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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上海亚东版第29页。

⑥　见《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上海亚东版第36页。

⑦　据《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列表。

⑧　见《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1981年3月初版，第14页。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先生”讲故事（1）

小孩子天性好玩。但胡适小时候，在台湾大病了半年，身体很瘦弱，缺少活泼游戏的本事。他举动文绉绉的，村里大人都夸他像个先生模样，便戏称他做“先生”。

他喜爱的游戏，也多是文静一些的。或玩纸牌，或用薄薄的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或和一些同学做木刀竹枪，借几副假胡须，在村口田里做戏；胡适扮的也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文角色，只有一次他扮“水浒戏”里的教师爷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来。这大概是胡适少年时代最活泼的游戏了。而他最爱玩也最拿手的游戏，是“掷铜钱”，或叫“砸铜钱”。

据绩溪石原皋先生所述，掷铜钱的游戏，须要较高的战术和技巧。参加者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各人拿自选的铜钱向石柱掷去，铜钱反弹过来，弹得最远的“吃”第二远的，依次相“吃”，即将自己的铜钱掷向第二远的铜钱，掷在相隔五寸以内为“吃着”。于是，拿被“吃着”的人的铜钱置阶沿石板上，再用自己的铜钱打下去，并使之腾空飞出，愈远愈妙。而被“吃着”的人，得用嘴唇舔着自己的铜钱向前掷，一直舔着掷到与飞出的铜钱相连接，一盘才算结束①。

胡适擅长这种游戏，常是胜者。但他从小便爱惜羽毛，有自尊心。自从得了“先生”的绰号以后，他觉得既有“先生”之名，便要装出“先生”的样子，也就不敢尽情的玩耍了。有一次，他在屋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本家长辈走过，笑说道：“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了，竟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在传统观念和旧教育的熏染下，为了这点可怜的自尊，却牺牲了儿童游戏的乐趣。他一生除了读书写字之外，别的方面都没能得到发展的机会。②

胡适少年时代的最大兴趣，还是看书，看小说书。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触发的——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来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③。

这本破书引起了胡适对小说的极大兴趣。从此，他到处借读小说，和朋友交换、比赛看小说。每年秋天，胡适跟他的庶祖母到田里去“监割”(田主监督佃户收割)，他也总是坐在树荫下看小说。胡适阅读小说，范围很广泛，兼及弹词、传奇和笔记小说一类的书。他看过的大致有：

(1)《水浒传》(第五才子书)

(2)《三国演义》(第一才子书)

(3)《正德皇帝下江南》(4)《七剑十三侠》(5)《双珠凤》(6)《红楼梦》(7)《儒林外史》(8)《聊斋志异》(9)《经国美谈》(译本，日矢野龙溪著，周宏业译，为胡适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本。)

(10)《琵琶记》(11)《夜雨秋灯录》(12)《夜谭随录》(13)《兰苕馆外史》(14)《寄园寄所寄》(15)《虞初新志》(16)《薛仁贵征东》(17)《薛丁山征西》(18)《五虎平西》(19)《粉妆楼》④胡适这般嗜读小说，也遭到家中老辈的干涉与禁抑。他只好偷偷地读，于是便生了流弊：

其流毒所及盖有二害，终身不能挽救也。一则所得小说良莠不齐，中多淫书，如《肉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倘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二则余常于夜深人静后偷读小说，其石印小字之书伤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响。⑤

幸而家中也有人帮助胡适借小说，如他的五叔、守焕哥、三姊丈周绍瑾、大哥、大嫂、二哥、三哥，都帮他借过小说，或送小说书给他。而最出力的是他的族叔胡近仁。近仁比胡适大四岁，天资颇高，会读书，家里也颇有些藏书，是胡适儿时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摺子，登记看过的小说，过些时候便交换比较，看谁读的书多。到胡适离开家乡时，他的摺子上记载的小说书，大约有30多种了⑥。

