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第9章“低调俱乐部”。 .2

果然，国大开过不久，蒋介石准备“改组”政府，要倚重这可贵的“卒子”了。

1947年初，蒋氏多次约请傅斯年谈话，提出请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⑥又在南京两次接见胡适，多次亲致函电，说“中正对于延请先生参加国府，固出于平生向慕之忱，亦实以国家与政府殷切之需要为前提。”⑦实际上却正如傅斯年所说，乃是出于“美国之压力”，想借胡适这块“社会贤达”的牌子，为独裁政权涂饰一点民主的油彩。所以蒋介石曾坦白地说，是“撑面子，要如此”。胡适经过反复思虑斟酌，力陈衷曲，说：

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30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⑧

多么绝妙的自白!既感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愿意帮政府的忙，给他做面子，又要保留着“独立”的面具。这便是过河卒子特别聪明的地方!胡适终生未参加国民党，大约也与此有关罢。

胡适不入政府作官，仍留北京大学当校长，但北大已不是当年的中国公学，更不是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了，时世的变化，使北大真成了一副乱摊子。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2）

当时，蒋介石政府政治黑暗腐败，贪污贿赂公行，加上内战军费开支浩大，便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把老百姓推到了饥饿与死亡线上。教育界人士的生活也是朝不保夕，诸多困难与忧虑。大学里正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年月。胡适出长北大，本来也想学习蔡元培的作风，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1947年，他曾提出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即发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建议政府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之内，办好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学等五所重点大学，使它们成为学术研究的大本营；第二个五年再办五所，以求“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⑨应该说确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设想，也反映了胡适作为一位教育家执着教育学术事业的见解与态度。但是，当他在北大召开教授会，讨论这个十年计划的时候，他的梦想却在现实面前碰碎了。到会百余位教授，大家想的，谈的，“都是吃饭”!一位教授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这是实际情况。胡适当校长，为师生的粮食，教员薪水，以致冬天取暖用煤等奔走，竟花去不少精力。素以乐观著称的胡适也难免悲观起来，说：“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⑩这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展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北平的学潮，以北京大学为重要中心，更是来势不凡；也弄得胡适校长应付不暇，处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对不起学生的两难境地。

他虽然拥蒋反共，其实面对时局，内心也很矛盾，而对学生运动也大致还抱同情态度。1947年5月，他在答《经世日报》记者问时，仍说：

二十年来我发现一个通则，古今中外均可应用。即凡一个国家政治没有走上轨道，既不满人意，又无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府改善政治，干预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学生的身上。

胡适主张“疏导”的方针，反对武力镇压。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奔走于行辕市府之间，希望避免惨案的发生，并极力阻止“军警入校捕人”。谈到南京学潮时，胡适还公然说“学生与政府双方均动了感情”，且批评蒋介石告全国同学文内“显受反动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的说法，“立言不太公道”。以胡适之聪明与阅历，岂不知道当年反内战反饥饿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与中共的领导和影响分不开，但他仍扬言“不相信学潮为中共煽动”，而强调是“由于客观环境所造成”。由此可见他心境的矛盾。

当年还有一桩美国水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轰动全国。对于此案，胡适也非常愤慨，曾对记者说：“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愤慨。同学们开会游行，都无不可，但罢课要耽误求学的光阴，却不妥当。

”他以北大校长作为学生监护人的资格，聘请著名法学教授燕树棠、费青、蔡枢三位为沈崇的法律顾问；并亲自赴美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旁听审理。

法庭判皮尔逊强奸已遂罪，胡适对记者谈话时，肯定“此案判决极为公正”。后皮尔逊上诉，美海军部军法检察官长，取消其罪状，胡适曾对英文版《时事新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余对此新发展，表示不满”，并“希望美海军部长不会批准”。然而后来竟经批准，将皮尔逊无罪释放，胡适也便无可奈何了。

