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10

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10

因而就有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问世。这只是胡适的“政论的导言”。其中说了三点：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批评。当时，北京各学校正放暑假，李大钊离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便立即挥笔，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公开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并就“输入学理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是，8月30日，《每周评论》第37号正在印刷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顾，查封了报纸，没收了财物，登在这一期上的《四论》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报纸流传出来。于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便中止了。

当年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思想信仰各有不同，其实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性质的分歧。

就胡适来看，他的第一篇文章，过分强调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抹杀了学说主义的重要性，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故文章的末尾又承认“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而且指出：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这确是切中时弊之言。试想想“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主义”满天飞的情况，有些人“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扁还没有挂起来，便“空空洞洞的争”；⑤有些人则今天主张这种主义，明天又信仰那种主义，其实多是一知半解，赶时髦而已。所以李大钊在批评了胡适否定主义学说的缺点之后，“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胡适是信奉实用主义的。他强调“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主张从实际出发，这自然是很正确的。但他基于实用主义，又否定“根本解决”的革命方法与道路，只宣传他那“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的改良道路，却是片面的以至错误的了，所以李大钊对他的批评便十分正确。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李大钊还借用日本《日日新闻》的话，指出胡适与当时的陈独秀“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这就很切实地阐明了胡适当年思想的实质，既有反对宗法专制主义顽迷思想的积极革命方面，却也有抵制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正是自由主义者的两面性特征。

李大钊的文章，不仅表明了他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立场，而且也显示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注意理论与实际相合的趋向。他指出：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问题与主义”之争（2）

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与中国社会的实际还相当隔膜，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文字也还相当幼稚，教条主义和空谈习气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的见解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了。

经过李、蓝两位的批评讨论，胡适的认识也有一些改变。他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而且把他原先提出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在《四论》中，便又专题讨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并说：“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胡适觉得输入学理不是容易的事，“做的不好，不但无益，反有大害”。因此，他主张输入学说时，一要注意发生某种学说的时世情形；二要注意学说“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思想影响；三要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这三种方法，他归纳起来就叫“历史的态度”。可见他完全是一种学术思想研究的态度。

对于马克思主义，胡适是不赞成的，但他文章里也是一种客观研究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相当多的，比那些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人读的书多；且自称“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胡适从这种学术研究的态度出发，也肯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

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种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

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地”；但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实现，有了根据地，“这种带着海智儿(按：即黑格尔)臭味的历史哲学”也就不必要了。胡适用这种“过时论”，事实上又否定了唯物史观，而只肯定他的历史意义了。后来，他在一次讲演“哲学的将来”时，也曾说：“最早谈井田均产的东西哲学家都列入哲学史，何以马克思、布鲁东、亨利乔治(HenryGeorge)那样更伟大的社会学说不能在哲学史上占更高的地位?”⑥也只是从历史的意义上肯定马克思的“更伟大的社会学说”。

胡适所不赞成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

又如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

胡适的立论显然是有漏洞和矛盾的。“历史上”，自然是包括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那时因“阶级仇视心”而演出过的无数“惨剧”，又该什么主义来负责呢?难道也该算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说”的账上吗?历史上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颠倒了因果，自然难于自圆其说了。

经过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不久，《新青年》又搬迁至上海编辑。北京同人便渐渐少寄文稿，且为《新青年》编辑方针发生过一些争论。⑦以后《新青年》团体便在无形中散伙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加快了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的进程。胡适对此深为感叹，说：“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于是，他只好“在这歧路上迟回瞻顾”了。⑧

①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接着，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蓝志先写了《问题与主义》，与胡适讨论。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答辩。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本则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这些文章。

②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9章有一个小标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见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195页。

③　参看《我的歧路》，原载《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6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经作者删改，本篇被删去。

④　同注③。（以下皆三版注）

⑤　鲁迅：《扁》，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87页。

⑥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8册，1929年6月3日。

⑦　参看《关于〈新青年〉的几封信》，见张静庐编《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7～16页。

⑧　同注③，第101～102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努力》谈“好政府主义”（1）

