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同另一种前进的方式是后退，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么，我的自由的另一种方式是自制，一个不会自制的人，便不会真正占有自由。它是一座无边而阴爽的屋顶，我用意志这双绿色的手臂构筑围墙和樊篱，思想的脚在这里走路或飞翔．．．．．．
现在，我们先转移一下视角，换上另一页纸张，打印机依旧轻轻微微地吱吱叫着，顶棚外边的树叶依旧嘟嘟囔囔地飘着，不过我先得从自由这个敞亮的阔廊里退回到先前的窘况中－－两个月前，我终于丢弃、或者说是失去了稳定的职业收入。这一方面，是宣告从此我将脱离往日那一种慵散从容的物质安宁；另一方面，是我终于获得了一座如我所期待的那样一个硕大的”绿屋顶”－－自由，屋檐随意垂挂着星星，云彩像窗帘那样在风中休闲飞舞，雍容的时间在这个屋顶下漫无边际地游来往去。我没有在这里安装大门，因为我既不愿意锁在屋门里边，又不愿意锁在屋门外边．．．．．．
单独地占有如上所说的这一种
姗姗来迟的“大屋顶”，也许是过于奢侈，所以当我终于享有它的时候，上天要求我同时也必须伴随清贫。这如同当你推开自由这一扇大门的时候，你必须握住清贫这个把手一样自然而然。
这个心神自在然而物质窘困的境况，终于到来。这是被我自己推到面前来的又一个严峻的自我挑战。丢开优越的公职，强迫自己去做一个咎由自取的“殉道者”，强迫自己继续一种自讨苦吃的生活，完全是源于我对于人的内在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特殊爱好。它埋藏在文字的深处，因为我懂得交谈是没有结果的，哪怕是一种极其私人化的”恳谈会”。当语句从你的嘴唇中流出时，它已经游离了你原来的本意，或根本就悖弃了你的初衷，起码它无法涵盖你内心里复杂而敏感的意图的全部。交谈的局限在于它很难贴近这一微妙的分寸。只有当我把它付诸文字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良好。所以，这个自在而窘困的局面，我除了张开双臂，坚韧果断地迎接它，别无选择。 物质的清贫与紧迫，使人的思想敏觉而洞深；远离团体公众后的势单力孤，使个人的内心增长力量。我从来都这样以为。同时，一个自由的个体工作者，所面临的弊端，也许正是一个丧失自由的公职人员所渴求向往的。我为自己的选择，究寻一番之后，便安宁下来。
现在，真正进入一种自觉生活的时刻已经到来。脱离以往的职业生活所带来的半被动的惯性轨道，首先所面临的是心理和身体的松弛；其次，所面临的是意志力和创作力的衰退和殚竭。按照常规来说，平常的人会陷入这样一种窠臼。 那么，有意识地、自觉地避开这一规律，便是当务之急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当自由真的降临于你，你是否能够撑起这一份松散的、气流般轻飘的重压？！
至此，我们返回头去，换上先前的那一页纸张，打印机依旧自言自语地吱吱叫着，窗外依旧树叶飘着，夜晚依旧绵延着，我们回到先前的那一座需要我用意志的手臂构筑围墙和樊篱的“大屋顶”之下，再来拾起自由这个话题。
自由这个东西，我以为也许只能给予拥有足够意志和思想能力的人。对于一个生活的弱者，是不能让他承受自由的，因为这种无边无际丧失任何制约力量的东西，会把他完全地消融、吞没，闲得发疯的痛苦，使得这个绿色的大屋顶，不仅不能给予他阴爽的庇护，反而那屋顶会把他压垮、毁灭。
人体意义上的自由，我以为存在着三个层次： 一、个人行为的自由。
这是较为初级的一种自由。可怜的是，大多数人以为，获得了此一种自由，就是获得了全部要义的个人自由。克尔凯戈尔曾说到一类人：“．．．．．．几乎从未运用自己拥有的自由，比如思想自由；相反，倒去要求什么言论自由．．．．．．”我以为克氏的意思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倒是更具奥妙－－有些人根本不思想，也就用不着去要思想的自由。
二、个人内心的自由。
比较上面的一种，它位于较高的一个层面上。但是，只有少数人拥有这个愿望和要求，因为更多的人已被麻木而拥挤的外部生活全部吞没。他与外部的距离越近，他留给自己内部的空间就越少，很多人甚至少得没留下一足之地，一线之隙，因而也就丧失了这个愿望和要求。但此一类人也易流于终日沉溺在一泻千里的冥想中，思想得越多，结果行为就越缓慢，以至于最后”深沉”得丧失了外部的行为能力。
三、最高一种个人意义上的自由，应该属于那种懂得运用其内部的自由来驾驭
或控制他的行为的人。这也就是我所比喻的那一种有围墙的绿屋顶。一个个人，仅仅能冲破某种公众观念的围栏，拾起一个四周没有任何原则遮拦的绿屋顶，那还是不够的。捣毁围墙之后，再一次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之手围拢起栅栏的人，才真正能够拥有那大屋顶投射的绿意。所谓一个人就是一个秩序，我那间阿尔小屋旁边的一个邻人曾经这样对我说。这也是一种个人自由的境界。