人们往往以为小说是“闲书”，其实大谬不然。小说书给了胡适很大的好处，主要的是帮助他把文章写通顺了。他读了大量的小说，而且找到一个讲述这些小说故事的好机会。他的一些本家姊妹，像四叔的女儿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广菊和多菊，祝封叔的女儿杏仙，还有本家侄女翠苹、定娇等，十几岁的一群姑娘，常常聚在一起，绣花做鞋，也常常请胡适讲故事。胡适给她们讲得最多的是《聊斋志异》，什么凤仙啦，莲香啦，什么江城啦，张鸿渐啦，说得悍妇奇毒，狐鬼有情。众姑娘听得啧啧称赞，便去泡炒米，做蛋炒饭，犒劳胡适。这样讲聊斋故事，逼着胡适把古文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章法；大量的白话小说，又使他得到初步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因此，他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时，就能写很像样的文章了。而对于他后来的提倡白话文学和考证小说，也早早地种下了根苗。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先生”讲故事（2）

①　参看石原皋著《闲话胡适》“三　胡适的童少年”，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2期。

②　1916年3月6日，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卷12“三○　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中写道：“吾国旧教育之大病，在于放弃官能之训练，诵读习字之外，他无所授。犹忆余幼时酷嗜画人像，然既无师资，又无范本，其所本者，石印小说之绘像而已。不独此也，即偶有所作，均不敢以示人。一日为塾师所见，大遭诟责，桌屉中所有绘像皆被搜去，遂不敢更为矣。音乐则更无机会可学。犹忆一年，里中秋赛，应有童子昆腔乐队，翰香叔欲令余与列其中，后家人以为吾家子弟不应学吹弹与‘子弟’(俗谓优伶为‘子弟’)为伍，遂不果。至今思之，以为憾事。吾不知果有绘画与音乐之天资否。然即令有之，经此20年之压抑挫折，更能余几何乎?后之言教育改良者当知所从事矣。”(见《藏晖室札记》亚东版第856页)

到1930年11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一章里，又写到这两件事，可参看(亚东版第28页)。

③　《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3～24页)。关于胡适第一次偶然读小说的事，他自己有种种不同的回忆与说法。1954年3月15日，他在台湾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学的演说《白话文的意义》，说的是“七八岁的时候”(见《胡适选集》“演说”，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版，第175页)。1958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八周年纪念会上演讲《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又说是“八九岁的时候”(刘心皇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话》收此演讲词为“代序”，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印行)。前后相差两三年，当是记忆的不确切。五六十年之后来回忆儿时情事，难免此等误差。而《四十自述》的回忆与记载可能较近是。

④　据《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列表。

⑤　《藏晖室札记》卷12“三○　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亚东版第857页。

⑥　这些数字都不甚确切。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是“三十多部小说”(亚东版第25页)；而在《藏晖室札记》中却说是“读了四五十种小说”(上海亚东版，第856页)。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从拜神到打菩萨（1）

胡适家的房屋，是他父亲当官以后新盖的二层楼房。虽不十分阔绰富丽，却也精致而大方。正面墙上有腾飞的门檐。门檐下两扇黑漆大门。门上贴着“僧道无缘”的大红纸条。这是旧日理学家庭的一个典型标记。胡适的叔父兼老师胡介如家，门上也贴有“僧道无缘”的纸条。他们笃信程朱理学，不言怪力乱神，不信神佛迷信，也不布施和尚道士。贴上这“僧道无缘”的条子，和尚道士就不敢登门了。但是，胡家的女眷却深信神明菩萨。胡传死后，大门上“僧道无缘”的纸条也由红变白，后来竟完全剥落，无影无踪了。女眷们便诚心而自由地求神拜佛。家里人有个三灾两病，便念经许愿，求神佛保佑；甚至恭请和尚到家里来，放焰口，超度冤魂。

在这样的环境下，胡适小时候，便常听那些信佛的老太太们讲“目连救母游地府”，讲“妙庄王的公主(观音)出家修行”的故事，见神见鬼。他自己也看过一些宣传神鬼的连台本戏，读过老太太们带来的《玉历钞传》、《妙庄王经》等劝善罚恶的“善书”。于是，他幼小的心灵里也装满了神佛观念。十殿阎君，牛头马面，地狱的惨酷，轮回的苦痛，使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心理，最怕来世变猪变狗。加之，胡适自幼体弱多病，他的母亲也常替他求神许愿，教他诚心敬佛。

