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6

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6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勘天差可拟。梅生梅生毋自鄙!②这是胡适最初提出“文学革命”，并表示要“以此报国”的宣言。但他当时对于文学革命的观念还很朦胧。经过留美同学间的进一步讨论和争辩，1916年秋天，他便综合与朋友们私下讨论的见解，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主张的“八事”：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③

这“八事”便是后来的“八不主义”，代表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虽然大多就形式方面着眼，但也明确提出了“精神上之革命”一方面。因此，简单地认定胡适这些主张是形式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收到胡适的这封信以后，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并极力称赞说：

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项外，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④

把胡适的主张，誉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就当时文坛的状况来看，并不为过。

1917年1月，胡适按陈独秀的要求，将上述八项主张“衍为一文”，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其中，主张“言之有物”，又朦胧地反对专制主义的“文以载道”说；鼓吹进化论，用以解释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肯定通俗行远的白话小说，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观念；反对摹仿古人，提倡“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论点，充实了文学革命的内容。胡适还提出以文学“服劳报国”的积极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他说：

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⑤

胡适希望文学家作费希特、玛志尼，用文学为祖国的独立自强而积极奋斗，反对无补于“病国危时”的哀伤痛哭、无病呻吟的文学。这种积极的爱国主义文学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但《文学改良刍议》也表明，胡适的态度相当软懦和游移。他经过再四研思，把“文学革命”改成了“文学改良”，仍深恐矫枉过正，预先就请求别人“匡纠是正之”。他自己后来也说：

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⑥

是陈独秀以革命家的坚决态度，弥补了胡适软懦游移的弱点，于1917年2月，推出《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他提出的“三大主义”，⑦虽也不免笼统，但锋芒所向，“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态度和主张都比胡适更坚决，更激进一些。⑧

然而，《文学改良刍议》毕竟是向来公认的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⑨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便是最先的响应。他说：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2）

接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也都撰文响应，逐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鲁迅则以他卓越的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其他新文学的创作也逐渐涌现。于是，中国文学史上便形成了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纪元。

还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孙中山先生的亲密助手廖仲恺先生，便极力赞扬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之功，他说：我辈对于先生(按，指胡适)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⑩

廖仲恺的评价，是代表“我辈”，即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不久即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士，及他们所办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的同仁们。他们那时对于胡适，几乎近似崇拜：中山先生感激胡适对他学说的批评介绍；《建设》杂志则以得到胡适的文稿而“了不得的高兴”。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回忆青年期生活时也说，他那时“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楷模”。而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在十年之后，仍然说：“文学革命”是“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

各界有代表性人士的这些反映，都说明一点：在文学革命中，胡适确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①　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创刊号；《欧洲文艺史谭》载同刊第1卷第3、4号。此处引文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通讯”陈独秀答张永言信。

②　《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收入《尝试集》所附《去国集》。诗共三节，此处所引为第二节。

③　此信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题《寄陈独秀》。此信写作时间，《新青年》未注，该期为1916年10月1日出版；而《文存》信末注“民国五年十月”，显然是编《文存》时所加，并不确切。当时从美国寄信国内，再加刊物编印时间，至少得一月以上，以此推断，约作于这年8月，《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一五　寄陈独秀书”，正为“八月廿一日”，此处摘录信的第一段；与同日致朱经农信的“八条”内容完全一致，只文字有少量不同。

④　见《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陈独秀复胡适的信。

⑤　《文学改良刍议》，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此处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第12～13页。

⑥　《逼上梁山》，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6页。

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里，也说到这件事：

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八条很温和的建议。你可看出，纵是这个题目也是很谦虚的。我已经不再用我向朋友们所常时提到的“文学革命”了。“文学革命”一词在我的诗和信里都常时提到；在朋友们给我的信中也常时提起。有时他们用的是开玩笑的态度；但有时也很严肃。可是当我第一次要把我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和我自己的结论，撰写成文章，送到国内发表的时候，为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我觉得我要把这一文题写得温和而谦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52～153页)

⑦　《文学革命论》，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编)。文章中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⑧　胡适与陈独秀态度的差别，胡自己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有一段叙述，说：

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6年2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胡适当时承认文学革命还在讨论的时期。……他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6～197页)

后来，胡适在《逼上梁山》中又说到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态度，说：

这种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7页)

⑨　见郑振铎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1935年10月21日作，载该书卷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

⑩　廖仲恺1919年7月19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3）

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由孙中山在日本创建。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孙中山等人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于1913年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次年另组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旗帜，继续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袁世凯死后，该党迁至上海；1917年领导“护法运动”。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参看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适的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4～67、74页。

