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的“脚指头”驻进楼房八年，最最不能忘怀的是乡下表哥的第一次探访。 因是单位集资建房，年龄不算大，积蓄当然也不多，集了资住了楼手头也就紧起来，可又想把小家布置的像模像样，便和妻费尽心机，“花最少的钱建了温馨的家”。客厅铺的是塑料块的花地板，室内铺的是廉价的绿色化纤地毯，又买了几样新家具，上上下下花了不到五千元，温馨的家便就建了起来。好在是住在县城，人们的观念多和农村相联系，家里多少有点花哨便觉上了档次。
那天，乡下表哥来了。说知道我们搬了家，想来看看城里的楼房到底好到哪里。因天下着小雨
，进门后他四下望望见都打扫的挺干净，便埋怨自己脚上沾了泥巴，把地板给弄脏了。我和妻笑着说没事，从农村出来的人谁嫌过泥巴脏？的确，我的童年就是玩着泥巴度过的，而今想起被捏成各种形状的软软的黄泥巴还十分留恋哩，怎么会嫌泥巴脏？表哥见我们这样说，也就笑着逗趣道：“你当兵离开农村又转业进了城，可真是混出个样子来哩！”我说着哪里哪里，便和妻让他挨个儿参观我们的房间和厨房。表哥站起来，发现卧室里铺了地毯，便就有些犹豫，我见状忙热情地说没事，进去随便看好了。说着话，我习惯性地先脱了鞋子赤脚走进去，表哥也学了我的样子把鞋子脱下怯怯地跟进去。哪知道表哥那天穿得袜子“不争气”，左右脚上都有洞，露出好几个脚指头。我和妻只管热情地向他介绍搬楼房遇到的事和室内的陈设，将其露着的脚指头作视而不见状，可表哥仍感觉不舒服，站在温暖的地毯上好像站在冰冷的雪地里，几个外露的脚指头不住地向下挖着，不安分的样子。我突然反应过来，
表哥虽然和我从小一起长大，可当着弟媳妇的面却感觉出了丑，便忙忙地把他引出卧室穿上鞋子。表哥走后，我和妻越想越觉着不对头，老家人爱面子，表哥来一趟无为地产生心理压力，实在是我们在外面混事人的罪过。于是，我和妻商量后将室内廉价的地毯撤掉，改为普通的地面。从此，我们家也就结束了室内铺地毯的历史。因为县城距农村老家太近，老家人承受不了那地毯的“压力”，我和妻也承受不了。
之后，表哥又来过一次我家，进门那一刻我就发现他脚上换了一双崭新的袜子。刚刚坐定，妻倒的茶还没沾嘴，他便走到卧室门口往里看，见没了绿色的地毯，微微笑着说：“还是这样好，俺也敢来你家了。”听着他的话，我和妻也笑了。
初次接到名片时 好像是转眼间的事，离第一次接到别人给的名片已经19年了。
1985年的4月，我还在部队服役，是一个野战炮兵师政治部的组织干事。那天，去座落于昆明市边上的部队干休所看一开小车的战友。战友是同乡
，平时和我关系甚好，没事的时候总喜欢找到一起聊天或做些什么。只是，我在正规部队，他在部队干休所，工作性质有些区别。特别是中越边境上的老山战役打响后，我经常会随部队上前线，他却只能在后方为部队离退休的老干部们服务。我1984年初随部队开赴前线，一呆就是半年多。期间，从前线撤下来曾在边境休整，却一直没能和他见面。回到营房，感觉想得不得了，很不能立马见到他。去时，正赶上他开车出门，说是要到昆明饭店接一广东商人，然后将其送往昆明机常那时候，社会上已经把“商品经济”四个字喊得山响了，可部队的干部战士却很少触及这样的话题。
战友所在的部队干休所，因不是正规部队，有的老干部参与了部队小工厂的管理和一些经营活动。部队的小工厂，开始只是搞一些福食类的加工项目，诸如做豆腐、轧米线、酿酒、造酱油等，其赢利多用于部队伙食的补贴。后来，随了社会上改革开放的深入，部队小工厂也渐渐打破了原有的做法，与地方上的一些
商人联合，搞起了诸如电视机、录象机之类的家电经营。那个广东商人，好像就是专门搞家电的。他从广东到昆明，就是来和部队小工厂联合做生意的。那时候，我们野战炮兵师的师长政委坐的是北京吉普车，战友因在干休所为老干部服务，开得是一辆当时颇时髦的老式上海牌小轿车。见了面，战友特别亲热，一把将我拉上车，说一起把广东商人送到机场再回来。从小到大我也没坐过那样漂亮的小轿车，坐上后感觉好新鲜。特别是小轿车那叮叮的喇叭声，听上去特别悦耳。战友开着那车也很得意，走在昆明的大街上左看右看总是感觉自己的车是最好的。我是车盲，在部队多是坐解放牌和吉普，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车高级。战友一边开车，就一边给我讲什么样的是车是菲亚特、桑塔纳，什么样的车是丰田、奔驰等，听得我一头雾水。十几年后，我坐过丰田、尼桑高级轿车，还想过战友那时候就懂高级轿车的知识，看来是车痴。
跟着战友进到昆明饭店，走在铺了红地毯的廊道上，心里十分忐
