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12

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12

在海外读中国的敦煌卷子，能有这么多收获，胡适真是喜出望外了。至于这些中国的东西为什么竟要到英国和法国去读，他似乎没有想，似乎也不愿意去想。转眼到了年底。胡适离开英国到美国去。在大西洋航行的海轮上，他匆匆挥笔，写了《海外读书杂记》，向读者报告他所得到的几项材料和收获。回国以后，又把从巴黎伦敦影印带回来的神会遗著整理写定，又作一篇很详细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合编成《神会和尚遗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⑦序言中说：

神会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坛经》的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九百年的隐晦，还保存了两万字之多，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得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使我们得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使我们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南宗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觉快慰的吗?⑧①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6册，1926年8月26日（三版补注）；胡适在《神会和尚遗集序》里也说：“我借这个机会要对许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谢。我最感激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院的Dr．LionelGiles，巴黎的ProfessorPaulPelliot，没有他们的热心援助，我不会得着这些材料。”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二，第292～293页。

②　《海外读书杂记》。此文原为留英学生会的杂志而作，后编入《胡适文存三集》。引文见该书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四，第539页。

③　袁昌英1926年12月18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12页。（三版注）

④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6年9月18日后所附传单，及1940年12月30日的补记。（三版注）

⑤　同上书，第6册，1926年12月17日。（三版注）

⑥　《楞伽师资记》的这两种写本，胡适当时都托人影印，带回国内，想整理付印，却始终未印成。1931年，朝鲜的金九经借去，校写为定本印行，胡适为作《楞伽师资记序》。这篇序文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二。

⑦　《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出版，又名《荷泽大师神会遗集》。其中收遗集四卷，跋四则，附录《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所收“荷泽大师神会语”一卷；胡适所撰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印在卷首。

⑧　《神会和尚遗集序》，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二，第292页。

胡适对神会和尚的考证和评价，及其他有关禅宗史的著作，自然难免有错误和武断之处；人们对胡适论禅，也见仁见智，评价很不一样。大致看来，侧重于研究“禅”学的人，如日本的铃木大拙，便说“胡适根本不懂禅宗”；而侧重研究禅宗“史”的人，则多肯定胡适的考证。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叙述唐代禅宗的南北之争，便与胡适的见解颇有一致的地方。读者可参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编第2册，第7章第2节，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1版第601至640页)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往西去!（1）

游欧伊始，胡适便打算往西去，到美国去!

还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听说冯玉祥将军那时也住在莫斯科，很崇拜苏俄，常常绘画列宁的肖像。胡适便对冯的秘书说，希望冯将军从俄国往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国，至少也应该看看德国。①到了巴黎，他曾写信给国内朋友称赞苏俄，也流露他向往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同傅斯年谈论政治的时候，他更明白地说：

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惟一之大路也。②

胡适自己当然更想到美国去，看看那离别已经十年的“第二故乡”。③

1926年除夕，胡适登上“AmericanBanker”号海轮，横渡大西洋，于1927年1月11日早7点抵达纽约。这是胡适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大都会。熟悉的街市、广场和学校，显得那么亲切，却又有些陌生了!离别十年后，纽约变了，给胡适印象最突出的，是摩托车!即汽车。纽约的街道上，以致乡间，汽车都像流水似的不断奔驰。

他在1月16日纽约的《国民周报》(TheNation)上，看到了这样一个统计数字：

全世界的摩托车27500000辆。

美国的摩托车22330000辆。

美国摩托车数占全世界81%。

美国人口平均每5人有车1辆。

去年(1926)美国造的摩托车凡450万辆，出口50万辆。④

请读者注意，这是60年前的统计数字，难怪胡适当时要感到惊讶，要赞叹美国“真是一个摩托车的国家”!

