》谜学的，就是胡适。

他从考察《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入手。《红楼梦》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但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大家又都不很清楚。从袁枚的《随园诗话》起，便一直误认雪芹为曹寅的儿子。⑥胡适为此费了不少工夫。

1921年3月，他作《红楼梦考证》初稿时，对曹氏的家世也知之甚少。他也相信袁枚的话，以曹寅为曹雪芹之父。4月间，他在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的帮助下，⑦查得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谱》、《曹楝亭全集》等许多材料，得知曹家祖孙三代四人，相继都做“江宁织造”，长达58年，在任上办过四次接驾(招待皇帝)的阔差事，正是“天恩祖德，锦衣纨”，荣华富贵极了，与《红楼梦》描写的贾府颇相符合。而对袁枚的话也开始有所怀疑，但仍疑信，以为曹寅是“老年得子”，故对雪芹“宠爱之极”，取名字也搞点特殊化。⑧

5月的一天，胡适在京师图书馆翻查《楝亭书目》。有位张中孚先生告诉他，说杨钟羲的《雪桥诗话》里有关于曹雪芹的事迹。⑨胡适于是向单不广先生借到《雪桥诗话》及《续集》，果然查得：

敬亭(按，清宗室敦诚字)……尝为《琵琶亭传奇》一折，曹雪芹()题句有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雪芹为楝亭通政孙，平生为诗，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终。敬亭挽雪芹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⑩

这条材料实在重要，由此得知曹雪芹名，是曹寅的孙子。胡适查得此条，否定了袁枚的误记，也推翻了自己原来的许多假设，却使他感到“狂喜”不已。

后来他又得到《八旗诗钞》(即《熙朝雅颂集》)和《八旗文经》，从敦诚敦敏的赠诗中，得知雪芹晚年贫穷潦倒、纵酒狂歌的境况，及其他许多材料。这年的11月，胡适便写成《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考定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之孙，曹之子，生于极富贵的家庭，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但后来“大概因亏空得罪”，家被抄没；《红楼梦》是他在破产倾家之后的贫困境况下做的，止80回。据此，胡适便得出了《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这一结论，他说：

《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甄贾两个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这个“自叙传”说，是新红学派的一个根本性观念。初提出来的时候，读者囿于旧说，多不大信服。经过胡适与顾颉刚、俞平伯诸人艰苦深入的考证，搜集了大量实际可靠的材料，考定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确与书中的贾府宝玉“绝似”，也符合《红楼梦》开卷的“作者自云”及“石头”所说的一番话；而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也确有曹雪芹及其家庭的影子。因此，对于索隐派牵强附会的各种臆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鲁迅当年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便屡引胡适的考证，来批驳索隐派的谬说，并充分肯定胡适的“自叙传”说，指出：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2）

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

对于续作者高鹗，胡适也结合《红楼梦》的续书及版本问题，进行了考证。起初，他从俞樾的《小浮梅闲话》里，看到张问陶的《船山诗草》中《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有“艳情人自说红楼”的话，诗题下有注云：“《红楼梦》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又从《郎潜纪闻二笔》得知高鹗后来中了进士。他便去查高鹗的履历。那时，他还不知道有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一类的书，便托顾颉刚到国子监去，在那高大如林的许多“进士题名碑”里，居然查找到了：高鹗是镶黄旗汉军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科进士，殿试第三甲第一名。后来又为“侍读”、“御史”、“刑科给事中”等官，算是爬上去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