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16

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16

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这真是“振衰而起懦”的大事业。⑥

胡适又将孔子摆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尽管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但一般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几种历史形态。而人类的活动、社会组织、思想感情，也莫不有相近和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胡适把亡国的殷人儒教的柔逊遗风，与亡国的犹太民族的基督教不抵抗主义相比较，认为两者之间“似有同样的历史原因”；又把孔子与耶稣相比较，认为都是亡国之民梦想的“救世圣人”的预言。胡适说：

犹太民族亡国后的预言，也曾期望一个民族英雄出来，“做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但到了后来，大卫的子孙里出了一个耶稣，他的聪明仁爱得了民众的推戴，民众认他是古代先知预言的“弥赛亚”，称他为“犹太人的王”。……孔子的故事也很像这样的。殷商民族亡国以后，也曾希望“武丁孙子”里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起来，……果然，亡国后的第六世纪里，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圣人。这一个伟大的人不久就得着了许多人的崇敬，他们认他是他们所期待的圣人；……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祧的宗主；……⑦胡适的这种中西文化比较法，有人夸赞，也有人觉得不无可议之处。但无论如何，总不失为胡氏的一种创见。他对孔子的评价，是以极富想象力的笔墨，描绘出了一幅伟大革新者的形象。

《说儒》确是一篇尊崇孔子的皇皇大文。后来胡适便据此说自己五四时期“并不要打倒孔家店”；⑧台湾的一些拥胡者也以此来否认胡适打孔家店的事，或者说他的反孔言论跟《说儒》比较，就算不得什么了!总之是否认胡适反孔。结果他们都不能自圆其说，胡适自己也处在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这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对一个历史人物孔子作客观的历史评价，与打倒那“孔家店”作为偶像的孔子，混为一谈了。

其实，当年胡适自己倒没有这个矛盾。他在写《说儒》的前后，在给孔子作历史评价的同时，照样直认不讳自己打孔家店的业绩。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胡适理直气壮地说：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孔子的再评价（2）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⑨

这就把五四时期“打孔家店”的意义说得很透彻，不仅不是什么需要遮掩的过失，而且是反对偶像，解放思想的大功业。没有当日“打孔家店”，哪来今日的新文化?稍后，在《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里，胡适又说：“人才之缺乏，不自今日始，孔家店之倒也，也不自今日始也。……我们打孔家店，及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亦不足言罪也!”⑩他也没有否认“打孔家店”的事。

胡适作《说儒》文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8月27日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全国奉命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政府中人说，“这是倡导国民培养精神上之人格”，以为如此可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胡适对政府的这一措施十分反感，专门作《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篇大文章，斥责国民党当政的领袖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是一种可怜而不可恕的“愚笨”行径。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可以说也是一篇反对尊孔的皇皇大论。胡适先举出明清三五百年的历史来作证，“那些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的风气哩!”但是，祭孔尊孔，究竟“何补于当时的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接着，他又举出最近二三十年比那拜孔夫子的时代高明、进步的事实，如“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还有帝制的推翻，教育的革新，家庭的变化，社会风俗的改革，政治组织的新试验等五个大方面的成绩。这些，都是“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伟大进步”。胡适指出，“这20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如果在这样的进步面前，反而开倒车，——

反倒唉声叹气，发思古之幽情，痛惜今之不如古，梦想从那“荆棘丛生，檐角倾斜”的大成殿里抬出孔圣人来“卫我宗邦，保我族类”!这岂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吗?

写于同一时期的两篇文章，《说儒》和《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篇尊崇历史人物孔子，给孔子的思想事业以客观的历史评价；一篇反对以孔子为偶像，抨击国民党政府尊孔祭孔的开倒车行径。尽管两文都不无可议之处，但又都是同一个胡适的，也并非矛盾的认识；而且，这样把历史的孔子和偶像的孔子，分别对待，也许更实际，更有益罢!