到美国后，胡适整日忙着会客，又忙着到各处演讲。有一次，胡适在费城(Philadelphia)演讲，一位朋友邀请他到乡间去住一天。他和那朋友同车前往，开到一个地方，见野外停放着一二百辆摩托车。胡适很奇怪，心想，乡里那来这么多汽车呢?便问道：“这里开汽车赛会吗?”那朋友笑起来，用手指着那边的工地，说：“那边不在造房子吗?这些都是木匠泥水匠坐来做工的汽车。”

在美国，胡适所看到的，是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大学教员自己开着汽车去上课，乡间的儿童上学都有公共汽车接送，农家生产的鸡蛋牛乳也每天自己用汽车送进城。有的人家，星期日全家坐自备的汽车到远地方去旅行游览。胡适说，这便是美国的文明，“摩托车的文明”!而我们中国呢?当时还处在“轿子文明和人力车文明”的阶段。对美国的摩托车文明，胡适怎么能不赞叹，不歆羡呢!

这次在美国小住三月，胡适目睹耳闻了美国社会各方面的飞速进步。汽车公司通行的“分月付款”方法，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购买汽车；实行所得税，成了国家税收的一大宗；雇员与工人都购买股票，成为企业、公司的股东。凡此种种，胡适都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他应邀参加过纽约的一次“两周讨论会”(FortnightlyForum)，讨论的题目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做什么时代?”到会的一位劳工代表，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他的演说使胡适由惊叹而首肯，终至于赞佩不已。美国的这种种事实，给胡适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得出了美国不会发生社会革命的结论，说：

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⑤

胡适所说的这种美国牌“渐进的”社会革命论，也就是他所赞成和歆羡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纯粹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挑战。他说：

从前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者说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也愈集中，必做到资本全归极少数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一个公司可以有一万万元的资本，而股票可由雇员与工人购买，故一万万元的资本就不妨有一万人的股东。……工人收入既丰，多有积蓄，往往购买股票，逐渐成为小资本家。……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⑥

胡适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在美国不灵，不适用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这确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十分尖锐的挑战。胡适并不懂得多少经济学说，但他根据实际，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出了一个题目，却是需要作出回答，科学的!

美国如此进步，而中国何以这般落后呢?这是旅行海外的炎黄子孙都不会不想到的问题。1月25日晚，胡适与友人谈论历史问题，便谈起“何以中国这一二百年的进步远不如西洋之大?”胡适在日记里写下了他谈的答案：

我提出几个答案：(1)中国在统一的帝国之下，没有竞争的必要，没有“政治的殖民政策”的必要，故每种进步到可以勉强应用的时期就停止了。欧洲的列强竞争甚烈，有意的增加国际贸易，有意的发展工业，有意的提倡殖民政策，皆是中国缺乏的因子。(2)鸦片之害。中国吃了印度的两种麻醉剂：先吃了一服精神上的鸦片——佛教；后吃了一种物质上的麻醉剂——鸦片。三百多年之中，鸦片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病夫国。(3)19世纪初年，嘉道的学风还在，到阮元林则徐还不曾表现大弱点。19世纪中叶的洪杨之乱毁了国中最富庶，最有文化的几省。这也是一个大原因。⑦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往西去!（2）

胡适的答案自然不是唯物史观的，但却是他几十年间几乎一贯的观点，不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吗?

①　参看《漫游的感想》第四则“往西去!”《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一，第61页。②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册，1926年9月18日。（三版注）

③　胡适在留学日记中，曾写道：

余于6月16日至绮色佳，去此八阅月矣。此次归来，恍如游子归其故乡，甚多感喟。戏谓此次归绮色佳为“小归”，明年归国可谓“大归”耳。小归者，归第二故乡也。大归者，归第一故乡也。(《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卷十三“二一　恍如游子归故乡”，1916年7月5日追记。)

④　见《漫游的感想》第二则“摩托车的文明”所引，《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54页。

⑤　《漫游的感想》第三则“一个劳工代表”，同上书卷一，第58页。

⑥　同上书卷一，第58～59页。

⑦　同注②第六册，1927年1月25日。（三版注）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经日本返国途中

