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下之意说，你们这些至今还写作的作家，执迷不悟，多么肤浅和狗屁啊。再有一种人，就是那种暂时的或者永久失去了写作的热情和才力之后，依然不肯罢休，继续无休止地与自己较劲，使得自己终日在苦恼和抑郁中纠缠不开，作家的他已经完全地淹没了现实之中的他本人，对于创作枯竭的恐惧和忧虑使得他在整个绿树飘香的夏季或者春天毫无生气，他自己成为了作家的他的奴隶。
这些，终归是缘于无法真正做到不写作的自由。我想，任何一个作家，在实现了写作的自由之后，接下来都将面临”不写作的自由”这个问题。 现在，每当写作中空洞和麻木的感觉降临于我的时候，我便会果断地关上电脑，坐到窗前的大沙发里去，在那些或晨或暮的时刻，我一边认真地翻阅茶几上的闲书，一边同样认真地喝茶，有时候我会站起来在洒满光线的地板上走来走去，影子也随着我的身体在房间的每个角落晃动。我的内心并不很焦躁，虽然想起一天的日子没有任何”业绩”就流逝过去而不免内生点点失落，但是这一种失落仍然无法全部抵消现实的我的身体里的某种安静。
能怎么样呢？除了凝神观看落日余晖一点点从墙壁上退离，除了向往日充满写作激情的自己以及那些正在沉浸于此种激情的作家们深深致意之外，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任何一个作家概莫能外。只有期待下一日的写作激情吧。 记起博尔赫斯在《等待》一文里的一句话，”有时候，他的厌倦像是一种幸福感；有时候，他的心理活动不比一条狗复杂多少。”
我终于感到些许安慰。
我忘记从哪本刊物上读到过另外一句话：不写作难道不是对写作的最高敬意吗！
我想，这是对于所有暂时的或者永久停止写作的作家最为理想的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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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自由
艺术家的自由
我关上自己的窗子，坐在自己书房的椅子上，或者坐在自己的卫生间马桶上，我请别人教我打嗝，或者请别人教我美声唱法，都是我自己的事情，只要它是有益的或是无害的（比如打嗝起码具有通气作用），只要我没有把自己的声响弄到隔壁邻居家里去，影响干扰了别人的生活和人家自己发出的声响。这是艺术家自由的一个初级的层次。
但，是不是仅仅如此就够了呢？
抛开国家等宏大的范畴，仅从个人的角度，我以为一个人若能安于像缓慢无声的流水在时间这个庞大的容器里舒缓而行，当然他就获得了相对而言的自由。作为一个现代的个人，更多的情形是，”枷锁”由他的内心生长出来。一方面，相对的”无所谓”是一种境界；另一方面，”无所谓”也是由自我克制才能够达到的。我不知道世界上最大限度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因某种自我的”限制”为相互依存的。
就文学艺术而言，优秀的艺术家是非常严格地几乎自虐般地建立起”自由”这种境界。”艺术以
束缚为生，而死于自由”，这句话中的所谓的”束缚”，是指自我的克制；而”自由”所指的是杂乱无章。懂得节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一个不会自制的”艺术家”便破坏了她自己的艺术自由。
谚语说，不能控制自己的人，就像一座拆除了城墙的城市一样。 但是，这种自我的约束，并不等同于把自己的观念、方法和态度原封不动地也去套夹在别人身上，把自己的艺术旗帜插到每一个“山头”，插到每一个人的头顶，让人家也必须跟着你一起呼啦啦飘扬、歌唱，而且，凡是头顶不愿插旗杆者或不同声歌唱者，都被自己这个天下最后一个“独醒者”视之为“众人皆醉”。在今天这个多元而丰富的时代，任何艺术”旗手”的自诩，都未免荒唐可笑。
同时，艺术家的这种自我约束，也不等同于认同来自某一种外部或外力的强行干涉，那也同样是违背艺术家的自由的。用马尔库塞在《论反叛、无政府主义和孤独》里边的说法：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私人生活、没有独立（相对的）、没有寂静、没有孤独，那么它恰恰不是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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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的方式
吴先生是一个画家，他从巴黎来。在他到来之前，他的滔滔不绝的声音已经从电话筒里为我大致勾勒出他的相貌，以至于为他打开房门的一瞬间，我无一丝惊讶。他大约60岁左右，个子不高，瘦瘦的典型的江南人样子。穿着亲切随便，肩上挎着一个装画用的帆布袋子。他一进门就热热闹闹的，把布袋子随便往地上一丢，像老熟人一般径自坐到沙发里去（尽管是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打开话匣子。在他把嘣豆似的哗哗啦啦的句子送到我的耳朵里之际，一杯热茶也被他咕咚咕咚送进腹中。既不拘谨，也不客套，但也决不是信口开河。吴先生大约迟到了一个小时，依我的习惯应该是很生气了。但是，从他进得门来的一瞬间，我便放弃了生一下气的姿态－－对这样（貌似）大大咧咧的一个人，是生不起气来的。