忑。一直在野战部队生活，不是前线就是训练场，进这样的高级饭店是第一次。乘电梯到六楼，敲开广东商人的房间，更是受到了室内漂亮电话机、高档沙发等设施的视觉冲击，可怕人家认为土，只是冲人家笑笑，什么话也不敢说。战友进过大场合，见过些世面，很大方地将我介绍给广东商人，广东商人一把拉住我的手，异常亲热地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反来复去地说欢迎。之后，广东商人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可乐，战友大口喝着，我却喝得小心翼翼。因是第一次在那样的场合喝可乐，怕稍有不甚弄出洋相。之后，广东商人递一张名片给我，说：“上面有我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今后到广东可直接找我。”对于“名片”二字，我还只是在书上看到过，真接过别人送的名片见到实物还是第一次。小心地又不失礼节地将广东商人的名片接下，仔细看了好久，在心里对自己说：“原来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名片是这个样子啊？！”
送广东商人到昆明机场的路上，我坐在后面，广东商人坐在前面和战友聊着
天。一路上，我仔细看了那名片好多次，想这生意人也真行，和生人见了面不用介绍，一张名片就可以把自己的一切说清楚。不像在部队，下级见到上级还要啪地一个立正，先敬礼后报告自己是谁谁谁。快到机场的时候，广东商人见我还在看那名片，笑着说：“一定要抽机会去广东看看，我们那里条件好噢，坐得车是上海刚刚生产的桑塔纳……”我不知道什么是桑塔纳，心里只是悄悄地羡慕广东的改革开放真是好，经济发展这么快，要是全国都这样，我们的国家可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的，我们的国防也会更坚固。
第二天回到单位，我们组织科的几个人见我在看那张名片，也都围过来看。别看大家有的从军事院校毕业，有的来自地方高校，可谁也没见过真正的名片。望着那张小小的名片，大家十分好奇，一个个抢在手里看了正面看反面。我告诉他们，那纸是“撕不烂”的，也不怕水。他们就一个个拿在手里用劲撕，结果谁也没撕烂。之后，大家就说现在地方上的商品经济发展多么快，还说
到了昆明一个退休的老太太，一时心血来潮，不顾家人的反对，在银行贷了一万块，雇了两个小工跑到北京故宫边上开了一家具有云南特色的“狗肉米线馆”，一年下来挣了十几万。那时候，“万元户”还是个新名词，一年挣十几万，让谁听了都吃惊。后来的许多日子，我们科里的几个人都在讨论“商品经济”这个大主题，把原来对军事发展理论的讨论变成了对经济的钟情。正是那样的讨论，让我永远记下了那张名片上的字样：广东省顺德市侨联商贸有限公司经理梁国世那年底，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被部队安排转业了。事情过去19年了，却一直在想，离开部队是不是那张名片也起了一些潜在的作用啊？后来接受过别人无数张漂亮的名片，再也没有那张极普通的名片给我留下的印象深。
那是一座山 从小到大，听多了关于烈士的故事。记忆中，烈士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而真真正正让我记着的一个活生生的烈士，则是一个叫宋强的战友。
想起宋强，就想起那座山。那是一座真正
的山，一座靠石头堆起来的山。按照军用地图上关于高程的标示，它被称为662．6。于是，那座山就成了一个高地。多少年之后，每每与人谈起那座山，心中便就有了高地的影子。只是，生活在影子中总有种放不下的感觉。放不下什么？自己也说不清。对了，还是说那座山吧。那座山上有一间很小的屋，四周长满青藤、绿草，还有一蓬一蓬的野花，屋后是一股清清的流水，特别富有亚热带气息，特别让人心动。整座山就这小屋最高，在亚热带丛林中人走进这样的小屋，感觉特别凉爽。因此，宋强开始就感叹说，这不是一间小屋，这是天宫，我们在天宫里保卫着祖国的边疆，真好！宋强是炮兵连长，带着四个人组成前进观察所，专门抵近观察敌方目标，为我们的炮群安上眼睛。对了，那天是1984年的7月12日，敌我双方恶战了十几个小时，宋强他们冒着密集的炮火抵近观察，指挥我方炮群打掉敌人三个营的炮阵地，打掉敌步兵轮番向我三个高地二十几次进攻，当步兵首长伸着拇指表扬炮
兵时，炮兵首长对着电话高声喊，宋强，你们的前进观察所是英雄观察所，我们请求军区前指给你们记功。听着这话，宋强和他的战友拍掉身上的征尘，钻出掩体，挂满汗珠的脸上露出微笑。