1927年春，国共合作举行的北伐战争胜利发展。3月下旬，上海、南京相继克复。

北洋军阀政府行将覆灭。就在这时，吴稚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提出弹劾共产党议案；蒋介石背弃孙中山先生遗训，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清党”反共，在血泊中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胡适这时正由西雅图登船，离美返国。登船时，他便听到了上海、广州开始“清党”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横滨。胡适踏上日本国土，便给上海的好友高梦旦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询问国内的情形。高先生当即回电说：

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学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①

胡适的另一好友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当了几个月的淞沪商埠总办，也寄信给胡适，述说北伐战争起后的情况，他对前途“并不十分乐观”；不久便辞职，回北方去了。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来信，则劝他归国后不要再作政治活动；“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顾信有一段分析，颇为中肯，他说：

先生归国以后(按，指1917年胡适留美返国)，名望过高，遂使一班过时的新人物及怀抱旧见解的新官僚极意拉拢，为盛名之累。现在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按，即丁文江)之为孙传芳僚属，时加讥评。民众不能宽容：先生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民众伐异党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国民党，他们又一定热烈的欢迎了。②

这些理由，概括一句话，就是国民党也有可能给胡适加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这其实也就是高梦旦等一些人之所以劝胡适暂时不宜归国的理由。胡适心里也自然明白，怎么敢贸然回国?于是便暂留日本，观察时局的变化，考虑如何应付变化了的时局。

他在欧洲时，也很关注国内形势，与人谈起过南方的领袖人物，对蒋介石诸人也颇有好感，寄予希望。他说：

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

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③

这段时间，胡适在日本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据他自己回忆，便明白了当日吴稚晖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反共”，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胡适的同情，那时就已经在蒋介石一边了。他曾追述在东京的一段故事，说他在帝国大旅馆里，遇着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先生(ManlyO.Hudson)。谈话间，赫贞说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交谈过，认为“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胡适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曾为蒋介石辩护，说：

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道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

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按，即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④

这番话，是在26年之后，胡适逃亡美国时写的。他当日拥蒋反共的态度，虽然未必像后来这般分明，但基本倾向却毫无疑问，是前后一致的。

在日本徘徊观望了20余天，胡适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认识，心里有了一点底，觉得似乎不至于怎么样。他便订了船票，要回离开不满一年，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祖国来。

①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27页。

②　同上书，上册，第426页。

③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股份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册，1926年10月15日。（三版注）

④　参看《追念吴稚晖先生》，原载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第10卷第1期，1954年1月出版。后收入《胡适选集》“人物”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引文见该书第167～168页。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在上海重整新月社（1）

1927年5月17日，胡适从日本回到上海。他又收到顾颉刚的一封长信。顾在信中向老师和泪进言，说：

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为他们而累及先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①在“万勿到北京去”几个字的下面，都加有密圈，可见是重要极了!为什么呢?前面已经说过，胡适本人曾鼓吹“好政府主义”，当过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这些都可以当作“反革命”行为看；而他在北京的朋友，又多为军阀的僚属和政客。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胡适如果再回北京去，北洋政府垮台之日，那“反革命”的罪名还逃得掉吗?他在日本观望20余天，日夜思虑的也正是这一点，心里怎么不明白呢?北京，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回的，他便决定留住上海。

那时的北洋政府，已是风雨飘摇，财源早已枯竭。北京各大学连薪金也发不出来，教员生活非常狼狈；政治压迫更一天天加重，连续发生“三一八”惨案等多起屠杀请愿学生和民众的事件。因而大批文化人便纷纷南下逃荒避难，或则向往投效革命，或则寻求新的栖身之所。原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班人马也纷纷南下，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及潘光旦、邵洵美等新老社员，都先后汇聚于上海。胡适回国后不久，新月社的人们便联络商议，由大家招股集资，筹办一个新月书店。他们推胡适为董事长，张禹九任经理。于是，6月30日的《申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