①陈独秀《答佩剑青年》(1917年3月1日)，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1版，第660页。（三版注）

②陈独秀《再答常乃德》(1917年2月1日)，见同上书第649页。（三版注）

③吴虞《致陈独秀》，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2月1日出版。（三版注）

④《说儒》原载1934年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本节所引文字，系根据1937年4月3版。

关于《说儒》一文，胡适在给陈之藩的一封信里说：“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下册，第352页。

)（三版补注）

⑤同上书第18～19页。

⑥同上书第66页。

⑦参看上书第38～52页。

⑧参看《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12章的“并不要打倒孔家店”一节，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263页。

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作于1929年11月29日。引文见《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4版第124页。

⑩此文作于1932年9月7日。引文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522页。

据1934年8月30日《申报》记载：“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40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

此文作于1934年9月3日，距《说儒》写成仅三个半月。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506～512页。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南游的风波（1）

1935年1月，胡适因接受香港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到南方游历讲学。

1月4日早晨，船到香港时，天还未明。胡适站在甲板上眺望。他是第一次来南方，又是平生第一次接受荣誉学位，自然心境很好。看那晨雾中满山的灯火，真像一天繁星在闪烁，清朗而又宁静。登岸以后，驱车住进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儿(SirWilliamHorell)的家；又有港大文学院长佛斯脱(Dr.L.Forster)代为排定日程，陪同游览，胡适颇为惬意，对香港的海光山色也颇多赞美。他写道：

韩校长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见海湾，望见远近的岛屿，气象比青岛大连更壮丽。香港的山虽不算很高，但几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这里风景的特色。……阳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气。满山都是绿叶，到处可以看见很浓绝的鲜花；我们久居北方的人，到这里真有“赶上春了”的快乐。①

胡适喜欢演说，朋友们常笑他“卖膏药”。这次在香港，因心情快慰，演说“卖膏药”便更起劲，一共只住五天，便讲演了五次，三次用英文，两次用国语。演讲的内容，也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教育，谈新文化，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反对尊孔读经。他列举了五大理由，劝告香港的教育家“一致的改用国语课本”

；他也很关切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的改革问题。

胡适这次到香港，还准备去广州。南下之前，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他也曾函请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先生代作“广州总指挥”，代为排定日程。除中山和岭南各两次讲演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计划四天中差不多要讲十次。中大校长邹鲁还专门出了布告，全校停课两天，以便学生去听胡氏的演讲；青年会出卖听讲券，一个下午便卖出了两千多张。

不料，胡适竟因讲演惹来麻烦，使他的南游发生了一点风波。1月6日下午，他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演讲，公然攻击广东当局尊孔读经的主张，说：

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②

读经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政策，并且曾经西南政务会议正式通令西南各省。因此，胡适的讲话记录在广州报纸上登出以后，便引起了风波，可胡适自己还蒙在鼓里。

1月9日早晨，他高高兴兴由香港来到广州，住进新亚酒店。一看广州报纸，他才知道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已经有人提起他在香港演说反对广东的读经政策；不一会，又接到吴康送来的信，说“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这一天，中山大学邹鲁校长又发布告，停止胡适在该校的演讲，学校照常上课。

党部不满，演讲取消，还要胡适“快车离省”，风波来势不小呢!但胡适是第一次来广州。吃了闭门羹，又遭逐客令，实在不甘心。他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却偏要去拜会这位“南天王”陈济棠总司令。一见面，陈济棠便很不客气地对胡适说：

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③

陈济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生产建设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胡适当面即很客气地批驳了陈济棠的主张，说：

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按，陈济棠字伯南)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

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④

“南天王”听了很不高兴，严厉地睁着两眼，大骂“你们都是忘本”!又骂教育“都是亡国教育”。胡适又平心静气地说了他的意见。陈济棠虽然生气，却不好发作，谈话自然不欢而散。