黄昏，整个战场静了下来，没了炮声，没了呐喊，有的只是零星的不知从哪个山头传来的并不引人注意的枪声，有的只是某一个地方还横躺着无数敌人尸体，旁边烧尽的山林冒着残余的烟。宋强站在小屋门前，抬头望望西天，西天残阳如血。宋强说，奶奶的，天色真美，可惜我们无缘享受。是的，边陲真美景，逶迤的群山披满无尽的绿，清澈的河流玉带似地缠绕四周，不时叮咚奏一曲大自然的乐章，让人感觉好生享受。只是，宋强和他的四个兵，在这山头上已经坚持了四十多天。四十多天，近千个小时，他们依靠罐头和压缩饼干度日。有时敌人炮火封锁住通向高地的路，他们连罐头和压缩饼干也吃不上。一次，饿了三天三夜，后勤终于把给养送上来，他们一个个脸上呈出青青的菜色。就这样，宋强和
战士们还乐观地在山顶上用白色石子排出“苦了我一个，幸福全中国”的巨幅标牌，让军报前去采访的女记者看了禁不住潸然泪下。
那时候，宋强依然望着西天，望着西天上的残阳。稍倾，他对身旁的战友嗫嚅道，上个星期，我儿子百日了，老子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战友说，连长，你真好，都有儿子了，我们却还不知女人是什么味道？宋强笑笑说，别瞎想，等战争结束，我在贵阳帮你介绍个好姑娘。宋强是贵阳人，妻子在一家纺织厂上班，结婚三年多，他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三个月，想起来他就对人说，谁家的姑娘嫁了咱，那就是守活寡哩。宋强想着儿子，望着西天，心里涌动出情思。连长……战友还想和他说些什么，话刚一出口，轰隆一声响，一发八二排击炮弹落在身旁。霎时，山上浓烟滚滚，石片乱飞。片刻，经历惯了的战士们从浓烟中爬出来，玩笑似地骂了声，日他奶奶哩，咋偷袭老子？！连长──连长──浓烟散尽，刚才和宋强说话的战士从他身子低下爬出来，发现宋
强胸口渗出了血。他们喊着，叫着，宋强睁着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只是，宋强再没说一句话，鼻翼也不再闪动。
连长──连长──
战士们喊着，喊着，宋强炯炯有神的眼睛终于合上了。霎时，四周一片沉寂，惟有微微山风，挟着亚热带气息，像没有踪影的狗一样在浓烟散尽的山头上游走……我和师部宣传科长上山送书，正好看见眼前的情景。科长没说一句话，只默默地将帮宋强带上来的家信拆开放在他依然热着的胸口上。又一阵山风，一张漂亮的彩色照片从被吹动的信封中掉了出来。大家望着，肉嘟嘟的甜甜的胖小子正咧开流着涎水的嘴巴笑。敌人，我日过你家妈哩──刚刚从宋强身下爬出来的战士受不了，挥起冲锋枪，对着国境线那边就是一梭子。枪声清脆，山河漠然。都说战场上的军人对生生死死已经麻木，可那时的我却彻夜难眠。是因为和宋强太熟？还是宋强的死有些令人难以想象？好像很难说清。直到今天，宋强爽朗的笑，憨厚的脸，还总在我脑际闪现。只是，十几
年过去，不知道那个肉嘟嘟的甜甜的胖小子怎么样了。我只想说，孩子，你还好吗？
朋友阿男阿男的故事说不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望着她那深邃的目光和甜甜的笑靥总让人感到一定会有故事在她身上发生过。她二十三岁，个子不高，纤纤的身材，给人一种要随风飘起来的感觉。只是，当她的笑冲破耳膜，让你老是打激灵时，便会立马意识到那“飘”已经落到了地上。于是，她就会走近你，你也会走近她。这样，阿男也就有了许多朋友，我便是她许多朋友中的一个。 和诸多农村姑娘一样，最初的阿男向往城市，厌烦田野。读初中的时候她就说：“要到城市里去闯，闯出来的人才有味道。”初中毕业，她离开了农村，只身闯进了德州这座并不算大但也不能算太小的城市。转眼她走进德州已经五年多，“五年多的光阴荏苒，五年多的酸甜苦辣，让我成熟了许多，看清了许多。”说这话的时候，她脸上带着甜甜的笑，了解她内心的人才会发现，那甜甜的笑的背后隐藏的必有无尽的苦。
刚进城那会儿，阿男感觉什么都新鲜，说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好像也不为过。走进时装店，对着鲜艳的西式女褂她能啧半天嘴；望着一些女孩子摩登的穿着和发型，她由羡慕而生叹息。人家随便帮她找了份在个体工厂打工的差事，她千恩万谢，以为站在她面前的都是救世主。只是，那工她打的好焦心，一年多下来没挣到钱，却被无端烦事累伤了心。那时，她可真真是小，不经意间就滑进一处不该她涉足的情感漩涡，尽管使出浑身解数挣扎、反抗，终被解脱之后仍像一只迷途的羔羊，总是找不到回家的路。那些天她几乎没了饭钱，没了安身之地，但她不想回农村老家，不想去面对父母，一个人站在夜晚的德州街头，望着车水马龙，望着商贾云集，望着一对对缠绵的情侣，心里滴下了血。于是，她把兜里仅有的钱买了一瓶烈性酒，回到租住的民房一气喝下大半。那酒好烈好冲，让她吐得翻江倒海，昏睡了两天两夜。之后，她好像清醒了，收拾好被自己弄得乱七八糟的住处，振作起精神，拖着