关于更大范畴的国家和政治一类的自由，那是另外的问题。我喜欢关注于个体这一小的范畴，因为它是超越国家和政治之上的属于人类的东西，因而它是更庞大、深邃的。 夜已经很深了，身后的玫瑰色灯光吸引着我到床上去，立刻倒下。我停住手，四下环视那被我写来写去的绿色大屋顶在哪儿，然而我没有找见。推开窗子，向远处眺望，仍然不见其踪影。但我知道，它就在看不见的四周弥漫，我不能说它在身体之内，也不能说它在身体的外部，它是一团气，浑然环绕着个人。
户外的秋风簇拥着耀眼的星星，它们像我的一个朋友对我真诚地低唱”你照亮我的心”那样，把光晕倾洒在我的窗台上。我转回身，把电脑打印机里的文字吱吱啦啦打印出来，如同展平一天的时光一般，我把字迹的褶皱展平，然后，把它扔到我那看不见的绿色大屋顶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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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力量
现实的力量
我亲眼目睹自己是如何被现实改造的。
有时，当我回头阅读自己从前的书时，便惊诧地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女孩－－敏捷、激动、叛逆、忧郁、才思涌动、心高气傲，她与我的现在已是那样的遥远。
那个女孩是何等幸福啊－－她敢孤独无助特立独行，她敢与众不同棱棱角角，她还敢不喜欢钱，敢不要职业，敢要死要活地执著于自己的方式，她居然还敢身体不健康不爱惜自己，敢抑郁厌世，她甚至敢设想自杀一走了之．．．．．．一株枯草，一片青瓦，一截幽径，一声凄清的吆喝，都使她感怀神伤。
而现在呢，我已经慢慢地一天又一天地失去了这些权力。说“失去了这些权力”实在是美化自己。
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说。
就说每周上班的路上，原来走在那条喧哗涌动的早晨的街上，在我的视野里仿佛是静寂无人的，能够进入眼帘的都是那些从庸常的平凡的景物人流中“升华”到形而上层面的事物－－我看到冷冬里一株沉郁枯索的秃树，四季的轮回更迭命运一般罩在它
头上，这株秃树似乎与人、与我就有了某种纠缠不去的关联－－冬天来了，它的盛势已去，往日的浓郁茂密以及它那在暖风中目中无人的欢叫声，都已成为回忆，来年的再绿也不再是逝去的那个绿了，一切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逝不返．．．．．．这时，对于这株皲裂凋败的秃树的一带而过的凝视，便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人生的问题。
有时，我会看到身边的一辆婴儿车上的小孩，他豁着牙朝着与他交错而过的另一辆婴儿车上的小孩会心地笑，两个小孩都挥动起小手咿咿呀呀叫。两辆车已经交错而过了，他们便都扭过小脑袋相互不舍地张望、伸手，显然他们是格外想发展一下这路遇的友情的，但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却坚毅地把他们向着相反的方向推走了，其中一个孩子一边哭着一边使劲回身向远去的另一个孩子眺望，大人扭过宝宝的头，说，我们玩去喽。显然，大人们是相互戒备不信任的。我看着这个小孩腮边大颗清纯的泪珠和失望的神情，就想起”成长”这个语词，年轻的爸爸妈妈们肯定是“成长”了，可是“成长”意味着什么呢？
那时候，其实也就是三四年前，一点小事我就会想一路，而且是决不用什么自我“提升”或者自我“煽动”的，完全是自然而然的联想。往往是走出去很远，眼睛里依然是那一株处于悲观季节里的秃树，或者是那个小孩子被成年的父母轻易”扼杀”了童贞情谊的悲伤。这种专注而密集的联想往往伴随我整整一路。直到走进单位大楼，遇到迎面而来的打招呼的同事，这种”沉浸”方才忽然中断、猛醒，知道脑子里的线路该切换频道了。那时，我在办公室这一真实的人际空间中，总是呆头呆脑，看不出任何潜藏在人们风平浪静的脸孔之下微妙而复杂的人际关系，更不懂得中国的很多问题其实只是人际的问题。所以，我在单位的处境是可以想象的。 这暂且搁下，还是回到那条喧哗涌动的早晨的街上。现在，我依然在这条街上走，脑子里也依然堆满密集的思维，但想的却是另外的事情了：到办公室后要做的一二三四五．．．．．．抽空得去趟医院，胃药马上吃完了，不能断．．．．．．还是首先得把身体弄好．．．．．．要和那个老ｘ谈一谈，真是太黑暗了，职业不能丢，否则怎么生活呢．．．．．．一个人没有足够的钱就不要想“自由”，也不要腰杆挺直地想“尊严”，没有这个前提而奢望“自由”和“尊严”，是要为此付出生活的代价的（这里的自由和尊严当然是相对而言的）。
