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2

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2

民国廿三年二月我在南京竺可桢先生家中看见他保存的这张油印榜文，我托他抄一份寄给我。寄来之后，我又托章希吕先生重抄一份保存在我的日记里。中国政府最早派遣留学美国的学生四批，其姓名履历都保存在徐雨之的年谱里。我盼望这张榜也可以长久保存，为后人留作一种教育史料。

　《回想明复》，原载《科学》第13卷第6期，1928年6月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改题《追想胡明复》。此处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211页。据赵元任藏“第二次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学生榜”照片，胡达是第57名，与胡适只隔一个名字。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弃农学文（1）

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半个多月，胡适等70个留学生于9月9日在旧金山登上新大陆。

①随后胡适便改乘火车，横穿美国国土，来到纽约州南部的绮色佳城(Ithaca)，走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园。

时当清朝末年，灾难深重的祖国，处在极度衰败、腐朽、贫穷落后的黑暗年代。炎黄子孙的一些先进分子便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派往国外的留学生，也多有血性的爱国青年。胡适赴美留学，一方面是寻求个人的出路。他在辛亥年元旦作的小诗中曾自述说：“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②说的正是真心话。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怀抱着“愿得西乞医国术”和“执笔报国”的爱国主义目的。他在日记中曾写道：

连日日所思惟，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知“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是人情天理中事也。③

这种身旅异域，眷怀祖国的感情，在他的《藏晖室札记》中常有流露。

胡适曾经写过一首《睡美人歌》，最足以代表他“西乞医国术”的愿望和爱国主义精神。诗是因为法国拿破仑皇帝的一句话引起的。拿破仑曾说中国像一头睡狮，将来睡狮醒时，世界都会为之震悚。后来世界上许多人都跟着这样说。胡适却认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因为我们是东方的文明古国，将来强盛了，能有所贡献于世界，应该在文物风教方面，而不应在武力方面。

所以，他便写了《睡美人歌》，来“祝吾祖国之前途”。全诗如下：

“东方绝代姿，百年久浓睡。一朝西风起，穿帏侵玉臂。碧海扬洪波，红楼醒佳丽。昔年时世装，长袖高螺髻。可怜梦回日，一一与世戾。画眉异深浅，出门受讪刺。殷勤遣群侍，买珠入城市；东市易宫衣，西市问新制。归来奉佳人，百倍旧姝媚。装成齐起舞，“主君寿百岁!”④诗虽然不怎么高明，但寓意却非常明白，胡适希望学习西方的“新制”，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振兴富强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专业的选择上，也反映出胡适当时所怀抱的爱国主义目的。当他准备在上海乘船赴美的时候，他的二哥特地从东三省赶来送行，并对他说，因为家道中落，去美国应选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特别叮嘱胡适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这些都没有用。胡适到了美国，同许多人谈论专业选择问题，都对路矿不感兴趣；他又不能辜负兄长的期望，便采取折中办法，选读农科，进了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⑤

但是，胡适对农学院的课程实在没有兴趣。特别是一门“果树学”的课程，每周有实习，要求每个学生每次将几十个苹果分类填表。例如茎的长短，果脐大小，果上棱角和圆形的特征，果皮的颜色，果肉的韧度，酸甜的尝试，肥瘦的记录……等等，项目分得很细。美国那时有四百多种苹果，都要一一细分。中国学生对这许多苹果不了解，填起表来便觉十分枯燥，令人头痛，结果却还是错误百出，成绩甚差。胡适觉得学农实在违背了个人的兴趣。原来在中国古典文史方面，胡适已有较好的基础；留学以来，对英国文学又有了浓厚的兴趣，也涉猎了德国和法国的文学。加上当时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国，美国各界人士希望了解中国新政府的情况，胡适被邀请去作了几回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这样就促使他去研究辛亥革命的背景及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因而对政治史也发生了兴趣。这种种原因，便促成胡适于1912年春天放弃农科，转入康大文学院，改学哲学和文学。⑥

改习文科，虽是由兴趣所致，却也含有他“执笔报国”的心愿。就在转习文科的这年9月，胡适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后来五四文学革命时，又恢复《最后一课》原名，收入他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列为首篇。从此，这脍炙人口的爱国名篇，因胡适用白话译出，便影响特大，在中国传诵数十年而不衰。稍后，他又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其词慷慨哀怨，也是激励希人爱国之心的名篇。这些表明胡适爱好文学，他从事外国优秀文学的翻译介绍，为的正是要“以此报国”，以此来激励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心。