蒋介石鉴于政治局面不可收拾，后来又想请胡适出来当行政院长。胡适为此甚为焦虑，且数度失眠，仍坚辞，抱定不入政府的主意，以在野的独立身份，为政府说“公平话”。他作为学者和校长，曾邀集京津各大学的一些教授及名流，组织“独立时论社”，对“重要的时事问题”，各人发表所谓“独立与公正”的意见，将文稿寄发国内外各地报馆同时发表，在舆论上给蒋介石政府以帮助。

对学生运动，胡适所主张的“疏导”方针，反对军警入校捕人等，固有同情爱护学生的一面，但也是为国民党政府当局着想。他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联合致朱家骅电，说得最明白：

若以军警入校，则适、琦以为不可行，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国外舆论一致攻击政府。论者或以为美国亦有清共法案，必能谅解。殊不知美国清共全用法律手续，决不能谅解军警入校捕人等等现状。试设想最近云南大学的怪象若重演于北大、清华等校，国家所蒙有形无形损失固不可胜计，而全校学生骚动，教员解体，适、琦等亦决无法维持善后。故敢本平日忧虑所及，以去就谏阻此事。

胡适不像蒋介石及其他官僚一样，简单地说学潮是共产党煽动的，赤裸裸地责骂一通，甚至武力镇压，造成流血惨案。他主张“疏导”，一方面劝导学生，反对罢课；一方面奔走于行辕和市府之间，尽力避免惨案发生，果然也收到效果。以至有的学生竟相信“胡校长已渐渐接近青年了”，相信他是“爱惜学生”，“和学生站在一起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也致电胡适，说“主席(按，即蒋介石)对兄竭力安定北方教育，极表感佩”。如果胡适进政府当了官，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3）

6月2日，北大工学院学生邓世华写信给胡适，信中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尤其恨蒋介石“一味迷信武力统一，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及民意，一味地进行残酷的内战”，说他是“国父的叛徒”。但邓缺乏政治头脑，对共产党也不了解，对国共两党都恨都骂，以致感到悲观、苦闷、彷徨。胡适觉得这个青年的苦闷悲观有相当的代表性，便于当天深夜给他回信，劝他不要悲观，要谅解国家的困难，说“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易卜生说过：‘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胡适又特别为蒋介石辩护，说：

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

胡适就是这样给蒋介石吹嘘“做面子”，为蒋政府帮忙，他对蒋介石是何等体谅忠心!随后，胡适又根据复邓世华的这封信，引申改写成《青年人的苦闷》一文发表，希望把一切苦闷的青年，都“疏导”到脱离现实政治，只关心“把自己铸造成器”的道理上去。蒋政府的官僚政客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不因少数人的阻拦而停止转动，它总是碾碎了一切障碍，滚滚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连美国也对它失望了，总统杜鲁门说：“中国政府是一自私自利者的集团，所以美国无法帮忙。”

蒋介石无可奈何，心急乱投医，企图再祭起“民主宪政”的法宝，来挽救行将坍塌的政权，便匆匆忙忙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的第一次“国民大会”。胡适又是“国大代表”，又匆匆忙忙飞赴南京。3月27日在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经5轮投票，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3月29日，国民大会开幕。第二天下午，王世杰来见胡适，转达蒋介石旨意，谓“蒋公意欲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议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蒋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4月4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蒋便声明不候选，而提议由国民党提出一个无党派的人来做候选人，并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

（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5）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蒋介石没有说出姓名，但大家都清楚明白，指的就是胡适。而胡氏初听此言，很觉惊异，自认“实无此勇气”，却又觉得蒋的想法“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胡适倒也想试一试，但没有自信心。3月31日，他与周鲠生、王世杰商谈了很久，直到晚上8点一刻，竟决定接受；到4月1日又“还是决定不干”。4月4日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开了六个多钟头，会场上乱成一锅粥，中委们七嘴八舌都不赞成蒋的提议，有的竟痛哭流涕劝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