大病初愈般的柔弱身子到处找工作。
社会对涉世不深的女孩好像有诸多不公平，她聪明伶俐，思维敏锐，适合她的单位却都对她摇头。因为人家要的多半是熟人介绍来的，她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谁能留她？没办法，她只好走进一家自己并不喜欢的美容院。她性子倔强，不该干的事打死也不从，结果呆了几个月仍两手空空，便又找到一家餐馆洗盘子，好在善良的老板娘对她特别好，给她讲世事，帮她分析自己的能力和要走的路，使她悬着的心逐渐踏实下来……那天，阿男在我传呼机上留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迷途的羔羊终于看见了回家的路。望着留言，我意识到这个乱撞了五年多的姑娘开始成熟了，便匆匆赶过去，见她正在筹备一份叫《州城商情》的专送广告。她想参与进活跃的德州经济中，把自己真正融入飞速发展的城市。她说：“城市到处充满商业气息，我何不凑个份子，靠《州城商情》把自己也商业一把？”说这话时，她脸上的笑一改往日的沧桑，透出几分自信。我称赞她终
于找到了自己，她说自己就在脚下，迈开步子前面就有路哩。是啊，一个年轻轻的姑娘，难道只能在心里蕴满沧桑后才能明白自己要走的路？当然，只要阿男把脚步迈准确，许多人都会为她高兴。
那年中秋在边关 在我的记忆中，有过许多次的中秋之夜，最难忘的还是1984年随部队在西南边关度过的那个中秋之夜。虽然已经二十年了，可二十年前的往事总是历历在目。
那时候，一场震撼世界的局部战争正在边关打响。美丽的山峦叠障里，到处响着隆隆的炮声。我们政治部的十几个干部，为掌握第一手材料，配合基层干部开展好战时思想政治工作，两人一组深入到一线连队蹲点。那时战斗吃紧，我们在一线连队一呆就是两个多月。两个多月中，和战士们一道摸爬滚打，一道操炮射击。那些天，也正值洛杉矶奥运会召开，对体育极近痴迷的干部战士们忘不了利用战斗间隙，通过军用电台收听我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虽然看不见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可女排夺取三连冠，庄
严的国歌在洛杉矶奥动会场奏响的时候，大家眼泪夺眶而出，兴奋地敲响炮弹壳以示庆祝。
中秋佳节那天，敌人向我前沿阵地接连发动进攻，一波波敌人被打下去，又一波波敌人冲上来。一天中，发射的炮弹上千吨，炮管打红了，干部战士们也都精疲力竭了，可前沿阵地仍坚如磐石地被我们固守着。晚上，人和阵地同时处在过渡的劳累中，除了远处偶尔有零星的枪声，似是万籁俱寂了。就在这万簌俱寂中，抬头望望天上的那轮圆月，大家倍感亲切。亲切中，睏神一个劲儿的袭扰，可在那样的时刻却不能有半点的松懈。于是，和我一同下连的宣传科长说：“今天中秋节，大家应该唱支歌。”一句话，像湖水里丢进石子，激起一阵波澜。有人说应该一人唱一支，让我们通过歌声记住这个难忘的夜晚。有人说应该集体唱一支，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集体的力量。这时，指导员说话了：“大家对着电话听筒，集体唱《十五的月亮》，让观察所的同志们和我们一道庆祝中秋。”观察所在边界骑线上
的一个山头上，距阵地十多公里，那里只有连长和几个侦察、通信兵。于是，播通了观察所，大家围在电话听筒旁，轻轻地唱起了《十五的月亮》。因为是在前沿一线，声音不能放开，大家只能轻轻地唱。从那至今，我听过许多人唱这首歌，可感觉就是那天晚上的歌最好听。虽然大家嗓音各异，却唱出了一份独特的情感，唱出了一种独特的韵味。歌声中，我望见一双双眼睛里润着泪花，一张张沾满泥土显着疲惫的脸上透着真诚……之后，炊事班准备了丰盛的罐头宴。借着如水的月光，大家以钢灰代杯，以水代酒，首先举杯相庆伟大祖国35岁生日和仲秋佳节，接着是被同志们称为“体育迷”的山东籍小战士背诵我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每一块金牌。那一该，气氛热烈，笑声连连。突然，观察所传来命令，说敌人又要进攻。担任阵地指挥的副连长一声令下：“作好射击准备，各炮一发装填！”战士们迅速找准位置，按照职能熟练操作起来。刚才还透着稚气的脸上，此时已刚毅无比。片刻，一发
发怒吼的炮弹飞向了夜空。望着那飞驰的弧线，我突然想到，那不是中秋的焰火吗？
土地是爹