康奈尔大学设有“卜朗吟征文奖”，以纪念英国19世纪诗人罗伯特?卜朗吟(RobertBrowning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适写了一篇论文《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作为应此奖的征文。5月7日揭晓，胡适竟得了奖，获奖金50美元。他以一个外国留学生获得这项卜朗吟征文奖，在学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报纸也作了报道和评论，各大城市报纸又加以转载，甚至登在著名的《纽约时报》上。于是，影响便相当大了，一些相识的人都先后来祝贺。胡适也出乎意外的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⑦

显然，胡适是把个人争得的荣誉，同为祖国争荣誉联在一起了。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弃农学文（2）

①　胡适在1938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看此行〔按日记本此页上印着‘AdmissionDay(inCalifornia)’〕，始记起1910年此日到美国，在金山上岸，恰逢California加入联邦50年庆典。如今28年了!”（三版注）

②　见《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1月30日为辛亥年元旦，作小诗云：“永夜寒如故，朝来岁已更。层冰埋大道，积雪压孤城。往事潮心上，奇书照眼明。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奇书，指是日所送来的《五尺丛书》(FiveFootShelf)，又名《哈佛丛书》(HarvardClassics)，是哈佛大学校长伊里鹗(Eliot)主编之丛书，收集古今名著，印成50巨册，长约五英尺，故有“五尺”之名。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1页。

③　《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3月24日。所引“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

，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嫠，寡妇。纬，织布用的纬纱。谓寡妇不忧其纬少，而恐国家灭亡。后因用作忧国忘家之喻，亦简称“嫠纬之忧”。

④　《藏晖室札记》卷九，1914年12月作，1915年3月15日追记。上海亚东版，第587～589页。

⑤　参看胡适1952年12月27日在台东县的演说《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见《胡适言论集》(甲编)，1953年台北自由中国社编辑，华国出版社出版。

⑥　参看《胡适口述自传》第3章“放弃农科，转习哲学”一节。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

⑦　《藏晖室札记》卷四，“一一　得卜朗吟征文奖金”(1914年5月9日)，上海亚东版，第230页。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几乎做了基督徒（1）

胡适去国赴美，虽是浪子回头，抱有很大的决心和希望；但毕竟又是摔过跤的人，意气仍旧相当颓唐悲观，旧染一时也难以尽除。酒虽然一口也不喝了，却还时常打牌，纸烟也屡戒屡抽；偶然在《小说月报》上看到旧日上海相好妓女的小影，犹割不断怀恋之情。胡适自己也慨叹说：“吾年来意志力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①为此，他下过多回决心，写过多回“自誓”与“座右铭”；又逐渐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专门写了“提倡禁嫖”一则札记，其中说：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②

胡适改过的决心是大的；然而洗心革面，改造恶习，又是多么不容易啊!

为了改过，胡适也开始接触西方的基督教，读《圣经》，常出入于美国基督教家庭，对基督教竟大感兴趣。

1911年夏天，学年大考结束，基督教学生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孛可诺松林区(PoconoPines)举办夏令会。中国学生到会者35人，美国学生约200人。胡适虽不是基督教徒，也应邀参加了这一活动。连日听耶教会的名人演说，讲《马太福音》，并开讨论会。同来的留美学生中有一位陈绍唐君，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同班同学，后来受洗为基督徒。他们分别三年了，这次在孛可诺山相见，自然格外亲热。这位陈君笃信教义，令人可惊，学问见识也很不错。胡适觉得他简直“如程朱学者，令人望而敬爱”。一天下午，他对胡适大谈耶教教义，谈了三个多小时，胡适大为感动，竟决心要做耶教信徒了。他在6月17日给朋友章希吕的信中写道：

连日聆诸名人演说，又观旧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变化气质之功，真令人可惊。

适亦有奉行耶氏之意，现尚未能真心奉行，惟日读Bible(按，即《圣经》)，冀有所得耳。

当时的胡适，远在异乡，第一学年课程结束，终日无事，又得知好友程乐亭病故，思想正处在一种愁苦悲观的境地。他这次到孛可诺山来参加夏令会，正是想“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杀吾悲怀耳”。因此，胡适便很容易被耶教的宣传所打动，希望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

