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次我在楼道里与他们夫妇邂逅，我自然是热情友好地搭讪，总想说出能否请他们关上自己家的房门这句话，但几次都没有说出口。因为无法当面说，我便把类似公约的条款写在纸上：请保持安静、整洁，随手关门。但终于也没有勇气贴在两家公用的楼道墙壁上，这张纸至今闲在我的抽屉里。 我知道，他们是健康、善良而且值得尊重的睦邻，对我非常友好，有些矫情的其实是我自己。
但是，我始终在想：请不要相信我吧，给我一些个人空间的尊重远比信任我重要得多。公用楼道这一小块间隙，让它安静地空在那里吧，用这一小块空隙装满自由，远比承载任何一种实际的生活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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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与利他
利己与利他
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身置表面熟悉、而精神内部却十分遥远的人群里更为胆怯的了。在这样一种人群里，我虽然依旧穿着衣服，也依旧在一处有遮拦的房间或厅堂里，但我却感到四处无遮，脸颊上的僵硬的微笑不具有任何内容，说着一些自己也听不懂的话语．．．．．．越是努力与人群融洽，带给别人一份温暖或帮助，却越是像一个可怜的异类。
这实在是一个矛盾。
有一位德国的哲学家曾说：“人整个的生存，可以说是别人赠送的礼物。”
这的确是一种聪明的说法。“利他”这种品质，在现代人眼中几乎已经等同于“利己”。这很容易理解，“利他”是为了更好地“利己”，“爱他人”是为了更好地“爱自己”。
出于生存的本能，我们是懂得一个人无论为任何理由而切断与外界团体的关系，都是在伤害自己，都会遭到生存上孤立自己的危险。个人与外界如果完全隔绝，那么个人的生存便会出现危机，就会枯萎和凋谢。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知道，他必须努力与周遭
集体建立起某种相依相存的关系，使他个人的生存能够仰仗一个庞大而健全的秩序。
人们已经意识到，一方面人是独立的个体，只能依赖自己，这是惟一可靠而持久的基石；另一方面，个人必须依赖他人而存活。孤立自己、切断与他人的依存关系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伤害了自己。 我们在理性上是这样看待世界的。但是，现实中，理性并不能主宰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出于对外部的胆怯，或者说，是一种心理方面的“残缺”，始终不肯冒险对外界做出探寻式的姿态，使自己有机会得以与外部团体中的伙伴发生真实的接触。这种恐惧感，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我很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响应这样一个事实：收敛或者放弃自己的个性化、个人化，把生命中的普遍化向外界彻底敞开大门，这就等于为自己的生存敞开了方便之门；而反过来，就等于为自己的死亡敞开了大门。
我的“行动”像一个“未成人”，迟迟地走在我的“理性”这个“老人”的身后。很多时候我无法依照我的理性来决定我的行为。
人群，对于我，就如同一个陡峭而光滑的斜坡，攀缘的艰难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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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与个人空间
隐私权与个人空间
我们中国人难有隐私权，也不提倡个人空间，这已众所周知。
所谓隐私权或个人空间，主要是针对那些熟人、密友、家人或亲戚而言的。真正的陌生人，倒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是你的熟人、家人或亲戚，你内心的隐秘、你的时间、你的空间，就必须得对大家四敞大开，你必须随和地恭候那些随时可能发生的莅临、介入或侵占。长辈们告诉你：我们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不分彼此，光明正大；年轻人对你说：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当然也就是我的，你来我往，随意最好。大家都这么说。
你关闭的房门，丝毫起不到作用，它不仅无法让某位来者迟疑、止步，反而，房门的冷寂和沉默，愈加吸引来者迅速地举起好奇的拳头，你的房门被一声比一声重的咚咚声敲响，直到你打开房门。某位不请自到的熟人，理直气壮径直进入了属于你个人的领地，丝毫没有为自己的不约而往而心怀忐忑。”我们是这样地熟悉，用不着打电话预约。正好从你家门前路过，我能不进来坐坐