“土地是爹。” 这是父亲说过的话。父亲是在三十年前的一个春天的下午蹲在俺家的三分自留地上说这句话的。那时候，虽然一直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可俺们村每家还都有几分自留地。那天，父亲带着我大干一个下午，终于将三分自留地翻了一遍。望着肥沃的像在冒油的土地，父亲先趴在地上亲吻了一番，任潮湿的泥土沾满了嘴巴，然后又双手捧起闪着油光的泥土说：“孩子，什么是爹？土地才是爹哩！有了土地咱就有了生活，有了生活咱就有了盼头！”
好像转眼间的功夫，我已从一个听父亲说这句话的孩子长成一个中年汉子。在40多年的人生道路上，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这句话，这句话常常不自觉地敲击我记忆的神经，使我总在心中生出一种奢望：如果父亲能够活到今天，多好！
父亲在改革开放前夕谢世，他活着今年正好88岁。父亲一生坎坷，很小爷爷奶奶就去世了
，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过早地压在他肩上。为供大伯二伯读私塾，他曾在旧时的济南府拉过十年洋车，常常将“贵人”们送达目的地自己累得要死要活时拿不到能买两个火烧的钱。他也曾跑过买卖，从农村老家到县城六十多里地，为挣一块钱一天要走两个来回，结果一家人仍混了上顿没下顿，最小的姑姑常被饿得嗷嗷叫。解放后，父亲安分地和母亲回到农村老家靠种地过日子，日子还真就一天天见好。日子见好，父亲就特别钟情土地，他常说没有土地就没有农民。文革前各家各户自留地多一点，父亲就用做饲养员的间隙，晚上晚睡早晨早起地侍弄自留地，村里二百多户人家，每年都数俺家的庄稼长得好。秋天，父亲望着收获庄稼，脸上常笑成一朵好看的菊。后来文革了，家家只有一点点自留地了，父亲仍加心地侍弄。因为他利用做饲养员的间隙侍弄自留地，还曾被村干部批评为思想觉悟不高，“私”字严重，被在群众大会上点过名。那时候，父亲那个痛噢。他不明白，不耽误正常工作侍弄自留地多
收些粮食会有错？再后来，“资本主义”“尾巴”被割光了，自留地没有了，父亲用心地做着饲养员，可他仍常常抽空到生产队的大田里望着日渐薄下去的土地摇头叹息。他说：“没有了土地，农民也就没了精气神儿。”
那时我不懂父亲的话，总埋怨父亲不该把自留地看得比命还重。自从自己离开土地进城，不知不觉间好像淡忘了土地，也淡忘了父亲对土地的那份感情和眷恋。一日清晨到城外田边散步，望着青青的麦苗，父亲的话忽然来到耳边，就日日不能忘怀了，便想如果父亲活到今天，如果父亲看到片片大田已被“发展经济”无端占用，是不是仍然感觉没了精气神儿？我真想把父亲请回来，不过这只能算做心中的一个童话。但父亲的话我会永远铭记，土地是爹。
母亲送我的那只碗 时至中年，已用过许多碗，可每每对碗生出感觉，总能忆起当年母亲满含担忧的神情塞进我挎包里的那只碗。是二十六年前一个风清气寒的冬日之晨，我要告别赵牛河边的故乡，去遥远的云南边
陲从军。头天晚上，知道我就要一去三年才回的乡亲们为我送行。我不会喝酒，可母亲却准备了丰盛的酒肴，有炖豆腐，有炸花生，有炒芹菜，有清蒸鸡……在那个年代，农村人觉得奢侈的东西全被母亲弄来上了桌。我知道，母亲是为了我。尽管那时家境贫寒，到了春季一家的吃食都成问题，可母亲还是竭尽全力陪着乡亲们给我送一个“好行”。望着满桌的佳肴，望着母亲出屋进屋的苍老身影，我心里有些受不住，悄悄走进里屋，对正在忙活的母亲说：“妈，弄这么多的菜，那要多少钱？！”母亲笑笑，脸上挤出一朵菊花：“你一走几年，乡亲们来给你送行，咱要让大家吃得尽兴，喝得舒心。”我再无二话，脸上滚下几滴难以说清滋味的泪珠。“别没出息，出去混出个样子来妈给你摆十桌这样的酒席！”听着母亲故意逗笑的话，我擦了擦脸上的泪，回到桌子边和送行的乡亲们喝下了十九年来的第一杯酒。酒呛得我直咳嗽，眼里也润满了迷蒙的泪。几个童年时候的伙伴见状，忙说要多学多练，不然
到外面经受不住大场合。我听后涩涩一笑，笑的同时见母亲正站在里屋门口望着我，脸上十二分的慈祥。那一夜，母亲没睡。她一会儿摸摸我发的棉被，看看是否暖和；一会儿又翻翻我的军用挎包，看看是否还缺什么东西。当父亲告诉她部队发的东西都全，不允许在家里再带什么时，她依然一件一件地察看挎包里的牙刷、漱口瓷缸、白毛巾等，之后又一件一件地装进挎包里。那个认真的样子，极像给我们姊妹几个做鞋纳鞋底，不允许有半点的差池。天快亮的时候，她又走到我的铺前，先是很用心地审视了一番我的睡态，继尔又给我掖掖被子。我察觉了她的到来，便睁开眼迷懵地说：“妈，你咋不睡？”她说：“我这就睡，这就睡。”一早，村支书用自行车送我到当时的公社驻地集中。已走出家很远，突然听到母亲的喊声。我站住，回头见母亲年轻时缠裹过的小脚迈着蹒跚的步子追过来，她手里举着一只很普通但家里并不常用的细瓷碗。近前，母亲颤颤地说：“带上这只碗，我想起部队上发的东西