这天晚上，耶教会又安排了一个美国教徒名叫梅西(Mercer)的为中国留学生演讲，述说他一生的经历。梅氏在大学时曾染有种种恶习，无所不为，被父亲逐出家门，从此流落在外，身无分文，无以为生，便投河自尽，被水上巡警救起。后来当了基督教徒，从此改恶从善。数年之后，他又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经历，宣传耶教教义，事迹登在报纸上。他的父亲看到报纸，知道儿子果然能改过，便恢复了父子关系，和好如初。梅西的演说很会以感情打动人。当讲到他们父子重见时，更大加渲染，父子如何抱头痛哭。讲演者声泪俱下，胡适这些青年人听了，也都被感动得流下泪来。当场即有七个中国留学生感情冲动，站起来说自己愿意当耶教信徒，其中之一就是胡适。6月21日，他写信告诉他的好友许怡荪，说“昨日之夜，弟遂为耶氏之徒矣”!

然而，胡适并没有成为“耶氏之徒”。他后来冷静了，觉悟了，看透了耶教会用“感情的”手段俘虏青年人，“深恨其玩这种‘把戏’，故起一种反动”，对耶教会很反感，当然就不会再上当，不再信洋迷信，当耶教徒了。③

胡适虽然没有当基督教徒，但基督教的“圣经”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和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

原来，胡适早年就已经深受老子“不争”哲学的影响。这位中国古代哲学家一生主张不争，认为弱能胜强，柔能克刚。这些思想对胡适影响很深。前面说过，1907年，他曾作过一首小诗，题为《秋柳》，便正是老子“弱能胜强，柔能克刚”

的写照。④

到美国以后，胡适仍念念不忘老子的教训，常常引述老子的一些名言，来宣传他的不抵抗主义，例如：

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22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78章)

上述《秋柳》诗，也曾抄赠给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及其他友人。后来读了《圣经》，胡适觉得耶稣宣传的教义，如对邪恶魔鬼不抵抗；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再把左脸转过去让人家打，等等，与我国老子“不争”的理论极为相似，因而使他对不抵抗主义的信仰更加深入，更加坚定了。

1914年七八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胡适的和平主义迷梦受到冲击。他感到十分惊诧。不久，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讷司密斯(GeorgeW?Nasmyth)从欧洲归来。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几乎做了基督徒（2）

这讷氏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与胡适谈起他在欧洲大陆的闻见，乃大谈不抵抗主义。他说卢森堡不抵抗德国侵略而得以保全，比利时抗拒德国侵略便遭到残破；

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长，不抵抗德军，率全城军民投降了德国，便使城市得以“岿然独存”，这正是“不争不抗之惠”。胡适深表赞同，并认为讷氏这种主张投降求全而不抵抗的见解，“老子闻之，必曰是也。耶稣释迦闻之，亦必曰是也”!⑤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世界大战的机会，强占我青岛。并企图独霸中国。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袁氏丧心病狂想做皇帝，亟欲取得日本支持，便公然加以承认。袁氏的卖国罪行和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中国留美学生也人人义愤填膺，主张对日作战，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时，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发作了，他十分担心纸上谈兵的留学生们跟日本打起来，便写了一封英文的《致留学界的公开信》(Anopenlettertoallchinesestudents)，寄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劝大家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反对抵抗日本的主张。信中说：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这封信一登出来，便遭到留学生们的严厉批评和谴责，《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邝煦也写了文章，指出胡适写这样的公开信，是“木石心肠不爱国”。在60多年之后，胡适的晚辈和朋友，帮他整理“口述自传”并译为中文的唐德刚君，也禁不住批评说：

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致留学界公函”，辞义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⑥

这一批评比较公允。人是有感情的高等动物。而“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胡适口口声声“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主张“理智的爱国主义”；然而当民族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当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神圣祖国国土的时候，谁如果还像胡适那样冷静，无动于衷，静坐读书而听任祖国灭亡，那么只能说他真是“木石心肠”，还谈得上什么爱国主义呢?