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本店设在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略备茶点，欢迎各界参观，尚希贲临赐教为盼。

新月书店谨启新月书店的开办，以徐志摩关系多、人事熟，因而出力也最多。胡适只有一百块钱的股本，②却挂着董事长的名义，更不好意思不尽一点股东的义务。他便答应把《白话文学史》修改出来，给新月书店出版。

这部书，原是1921年冬天，胡适在教育部举办的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的讲稿。第二年又到天津去讲，他住在旅馆里，把这“国语文学史”的稿子修改了一遍。后来，北京文化学社竟把这本讲义排印了出来，封面上印着疑古玄同题写的书名，书前有黎锦熙写的“代序”，俨然是一本正式出版物了。③胡适得知以后，觉得“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自己感到“十分难为情”，便决心修改这部书。④这次修改，几乎是重写；

而且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实际上是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由于书店刚开创，稿子催得紧，胡适“随写随付排印”，仍是匆匆赶成，难免有许多疏漏；

其中的一些见解，今天读起来也未免浅薄幼稚。但这部书，可以说是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第一部著作，筚路蓝缕，草创之功还是值得肯定的。可惜始终未能续完，又是“半部书”!

新月书店开办不久，原在北京出版的《现代评论》，也移来上海编辑出版；他们又着手筹创一个《新月》杂志。这刊物的筹创，曾经发生一点波折。据梁实秋在《新月前后》一文中透露说：

杂志的筹划，最初是胡先生、志摩、上沅负责在进行，有了成议之后，上沅到了闸北斯考特路潘光旦家，宣布杂志由胡先生任社长，志摩为主编。当时聚集在光旦家的闻一多、饶孟侃等表示异议，表面上是因为社长主编未经同人推选，手续不合，实际上是新月一批人每个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志摩是何等圆滑的人，立刻主张改为集体制，胡大哥根本不列名其间。

大约就因潘家的这一点风波，素以涵养好著称的胡适也很有些生气，他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竟表示“决计脱离新月书店”，并且向董事会提出五项条件：

一、请准我辞去董事之职。

二、请准我辞去书稿审查委员会委员之职。

三、我前次招来的三股——江冬秀、张慰慈、胡思杜——请退还给我，由我还给原主。

四、我自己的一股，也请诸公准予退还，……五、我的《白话文学史》已排好350页，尚未做完，故未付印，请诸公准我取回纸版，另行出版，由我算还排版与打纸版之费用。……⑤胡适要求辞去职务，抽走股本，撤回书稿，简直是一张最后通牒，不是要拆新月社的台吗?

这最后通牒式的信当时没有公布。毕竟徐志摩在新月社同人中间，“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⑥或是“何等圆滑的人”。风波总算过去，《新月》终于1928年3月升起。创刊号上登着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篇力作。

在上海重整的新月社，开一家书店，出一个周刊，又新创一个《新月》月刊和《诗刊》(季刊)，出版了主要是新月派成员撰写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和翻译等许多著作，堪称新月社的鼎盛时期了。

①　顾颉刚1927年4月28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28页。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在上海重整新月社（2）

②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中说，他“只有一百块钱的股本”；但他1928年1月28日致徐志摩的信中却说，他还招有江冬秀、张慰慈、胡思杜各一股，胡适自己还有一股。据此，不计张的一股，胡家的股本便不止百元，而是三百元了。

③　北京文化学社版《国语文学史》，是1927年4月印行的。黎锦熙于2月16日作“代序”，其中交代该书的编著和修改情况，说：他(按，指胡适)的初稿，是民国十年给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编的。……次年(1922)4月，我在天津的直隶国语讲习所讲演，胡先生也来到，他在旅馆里把这讲义的章节次序移动了一些。那年12月，教育部办第四届国语讲习所，他又把它改了几处——这就是现在的付印之本。(该书卷首)