胡适在广州不能“卖膏药”了，便索性玩玩，游览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塔和纪念堂等，广州的名胜都游遍了。恰好这时得到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的“专电欢迎”，⑤胡适便乘飞机离开广州，到广西游览讲学去了。

胡适走的那天，有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及教员李沧萍、钟应梅等三教授，联名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他们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如此杀气腾腾，竟是文人的手笔。但事情也极富有戏剧性，电文中列名的李沧萍教授，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曾发表谈话否认列名的事。可见是别人冒名拉，以壮复古派的阵势。不料弄巧成拙，倒被胡适奚落了一番，并记在《南游杂忆》里，成了复古派的一桩笑柄。⑥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南游的风波（2）

1月11日下午，胡适飞抵广西。他在广西受到的接待，与广州的冷遇，恰成鲜明对照。不仅广西大学的校长马君武先生，原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老师，校中还有许多教职员是中公的老同学，罗文干、罗隆基等是谈“好政府”和“新月”的好朋友，他们都自然热诚欢迎；就是白崇禧，也礼贤下士，多次力劝胡适改船期，在广西多玩几天。胡适便痛痛快快在广西游览了十四天，坐飞机飞来飞去，游遍了梧州、南宁、武鸣、柳州、桂林、阳朔等处的名山胜水；沿途又大“卖膏药”，讲演十余次。他对广西的印象极好，自己的心情也极好，故大赞广西山水，也大夸广西的政绩民情，说：

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尊孔，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空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当西南政务会议的祀孔通令送到南宁时，白健生先生(按，即白崇禧)笑着对他的同僚说：“我们的孔庙早已移作别用了，我们要祀孔，还得造个新孔庙。”⑦在夸赞广西时，胡适没有忘记报广州那一箭之仇，批评陈济棠治下迷信、恋古的反动空气。他也没有忘记表彰广西军阀“剿共”的业绩。最后，他也没有忘记向李宗仁白崇禧进言：“凡不能实心助成国家的统一的，总不免有为敌人所快意的嫌疑”，希望他们适应国难的局面，维护国家的统一。

1月26日，胡适赶到香港，乘船北上，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南游。在船上，他翻开朋友送的一册《粤讴》，读得颇有兴味，便用学来的广州话，仿《粤讴》写了《黄花岗》一诗：

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

咪话火把唔够亮，睇吓倒大将军。⑧

胡适信仰自由，以为“自由神”可以吓倒大将军。他这回南游的一点风波，在顽固跋扈的武人面前，确也显出自由派新文化人的一点个性和力量。然而，胡适所赞颂的“自由神”来自美国，而他所生活的是武人统治的中国，自由神即使手揸火把，又怎可奈何呢!

①《南游杂忆》“(一)香港”。《南游杂忆》共五节：(一)香港；(二)广州；

(三)广西；(四)广西的印象；(五)尾声。分别载《独立评论》141、142、145、146号；1935年10月，由国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本节引述文字，均据《独立评论》。

②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的演讲记录的全文，当时曾登载香港各华文报纸，各地报纸也有转载。1964年2月24日《香港时报》所刊林伯铭作《胡适与香港》一文中，曾抄录胡适这次演讲记录的全文。

③《南游杂忆》“(二)广州”。

④同上。

⑤1935年1月8日，白崇禧、黄旭初致胡适电，云：“急，广州转胡适之博士鉴：久慕鸿名，未亲雅范，关山迢递，仰为劳。顷闻文旆远游，已抵羊石，粤桂相距非遥，尚希不吝赐教，惠然来游，俾得畅聆伟论，指示周行。专电欢迎，伫候赐复。白崇禧、黄旭初叩。庚印。”今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第267～268页。

⑥中山大学古直、李沧萍、钟应梅三人联名致广东、广西二省当局的两个“真电”(1月11日)，后来古直钟应梅二人为李沧萍否认列名而发表的启事，原载1月16日《中山大学日报》。胡适作《南游杂忆》时，把这三篇“很有趣的文字”，都全文抄载在“(二)广州”一节里。