①　《藏晖室札记》卷五，“一九　戒纸烟”(1914年7月18日)，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310页。

②　《藏晖室札记》卷四，上海亚东版，第267～268页。

③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6月18日日记及附记。上海亚东版，第44～50页。

④　《秋柳》一诗见第2章第9节。此诗原载《竞业旬报》第33期，题为《秋柳并序》，署名溟游。后收入《尝试集》所附《去国集》，有1916年7月所作的跋，曰：

年来颇历世故，亦稍稍读书，益知老氏柔弱胜刚强之说，证以天行人事，实具妙理。近人争言“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彼所谓适，所谓优，未必即在强暴武力。盖物类处境不齐，但有适不适，不在强不强也。两年以来，兵祸之烈，亘古未有。试问以如许武力，其所成就，究竟何在?又如比利时以弹丸之地，拒无敌之德意志，岂徒无济于事，又大苦彼无罪之民。虽螳臂当车，浅人或慕其能怒，而弱卵击石，仁者必谓为至愚矣。此岂独大违老子齿亡舌存之喻，抑亦孔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欤。以是之故，两年以来余往往念及此诗，有时亦为人诵之。

以为庚戌以前所作诗词，一一都宜删弃，独此28字，或不无可存之价值。遂为改易数字，附写于此，虽谓为去国后所作，可也。

⑤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七“一五　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1914年10月26日)

，上海亚东版，第431～437页。

⑥　《胡适口述自传》“第四章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注9。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79页。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对美国生活和政治的兴趣（1）

胡适那个时代的庚款留学生，费用颇为充裕。除学杂费之外，每人每月生活费80美元，约合当时中国银圆200左右。这实在是一个了不得的大数目，差不多等于国内40个工人的收入。这样的留学生，生活也就相当优裕。

以住所为例。胡适原住世界学生会，后来迁居橡街120号。一个人的居室，长13尺，宽9尺，有成套的家具设备。风景也颇好。据胡适自己描写说：窗外临小溪，“溪两岸多大树，窗上所见清之柏，温柔之柳，苍古之橡。林隙中可见清溪，清浅见底，而上下流皆为急湍”，故水声奔腾，日夜不绝。住在这样窗明几净，风景幽美的地方，胡适颇为得意，夜半睡醒，竟做起诗来：

窗下山溪不住鸣，中宵到枕更分明。

梦回午夜频猜问，知是泉声是雨声?①生活这般优裕的留学生，接触的也大多是美国上层社会的生活。胡适所出入的，多是康大校园内知名教授学者的家庭，接触的是一些基督教领袖及他们的活动，参加过在教堂里举行的隆重婚礼……胡适虽然也当过少爷，后来却颇为困窘，思想上不仅有中国旧式读书人少年老成的毛病，又背着忏悔放浪恶习的沉重包袱，满怀悲观。如今走进这美国上层社会的生活圈子，受美国基督教文明的感染，就难免自惭形秽，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羡慕，对一切都极感兴趣。他觉得美国人有一种“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以致“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而渐渐治疗了他少年老成的态度。

有一天，胡适跟随同学们去看足球比赛。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起初，他正襟危坐，用读哲学课本的眼光来看球赛，自然看不出什么门道；而且，运动员们那么粗野的拼抢，观众那样拼命的欢呼与狂叫，他看着总有些不顺眼，觉得有失大学生的尊严和体面。但是，随着竞争的愈趋激烈，胡适也渐受感染，渐渐领会到观众的热心。随后，他偶然回过头去，看到他认识的一位白发苍苍的植物学教授，也像青年人一样，在看台上手舞足蹈，诚心诚意地欢呼狂叫。胡适很受感动，觉得惭愧，不再正襟危坐了。不久，他也不知不觉地加入了那热心欢呼的行列。②

在美国不到三年，胡适的悲观思想情绪就有了很大转变。与朋友通讯，每以“乐观”相劝勉；又喜爱卜朗吟的乐观主义诗歌，他获得卜朗吟征文奖金的论文，题目就是“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他自己觉得，去国数年，最大的收获便是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这对他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后来他甚至自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胡适对美国的政治生活有更浓厚的兴趣。从清王朝帝制统治下的中国，初到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及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却又事事新奇，令人神往。他最初读到美国的《独立宣言》，便大为惊叹，说：