参看(美)欧德加?斯诺《西行漫记》(EdgarSnow：“RedStarOverChina”)，董乐山中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页。

鲁迅《无声的中国》，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13页。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1）

“五四”文学革命，不管人们称之为改良也罢，革命也罢，它首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大变革。

胡适在他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中，便提出：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

①

他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论方面的一个十分大胆的创见，是直接向传统文学观念的挑战。

长期以来，在正统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

至于白话文学，如小说、戏曲、俚歌等，他们总是鄙弃，看作“君子勿为”的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以致古人编文集时，大多不收小说和戏曲；甚至有人创作了卓越的白话小说，却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到明代中叶以后，新的经济因素萌芽滋长，市民阶层中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反映到文学领域，文学观念较以往开通了，便有李贽、袁宏道、金圣叹等人出来，抬高白话小说、戏曲的地位，甚至把它们同著名的《离骚》、《庄子》、杜诗等量齐观，表现出一种很可贵的进步的文学见解；②但他们毕竟未能突破传统文学观念的藩篱。清末，更有不少人出来办白话报，提倡白话文，推行“官话字母”。胡适那时在《竞业旬报》上，也写过不少白话小说、传记及各类白话文章。但是，他们也只把白话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承认其为文学；他们自己仍做文言的古文、骈文和律诗，以为这些才是高雅的文学。诚如胡适所指出的：

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③

五四时代的胡适，便完全不同了。他与传统文学观念针锋相对，提出了“白话文学正宗”和“活文学”的观念。他肯定历史上那些写白话小说的大师们，如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等，“皆文学正宗”；而贬斥传统文士们写的那些“骈文律诗乃真小道”。④他又公开宣判，说那种已经完全脱离民众口语的、少数人垄断的、僵死了的文言文，是“死文字”，用这种死文字决不能做出“活文学”来；

只有接近民众口语的白话，才是活文字，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活文学”。因此，“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⑤

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学观念之下，胡适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当作了文学革命的一个中心内容，作为他号召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

起初，他们多从破坏的一方面下手，注重批判旧文学。除了胡适斥旧文学为“小道”，为“死文学”之外，最著名的还有陈独秀、钱玄同。陈独秀公开把一批古文大师，斥为“十八妖魔”；⑥钱玄同则概括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句，⑦抨击摹仿古人的散文和骈文。这几句口号在当时流传很广，虽未免有些偏激，却给旧文学和复古守旧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到1918年春天，胡适写的长篇论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就开始注重具体的“建设”一方面了。他说：

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

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⑧

胡适已经认识到，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斗争，只能“取而代之”的规律，因而提出建设新文学的两个标准：一是用“活文学”来取代“死文学”，即前面说到的提倡白话文学。在这篇论文里，他甚至把文学革命的目的，归结为“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这是他的新文学观念的一个主要内容。另一个标准是用“真文学”来取代“假文学”，即是提倡写实主义文学。这是他的新文学观念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早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里，胡适便提倡文学要“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认为这样的文学才能成为“真正文学”。在这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他进一步主张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应该“在文学上占一位置”。他又强调作家们要“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认为“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⑨胡适这种注重描写下层民众的民主主义观点和注重生活实践的观点，是传统庙堂文学所不可能梦见的，完全崭新的现代文学新观念。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2）

这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卜生专号”。胡适是最喜爱易卜生的，他与罗家伦合译了剧本《娜拉》(ADoll’sHouse，今译《玩偶之家》)，又专门写了《易卜生主义》一篇大论文。文章开宗明义，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他就是借介绍易卜生，来向中国读者介绍和提倡写实主义。

他指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⑩

胡适要求作家睁开眼睛来看世界，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现状”，“肯说老实话”，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强调一个“真实”，这正是写实主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点。他一一介绍易卜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剧，认为这才是“真文学”。只有这样的真文学，像易卜生那样“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才能“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正因为如此，这种“真文学”表面上看去，像是消极的，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健康的，积极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破坏的吗?