吴先生讲话有一个特点，凡事都要有个来龙去脉。他说一张桌子，首先得从这张桌子的木头说起，继而是这种木头来源于什么树，再后是这种树产于哪里，它的特点又是什么，最后才会说
到这张桌子本身。所以，他讲话圈子总是兜得很大。有时候，一件小事，其实三言两语就可以交代清楚，若是语言吝啬之人，或是习惯于电报语言的人，甚至只消一句话，就切到点子上。但话落到他嘴里，往往说得源远流长，一波掀起众澜，汪洋恣意。他习惯于一个话头引起另一个话头，而另一个话头又引出另一个，一环套一环，结果，一条细水就被扩展成一条大江，一条大江就被膨胀成一片汪洋。再做一个夸张的比喻，吴先生若是想说南极，他得从北极说起，然后舌头一转弯，就绕到东海，从东海再来个180度，又绕到大西洋，让听者在心里暗暗地为他捏一把汗，担心他圈子兜得越来越大，最后绕不回来。但显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吴先生在他清晰的逻辑里绕够了，话音一顿，忽然就落到南极上了。
听者提着的心也随之落了下来，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我以前也曾遇见过这样的好人，这种热心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问一答十，而且还经常地自问自答，你根本不用广泛地全面地展开你的疑问，你只消轻轻点其之一，就可以获得全部的回答。比如，你想知道一套房子，你只消问客厅如何，他自己就会接下来自问自答：卧房是什么样呢？卧房如何如何。厨房是什么样呢？厨房如何如何。以此类推。吴先生就是如此。
我常常透过一个人的言语，感觉到一个人。印象中，大凡冷漠或慎重之人，语言都是简约、扼要的；精明的人几乎从来不主动说自己，总是询问、探听对方的情况；心虚没底气然而又有点浮名的人，习惯于夸夸其谈，指点江山，顾不上沉着与倾听，急于发表一些总结性或结论性的句子；而富有成就、德高望重同时又练达之人，说话往往比较内敛、节制，貌似随便，其实格外审慎，切中要点，且滴水不漏，感受多于结论，不轻易说出否定性的句子，留在肚子里的话比说出来的要多得多；青春期的人（并不一定指年龄，而是心理状态），一般容易夸张、极端、激烈，“恶心得要死”、“当场就晕倒”俯拾皆是，出言不逊，锋芒毕露，语惊四座，激扬而澎湃；圆滑而又不缺乏诚实之人，说话大而空，既落到要害处，又碰不到什么，让人抓不着辫子，闪烁其词，凭借听者的心领神会，似乎疱丁解牛，游韧有余．．．．．． 吴先生的言语方式，是众多有意思的交谈方式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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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的疲倦
你的另一只脚先于你的思绪，踏入梦里。
黄昏的疲倦
黄昏的疲倦首先是缘于这一整天欲下还休的春雨，缘于你的目光试图分辨灰蒙蒙阴沉着的天际与远处屋顶上烟囱里冒出的青烟的关系，缘于浴室里的水龙头滴滴答答的漏水声，缘于邻窗那边绵延过来的由老式的留声机发出的一支沙哑的旧曲．．．．．．
你一只脚悬挂床沿悠闲地摇晃，大半个身体倚靠在床板上，你用寂静的脊背谛听着身下的吱扭吱扭声；你预感一封等候多时的信，正随着邮递员的绿色车轮滚落到你空荡荡的信箱里，那人从长睫毛里闪动出一个莫测的微笑，面孔冲你一晃，倏地就消失不见了；似乎有一个老生常谈的疑问－－生活意义－－又在你脑子里的盘环路上旋转，这个急驶的问号伸手可及，可是，当你的指尖触摸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又向前滑行了一段距离；静而且凉的玻璃窗外边，两件晾干的旧衣裳在阳台上微微摇晃，仿佛两个踩着高跷的人向屋里悄悄张望．．．．．．
黄昏的疲倦就这样降临了，你手里举着的一本什么书，被随之降临的睡眠击落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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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餐时代与速成之人
快餐时代与速成之人
我们面前摆放着两种快餐：