1922年春，胡适筹创《努力》周报。2月呈报立案；3月批准，警察厅的批文要求他们“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①5月7日，《努力》创刊。从此，胡适便与《新青年》团体正式分手了。

《努力》周报是一个注重谈政治的刊物。创刊号上登着“发刊词”，是胡适做的一首《努力歌》，最后二节写道：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这首歌，反映出《努力》周报对于军阀的“武力”统治仍保持着不满和反抗态度。但是胡适说，《努力》谈政治，仍然“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②最著名的是它提出的“好政府主义”。《努力》第2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是一篇专谈“好政府主义”的宣言，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有陶行知、李大钊、丁文江等共16人签署。文末即署着这16位“提议人”及其职业，长长的一排名单，多是校长、教授、博士、主任之类人物，颇有一点气派。③而“好政府”也似乎成了这许多人的主义。

其实，“好政府主义”，原是胡适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谈话间，胡适便提出“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了。他说：

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④至于“好政府主义”的含义是什么，胡适当时没有说明。

这年夏天，他到苏州、南京、安庆等地讲演。8月5日，在安庆第一中学首次公开讲“好政府主义”。谈到好政府主义实行的条件时，他说：

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按，指好政府)作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⑤可见好政府也就是好人政府。胡适还提出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PoliticalInstrumentalism)，说这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念。

以后，胡适又在上海、北京等处作过多次关于“好政府主义”的讲演。⑥

双十节前夕，上海的几家报馆约胡适做纪念文章，他因为时间紧，便做了一首诗，题为《双十节的鬼歌》，最后一节写道：

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那时的胡适，脑子里简直充满了“好政府”的念头，所以作报告也讲“好政府”

，作诗也讲“好政府”；而且从这诗里看，他那时讲的好政府，确有反对军阀“鸟政府”的积极意义。

《努力》创刊伊始，胡适便打算大力来宣传他的好政府主义。5月11日半夜，他写完《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已经很疲劳了。但他想，这篇文章如果只在《努力》周刊上作一般政论发表，影响决不会大，最好能约一些“好人”加入，作一个公开的宣言发表。于是打电话，第一个同李大钊商谈，商定第二天到蔡元培家里会议；又打电话给陶行知，他也赞成。第二天上午，到蔡宅开会的有李大钊、汤尔和等十来人；后来王宠惠、罗文干也来了。讨论之后，略有修改，大家都赞成，都列名做提议人。于是，《我们的政治主张》便很快由通讯社电传出去，各报都登载出来了。⑦

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共同目标。又提出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并认为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他们的主张，显然也有反对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所以像李大钊这样的共产党人也签名赞成。然而“好政府”的实质，却是企图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所谓“好人”出来组织内阁，实行从欧美搬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他们的要求，充其量不过是在不触动军阀统治的前提下，作某些政治的改良，反映了他们对于军阀的幻想与妥协。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里，便直认不讳，说“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⑧《努力》周报也再未提“推翻这鸟政府”一类的话了，而且还幻想由军阀政府来“裁兵”，“制宪”，实行“联省自由”，推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不是为盗贼上条陈吗?胡适后来也承认，他们的幻想简直是“与虎谋皮”。不打倒军阀，空谈“好政府”，反而会起到掩盖和粉饰军阀黑暗统治的作用。

历史有时会以喜剧的形式，与人们开一个玩笑。1922年9月，由于军阀派系的矛盾，吴佩孚等支持王宠惠出来组织内阁，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他们三人都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因此，这届内阁被人称为“好人政府”。但内阁的实权全被直系军阀所操纵，“好人政府”只不过是军阀手里的一种工具与装饰罢了。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努力》谈“好政府主义”（2）

