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竹炸碎冬梦
炮竹炸碎冬梦
P城禁止放炮竹，所以在禁止令生效的前一天，P 城没喜没忧，平白无故，全城炮竹连绵，通宵达旦，犹如世界大战前夜。
前日，天秋来信说，伦敦今年的冬天格外冷，刮大风，像《呼啸山庄》插页上那些吹倒橡树的巨风一样，还弄出许多奇怪之声，她被惊醒，许久睡不着。
我翻开日记，查着半月前那一天P城的天气，结果发现那一天的气象一栏是空白，但日记里有这样几行字迹模糊的记载：
是夜，贼们扮装成凄厉的风，旋转着走进我的房间。我听到门后有动静，立刻摸到枕边的手电，刷一下向房门外照去，门扇紧闭，窗角平展，没有人影晃动。可是，不知哪边墙壁里，依旧不断往外渗透呼吸声。反正有墙壁，贼们进不来。我想。于是，我熄了手电，准备重新入睡。可是，这回我又像早年相信P城有春天这种传说一样，我又错了。他们已鬼魅般潜入室内，影立于床边，人却贴在墙根上。
这是一群”跪着造反”的强盗，他们是来掠夺我的心的。他们抢了就跑。我是
在转身朝向窗子那边，准备重新睡去时发现的。我猛然从窗角看到外边光秃秃的树枝上，挂满了我的心，从我出生到现在，每年一颗，大大小小共30颗心挂在秃树上。我一摸胸口，果然我已没心了。
为时已晚。没有心我便什么都没有了。我知道我斗不过他们。这群功利的狗！ 怎么办呢？他们不要了心，也不让我守住自己的心。
我的日记本上没头没尾记了上边的一段，不知是梦还是什么预言。怪怪的，莫名其妙。伦敦刮大风是确凿无疑的，伦敦离我太远，便与我没什么关联。但是，我的朋友天秋夫妇在伦敦，伦敦的疼痛便与我有了切肤的关系。
我非常喜欢天秋，她的清朗、靓丽、尖锐以及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一种”天真的无耻”和”美丽的邪恶”，我都喜爱。但我不能表现得太喜爱她。天秋与我同性，我若是太喜爱她，别人就会以为我们出乱子；当我每每向他们提起天秋这个名字时，他们的眼前只会浮现一片性的感觉和色情的迷惑，由此也可说明天秋的天生丽质。周作人先生曾提到某一种人见了《金瓶梅》三个字，就要**。这群牲口啊！他们怎么就看不到天秋坚韧的细手指如冰凉的美蛇，在纸页上随便一划，就能划出来美丽的诗句呢？
我也比较喜欢秸，他的智性、幽默以及柔和儒雅（正因此，我才肯定他在骨子里是个谦和的”暴君”），这一切的确让人感到快活。有一次，秸说，一家杂志社看了他的一篇美学论文，然后写信告诉他，他们通过他的文章看出了他的一个颇为本质的特点－－好色。秸欣然地对我说：这难道还用说吗？！那神情，谁见了都会以为他好像是得到了赞美。秸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我也同样不能太欣赏他，因为秸是天秋的丈夫，我若是太赞美他，也会出乱子。而且，假若我不喜欢秸，天秋会不高兴；假若我太喜欢他，天秋也会不高兴。通常来说，女人都是这样的。 我总是掉在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中。
沃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曾借用柯勒瑞治的话说：“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我认为，这话的意思不仅仅指一个作家只有把男性和女性两股力量融洽地在精神上结合在一起，才能毫无隔膜地把情感与思想转达得炉火纯青的完整。此外，我以为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一个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人，往往首先是脱离了性别来看待他人的本质的。欣赏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是无性的。单纯地只看到那是一个女性或那是一个男性，未免肤浅。
几个月前，天秋夫妇离开我，去了伦敦。在他们离开我的半年时间里，我在心里依然每天和他们说话，拒绝接受他们已离我而去这一事实。直到半个月前的那天夜里，我的心在冬日里的秃树上飘摇，然后它们像枯叶一样一片一片落地。直到这一天，我才懂得哪些是邈远的事情，哪些是近在眼前迫在眉睫的事情。 老早就听天秋说她新写了一篇小说，此小说与我的关系如何如何。她在P城时，我真是领教了她写小说的那一种轰轰烈烈，一篇一篇炸弹一般投向我，把我炸得晕头转向。我的写作方式，一般在完成之前都是不动声色的，所谓含而不露。这并不是出于我对朋友的隔膜，大概只是因为我心理方面的某些问题，写作起来总是有点”鬼鬼祟祟”，担心毕露于世后，再没有勇气和余地把小说写下去。
天秋这一回的小说，不知遇了什么关卡生不出。我等了许多天，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此篇，一如既往，散发着她那一种独特的模糊、零琐、散漫不经的魅力与光辉。天秋这个女人，越来越使我想到现代文学那一代女作家中最为活脱脱的一位女才子－－苏青。张爱玲在谈及对苏青的某篇文章的感受时，曾说：．．．．．．仿佛是走进一个旧识的房间，还是那些摆设，可是主人不在家，心里很惆怅．．．．．．