现在，我经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是：生活本身才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多么堂而皇之的自我安慰啊！给“苟且”的日子找到一条最结实最合理的依据。细想这句话，”生活”指什么？无非是把日子填满的那些琐事，上班、下班、家务、买菜、烧饭、逛街、看电视、尽家庭角色之义务、保持良好社会关系的拉拉扯扯，等等。这些事已经足以把一个人一天的时间占得很满很满，倘若把这些都做好，那么整个人无疑是要被这庞大的现实彻底吞吃掉了。 总是挣扎着要回到原来的状态－－从繁忙的生活浮面进入一种“精神深度”，我是那样地怀念过去的那个走在喧哗涌动的早晨的街上旁若无人、浮想联翩、没有现实感的女孩。结果，焦虑的情绪便覆盖了我的日常生活，这是多么糟糕的局面啊。
其实，我是知道自己适宜的位置的，也知道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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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走的乐趣
瞎走的乐趣
我和母亲有个瞎走的嗜好。每次，我们一起出去办事，总是先打的径直前往，任务明确。然后，待办完事，我们便轻松而愉快地失去了方向，没有了目标，我们在那个完全陌生抑或旧时熟稔的地方，引颈环望一阵，然后就凭感觉不定向地瞎走起来。无论是旧地重游还是开发”新大陆”，在我们貌似随意的脚步深处，其实都潜藏着一个连我们自己也未曾清晰明了的愿望－－那就是希望遇见一个能够触碰我们脑子里某根神经的景物或人物。就是这种未知感吸引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在夕阳西下的时辰，在北京喧哗的大街或者凋敝的小巷，东张西望地走上一个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
这一份莫名的期待，我和母亲是如此相同。
我们通常喜欢选择在陌生而安静的胡同里瞎走，特别是那种细肠子似的幽深的窄巷，一扇扇残损的木门掩映在树阴里，临街的窗户低低地挂在胡同的一边，路人伸手可及，使我常常替窗子里边的秘密或安全担心。我们一边走路，一边想象木门或矮窗里边的故事
。我们还可以想象此处正是“伦敦的郊外”，也可以想象另一处地方是墨尔本的住宅区。
事实上，我们也的确在瞎走中无意地获得过。比如，我们曾在三里屯的一个街角处，发现一家专卖艺术装饰品的小店，“酷”得很有风格。那天，我和母亲走进小店后，几乎同时被一扇墙壁那么大的一块亚麻布吸引住，这张乳白色的亚麻布上有几行不太像样的毛笔字，仿古的一种什么字体，看不大懂。稚趣、艺术感以及一种对权威意识的不屑和反叛，跃然布上。问及这块亚麻布卖多少钱，售货小姐答说不卖，说那是店里的装饰品。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你们若是喜欢，也可以卖。接着她说了一个很大的数字。我和母亲互相看了看，就走了。那一段时间，我正面临装修新居的麻烦，我不会画画，商店艺廊里的那些商品画显然是引不起我的兴趣，而新居的墙壁又需要装饰，于是，使用亚麻布的思路便在这时豁然打开了。说学就学。我们先到美术馆买来了亚麻布和很专业的颜料－－马利牌”书画特黑”。然后，母亲执笔（母亲的毛笔字向来是训练有素的），我谋划内容和图面结构。我策划了不居中、不对称的布局，让母亲用大小长扁不一的篆体字，在亚麻布的右上端，书写我自拟的一服常用中草药方子，字迹占用的面积并不多，我们让大片大片的亚麻布沉着地空白着，就如同人们没有表情其实正是一种表情一样。最后，我们钉上一条显得粗糙的木线，然后就把它挂在门厅的墙壁上。它硕大得几乎占用了整整一面墙。它的内容－－中药方，质地－－亚麻布以及它的形式感－－画一样的字和不对称的破坏常规的布局结构，无疑都展示着制作者本人的生活姿态、艺术倾向以及世界观。这是在任何艺术专卖店里都买不到的，无论多么高档的，都无法如此贴近我本人的风格。
我和母亲合作的这件装饰物，现在就挂在我自己家的门厅。这算是我们瞎走时意外的收益吧。 有一天，母亲陪我到地坛公园一带的《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领取稿费。办完事，我们就沿着护城河河沿像往常一样向东瞎走，树阴遮挡了西下的阳光，我们隐埋在阴凉里一边闲散地走着，一边东看看西望望。河床斜坡上边就是拥挤如潮的车流，而一坡之隔的河沿边，却是异常的寂静。我们偶尔在一个悠闲的钓鱼者身后站立一会儿，看看有没有鱼儿上钩。然后，继续走。我们猜测着某一位纳凉人的身份，或者猜测擦肩而过的一对男人和女人的微妙关系。我们一直走到”禁止前行”的木栅处，才停住脚步。离开河沿，攀陡坡上了马路，然后折进一条幽僻的胡同。
我们在这条胡同里发现了一个寺庙－－通教寺，这是我在北京第一次看到尼姑的寺庙。
推开重重的木门，探头向里边张望，正有一个尼姑款款走过来，她身着浅灰色粗布衣，秃着头，相貌端正灵秀，脸色十分苍白，一望可知是在那种长年不见阳光的阴郁的庙堂里久呆的缘故。她看上去还很年轻，20多岁至多30岁的样子。不