其实蒋的提议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花招，他怎么会让别的人凌驾于自己头上来当总统呢。而胡适却实在书生气十足，还以为“蒋公是很诚恳的”，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上犹不自知。最后，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帮着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以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致送当选证书。这次大会原来不过是为国民党政权尽送丧的礼仪了，胡适却还要为这次丧礼式的大会吹嘘，说是什么“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现”。然而，他们的“自由意志”表现之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便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了。

1948年12月15日，因北平已被我人民解放军围困成了孤城。胡适见大势已去，便同他的夫人江冬秀乘蒋政府专机，仓皇飞往南京，做了北京大学的一名“不名誉之逃兵”。临行时，东西也来不及收拾，只捡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真是凄凄惶惶，好不惨伤。17日，自身也难保的蒋介石，特邀胡适夫妇晚餐，在惶恐中为胡适做58岁生日。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4）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引退”。4月，胡适也乘船逃亡美国，踏上了他晚年飘零而凄惶的途路。

①参看叶由的《我对胡适的印象》，载《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28页。

②周炳琳1946年11月9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1版，下册，第140页。

③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41页。

④见1946年12月18日天津《大公报》。

⑤《宪法与宪政》，见1947年8月15日天津《大公报》。

⑥参看傅斯年1947年2月4日，2月22日，3月28日，4月7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170、174～175、190～192、195～196页。

⑦蒋介石1947年4月2日致胡适电(抄件)，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93页；并参看同书第179～180、196～197页。

⑧胡适1947年2月6日致傅斯年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3页。

⑨见《独立时论集》第1集，北平独立时论社1948年4月版，第143～145页。

⑩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5册，1947年9月23日。（三版注）

见1947年5月20日《经世日报》，转引自《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同年5月18日后所附剪报；引文中“发现”二字系胡适所改。（三版注）

同注。

参看北京大学学生高炳生等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00～303页。

参看《申报》1946年12月31日，1947年1月7日，1月17日，1月19日，1月25日，6月22日，及天津《大公报》1947年10月29日有关沈崇被污辱案的报导和胡适对记者的谈话。

参看《独立时论》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4月印行)《序》，署“独立时论社同人”，疑为胡适所作。据该书卷末所附之《作者介绍》陆续参加独立时论社的作者，列名的共有42人。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17～418页。

可参看胡适6月3日致北京市长何思源信(稿)，6月1日《华北日报》所载《胡适赞扬“疏导政治”》，及高炳生等致胡适信，分别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3～206、300～303页。

朱家骅1947年6月19日致胡适电(抄件)，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10页。

胡适1947年6月2日复邓世华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1～203页。

《青年的苦闷》一文发表于1947年6月21日，后收入次年4月出版的《独立时论》第1集。

转引自高宗武1948年4月6日自美国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75页。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8年3月29日至31日、4月1日至8日。（图文版注）

胡适1948年5月10日对记者的谈话。转引自1955年5月4日《大公报》所载胡华的《批评胡适派为封建买办统治服务的“民主”“自由”论》一文。

胡适于1948年12月17日参加在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在会上致辞，一再说“我是一不名誉之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见1948年12月18日《申报》所刊《胡适自认逃兵》一文。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纽约公寓（1）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逃离祖国。21日抵美国旧金山，27日到达纽约，便住进东城81街104号他原来租住过的公寓里，开始了他在纽约的流亡寓公生活。

纽约，这个世界最大的都会，对胡适来说，是那么熟悉，然而又那么陌生。纽约，已不再像胡适留学时代那样富于魅力，令人神往；也不再有他任大使前后那种战争年代的特别气氛，令人振奋。现在的纽约，只是冒险家的乐园，百万亿万富翁的天地。胡适逃亡出来，既不挟巨资，只带着一点有限的存款；又无冒险的本事，只是一个年老多病，手难缚鸡的书生。在那绝情寡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谋生乏术，一时找不到职业，他能不着急吗?而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逃亡美国的党国要人和败阵将军，在纽约街头随处可见，那一个个沮丧潦倒的模样，更使胡适绝望烦恼。在华盛顿，那些国民党的美国朋友们，也一个个充满失败心理，对蒋介石政府怨恨不休。胡适感到无脸面见人，于是取消一切约会，关起门来继续考他的《水经注》。