这年9月，《新青年》又讨论戏剧改良问题，胡适写了《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其中也曾着重从写实主义的角度，来鼓吹“悲剧观念”，抨击旧文学中那种粉饰现实的说谎文学，特别反对旧戏曲旧小说中的“团圆迷信”。他指出：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说谎的文学”，与鲁迅所指出的“瞒和骗的文学”何其相似，精神也完全一致，而对旧文学弊病的揭露又是何等中肯，何等深刻!胡适认为，这种团圆快乐的说谎文学，至多只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却不能使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起人们根本上的思量反省。只有悲剧的作品，像《石头记》那样，真实地写出林黛玉与贾宝玉的悲剧，“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对于《红楼梦》“老老实实的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对于高鹗续书“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五四”文学革命期间，胡适所提倡的“活的文学”——工具用白话文，“真的文学”——创作方法采用写实主义，再加上周作人所倡“人的文学”——内容上以人道主义为本，这三个口号，便基本上概括了“五四”文学的新思潮，新观念。我国的新文学，便正是在这三个口号为代表的新思潮、新观念指导和影响之下，孕育，发生，发展，壮大，从而开创了一个文学现代化的新时代。

①　《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一，第22～23页。

②　李贽(1527—1602)，号卓吾，泉州晋江(今属福建省)人，为明代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公开以“异端”自居，大胆抨击封建传统教条与假道学，终被统治者迫害入狱而死。在文学方面，倡“童心说”，反对剽窃摹拟，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曾评点《水浒传》(有人疑为后人伪托)、《西厢记》、《幽闺记》、《浣纱记》等。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省)人，明代文学家。他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公安三袁，而以宏道享名最盛。他一生力排前后七子的复古摹拟文风，强调抒写“性灵”。其思想受李贽的影响，重视小说戏曲和民歌在文学上的地位，在《狂言》里的《读书》诗中，曾把《离骚》、《庄子》、《西厢》、《水浒》及李贽的《焚书》并列。在《听朱生说水浒传》诗中又说：“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把《水浒传》摆在“六经”和正史之上了。

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原姓张，名采，吴县(今属江苏省)人，明末清初文学评点批评家。清顺治十八年，因哭庙案被杀。他曾以《离骚》、《南华经》(《庄子》)、《史记》、杜工部诗、《水浒》、《西厢记》为世间六才子书(《辛丑记闻》)，并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作了批点和删改。他批改《水浒传》大约成于崇祯末年，正当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大破明王朝官军，明王朝风雨飘摇，即将倾覆的历史时刻，金氏却把71回以后全部删去，并增入卢俊义梦见梁山泊头领全部被捕杀为结束。批语在艺术上颇有卓到见解，但也表现出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3）

③《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2～193页。

④同注①，第21页。

⑤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三“二三　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1916年7月6日追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939～944页；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二)，《胡适文存》卷一，第73～77页。

⑥陈独秀所说的“十八妖魔”，“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的归(有光)方(苞)刘(大)姚(鼐)是也”(见《文学革命论》)。

⑦钱玄同1917年7月2日致胡适信，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

⑧《建设的文学革命》，见《胡适文存》卷一，第71～72页。

⑨同注⑧，第88～89页。

⑩《胡适文存》卷四，第14～15页。

《胡适文存》卷一，第207～208页。

参看鲁迅的《论睁了眼看》。此文作于1925年7月，原载《语丝》周刊第38期，同年8月3日出版，后收入论文集《坟》。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237～242页。

参看《红楼梦考证》，《胡适文存》卷三，第231～245页。

关于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他自己晚年说过一些出出进进的话，贬低甚至否定《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见《关于“红楼梦”的四封信》，载台北《作品》第2卷第2期，1961年2月1日出版)；他人更难免见仁见智，而前些年多数倾向于否定胡适的见解。这问题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明白，我们留在下一章里再专门讨论。

“人的文学”，周作人在所作《人的文学》一文中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出版)胡适前此也宣传过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但“人的文学”口号则是周作人提出的。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最先“尝试”白话新诗（1）

胡适与文学革命的其他一些倡导者一样，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新文学，而且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努力做新文学的拓荒者。他作过广泛的大胆试验，而最先尝试的是白话诗。

当《新青年》最先号召文学革命的时候，它所载的文章却全是文言的。陈独秀、李大钊的议论文字，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刘半农的翻译作品，都是文言。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然较为通俗，但也还都是文言。只有胡适的翻译小说和诗是白话，是《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白话文字。①

胡适尝试做白话诗，还是在美国留学，与朋友们争论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有一次，他提出“诗国革命”的要点，说是“要须作诗如作文”。保守的梅光迪听了，大不以为然。又有一次，胡适批评任叔永的诗，说他用的“言”字和“载”字，都是三千年前的死字。任很不服气，梅也出来打抱不平，反对胡适用白话做诗的主张。于是，胡适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做一首白话的游戏诗回答他们。这诗有一千多字，我们且录中间的几句，见识见识：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②这是胡适第一次试验用白话做的韵文，实在不能算作“诗”!故任叔永说他的试验“乃完全失败”；梅光迪则大加讥笑，说“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两人的批评诚然有理，胡适自己也承认这只不过是“打油诗”，“游戏”而已。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即胡适尝试用白话作诗的勇气。