每年去中屯外婆家，十里路上，所过庙宇路亭，只要有神佛的，母亲便教他去拜揖。有一年，她还亲自带着胡适去朝拜古圹山，在观音菩萨座前烧香还愿。山路崎岖，她的一双小脚行走十分艰难，却不叫一声苦痛；这时候的胡适，自然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小香客，小信士。

但这个虔诚的小信士，不久便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事情是从朱熹的《小学》开始的：

有一天，我正在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了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重读了这几句话，忽然高兴的直跳起来。《目连救母》、《玉历钞传》等书里的地狱惨状，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觉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陈设在祭坛上的十殿阎王的画像，和十八层地狱的种种牛头马面用钢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锅，抛下奈何桥下去喂饿狗毒蛇，——这种种惨状也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现在觉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这句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心里很高兴，真像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打开地狱门了①。

科学思想向迷信思想挑战了。胡适从朱子的《小学》里，知道了司马光论地狱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使他开始怀疑，不再相信地狱轮回的鬼话了。不久，他又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中知道了范缜的《神灭论》：

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②。

范缜用一个通俗的譬喻，说形与神的关系，就像刀和刀口的锋利一样，没有刀，便不会有刀的“快”了；没有形体，还能有神魂吗?这样浅显的譬喻，说明了深刻的唯物主义哲理，使知识初开的胡适，完全相信了无神鬼的道理。他说，“司马光引了这35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知不觉，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而且，“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③。

经过了这次“思想解放”之后，胡适便不再虔诚拜神礼佛了。但他从小是一个对母亲很孝顺的人，当着母亲的面，还不敢说不信鬼神的话；他母亲叫他去拜神佛，也不敢不去，怕伤他母亲的心。而当母亲不在跟前，胡适便对小伙伴们大发无鬼无神的议论，甚至去打菩萨。中屯村前有个三门亭，亭里供着关老爷的塑像；

村旁小庙里有几个罗汉菩萨。胡适到外婆家，常和小伙伴们去小庙或亭子里玩。

他领着打菩萨的耳光，但不明显打坏；有时又拔去菩萨的几根胡须，也绝不拔光。因此，一直没有被大人们发觉。

有一年正月间，胡适去大姊家拜年，住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和外甥章砚香赶回上庄去看灯。半路上经过中屯的三门亭。他们走进亭子歇息。胡适对砚香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扔到毛厕里去，好吗?”这欺神灭道的话，把比他大几岁的外甥给吓住了。章家跟送的长工忙加劝阻，说“菩萨是得罪不得的”。胡适还不服气，偏要拿石子去打神像。恰好村里有人来，他们才走了。

回到上庄，锣鸣鼓响，狮灯龙灯，热闹非常，来看灯的客人很多。胡适乘客多的风头，也喝了几杯烧酒。晚间被凉风一吹，他便醉得说起胡话来，乱喊乱叫，要月亮下来看灯。胡适的母亲见此情景，又急又怕，把他连抱带拖，拖进房里去，正不知如何是好，那章家的长工走进房来，把白天在三门亭的话，低声报告了胡适的母亲，并说“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来了”。胡适此时其实心里明白，正担心酗酒闹事，受母亲责罚。听到那长工的话，便计上心来，大说疯话，越闹越凶，装着真有神鬼附在身上一般。胡适的母亲急得没法子，急忙洗手焚香，祷告三门亭神道，请求宽恕无知的孩童，又许愿病好以后，亲自到三门亭神道前烧香还愿。胡适暗暗庆幸，小施妙计，便躲过了一场责罚；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责罚却在一个月之后——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从拜神到打菩萨（2）

过了一个月，母亲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烛纸钱，她请我母舅领我到三门亭里去谢神还愿。我母舅是个虔诚的人，他恭恭敬敬的摆好供献，点起香烛，陪着我跪拜谢神。我忍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礼，——心里只怪我自己当日扯谎时不曾想到这样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④!

胡适在他的徽州家乡和亲人中间，渐渐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这里，既山川秀美，又贫瘠闭塞；既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淳朴的民情风俗，又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愚昧落后的迷信思想。胡适在这里生活了九年，个儿长高了，知识初开了，还得到一点做人的训练，养成了一点用功的习惯。然而，他那渴求知识的心，却已经难于满足了。故乡的山，是那么高峻青翠而可爱。但高山那边是什么呢?他渴望着越过那山岭的阻隔，去看看山外的世界。

①　《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37页。

②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六“齐纪二”武帝永明二年(484)，载范缜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辩论佛教因果报应之事云：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中略）太原王琰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以杜缜后对。缜对曰：“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子良使王融谓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论，甚可惜也!宜急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按，指尚书令与左右仆射，相当宰相)矣，何但中书郎邪!”