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到了纽约，胡适的幽居生活才算有了一点慰藉。他们租赁的公寓，虽然已经破旧，毕竟也能蔽风雨。雇不起“下女”，便一切自理。夫人打扫厨房，胡适整理内务；夫人烧饭做菜，胡适便洗碗放筷子，饭后又把剩饭菜和器皿搬回厨房，随手带来抹布，拭几擦桌。生活是相当清苦的。然而在国内鼎鼎大名的胡适，平常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纽约竟也学会了种种家务劳动，他的老来勤快，也正是“老来穷”所逼出来的啊!

在米珠薪桂的纽约市，没有固定收入，坐吃山也空，他一点有限的存款，怎够填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胡适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面对晚年凄清困窘的现实，也难免悲从中来，以致多次对他那时结交的少年朋友唐德刚说：“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①这发自内心的诚挚话语，既是对晚辈的关心和劝勉，更流露出对自己凄凉晚景的深沉叹息。

纽约的寓公生活，不仅清苦，连日常的安全保障也没有。唐德刚写道：

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但是他那所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在这盗匪如毛的纽约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标卖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②

幸好江冬秀女士颇具男子气概，胆大而有魄力，喝退了黑贼，否则后果就难以设想了。

1950年5月，胡适终于在普林斯登大学谋得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的职务，9月到职，合约两年。

普林斯登大学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小城，为美国东部常春藤盟校之一，颇有声望。校中图书馆建筑精美，藏书丰富；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是其独立的一个分馆。它由创始人葛斯德所收藏的中国图书为基础，逐步发展成以中文图书为主的东方图书馆，包括汉文、满文、蒙文、藏文，以及日本、朝鲜、印度和泰国的出版物，总计约有近30万册。其中最大量收藏的是中国医药学书籍及成套丛书。③但这个图书馆刚刚成立的时候，普大当局对葛氏这一大批古色古香的中国线装书，究竟有何价值，完全不了解。他们知道胡适是中国的大学者，又正流寓纽约赋闲，便聘请他来校主持清理并经管这批图书。胡适当时无事可做，读书人也大约只能与书打交道，竟屈就了这个小小图书管理员的职务。④

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那时在美国不仅一般人不知道，连美国的汉学界、华人学者也很少有人知道。馆里的工作人员也总共只有两个，除胡适外，另有一名助手童世纲。胡适上任之后，便呕心清点整理。1952年2月，他为普大筹划举办了一个以“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为题的特别书展。胡适亲自撰写了几篇介绍文章和书展目录。展览历时两个月，颇为轰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被埋没多年无人知晓的藏书，便不胫而走，引起了美国汉学界及海内外华人学者的重视。

这个书展结束后不久，两年合约期满，胡适便推荐童世纲担任该馆职务，他自己应台湾大学等校的邀请，于年底飞返台湾讲学去了。

在纽约的寓公生活，除了考《水经注》，管图书之外，胡适其实还负有特别使命。在离开大陆之前，1949年1月8日晚，胡适去蒋介石官邸晚餐，即将“引退”的蒋介石劝胡适去美国，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⑤话虽如此说，事实上蒋对胡适这位“美国通”是抱有希望的。胡适离开祖国后不久，蒋介石于5月28日写有一封密信给胡适，明确交待了此行的任务。信中说：

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按：顾维钧字)大使，多加功夫为盼。⑥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纽约公寓（2）