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辞严，真千古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③他到华盛顿去，常到国会去旁听。在绮色佳，也常去市议会旁听。有一次市议会到会者八人。朋友告诉他，这八人中一个是大学教员，其余都是本市商人，有雪茄烟商、牛乳店主、煤商、杂货店书记生和建筑工师，市长是大学女子宿舍的执事人。前市长是洗衣工，不当市长以后便当了洗衣店老板。胡适对这一切都很钦佩，觉得其中的“共和平权之精神”特别值得学习。④

留美期间，胡适经历了两次美国大选。第一次是在1912年，正当我国辛亥革命推翻了长期的帝制统治，中华民国正式诞生的这一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威尔逊，共和党是塔夫脱，从共和党分化出来的进步党是老罗斯福。三党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竞争相当激烈。因此，连外国留学生也都很关注，对胡适更有巨大的吸引力。

为了了解美国的选举，胡适特意选修了奥兹(SamuelP.Orth)教授开设的专题课“美国政府和政党”。这是与美国现实政治结合最紧，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一门课程。据胡适回忆，奥氏第一堂课的开场白，说得就非常明白而有趣。他说的大意是：

今年是大选之年。我要本班每个学生都订三份日报——三份纽约出版的报纸，不是当地的小报——《纽约时报》是支持威尔逊的；《纽约论坛报》(TheNewYorkTribune)是托虎托的；《纽约晚报》(TheNewYorkEveningJournal)〔我不知道该报是否属“赫斯特系”(Hearstfamily)的新闻系统。但是该报不是个主要报纸。〕是支持罗斯福的。诸位把每份订它三个月，将来会收获无量。在这三个月内，把每日每条新闻都读一遍。细读各条大选消息之后，要做个摘要；再根据这摘要作出读报报告交给我。报纸算是本课目的必需参考书，报告便是课务作业。还有，你们也要把联邦48州之中，违法乱纪的竞选事迹作一番比较研究，交上来算是期终作业!⑤同时，奥兹教授要求学生注视大选的经过，认定一个候选人作为自己支持的对象。胡适自然都照办，选择支持进步党魁老罗斯福。他胸前佩戴着象征支持罗氏的大角野牛象襟章，参加各种政治集会，听演讲，听辩论，夜里到市中心去看选举，跑来跑去，兴奋的了不得。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对美国生活和政治的兴趣（2）

当时，胡适正担任世界学生会康奈尔分会的会长。10月30日，他便在世界学生会餐厅里，发起举行“游戏投票”，“选举”美国总统。参加投票的各国学生共53人，其结果如下表：

虽然是游戏投票，胡适对投票结果还是一一作了认真的分析。第二天，康大的《大学日报》又组织游戏选举，有教师、学生和职工二千多人参加。胡适也津津有味地跑去投了老罗斯福一票。这两次游戏选举的结果，都使胡适很失望，他所支持的罗斯福“落选”了，威尔逊得票都占第一位。而令人奇怪的是，游戏投票的结果居然同后来实际选举的结果完全一致。

威尔逊当选了美国总统。1914年，胡适去华盛顿参加一次世界学生会议。威尔逊总统和国务卿白来恩亲自接见了与会的代表，并发表演说。胡适对威尔逊已经产生了极深的信仰。因此，到1916年的大选时，他便改为支持威尔逊了。他和几个中国同学，在投票的高潮时，跑到“纽约时报广场”去看大选结果。接连的消息似乎都对威尔逊不利，他们很失望。一直等到午夜才步行回校。第二天清晨，爬起来又看报上的选举消息。买不到《纽约时报》，竟步行好几条街才买到一份。

《时报》头条标题是“威尔逊可能险胜”，一行大字跳入胡适的眼里，他高兴极了，这时才记起回学校吃早饭。真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啊!⑥经过这两次美国大选的实地观察和研究，胡适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极大兴趣，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他对美国的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宪法及法律制度等等，都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

在美国生活和政治的熏陶下，胡适开阔了眼界，振奋了精神，深刻地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思想。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和生活道路，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①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七“二　迁居”(1914年9月25日)，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418～419页。

②　参看胡适《我的信仰》，《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一版，第561～562页。

③　《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3月9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3页。

④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三“四四　绮色佳城公民议会旁听记”(1914年2月4日)，上海亚东版，第196～198页。其中“公民议会”，原文为CommonCouncil，译“市议会”较切。