⑦《南游杂忆》“(四)广西的印象”。

⑧黄花岗，在广州东郊白云山麓。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攻打两广总督衙门。起义失败后，收集到此役死难烈士72人的遗体，合葬于黄花岗。1918年由华侨捐款建成墓园，即称为黄花岗72烈士墓。当时曾仿纽约自由女神像，在墓后树一自由女神。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1）

1935年初，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①很引起国内文化人士的注意，由此而展开了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

2月间，《独立评论》刊出吴景超的文章《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②吴氏把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分为折衷派、全盘西化派、复古派。他自称折衷派，着重批评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而认为胡适与十教授一样，也是折衷派。不久，陈序经先生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也说胡适是折衷派。但他认为，胡适的整个思想，“虽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可是若以为胡氏的主张，是与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十教授宣言一样，也“未免有点冤枉”。因此，他“希望胡先生来给我们一个解答”。③

其实胡适对这个问题早有主张。1929年，他为英文的《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Year-book)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CulturalConflictinChina)。在那篇文章里，他使用了两个意义不尽相同的词，一个是Wholesale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可译为“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这两个词意义虽然不尽相同，但胡适的态度却是鲜明的：既反对“抵抗西洋文化”的复古派，也反对“选择折衷”的变相保守论。而现在，吴景超、陈序经两位都说他是折衷派，甚至说他是与十教授同调的折衷论者，他自然有些不服气。于是，便立即回答陈吴两位，表明他对这次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态度。他说：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④

胡适虽然声明：“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反对折衷论；但他的认识，事实上却倾向于一种历史的自然折衷论。

十多天后，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⑤申说的也是这种反对折衷，却承认自然折衷的历史见解。他相当尖锐地批评十教授的宣言，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清末洋务派维新派那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翻版；“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十教授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胡适不赞成十教授宣言的折衷论，一方面是因为它完全可能给主张祀孔读经的何键陈济棠等顽固势力作烟幕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绝大的保守性(即惰性)，无论怎样激烈的变动，“绝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那“中国本位”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动摇的。因此，他的结论说：

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

总之，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

他反对妄谈折衷，只是为了反对极端保守的顽固势力。他自己明确主张的仍是历史的自然折衷论，在实质上与折衷论相接近，却与“全盘西化”相矛盾。因此，在这篇文章里，胡适便不再使用“全盘西化”的口号。

这年6月，胡适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⑥便说“全盘西化”确有语病，干脆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建议改用“充分世界化”。他说：

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都可以不成问题了。

从此，胡适便公开与折衷论妥协了。在“充分世界化”的口号下，他明确宣布：

“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甚至也“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2）

无论是“全盘西化”，或是“充分世界化”，都是与胡适的中西文化观分不开的，是他对中西文化认识的一个具体反映。两个口号并没有实质上的太大的分别。

如何评价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可以写成一本专书。

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与本文有关的几个要点：第一，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学者，能以世界文化的眼光，观察比较东西文化，认识西方近代文化的优胜先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因而“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东方的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并积极倡导文化革命，主张自由输入西方文化，以打掉我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和暮气。这显然具有反宗法专制的革命意义和进取精神。

第二，胡适又是一个历史学家，能以历史的观点，认识文化发展、交流、演变的复杂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主张“整理国故”，分清“国粹”与“国渣”。他攻打旧文化的衰颓朽腐，不遗余力；而对老子、孔子的评价，对宋儒清儒治学方法，及白话传统小说等，也不乏肯定和赞扬。对西洋文化有时也能看到它的“历史因袭的成分”。这就使他的认识比较能切合实际，比较科学。