先是忽然之间，快餐食品店在我们的身边遍地开花，街头上那些嫩黄或者艳红的门廊里边，木质的桌椅仿佛随意搭起的积木，拼接出一种象征稚趣、简约与速度的格局。快餐食品所呈现出来的强烈的共性，使人一进门就嗅到一股”共产主义”的气味，这种安全的气味湮没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职业、学识以及经济地位的差别，大家在这里彼此彼此，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很多人喜欢它。可是，不知为什么，无论中式还是西式，我对于快餐食品一律缺乏胃口，一直以为那应该是属于少年儿童的嗜好，或者是那种要去赶火车的人登车之前匆匆忙忙的去处。如果，一个成年友人告诉我，他热衷于快餐，我便会对他的口味不以为然。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分别吃过晚餐之后，坐下来畅谈。快餐食品纯属个人趣味，无可厚非。
步食品快餐之后尘，又出现了第二种快餐－－精神快餐也旋风一般覆盖了我们的视线。它在我们的身前身后弥漫，无处不在
，似乎人人都浸泡在文化艺术的大染缸里－－一幕今天诞生、明天就消失不见的新式戏剧，一本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可读完的最长历史跨度的画卷，一部第二天就过期作废的堆满了信息的书刊．．．．．．立等可取的文化快餐铺天盖地，人人都被它的墨汁所涂染。那些精神快餐里边绝对不会有从茶香中才品得出来的阴柔醇厚，不会有闲趣或把玩，更不会有沉思或忧郁，它永远不会出现在一个伫立河边的人的静默的自语之中，它与内心和灵魂无关，它与诗性的东西一律无缘。布罗茨基有一句警言，“一个阅读诗歌的人，比不阅读诗歌的人更难取胜”，所以，诗性是它的头一号敌人。它所含有的只与取胜相关，与生存厮杀和操作速度相关。它是由纯粹的精神”激素”组成，它造就了我们当今时代最为庞大的人选和群落－－实用主义者。如果你知道吃速成饲料长大的家畜的特点，那么你就可以大致领略吃精神快餐长大的速成之人。
不禁想起爱略特的话：到哪里去找回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到哪里去找回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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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后部
心脏后部
前日，我收到一个18岁男孩子（我用了极大的克制力才没有使用不好听的称呼）的读者来信。他劈头盖脑说：“你去自杀吧！你写那么多思来想去沉重的书，也让我们跟着你乱想沉重。你这种人活着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去自杀？你去自杀吧！！我们的生活不需要哲学！！！．．．．．．”
他的信函通篇涌满激动。那些硕大林立的惊叹号，犹若一只只冰冷的钉子，从不知什么方向的半空冷飕飕尖叫着掉落到我的脚趾上。我这才发现，即使我用脚趾去读，也十趾连心。那些惊叹号年轻得力透纸背，仿佛使我看见一个高高大大、壮壮实实的男孩子正站立在我面前，挥舞着那双刚刚愤怒地摒弃了使他感到上当的书本，同时开始伸向滚烫的金钱世界的大手，声嘶力竭地冲我吼叫。
当时，母亲正在身边。午饭刚过，我们左拾右掇前前后后做着琐事，我克制住自己眼睛里忽然涌起的缺乏明确性的泪水。
把信撕了，丢进卫生间的马桶里，哗一声冲了，使之汇入人类粪便的汪洋。
我是在抽水马桶冲响的一瞬间，才对人类的粪便（包括精神的粪便以及精神的垃圾、污垢）猛然蹦出”汪洋”这个澎湃汹涌的语词的。 然后，我用舒肤佳牌杀菌消毒香皂洗了手，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房门。
正是夏日的中午，我无法安静地躺下来，只是不停地在卧房里走来走去。
从邻居家的窗子里正飘过来十分严重的爱情歌曲，隔壁是一位已经完成了更年期使命的鳏居男人。如今的日子不知怎么全都颠倒过来了，年轻人更多地喜欢去抓革命，而老年人更多喜欢去闹爱情。我一般比较喜欢听那种被称之为”另类”的歌儿或者音乐，譬如，Ｅｎｉｇｍａ（谜）； Ｂｊｏｒｋｄｅｂｕｔ（比约克－－第一次）Ｅｎｙａ（恩雅）．．．．．．觉得此刻从窗外飘来的这种没完没了轰轰烈烈闹爱情的流行歌曲有些令人消受不了，它容易使得我们真实的日子全像假的一样乏味。特别是容易使那种厌倦了让自己与另一个人的名字并列地躺在结婚证书上生活的人们，以及那种好不容易才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重新换回来的自由与尊严的人，迷失方向，丧失革命警惕。
于是，我关上窗子，继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觉得有点残酷，有点委屈，但并不觉得不可思议或者惊诧愕然。十几年的写作生涯磨砺了，无论是投其所好的浮语虚辞，抑或恶语中伤甚而扼吭夺食之举，都已该宠辱不惊了。
但是，十年窗下（何止十年），闭关却扫，苦功淡食，却落得如此”下场”，心中涌起些许委屈，自不待言。
从我发表作品至今，大约已经收到过上千封读者来信了。但是，这样的信的确还是第一次。我脑子里电影碎片般快速闪动着一些不连贯的镜头．．．．．．