⑤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32页。

⑥　参看胡适《我的信仰》及《藏晖室札记》卷二，1912年10月30日及31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11～116页)。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共和与帝制问题（1）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近二千年的君主专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胡适对此，起初也不甚了了。他在海外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自然也非常关注；并曾讥刺受命于清廷的袁世凯，“真是蠢物可鄙”。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在汉口的大哥与明侄，以及自家在汉口的店业①。待到辛亥革命的周年纪念日，绮色佳天雨朦胧，秋风萧瑟。这时胡适经过美国民主共和政治生活的陶冶，对已建立的民国，便油然而生“悠悠之思”了。这一年，胡适致胡绍庭信中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首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

欢欣鼓舞之情跃然纸上，且表示“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②

然而，胡适却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功劳，全记在坚持改良主义的保皇派梁启超名下!他认为梁启超是“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思想界。15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并说：

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③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致力于“新民”的思想启蒙事业，加上他“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在青年知识者中间影响确实很大，其思想启蒙宣传之功应予适当肯定。然而梁氏仍坚持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反对孙中山一派的革命道路。而胡适如此夸大保皇派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又如此贬低革命派孙中山黄克强领导革命的功绩，却是明显背离实际的偏私之见，而从中也可看出胡适受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

对于新建的中华民国，胡适还是爱护的。对种种损害民国的行径，他都不能容忍。

当时，有一个叫布朗德(J.O.P.Bland)的英国人，从伦敦到美国来，四处游说，诋毁中华民国。布氏曾经在中国海关做过事，他的演说登在报上甚有欺骗煽动作用。胡适读了很气愤，当即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布氏的谰言。有一天晚上，布氏在绮色佳演讲，讲题是《中国的动荡局势》，胡适也去听。布氏反对美国人承认中华民国，他说列强不能承认民国，因为民国还未为中国自己的人民所承认。胡适听了这话，站起来用英文质问布氏，有什么根据?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只好改口，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布朗德诋毁民国的言论，中国留美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士顿、纽约与绮色佳的留学生，多有书信往来，商议抵制的办法。11月22日，中国留美学生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胡适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

在学生会设一通信部，专门翻译英美各国反对我国的言论，给国内各报纸刊登，“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④由此可见他维护民国的诚心。

窃国大盗袁世凯，窃踞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以后，仍不满足，又做起皇帝梦来。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来，演出了一场尊圣祭孔的丑剧。1913至1914年间，袁氏先后颁布了几个尊孔祭圣的命令和条例。胡适在美国看到，曾大加嘲讽，指斥袁氏“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又揭举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谬误，一一加以驳斥，说它是“一片空言，全无意义，口头谰言，可笑可叹”。当时，胡适虽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凯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野心，却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纲常沦，人欲横流”，归咎于国体变更以后自由平等之流祸，是一大谬误。⑤这不也可以说是在为民主共和而辩护吗?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FrankJ.Goodnow)，在美国各地演说，并发表了《共和与君主》一文，为袁氏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杨度、孙毓筠等紧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加紧鼓吹帝制。胡适从报上得知消息以后，认为“古氏在此邦演说作文，均言中国无共和之程度，其说甚辩，足以欺世。……于我国共和前途殊有影响，不可不辩”。于是，写了《中国与民主》及《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两篇英文文章，分别寄给纽约《望》月刊和《新共和国》周报。文章针对古德诺的谬论驳斥说：

古德诺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宪权威们认为，东方人不适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国相信，正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主，现在就必须有民主。年轻的中国又相信，如果第一个中华民国民主的生命较长，到那时候就会在中国建立起相当有力的控制，并且有了四年民主政体的政治经验，尽管这个经验还是不完善的，而到时候就可以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了解，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真正的意义。⑥

这时候的胡适，已经是公开为捍卫民主共和而辩护的斗士了。

袁世凯终于下令改元登极。然而，这个背叛民国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立即陷入了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梦也终于破灭了；而且众叛亲离，楚歌四起，终于成了独夫民贼，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惧而死。住在美国的华人也都手舞足蹈，额手称庆。胡适说这真可谓是“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并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余辜!因为：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共和与帝制问题（2）

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⑦

袁世凯的窃国、称帝、破产、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君主专制制度的一次垂死挣扎。它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袁氏倒行逆施，居然有那么多吹鼓手，有那么多人为他抬轿子，有那么多人上表劝进，这就向人民昭示，专制主义在一些人当中还是有市场的，不可能一时消除干净。然而，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是民主共和；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袁世凯便是活的和死的见证!