胡适也颇为尽忠。他曾几次去华盛顿会见美国政界人士，但“许多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Pros.GeorgeH.Blakeslee,都觉得‘一筹莫展’!第二次去时，见着Wedemeyer，他也是‘有心无力’”。⑦事后胡适回忆说：“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他通知中国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和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⑧由此可见，胡适的使命完成得并不怎么好。刚好这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更使胡适失望和丧气，有五个月不曾去华盛顿。直到12月8日，胡适才找到一个机会，又赴华盛顿，在“东西协会华盛顿分会”上，演讲《中国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奋斗》，鼓吹“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共产主义同政治自由绝不能相容”。⑨虽然没有什么影响，毕竟是在为逃踞台湾小岛上的蒋介石政府说话了。但胡适在纽约的寓公生活“精神上十分苦闷”，读了“WhiteBook”(白皮书)之后，更不愿久居美国，想回去做点事。⑩

在胡适流居纽约，思想苦闷的日子里，大陆的朋友们并没有忘记他。这年4月29日，胡适的老朋友、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胡适，信中介绍解放后北京各学校和学术界的良好情况，“很诚挚的”劝告胡适“正视现实”

，“幡然觉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批判“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这封信最先刊登在5月11日《人民日报》上，应该说反映了中共对胡适及其他在海外知识分子的统战意向；不久，又转载于香港报纸，6月间便有英文译本传到各地。胡适得读以后，发了“考据癖”，考来考去，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信中有关书信日期又有错误，故断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别人借用陈垣的名义假造的。于是1950年1月9日，胡适作《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

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台北的《自由中国》上，文中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胡适的小儿子思杜，追求进步，不愿跟他父亲逃跑，留在北平。解放后，他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精神面貌更不同了。1950年9月，思杜发表文章，批判他父亲，声明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胡适说，知子莫若父，硬说那篇文章一定是别人逼迫思杜写的。后来，连他内弟江泽函的信，他也疑心是“他受人逼迫，抄了别人拟好的信稿，寄出来向我作宣传的。”显然，大陆朋友的规劝并没能改变胡适的政治态度。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胡适听到消息，颇为高兴，他认为“美国领导出兵制裁共产党对韩侵略”是一件大好事，是“东亚的命运的转机”，也是整个“自由世界”和“自由中国”难得的一个“转机”；并希这场战争能够“逼迫自由世界走上援助自由中国恢复中国大陆，拯救中国四万五千万人民的一条大路上去”。

这也正是当年蒋介石政府许多人士的幻想。

这年七八月间，胡适花了40天工夫，写了一篇英文文章，题为“ChinainStalin’sGrandStrategy”(《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登载在美国的《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10月号上。文章三万余字，主要针对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艾奇逊)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而是“经过25年苦斗以后的失败”；并且指出，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受了斯大林的欺骗，出卖了中国，以致“中国东北，整个中国，韩国(虽则此处没有提到她)甚至于整个亚洲大陆的命运都已经被确定了，而历史也被拖回去了40年”。这是一篇为蒋介石政府失败辩护的皇皇大文，故台北的《中央日报》很快就翻译连载，又收入1951年国民党编印的《本党与匪党搏斗史实》一书。胡适总算是给逃踞台湾而且惊魂未定的国民党政府说了“公平”话，为他们的失败找到了借口，也算是对发表《白皮书》的美国政府发泄了一点怨气。

1952年底至次年春，胡适在台湾“讲学”一个半月，主要讲“治学方法”、“杜威哲学”之外，又突击作反共宣传，给逃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打气。

1954年2月，胡适又专程回台湾，参加19日在台北开场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帮助蒋介石政府维持所谓“法统”。开会那天，他作为大会临时主席，开宗明义即说：

今天的第一届国大的第二次会议的召开，是继续维持宪法的法统，依据宪法第25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的规定，举行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胡适这几句话获得了阵阵掌声。但是，这个要维持“法统”的会本身就有个合法不合法的大问题。筹备期间，台湾各界及海外人士多有议论，认为按照“宪法”