知为什么，看着她一步步走过来，我心里忽然发虚，一时紧张得不知如何与走近的她搭讪。倒是母亲临时抓到一句话，说：“请问，这里能参观吗？”尼姑一边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一边摇了摇头，说“不”。她多一个字也没说，就消失了。我和母亲呆呆地立在那儿，不好往里边走，又不想就这样空空地出来。迟迟疑疑地四处张望了一会儿，还是退出木门，离开了。
从离开通教寺大门的那一刻开始，我心里就乱起来，一串连一串的问题波涌而至：一个尼姑，表面的平静之下，她的内心世界里都装着什么呢？她读过很多书吗？她的感情是忧郁是冷漠是绝望还是激昂？她每天单调的日子是怎样度过？外面咫尺之隔的繁华世界对她不构成诱惑吗？她是否拥有过爱情？一个斩断或隔绝了爱情的女人是什么力量使她生活下去？她的欲望呢？她与亲人如何相处？她还需要朋友、需要理解吗？她是否比我更懂得人世的炎凉与艰辛？一个在事业上或者在情感上成功的女人还会选择这里的生活吗？．．．．．．
许多问题一下子将我占领，脚步沉甸甸的。 默然地走了半天，我说，“将来实在不行了，就来这里安度余生吧，养心怡性，读书娱乐，也算是个平静的收场。”
母亲和我都没再说什么。
我记住了这个地方。
这已经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但瞎走的乐趣我们至今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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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
扔
起了一个大早。母亲到黄村那边的房子与她的朋友们聚会去了。趁她不在，我抓紧时机从厨房、卫生间、衣柜、抽屉、阳台、壁橱等等地方搜寻“破烂”，眼睛睁得大大的，扫荡般地掠过家里的各个角落，随手一理就是几大包，稀里哗啦赶快统统扔掉。免得她在家里叫唤“这个宝贝不能丢、那个宝贝要留下”。其实，如果我不扔那些“宝贝”，她是永远也想不起来它们的；而我若是偷偷扔掉了那些“宝贝”，她也是永远发现不了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家里的废物，但是如果让她扔掉，她立刻就会把它们当成宝贝。
这已是多少年的经验了。
以前，我就曾经说过，一个现代的家是要靠不断地扔东西才建立起来的。
母亲每每总是说我败家子。
这是两代人的观念问题，已无法改变。
冬日暖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我的手臂上，那光芒追逐着我的手跳来跳去，欢快的橙黄色在我的指缝间渗漏成一朵朵菊花状的影子，一股逐浊生新的馨香。
家里的“废物”之多，常人难以想象
。道士穿的鞋、旧货店里的油纸风筝、半截手指长的装胡椒粉的小玻璃瓶、寺庙里的木鱼、木偶戏团用的驴皮影、活野鸡身上拔下来的翎子、麻栎疙瘩雕成的十八罗汉、旧货市场上的蟋蟀罐子、拆迁废墟上的一块碎瓦、哥哥小时候穿的挡风屁帘、圆明园犄角缝中的一截残损的树根、古玩城的玉带石香砚、五七干校时乡村耕牛翻地用的一片锈铁犁．．．．．．当然还有一些国外的玻璃酒具、木雕烛台、银制器皿等等，无论贵贱，全是我母亲收藏的对象。几十年积攒下来，家里东掖西藏，爆满之景观可想而知。
被我母亲买回（或留下）来的其中不少东西，其实专门就是为了扔的。 我扔了几大包“垃圾”之后（好东西自然是留下来的，比如玉带石砚；麻栎疙瘩十八罗汉），心里干净了许多，也轻松了许多。油然升起一股被压抑了很久之后的释放感。
扔东西实在是一件惬意而生瘾的事情，常常是一“扔”而不可收，扔起来就没完，越扔越痛快，越扔越明亮，越扔越昂扬，心里也越扔越宽敞。幸好Ｒ打电话过来，打断了我的愉快劳动，方才暂且止住。
我汇报说，正在对母亲的”宝贝”进行偷袭扫荡。 Ｒ笑，说，这也是他春节的项目之一，他母亲连废纸箱都不扔，说是可以装垃圾用。于是，攒了满阳台的废纸箱，落满灰尘，小鸟都在盒里做了窝。这下它们本身就成垃圾了。
我放下话筒，到卫生间清洗干净手臂，然后坐在沙发里定定神，想：暂且手下留情吧，还是留下一些可扔的东西，待下次再享受这种“扔”的愉快。
继而又想：扔，其实是一种建设，是一种哲学。所谓不破不立。
无论对于日常的物质生活，还是对于僵硬传统的文化或观念，我一向喜欢”破坏”一些什么的那种感觉，也许这里边蕴含着一种新生和创造的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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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啊找
找啊找