如果把小说这个载体称为房子的话，我觉得天秋制作了许多她自己不在其中的房子，房子里晃动的全是她的音容笑貌，魂萦梦绕，可偏就找不到她这个活人。也许是我太想看到她本人，而不满足于只看由她布置的房子的缘故吧。 我写作的文章，无论我在天边地角”胡编乱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不是我的房子，亦无论这房子的主人是男是女，是好是坏，总有人想象在那房子里找到我，并且坚定不移地误以为那就是我。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想，这一点，是天秋比我聪明的地方。
能够欣赏自己同类性别朋友的女人，是比较自信的女人（此言写在这个地方有自夸之嫌），而那种视自己的同类为敌人、仿佛与同类相处如同在角斗场里的女子，则比较可怜。最没出息的要算是那样一种男人－－仅因为同行（事业相同），就把自己心爱的女人也当做决斗场里的对手，我以前的男友就是这样一位。他生怕我太”著名”，别人都来认识我，赞美我。他表面对此不动声色，但我很清楚，他在骨子里、心理上与我最大的较量就是由此不平而引发的。
我的立场一般多是站在自己的同类一边。因为，若是上述情景，那狭隘的男人在外边的功利场上，处处压抑自己的女人的光辉，只让她留在自己的家里灿烂与芳香，如此这般，非绝交不可；而倘若那种男人碰巧是你的上司的话，他非扣了你的奖金不可，以此来显示他的尊严和威仪。 前不久，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就刚刚克扣了应当发给我的几袋奶粉，克扣的理由当然堂而皇之。为这几袋奶粉，我认真地生了一场气，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好久，险些掉下来。冷静后，想想，自己也觉得可笑。家里人口少，也就算了吧。
别人私下提醒我，要找领导去谈一谈，民以食为天，人家扣了你的”食”，你都不做出反应，不去理会，那明明就是侮辱你的上司嘛。
我理解人家的意思是说，下属应当是一面放大倍数的镜子，使你的上司经常能从你的身上照见他自己的伟大权力。
母亲也一再警告我，奶粉事小，但说明领导此番做法之用心良苦，一定要去谈一谈。
天啊！
一般来说，无论哪一位上司告诉我，说煤球是白的，我基本上都是不做声的。不说话，不表态的”自由”目前还是有的；但倘若上司说那煤球是汤圆，并且让人吃下去，那便会使人为难．．．．．．我天性里又有一股子不声不响的别扭劲儿，很多习性不合潮流。比如，现时电视里、街面上全中国男男女女都会
忽然感叹一声”哇”！可我至今也没有学会。大概是我孤陋寡闻，觉得生活里没有什么事值得”哇”；抑或我过于固执，不肯接受新生词汇的诞生。其实，我的自造词很多，只是总不合时尚，正像我的某些生活态度．．．．．．
我与天秋这一代人，小时候古文都没有学好，那时候批判的就是”克己复礼”，不像我母亲那一代人拥有很好的古文基础以及练达的生存之道的训练。如果我那时即能领会”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有余地矣．．．．．．”此番道理，那么，”成长”到今日，想必是很有长进，很成”材料”了。 自然是没为那几袋奶粉”谈一谈”的。心里虽是不平，但想想自己平日抽空摸空就关起门来写小说，身在曹营心在汉，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单位里的劳动模范。心里便不好意思去谈、去要，但却给自己找来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圣人议而不辩”。只是给天秋写了很多信，把所有的坏情绪都装在信封里，统统扔到伦敦去了。
倒霉的天秋啊！ 然后是找出《老子》、《庄子》、《史记》，甚至翻出来伴随毛泽东一生革命活动的《容斋随笔》，潜心学习，满脑子隐逸啊无为啊什么的，来个心理平衡。也算是不枉做一回中国人。又兴头兴脑地想与天秋一类人蜗居到一个古老未开、民风淳朴的镇子里去，从浮闹的都市中销声匿迹，也顾不上”大隐小隐”之类的问题了。
心里折腾了一场，无非是那几袋奶粉而引发。其实，我常常是西瓜丢了一大车，竟毫不自知，偏就抓住这么一个小芝麻不撒手。不知见了什么鬼！
最后，终于想通了，潇洒地跑出去，为自己买了一顶海豹真皮帽子，自怜地戴在头上回了家。全剧方才告终。
那个巨风之夜，我丢失了心的梦，像凉爽的阴影，开始在我的白天里真实地延伸。
我一清醒过来，首先进入我眼帘的一行无形的字迹，就是鲁迅先生那句话：最痛苦的是醒来后无路可走。然后我就看到许多人，他们站在我面前，我以前怎么就没有看到呢？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学院院长。院长姓毛，这姓好