“好人政府”仅仅维持了73天。王宠惠等整天忙碌，向外国乞讨借款，主要是给军阀作内战经费，因此引起人民的不满。又因军费分配不均，引起直系内部纠纷，王宠惠自然倾向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给他们提供较多的军费，因而引起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的极大不满。11月18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逼使黎元洪下令将罗逮捕，形成轰动一时的“罗案”。吴佩孚便出来干预，将罗释放。曹锟也不罢休，与直系其他军阀发表通电，要求惩办罗文干和王宠惠等人。吴佩孚陷于孤立，只得牺牲车马，与曹锟妥协。王宠惠等人失了后台，被迫于11月29日宣布下台。⑨“好人政府”的短命表演，使“好政府主义”声名狼藉，正派人士都不屑于提及了。

①　参看胡适1922年2月4日、17日、3月3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册，第255、269、300页。

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里，记有“钞‘E．S．’的简章。下午‘E．S．’会集。

我们都赞成有一个小周报。”E．S．当是“努力社”英文名“EndearorSociety”的缩写，据此，则努力社在这时已经成立。

②　《我的歧路》，原载《努力》周报第7期；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9页。

③　《我们的政治主张》，列名为提议人的有：

　提议人　职业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知行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　徵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　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本文原载《努力》周报第2期，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经胡适删改，本篇亦被删去。

④　见胡适1921年6月18日日记，《胡适的日记》，上册，第99～100页。

⑤　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73～175页。

⑥　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86、241页。

⑦　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52～354页。

⑧　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45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本篇亦被删去。

⑨　参看郑则民撰《王宠惠》，《民国人物传》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第140～141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不想替帝国主义辩护”?（1）

《努力》周报第22期，登载了胡适写的《国际的中国》一文。①他自己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只是实在看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瞎说的国际形势论”，才来唱一出对台戏的。

原来，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宣言，分析了自1840年国际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并且以最近的直奉战争为例，具体分析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的中国军阀战争，得出结论说：

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现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呢!……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②

因此，宣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战斗口号。其中的分析，个别地方自然也难免失误，有些具体论断也难免幼稚；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且这些见解，简直已经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常识了。

胡适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统一问题，以至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国家内部做起，寄希望于国人的反省和自觉，不赞成只是怨天尤人，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身上”。他也赞成“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应该包括在民主主义的革命之内，“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所以“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因此，他不顾一般常识，讥笑中共宣言的议论是“很幼稚的，很奇怪的”，“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的根据”，因而诋之为“瞎说的国际形势论”。胡适虽然也承认十年以前，“列强对中国自然是想走第一条路的(按：即征服统治中国)，所以有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地图的拟议”。但十年以后呢?在胡适的眼里，帝国主义似乎变得很美妙了。

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况且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

这些话，在胡适的文章里都是加了着重号，密密麻麻画了圈的，可见是十分紧要。但他大约自己也觉得太露骨了一点，为了避嫌，竟又特别声明：他“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

中共的“二大”闭会不久，它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便在上海创刊了。③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本报宣言》，其中进一步揭露国际帝国主义侵华的种种罪恶事实，列举有七个方面：

一、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

二、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

三、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

四、外币流通于全国；

五、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

六、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

七、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钳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

这七项都是众目共睹的具体事实，胡适自然也不便否认；但他却说这些“都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怪不得帝国主义，只怪中国自己的政治不上轨道。他甚至逐项辩护，把帝国主义侵华的这许多罪行，都说成是好东西。他说：

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至于关税制度，国内无数的商人小百姓困压在那万恶的厘金制度之下，眼看一只江西瓷碗运到北京时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于远从欧洲日本来的瓷碗；他们埋怨的对象自然不是什么国际帝国主义而是那些卡员扦子手了。

这简直是把侵略写成了友谊，把强盗打扮成了救星!最后，胡适竟还劝导别人，“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看了这些，人们怎么能相信，他不是在为帝国主义辩护呢?