范缜(约450—约510)，南朝齐梁时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所著《神灭论》，载《梁书》卷四十八本传，并附见梁释僧佑编《弘明集》卷九梁萧琛的《难神灭论》一文中。司马光此处所引文字，系缀合原文，并稍有字面上的改异。然而“缜大笑”云云，栩栩传出一个正直狷介的知识分子的磊落胸襟，不愧大史家手笔。

③　胡适当时尚不知道《神灭论》全文载在何处。到写《不朽》一文时，方引述《神灭论》原文。而1930年12月，写作《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一章时，大约又未细检原文，故有司马光“编《通鉴》时，硬把《神灭论》摘了最精彩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历史里”的话，仍把缀合的这段文字，误认为《神灭论》里“最精彩的一段”原文了(参看《四十自述》亚东版第38页)。

然而，范缜的《神灭论》，对胡适确是“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1908年，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接编《竞业旬报》，曾于“谈丛”栏中发表《无鬼丛话》多条，陆续载该刊第25至32期，其中第一条就引述了司马光“家训”里的话和范缜《神灭论》里的话(见《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1914年8月，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卷六，又写了《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和《范缜因果论》。因思想有了进步，对范缜“识理亦有疵”微有批评，但主要仍是肯定，并赞扬范氏“人生如树花同发，大有平等之意。坠茵落粪，付之偶然，未尝无愤忿不平之心”(见《藏晖室札记》亚东版第364页)。1919至1921年间，写《不朽》一文，再次引用范缜的《神灭论》；并特别指出《神灭论》的几句话，使他“心里受了一大感动，后来便影响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参看《胡适文存》卷四第105—115页)。1945年，又写《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1946年4月改定，载《大公报?文史周刊》第35期)。距幼时读《资治通鉴》，已是45年，真可谓终生不忘了。

④　《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亚东版第42页。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乡巴佬变成“新人物”（1）

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他身穿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大袖马褂，脑后一条小辫子，用红头绳扎着，跷跷的拖在背后，完全是一副地道的乡里土少爷打扮。当年由绩溪上庄出门，只能步行。他们经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沿新安江、富春江而下，至余杭乘小船，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杭州；然后乘火车，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①这个乡巴佬要在这里住下，读书，寻求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新学”。他进的第一个学堂是梅溪学堂。这是他父亲生平最佩服的一个朋友张焕纶(经甫)

先生②创办的。那时是清朝末年，刚刚废科举，兴学校。这梅溪学堂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门。胡适因为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但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现在进五班，国文读《蒙学读本》，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正好可以默默地用全力专攻他没有学过的英文和算学。

不久，胡适碰到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大约也瞧不起浅近的《蒙学读本》，事先没作准备。这一天，讲到读本里的一段引文：

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胡适听到这里，心想，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毕竟刚从乡里来，不敢冒失；从母亲那里也学得了一点忍耐的好脾气。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脸也有些红了。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侬读过《易经》?”先生问。

“读过。”

“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余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

“侬跟我来!”

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对那班里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是第二班的学生了，一天之中，他竟跳了三班!

他满心高兴，坐下来凝神听课。先生却没有讲书。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③

“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没有学过，不会做。“论题”虽然可以敷衍，但那个“日本”，在天南还是在海北呢?他也不大清楚，怎么做呢?刚刚升到这个班里，他既不敢请教先生，同学中又没有一个熟人，在乡里读的那些古书也帮不上忙。他心里急得不得了，以至暗自埋怨沈先生不该把他升得这么高，这么快。

正在这个“作文危机”的时候，胡适家在上海开的“公义油栈”店里派人来学校，报告他三哥病危的消息。先生准他带作文卷子回家去做，下星期再交。于是，胡适抄了题目，逃出课堂，暂时躲过了这一关。