这本《国语文学史》分3编，第1编为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第2编为唐代文学的白话化，第3编为两宋的白话文学。附录《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④　参看《白话文学史?自序》，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6月版，卷首。后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出版。

⑤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57～458页。

⑥　此语出于胡适《追悼志摩》一文，载《新月》杂志第4卷第1期“志摩纪念号”。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中公校长偶作冰人（1）

1928年3月，正当《新月》在黄浦江边升起的时候，上海吴淞海边的中国公学发生风潮，至4月底尚未解决，校长何鲁辞职。校董会推胡适继任，希望他能出面维持，平息风潮。胡适因母校的关系，慨然允诺，于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长。

胡适接长中国公学以后，颇多兴革。当时的中国，既缺人才，又缺经费，很难办一个完善的大规模的大学。中公经费更是异常困窘，濒于破产的境地，却设有文、商、法、理工4院，17学系，而学生仅三百余人。胡适觉得非裁并改革不可。他在所作校史中说：

我们觉得何鲁先生任内所定学科组织的规模太大了，不是公学的经济状况能负担的，故自十七年暑假起，裁撤工学院与法学院，其余学系也经裁并，改为文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共两院，七学系。原有之商学院成为社会科学院中之商学系。

余六系为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哲学系、数理学系、史学社会学系、政治经济学系。①

这样改革，实事求是，经过一段努力，竟把学校“从破产中救了出来，使他有很大的发展”，以致兴旺发达起来了。②学生最多时达到1300余人；而全校只有会计1人，事务1人，舍监1人，职员共计仅14人。③比起今日一些机构臃肿的大学来，真可以算得上精兵简政了。

作为大学校长，胡适非常重视学生智能的培养。他在中公设立了奖学金，奖励学生读书；并积极提倡写作及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会等活动。胡适认为，这些活动可以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帮助思想学问。他曾说：

我们相信，文字的记录可以帮助思想学问：可以使思想渐渐成条理，可以使知识循序渐进。……商家的账簿上往往写着“勤笔免思”；其实勤笔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④

在胡适的提倡与鼓励之下，学校创办了《吴淞月刊》，学生中也办起了《野马》等许多刊物，出现了一种自由、主动、活泼的读书风气。

胡适也相当重视体育，曾亲自为全校运动会写了一首短歌：

健儿们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⑤

他所看重的不仅是学生体格的锻炼，而且重视运动场上对学生品格的培养，希望青年们养成一种堂堂正正的运动员风度。

对于校中成绩突出的青年学生，胡适非常热心培养扶持，甚至有些偏爱，却也相当严格。当时文理学院的学生罗尔纲，平时一点也不活跃，在校中无声无息。但他成绩优秀，得过学校首届奖学金，文化史的论文也作得不错，很得胡校长的赏识。1930年夏，罗尔纲要毕业了。毕业前夕，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介绍工作。胡适便约请罗尔纲做家庭教师，并收他做“徒弟”。罗氏在胡家先后五年，除指导祖望、思杜兄弟俩读书外，又帮助抄录整理胡铁花先生的遗集，⑥并在胡适的指导下研究史学。后来，罗尔纲写了一本《师门辱教记》的自传，记述这五年跟胡适做“徒弟”的生活，颇为亲切生动。其中写道：

我一入师门，适之师就将“不苟且”三字教训我，我以前谨遵师教。到了妻儿来北平后，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制滥作了。……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

我十分惭愧，又十分感激，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

据罗尔纲所记，胡适对他的几次批评确是很严厉的，但严厉之中却也能给人以启迪；而对罗氏的成绩，胡适也多有称许和鼓励。⑦罗尔纲后来研究史学颇有成就，尤为太平天国史的著名学者。他自己认为，跟胡适的指导与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吴晗，当年名春晗，也在中国公学念书，也是胡适的一个得意门生。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也得到胡校长的赏识。后来，胡适被迫离开中公，吴晗也离校北上，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胡适又介绍他在学校谋得当“工读生”