但是，第三，胡适囿于资产阶级的偏见，束缚了他的世界眼光，因而只颂扬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拒斥西方科学思想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束缚了他的历史眼光，因而否认宗法专制主义、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只是祖宗造孽太深，中国人自己不争气，不能把罪过“归到洋鬼子身上”，自然也不可能认识反帝反宗法专制的人民革命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四，胡适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主张“拼命走极端”：颂扬西洋文化，便一切都好，过分美化；指摘东方文化，便一切皆坏，“百事不如人”。这是五四时代形式主义向右发展的一个具体表现。

胡适的中西文化观的上述优点与缺点、正确与局限，也基本上决定了“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这两个口号的长处和短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胡适极端崇拜以至迷信西方文化。1928年6月，他写《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中西文化的差距，主张国人要觉悟，要责己，要发愤图强，学习西方的长处，反对“夸大狂”的偏向，自然都不错；但胡适在美国的文明面前，显出了极度的民族自卑感，不免言词过于偏激苛酷，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道德都不如人。”⑦胡适的这种民族自卑观念，曾有多次表述，而最典型的莫过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那篇文章，中说：

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

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⑧

尽管这里抨击的求神、迷信、逃荒、瘟疫、破坏山林等等，都是事实；我们民族文化的落后，民众的愚昧和麻木，也是事实；但是胡适不分析造成这种愚昧落后的复杂社会根源，却笼统轻浮地嘲骂我们整个民族“又愚又懒”，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这就太出格，会伤害中华子孙的民族自尊心。

但是，胡适常使用一些过分苛酷的言辞，似乎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其实多是愤激之词，骨子里是要提倡一种反省责己的态度，反对国人浮躁懵懂的“夸大狂”倾向，并不能因此认定胡适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曾致书吴稚晖，说“先生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小圈子，——不曾观看印度洋、红海一带的不长进民族，——更深信一个民族的兴亡强弱决非偶然徼幸的事；回头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头叹气!”这是何等的民族自悲和虚无倾向!然而胡适对民族前途还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实并不完全同意吴稚晖的悲观论调和虚无主义，故又说：

然而我终不忍不作一点“好梦”。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终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许有五分十分的效果。“白吃辛苦”不算什么；我们自己看得见与看不见收获，也不算什么。⑨

在胡适看来，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浅薄，往往当不起环境的逼迫，往往成为环境的牺牲；而像我们这样“向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决心，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这是使我们对于前途最可乐观的”。⑩这样的认识与态度，显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所能具有的。

①见1935年1月10日出版的上海《文化建设》月刊。列名的“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墉、樊仲云、萨孟武。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3）

②载《独立评论》第139号，1935年2月24日出版。

③见《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出版。

④见《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⑤《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原载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45号转载；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本节引文据1937年4月3版，第552～557页。

⑥原载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下面的引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561页。

⑦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一，第47页。

⑧同上书，卷五，第638～639页。

⑨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468～470页。

（三版注）

⑩《读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84页。（三版注）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5月25日所附剪报，6月2日，12月17日等的记载。（三版注）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一二·九”运动（1）

1935年秋冬，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而国民党政府却也酝酿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继续钳制抗日言论，取缔抗日运动。以致爱国有罪，大小汉奸弹冠相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在沉默中爆发，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队伍在天安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口号。他们赤手空拳，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结果，学生有的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抗日民主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各界同胞中。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胡适怎样看待“一二?九”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呢?12月15日，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①其中确也赞扬说：

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

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还说那天的学生运动，“是天下皆知的壮举”，也肯定这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的傀儡丑戏的功绩。

但是，胡适的赞扬仅是一点表面文章。他向学生运动“进言”，主旨不在于赞扬，而是反对学生罢课。他一再说“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是“很不幸的”，“会导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胡适大约也知道，这次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因此，他指责鼓动罢课的“少数人”，是“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是少数人“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又指责广大学生是“轻信”“盲动”，“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胡适摆出一副青年导师的架势，教学生要认清这，认清那，真意却只有一点，即是要青年们不顾当前的国难，埋头读书，“决心向图书馆实验室里去寻求他们将来报效国家的力量”。