吗？”熟人心安理得地就坐到沙发上，你怔怔地哑口无言；
也许你正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烹饪着晚餐，滋滋的油香叫个不停，像个急性子催促着你；也许你正在电脑上专心致志地忙于稿件，你的指尖正像一个芭蕾舞演员柔软的脚尖，沾满丰沛的乐感；或者夜深人静，你已舒展地躺卧于床，和你那心事重重的枕头互道了晚安，你已睡意沉沉，正欲进入梦乡．．．．．．就在这种时刻，电话铃哗然而响。你拿起话筒，对方决不会问你是否打扰了，就摆出聊天的架势。”我们无须那些客套，是不是？又不是外人。”听筒那边理所当然。他觉得自己这会儿没事，全世界肯定就都悠闲； 一班人在餐厅里聚会完毕。窗外的车流越来越稀疏，烛台上的光线越来越黯淡，你的缓缓的疲倦已顺着葡萄酒的韵脚，慢慢升延到你肢体的末端。这时，似乎有人余兴未尽，举起酒杯，提议继续到拥有单独空间的你的家里去喝茶，聊个通宵，甚至有人提出今晚就在你家打个地铺。你内心踌躇不定，思量这样一种浮泛的闲谈，是否要继续到你的房间里、沙发上？你的并不充沛的精力是否能熬住这样的欢闹？但是，你决不能轻易说出”不”字，否则，你就会被大家视为一个别扭之人。”你家有什么不能公开？你有什么秘密非得独自关在屋里？”．．．．．．
你是决不可以对大家提什么隐私权或个人空间的，那样，仿佛你就有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你就成了一个遮遮藏藏的孤僻之人。你失去的决不只是一场场空欢与闲谈，你失去的将是一种在这样的”大家”之中使你感到的和谐与怡然，一种”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自由与安然。 其实，你无非是想守住自己的那一份小小的自在与悠闲；
其实，许多人都和善良、胆小的你一样，只不过是担心成为大家中的另类。
但是，大家依然会说，你的”个人空间”，你的”隐私权”，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人的交往历来就是这样亲密无间，你来我往，随随便便，哪怕内心里相隔十万八千里之远。终于，有一天，年轻的你忽然想起一个疑问：“大家”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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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另一个我
我和另一个我
在日常生活中，我心里经常被一些复杂而莫名的感受填得满满的，以至于身处任何一种周遭环境之中都感到有点不吻合，都不能完全落到点上，无法完全进入状态，有些茫然若失，似乎心在别处，在某个“远方”。读书、看电视、吃饭或者做家务也显得神思恍惚，甚至有时候家里来亲戚与母亲聚会，我竟找理由一个人跑到街上去买东西，胡思乱想瞎走半天才回来。
许多年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身上随时并存着”另一个我”在作怪。
晚上，聚会散了，我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心似乎才踏实下来，两个我仿佛都落到某个位置上。邻居家电视的热闹之声从我微掩的窗缝钻进来－－这种远处的喧哗与近旁的静寂，总是对我构成一种复杂而且难言的心理状态。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红楼梦》，春风得意的贾宝玉正在锣鼓喧天、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之中举办着婚庆大典的时候，镜头忽然一转，落到凄凉的秋雨中黯然而萧瑟的潇湘馆，纤瘦荏弱的林黛玉病卧于床榻之上，疾恨交加，病体难
支，她内心的感受自不待言。记得小时候，看得我潸然泪下。今天再看，虽然这个镜头古典得令现代人所不齿，但远处的喧哗与身旁的寂然这一掀动内心复杂感受的意境，依然终生难忘。一位诗人曾说”人应该从去墓地回来的路上成为诗人”，我想，他所指涉的即是这样一种与灵魂有关的内心活动吧，一种由我和另一个隐蔽的我共同参与的状态。
我的情形不知为何有时就处于这样一种对一个莫名的“远方”的思虑之中。 但是，倘若我已身置于上述所谓的“远方”了呢？那么，我依然会继续思虑“远方”。
比如，平时，思念的人终于遥远地来到身旁，我有时候却不知说什么，依然愿意沉浸在思念之中，仿佛近在咫尺的切肤的存在，并无法消释内心深处的思念。这一活灵活现的人的直观性似乎与自己灵魂深处那种隐性的东西，无法同时在此刻得以实现，对这个人由于距离而产生的深深的思念并不会因为这个人的在场而消失。它们似乎是在两股道上－－一种情形是在可见可感的平面上完成，另一种情形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心底里涌动。