的机会，解决了经济困难；又亲书一副对联送给他，写着：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胡适还写信勉励吴晗，要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并在《大公报》上撰文，希望大学生们以吴晗为榜样，“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吴晗那时确也深受胡适的影响，不仅把胡适送的对联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也给胡适办的《独立评论》写文章，并且按照胡适的指导和要求，成了专治明史的著名学者。⑧但是，吴晗是一个热血青年，看到黑暗腐败的现实，他怎么坐得下图书馆而无动于衷呢?他给胡适写信，说：

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

他这些痛苦，不敢“向有党籍的人吐露”，因此向胡适倾诉，说自己“过去备受先生的训诲指导”，也希这时能给他“指示一条应走的路”。⑨胡适却难以为力。后来吴晗思想转变，走上了与胡适相反的道路，成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中公校长偶作冰人（2）

当时中国公学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吴健雄女士。后来她留学美国，胡适对她仍经常关心指导。她终于成了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胡适常常以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⑩吴健雄呢，对胡适的教导也终生不忘。1985年，她应邀回祖国参加母校南京大学校庆纪念，对青年后生谈治学经验时，犹说到胡适先生对她的教导和关心，是她后来积极进取的动力。

为了培养学生，大学最重要的是要聘请好的教授。胡适接长中公以后，虽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是努力延聘，罗致了一批英美留学生到校任教，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较为齐整。他聘请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风，不限资格，不分派系。如中国文学系，有王运的弟子马宗霍教先秦文学与《说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有陆侃如、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释，有郑振铎、梁实秋教西洋文学等等，还有年轻作家沈从文教小说创作。又聘请高一涵先生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胡适自兼文理学院院长，还兼授“文化史”一门课程。他每周除了来校上课，洽商校务及主持各种会议和活动之外，大部分时间仍住在沪西极司斐而路寓所，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在任中公校长的两年间，出版了《白话文学史》上卷，《庐山游记》、《人权论集》，编校了《神会和尚遗集》，还写了收在《胡适文存三集》里的许多文章。这样一位饱学而勤奋的校长，在研究和写作方面有这许多成果，对教员，对学生，对学校的学风，将会产生怎样良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胡适不拘资历，破格延聘沈从文来校任教，在中国公学曾传为美谈。

沈从文，湖南凤凰人。只念过小学，大兵出身。后来刻苦自修，创作小说，多发表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成了《现代评论》的一个台柱作家，颇得读者的喜爱。1928年春天，沈从文来到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合办《红黑》杂志和红黑出版社。他们三人有很深的友谊。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杀害，沈从文曾多方奔走，协助丁玲设法营救。但据沈的好友丁玲女士说：

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

那时候，教授的社会地位远比作家高，因为自学可以当作家，搞创作；却很难成学问家，当教授。沈从文也想当教授。但他没有学历，小说虽然写得好，却不能算学问，因此难进大学的门槛。

胡适原来就器重沈从文，出任中公校长后，便聘请他来校教“小说习作”，破格提拔他当了教授。沈从文讷于言辞，小时候读书也很不认真；但教书却很认真。

为了给学生作习题举例，他随时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写了表现不同生活题材的许多作品，在艺术上作了多方面的探求。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新月》杂志和《小说月报》上，是他在中公教书的一项大收获。