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我母亲花费在找东西上的时间更多的人了。她每天都在找，就是不能物归原位。出门前等候她找钥匙和钱包，已是我的必修课。每每我总是想起一则小故事，说是一位先生在携太太出门前总要等候她很长时间地化装，后来他索性把这个时间用来读书，终于成为一个大学问家。每想到此，我便有些后悔自己，若是我把等候母亲找钥匙和钱包的时间也用来读书的话，说不定也”学富五车”了。
偏偏我是一个急性子，多少次建议她物归原位终不见成效之后，我便失去了耐心。于是，我便在正式起身出门前的10分钟或20分钟，就造声势说该走了，待她找完出门前的几样，我才起身整理自己－－这样就从从容容任她去找了。
平时，母亲找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护肤霜在碗橱里出现，一点不新鲜。我不用盘问就能做出这样的推理：母亲在卫生间洗完脸擦着护肤霜，这时厨房的烧水壶叫了起来，水开了，母亲奔过去关火，然后打开碗柜取水杯沏茶，这样，护肤霜
就顺手留在碗柜了。顺理成章。
有一次周末，母亲找眼镜（这是她每天都要找的东西之一），因为她没有眼镜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于是便发动我和哥哥帮她找。我们找遍了全家所有的角落，枕边、床下、被子里、沙发靠垫后边乃至所有的抽屉，当然没有忽略厨房的碗柜和卫生间的洗脸池，但眼镜终不见踪影。我和哥哥一边叫着“共产党藏的东西谁也找不到”，一边灰下心来。哥哥心里着急，口干舌燥，就打开冰箱拿冰镇水喝，结果他刚一打开冰箱的门就叫起来：眼镜在冰箱里呢。原来，母亲一个小时前从冰箱里取出一包冷冻海鲜，准备晚饭吃，她摘下眼镜阅读口袋上边的说明书，顺手就把眼镜放在冰箱里，阅读完了，一关冰箱门，潇洒地走开，眼镜就这样被冷藏起来。 家里的眼药水、指甲刀、计算器、辞典、电视遥控器等等也是常找之物。好在母亲知道我就怕帮她找东西，便很少要我帮忙。经常是她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找着什么，一点都不急的样子。我看见她的身影在房间里穿梭来去，找着什么，也习以为常，不再问她找什么，继续自己的事情。母亲也不询问我，只是不慌不忙地竟自找着，或者读一会儿书，找一会儿，慢慢喝一杯水，再找一会儿，心里踏踏实实，无一丝焦虑烦躁。母亲常说，一辈子的磨难早已练就了她的耐心。她甚至还说，有东西要找的日子是多么充实啊！
母亲在我身边磨磨蹭蹭地找东西的历史已记不清有多少年。现在，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最为熟悉和亲切的生活背景，这个背景得以使这个家像个家。如果有一天，家里像军营一般井井有条，要用什么就直接到位地即刻取来，没有了母亲不慌不忙地找这找那的背景，我会不习惯的，我的心里会如同长了荒草一般浮躁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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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
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
在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一次对话会上，一位女作家情绪颇有些激动地提到“热爱生活”的问题，去年我们在西安的宾馆里曾讨论过这个话题，十分投和－－我们这里的“热爱生活”肯定不只是通常所言的那一层单纯的意思，这个“热爱生活”要复杂得多。
首先它是基于一种长时间的与这个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不和谐关系而发出的（我所知道的好的作家艺术家中很少有在现实的体制和人际环境里也混得特别开的），它是那种长久处于悲观的世界观的人的产物－－当我们用自己瘦弱的身躯经年不息地顽强地”与生活不能和解”、直到身心疲惫的时候，终于发出了这一声“呐喊”。
二十多岁时候，我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快乐之人。我为什么不能高高兴兴？！为什么不能与大家一样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我为什么要把道路看成”绳索”、把人际的谜网当成自己永远无法翻越的墙垣？！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试图说服自己，那是不”成熟”使然。
我甚至对自己说过，快乐是一种能力，快乐是一种勇气，只有自信而勇敢的人，才能够使自己和周围的人快乐； 一个永远哀哀泣泣、愁眉不展、怨天尤人甚至愤世嫉俗的人，多是懦夫或生活的败者。