记。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过目不忘的重要的姓氏，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居然没有记住；或者说，由于我的粗心大意，对这样一个决定我命运的无法抗拒的姓氏，却忽略不记。这真是一个致命的过失啊。
我这个人，总是小事上明白，大事上糊涂，拿着鸡毛当令箭，而把”坦克”当纸船。邻居胖嫂总是这样说。她家的红子，与我是小学同学，初中毕业就接了父亲的班，到铁路上工作去了。红子正是听了胖嫂的最为朴素的哲学与教诲，现在，不仅当上了科长，还会写诗，火车一跑，她就能迸发出一首《青春啊青春》，一路车奔一路诗，她的诗已散见于各种报纸。 ”读书越多，越是不明真理。”胖嫂守着自己丰衣足食的日子和她那”有出息”于我的能当上科长的女儿，无限感慨，每每对我的一无所有，充满怜悯，也充满鸟瞰。
我看到的第二个人，是我的副院长老次。有一回，我对天秋说，副院长姓一次两次的次。天秋想了一下，然后说：啊，那不就是次品的次嘛！
我们抑制不住一起笑起来。天秋的思路聪明又奇怪得让人没办法。
我所以忽然看到了这两个以往许多年来视而不见的人，自然是有其中的缘故的，奶粉事件也许是个开端吧。 总之，看见了他们，对于社会人的我，无疑是一种新的”长进”。
据旁观者说，有人所以来掠夺我的心，是因为我曾侮辱过他们。我冥思苦索，想不出此言的道理，我甚至不曾与他们说过话，不曾与他们争论过任何一种是非曲直，我甚至于不曾看见过他们，又如何谈得上”侮辱”呢？
旁观者冲我诡秘地一笑，我敏感地从那一笑中获得了揭示的全部内涵：你没看见人家，就是对人家的侮辱嘛！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原来如此。
夜晚来临，P城今年的冬天比往年冷得早。吃过晚饭，我便拉母亲到街上去散步。母亲已感叹自己老了，腿一日一日发沉，可是我觉得她的心却一日比一日更像小孩子。还是在夏天的时候，有天，天秋等几个来找我闲谈，有一位不太熟识的客人也来见我，他看到家里有母亲在，就有些拘谨。母亲立刻随和地打开僵局，对人家指着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她是我妈，你不用紧张。”来人大笑，气氛马上缓和。
我提醒她，人老先老腿，所以一定要经常走路活动腿脚。她连连点头，并立刻配合吃”活性钙”。 她就怕街上的小孩叫她”奶奶”，售货员称她”老太太”。她不高兴，回到家总问我为什么。我说，”这很正常嘛，我若是在您生我的岁数也生个小孩子，您多少年以前就当上外婆了。”
”那我也不至于就成老太太了？”她不服气。
我说：“’老太太’、’老头’是官称，街上就是那么一种叫法而已。”
”不对。那人家为什么不管你叫’老太太’？”她抗议。
我嫌她唆，便不再吭声。
她心里不高兴，认为自己并不老。
其实，她最怕的是跟不上我了。总问：“再过20年，咱们还能一起散步吗？”
我说：“能。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她又说：“你就会跟我不耐烦，你敢对天秋不耐烦吗？”
我说：“敢。”
她说：“谁要是喜欢你，做你的朋友，才算倒霉呢！”
我说：“对，真是天大的倒霉！”
母亲也喜欢天秋，她们偶尔也通个电话，互相控诉我如何如何”不讲理”。 我和母亲穿了很厚的外衣到冷街上走，树木不日之间，全都光秃秃枝杈裸露，像一个个秃头歌女在冷冬的街头摇曳吟唱，马路也忽然变得空旷，这使得我们心情沉重地怀念起天秋夫妇和刚刚逝去不远的绿意浓郁的暖日。
母亲又一次揭我的短，提起奶粉事件，指责我的没心没肺。最后，搬出天秋来压我，说：“人家天秋就比你会行事。”我母亲总是觉得天秋比我能对付外界的那些乱七八糟。
我说：“你饶了她吧！”
我一下子情致全失。
路边一簇簇绽开的月季花，炫耀着月白、紫黑、粉红及艳绿，五颜六色染透街边角隅。炮竹一响，又仿佛提前到了春节，而春节那种万家灯火、欢歌笑语，从来都使我思念起遥远的什么地方，仿佛我的故乡是在所有的那些个莫名其妙的远方，比如伦敦，比如这儿、那儿。特别是街头巷隅处处响起《喜洋洋》或《步步高》之类的节日乐声之际，我的心里每每总会立刻堆满难言的忧虑和惆怅。
炮竹没有用，无非是碎纸化在人家的屋顶上雨珠般嘭嘭敲响，从透黑的枝篱间飘飞零落，发出枯萎的扁叶子的沙沙声。地上人家的屋舍，铁皮窗子如抽屉一样紧闭，冷酷的季节降临了。 炮竹制造的欢乐，无非是取悦空洞的日子，没有用，到底一样是空洞的。
我多年来所以经久不衰地热爱着走路，即使是在这样萧条的冬季，想来大抵是由于走路可以延伸内心的对话吧。走上一小时甚至两小时，便可以全神贯注地沉醉在思想里。任何一种伪造的繁盛与喧哗，都无法抵挡内心对话的清醒前行。而安谧沉静的身体，决不会有一丝裂缝，使内在的对话渗透出来。
那心，自然不是结在路旁枝头上的果实，任是谁人也无法将她强暴地击落或掠走。