我对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男孩女孩，始终有一种”落伍者”的恐惧和敏感。他们（她们）当中的确有一部分人活得十分”明了”、直接和赤裸裸，知道首先应该向这个世界索要什么。
不像出生于30年代一路唱着俄罗斯民歌《红莓花儿开》和《三套车》长大的我母亲那一辈知识分子，激动和痴迷于浪漫主义”后花园”，仿佛是在学院里的酸性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花草植物”，被饱蘸着”香醋”写成的抒情感伤小说读本浇灌得异常”青春”
。虽然后来被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大大地改造了一回，尽尝了政治的、物质的、精神尊严的种种苦难，但事后仍不见移其本性，于党于国于人，也仍是椎心泣血，牵肠挂肚；
也不像四五十年代出生的知识青年那样风雨飘摇，兵团插队，改造锻炼，贫病交迫，历史让他们（她们）身经百战，炼就一副铁臂钢腕和立身处世之鉴。现在终于赶上了开放搞活大好时光，久旱甘雨，重睹天日，急忙着”补课”，如同打官司索回青春损失费似的那么不平于”活得太亏了”，在守住既成事实的妻儿老小和未竟之业的同时，也就是说，在守住”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去赶末班车。”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吐偏妍，帆张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出于他们（她们）半新不旧的准古典精神，他们（她们）习惯于盯准目标，然后大搞”圈地运动”、画”地”为牢； 而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出生的人，则是另一番人生哲学与生存景观了－－”你最好别要死要活地爱上我缠上我，千万别’爱你没商量’，那样多累，大热天何必呢？生命无法承受之’重’。但是，我真的喜欢和你玩，更喜欢你的钱．．．．．．”－－他们（她们）小小年纪，却阅历”沧桑”让正当华年的浪漫主义诗情画意早早就一边去休息凉快。生存起来生猛、峻陡、酷厉。
当然，我上述所言指的是各年代中的一小部分人的典型漫画像，并非指全体或者大多数。譬如，我本人就是一个被别人（一般是年长于我并不熟悉我的人）指认的”60年代”（带有玩世不恭、追求肤浅的轻视之意）。但我并没有成为上述我自己所勾画的那一种”60年代”。”．．．．．．子夜二时／请你叫醒我／和我谈一谈关于寂寞．．．．．．他听见他在笑／笑着自己笑无聊．．．．．．很难过对自己说一声这一切无所谓．．．．．．”这是一个60年代的歌手所唱所想；”．．．．．．寂寞如此宽，世界如此忙，忙得你我都失去了判断．．．．．．赢了所有，失去最初的梦．．．．．．能不能靠近我就在今晚．．．．．．”这也是一个60年代出生的歌手的悲凉。显然，他们都不属于我上述所言的那种”六七十年代”。 我自然是懂得同代人的一切生活哲学与逻辑的，譬如有人说，金钱就是人生的价值和尊严，金钱就是一种高尚的文化和品位，从而彻底否定了我们以往那种把对于金钱的欲望当作一种纯粹的低俗物欲的观念。我当然是以为一切的存在都合理。但是，我却没有碰上”运气”选择那样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哲学来消费生命，而是”误入歧途”地上了写作和思想这只”贼船”，并且上去就再也下不来。
正像有一次，一位仅谋一面的漂亮女孩忽然在深夜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是读了一天我的小说，神经兴奋，整整一天都处于”高潮平台”上，下不来，现在苦于夜不能寐，请求见我，告诉她怎么办。我一边笑，一边说，”你自己解决一下吧，我好像没什么办法。” 我对于写作和思想的迷恋（写作癖），就如同那女孩处在”平台”上。而且由于此”平台”是一种精神的心理的，而非彼”平台”是生理的情感的，因而它更加使我长久地”下不来”。
所以，我称自己是生活在”贼船”上。这里边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比上述所勾画的”六七十年代”，多了一块”心脏后部”。尽管，我偶尔也”颓废主义”、”虚无主义”一下，对老人们常言诉所谓”该尝试”的和”不该尝试”的、”合理”的和”禁忌”的事物，都存有天生的好奇心和强烈的”求知欲”，也即是说我是一个”好学”之徒；间或，也”堕落”地与城市里那些有闲又有钱的瘦削陡俊、有着美质骨感的男男女女们混在酒吧里，胡说八道肤浅一番。在这种场合，特别害怕遇见那种每出一言都准备着进入文学史的人。最好的组合，往往是岔开行当的群落。我每个星期就这么一个安闲无事的夜晚，就这么一段时光像古书里写的那些优雅品茶的贤士雅女的散漫，就这么一次如同盗取黑暗的小
偷在阴影里独自漫游的惬意，何必呢？