我曾经在《像草木一样没有思想》一文中感叹过，对自己的怀疑也已经很久了，而且日甚一日－－我们一生中的美好时辰如蜉蝣一般短暂，如一个美妙的清晨那样稍纵即逝，何必要用那些身外事来侵占甚至吞没这良辰美景呢？何必要用什么“精神深度”来打扰这洒满阳光的软床上的一个懒腰呢？过多地被“深度”缠住，是否意味着抛弃了具体而真实的生活？我们是在忽然疲惫的一天，开始怀疑并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的－－我们是否开错了门？走错了路？可是我们已走出了很远．．．．．．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在不断地“成长”中的确“与生活和解”了许多，可是，我自己清楚，这种“和解”的深处，包含了多少无奈、多少妥协、多少自我的分裂与丧失。我感觉到自己生命中那些有重量的东西正在一点点丢失。所以，我无法说清这种”和解”是否快乐。
与此同时相应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不断地“成长”，便不断地觉得往日那些想不开的东西、那些纠缠不去萦绕于怀的沉甸甸的东西，根本不值得再去想不开、再去沉甸甸，根本不值得再去探讨和书写。这样一来，在真正”与生活和解”的同时，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原动力也就慢慢消失殆尽了，那么，写作这一“心灵过程”的快感也就在这里远离了我们。 作为一个生活的人，无疑是要选择“与生活和解”的，也即是所谓的”热爱生活”。因为一个人若是处处看这个现实体制不顺眼，格格不入，现实世界就会把他丢弃。人在彻底否定世俗的时候世俗也就彻底否定了他，而这样的代价实在惨重。但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在这个人世间倘若看哪儿哪儿都顺眼，使劲与世俗体制融为一体，等到不知不觉被同化、彻底”与生活和解”的那一天，恐怕也就不想再写作了，那么，面对那样一种浮面的“和谐生活”，精神深处另一种丧失和痛苦又因此而生。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既不能像草木一样没有思想地生活，又不能做一个世俗体制摈弃者。
难道，选择做一个分裂的人－－表面”和解”而精神深处”不和解”－－是惟一的出路？ 人可以分裂地活吗？
这样地活可以坚持多久？
显然，那个20岁的课题至今仍然没出息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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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贺卡是什么
一张贺卡是什么
圣诞、新年、春节，全世界的上空飞扬的花花绿绿的卡片比雪片还多。
若把卡片归类划分，我想除了我们大多数通常意义上表示善良的问候、祝福和礼仪的贺卡之外，还有一些卡片具有另外一些隐蔽的意图－－那一声节日的问候，一个温馨的笑容背后，没有落在卡片上的潜台词，我想可能还有如下几种：
1．以友谊方式出现的交换－－潜台词是，我记得你，给你寄上一张贺卡，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如果我有什么事需要你、求助你，你一定不要忘记我啊。
2．礼尚往来，寻求等价－－潜台词是，我寄贺卡给你，只是因为你寄了贺卡给我，如果我不回赠你，就失礼了，以后有些事我们就不好办了。
3．淡化或消除隔膜和仇恨－－潜台词是，我们虽然有所分歧，但我们依然是同志，新的一年请不要再难为我吧，让我们彼此藏起内心的反感，我先在这里求和了。
4．深挚情谊的掩饰－－潜台词是，这个岁数了，再说思念、伤感之类的就有病了，卡片上印刷的
那些激情万丈的肉麻句子，虽然不是我写的，但是它代表了我的意思。
5．貌似礼仪的攀附－－潜台词是，你既不是亲戚又不是酒友，寄这么贵重的贺卡，送给你的感激之言其实是想得到更大恩惠的隐秘渴望，请你来年封官加冕、发放奖金时多多想着我啊。 6．一份欠情的弥补－－潜台词是，你生病住院了我却假装不知道没去看你；或你上次来看我之后我太忙没有回拜你，而且近期仍然没空去看你；再或，这次的事情我没有办好，实在不好意思等等．．．．．．寄此卡是想请你不要为此断了交情，说不定我日后还有求于你呢。
7．受伤者的报复－－潜台词是，虽然你把我”甩”了另图新欢，但是我依然要乘节日之机寄上追忆旧情的甜言蜜语，只是盼望你的那一位醋意大发，祝你们惊天动地吵一架。
8．失散多年的人寻找旧梦－－潜台词是，“得到了所有，失去了最初的梦”，现在终于有钱又有闲拾起丢失已久的少年旧情了，若你能收到此卡，请回复，我的手机呼机电话传真伊妹儿是几几几，盼酒楼一聚。伤旧怀古之心使膨胀的物欲得到了短暂的歇息。．．．．．．