赶回店里，他的三哥不几个钟头就断了气。第三天，他的二哥从汉口的店里赶到上海，办丧事。据胡适自己回忆：

丧事办了之后，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二哥捡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校去翻看。费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不久我也会做“经义”了。几个月之后，我居然算是头班学生了。④

从乡里读的“四书”“五经”，转到读《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和《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呼吸着新的空气，吸取新的知识，追逐着时代的新潮流，并自命为“新人物”了。

这个“新人物”所读的新书，大多是二哥给他的梁启超一派的著作，也读反清革命的书。有一天，班里的同学借来一本邹容写的《革命军》⑤，在胡适等几个同学中传看。邹容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军马前卒”。他写的这本《革命军》，薄薄的本子，书前印着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写的序。全书约两万来字，浅近通俗的语言，宣传反对清廷专制，鼓吹“独立自由”和建立“中华共和国”，在当时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胡适等几个少年人看了，也都很受感动。但那时满清王朝的统治还很残酷，这种革命的书印得还不多。印这种书，被抓着便要杀头；看这种书也只能偷偷地看。他们这本《革命军》是借来的，要归还；舍不得，便轮流着抄。晚上，学堂的舍监来查过夜，他们便偷偷从床上爬起，点着蜡烛，继续抄。

几个人连夜赶着抄成了一部《革命军》。

这个“新人物”又很关心时事，爱看报纸：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乡巴佬变成“新人物”（2）

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连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⑥

当时国内的排满浪潮，反抗沙俄侵占我东北的“拒俄运动”，在胡适的思想上种下了初步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爱国主义的种子。他“痛恨俄国”，也痛恨那媚外卖国的清王朝和官吏。因此，当梅溪学堂要送胡适和另外几个同学到上海道衙门去考试的时候，他们几个“新人物”便不约而同，都拒绝到官厅去应试，不等考试日期到，就都离开梅溪学堂了。

①　台北《中国一周》第634期(1962年5月18日出版)载胡钟吾所作《胡适博士上世源流及生年事迹考》一文，中说1953年2月10日，胡适在台北铁路饭店绩溪同乡欢迎会中，“详述少年时在家，送亲友出门，携带雨伞干粮(用面粉做的菜饼)，由绩溪步行经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到余杭，乘小船至杭州，坐火车至上海的故事”。

②　张焕纶，字经甫，上海人。是胡适的父亲胡传在龙门书院的同学和朋友。后来胡传任官台湾时，在复张经甫的信中说：“厚意深情，即百朋之锡，不足过矣。九顿首以谢，犹自以为不足也。”(见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1年5月印行的《台湾纪录两种》下册，第70～71页)由此可见他们之间情谊之一斑。胡传死后，张经甫又代撰《胡铁花先生家传》，对胡传的生平事业记述甚详。

③　“经义”是宋以后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发其中义理；明清两朝形成一种固定格式的八股文体，题目用“四书”“五经”的文句，解释须依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得任意发挥。胡适初入梅溪学堂第二班所见的这个“经义题”，文句摘自《孟子?尽心章句下》。

④　见《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46页。

⑤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曾留学日本，积极参加反清斗争，是清末有名的革命家之一。1903年7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逮捕，判刑二年，1905年4月死于狱中，年仅20。

《革命军》是邹容宣传反清革命的著名作品，1903年作，共七章，约二万言，用通俗浅近的文字，揭露清政府的残酷统治，提出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自序后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书前有章炳麟(太炎)的序，中说：

“今容为是书，壹以叫恣言，发其惭恚，虽嚣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只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借非不文，何以致是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版，第1卷下册，第650页)

孙中山在《自传》中谈到清末反清运动时，赞扬说：“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见《总理全集》)

⑥　同注④，第47页。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读《天演论》、《新民说》（1）

1905年春，胡适改进澄衷学堂。这里的课程比梅溪学堂完备得多，除了国文、英文、算学之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诸科，使胡适能较多地接触西方的科学和文化。

那时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以后，又遭受八国联军蹂躏的奇耻大辱，戊戌变法的维新改良运动也宣告破产了。清王朝的统治，掌握在顽固派头子慈禧太后的手里，是更加黑暗，更加腐朽了。先进的中国人更急切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却也有不少人悲观了，失望了，消沉了。严复译述的赫胥黎著《天演论》①，正在这时风行海内。他所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给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及失望悲观的人们指出了新的希望，在中国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影响和教育了好几代的知识分子。