里面没有碗。”说着，她将碗塞进了我斜背着的军用挎包里。那一刻，料峭的寒风吹动着她苍苍的白发，白发飘动中我见一点很亮的东西在母亲眼里一闪，即刻被一种慈祥的笑遮掩了。一路上，母亲送我的碗起了大作用。喝水，吃饭，它照顾了我五天五夜的行程。那只碗，我一气用了五年，它伴我由一个新兵，成为一个班长、一个排长、一个指导员……然而，后来在不经意间我把它遗失了。当时，并没感觉到什么，仅仅知道是失了一只碗而已。事过多年，每每想起它的遗失，心中总有些怅然。是啊，我遗失的仅仅是一只碗吗？
“猫儿洞”里的爱情沙龙
好像是恍惚之间，八十年代已经离我们好远了。可八年代的一些事，却清晰地在我们头脑中刻下深深的印痕。特别是“爱情”这个永远新鲜的字眼，现在说起来似乎已经成了别人的事情，如果再从我们这四十多岁的人嘴里听到二字，许多人会用多疑的眼光望一下，甚至会说：“你还有资格谈爱情？”其实，没有资格谈爱情，却永远有
资格享受对爱情的追忆。
20多年前不经意间穿上了军装，成了一名军人。虽然有些稚嫩，可毕竟是军人了，走在路上也有了几分高傲。只是，没等高傲多久，一声令下就上了战场，在祖国南疆守卫着神圣的界碑。
那种日子是苦涩的，是酷热的，是枯燥的，当然也是危险的。一下子大半年，不大的一块阵地，不小的一个“猫儿洞”，七名军人靠毅力和信念支撑着。随时都会有防不胜防的炮弹落下，随时都会有敌特工摸上来。日复一日，大家从寂寞中找到了乐子，从枯燥中发现了那个叫爱情的东西。虽然，那个年代人们还没有大张旗鼓地把“爱情”二字挂在嘴边，仅仅是在私下里谈爱情谈得比原来解放了一些而已。 这样，也就有了那次令人难忘的“爱情沙龙”。
我们那个集体中有连长宋强、志愿兵老李、“小四川”、“学生”阿伟、“桂林兵”小黄、“民族兵”老憨、河北兵和我。我是八个人中年龄最小的，谈起爱情经历只有听的份儿。先是来自贵阳的28岁的“过来人
”连长谈体会。他脸上带着微笑，谈了妻子在老家当教师，他们通信恋爱三年，开始挺甜蜜，后来就是吵，有一次差点吵断了，两个人同时赌气谁也不给谁写信，那气只赌一个星期，又同时给对方写信。信上两个人姿态都很高，向对方道歉，说自己如何不好，要求对方原凉。相互看着“道歉”信，相互觉着好笑。那一刻，他们感觉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只是，“道歉”信之后不久又进入一个新层次的吵，好像为谁在信上的一句话就会吵得不可开交，吵来吵去，吵来了《结婚证》，吵来了一个幸福的家。连长点上一支烟抽着，说估计我儿子快满月了，打完仗请假回家看儿子。小四川笑笑，说连长别拿儿子当挡剑牌，是想回家抱老婆吧？连长叹口气，说是啊，抱老婆的感觉真好！
接下来是志愿兵老李谈女友慧送他上前线。他说慧漂亮、善良，给了他作战的力量。上前线的头天晚上，慧把他拉到住处，要把珍贵的东西送给他，让他上了战场放心作战，好完成任务……老兵，那珍贵的东西你收下
了？小四川说，老兵摇头，说我哪敢啊，像兔子一样跑回的营房！蔼—你胆子那样小噢？！民族兵老憨儿摇着头，老李刮了一下他的鼻子，说你憨儿子贼大胆儿，相必在家睡了不少姑娘？老憨笑了，那样子也像“过来人”。下一个是学生，刚从军校毕业来前线。女朋友是高中时的同桌，他说自从恋上，她三天一封信，甜蜜的话语常让他半夜半夜睡不着。人高马大的河北兵像是感觉新鲜，黑着脸子问，亲过？学生脸红着，说亲过，狠狠亲了三回。河北兵满脸羡慕，说啥味道？学生说那天她喝得凉面，感觉一股大蒜味。大家笑，笑声引来一阵敌人的炮火。躲过炮火，接着来。阿伟来自昆明，大家逗他昆明姑娘开放，肯定有许多姑娘打过他的主意。阿伟脸羞红得像喝下半斤二锅头，说读初中时和一女同学好，已好了四年。桂林兵小黄好奇，说还是毛头娃就知道泡姑娘？河北兵依然黑着脸子，说鬼儿子懂个狗屁，泡姑娘是本能，如果你不喜欢泡姑娘，生理上就有问题了。之后，阿伟说女同学长得漂亮，皮
肤白嫩，总让他想入非非。一天傍晚，他和女同学在滇池边上遛弯儿，他一下子抱住了女同学，说让我看看身子好吗？女同学懵了，像遭遇了强奸犯。小四川说你真的看了？阿伟拍下额头，说什么呀？就那一下她以为我是流氓，好长时间都不理我哩……听完了阿伟和女同学的故事，大家再一次沉默。远处零星的枪声和炮声，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那样子，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在战场上，而是在组织一个讨论有关改革年代某一项改革问题的沙龙。突然，桂林兵小黄抬头望望连长，说连长，我可不可以向护士小玉求爱？连长阴起脸子，说不可，你是战士，在部队谈恋爱犯纪律。小玉是师医院护士，每星期来前沿巡诊。她白净、面善，明亮的眼睛里总像藏着无尽的深情。怎么才能不犯纪律？桂林兵嗫嚅着。连长说勇敢作战，争取提了干再向她求爱，那就不犯纪律，部队允许干部在驻地谈恋爱。桂林兵听罢点点头，两只拳头握得很紧很紧。