胡适也通过袁氏之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他犹念念不忘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认为“袁氏之卖康梁，其罪真不可胜诛”。如果当年袁氏不向慈禧太后、荣禄告密，戊戌政变不致推翻，“则20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了。

正是因为这一点，胡适方说“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然而，胡适这时眼界比过去开阔了，美国的政治生活给他脑子里灌输的民主共和思想更多了。他想到，20年前的戊戌维新即使成功，也只是君主立宪，不能有“根本的解决”；必然保留清朝帝室、贵族及官僚政治，结果必然是“一种皮毛的新政，暂时的治安，而共和之运动反为阻滞”，革命终不可避免。20年来国内历史的进程，又使胡适看到：

徒以戊戌失败之故，此20年中中国之进步，皆起于下而非出于上。其结果乃有辛亥之革命及今日之革命，遂令数千年之帝制一旦推翻，三百年之满清亦同归于尽，今之官僚派余孽似亦有摧灭之势；则虽谓吾国政体问题已有几分根本的解决可也。而此几分根本的解决，皆戊戌失败之赐也。⑧

这“根本的解决”，说明胡适的思想认识有了一点进步，他不再把辛亥革命的成功，全记在梁启超名下了，他似乎从康梁的改良主义藩篱中移动腿脚，向革命迈出了小半步。

①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10月12日至30日日记。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81～86页。

②　见《胡适研究丛录》，颜振吾编，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5页。

③　《藏晖室札记》卷一，1912年11月10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2页。

④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二，1912年11月19日、21日、22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0～127页。

⑤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三“二六　非驴非马之大总统命令”(1914年1月23日)，上海亚东版，第162至163页；卷七“三八　袁氏尊孔令”(1914年11月16日)，上海亚东版，第468～470页。

⑥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一“六　论袁世凯将称帝”及“二O　辟古德诺谬论”，见上海东亚版，第741～748页、768页。《望》月刊(TheOutlook)，胡适原译纽约《外观报》。此处引文见“六　论袁世凯将称帝”所附之《ChinaandDemecracy》(《中国与民主》)，中译文曾得武汉大学英文系李子彬教授校订。

⑦　《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三　死矣袁世凯”(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6～927页。

⑧　《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四　论戊戌维新之失败于中国不为无利”(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8页。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从杜威攻实用主义哲学（1）

1914年6月，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随即入研究院学习。次年9月，离绮色佳赴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受业于杜威门下。

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学术界声望颇高。尤以招收外国留学生，为第三世界国家制造官僚和学阀而著名。中国在哥大留学的经常有三百人之多；①当时的留学生，除胡适之外，还有宋子文、张奚若、孙科、蒋梦麟等。学成归国之后，他们都抖了起来，成了中国政界和学界的知名人物。

哥大的哲学系，有许多名教授，有的对胡适影响很大。例如一位讲授伦理学的厄德诺(FelixAdler)教授，是美国“伦理文化学会”的发起人。他所主张的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曾使胡适十分折服，因为胡适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在《藏晖室札记》中，曾译记了厄德诺的一些语录，有的颇有意趣，例如：

道德的责任并不是那外来的命令；只是必须要怎样做才可以引出别人——例如所爱之人——的最好部分。

要这样影响别人：要使他们不再菲薄自己。②

从这些语录里，可以明显看到康德哲学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规律的影响。而厄德诺也成了对胡适生平“有极大影响”的一个人。

与胡适关系很深很熟的，还有一位夏德(F.Hirth)教授。他是德籍汉学家，任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这“丁龙讲座”，是美洲大陆用特别基金设立的第一个汉学讲座，其来由是一个相当感人的故事。早期旅美的一位华工，名字叫丁龙，在美国卡本迪(HoraceW.Carpentier)将军家里当佣人多年，深得主人的信任。退休时，卡氏赠送巨资(据说是两万美元)给他作退休金。丁龙再三辞让后才接受，随即全数转赠哥大，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资金。卡氏得知丁龙的高尚举动，深受感动，便加捐巨款，凑成十万美金，为哥大特设一“丁龙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