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17

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17

然而，当时武汉大学有苏雪林其人者，于鲁迅逝世后不久，即致书胡适，宣布要“向鲁党挑战”，恶毒攻击鲁迅。她简直像一个没有教养的泼妇人那样，破口谩骂鲁迅是什么“刻骨残毒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①苏氏还将她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给胡适看，征求胡适的意见。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应该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筹委。其中，公开攻击共产党和左翼文化，为国民党政府辩护，为被鲁迅批评的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和胡适抱不平。而对于鲁迅的攻击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腰缠久已累累”，“身拥百万之产”啦；什么“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啦；什么“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啦；甚至把处在国民党压迫和“围剿”之下的鲁迅，说成是什么“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凡此种种，无非是造谣、毁谤、谩骂，实为稍具良知的文人所不耻的下流行径。②

这年12月初，胡适从美国回来。过南京时，便听人说起苏雪林给蔡元培先生写的信。回到北平后，才捡出苏氏的这两封长信来，细细读了，也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胡适想起近十年来，鲁迅对他常有批评，心里自然很不愉快；特别是鲁迅斥骂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他更觉得有些冤屈和愤慨。③因此，对于苏女士的愤慨，便也引起共鸣，很表同情。但胡适却又是个很讲个人修养的人。他觉得不应该攻击对方的私人行为，因此在信里批评了苏女士谩骂鲁迅的态度。他写道：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④

胡适不仅自己一直没有发表过攻击鲁迅的文字；即使在这封私人通信里，他也只用了“狺狺”一个意气词语，而且着重的还是责备苏氏的“恶腔调”，劝她客观地持平论人。

论及鲁迅，胡适想起了自己一直佩服的鲁迅的创作小说和小说史，也想起了陈源诬鲁迅的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一桩公案。⑤他虽然认鲁迅为“敌党”，但觉得立论也应“持平”，说：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按，即陈源)

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

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⑥

一般说来，私人通信比较能反映人们的真实思想和情感。胡适在鲁迅逝世后写的这封信，对苏雪林的批评，对鲁迅的评价，虽不脱官方学者的见识，却是诚恳的。作为资产阶级的学者，他的个人修养确有令人佩服的地方。

对胡适先生自称“受业”的苏雪林，即使在这一方面，也不如乃师远甚。虽然也承认她致蔡元培先生的信，“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但她还是固执己见，将这信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还悻悻地辩解说：“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既为“恶腔调”，何切当之有呢?后来，苏氏逃亡台湾岛，治古文学，俨然学者风度；独于论鲁迅，却脱不了30年代的恶腔调，⑦岂不有负于胡适之先生的教诲!

①苏雪林1936年11月18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25～331页。

②苏雪林致蔡元培信，初稿作于1936年11月12日。给胡适的一份信稿上，苏自注云：“此信文句尚须改动，盖初稿也。”(见上书第331至335页。)修改稿载《奔涛》半月刊第1卷第2期，信末有苏的自跋，云：“此书乃去冬11月间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处，托南京某先生代转。某先生以书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之意，抑压月余，及蔡先生生病，乃来函劝余慎重考虑。不久西安变作，余亦浑忘鲁迅之事，故此书始终未入蔡先生之目也。此书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故刊残稿于此，聊存当日一段公案云尔。”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与苏雪林论鲁迅（2）

③鲁迅晚年对胡适的批评，有正确并含规劝的，也有片面的或不对的。如1931年10月，胡适奉召谒蒋，鲁迅曾作《知难行难》一文，把胡适见蒋介石与见废帝溥仪联系起来，谓一个“称皇上”，一个“称主席”，于幽默风趣中含有警醒规劝之意。而1933年3月的《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斥骂胡适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则完全是断章取义，错误的攻击。此文系瞿秋白所作，借鲁迅的笔名发表，虽经鲁迅看过，却明显是瞿氏思想政治上极左路线的产物，自然也可见鲁迅多少亦受瞿氏思想的影响。（三版注）④胡适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信(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39页。

⑤陈源(西滢)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50期(1925年11月21日出版)，发表《闲话》说：“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见《西滢闲话》，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2月3版，第210页。

后来，陈源又在《致志摩》里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鲁迅写了《不是信》给予驳斥。见《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229～230页。

⑥同注④。

⑦苏雪林致蔡元培信，于1937年2月发表于《奔涛》半月刊第1卷第2期，题为《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文字有较多改动，而谩骂的态度和词句不仅不改，犹有过之。逃亡台湾岛后，又出版了一本《鲁迅论》，继续她的反鲁事业。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由低调到抗战（1）

1937年7月7日深夜，黑暗笼罩着多难的华北平原。在古都北平的西南，永定河幽咽泣诉着，从卢沟桥下流过。桥两边石栏上精刻的485只狮子，瞪着大眼凝视着：

日本强盗的铁蹄踏上了卢沟桥头。中国守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奋起反击，揭开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第一幕。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胡适离平南下，去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集的谈话会。16日谈话会开始，蒋介石致辞谈到这次事变，还在说：

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同时，讲话也号召全国人民：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

蒋还徘徊在和战二策之间。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19日返回日本，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就是蒋介石定下的调子。他从不抵抗转到了“应战”，但仍幻想对日妥协，希望“和平”。

胡适在谈话会上，便也慷慨激昂大谈教育问题，提出“国家高于一切”和“教育独立”的主张。在山上，蒋介石请吃茶，冯玉祥送煎饼，汪精卫邀聚餐，又与陈诚、卫立煌、胡宗南等武人会见，与陈布雷、吴铁城等文官晤谈，又到庐山暑期训练团讲演颜习斋的哲学。他的应酬颇多，高兴之余，还写了一首诗：

那有猫儿不叫春?

那有蝉儿不鸣夏?

那有蛤蟆不夜鸣?

那有先生不说话?②胡适是当教员的人，以说话为职业，平素又喜好演说，他在山上自然也到处说话，锋头十足；只是在抗日问题上仍唱低调。

7月28日，胡适下山去南京，又做过不止一次的所谓“和平的大努力”。他与高宗武、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过从甚密，据说他们都是当日南京“低调俱乐部”的成员。③7月30日，胡适与高宗武等人“深谈国事”，决定由高宗武去打通与日本“和平”交涉的路线。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宣布决定作战，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胡适对蒋的抗战决定仍持怀疑态度，但又“不便说话”，直到告辞的时候，他才向蒋进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并推荐高宗武去负责进行。他一直在做着“和平”交涉的迷梦。④

但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也使胡适的和平梦想逐渐动摇了。7月31日，他复蒋廷黻的信，中说：

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今日政府比二十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⑤

胡适的思想开始有些转变，他看到了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然而以乐观主义著称的胡适，在抗日问题上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悲观论者。他并没有从“和平”迷梦中完全醒来。

8月2日，胡适记下了他还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方案，如下：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

(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1)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可分两步：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⑥

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对日全面抗战开始。胡适等人的和平幻梦便彻底破灭了。到9月初，仗打了一个多月，胡适的思想也逐渐乐观一点。他离国赴美前，去看汪精卫和高宗武，还劝他们“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哩。他对高宗武说：

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⑦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由低调到抗战（2）

从此，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倾向于支持政府抗战了。

①蒋介石的这篇谈话全文，载1937年7月19日《中央日报》及各报。

②转引自胡健中在台北传记文学社召开的“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和适之先生诗文上的交往》。其中说，庐山谈话会上，他和胡适坐在一起，听了胡适的发言，即席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他。诗云：

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胡适的诗乃是和胡健中的。见《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③参看J.H.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JohnHunterBoyIe:“ChinaandJapanatWar,1937—1945”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