关于“爱情的讨论”进行了四个多小时。之后，连长告诉大
家，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话题，战争结束后，谁也不能再把情啊爱的挂在嘴边，要时刻想着自己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服从命令保卫祖国，再被情啊爱的所左右，不成体统。
三天后，有了一次激烈的战斗，七个人一天打退敌人一个连的八次进攻。小黄没等到向护士小玉求爱，就“光荣”了。后来小玉无意中听说了那事儿，流着泪采来一束灿烂的野花，献到小黄的墓地上。连长宋强也牺牲了，他牺牲的第二天，通信连将装有他儿子满月照的家信送到了阵地上。望着照片上虎头虎脑的小家伙，河北兵咬着牙将冲锋枪对着天空射出一串愤怒的子弹……20多年像是转瞬即失，每当想起“爱情”二字或是看到战争片，我都会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都会忆起“猫儿洞”里和战友们的那次爱情沙龙……
-------------------------------------------------------------------------
第三辑烛窗心影
第三辑烛窗心影
难忘《苦菜花》喜欢读书似乎是一个人的天性。我对读书最早的记忆是八九岁时。正值“文革”，没有多少书。刚刚上小学没几年，却常常到处找书。无论什么书，只要有一定的厚度，抱在怀里沉甸甸的，就会废寝忘食地读。因年龄尚小，对书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个平面上：里面有热闹的故事。这样的平面是简单的，是具象的，具象的只要读了，记住了书里的故事，在小伙伴们面前好像就有了资本，说不定什么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专注地听我讲书里的故事。当然，对书里的故事只能是囫囵吞枣，因为书里的许多字还不认识，都是按照大概意思往下顺。正是“往下顺”的缘故，我给伙伴们讲得每一本书里的故事也就“残缺不全”了。一次给伙伴们讲前苏联小说《青春》，自己连里面的人名也认不全，楞是胡乱起些名字安在人物身上，再把“残缺不全”的故事按照想象发挥一通，便就成了另一种《青春》。成年后，儿时的伙伴记住了我发挥的故事，每每讲起来就感觉好笑。
而今想想，儿时读过的许多书再讲给伙伴们听时好像多有发挥，惟没发挥的是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因为好读，故事性强，没有生僻的字词。最早知道《苦菜花》是从哥哥姐姐们那里。我们姐弟六个，开明的父母倾尽全力都让上了学。那时哥哥姐姐们读五六年级或初中，也都爱看课外书，每到吃饭时就谈各自读过的书。他们说的书里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说到《苦菜花》，大姐二姐和哥哥都伸大拇指，说这部小说好，真好！于是，我就顺着他们的路，找村里的一个人借《苦菜花》。哥哥姐姐们借过，我再借就不那么容易，人家怕我小小孩子把书弄坏或弄丢。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才终于把《苦菜花》捧在手里，便如饥似渴地读。小小煤油灯下，小小人儿，一读就是大半夜。父亲发现了，黑下脸子，说如此小人儿掌灯熬油，什么时候是个头儿？于是煤油灯被收。一夜没睡好，心里挂着的是母亲、娟子、德强、德刚、杏莉等人的命运。第二天一早，便又抱着书继续读。《苦菜花》在我
手里呆了三天，读了两遍，深深记下了书中的故事和书中的每一个人。
读过《苦菜花》，总认为其中的一切都是真事，顺着“真事”也就无数次幻想到昆嵛山去寻访娟子、德强、德刚们的足迹，直到长大成人，自己也装模作样地写起小说来，才为冯德英制造的艺术氛围而惊叹！虚构的故事，让人常常真实地把自己和周围的人置于其中，再顺着作者的思路想象出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不能不说这就是作家制造艺术氛围的成功。正是读过《苦菜花》，自己喜欢上了作文，知道写作时要动脑子思考问题，便就常常动笔写点什么，有时是几句话，有时是几句顺口溜，有时是对树上的鸟儿或对树叶的描写，虽然笔法稚嫩，可却为日后的写作埋下“伏笔”。 有人说，一部书、一篇文章，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说，是《苦菜花》影响了我的写作，是《苦菜花》让我在写作之路上扎实地行进。成年后又曾读过两遍，仍为冯德英的文笔而叹服！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眼神，写得都是那