胡适叫别人不牵涉帝国主义问题，可是帝国主义却总要来“牵涉”中国人。1925年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枪杀中国民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广州、南京、汉口、青岛各地，也发生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血腥的屠杀，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大风暴。连胡适的一些朋友，也义愤不止，朱经农说：

沪事极可恨，英人日来随意枪杀人，惨无人道，在若辈眼中华人生命不值一钱也。可恨之至。④

在全国沸腾的反帝怒潮推动下，胡适也觉得刺激太强烈，按捺不住对国家的责任心，因而与罗文干联名上书北洋政府，提出惩凶、赔偿、道歉、废除会审公廨及“修改80年来一切条约”等交涉条件，以消除“将来之隐患”，“根本免除将来之冲突”，表现了他反对外国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积极要求。⑤但是，胡适只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的交涉和谈判，却不怎么支持群众的爱国反帝运动，特别不赞成学生罢课去参加斗争。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其中说：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不想替帝国主义辩护”?（2）

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国运动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⑥

这年9月，胡适到武昌大学讲演，又公然要学生“闭门读书，不管闲事”；甚至还有为英帝国主义者屠杀国人的暴行辩护之嫌。当即遭到武昌大学师生的质问，被斥为“外国的帝国主义宣传者”，⑦虽然言词苛酷，却也是事出有因，怎好责怪别人呢?

①　《国际的中国》，作于1922年9月27、28日，载《努力》周报第22期；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28a～128i。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由胡适自己作了删改，《国际的中国》全文被删去。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共三部分：一、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中国；二、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目前的奋斗。

③　《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后迁武汉，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201期。

④　朱经农1925年6月1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334页。

⑤　参看胡适罗文干联名于1925年6月21日致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35～336页。

⑥　《爱国运动与求学》，原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

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51页。

⑦　参看李翊东1925年9月29日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5～347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二进宫（1）

还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钱玄同就说过，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胡适自己也不再辩护，却我行我素。办《努力》周报以后，他竟两次进宫看望已经“逊位”的宣统皇帝溥仪，即所谓“二进宫”，最遭舆论的反对。

事情是从故宫里装电话引起的。原来，辛亥革命时，南方革命党与清廷代表袁世凯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后，由袁氏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民国颁布“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共八款，如下：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款俸饷，仍如其旧。①

根据这个荒唐的“清室优待条件”，②宣统皇帝溥仪退位之后，仍称“皇帝”，仍用宣统年号，仍“暂居宫禁”，并无期限，由民国供给巨款，仍然在紫禁城里过着原封不动的帝王生活。

溥仪当时年纪还小，小朝廷里的帝王生活十分呆板枯燥。小孩天性好奇，又智识渐长，梦想“恢复祖业”，故对外界的新事物非常感兴趣。经洋师傅庄士敦的介绍，他在紫禁城里接见过英国的海军司令，香港的英国总督；也知道了白话文运动，读过胡适的《尝试集》。但紫禁城里的王公大臣们却十分保守，每用“祖宗旧制”来限制小皇帝的越轨行为，企图维持小朝廷的安宁。皇宫原先没有电话。

有一次，溥仪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动了好奇心，闹着要装。大臣们都来劝阻，说“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但溥仪偏不听。终于在养心殿里安装了一部电话机。溥仪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乱拨电话寻开心。

1922年5月17日，溥仪给胡适挂了个电话，约他进宫去谈谈。为了进宫，胡适先去访问了庄士敦。他5月24日的日记里记载道：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的情形。

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按，指皇太后)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③

5月30日，溥仪派了一个太监去接胡适。那时宫禁仍相当森严。他们在神武门前下车，在护兵督察处的客室坐了一会，等与宫里通了电话，才得进宫。那天见宣统的情形，胡适的日记里也有记载，颇详细：

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17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们)谈了20分钟，就出来了。④

这件事，后来在宫内宫外都引起不大不小的一点风波。据溥仪回忆，宫里的王公大臣们听说皇上私自见了胡适这个“新人物”，便“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⑤而京中各报也都当作新闻刊载，还登出“胡适请求免拜跪”，“胡适为帝者师”等传闻，闹得满城风雨。

胡适不得不写一篇《宣统与胡适》来作答辩。文中交代了与日记所载相同的会见情形之后，便指责别人，说：

清宫里这一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

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⑥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二进宫（2）

胡适从人道主义出发，同情溥仪，觉得这是“很有人味儿”，一般来说似乎很合情理。他还为此写了一首小诗，题为《有感》：

咬不开，槌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但溥仪却不是一般可怜的寂寞少年，他是一个梦想“恢复祖业”的皇帝。在中华民国的紫禁城里还实实在在有帝王，而且在张勋的拥戴下，曾经复辟了12天，这是铁的事实。那么，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怎么能刷洗干净呢?而一个提倡“德先生”的新人物，去拜望一个曾经闹过复辟的末代皇帝，还称其为“皇上”，难道倒是脑筋里的帝王思想刷洗干净了吗?

