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15

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15

不久，胡适便出来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做总结。他在《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文中，引证国民党的党义，表明自己的心迹，说：

依我们的看法，国民党的“法源”，建国大纲的第14条和第24条都是一种议会政治。……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而在这样走上民主宪政的过程上，国民党是可以得着党外关心国事的人的好意的赞助的。⑦

胡适代表《独立》一班人，也俨然以“党外”人士代表的身份，公开表明拥护蒋介石国民党。这便是讨论“民主与独裁”一年多所求得的“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他所希望的蒋介石（2）

这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已趋稳固，便积极准备召开国民党的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胡适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公开为蒋介石说话，抬轿子，吹捧蒋介石“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为帮助蒋介石登上全国“最高领袖”的宝座大造舆论；并且说“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又说“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谋利益的”，又说“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膀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因此，胡适断定蒋氏之“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个事实的问题，因为全国没有一个别人能和他竞争这个领袖的地位”。⑧把这许多好话都堆在蒋介石头上，未免近乎谄媚，那“独立”的面纱也全撕下了。但是，胡适即便吹捧蒋介石，也并没有忘记他以宾师自处，教育引导蒋氏的良苦用心与幻想。他婉转地批评蒋介石“爱干涉到他的职权以外的事”，无论军事、内政、外交、财政，也无论教育、实业、交通、卫生，以及中央和各省的事，蒋氏都一把抓，也就是独裁。胡适说，这是“蒋介石先生的最大缺点”。他曾写信给蒋介石，“劝他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则成功较易，而责任分明。成功易则信任日增，责任明则不必代人受过。”

他认为蒋“今日之事，适得其反，名为总揽万几，实则自‘居于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⑨而胡适最注重的还是民主宪政，他再而三地劝导蒋介石实行宪政，说：

倘使蒋先生能明白这段历史的教训，他应该用他的声望与地位，毅然进一步作宪政的主张，毅然出来拥护宪法草案，促进宪政的实行，……倘使他能如此做，那才是真正做到了不独裁的全国最高领袖。只有一个守法护宪的领袖是真正不独裁而可以得全国拥戴的最高领袖。那是政制改革的大路。⑩

守法护宪，不独裁，这便是胡适所希望的蒋介石。胡适对蒋氏的用心，对蒋氏的幻想，无可奈何地近乎虔诚，锲而不舍。然而，以武力起家的蒋介石，怎么可能真心接受并实行胡适所贡献的民主宪政呢?

①胡适1936年1月26日致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02～303页。

②蒋廷黻的《革命与专政》，丁文江的《革命与专制》，两文同载《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出版。由这两篇文章而引起了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至1935年2月才告一段落，历时一年多。

③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原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33号转载，1934年12月30日出版。

④《再论建国与专制》，载《独立评论》第82号，1933年12月24日出版。

⑤《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载《独立评论》第133号，1934年12月30日出版。

⑥《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载《独立评论》第130号，1934年12月9日出版。

⑦《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载1935年2月17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41号转载。

⑧《政制改革的大路》，载《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5日出版。

⑨此信未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1册)1934年4月4日记有“写信托廷黻带去给蒋介石先生”，并摘要叙述信的内容，可以参看。（三版注）

⑩同注⑧。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唱对日不抵抗低调（1）

《独立评论》创刊时，正当“一?二八”事变上海停战之后。如何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和《独立》唱的是不抵抗的低调。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竟规定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带，虽由中国警察接管，却规定中国不得在本为自己领土的“交战区”驻兵，明显是对中国主权的出卖；又规定日军撤至“一?二八”事变前地区，即承认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沪、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广大地区永久驻军，还承诺取缔抗日运动，答应把英勇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这显然是一个妥协和出卖主权的协定。而这时创刊的《独立评论》，发表胡适的文章，却公然赞许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态度，赞扬丧失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①不久，胡适又发表《论对日外交方针》，主张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项原则，与日方“和平”交涉。②

虽然文中明确提出“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却又妄言中国也不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实际上等于承认满洲独立。因此，连一向追随胡适的傅斯年也极表反对。