天秋的小说里说得好：我只对温柔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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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声音
逝去的声音
两周前的一个清晨，天气已凉，我骑车去出版社的路上，秋风打透毛衣浸在肌肤上，感到一阵阵寒气。我脚踏车蹬，机械而重复地转动，我的神思却随着向前滚动的车轮往回倒转－－从澳洲返回北京已经三年了，三年来我在这条路上无数次往返，街景和路边的树木、草丛、商店我已经熟悉得对它们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在我的肢体安于我所熟悉的街区的同时，我的心却那么不安分地寻找着新奇，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这种徒劳的努力。我的双脚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拒绝我的过于冷峻、自省的理智，本能地寻找着什么。
从我家到出版社只有10分钟路程，我的思路来不及在任何一个点上延伸进去，腿已经迈进编辑部四敞大开的房门。我的脸上随即也换上一种身置公共场所的那样一种千篇一律的礼貌、平庸，把自己思想里任何一个小角落的与众不同、格格不入全都掩埋起来。平庸（不等于平凡）的人群里不能容忍不平庸。不平庸就是骄傲，而骄傲的人总是要受到指责的。早在1
9世纪叔本华就说过：只有自己没有足以自傲之物的人才会贬损”骄傲”这种品德。当谦虚成为公认的好品德时，无疑的世上的庸人就占了很大便宜，因为每个人都谦虚，世人便都类似了，这真是平头的平等啊！
我早已懂得，外部生活与内心生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编辑部里正在传阅《联合报》，当报纸上的文字刺目地闯入我的眼帘时，我一下子被震得哑口无言目瞪口呆－－中国大陆朦胧诗人顾城于10月8日在新西兰奥克兰市威赫克岛上用斧头砍死自己的妻子谢烨，然后在门前的树上自缢身亡。报纸的大标题下边是一幅顾城的照片，他头戴一顶白布帽，神情是他惯有的那种忧郁，让人看了仿佛是他自己正在给自己祭奠。那照片上的眼睛一如几年前一样，黑大而茫然，我仿佛就看见他那双很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纤纤的瘦手指固执地比划着他脑子里的那些怪念头。这形象无论如何无法和报纸上的文字对应起来。那文字好像蓄有强大的电荷，几次都把我落在上面的目光击开，使我无法与之对视。
这血腥而疯狂的结局是所有的人都始料不及的。但我除了震惊却无一句话可说。死了就是死了，他这样选择了结局就是这样的选择！我不想对此评头品足。若是我，也许会找个没人地方，谁也不打扰，谁也不伤害，自己解决了自己。也许，只对最亲密的人说一声：就当我出远门了。然后离开，非常简单。 死亡这个词藻，在我的心目中，从来不是一种话题，不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事物，它只是一个不轻易去碰的到此为止的黑色行为。也许是我过于珍视这个字眼的庄严，所以我在以往和任何公众的交谈中，一向对此缄口不言。回想起来，只在最亲密的人面前，在绝望不堪的软弱之时，曾流露过谈论这个词的念头。
有一天，在餐桌上，我并不感到饿，也并不感到咀嚼的香甜，但仍然麻木而惯性地吃着。正是深秋的傍晚，房间里的暖气还没有来，餐桌上的那盏小灯昏昏沉沉，时间仿佛凝固一般，我的脑子却活跃地转动。桌上的食物很快就凉了，狼藉凌乱。我想，人生不过如此，到最后不过就像这桌残羹剩饭，乏味而无所欲望。
风风雨雨活过来30年，对于人世间的任何一种分别（死亡只是各种各样的分别里的一种形式）都已不再有早年那种”我拒绝接受这个事实”的大呼小叫。再见就再见，永别就永别！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不变的。 就在那天的晚饭桌上，望着一桌渐渐冷却的餐食，脑子里闪电般胡思乱想着。忽然，我对着母亲说：“再过两小时就要被枪毙，如果是这样，这两个小时您准备做什么？”
母亲先是一愣，然后慢慢转过神来，”神经病！”她说。
我说：“想想总可以吧。”
果然，母亲就认真地想起来。
”那么，是枪毙我还是枪毙你？还是两个都枪毙？”她问。
”我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别那么具体。”我说。
”不具体怎么想呢？”
”那好。比如，就枪毙我吧。”
我说着，心里已经迅速地周转起来：有两三个长电话要打，有两个文件要写，关于我的书稿文字委托权和属于我私人的遗产，等等。
记得有一次，我非常失意地对好友谈到死，她立刻一个字一个字地骂了我：“别那么自私、混账！生命不全是你一个人的！”她骂得我非常感动。
那天的餐桌上，母亲听了我忽然提出的只剩下两个小时生命的话，眼睛里立刻盈满泪水，质问我：你为什么会做这种设想？！ 我意识到问题严重，改口说，我只是随便一说。