于是，我会说：“我想你。” 答：“我不是就在这里吗！”
我说：“那不一样。我依然想你。”
仿佛被思念者是两个，一个在场；另一个避匿在很深的“远方”。其实，真正的原因也许在于，我并存着另一个隐蔽的我，一个我在他（她）面前，有着真实的躯体和感觉；而另一个我，在一定距离之外的隐蔽处，现实的手怎么也无法抵达。
再比如，有一年，我终于抵达了渴望已久的欧洲，温暖的友人就在身边，我的指尖、眼孔、额头和耳朵到处是友人缠绕相连的情谊。然而，我却经常站立窗口，惆怅地眺望远处阴霾的天空、红瓦顶以及大片无人的草坪，如同一片断梗飘蓬的孤叶，满腹心事，抑郁寡欢。我已经到达了思念的“远方”，却依然深深思念着“远方”，整个欧洲低垂的绵绵雨雾仿佛都浸满我的双眼。
这里，仿佛此“远方”与彼“远方”不是一回事。或者，我仿佛同时是两个我。一个我，包裹在友人感性的温馨之中；另一个我，有时候宁愿关上自己的房门，独自沉浸在由假想的距离造成的思念当中。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有时候觉得，这种“远方”的看不见的在灵魂里涌动的事物，比近旁直观的事物更为深邃，也更难以抵达。 生活中，这种奇怪的莫名的“远方”总是牵动着我。但其实我知道，“远方”哪儿也不是，它不过是一个假想物，一个大幻想－－它是我们内心中冥冥守候的一个人！
它其实就在我自己身体里边莫名其妙地秘密地存在着。任何牵动我心的事物，都会成为我自己的“远方”。
现实的人们在惯性中生活已久，几乎忘记了一点：“我”和”一个隐蔽的我”经常同时并存。
人有时候同时也是另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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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离与融合
疏离与融合
桌上一杯水太擅长
要伤害一个敏感的晚上
瘦削清癯的男子在做梦
他梦见一个死去的女子
和她在世时的音容
她脸庞的光辉
她揽镜相照的喟叹
和她走动时满台的凌波
哪一种人生是满台静寂后的人生
昨天，我见到了写这样文字的诗人：ｚ君。确切地说，是当面遇见了她的名字。我曾经在她的诗中遇见过她本人以及她的魅力。
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同我在轰轰烈烈的聚会上，坐在我的椅子上的那个人肯定只是我的名字，一个被我矫饰过的适宜公众的形象，一个角色。我不知道“她”－－此刻的我－－是谁，“她”坐在那里漫不经心地吃东西或者说一些可有可无的得体的话语，“她”不能显得冷落、沉默、傲慢、偏执、尖锐、兴奋．．．．．．一个中国人，”盛名”之下，“她”必须随和、周到、礼貌、谦逊．．．．．．如果“她”的身边多数是男人，“她”还得显得十分性感才能获得主体力量的认同。
这个叫做ｚ君的女人，她的角色做得十分得体出色，她的敏感和锋锐躲在漫不经心的（做出来的憨钝的）笑容后边藏而不露，喜天哈地之中，所有的棱角、惊觉和波动都被粉饰一空。内心与脸孔的分隔，似乎轻车熟路，稔练地走向不同的方向。这个角色，让俗世与艺术在她身体里无奈地相遇，完整地融为一体。我不知道，她在这样一种融合的努力之中，获取快乐与丧失自我的苦痛的比值有多少。但我相信，她肯定有，写出那样出类拔萃诗句的女人肯定会有。 我们碰巧地与获某类文学奖的作家坐在一起。不知为什么，多少年来，我身心始终无能为力地透露出来一些信息，一直对某一类”畅通”的人散发出拒绝的信号，特别是在偏执、极端的时候，我甚至试图让某一类“畅通者”学会惭愧。但是，我从这个叫做ｚ君的角色的身上，没有看到这种努力，她顺应时态的从容、镇定与模棱两可，使我看到她对于自己的角色的修炼，以及她丰富的阅历。
精神医学家安东尼·斯托尔曾提到这种分别：有人天生能够在人际关系里寻求人生的意义，有的人则偏好某些独自的兴趣、信仰或思考。有一些天才的创造者是无法建立“成熟”的人际关系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没有孤独交错着，他的智力范围永远无法拓展。”他还列举了那个漠视世俗、藐视妥协的忧郁的维特根斯坦，维氏极少社交，他甚至从来不在学校里进餐，而且对食物的漠视已达禁欲的地步。当他在爱尔兰时，他就认为房东供应的第一餐太过精致。他所要的只是麦片粥当早点，蔬菜当
午饭，而晚上则只吃一个鸡蛋。在爱尔兰的日子里，他每天的饮食就是这样。比较维特根斯坦而言，我坐在餐桌上的姿态显然是在努力要比他贴近世俗。当然，我可以说，是我的角色坐在那里，并不是我坐在那里；ｚ君比我更具与人际的融洽本领，但是她也可以说，是她的角色坐在那里，而非她本人。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地域的人必须具备的多面性或曰“中国特色”。