胡适一味主张温和冷静，不以武力抵抗，幻想与日本和平交涉、谈判，故对一切能暂时停止战争的妥协举措，他都表欢迎拥护，特别寄希望于国际的“调解”与“援助”。这年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报告书，即“李顿报告书”。这报告书也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英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不满，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有所揭露，如指出日军“九一八”夜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满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未经宣战而“武力强夺占领”；“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在当地华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这些诚然是公论。但是报告书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满洲自治”，由“国际合作”共管，企图将中国的东北变为西方各大国共同的势力范围。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所谓“满洲自治”，胡适也全盘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③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郑螺生等人的质问与批评。④但胡适仍不改初衷，接连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多篇文章，⑤继续散布对国际联盟的幻想，希望通过国际的“调解”、“援助”，来解决中日问题。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只认强暴，不顾世界舆论。胡适有时也十分矛盾，觉得对国联的幻想不切实际，还必须强调民族自救。他曾说：

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幸运满天飞，飞不到不自助的懒人的头上!⑥应该说胡适还是有所觉悟。但是他的不抵抗主义，根深蒂固，且源远流长。早在留美时期，他就是老子的“不争”哲学和基督教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当年留美同学，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坚决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却力主“温和”“冷静”，反对抵抗日本侵略，被同学骂为“木石心肠”。⑦时光流逝了近20个春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新的侵华暴行，胡适还是重弹不抵抗的老调，并以为他的这种态度是“理智的爱国主义”。但是，他的论调却与蒋介石政府当年的不抵抗政策不谋而合了。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传统。各阶层的爱国同胞，特别是热血青年，都奔走呼号，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国难，抗日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自称是《独立评论》的“准社员”，也主张抗日。他给《独立评论》写信，希望《独立》的朋友联合发一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并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若何?⑧胡适却仍坚持他的不抵抗论调，他回答徐炳昶说：

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以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⑨

胡适在日本侵略者的先进武器面前，极度悲观，国势孱弱，无可奈何。他以为只有妥协求和，才能避免国家更大的损失，一个负责任的政论家必须冷静，不可轻言抵抗。这是他坚持不抵抗主张和幻想国联调解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他确乎是冷静的，却也确乎冷到了“木石心肠”的化境啊!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唱对日不抵抗低调（2）

1933年，日军又侵占热河，大举进攻关内，直逼长城以南，平津华北形势十分危急。国民党政府束手无策，又只好谈判乞和。这年5月，胡适作《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继续唱低调，主张暂谋局部的华北停战以“保全华北”，认为中国此时“决无解决的能力，也决无解决的办法”，“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⑩他如此为国民党政府的乞和与不抵抗辩护，以致傅斯年更加怒不可遏，一反过去对胡适执师礼甚恭的态度，写信抗议，并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社。仅此一点，也可见胡适所唱的不抵抗低调，是何等不得人心!

胡适唱不抵抗低调，很不得人心，延宕和贻误抗日救国的责任，自然也不可推卸；但也不可因此就说他是投降卖国。他主张与日本妥协谈判，也是出于一种爱国的责任心，故坚持以“取消满洲伪国”为目标。1933年2月14日，日本在答复国联的书信中叫嚷：“日本政府深信‘满洲国’独立的维持与承认是远东和平的惟一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便认为“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他说：

此时中国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该自己首先跪下来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个世界拒绝承认的局面。

另一处，胡适在揭露日本政府提出“解决任何悬案”，实现所谓“中日亲善”的欺人之谈的时候，也指出：“任何悬案”，当然应该包括“满洲国”为第一个必须解决的中日悬案。这个第一悬案如果无法解决，其他的“任何悬案”即使有解决的方法，也不可能消除两国之间的仇恨。他还突出强调说：

我们对日本，对世界，决不可回避这个满洲问题。……我们决不可因敌人忌讳而就忽略了这三千万人民所在的失地，让他们去任日本军阀的随意宰割!