此后，胡适仍固执己见，不听人们的劝告和批评。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解散“猪仔国会”，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由黄郛代行国务总理，组成摄政内阁。11月5日，民国政府派鹿钟麟等去清宫，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没收清宫，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并把溥仪的小朝廷赶出紫禁城，限当天全部搬出。

这样采取断然措施，结束辛亥革命时早该彻底结束的帝制，无疑是符合时代潮流，符合民情的革命事业。胡适本也反对帝制，但又同情被废的小皇帝。当天下午，他便致书民国政府，提出抗议，信中说：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⑦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⑧

胡适的这封抗议信，当时曾摘登京中各报。溥仪及王公大臣们看了自然高兴。接着，胡适又亲自去溥仪暂居的北府慰问，又当着溥仪一班人，把国民军责备了一通；他又关心溥仪的前程，鼓励溥仪出洋留学。⑨真可算是末代皇帝的知遇和辩护士了。而稍具良知与民主精神的人，都对胡适的言行不满，纷纷函电批评反驳胡适；连周作人也不同意胡适的见解。李书华、李宗侗二人在报上看到胡适的言论后，甚至“觉得非常骇异”。他们认为，这种议论若出于“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与清室有关系”的一般人之口，当然不足为怪；胡适是一个标榜新文化，提倡新思想的新人物，竟然发表这种论调，就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因此，他们也写信批评胡适，很率直的驳斥他对民国政府的指责，指出：

寻常所谓“欺人之弱，……以强暴行之”的意义，当然系指强者对于弱者应有之权利，而强行夺取之谓，……则对于溥仪先生的帝号，当然不能承认是他应有的权利。所以修改优待条件的举动，当然与强者对弱者强夺完全不同。至于“乘人之丧”的理由，尤其不能成立。清室取消帝号的问题，是民国国体的问题，焉能与一妃之丧拉在一齐?

总之，吾辈如果赞成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即须承认“清室帝号取消”为正当的、必须的一件事，无所谓“丧”、“弱”的问题。⑩

二位李先生据理而论，胡适却听不进去。他们并不了解胡适的为人，他固守着“人道主义”一隅之见，便不顾舆论和实情，竟还责备别人对他的批评是谩骂、诬蔑，“字里行间充满着苛刻不容忍的空气”。胡适实在颇为固执的呀。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制造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胡适觉得形势严重，才认识到他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宫的错误，沉痛地表示忏悔。

①　转引自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1版，第45～46页。

②　“清室优待条件”，除上述“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外，另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③　《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下册，第359页。

④　《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64～365页。

⑤　同注①，第141页。

⑥　《宣统与胡适》载《努力》周报第12期，1922年7月20日出版。

⑦　胡适这话极为荒唐。民国对于清室的优待条件，系改朝换代后，新政权对于旧政权人员，国家对于一部分国民的关系；与国际条约的性质，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当时，周鲠生先生曾以法学专家的身份，撰文驳斥胡适一类人的这种荒唐言论，见《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

⑧　胡适1924年11月5日致王正廷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68页。

⑨　参看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73、179～180页。台湾学者吴相湘撰《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一文(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民国百人传》第1册)，有1924年5月胡适又进紫禁城见溥仪的事，似无实据；胡适同年11月12日致周作人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有“我两年前见过溥仪君”的话，可证无二进紫禁城的事。而这次胡适进北府见溥仪，则系实事。溥仪视北府为“小紫禁城”，故仍存“二进宫”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