这一部分卡片中，被隐藏起来的“利益”和“欲望”二词，在后面推动着那些美妙的言辞。有些人把那最初而最真实的意图掩饰得连自己都不清楚了，或者是不愿意清楚地把它说出来。 好在，有更多的卡片像洁白的雪片一样单纯美好，滋润着我们冷冬里发干的心田。我怀着感激和温暖之情接收我的友人们的每一张这样的卡片，也努力怀着同样的感情寄送每一张这样的卡片给我的友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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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架势
一种架势
也许，有一种对别人天然的敌意和愤怒是来源于自卑和不安全感。正如同有一种强大的动力来源于阻力和对抗、有一种成功来源于苦难和仇恨一样，势不可挡。我们身边不乏实例。我始终觉得这里面隐含一种非常恐怖的力量，一种阴鸷的带有破坏性的不安全的东西，令人避之惟恐不及。
有时候，我们和某人只是一面之交，甚至只是餐桌上几句短暂的回合，就大致能猜测出这个人的身世和处境－－平和友善的人基本上是心理方面比较健康、自信或身处优势之人；而自卑的人比较多样，我们平时习惯把阿谀奉承、极尽讨好别人为能事的人，看做是心理卑微，其实不尽然，自卑的人有很多却表现为矜持、冷漠、戒备甚至无缘无故的敌意、冒犯伤害别人，这种人很容易将别人视为仇敌，认为生活充满恶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其实这种心理非常清楚－－别等你看不起我我先攻击你吧，先在架势上占领优势再说。遇到这种情况，你几乎可以断定，挑衅者多半是一个“苦大仇深”、
自卑可怜到心理畸形的人。赶快脱身为好。
有一次，我在南方一个小城的一次朋友的聚会上，遇到一位身穿一身笔挺的黑衣、酷得有些凛然不阿、横眉立目的男人，不太与大家和睦的样子。朋友一介绍，果然是一位习武的”大师”。朋友多嘴，在介绍同桌一位著名女演员时多说了一些如何”了不起”之类。结果女演员很不幸地被”大师”在一桌人中盯上了（据说他们以前并不相识）。“大师”先是向大家讲述自己的本事：他可以让桌上任何一个人－－比如那位女演员－－的手机瞬息之间就没有电。他可以对任何人实施这种控制。可是，直到最后聚会结束，几个人强烈要求，”大师”也不肯当众表演一次。然后，他开始逐个分析同桌几个人的心肝肺如何如何有问题，如何如何智而不慧、蒙昧不开。他在分析这位女演员的时候，加入了愤怒和侮辱性的词汇，一股无缘无故的诋毁的情绪。我注意到”大师”的手和脸，那手掌如同一把粗大的铁钳子，肯定是干过多年重活苦力的，脸孔上有一种持久的愤怒和与人为敌的冷漠。女演员这时想躲开他的注意，很低调的样子，不打算由她挑起事端。可是，他却更加“盯紧”她。最后，“大师”说，他可以把女演员的玻璃茶杯吃掉。她先是一愣，然后慌忙阻止：“你千万别吃我的玻璃杯，我害怕。”有人大概是想看热闹，就把自己的玻璃杯交出来。“大师”果然咔哧一声就把玻璃杯咬掉一块，在嘴里咀嚼起来。女演员可能是看着有点恐怖，说了声何必呢！“大师”立刻戳穿似地说，“这叫伪善！”“大师”沉着地咔哧咔哧嚼着，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的眼睛不时四处看看，然后继续嚼。嚼了一会儿，就起身去卫生间了。我猜想他可能是去吐掉嘴里的玻璃，当然没有说出来。
我私下琢磨，”大师”为何无缘无故地这般充满挑衅的气息。我读过一些心理方面的著作，据我的书本经验和生活常识，我猜测他大概是个孤立而不快活的人，可能有着比较广泛的令他不满意或感到挫败的人际关系史，尤其与女性难以产生和睦的关系，甚至存在某种心理障碍。他对这个世界愤怒已极，说不定压抑已积累了很多年，他需要释放，释放的方式就是对人群发射控制力、攻击力，以产生优越于别人的架势。他的长年习武的热情和动力也许正是来源于此。一般攻击型的人都热切地向人们展示他的能力，实际上恰恰暴露出他自身深深的不安全感。生活对他来说无非是一系列的战斗。我记得有一份资料提到的例子：一个小孩第一次去动物园，当他来到狮子笼前时，吓得面色苍白，瑟瑟发抖，然而他却恶狠狠地盯着狮子，问他妈妈，”妈妈，我可以向它吐唾沫吗？”这个小孩采取一种优越感姿态来遮掩、克服他的不安全感。所以，有时候攻击**是朝向优越感的一种补偿性举动。我继而又猜测他所以会挑中女演员发动他的攻击，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她的外貌好看，第二她著名。这些事实或者说“优势”严重伤害了他的畸形的自卑心理，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这时，餐桌上的一个人说，真神啊！话音刚落，我们又听得咔哧一声，那熟悉的声音我们全桌的人都听到了，大家惊诧地看到，我身边的一位青年朋友，把“大师”刚才咬掉一半的玻璃杯又咬掉了一大块，然后学着“大师”的样子，慢慢咀嚼起来。大家几乎同时愣在那了－－他可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啊！这时，青年吐掉嘴里的玻璃渣，兴奋地说：“跟你们一样，我的牙可是肉里长出来的，我现在才发现，玻璃是能嚼的，太玄的咱不敢试，这事还能试试，蒙谁啊，我还是信我自己。你们都试试。”这时，”大师”回来了。我自然不会去试，但也不想去揭穿”大师”的谜底。 也许，是我心态老了，我现在喜欢自然而然的行为，不喜欢较着劲地努力，“知难而上”什么的。很遗憾我曾经与这个世界深深地较真过，和自己过不去过（当然有矫情的成分）。也许，现在依然有这毛病，但很多事知道了怎么可以跳开来看。所以有时候当我在哪儿看到有人神话自己，或是在报刊上看到有人永远众人皆浊我独清地“拷问灵魂”，就觉得吓唬自己，也吓唬别人，就抑制不住想起一些心理问题。