沈从文在中公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夫人张兆和女士。据说这事也与胡适校长有些关系，得到过胡适的帮助。当时中公已实行男女同校，但女同学为数不多。据中公校友回忆，张兆和女士心地善良，性格纯朴，沉静，又擅长球类体育，富健康美，被公认为中公的“校花”。许多男同学争相追求，都被她一概拒绝，不予理睬，因此都知难而退了。惟有教师沈从文锲而不舍，写了许多情书给张。她起初也不理睬，后来被缠不过，便去极司斐而路找胡校长。进门时，张女士腋下夹着一个包裹；胡适见了，笑着说：“你何必送东西呢?”她打开包裹送到校长面前，说：“不是礼物，是沈先生寄来的一大堆信。请校长你看看。”显然，张女士此行的目的，是求校长干预，回绝沈先生；并且说，“他是老师，不能对学生这样!”胡适知道了张女士的来意，便笑着说：“师生恋爱并不犯法，在外国亦是常事，校长是不能干涉的。”谈了半晌，张兆和起身告辞，胡适送她到门口，将那包信退还给她，并劝说道：“你不妨回他一封信，以后仔细观察，如认为他并无恶意，做个朋友也好。否则，婚姻是不能勉强的。”胡校长侃侃一席话，无意中做了冰人，后来沈张恋爱居然成熟，于1933年9月9日结婚了。

从此，他们俩数十年间，风风雨雨，成了同甘共苦的忠诚伴侣。

①　《中国公学校史》，原载《中公己巳级毕业纪念册》，后收入《胡适选集》“历史”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版，第1～10页。

②　中国公学校董会1930年5月15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4～15页。

③　参看杨亮功所作《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

杨亮功先生是当时中国公学副校长，系胡适提名，由校董会聘任，1928年暑假中到校任职。

④　《吴淞月刊发刊词》，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年6月3版，卷七，第975～976页。

⑤　这首歌作于1930年4月。后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为《尝试后集》之一首，题《中国公学运动会歌》。有人亦称之为《健儿歌》。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中公校长偶作冰人（3）

⑥胡传(铁花)的遗著，经罗尔纲整理抄录后，一直未印行。1948年12月，胡适飞离北平时带出，后带往美国。其中的“日记”与“禀启”，于1951年5月，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书名为《台湾纪录两种》；后又按日期合编为《台湾日记与禀启》，1960年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行。以上两种版本，均署“胡传著，胡适罗尔纲校编”。

⑦据罗尔纲的“自序”及胡适的“序”和“后记”，我们可知：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是1943年3月间，应当时广西省政府参议、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先生之约而写的。1944年6月，由桂林建设书店印出，“不到多少天，桂林便紧急疏散，所以在那个短促的时光内，此书还不曾得与广大的读者见面。”1945年，罗尔纲将修改本交独立出版社总经理卢吉忱(逮曾)先生，准备重印；卢请胡适写一篇序，但胡适拖到1948年8月才写，书没有印成。1952年，胡适回台湾讲学游览，顺便向卢逮曾取得此书的修改稿本，于1958年自费印出，改题书名为《师门五年记》。1963年，台北《传记文学》第3卷第3期曾选载。此处引文即据《传记文学》。

⑧参看金若年作《吴晗同志事略》，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吴晗与“海瑞罢官”》一书，1979年8月1版，第115～116页及121页。

⑨吴春晗1932年1月30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02～104页。（三版注）

⑩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下午，在为欢迎新老院士而举行的酒会上，胡适致辞，中说：

我对于物理学是一窍不通，却有两个学生是名满天下的物理家。一位是当年北大物理学系主任饶毓泰，一位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算起该是“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的，也是值得自豪的。(《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207页。)

讲完这些话不久，酒会结束时，他心脏病猝发倒地，便去世了。

参看方延明写的“人物专访”《重返母校，寄语后生——吴健雄教授谈治学》，载1985年7月18日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

吴健雄女士，原就读于中国公学，后转入中央大学，解放后改称南京大学。故中国公学、南京大学均为吴健雄女士的母校。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1950年11月，载《胡也频小说选集》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9页。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教职，据当时的副校长回忆是“教授”，参见注③；但当时中公的学生李雄回忆，又说沈是“讲师”(《敬悼胡适之先生》，载台北《畅流》半月刊第25卷第3期)。大陆学人尹在勤著《新月派评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说到何其芳在上海中国公学念书时，曾受沈从文的影响和赏识，其中也说沈“当时在该校任讲师”，不知何据。笔者不便以这等事去询问沈先生，姑从杨说，亦存李尹二说以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