疏离人群或者在人际关系里具有融洽能力，这两种情形有时候会发生在同一种人身上。这是与一个人在众人面前到底能够表现出多少真实的自我有关。斯托尔曾提出，有些人甚至在爱人、密友面前，也无法表现真实的自我。因为这种忧郁型个性的人，通常总是附和、妥协于人群，她们（他们）无法表示异议，无法与人对抗，她们（他们）抑制住自己所有的否定态度和敌意，因为这是获取认同的代价，这是获取赞赏的惟一途径。这种丧失自我、违背本意的局面自然是令人心力交瘁的，所以这种人通常喜爱避开人群，甚至与亲密的人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至此，现实生活中的我将继续苦恼地徘徊在维特根斯坦与ｚ君所呈现的问题之间，继续处于自身的某种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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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纵
放纵
多年来我骨头里边那种拼命向上进取的努力一直伴随着另一种不顾一切地向下”堕落”的冲动，这种向着两极方向奋力的激情与我瘦削的体格非常不协调。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冲动虽然已渐渐淡泊，但是我知道它依然深深埋藏在我的骨中，只有最亲密的人才会看到。
在伦敦的时候，因为我个人生活的一些事情，加上伦敦雨雾绵绵的天气，便常常站立窗前，望着无人洁净的街道以及寥寥落落的参差别致的屋舍发呆，内心惆怅。有一天，我终于抑制不住，对女友说，“你有特殊的烟吗？”她定定地凝视了我一会儿，一点不惊讶，平静地说，”有。”然后便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只类似雪茄的香烟，说这里边掺杂着什么，你吸吧。
我惊叹她的冷静，她多一句话也不问我的私事。我们一向是用不着多说的。
我疑信参半地接过来，又凝视了她一会儿，我说：“那么，我要单独试试。”我一样用不着多说什么。
“祝你快感！”女友说。
“你等着吧。现在，请你做好心理准备，我不
定干什么呢！”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吸完了烟，发现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又独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感受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有动静，就走出来。 我对女友说：“你是不是在骗我？”
女友看我安静地走出来，有些失望，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是你自己拒绝感受。”
我和女友都很遗憾。我知道，她其实是期待我发生点什么的。
这件事至今是个谜，令我匪夷所思。也许是那烟过期失效或者被人偷偷替换了。
其实，人们本性深处都有放纵一下的欲望。过于严谨的人是乏味无趣的。一个不会快乐也不会悲伤、不激动也不绝望的人，无论是快乐的人还是悲伤的人都不需要他。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群弄文学和艺术的人在酒吧聚会，就座之后好一段时间大家都沉沉闷闷的，矜持着活跃不起来。后来有人冲侍者喊请把灯光弄暗些。然后，随着光线的黯淡，迷迷蒙蒙的爵士乐响了起来，那声音悠悠绵绵地从酒吧的顶棚和墙角漫流下来，令这些白天里严谨地进行艺术创作而把天性深处的那种“放纵”深深掩埋的人们十分舒服。
这时，昏暗中有一个人说，“这音乐怎么那么像美国大兵在调戏妇女。” “调戏妇女”这个字眼一出来，我看到在座的男男女女的眼光都闪亮了一下。
有人接着说：“为什么非得是美国大兵调戏妇女？我们这些男人就不会调戏妇女吗！”
就座时原本还矜持的几位女性这时已松弛下来，脸孔上有了一层绷着劲儿的笑意。另一个男人又说，“女人嘛，你调戏她她不高兴，你不调戏她她也不高兴。你说她不正经她不高兴，你说她假正经她也不高兴。真难啊！”
话说到此，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兴奋起来。
有一位大姐终于绷不住，说了句，”我们女人就不能调戏男人吗？”
男男女女已经按捺不住了，“对对对！”酒杯在桌上欢快地敲着。点烟的点烟，哼小曲的哼小曲，拍大腿的拍大腿。然后大家一起碰杯：“祝全体人民都高潮。”这天的聚会算是拉开了快乐的帷幕。
其实，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和良家女性。
生活中，我比较喜欢这种进取和（有节制地）放纵并存的伙伴，这才是丰富、复杂和人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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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特五岁的错误