有一次，我喝醉了酒，从不唱歌的我，居然主动提出申请为在座的几位一展歌喉。关心我的人笑说，你别闹了，你别闹了。我说，我是真的，我实在抑制不住了。于是，我站了起来，学着中央音乐学院最为美声的唱法和姿势，双手环握于胸前，唱了一曲”党．．．．．．啊党．．．．．．啊．．．．．．，啊亲爱．．．．．．的党．．．．．．啊，你就像妈妈一样把我培养大，．．．．．．教我学文化．．．．．．幸福的明天向我招手．．．．．．四化美景您描画．．．．．．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您的形象多么崇高伟大．．．．．．党啊党．．．．．．啊您就是我亲爱的妈妈．．．．．．”。我用那由于动情、迷醉的滚烫的眼风，抚摸着浸染在水漂烛的光晕中在座各位的脸孔。结果，”歌”惊四座。大家表扬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谦虚地说，我从来如此。 但我一般只是短暂地闪个身而已。一回到家里，我立刻又变成自己那种面壁静坐、烛照省身的状态了。为此，我十分厌恶那部常常轰鸣着干扰我的电话，但我又矛盾地离不开它－－电话线延长了我的手臂，声音已成为我的腿脚，世界地图上所有遥不可及的城市，只要我轻轻点几下指尖，就可以抵达。我知道自己骨子里属于哪种生活。其实，任何一种虚华浮躁的外界，都无法真正影响我。
正是因为这块”心脏后部”，我同时恪守着另外一些严格的生活”哲学”。譬如，我认为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是非常自律地几乎自虐般地建立起”自由”这种境界的，懂得节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一个不会自我约束的作家艺术家便破坏了他自己的自由。正如谚语所说，不能控制自己的人，就像一座拆除了城墙的城市一样。也正是因为这块”心脏后部”，人就不得不承受生命之”重”也不得不承受生命之”轻”，心脏不合时宜地在现实的此岸与终极的彼岸顽强地怦跳、纠缠。 自然，“70年代”也并非全是给我写读者来信的这种18岁男孩。
我很想“教育”一下这个初出茅庐的男孩！
但是，当我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转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在短暂的激动之后，便平静下来，并且觉得无话可说了，不仅无话可说，而且觉得他也许自有”道理”。
凭什么要求人家选择你这般的生活呢？
你喜欢在生活中不断地操练智力上的”高难度动作”，愿意品尝艰难地悬走在陡峭的钢丝上的危险的快乐，愿意享受在绳索一般自我约束的道路上攀援的清静与独处，并且痴迷于”道路在雾中”的人生境态。但是，人家愿意夜夜泡在酒吧里调情狂欢，泡得所有的蓝蓝的夜晚都醉人，都滴翠流”蓝”，如同万花筒成为一种虚拟的绚烂迷幻。而在半醒半寐的白天，人家在大厦里豪华的房间窗前，看见外边金晃晃的阳光如同金币一样熠熠生辉，布满蓝天，人家跪下来祈求金钱，如同祈求被遮挡在蓝天之上永远让人看不见的上帝一样虔诚；
你愿意奉行素食主义或者其他一种什么，但是人家依然拥有吃荤的权力，和捍卫自己主张的权力； 你莱蒙托夫27岁就为女人决斗而死，的确悲壮绚丽，死得其所。但是别人觉得爱情是一种精神疾病，并且有医为证，据美国医学专家指出：人类大脑深层的丘脑下部是爱情的发源地，月亮下，烛光幽幽，来自发源地的目光使你凝视着我，我凝视着你，这就是爱情。如果做了丘脑下垂体切除手术或该处有所损伤，那么就不会再产生爱恋和情欲的愿望。而过于痴迷、燃烧于爱情，也是由于丘脑垂体下部神经通道某一特定位置出现了障碍；
（天！医学家对于爱情的描述多么有煞风景！如果我此文的题目”心脏后部”由医学专家去解释，我想那一定是：心脏后部主要是指左心房，一小部分为右心房。它不停地收缩和舒张来保持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出现故障，就会发生左心功能不全，左心房、肺动脉扩大，二尖瓣狭窄，呈梨形，造成心房颤动等等连锁反应．．．．．．同志们，我在此请求你们千万不要如此理解我所说的”心脏后部”。）
你要求人道主义中人类应该享有自杀的自由，感叹于我们能创造生，为什么不能创造死！但是人家也同样享有活着老也不死的自由，愿意活到108岁甚至更高也很好．．．．．．比如我本人，20岁以前发誓决不活过30岁，结果等到了30岁时又不想去死了．．．．．． 世界、宇宙每分钟每秒钟都发生着变化，亘古如斯江河行地是梦想。
英国有一位叫做安德里安＊伯力的著书人曾预言，人类的未来将开垦海洋，移民到月球和火星上去．．．．．．届时我们的富裕程度将是现在的一百倍，人类也更加长寿，由现在的78岁提高至140岁。随着时光的流逝，生命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时间也将越来越短，哺乳动物演变成灵长类动物花了1．25亿年，从灵长类至类人猿花了6000万年，从类人猿演变成现代人又花了500万年。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人类出现于400年前，机械化人类出现于100年前，而掌握电子技术的人类只是20年前的事，接下来就是具有智能的机器人．．．．．．