但我知道这是不可以”随便一说”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这样：死，是对爱我的人的一种背叛。我不知道我能否有一天，冷酷地面对着我最亲密的人说出：我只是我自己的！
尽管我一向喜欢探索一切不可能和禁忌的事物，爱好古今中外的怀疑主义哲学和离经叛道的学说，尽管自取死亡这个黑色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但我从来不把它仅仅视为哲学问题，也缺乏对它更深入的探索。因为探索再向前迈进一步，那么任何结论都将由于死亡而中断、而消逝。
死去的已经死去，我怀念他们！而我，还要继续自相矛盾地活着。
去死，在某个层面上，起码是对平庸哲学的叛逆；死，是一种否定行为，这种否定于某一类人来讲，我以为正是对生命的渴望，尽管这样说是有悖逻辑的；死，还是一种艺术的极端，用结束来实现这种极端，那么在实现的同时又会全部丧失，这是矛盾的、悖论的，同时又是悲壮的、惨痛的。
几年来，在故去的人群里，有我曾经深深喜爱过的人，我就当他们出远门了。 当然，也有一种只是因为出远门而背离了我们情感的人，那么我只好就当他们死了。
平庸呢？我以为也是一种出远门－－是一种精神的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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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自杀”
我看”自杀”
我曾经在一篇小说里，为女主人公的死做了如下天真的设想：
1．方式：两瓶强力安眠药。先吃7片，待神志濒临丧失的时候，急速吞下两瓶。向右侧身曲腿而卧，左手呈自然状垂至胸前，右臂内侧弯枕于头下。
2．地点：在贴近母亲墓地的宁静无人的海边，躺在有阳光的雪白或灿黄的沙滩上；或者是一条蜿蜒海边、浪声轻摇的林阴小路之上。但不要距海水太近，免得被浪潮卷走而让鲨鱼撕碎； 同时也不要离海水太远，要能聆听到安详舒展、浪歌轻吟的慰藉之声的幽僻之所。
3．时间：在生命还没有走向衰老的9月的一个黄昏，太阳渐渐西沉了，天色黯淡下来，世界很快将被黑暗吞没。这个时候，善良的人们都回到温暖的房间里，谁也不会发现一个女人在幕天席地的海边静静地安睡过去，永不醒来．．．．．．
4．遗言：不给任何一个人留下只言片字或照片。话已说尽，路已走绝。
5．遗产：销毁所有信件、日记、照片、作品手稿、录音带、私人信物，
等等。其余，全部留给一位单身无依的、具有杰出天才和奉献精神的守寡人。决不把遗产当做最后的功名献给××机构。只把它献给像我一样追求和忠诚于生命之爱，但由于她无家庭无子女，政府就不分给她房子的人。
6．死因：我死于自己的秘密．．．．．． 7．碑文：原谅我只能躺在这里用冰凉的身体接受你的拥抱．．．．．．
设想总是美妙的、浪漫的，真正的死亡肯定不是如此这般诗情画意。但设想总有它自身的道理：我们肉体虽然已经死去，它如同一摊烂泥无权要求什么，但是，那死去的人的尊严和感情没有死，依然渴望人们尊重他的愿望。
直到如今，在我身体不适、精神颓废乃至于绝望的时候，当空洞如同雾霭弥漫在生活的每个角落的时候，当普遍的冷漠像房间一样把人们的内心隔绝开来的时候，我依然常常想到”死亡”这个黑色的字眼，想到无论何时只要一想就会感到心疼而无望的张爱玲的结局．．．．．．我无法使自己摆脱”死亡”的阴影。尽管第二天或第三天阳光灿烂起来，远处红色的绿色的窗户纷纷开启，像嘴唇一样绽出微笑，我依旧会坐到书桌前来平静地继续工作．．．．．．但我知道，”它”依旧掩埋在清晨我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光洁的脸孔后边，深隐在我的努力随和待人处世的笑容的尽头．．．．．．
按照一般的观念，人们认为自杀是一种懦弱、逃避和责难，认为精神有问题的人才会自杀。在古典的宗教里，甚至有的视自杀为罪恶。我不这么看，我不否认，在一般的日常生活里存在着由于个人的狭隘或精神失常者的自杀现象，他们对活下去的恐惧超过了死的恐惧，非常可怜。 但是，的确有另外的一种自杀，一种视自己的信仰、追求高于自己的生命的勇敢者。有勇气向这个不完美的甚至有时候肮脏的世界大声喊”不”，我以为是充满责任感的人，而为此自杀，正是最大的一声”不”的叫喊和对人生的极端的质疑。我所敬仰的几位艺术家、思想者的自杀就是这样的自杀。
再有，即使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目的而自行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人类是世界上有生命的动物中惟一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和结束生存的类种，我们是有权利享受人类这一特殊”优惠”的，并不是人人都想活到掉光了牙齿，思维和浑身的”零件”犹如长了锈一般难以转动的那一天。比如，茨威格的安详的自杀，我至今依然认为这是一种好的结束方式。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不自杀的选择，那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情感，更为顽强的精神支撑，那是对自杀的一种超越。 米兰·昆德拉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言论，他说，一个他所爱的死者对于他永远不会死，他甚至不能说他曾经爱过，他拒绝用过去时态，他说他爱（现在时态）。