我不认为现在这一种平和心态是妥协的堕落的，相反，我觉得是健康的积极的，是松弛和谐的，不难为自己，也不难为别人。也由此想到在我们文学乃至文化领域，作家学者们表情的松弛、架势的置弃，决不意味着本质意义上的松懈或放弃；严重的表情或神圣的架势，也并不意味着本质的深刻和真正的力量。这当然是另外的话题。 人们的心理千差万别，也不一定都要弄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对别人坦然一点，友善一点，大度一点，换来的是自己心境的舒服与和睦。
有时候，大苦难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些人的心理不免是畸形的、阴暗的甚至是恶毒的；而有时候，大苦难之下依然能成长出来健康、达观、通透甚至善良的心理。依我比较懦弱的本性，我也许会”屈服”于前者，并尽量敬而远之；但我会信服甚至折服于后者，并以与之亲近为乐，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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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写作的自由
不写作的自由
常有人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答说没写什么，或说写得很少。问者便很失望地、同时又似乎鼓励般地说：你应该写作，你没有权力不写作，你不写太可惜了。
什么是可惜呢？这种询问总是令我有点疑惑。首先，是问者善意的想当然，也许他以为一个人的某些资源，如若把它潜留在心底便是一种浪费。其次，是对创作的不理解－－莫非写作是自来水龙头，只要打开随时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出？
只有很少的人，才能懂得一个作家不写作的自由以及相伴而生的痛苦。
经常是，我把房门紧闭，电话关上，电脑打开，手指洗得干干净净，茶水也泡好，把头脑中所有的压力和杂念统统排开，外边的天气也正好是阴雨绵绵．．．．．．似乎一切准备都合乎写作的心境。可是坐在电脑前，有时呆呆地一坐坐上半天，一个字也写不出，脑子里空空洞洞，如同一个废弃的仓库。每当这时，我便会停下来，或者随便翻翻闲书，或者干脆把自己打发到街上去瞎走。
其实，不写作的自由正如同写作的自由一样，自然而然，没有附加条件。什么时候，作家的身份不再成为一道虚幻的光彩或者一道阴影，浮现在真实境况中我们的脸孔之上；什么时候，作家的身份不再同时寄附在现实生活的我们的身体里，让”他”浑然不觉中游离成另外一个单独的人；什么时候，那个作家的身份只是报刊杂志上的一个署名，而生活中的我们只是安静地生活在北京某条宽敞的街道拐角处的一所高层寓所里的有些多思多感的人；当报刊杂志上那些褒贬我们的作品的嘈杂之声，或者熟人在电话里讨论我们要不要写作的感叹，对现实的我们来说如同在说一个不相关的另外的人的时候．．．．．．这种时候，自由的光辉就真实地降临了，那将是什么样的境界啊！ 在我所见过的作家中，的确有一些人做到了写作的自由（相对而言的自由），但是，至今很少见到真正能做到不写作的自由的。适时地金盆洗手或者江郎才尽之后，一些人或者愤愤不平，死死拽住昨日光辉的余晕，在早已超越于自己的后来者身上指指点点。我曾经见到过一位有点小名气的过景的“文学英雄”，面对新勇的后来人，他无法抑制自己失落，当众宣布，要设立一项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什么文学奖，亲自颁发给后来人；或者，像另一种人，干脆假装超然，似乎什么都想开了，似乎已得”正道”而获大平静，对创作困境中偶露真诚与苦恼的文学之人极尽嘲讽，一副好为人师的样子。曾经有一个人，他”弹尽粮绝”终止写作之后，便一头扎进了老子、庄子以及易经之类的诸子百家之中，接下来我就在他的貌似大彻大悟的来信中读到他如何真正地获得了大平静，他不停地贬低文学以及他自己，尖刻地诉说，读过这些大师的书之后，方知自己往日有多么肤浅，方知文学这东西有多么狗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