阿尔贝特五岁的错误
1999年是令人十分敏感和满怀警觉的年份，母亲许多年来一直是对外星人之类的说法深深敬畏，而我一直对这些缺乏实证的事物提不起热情。近日由于我受到一位从柏林来的UFO谜的朋友的蛊惑，也开始懵懵懂懂甚至“疑神疑鬼”起来，母亲终得机会对我煽风点火。
清早起床后，母亲到我的房间告诉我一件奇怪的事。她说，她与几位朋友外出旅行去了，天光水色景物宜人，于是她便单独出去在附近闲逛，打算买一个假发头套送给她的一位朋友。她估计自己只是离开伙伴们半个钟点，可是回去的路上她忽然迷失方向，找不到那一家宾馆了。这样又耽搁了大约半个钟点。正在着急四处打听时，刚好碰上一位同伴，他一把拉住母亲神色紧张地说：“你到哪里去了，大家已经整整找了你10天了，急死了。”母亲奇怪地说：“我只离开大家．．．．．．”她低头看了看手表，“大约1个小时啊，怎么会是10天呢？”母亲说着，一眼就看见了她找了半天的宾馆其实就在
同伴身后耸立着。母亲说：“我去买了一个假发头套，回来的路就走乱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可是刚才连宾馆的影子都没有，怎么这会儿忽然就在眼前了呢？”母亲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摸皮包里的假发，可是新买的头套却不见了。母亲疑惑地与同伴走进宾馆大堂，发现大家都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焦急地等她，整整齐齐一大排人。大家见了母亲，一下子围拢上来，七嘴八舌地询问母亲10天来哪里去了。这时，母亲真的慌了，莫非自己真的让外星人带走转了一圈？母亲恐惧地又看了看手表，再抬起头时一眼就发现了自己刚刚买的却找不见了的那个假发，已经戴在了她的朋友的头上了．．．．．．
我说：“这事不太可能吧，听着怎么那么玄啊！” 母亲说：“这是我刚刚做的一个梦。”
我叹了一声：“怪不得。”
母亲郑重其事神经兮兮地提醒我道：“这样的事也许真的会发生在我们的头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母亲离开我的房间后，我脑子里乱七八糟，先是想笑，既而似乎又获得某种启发，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事。
很久以前一位叫做阿尔贝特的作家，他在《我母亲的书》里提到他童年时候的一段往事。当时他只有5岁，他从船上登岸时紧紧抓住妈妈的裙子，那些从身旁驶过的电车使他惊恐万状（他以前没见过汽车，只见过马车）。他想，那些铁皮制作的长方形怎么能在地上奔跑呢，一定有一匹马藏在汽车里面。这样他才安静下来。他5岁的知识和经验仅仅可以理解马匹可以带动车子行走，他无论如何无法理解电动力是怎么回事。 对于未知事物，人们习惯于按照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和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去理解，比如关于外星人，关于超人类智能的存在，等等。这件事使我想到一个问题，相对于宇宙我们人类几岁？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我们会不会犯阿尔贝特5岁时的那一种错误？
有人曾说，沉默是对某一事物缺乏自信（或了解）的人的最稳当的选择。那么此刻，这就是我对宇宙未知事物缺乏起码把握的最佳选择。
我对此只是怀有十二分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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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老的人
一个不老的人
从一个老人那里看到
8月的中国P城，多是雷阵雨天气，似火的骄阳，灼烤着黑布片一般即将燃烧起来的土地，但转瞬之间，便又会大雨如注，水流滂沱，脚下变成一条无边的浑河。这种变化多端的天气，使得在这个季节里的人们，也变得情绪多变，性情无常。
在这个炎热夏季的午后或黄昏，我很规律地保持着在街头漫走的习惯，经冬历夏，我把这种可以延伸思路和自我交谈的漫走，当成是自我的一种意志力的延续。些微的汗水从我在阴爽的大房间里沁浸得发凉的骨头里渗出，有一种温和的快感。我喜欢这一种感受。
我一边埋头走路，一边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属于古典东方的那一种神秘古怪的想象以及现代西方的内心自省习惯，使我永无安宁。这是一种看不见的自我折磨，也是一种看不见的享受。脑袋里刮着热带台风，思维如闪电，迅速地在街边路角一闪即逝的事物上掠过。