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胡适唱低调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在日军铁蹄蹂躏下的同胞，也没有忘记被侵略者占领的我国神圣领土和主权。

到了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华北发动新的进攻，策动一些亲日派汉奸发动所谓“五省自治运动”，阴谋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东北”。国民党政府竟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等酝酿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迎合日本提出的“华北特殊化”的侵略野心。11月中，宋哲元在北平居仁堂举行谈话会，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胡适应邀出席，并在会上慷慨陈辞，反对所谓“冀察自治”；会后，又与北平教育界人士发表联合宣言，反对任何脱离中央、破坏国家统一的阴谋。他还撰写了《华北问题》一篇专文，指出：

决不能容许任何区域在此时机脱离中央而变成受外人卵翼的独立区域。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时候，若有任何破坏统一的事变出现，主持的人必定成为全国人痛恨的对象，必定成为历史上孝子慈孙永远不能洗刷的大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我们今日最应该牢记的一句话。

况且华北当局诸公要深切觉悟，在今日形势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计划都是空谈，……诸公岂不知道他们逼迫华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侵我主权，正是一百分的干涉内政，正是一百分的谋我疆土!此等谬说岂可轻信!

这里，胡适不仅表达了我中华的民族大义，而且也开始否定“委曲求全”的妥协态度了。此后，《独立评论》又接连发表了翁文灏的《我们应努力拥护统一》，傅斯年的《北方人民与国难》、《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及胡适的《冀察时局的收拾》等多篇文章，都明确反对“华北自治”的阴谋。这些情况告诉人们，胡适和《独立评论》在抗日方针上唱低调，在舆论上助长了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铸成了错误；然而，他们又毕竟不同于亲日派，毕竟是一群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

①《上海战事的结束》，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出版。

②见《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出版。

日方所提的五项原则，是1931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通告我国驻日公使提出的；同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长篇声明书，其中第四节又重提这五项原则为中日直接交涉的先决原则，其文如下：

(一)否认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动。

(二)尊重中国领土之保全。

(三)彻底取缔妨害相互之通商自由及煽动国际的憎恶之念之有组织的运动。

(四)对于满洲各地之日本帝国臣民之一切和平的业务予以有效的保护。

(五)尊重日本帝国在满洲之条约上的权益。

③《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载《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出版。

④1932年10月18日郑螺生、方之桢、林有壬致胡适信，就一、东三省解除武装，二、东三省设立自治政府，三、关于日方利益之中日条约，四、中日和解公断不侵犯及互助条约，五、中日商约等五个问题，向胡适提出质问与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广大知识者的见解。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36～139页。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唱对日不抵抗低调（3）

⑤分别载《独立评论》第32、34、39号。

⑥《内田对世界的挑战》，载《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出版。（三版注）

⑦参看本书第3章第12节。⑧见《独立评论》第46号所载《西安通信》，1933年4月16日出版。

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载《独立评论》第46号。胡适后来口述自传时，也说了大致相同的意思：

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20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袖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

⑩《保全华北的重要》，载《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刊，1933年6月3日出版。

参看胡适的《又大一岁了》，载《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出版。

其中说：

独立社员至今没有一个散伙的。有一次，我的一篇《保全华北的重要》(第52、53号)引起了孟真的抗议，他写信来说他要永远脱离独立了。但后来我们当面谈过，彼此也都谅解了，孟真至今还是独立评论的台柱子。

《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载《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出版。这篇文章，举1914年比利时被德国占领，四年复国；1871年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过了48年才收复失地，提出“我们可以等候50年”!其中虽有一点亡而复兴的信心，但毕竟太消极，太被动，太悲观了!故而受到不少人的非议与批评。

《解决中日的“任何悬案”?》，载《独立评论》第102号，1934年5月27日出版。

见《独立评论》第179号，1935年12月1日出版。

分别载《独立评论》第180、181、182号。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的遭遇（1）

胡适说，他“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他所撰写的“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碑文应可证明，他的这句话确是一句实话，也是他在思想感情上与亲日派不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1933年5月23日，正当蒋介石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乞和的时候，离北平60余里的怀柔县附近，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五十九军的一千多名将士，与日寇展开了一场壮烈的血战。战斗从早晨四时开始。中国健儿们冒着敌人飞机的侦察轰炸，赶筑阵地，在坚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战壕。坚守到了下午，因为停战协定已签订，上级便命令他们撤退。但他们正在酣战中，又听到那丧权辱国的停战消息，更不愿放弃这难得的抗敌机会，一直坚持战斗到下午7时才撤下阵地。在这次战役中，有203位将士壮烈殉国。

后来，国民政府将这些抗日战死将士安葬在大青山，建立公墓，树碑纪念。傅作义将军特意请胡适为公墓撰写碑文。胡氏欣然允诺，并为抗敌将士“最壮烈的血战”所感动，以极端敬仰的深情，写了一篇白话碑文，由钱玄同书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这就是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碑文中愤怒谴责《塘沽协定》是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是“国耻”，热烈歌颂抗敌将士的壮烈血战和英勇殉国的精神，说“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最后的铭文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203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①

碑铭所表达的，正是我中华子孙的民族大义和对殉国英雄的无限敬仰之情!