他们的嘲笑和反对，又更加促使胡适决心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堡垒。

但是，谈何容易!要征服诗的堡垒，用白话作诗，比小说戏曲不知要难多少倍!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国。旧诗在古典文学领域是最有光彩的一个部门，有过许多诗的黄金时代，有无数脍炙人口的篇什。但它的形式和格律，经过长期的流传和锻炼，已经越来越严格烦琐，成了束缚创造的枷锁镣铐；在一般文人心目中，却又几乎成了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我国的小说、戏曲等一些部门，曾经产生过许多白话作品，虽然被视为“小道”“旁门”，但有的流传很广，声誉甚高；而诗歌领域，不仅白话诗作极少，即有诗人偶尔做几首白话诗，成就也远逊于文言诗。

正因为如此，旧诗虽然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但诗国的领地却仍然似乎神圣不可侵犯。有多少革新者，在旧诗的堡垒面前望而却步。要征服它，谈何容易!

可胡适的决心也很大。从1916年7月起，他便宣言不再作文言诗词，决心试验作白话诗。而且，诗还没有写，将来出白话诗集的名字也预先取好了。那天，胡适读陆游的《剑南诗稿》，读到卷三的最末一首诗，是咏能仁寺石象的，诗云：

江阁欲开千尺象，云龛先定此规模。

斜阳徙倚空三叹；尝试成功自古无。③

放翁这首诗，大约别有所指。但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当然不赞成“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说法。他要反陆游诗而用之，认定“自古成功在尝试”。因此，便借放翁这诗的“尝试”两个字，把自己将来的白话诗集预先定名叫“尝试集”；还写了一首诗咏他的“尝试主义”，题目就叫《尝试篇》。诗前有小序，中说：

天下决没有不尝试而能成功的事，也没有不用尝试就可预料成败的事。

古来说大话的人尽多。放翁自己也曾夜夜“梦中夺得松亭关”，日日高谈“会与君王扫燕赵”。究竟他真有这种本领没有，若没有尝试，谁能知道呢?还不是一些纸上的大话吗?

我因为不承认放翁这句话，故用“尝试”两字做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又作这诗，表示我的态度。④

《尝试篇》，完全是说理的，宣传他的实验主义的文学观，虽属白话，却没有什么诗味可言：但“自古成功在尝试”，“愿大家都来尝试”，这种尝试的精神，他的决心和勇气，却是很不错的。

尝试白话诗，胡适也尝到不少甘苦。他起初只是单身匹马，没有同志，难免有一种孤单寂寞之感。有一天，他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口，吃完自己做的午餐，正向窗外眺望。远处，赫贞江静静流淌；近处是一大片蓁莽丛林，点缀着几簇野花。忽然，他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头翩翩飞来；过了一会，一只蝴蝶飞下去不见了，另一只独自飞了一会，也悄悄飞下去，找他的同伴去了。胡适不觉神与物游，触动自己寂寞的心境，便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叫做《窗上有所见口占》。诗云：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⑤

这便是胡适当年孤单寂寞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初作白话诗时，不仅没有同志，还遭到留美朋友们的反对和嘲笑。经过几番笔战，胡适觉得空道理说服不了别人，于是专心“实地试验”，意欲用作品来证明以白话作诗的主张。他作了《黄蝴蝶》、《尝试》、《他》、《赠经农》等几首诗以后，居然也得到朱经农、任叔永、杨杏佛等反对派的称许。朱经农不但不再反对白话诗，自己也作起白话诗来了，且欲再挂“白话”招牌。他寄给胡适一首白话诗，其中云：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最先“尝试”白话新诗（2）

日来作诗如写信，不打底稿不查韵。

…………觐庄若见此种诗，必然归咎胡适之。

适之立下坏榜样，他人学之更不像。请看此种真白话，可否再将招牌挂?⑥经农的诗虽然也无什么诗味，中段还有很坏的诗句，但胡适见了却十分高兴，总算减少了反对势力，争得一个同志，故答诗有云：“寄来白话诗很好，读了欢喜不得了”。然而毕竟同志太少，白话诗作的水准也不高。直到1918至1919年间，尝试作新诗的人才渐渐多起来。胡适自然很高兴。他说：“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⑦钱玄同也为胡适尚未问世的《尝试集》先作了一篇序。⑧胡适不仅多有同志，也有了知音。他也就不再感到孤单寂寞了，白话新诗也越做越有劲，越做越像个样子了。