一个老头，面色灰黄，瘦骨嶙峋，但衣衫显得格外整洁。不难看出他生活的境况－－
清贫然而依然保持着尊严。他同我一样，也在街头漫走，老人的手里拄着拐杖。在树阴里的那片凉篷餐桌前，他犹犹豫豫站住，然后四顾环望，胆怯又鼓足勇气地向那堆着半桌剩食的餐桌靠近。他颤颤巍巍，向两边和身后过来往去的人流偷偷觊觎，留心察看着是否有人正在窥视他。然后，他以不被人察觉的动作，移动到桌前，拿那筷子，像休闲品尝食物一般缓慢地、悄悄地夹起，送入口中。他一边忙着把嘴里裹满油汁的肉片吞咽下去，一边斜着眼角转动着他那相当慌乱不安的眼睛。
我站在老人身后不远处，心情复杂地观看这一场景，用一种假装正在等待什么人到来而并没有注意到他那个餐桌上的一幕的姿态。因为，我担心他看到有人正在观看这一切，他会慌悚无措。我的余光注意到，老人在心虚不安、缓慢试探地吃过两口之后，就再也不顾及身旁的他人，大口大口狼吞虎咽地咀嚼起来。 我知道，那一刻，老人的内心里在经过了一场精神与物质、尊严与欲望的残酷较量之后，他的意志终于崩溃了，最后的一点尊严，已彻底地被他精神的衰老和物质清贫所吞噬．．．．．．
我继续沿着街头的树阴漫走，节日的欢乐气氛把所有人的脸上都熏染得一片欢乐，我的脸上也同所有人一样涂满欢乐－－我愿意在这样和繁华的节日里，把自己安静的笑意分送给善良的人们。但是，我的内心并不仅仅以人群的欢乐为欢乐，以人群的忧戚为忧戚。因为，我知道，人们每向前走一步，就离人类荒凉悲哀的前景走近一步，向着生命与意志的衰退靠近一步。 我步履沉重，向着自己的内部发出一声无声的命令：我决不能让自己以及我的亲人友人，随着岁月的流逝、生命力的渐渐衰老，而一点一滴地衰退我们的意志、殆尽我们的尊严．．．．．．
对于这种司空见惯的街头小景产生如此过激的情绪波动，显然与P城燠热的夏季景观有关，那些闪烁耀眼的霓虹彩灯，富丽堂皇的饭店宾馆，在街头眩目地裸露着。如果说，一条街就如同一个语词丰富的句子，那么这些繁华靓丽的都市粉装，就如同一堆堆浮夸多余的词藻在沉静平实的句子中跳来跳去。我从不以为它可以改变整个句子最本质、最深层的内涵，那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也许到了冬天，街景空旷，残叶在冷风中飘零，秃树们脱去外衣显露出深褐色的沧桑时，这个城市将会变得沉静而有耐心。 我在这夏季的街头，像个老人一般地踟蹰漫走，想象那蕴含着低沉浑厚的古老情感的冬天到来，想象我们这些宇宙的孩子不过是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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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胡同情结”
反“胡同情结”
人们住久了北京的高楼大厦，终日圈在自己的套房里，与一墙之隔或者对门之遥的四邻五舍，多少年进进出出陌生如路人。渐渐地怀念起早年那破旧、简陋、肮脏的北京小胡同，怀念起大杂院里邻居间四敞大开、前后院隔着山墙聊（喊）大天的温馨景观。这种“胡同情结”，这种感旧思古之情怀，想来是谁人都可以理解的。正像人们穿了几十年尖头的、高跟的等各色造型的漂亮皮鞋之后，忽然思念起早年那种令脚趾头自由舒展的平底棉布鞋甚至草鞋来。人们终于开始渴望捍卫“脚趾头自由”的这一种情感，与“胡同情结”大同小异，都是出于对束缚人类本性的逆叛心理。
然而，我的“胡同情结”却是另外的一种。
我对北京小胡同的感觉主要来源于母亲。在“文化革命”后期，我曾随母亲在北京城南的一条曲曲弯弯胡同尽头的一所尼姑庵遗址居住了四年半。但我这四年半的日子是封闭的，所以我对北京小胡同的那种切肤感受比起我母亲那一辈人要淡泊得多，这也说明了
我年龄的浅薄。
记忆中，城南那小胡同，是一条半截细肠子似的胡同，胡同的尽头仿佛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扣，永远走不通。 那时候我正上中学，胡同里常有热闹景观，附近院子里的大人、小孩，一听见锣鼓声就出去游行，小孩由老师带着在小胡同里游行。我只是从那个废弃的尼姑庵庭院的大木门里探出头，看着纷纷扬扬、快快活活的游行队伍一片片云彩般走过，拐弯，再拐弯。浩荡的队伍拖着飞扬起来的尘土，消失在胡同尽头。记忆中的北京小胡同，也就是这点尘土模糊的印象。
然而，有一件事，只要想起来，我就会把它与北京的小胡同紧密地缠联在一起，那就是胡同里的“吊死鬼”。
我所说的吊死鬼不是指槐树上吊着的那绿色的小长虫，而是真正吊死的鬼。
有一天，正是盛夏的9月，我和母亲站在我们居住的那条半截细肠子胡同的尽头。刚刚下过雨，胡同里人的寂静，凸凸凹凹的路面上，积水没过我们的脚面，水珠随着脚步起落飞舞。在这个雨后的不胜凄凉的傍晚，母亲指着我们面前的一株被雨水打落了一地的粉红色花朵的老榕树，说，她小时候住在北京西城横四条，里面有一条狭小的死胡同
，叫牛肚子胡同，胡同很窄，里面却有一小块阔地，住着几户人家。有一天早晨，母亲去上学，看见牛肚子胡同一棵弯树下挂着一个人。母亲指了指我们眼前的老榕树，说，正是这样的榕树。树上挂着的是一个女人，披着长发，穿着红袄，舌头吐出来．．．．．．