但是，到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阴谋吞并华北五省。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军的压力，6月初，由亲日派大将何应钦出马，与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断送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又取缔反日运动，“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掩藏”，连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也在“取缔”之列。胆小的何应钦“打了几个电报给傅宜生(按：傅作义字宜生)，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帜，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长城’二字”，碑文也蒙上了一层沙石，另刻上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了，只剩林森题写的“河山壮气”一个匾。7月5日，胡适曾随同傅作义将军同去绥远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胡适原来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没有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这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竟被国民党政府自己先“埋葬”了!胡适站在这203个国殇的墓前，真是不胜感慨，悲愤交集，援笔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诗，词云：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②

胡适虽然长期唱低调，不主张：“提起铁匠铺的大刀”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因而不主张对日作战；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汉奸，却也饱含着不满与悲愤。他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炎黄子孙的血，还保存着中华民族子孙的民族气节。

他对中国外交方针的见解，便明显与亲日派的汪精卫有别。胡适是英美派的知识分子，对日本侵略者的认识，还是很鲜明的。他曾在《独立》论外交政策说：

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我们必不可抛弃那国联的大路。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和日本作种种事实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必须认清：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今日的情形，老实说，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我们若因为怕疯狗，就连朋友都不敢结交了，那就不够资格做朋友了。③

胡适在外交上主张“多交朋友，谨防疯狗”，即是与苏、美、英交朋友，共同对付日本这条疯狗。汪精卫却不赞成胡适的主张。他在给胡的信中说，即使苏、美、英幸而战胜日本，但“我国已成一团糟，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④汪氏散布这种悲观论调，是为他的亲日降日方针张目的，在当时的一些亲日派里颇有市场。胡适不能同意这种悲观估计，认为对国际要有“一点信心”。他指出：“我们若先疑虑乙、丙、丁(按，指苏、美、英)来瓜分或共管，那么，除了投到甲国(按，指日本)的怀抱去做朝鲜，还有何路可走呢?”胡适的调子明显比汪精卫要乐观一些，他自己说：“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⑤他的所谓“高调”即是反对亲日派的投降外交，但也并非主战，而是寄希望于国际，主要是美、英、苏的援助。胡适后来也一再强调国际路线不可抛弃，要充实欧美方面的外交人才，并说：“我们必须抓住苏、美、英三国，万不可贪小便宜，失去世界的同情”。⑥从以后世界反法西斯大战的实际发展情形来看，胡适所论外交方针的这一点，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远见卓识。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的遭遇（2）

1936年5月间，华北局势“曾有很大的混沌酝酿”，投降气氛颇为浓厚。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侵略者订立了秘密的《华北防共协定》。但宋哲元统率的二十九军，毕竟是曾经在长城奋起抗日过的军队，5月30日夜的干部会议，便决定方针不变，不脱离中央。胡适得知此情，于31日作《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进一步晓以民族大义，其中说：

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有心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是国贼。……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奸国贼，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骑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虽遭厄运，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一点：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⑦他对汉奸国贼的斥骂，对卖国行径的谴责，都是正气凛然啊!胡适又亲自去拜望过宋哲元，为宋陈说“不丧失主权”和“服从中央”两大原则。⑧自然，他所竭力维护的“国家统一”，“服从中央”，都是指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但是，在那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却也只有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可望勉强统一中国，统一全民族，来共同抗战，这不是中国当日的现实吗?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和平解决，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终于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迅速建立起来，使全国进入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

①碑文全称为“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有拓片，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之《尝试后集》中，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1版。