他还举了一个我十分熟悉并为之感动过的福克纳一篇小说的例子，一个女人因流产死去了，她的男人这时仍然被囚禁在监狱里，他被判了10年徒刑。有人送给他一粒白色的毒药，但是他经过痛苦的精神挣扎和决断，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因为，惟一能延续他所爱的女人的办法，就是记住她回忆她，让她在他的生命中永不消失。这样，他必须首先得活下去．．．．．．”她不在了，一半的记忆已经不复存在，如果我也不在了，那么所有的记忆将都不复存在。他想，在悲伤与虚无之间我选择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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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悲剧
表演悲剧
昨晚上空空等朋友三个小时，他未来。僵坐在沙发里，神不守舍心不在焉地胡乱翻着杂志。等到十一点，便不再等了，一个电话打过去，他那边支支吾吾说来了客人，我说有事可以来个电话，这样轻易地失约不好。我说完就挂断了。
脱衣更鞋，然后进卫生间彻底冲浴一番，似乎那整整三个小时的冗长的等待，沉落了一身的灰土，需要干干净净地淋尽。我知道，那灰尘的感觉缘自内心里一分一秒积累起来的烦躁。从卫生间出来，清爽了许多，径直把电话关上，不想再给他以解释的机会。关上电话心里又不安起来，就又打开，电话刚刚打开就炸响起来，于是又迟疑着不想接通，就又把电话接到录音留言上。结果，电话铃轰鸣不断。
不想与人说话。
出版社刚刚发了一套三岛由纪夫系列，夜里便翻开他的那一本传记，阅读起来。十年前，我曾经读过三岛由纪夫的小说，当时是与川端康成的书交替而读的，书桌上还同时并放着几本其他不相干的书。这次不知是心境的缘故，还是十
年来内心越来越沉于平和，读他的传记，我发现我越发不甚喜欢三岛了。这个人的张扬膨胀、自我中心、刚烈易碎，远不足以引起我的敬意。1970年自杀的三岛由纪夫已是45岁的成年男子了，可他依然在心理年龄上停留在如此躁动的青春期，比较起那种深邃冷静、平和达观、雍容幽默、智足远虑、不动声色的人生境界差得远矣。仅说他的切腹自杀，无论出于他天皇观的政治殉身，还是《叶隐》义理的以死相赌的殉教，还是他”夭折美学”的文学殉死，乃至从精神病理学上他的变异的性心理压抑而至的殉情，都具有十足的”残酷美”的表演色彩，都是过度的自我膨胀而直至崩溃毁灭的结果。日本这个民族的特征把他的个性推到了极致。死前连他自己都说，六年前他写了《忧国》，现在又完成了《丰饶之海》，没想到今天自己要实际表演了，真想不出自己再过三小时死的样子。
自杀，并不是我不喜欢他的缘由，他的大男子主义也仅仅构成在我的女性性别上对他的敬而远之。我所以不喜欢他，关键在于他的表演性、展示性。
三岛由纪夫是经过四年的周密考虑、细致计划，才动手切腹自杀的。三岛首先在媒体界大肆渲染，做足了舆论准备，然后又对所有的行死步骤做了八次逐一的详细的操作演习。死前几个月还举行了辞世宴。 经过反复策划的行动，逐一如期实施。1970年11月25日这一天，他早早起床，没有与妻儿做特殊的告别，也没有作为一个丈夫的男人所应有的对妻子、孩子的依舍和放弃责任的自疚，只是精心洗浴修饰自己一番，穿上日本传统的兜裆裤以及盾会制服，带上短刀匕首，留下请编辑来取的遗稿，然后就分别给记者打电话，并嘱咐他们带上照相机，以便让新闻界亲眼目睹他最后一次的戏剧性表演，刊登出去昭示于众。然后按时来到自卫队总督中心大楼，一伙人开始行动，捆绑总督，并强行召集总督自卫队听其煽动性的讲演。最后，按程序宽衣解带，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在地毯上正襟危坐下来。先割破手指，在事先预备好的日本纸上写下一个”武”字，抛笔后，便把短刀捅进自己的左侧下腹，再次三呼天皇陛下万岁，便请求他的伙伴对他进行补刀，砍下他的头颅，他的伙伴对他补了三刀，三岛才身首两处，结束了生命。
一切都是按照步骤血淋淋地进行．．．．．． 接下来，是整个日本的哗然与震惊，以及规模宏大的哀悼和国葬，浩浩荡荡的人流伴随着贝多芬第三交响乐为之送别。如果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或者社会活动家，这个局面是非常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文学家，便显得不大对劲。死是一件非常个体的行为，轰轰隆隆、喧天响地，总觉得是一出悲剧戏的表演。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说，沉默比毒药更动人。在生活中，我常常有同感。