世界宇宙若如此变化和发展之快，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令我”理解”不了的。 所以，理解”变化”（并不是要人们都去认同甚至效仿）已成为一种豁达的境界，一种超然”审美”的人生态度，一种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雍容的度量和水平。而坚定绝然地拒斥”理解”，胶柱鼓瑟，固守拘泥于某种陈规，那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被限制的人”，是”一种对真实世界的自我中心式的失明”。世界上没有亘古不变的东西，甚至连”真理”本身也是相对的，在发展变化着的。
至此，我们返回到几小时之前，返回到那个18岁的质问我为什么不去自杀的男孩子身上。
窗外，依旧是几小时前那种夏日里半遮半掩在窗前树阴中的光线；室内，也依然是那种简单而高级的朴素。但是，我发现，此时的自己，内心”澎湃涌动”之感正在逐级而降，渐次平息，而且已经开始慢慢理解他了；不仅仅理解，而且觉得几小时前冲动地打算“教育”他一下的念头，变得可笑而荒唐（世界上的事，一想辩论就已经输了）； 不仅仅可笑而荒唐，我还觉得自己已经开始同
情他了，而这“同情”，又绝不是居高临下式的；最后，我体验到一种奇妙的荒诞的快乐，“看见自己骑在一头误解的毛驴上回到故乡”（昆德拉语）。
当然，我绝不会接受他的“奉劝”。但是，我尊重他发言的自由正如同我尊重自己的各种自由一样。 所以如此，也还是因为我的“心脏后部”这块地方。
我愿意在此重复地提到福克纳在他的小说《野棕榈》中讲述的一段动人的故事。厌恶重复的我所以重复，是因为福氏这一精彩片段使我忍俊不住复述的快感。故事说，一个女人因流产而死去，深爱着她的男人这时正在狱中服刑，而且刑期漫长无尽。有人送给他一粒毒药，但是，他经过痛苦的抉择，终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他想，他惟一能够延长他所深爱的女人的办法就是把她保存在记忆中，如果他选择了死亡，他的记忆就将消失，那么他的女人也一同消失了．．．．．．他想，在悲伤与虚无之间，他选择悲伤。
我要说的是，我虽然没有一个深爱的人死去了，但是我也会同样地选择活下去。我的爱人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宝贝电脑写作机，它显然还“活着”；而另一个，也许还没有出生。我想，我将”悲伤”地活下去，直到我的”心脏后部”消失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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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厕所里
上帝在厕所里
我已经有三四年时间（请不要相信我对于时间数字记忆的准确性）拒绝参加任何形式、任何名目的“作家笔会”了。为了控制自己的好奇心而不被邀请人的煽动所诱惑，我硬是把“不参加任何作家笔会”的“标榜”，白纸黑字坦然地公布到文章里去，即作为自我的约束，也作为“请别来找我”的通知（自作多情）。虽然我偶尔冲动有过一次半次的违约，犯过一次两次的“错误”，但每每总是提前要思想斗争好几天，像是准备去吃“禁果”或者冒险去吃江南三月以后的河豚一般。
我害怕参加作家笔会的原因有四：
首先，来自我天性方面的困难。试想，每日永远都掉在人群堆里的生活，是多么的劳累啊！在我的感觉中，当绵延不断的人影无间歇地在你身边晃动着，当人们的语声失去”休止符”地长久在你的耳畔鸣响着，这对于一个过惯了平凡安静、家居日子的我，无异于是一场”吞没”和”争战”。正如同人体营养过剩会导致一种富贵病一样，完全失去自我规避的长久的群
体欢乐，对我来说就是一场精神的”奢侈病”，一场神经系统的洗练、磨难甚至是浩劫。大家不停地戏谑发噱，贫嘴着、调情着、戒备着、“牛”着“熊”着、“荤”着“素”着、墨韵书香着也镇江米“醋”着．．．．．．虽是一番热闹非凡景观，但也煞是劳累自己的耳朵、”嗅觉”以及面部表情们，无论外出参观、餐桌相见，还是回到“下榻”的宾馆饭店房间里，几乎没有一时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地（通常是两人或三人同宿一室），没有一刻可以拿掉各种各样”表情”的个人空间（不仅仅是精神、内在自我这一类看不见的神性的东西丧失了心理空间，就是物性的躯体本身也只能蜷缩在咫尺之隔的两床之间）。即使洗上好几遍脸，脸孔上也依然如同僵持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硬壳”，洗也洗不掉。更没有一会儿时间可以退回到自己思路走廊的“内部”，静心整理或反省一下属于自己的什么问题－－而这个习惯嗜好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此，我便总觉得自己的脚没有扎扎实实地踩在大地上，而是悬浮在半空中。