②同见上书。该诗有跋，云：“公墓碑刻成建立后，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隐藏。于是傅作义将军在碑上加一层遮盖，上面另刻‘精灵在兹’四大字。”《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2册，1935年7月5日(误记为6月5日)有详尽的记载。该诗文字稍有不同，第二句为“埋藏隐晦不须悲”，第三句为“山灵将待我来日”，一、四句同。（三版补注）

③《世界新形势与中国外交方针》，载《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20日出版。

④汪精卫1933年11月2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20～221页。

⑤胡适1933年12月20日致汪精卫信(稿)，同上书第225～228页。

⑥胡适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灏信(稿)，同上书第322页。

⑦《敬告宋哲元先生》，载《独立评论》第204号，1936年6月7日出版。

⑧参看胡适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灏信(稿)。同注⑥。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白话文与“大众语”（1）

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胡适生平最引为得意的事业。他一生常以白话的布道者、护法神自居，始终关注着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

南京国民政府初创，胡适因学生罗家伦在政府里当了官，便致信罗氏，希望他提出建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他又盼望党政要人吴稚晖、蔡元培、蒋介石、胡汉民诸公，也能赞助此事。①但那些要人们未理胡适这一套，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种报纸，依旧是文言、骈文满天飞。胡适心想，这不是连北洋军阀政府都不如吗?1920年，徐世昌做总统，傅岳芬当教育总长时，还下令废止小学的文言课本，改用国语课本呢。但报纸和公文依旧用古文，学了白话文而不能看报，不能在社会上应用，谁还肯热心去学呢?因此胡适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报纸改用白话。等了十多年，连国民党的新政府也不能实现。他有些生气了，便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尖锐批评道：

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岂不是连徐世昌傅岳芬的胆气都没有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②

为了推行白话文，不惜冒犯“党国”，给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可见他对白话的关切和热心，到了何等程度!

1934年5月间，汪懋祖、许梦因等人重谈“复兴文言”的老调，提倡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文言，反对白话文；吹捧湖广军阀何键、陈济棠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这就是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③进步文化界对这种迷恋古文的论调，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独立评论》也发表了任叔永的《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胡适的《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和《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等几篇文章。

④胡氏在分析批驳了汪、许的文言主张之后，指出：

我深信白话文学是必然能继长增高的发展的，我也深信白话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天会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话文学完全奠定标准国语之前，顽固的反对总是时时会有的。对付这种顽固的反对，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

虽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进步，——必须还靠第一流的白话文学的增多。

至于读经，胡适同意傅斯年的观点，认为“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拿这些来教儿童，教员不是浑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读经的论调，本是沉滓泛起，进步文化界稍加批驳，便又沉落下去了。论争便很快转为“大众语”的讨论。这是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继续。人们提倡大众语，是“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

；要做到“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而且还要成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⑤可见这场讨论是为大众着想的，对于促进新文学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但讨论中，也有人借“大众语”来否定“五四式白话”，要把白话与文言文一起抛弃。⑥因而被鲁迅斥为“狗才”，“虽然好像很激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⑦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应该做“更浅显的白话文”；而关键在于作者须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⑧

胡适也参加了大众语的讨论。他针对一些人把大众语同白话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指出“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所谓“大众化”，是指“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他说：

现在许多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不会做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话不大众化，这真是不会写字怪笔秃了。白话本来是大众的话，决没有不可以回到大众去的道理。时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众化，只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大众的存在。因为他们心里眼里全没有大众，所以他们乱用文言的成语套语，滥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新名词；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语气是不文不白的；翻译是硬译，做文章是懒做。……这样嘴里有大众而心里从来不肯体贴大众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间去”，他们也学不会说大众话的。

因此，胡适认为提倡大众语的人，“都应该先训练自己做一种最大多数人看得懂，听得懂的文章”。既要为识字的大众着想，也要为不识字的大众着想。要做到“用一个字，不要忘了大众；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众；说一个比喻，不要忘了大众。这样训练的结果，自然是大众语了”。⑨胡适的这些见解，批评时弊，深中肯綮；又将大众语，归结为作者对大众的责任心和思想感情问题，无疑是很实际而且深刻的，与鲁迅的观点也颇为近似。胡适在文化上，毕竟还有一点民主主义的精神。