三岛的死，与我尊敬的茨威格以及令我心疼的张爱玲的安详的死（或称自杀），在人性的哲学的层面上是多么的不同，死神这个睡友每一天都在触碰他们（她们）的深层的精神和灵魂，而不仅仅是触碰他们（她们）的躯体或握住刀刃切腹的手腕，也不仅仅是触碰了某种实现自我压抑的欲望。他们（她们）始终在反省，那些忙碌的虚华浮荣、功名利禄，那些礼貌之下人类的冷漠与孤独，那些虚设的意义与价值，到底都是些什么？这才是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最深邃的质疑。他们（她们）默默无声地不打扰
任何一个人地死去了，消失了，他们（她们）把死亡作为一个沉静的哲学，留在后人个体的心里，让我们继续思索，而不是留给公共的社会政治，并使其成为一个壮烈的传说。
前者是一种当”烈士”的欲望，后者是一种人类最深层的探索生命的哲学。两者完全不是一会事。 但毕竟三岛是悲壮的，谁会用自己的生命去表演呢！这也是最后的表演了。
感谢朋友的失约，让我看了另外一出精彩的悲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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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与交谈
荒谬与交谈
在P城这座文化大都市里，我们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荒谬。其中，以文人的联谊会－－即由一大群文人拥聚到一起的”聚餐交谈会”－－为一大”景观”。你简直可以不用再去”人艺”剧院，就能看到绝佳的”表演”，而且春去秋来，此”节目”经年不衰。
现代人需要交谈是无疑的。然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口头交谈（特别是联谊会、××讨论会这一类交谈）我一向有很大的恐惧感和局限性，每每无语。所以我几乎拒绝一切会议的发言，以及电视台、广播电台这一种需要口头即兴表达的采访。（因为我发现，当语句从我的嘴唇中流溢出来的时候，它往往已经游离了我的部分本意，有时甚至根本就悖离了我的初衷，起码它无法涵盖我内心里复杂而敏感的全部。口头交谈的局限对于我来说在于它很难贴近我想表达的某一事物的微妙的分寸。）
我以前就曾经说过我不喜欢口头交谈，我早已厌倦（是那种早已放弃愤怒和抵抗的厌倦。愤怒和抵抗也是一种激情）貌似诚恳的”文人”
聚会，那种喧哗嘈杂、伪饰的热情，嗡嗡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盘旋在人们思维的四周。喋喋不休，狺狺不断，仿佛”说话”是惟一的道路，惟一的食粮。有人试图千方百计地占有它，使之与他们的表情风采结伴而生，相辅而行，成为一种表演。而我恰恰不能够完全相信这种嗡嗡声。有些时候，我甚至怀疑，那些虚悬的”真言”抑或朴素的谎言，是否如同月光一样是一种伪饰的光芒（并不是它自己的光），没有意义？它只不过是一种美丽绚烂的嗓音而已。若必须在虚悬的”真言”与朴实的谎言之中，倾听其一的话，那么我宁可选择后者。没心没肺、吹天牛地的说谎者肯定比懂得韬光养晦、把玩暗箭的说谎者可爱得多。我身陷在那堆庞大的声音里，但其实它们与我清静的内心无甚关联。聚会之后，那堆声音总是比我吃进腹中的食物更易迅速地消失、”腐烂”。若你信奉这样一种语言盛会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恳谈会”，那么就如同信奉画一个面包可以充饥。
正是由于我个人的这种局限，我格外喜欢读书这一种交谈。
伏尔泰有一次说：“我笑，是为了不使自己成为一个疯子。”那么，我读书，是为了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成为一个睁着眼睛的瞎子。 与书的交谈，你不必先花上许多时间，让”的士”司机先生带着你在街上兜来兜去绕着圈子去找那个谈伴或会晤场所（像我这样一个不识路的人，这一点尤为重要），你甚至不必踏越出你自己房间的半步。你关上房门，对无约而访的不速之客的敲门声权可当做没听见。你选择一个最为舒适的姿势，比如你可以半躺或斜靠在沙发里，双腿蜷缩侧卧，也可以把你的不穿鞋子的双脚慵懒地平伸在茶几上，使你的在公共外交场所被束缚在鞋里的疲倦的双腿，得到充分的自由与解放。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一个人的头脑，只有在他的足趾自由时，方有真正做思想的可能（大致意思如此）。你可以安闲地吸上一支香烟，手边放着一杯清明前的新绿茶。你若是想更加专注地与书交谈，你还可以把电话插到录音留言档上。你的身边无需任何一个对话者、评论员、外来客的存在，你无需应酬、无需寒暄，径直地就可以进入书中，便可以陶醉漂泊在思想的汪洋之上颠簸，大口地呼吸，用全身的毛细孔呼吸。不见任