在这样的一种“群居”的旅游活动中，可以说，你只有在用卫生间的时候，上帝才会赐给你短暂的独处机会，使你那绷紧的神经得以瞬间的松弛和清静，“形而上”才得以艰难地降临。但你不能总躲在卫生间里不出来吧，人家还以为你在里边干什么呢。
我近日看到一篇叫做《私人写作》的短文（与我去年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的书名只有两字之殊，说明与我有同嗜之处）。我很喜欢那篇文章，据那位哲人说：他的一位研究宗教的朋友，终日应付文债，没有喘息的工夫，只有在上厕所时才得到片刻的安宁。他说，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我们只能在厕所里接待上帝了。上帝在厕所里，这已不是一个玩笑．．．．．． 我颇有同意，特别是参加笔会外出旅游的时候，尤为强烈。
其次，不喜欢参加作家笔会的缘由还来自于对”柏油文化”的反感。现代人无论走到哪儿，总是大家忽啦啦一窝蜂马不停蹄地由一个风景点飞奔到另一个风景点，而我每每却没有太多兴致，仿佛在完成任务一般，心里一点也不想呐喊“人生多么美妙啊”！但无奈，也只能被动地跟着“大部队”统一行动，不得擅自“特立独行”。因我不识路，不懂得东西南北，只知前后左右，而这种初级的“小儿科”方位概念，在地理学上是根本无法确定位置的。尽管我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衣兜里装上一张字条，以备不虞，上边写：“××宾馆，宾馆旁边有一灰白色厕所．．．．．．”但是，我依然会走丢，找不回来，全中国的公共厕所几乎都是灰白色的。所以，只好听话地跟着”大部队”，按照当地官员的引领，一同被安排着、被款待着、被人（文学爱好者）”久仰久仰”着。一路上，还得假装认真听取向导的辛苦讲解，并应之以
拼命点头、谢着。无可奈何（这么说是多么的没心肝啊）！
因为我对于这一种“柏油文化”－－与很多的人一路喧哗着结伴而行，由该地的行政官员引领（哪些地方能让你看到而哪些角落决不能让你看到，人家心中自然有数），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捷径，跑完最多的风景点－－式的旅行，毫无兴趣。 这般匆忙的旅游，往往像打仗时”抢占高地”似的冲杀着行进，哪里有时间上厕所？即使用厕，也是公用的，往往大家排队一起去，哪里还见得着上帝！
其三，在这种“柏油文化”式的作家笔会旅游中，最最害怕的当数那一种真真假假的“恳谈会”－－即当地向旅行团的作家们汇报工作，诣前请教。人家当然是冲着我们一行人中那些有过挺高的行政职位或资深年迈的老人家来的，而非年轻吾辈。可麻烦的是，吾辈年轻的”老作家”也得真那么一回事似的作陪，竖耳恭听。人家十分审慎、谦逊也格外耐心，从小城建设、大桥长度、江上造田、学校教育、计划生育、鱼苗养殖、防洪垒坝、治安管理、住房面积、水上花园等等，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各个环节逐一汇报，然后掏出小本本和圆珠笔，做记录状，听取远道而来的贵客们的”箴言训语”。遗憾的是，我们极个别的老人家过于“忠厚老实”，或许是当领导做惯了报告，或许是给文学青年”斧正”惯了，反正是顺着人家的“奏请”，就铺天盖
地耐心又耐心地逐一建议斧正、高睨大谈、不吝指教起来。毕竟是“作家”，个个辩才无碍、鞭辟入里，结果此唱彼和，发言连绵不断，诲人不倦，恨不得毕其功于一役（会）。
逢到这时，吾辈后人便屏声息气，如坐针毡，抑制不住想替前辈们痛唱“乡．．．．．．亲们啊．．．．．．乡．．．．．．亲们嗯．．．．．．嗯．．．．．．”！怔怔地、睁睁地看着那”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挡不住的热情，干着急，心疼又怜悯，无可奈何。 其实，你老人家一个远道而来的外乡人、外行人，到了别人家的小城，戴着彼情彼景的”有色眼镜”，浮光掠影地看了那么一点点，听了那么一点点此情此景的“皮毛”，哪里晓得人家的此情此景？！
坐在那里，备受煎熬。
所以这一种“恳谈会”期间，我经常频频光顾厕所，左一趟右一趟。人家便问，你怎么老去厕所啊？我回答说，我喝水多的缘故。
遗憾的是，由于用厕时间短，我并未见着上帝。
其四，害怕稿债。俗话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虽然人家给了你白吃白玩的优惠待遇，也虽然偶被个别老人家误看成是”自私自利、狼心狗肺、傲慢无耻”的新一代（我们能理解，的确存在那种人，非常之可气）。但是，大多数年轻“老作家”其实是非常懂得人情冷暖、“江湖”义气的，并非全属忘恩负义的一类，起码我本人是懂得”滴水”如何”涌泉”的，懂得感恩图报的（当然也记仇）。所以，心里总觉欠了人家的。
回到家里后，往往电话铃一响，就以为是催稿来了，犹豫着迟疑着常常不敢拿起话筒。在自己家里也居然像做贼一般心虚胆颤。 于是想，不如自觉地坐下来，写字还债。若正赶上思路枯竭，感觉滞钝，也只能冥索苦思，煞费苦心，没的写硬是写，不写也得写，终日仰屋著书，笔耕砚田，昏天暗地好多天之久．．．．．．