澄衷学堂的杨千里先生，“思想很新”，做过胡适班上的国文教员。②他曾经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清朝末年，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做绝对真理的时代，确是很难得的进步思想。而最难得的，还是杨先生教国文与众不同，居然用《天演论》做教科书，引导胡适等一班学生读了这一代名著：

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的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③

胡适最初读《天演论》的时候，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并不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也不真正了解科学的进化论。他们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一类的口号和公式。看看国际上弱肉强食的残酷斗争，想一想中国面临瓜分灭国的危机，他们更觉得这个天演公式简直是当头棒喝，受了绝大的刺激。于是，在他们同学中的第一个反响，便是改名字，有人改名孙竞存，有人改名杨天择。胡适也改了名字：

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④。

这“胡适”，便是他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留下的一点“纪念品”。从此，赫胥黎便成了对胡适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⑤。

在澄衷学堂，胡适所读的新书之中，对他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有另一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党领袖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成了保皇党人。但梁氏坚持介绍西方的新学，抨击中国社会的黑暗，解剖国民性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文章“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⑥，在中国思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胡适在梅溪学堂便开始读《新民丛报》，读梁启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后，似乎和梁氏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梁启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培根、笛卡尔、霍布士、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达尔文等许多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⑦他折服于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着梁启超走。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主要是两部著作对他的思想事业影响极大，第一是《新民说》，第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说》，是梁启超有代表性的政论著作。它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把我们这个老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梁氏自号“新民子”，自称“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总归一句话，他把“新民”

看作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胡适读了《新民说》，看这十几篇文字，历举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觉得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因此，胡适认为：

《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⑧另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氏早年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⑨今天看来自然有不科学之处。但这是在80多年前，正如胡适所说，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因此，胡适也最爱读，而且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读《天演论》、《新民说》（2）

但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只是一个半成品。胡适觉得很失望，很不满足。

后来梁氏又在《新民丛报》上续作，也没有完成，中间仍缺三个时代最紧要的部分。胡适眼巴巴地望了几年，忽然灵机一动：

我在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

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⑩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影响是何等重大。

当胡适津津有味地读着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已经成立，《民报》也已刊行，正大声疾呼宣传排满的革命思想。与梁氏所编《新民丛报》宣传的改良主义，正是两军对垒，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青少年时代的胡适，显然是倾倒在梁启超一派人物的思想主张之下，以至也一步步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胡适后来一直崇拜梁启超。梁氏逝世时，他正去北平，参加北平协和医学校的校董会，听说梁氏去世，便赶去参加梁的大殓，洒了几滴感恩和伤悼的眼泪。

①　赫胥黎(T.Huxley，1825—1895)，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马克思称他是“科学界一位权威”(《法兰西内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后，他竭力支持和宣传进化学说，与当时宗教势力作激烈的斗争。他第一个提出了人类起源问题和“不可知论”(Agnosticism)一词。著有《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动物分类学导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等书。

《天演论》，原是《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的前两篇，严复译述，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1901年又由富文书局石印出版。今译本书名改称《进化论与伦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年7月出版)。

②　时隔29年之后，胡适仍记得这位先生，1934年2月3日日记中有云：“四点到杨亮功家，见着监察院的杨千里先生，……千里先生带他的小儿子杨彦歧来，要他拜我为师。千里先生是我师，他的儿子即是我的师弟，我如何敢当?”可见胡适是非常尊师重道的，即使当了大学校长、院长、名教授，仍然不忘乃师，并执师礼甚恭，诚为难能可贵(见台北远流版《胡适的日记》手稿影印本第11册)。（三版注）

③　《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49页。

④　同上第50页。

⑤　参看胡适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的第一部分（载《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和《演化论与存疑主义》(载《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出版)。

⑥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自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亡居日本，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的情况，曾自评其文字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见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版第62页)

⑦　梁启超在辛丑(1901年)壬寅(1902年)间，曾致力于介绍西方学说，所撰文章如《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儿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康德之学说》等，多刊于《新民丛报》，后收入日本人下河边半五郎所编辑的《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学说”内，日本东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昭和三十七年(1904年)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