规定，第一届的“国大代表”六年任期已满，代表资格即已经没有法理的依据了，怎么可以再选第二任总统副总统呢?逃到台湾的“国大代表”们自然多盼望继续当代表，盼望开会，却也心存疑虑。虽经“大法官”解释，台湾政界笼罩着的法律危机的乌云，并没能驱散。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作为台湾人士眼中“民主自由”的象征人物，能从美国专程来出席会议，本身就给人们不少安慰；而且，他还煞费苦心，想出了一个“扣足日期的算法”，为这次会议的合法性辩护。他以考证家的身份，振振有词地说：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纽约公寓（3）

有人曾提出疑问，第一届的国民大会，可以两次选举总统副总统吗?我们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正因为我们是行宪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所以可以选举两次总统副总统。假如每届国民大会的任期是扣足六年计算的，那么就是在国家太平时期，第二任的总统副总统好像还是应该由第一届的国大选举出来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是民国卅七年三月廿九日开会的。国大代表的任期从卅七年三月廿九日开始，扣足计算，要到四十三年的三月廿九日，才算六年任满，而第一任总统副总统，是卅七年五月一日由国民大会公告当选，至五月廿日才就职的。依据宪法第廿九条，国民大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90日召开。第一任总统任满前90天，就是今天，正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六年任期之内。所以我觉得第一任总统“任满前90日”或“任满前60日”，都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六年任期之内，所以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是第一届国大代表的任务。……所以我们今天的集会，是完全合法的，是完全有宪法的根据的。

胡适演说时，时而两拳高举，时而拍案，时而击桌，情绪异常激动。这“扣足六年任期”的算法，竟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国大代表们听了觉得比“大法官”的解释更加有力，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甚至老泪纵横，钦佩不已。有人事后还写了几首竹枝词，其中一首云：

民主象征一言重，任期扣足细推求，阽危法统艰难甚，万众闻言泪迸流。

这次会议居然顺利进行，选出蒋介石和陈诚为第二任“总统”、“副总统”。胡适还代表国民大会把“总统当选证书”送给蒋介石哩。

胡适这次回台北参加国民大会，总算为台湾当局出了大力。返美以后，台湾当局便聘请他担任所谓“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也果然帮助“设计”起来。在所作《“司徒雷登回忆录”导言》中，胡适便指责美国不仅“在雅尔达出卖了中国”，又“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致使国民党政府垮了台；而美国却又发表“白皮书”，推卸责任。这是胡适感到最伤心和最为不满的。他为台湾当局设想，要求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说：

美国为了赎罪而应该做到的起码事情，就是继续拒绝承认中共政权并继续反对这个政权在联合国里取得中国的席位。

1957年9月，胡适又奉蒋介石政府的委派，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反共演说，题为《匈牙利叛乱在中国大陆的反响》，极力攻击人民中国，并要求联合国大会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胡适在纽约如此种种的表演，让人们看到了这位流亡寓公，既可怜又顽固，在凄清飘零的异域，顽固坚持着做蒋介石政府的孤臣孽子，当一名人民中国的反对派。

①参看唐德刚《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

②同注①。

③关于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及胡适在该馆工作的情况，可参看陈纪滢的《胡适、童世纲与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7卷第1、2期)，及庄申的《记普林斯顿大学葛斯特东方图书馆追悼胡适之先生著作展览会及其相关之史料》(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④关于胡适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职务，大陆和台湾的研究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诸如馆长、主持人、管理员等等。胡适自己按照聘约说得很明白，1950年5月15日他致赵元任夫妇信中说：

Princeton的事，昨天(5月14日)正式发表了，名义是FellowoftheUniversityLibraryandCuratoroftheGestOrientalLibrarywithRankofFullProfessor。(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60年6月版，第36页)

据此，译为馆长或管理员均可，相当于正教授职务。

⑤《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6册。（三版注）

⑥此信保存在台北胡适纪念馆，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一文，载北京《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三版注）