雨后的小风格外凉爽，我忽然觉得毛骨悚然，仿佛脚下的粉红色榕树花，全都变成了那女人吐出来的鲜血。我拉了母亲立刻离开了那棵树。我不断地问母亲，那女人为什么，为什么？母亲说，没有下文，她不知道。 这棵老榕树深深地嵌在我的精神里。后来我在一篇小说中，就让心高而失意的黛二小姐，吊死在街角隐蔽处这样的一株高大苍老、绽满粉红色花朵的榕树上，使之成为黛二小姐最后的充满尊严的逃亡地。
母亲讲述的吊死鬼的故事深深地刺激了我。倒不是因为我对于那不明死因的吊死鬼所产生的想象，而是因为母亲在那个压抑的年代，站在老榕树下对我说这番话时的绝望神情刺激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母亲为什么会在尼姑庵的胡同里，忽然想起年代久远的吊死鬼的事？她当时内心里的念头，我没有问过；我长大后是怎样理解的她当时的心境，我也没有对她说过。这些依稀的事情，渐渐已成为历史，正如北京的小胡同，未来的孩子们，恐怕得从旧地图上或者从地方志上领略北京小胡同的风味了。
记得，母亲还说过横四条依傍在城根，爬上牛肚子胡同的墙头，就能看见西面灰色的、长满酸枣树的城墙。那城墙残破却坚硬。7岁的母亲就敢偷爬城墙，为了摘取几颗城墙缝里孳出的酸枣树上橙红色的小酸枣。我想象一个瘦小的女孩，身子贴着城墙壁、脚踩着城墙缝往上爬的样子，不禁对母亲产生了敬意。而我却没有这种经历。因此，我长大后在和母亲辩论某一个问题时，她一没词了，就炫耀她小时候住过胡同、爬过城墙的经历。 但是无论如何，北京的小胡同，在我心底已经和“吊死鬼”结成了一种“记忆联想”，城南那条尼姑庵遗址的小胡同，也由于那棵老榕树，永久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所以我很难去赞美它。这当然不能代表人们通常的那一种怀旧时的“胡同情结”，从心理医学讲，我的情感方式属于“个案”。我在国外时，在繁华喧闹的异乡，我曾动心地想念过北京的小胡同，但那是一种抽象意义的小胡同，是由一种与亲人朋友分离而生发的失落感，并不是想念真正意义的北京小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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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住意味着一切
挺住意味着一切
天秋，你说，你正在和上帝配合，就看它什么时候让我从它覆盖天空的那只手掌的指缝间钻出去，让我们在伦敦相聚。
可是，我已经不想再离开家了。我已经没劲儿了。
P城骤冷，我像一只冬眠的蜗牛，缩在壳里。每天，像钟表一样准时地坐到桌前，读书、写字、工作。窗外那些纷乱的东西，我全看到，但我依然厌倦那些。那些，表演的气息太重，人看得久了，即使不加入其间，也会不自觉地变成假人。
前几天，P城下了第一场大雪，我下午终于出去到雪地上走了两个小时，边走边瞎想，人到世间活一场，打的是单程票，今天过了，就再也不会有。想到底，功名、繁闹、财富等等一切事事物物，不过是随身之影，身不再有，影何来哉？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把某根弦放得松一点，再松一点。
非常惭愧自己至今仍不成“才”，我对自己的耐寒力估计过高了。踏雪归来，重重地病了一场，胃剧疼，且呕吐。吐了两夜三白天，吐得满脸都是血斑，从皮肤下透出，像
个鬼，不敢照镜子。今天才坐起，楼里电路断了，暖气也停掉。打电话问，答说：供电局在更换设备，要三天。房间里很冷，我就靠在被子里写字。
这几天我永远在床上，想这想那，除了睡就是乱想，总想到你，也自然想到秸。但决不想去伦敦，就算是伊丽莎白女王派专机来接，我也不去。只想死。特别是第三天，我打定主意：如果再过两小时不停止吐，我就给你打电话，然后我就不再忍着了．．．．．． 两小时过去，没动静。我又发誓：再最后忍一小时，然后就给你打电话．．．．．．
后来，终于又睡着。再醒来，忽然就好起来。胃依然疼，但不想吐了，这就可以忍受，就有了希望。难受的时候，所有的”革命理想”和干劲全没了，别人怎么逼我也不干了，哪儿也不去了，就守住我的床，我的房间，只要能好过一点，就满足了。今天好多了，才又开始有了些信心。
今天早晨一睁开眼，觉得很好，阳光很朗，满床满地毯。我在房间里来来回回晃荡了一会儿，头发晕，眼睛里看到许多黑颜色，就坐下来。