他一概否定“口号标语游行示威”，说是“空虚无补”，“绝对无力”的。他甚至还亲手撕掉北大爱国学生贴在一院的通告。②

胡适的这种既表面赞扬，却又否定指责的态度，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显然是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变化，一步步变得保守起来了。五四时期，他对学生运动是鼓励的，认为“学生干政的运动为‘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1921年纪念“五四”，他还借明末大学者黄宗羲之口，肯定学生运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惟一方法”!③“五卅”运动时，他一方面仍然承认“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是可爱可敬的，又指责政府“不但不能用民气，反惧怕民气”，或者“只会利用民气来便利他们自己的私图”，但另一方面，他又开始指责学生运动“不能持久”，是“跟着人家乱跑乱喊”，特别反对学生罢课，放弃学业。他一再劝学生学习歌德(Goethe)和费希特(Fichte)

，不受“外界的扰乱”，安心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④到了30年代，胡适又要广大青年学生学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⑤从这种“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出发，反对学生罢课，荒废学业，而主张学生应专心学习，把自己造成有用之才，这可以说是胡适一贯的认识和态度，本是出于一位学者、教育家对青年学业的诚恳关心，也是为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作“百年树人”

之计。但胡适完全不审时度势，在国家民族存亡危机之秋，仍固守着教育、学术一端，阻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便使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保守；甚至偏向国民党政府，站到了青年学生群众爱国斗争的对立面。

12月16日，北平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又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残酷镇压，被大刀砍伤、刺伤、棍棒打伤的学生达二百多人。反动军警的野蛮行径，激起青年学生的更大愤慨，全市继续罢课，斗争更深入了，也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胡适这时又写了《再论学生运动》和《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⑥他虽然也指责“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谴责军警用武器打伤刺伤徒手的学生，是“绝对不可恕的野蛮行为”；但他的主旨，仍是反对学生罢课。胡适假冒“全国舆论”，说“对于他们的罢课是绝对不表同情的”；劝学生“即日复课，勿再虚掷光阴”，并说：

诸位同学都在求学时期，有了两次的抗议，尽够唤起民众，昭告天下了。实际报国之事，决非赤手空拳喊口号发传单所能收效。青年学生认清了报国目标，均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国家的需要。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岂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一二·九”运动（2）

胡适的这种论调，似乎倒是学生无理取闹，自生枝节，自造惨案，自坏国家之干城，简直与党国当局同一口吻——以为爱国有罪了!

这样的谬论，理所当然地立即遭到了青年学生的斥责。为此，周作人曾写信劝慰胡适，说“平常以为青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估计是不对的，劝胡适“少管闲事”，“汔可小休”，专门讲学论学。胡适的复信绝不认输，他虽然无可奈何地承认这十年中，“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却又辩说自己是“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才不受青年的欢迎。⑦

然而，全国的新青年岂是时髦、假话、低级趣味所能哄骗的吗?关键还在于谁手里有真理。胡适的葫芦里有些什么呢?青年们已经多次领教了。

①该文曾转载于《独立评论》第182号，1935年12月22日出版。

②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册1935年12月11日所附信稿。

③参看《黄梨州论学生运动》，原载1921年《晨报副刊》“五四纪念”专号，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1～15页。

④参看《爱国运动与求学》，原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45～1153页。

⑤参看《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原载《独立评论》第7号，1932年7月3日出版；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24～529页。

⑥《再论学生运动》，载《独立评论》第183号，1935年12月29日出版。《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92～293页。

⑦参看1936年1月9日胡适致周作人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6～300页。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与苏雪林论鲁迅（1）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和奠基者鲁迅在上海逝世。全国人民立即沉浸在深沉巨大的悲哀里。人民大众为鲁迅举行了极隆重的国民葬，在他的棺上覆盖着“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这三个字也许比千万言的论文更实际，更崇高，更有份量。鲁迅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永远放射不灭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