⑦胡适1949年5月22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第25页。

⑧《在北大同学会欢迎会上讲词》，收入《胡适言论集》，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7月版，乙编。

⑨见台北《中央日报》1949年12月11日；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9年12月8日（三版注）。

⑩胡适1949年8月16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第29～30页。

胡思杜的文章披露于1950年9月16日《文汇报》，9月22日香港《大公报》转载。胡适得知后曾答记者的访问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6册，第2152页。

）

胡思杜后来分配至唐山工业学院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自杀身亡。1980年11月平反昭雪。（参看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53—55页。）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1951年2月24日。（三版注）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纽约公寓（4）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50年6月25日；1952年11月《在台北市记者招待会上答问》、《在国大联谊会欢迎会上讲词》、《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均载《胡适言论集》乙编)，及《东亚的命运》一文(载台北《自由中国》第8卷第1期)。（三版注）

本文台北《中央日报》译文题为《史达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连载于1950年10月19日至21日；另有云轴译、毛子水校的译文，载台北《自由中国》第3卷第10期。（三版注）胡适在这次会议开始时的演词，曾刊载于台湾各报。此处是根据台北《畅流》半月刊第9卷第2期载罗敦伟作《胡适之先生新五四精神》一文所记抄出。

同注。

竹枝词系陆少青作，共五首，载罗敦伟《胡适之先生新五四精神》文中。此处所引为第二首。参看注。

本文原题“IntroductiontoJ.LeightonStuart’sFiftyYearsinChina”

，NewYork,RandomHouse,1954.由李宜培、潘焕昆合译为中文；后收入《胡适选集》“序言”册。

胡适1957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题为“RepercussionsofHungavianUprisingonMainlandChinese”，载1957年10月出版的“重要演说集”(Vitalspeehes)第24卷。台湾有关胡适的论著中，多译为《中国大陆反共抗暴运动》。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自由中国》的风波（1）

胡适逃离大陆的时候，眼看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势不可挡，他无可奈何，满腔怨愤。在上海登上海轮，便想起与雷震等一些朋友筹创出版社和刊物的事。他觉得，今后“与共产党作思想斗争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出发之点，亦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归宿处”。①因此，他给将要创办的刊物命名为《自由中国》。他于是拧亮台灯，抽出钢笔，在船上写下了《自由中国社的宗旨》一文，作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刊词。文字不算长，全录于下：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制，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忍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

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这些：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按，指蒋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按，指解放了的地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②

这就是胡适为《自由中国》杂志定下的调子：反共、鼓吹民主自由。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这个政论性半月刊，便在台北创刊了。刊物封面上印着“发行人胡适”赫赫五个字。他所起草的上述“宗旨”印在创刊号上，作为这个刊物鼓吹反共和民主自由的宣言；而且以后每期刊物上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刊登这四条“宗旨”，作为他们坚持反共与民主自由的旗帜。

《自由中国》创刊的时候，胡适远在美国，“发行人”其实只是挂个名；实际负责的是雷震(儆寰)。那时，逃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惊魂未定，人心惶惶，胡适的名字在混乱的逃台人员心目中，仍不失为“民主与自由”的象征，有他挂名的杂志刊行，似乎也可以起到一点安慰的作用，因而《自由中国》办得倒也顺利。但胡适向来信奉孔夫子的话：“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既然挂了名，怎能不实际干呢?他从纽约邮寄了几篇文章给编辑委员会，都是反共宣传文字。③到1951年6月，刊物第4卷11期上发表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虽然也持反共立场，却对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亦有所非议，于是遇到麻烦，遭到政府干涉，台湾军政当局竟下达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后虽因故未执行，却给刊物同人以极大压力。4卷12期上，便又在各方的压力与劝说下，被迫发表《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一篇屈服于政府，为政府讲好话的软弱文字。这使胡适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雷震，要辞去“发行人”名义，也向台湾政府表示抗议。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