回想起前一时××部门里的一切明争暗斗、笑里藏刀的“新阶级斗争”，以及积蓄在我心中的恩恩怨怨、种种不平，忽然觉得可笑。我很惭愧我居然为××部门不为我的小说评奖一事而生过气。既然选择了那一种不为更多的公众包括官方所能接受的艺术形式，就毫无疑问地需要担起被冷落、被拒绝的孤独境遇。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思想者，应该在30岁以前就解决了这样一种极为“初级的问题”。类似的问题以后肯定还会不断出现，但倘若我还被此类问题有所干扰的话，那简直不配再声称自己为作家。很多写作者至今依然在这个问题上面转脑筋，寻门路，实在可怜。我并不以为那是一位作家。 以体现尽可能多的人性为终生追求的安德烈＊纪德曾经说过．．．．．．经过死神翅膀的触及后，过去显得重要的便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别的东西，即过去显得不重要的东西，或者甚至不知道其存在的东西。堆积在我们头脑中的已获得的知识（经验）像脂粉般片片剥落，在脱光的地方，让人看清了光裸的肉体本来的面目，看见了过去隐藏着的真实的存在．．．．．．
饿得要命。M（代指我妈妈）很高兴。我一好了，家里就活了过来，我恨不得把全世界都吞到肚子里去。一再控制着别吃多，但还是吃多了。M说我是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 家里新买来一只透明玻璃的电咖啡壶，通上电，每天煮一些山楂、奶茶或咖啡，看着它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很好玩，像格林童话里的小魔锅。空气宁和，我和 M近来“战事”不多。
近日很爱喝奶茶，乳白色的液体（鲜奶）和着茶叶沸腾，放一点点盐，煮一会儿，一壶奶茶滚热香醇。热气弥散空中，满室喷香。你们下次回来，我给你们煮。只是中国的鲜奶太差了，我对澳洲最大的怀念，就是他们的牛奶、酸奶和冰淇淋。冰淇淋不敢多吃，怕胃不同意，但是牛奶和酸奶我每天当水喝。
M每星期要上班三天，路很远，要换三次车，人老了，就有了耐心，等车，堵车，不到站不下车。就像世上许多事情一样，差一步也达不到目的地，路只好一步步走。每每想到自己呆在家里即可以工作，便心疼M遥遥迢迢去上班。有时候，天气坏，就建议她打个”面的”去。又担心她舍不得钱，便对她说我请客。M倒不拒绝，接了钱装进衣兜里，然后依旧去挤公共汽车。在这点上，我们这一代人与 M那
一辈人有很大分别，我宁可从生活开支的其他项目里节俭一点，也不愿在交通上浪费时间加受罪。
M是难得生病的，所以这妨碍了她的”成长”，我以为她”糊涂”了大半生。比如，她始终如一地教诲并且拼了一生的性命，来矫正我从小至今的一切越轨言行，总是希望我的思想和行为能够在公众所接受的范围之内。而我对于那种虚伪的人际和强加于人的一切墨守成规的形式主义，一直极为厌倦，渴望丢掉这种多余的累赘，弃之如敝屣。因此，我与M之间这种恪守规范与悖离规范的战斗，经年不绝，至今硝烟淡淡，双方都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从这一点来说，我与M都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为顽强的奇女子。 你和秸深夜里月光一样轻柔地敲响在我寝房里的电话铃，以及从120经度差以外注入我耳朵里的语声，几乎击毁了我的关于人类诸多问题中的“偶然”这一概念，正像俄底普斯王无论如何也走不出他的生命怪圈一样，对于你，我几乎宿命起来。请不要指责我“昨天信里还阳光照耀，今天就活见了鬼．．．．．．”。我活得混乱且矛盾重重，长了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激进的脑袋，一颗“无产阶级”总向往“革命”的心（仅指对文学艺术和社会观念），还流淌着”没落贵族”失意且诗意的浪漫主义滚热血液．．．．．．我活得四分五裂，体无完肤。这种破碎，追溯起来，大抵是我的深层性格之中，从少年期就孕育了人类老年时期的灵魂。而你，是我一部分灵魂的沙滩，一座可供我面壁反省的房子！正如同我在空虚中与自己相遇一样。在与不在，灵魂的对话无需载体即可神圣地发生。
精神的分裂也许是某一特定时代、特定的人的疾病．．．．．． 生病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是生命的一种体验。许多大智者都是在一次次生命的重创与濒临死亡的绝境之后，茅塞顿开，豁然而明朗的。我坚信，成长的历程，离不开生病，包括一切精神与心理的疾病。所谓死而后生矣。
由生到死，欲望、爱情、仇恨、功名、绝望．．．．．．甚至于我那满腹忧愁、独自怆然的“回忆”病．．．．．．生命的过程，我以为正像一场慢性的疾病，最终归于死亡。由此想到里尔克的那一句名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我们的脚下从来不是土地，而是一盘下不完的棋，沉思的智者无所谓输赢，只消走下去，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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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一座需要围堵的绿屋顶
自由是一座需要围堵的绿屋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