何人，便可以达到最为充分的交谈，和一个默默的不强加于你的”人”交谈，和自己的内心交谈，而且不用出声。
如果那是一本好书，就如同遇到一位智者、美人，动人的句子在你周身的血管里跳跃，便有一种”愉快的肉体的感觉”，目光在那语词上的往返流连，犹若是冰凉的指尖从你敏感的肌肤上滑过。你越是进入那书的深层邃境，就越是靠近核心、本质与灵魂。你心跳急促，思想发出看不见的战栗和无声的吟叹．．．．．． 正如同一般的激动会使人发出惊叫与呼喊，而最强烈的内心震撼却往往使人失语缄言。那么，一本深邃的好书与我的交谈，就仿佛是一场哑巴的思想语言的狂欢。
在这个世界上，惟有这种交谈，才是一种有质量有深度的交谈；惟有这种交谈，人们才能够真正触摸到心灵的轮廓。
我记得波特莱尔曾提到，身为一个美女是件非常辛苦的工作。
那么，如果我把一本好书比喻成一个深奥的美女或者美男的话，我们能够遇到（读到）一本好书（即交谈之伴）或者写出一本好书，也应该说是一桩艰难的事情。
即使那是一本荒谬的书，但就读书这一种交谈形式而言，并不荒谬。因为你当场就可以全然不顾及它的面子，弃之如敝履，而且从此不再理睬它，它也不会因此而生你的气，更不会遭到”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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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寻
云游寻
1．内心的光线
我一直觉得北京是个奇怪的地方，人们在这座繁华如梦又冰冷如铁的都市街景中貌合神离地擦肩而过，各怀心事却从不相约。多年之前，当我还是一个缠绵善感、满腹古典情怀的女孩时候，常常在这座无坚不摧的城市的某一高楼窗口，在人群之外独自观望这里的用政治的颜色涂成的一屋一瓦、一草一木，心里无比孤单和惆怅，年轻得没有一个朋友；多年之后，这个城市忽然又转向另一个方向，人们经常会像夜行虫子一样聚拢成群，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纸醉金迷，似乎一夜之间又都亲如兄弟姐妹、情情爱爱，其实酒醒以后谁都知道那不过是另一场梦幻，人们又被另一种谎言包围住了－－在暧昧的笑脸和眼风的背面，多是赤裸裸的两个字－－利益。友谊和真情依然是奢侈品。只不过，这时候我的”免疫力”已锻炼得差不多坚如钢铁，更是极少出门了。
所以，当徐虹（代组办人）邀请我和一行人去云南时，我在心里是颇为踌躇的。直到最后，终于一咬牙，跟着”组
织”走了。
没想到，我竟意外地在云南寻到一些珍稀之物。 首先寻到的这个”珍物”是在我的身体内部、在我的心里悄悄发生的。不知是因为在松赞林寺净心，还是在白水台寻梦，是花都的花还是九乡的酒，是农家乐的乐还是黑龙潭的谈，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在心里悄悄发生了点什么。到云南之行结束的时候，愈发坚定了我的发现。
在九乡，是我们一行人的第一次集体高潮。中午，九乡旅游局的女局长请我们在一个其大无比的山洞里野炊。我们跋山涉水，深一脚浅一脚，有惊无险，好不容易才会合到山洞中，各个脸儿都被晒得红扑扑的，而且已是又渴又饿。女局长大约30岁，不太是我印象中常规化的那一种干练的女官人的样子。女局长姓杨，随行的人都叫她”杨局”。杨局身材婉顺，神态有点儿妩媚，有一股沧桑和风尘的韵味。林白私下对我悄悄地称她为”狐狸精”，而且注释说这里的狐狸精是褒义，是一种对她的欣赏和赞美。林白的眼睛沉静而有内容。这时，杨局介绍说，今天请我们喝的是彝族的甜米酒，不醉人的，就像饮料一样。杨
局话音刚落，渴了一路的小斌就不请自饮地喝起来，眨眼工夫，谁都没顾上她呢，她”老人家”那两大杯米酒就倒入腹中不见了。她真的把米酒当饮料喝了。等我们大家坐下来，一转身，发现小斌已是满脸通红，冲着我们得意地嘿嘿傻笑。她那天正好戴了一副红框子眼镜，结果红彤彤地燃烧成一团。解了渴的小斌竟不自知，还要继续喝。我们一边慌忙阻止，一边笑她。小斌的冲锋陷阵无疑为我们敲了警钟，对米酒的厉害已略约心中有数。这时，杨局开始为我们敬酒了，果然，这个女人不寻常，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一大杯一大杯地喝，我们都被她娇柔媚态地劝喝了不少。王朔也来劲了，一张嘴就露出英雄本色：杨（局）菊花啊杨菊花，原来你就是靠喝酒当上的局长啊，咱们把剩下的酒都喝了！我看着王朔不遗余力的样子，就想起他的那句话：“一想起自己，就觉得比别人善良。”那天，王朔喝高了，但酒醉仍然挡不住他聪明透顶的妙语连珠，挡不住他舌头底下飞出的”刀光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