①胡适致罗家伦信(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502～503页。此信未注时间，约写于1928年。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白话文与“大众语”（2）

②该文作于1929年11月29日，原载《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后收入《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2月出版。

③汪懋祖的《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小学文言运动》，许梦因的《告白话派青年》等文章，分别载南京《时代公论》第110、114、117号。④任叔永文章，载《独立评论》第109号。胡适的文章，原载《独立评论》第109、146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⑤参看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陶知行《大众语文运动之路》，分别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18日、19日，7月4日。

⑥在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中，《申报?谈言》1934年6月26日、28日、30日先后发表了垢佛的《文言与白话论战宣言》，家为的《历史固会重演的吗?》，白兮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又《大晚报?火炬》7月6日发表了霓璐的《大众语问题批判》。这些文章认为“‘白话文’正潜伏着封建意识的妖孽，和含蓄着帝国主义毒素”；并说“目前提倡建设大众语，是必然的要把文言文跟白话文完全抛弃。”

瞿秋白在《学阀万岁》、《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等文章中，混淆文字改革与文学革命的关系，片面强调只有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实行了“文字革命”，才算真正实现了文学革命，才算有真正的大众化的文艺。从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瞿秋白就几乎全盘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成就。他说“这次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是失败了，是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他把新式白话的新文学说成是一种“‘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瞿秋白的这种观点，实质上只不过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形式主义理论从“左”的方面的一种发展罢了。

⑦参看鲁迅1934年7月29日致曹聚仁信，同年8月3日致徐懋庸信，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卷，第495～496页、500页。

⑧参看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及《门外文谈》(十一)，载《鲁迅全集》第6卷，第76～78页、101～102页。

⑨《大众语在那儿》，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548～551页。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孔子的再评价（1）

“打孔家店”，这个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口号，曾不胫而走，影响中国思想界数十年。胡适当年，也曾以反孔战士的姿态，驰骋在新文化的战阵上。

但当年反孔的战士，陈独秀鲁迅也罢，吴虞胡适也罢，他们所追求的是思想的解放，就不能不反对历代专制统治阶级几经改造加工的孔教，不能不打倒那愚弄和禁锢人民思想的孔丘偶像。他们并不是与孔丘本人过不去，自然也不是对孔丘本人作科学的历史的评论。即如陈独秀，即指出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生活”①，揭露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另一方面又说“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家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②吴虞也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持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③可见他们对孔子并非全盘否定，评价还是相当客观理性的。

就胡适来说，他对孔子和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对宋代理学的开山宗师朱熹，还加上一层徽州乡谊，更是十分崇敬。他后来甚至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应笼统地去打孔家店，而应该给孔子以正确的评价。

1934年3月至5月间，胡适写了一篇《说儒》，④长达五万字的皇皇大文，便是要给孔子作一历史的再评价。

这篇论文，其中有不少“大胆的假设”，如断言商、周各为一“民族”，未免臆断；但也有明显的长处，为他人所不及的，这就是历史的观点和比较的方法。胡适将孔子摆在殷亡以后五六百年间，殷周文化逐渐混合同化的广阔文化史的背景下来考察。他认为，儒本是殷的遗民，以治丧相礼为职业的教士：

此种遗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那种长袍大帽的酸样子，又都是彬彬知礼的亡国遗民，习惯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义，所以得着了“儒”的浑名。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那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⑤

他们的宗教，也就是一种亡国遗民柔顺取容的殷商老儒教。

殷商虽然被征服了，但他们的文化比西来的征服者周部族高，周朝也就大体上因袭了殷商的制度文化。孔子有很透辟的历史眼光，他认识到“周监于二代”的历史事实，代表现代文化的“周礼”，乃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其中含有绝大因袭夏殷古文化的成分。因此，他在这个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中，能大胆地冲破部族的界限，以“吾从周”的博大精神，领导一个革新儒教的新运动：打破殷周文化的藩篱，打通殷周部族的畛域，把殷“儒”的范围扩大，“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放弃那传统“儒”的保守主义和部落性，在六百年殷周人民共同生活的新基础之上，重新建立起孔子以“仁”为中心的新儒教。胡适总结了孔子的伟大贡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