尝试了整整三年，胡适的白话诗居然有了好几十首，诗稿积了厚厚的一叠。1919年8月，他编成一本集子；第二年3月，便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翻开《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虽然是白话做的，却多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仍未摆脱五、七言诗及小令的句调格律的束缚，遗留着旧体诗词的明显瘢痕。所以胡适自己也多次以脚喻诗，说道：

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⑨

《尝试集》在艺术形式上，追求“诗体的解放”。但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要摆脱旧形式的束缚，道路毕竟艰难，出一些“放脚鞋样”的改良体诗，也就难免了。在新诗创造的初期，胡适能够这样“一年放大一年”，坚持做白话新诗，奋斗的精神和意志都是可贵的，并起到了为新诗开路架桥的作用。从《尝试集》的第二编起，便逐步摆脱旧诗词曲的气味和声调，也写出了一些真正的自由体白话新诗。如《老鸦》一首：

一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黄小米!

无论思想和艺术，这首诗都是够标准的白话新诗了。以后的许多诗，如《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及第三编的《一笑》、《平民学校校歌》、《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死者》、《双十节的鬼歌》等篇，便越做越自由，越自然了；内容上也多抒写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呈现出与旧诗截然两途的一派崭新气象。

《尝试集》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当时寂寞的中国诗坛上影响很大。仿效“胡适之体”作诗的人很不少。仅过半年，《尝试集》便再版了；两年之中销了一万本，在那时可算是破纪录的了。1922年10月，又出“增订四版”，这是经过“众手增删”的本子，基本上成了《尝试集》的定本。

众手增删《尝试集》，不失为五四时代诗坛的一段佳话。胡适自记道：

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当时我自己删了一遍，把删剩的本子，送给任叔永，陈莎菲，请他们再删一遍。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医院里，他也替我删一遍。后来俞平伯来北京，我又请他删一遍。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也保留了。有时候，我们也有很不同的见解。例如《看花》一首，康白情写信来，说此诗很好，平伯也说他可存；

但我对于此诗，始终不满意，故再版时删去了两句，三版时竟全删了。⑩

帮助胡适删诗的人，仅这里提到的就有六人。他们朋友师生之间，并非一味庸俗捧场，而是直陈所见，讨论争辩，关系倒是相当诚恳亲密哩。

胡适尝试白话诗，原是为着提倡白话诗，作“诗界革命”。因此，尝试了一段，他便总结自己尝试创作的甘苦，写了《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谈新诗》等专文，从理论上探讨白话新诗创造的路子和经验。据朱自清先生说，胡适关于新诗的这些主张，“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做他们的诗。《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朱先生的话，也大体上客观反映了胡适在新诗创作和理论建设初期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胡适一生写过不少诗。但他的思想性格毕竟偏重于理智，缺乏诗人素质，诗的成就并不高。他的《尝试集》，以“诗体解放”为主要的追求目标，眼光过多地拘囿在文字形式方面，从中虽然可以看到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的努力，不少白话诗也写得自由活泼，流利清新，时有韵致；但诗的境界大多不高，格局比较狭小，缺乏真挚热烈的感情，缺少深度和力度。因此，我们今天来翻翻《尝试集》，大约多半是为着一点历史的兴趣而已。它作为我国的第一本白话新诗集，在新诗发展程途中的历史价值，看来高于它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和艺术的价值，这样评价或许比较客观公允罢。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最先“尝试”白话新诗（3）

①胡适最早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是翻译俄国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载第2卷第1号。这篇作品是用白话翻译的，也是《新青年》上最早出现的白话文字。第2卷第6号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即《朋友》(《蝴蝶》)、《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

②《答梅觐庄一白话诗》，见《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卷十四，第965～974页，全诗共五节，一四三句，后来作者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引录了52句，此处所引诗句为该诗第二节前几行。

③陆游这首诗，题为“能仁院前有石象丈余，盖作大象时样也”。南宋乾道九年(1173)夏作于嘉州。时陆游正“知嘉州事”(即任嘉州的行政长官)。州辖乐山县境的能仁寺，有丈余的石象，陆游认为是准备作乐山大佛之前作的“样”。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嘉定府：大象阁，在凌云寺，唐开元中，僧海通于渎江、沫水、水三江之合，悍流怒浪之滨，凿山为弥勒大象，高逾三百六十尺，建七层阁以覆之。至韦皋时，积十九年而工始备。皋有《大象记》。”陆游同时也作有《谒凌云大象》一诗，见《剑南诗稿》卷四。

④《尝试篇》初见于《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二六　尝试歌”(1916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