这样一来，不仅离家在外旅游时只能躲在卫生间里见上帝，就是回到自己家里之后，明明是可以关上房门安安静静一个人独处了，却依然没有办法净心见上帝。脑子里装着事，终日负荷重重，焦虑不安，结果，连躲在卫生间里也见不着上帝了！
当然，我上述所写的这种旅游乃是我们中国作家特有的一种“群居”式的旅游。不是那种独自漫走、独行其是的旅游，那种对以往所熟稔甚至厌倦的人物景致的脱离、隔绝与规避，那种去享受一个”离去者”的漂泊与孤独的心境，或者是到异域他乡有可能的萍水相逢的奇遇、新鲜与怡然，一种远处而来的戴着墨镜的旁观者悠闲．．．．．．
布洛亚德在《身处别处》一文中曾提到一个说法，他说，旅游就像外遇一样给人以诱惑。而另一位西方作家则说，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离心倾向”，一旦有了旅游的癖好，我们就像情人想同居一样，想方设法去实现旅游的愿望。 他们所说的旅游当然不是我所写的这一种”旅游”。
那一种单独的或者与相爱者（起码是相投相契者）结伴而行的旅游，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感受了。天壤相异。
我期待着那样一次旅行，在那种欲晴欲雨的天气。
（附言：不小心弄出这样一篇文章来，绝无冷嘲热讽多年来盛情邀请过我的同志们的款待之意，若胆敢如此”回报”，也实在太狼心狗肺不厚道了！我发誓，我绝对只是想说”上帝在厕所里”这件事，毫无其他旁敲和侧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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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化”与我自己
“个人化”与我自己
一个小学时的同学四处打电话找我，出版社的友人自然是不会告诉他我的私人电话的。为了制止他继续打电话到处找，也为了自己的好奇之心－－二十多年前坐在同一个教室里的人，今天会有什么事找我呢－－我按照他留下来的电话号码找到了他。
他说，他只是看到报纸上说，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部叫做《私人生活》的小说”，就买来读了。他想纠正我书里的一些记忆上的错误－－我小时候坐在第三排而不是第一排，书里叙述的故事也完全是我记忆的失误。我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笑一笑，罢了。我没办法从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创作跟他说起，长谈小说里的”我”与真实生活里的我，如何不是一回事。这个话题太长。
我更没必要向他讲述报纸上个别不懂得什么叫做创作的”个人化”就对之妄加评论的人。
我看到不少批判”个人化”的文章：无非是”个人隐私的大汇展”，”专注于’小我’的生存品味”，”忽视作为主流的’大我’”，”肤浅而无聊的境界
”等等。棒子抡得很圆。使我惊诧的是，抡棒者中竟有急火火的十分年轻的人和并不太老的人。
我自然已过了生气的年纪。 想一想，可能有如下几个问题：
1．小说的个人化不等同于写我自己。
批判者凭主观臆断把小说里的“我”当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作家本人，于是说：“这是隐私的大汇展”。批判者并不认识现实生活的作家本人，怎么认定这是他（她）的隐私呢？把小说里编造或想象出来的情节当成真实，显然是一个错误。以《私人生活》为例，小说中所涉及的人物，比如Ｔ老师、禾寡妇、男友尹楠，都是我本人真实生活中从未存在过的人物。再比如小说中的”我母亲”一开始就去世了，而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我母亲的身体十分健康，比我的身体还好。既然小说是艺术的创作，是对经验的想象的产物，那么与作家的个人隐私有什么关系呢？我的隐私是属于我本人的，它是永远不会公之于众的，即是我死了也不会。
2．个人化不等于“小”，群体化不等于“大”。
小说中的“我”即是一个个人，一个存在。没有个人，妄谈“人民”。没有个人，所有的高调都是空的。而所谓完全代表着的”群体”的”大我”脸谱，或者过度强调普遍意义的所谓”典型性”，这个陈旧的格式其实除了千人一面、雷同复制之外，什么也没有。尊敬的章仲锷先生曾经专文谈论过小说的”小”，提到小说忌”大”，譬如大而无当，一写长篇就要反映一个所谓的全时代，造成主题雷同的匠气，小说就是要往”小”里”说”。我以为，若是非要往”大”里”提升”，那么对个体生命的探寻，不也正是挖掘人类意义的过程吗！另一位前辈作家也曾在《谁是”人民群众”》一文中呼吁：呜呼人民群众，多少好事假汝之名以行！ 3．缺乏个人化的文化是”贫穷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