么细腻，那么引发读者的联想。写纯美的男女情爱这个永恒的主题，更是继承了含而不露的传统风格，给人以高品位的审美享受，感觉不失为经典。如写姜永泉和娟子进洞房时的几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灯光渐渐暗下来，光线晃曳着，灯芯爆发出轻微的响声。
“不，别管它了！”娟子见他要去挑灯芯，柔情地阻止道。 灯火象个害臊的**的眼睛，不好意思看眼前的情景似的，忽闪了一下，立刻熄灭了。
前些年有人提到文学描写男女情爱的大胆问题，我想某些赤裸裸的**“大胆”与《苦菜花》中的含而不露相比在审美层次上是差了一大截的。有段时间，由于先锋文学读多了，我也曾对“革命文学”产生过想法，写作时尽量学一些经典的先锋手法，后来却感觉走了弯路，不吸收传统的精华再先锋的东西也站不住脚。这些年，我写长篇小说《民办教师李达言的燃情生活》、中篇小说《河风》《男人的游戏》和短篇小说《新牙》《疯了的迷糊》《与一个女人的一次行走》等，无论什
么样的笔法，每每写到男女情爱，就想到冯德英写姜永泉和娟子进洞房，感觉那真是一种美。八十年代后期与冯德英相识，曾多次和他谈起对《苦菜花》的一些认识，他谦虚地说“文无定法”，可我总感觉这“无定法”中是有“大法”可依的，当然这“大法”就是不背离中国文学的传统。因此，我曾无数次对朋友也对自己说：《苦菜花》，我不会忘记！
想起三张“大票子” ——长篇小说《民办教师李达言的燃情生活》后记写下长篇小说《民办教师李达言的燃情生活》最后一个标点就想到两件事。一件事发生在26年前。那时我还是一个乡村民办教师，那时还没有百元和五十元一张的人民币，人民币最大面额的是十元票。山东农村人喜欢将十元面额的人民币称为“大票子”，也特别愿意听把“大票子”拿在手里一抖一抖地发出来的“嘎嘎”声。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的老师——一个教龄超过了我年龄的女教师，参加完学校组织的教师统一学习，兴冲冲从公社领回那个月的工资三十
四块五角钱。她走进办公室时，冲大家甩了甩手里的三张崭新的“大票子”，说你们看，这三张“大票子”编号连在一起，是刚从银行提出来的，一点细菌也没有。那一刻我们都没怎么注意她说的话，只被她甩那三张“大票子”发出的“嘎嘎”声震撼着。后来，有人接过她那“大票子”看，说还真是连号的哩。我那老师说，这钱得留好哩，不能轻易花出去，又没细菌又新，多好啊！后来，有人轻轻叹了一句：咱什么时候也能挣上这三张“大票子”啊！这个画面，一直在我的脑子里保存到现在。
那时候，民办教师的工资是每月四块钱，每次领到那四块钱时，许多民办教师都拿在手里反来复去地看，也像我老师甩那“大票子”一样用力地甩，可四块钱是无论如何也发不出那“嘎嘎”的响声的。那时候，不知有多少民办教师心里就有这么一个念想：我干好了，把民办转成公办，也就能挣上那“嘎嘎”响的“大票子”哩。 应该说，民办教师们开始的想法大多是这样的。只是，随了日月的轮回
，随了一拨拨孩子从民办教师们手下走出来，他们走到大学，走到各种各样的重要的不重要的挣钱的不挣钱的岗位，民办教师们的这种念想就开始发展了，他们想到了的未来，想到了肩上的担子，想到了责任。再后来，许多民办转成公办，他们真得就挣上了“大票子”，可不知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再也不为那“嘎嘎”的响声而激动了。因此，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个词：无怨无悔。
第二件事发生在十年前。一个冬日的晚上，外边雪花满天飞舞。我三姐——一个有二十多年教龄的民办教师，从二百里外的地区参加完评定小教高级职称的考试回来。敲开门，妻子见她一脸的倦容，浑身上下一片白，便忙拿毛巾给她抽打身上的雪。之后，妻子又忙着做饭给她吃。三姐摆摆手，提起暖瓶倒了一杯水，又从提包里拿出在地区参加考试时吃剩下的两个凉馒头，说别做饭，吃这个就行。我说那馒头都凉了，这么冷的天，能吃？她说怎么不能吃，在学校给学生上课，不是经常这样吃吗。妻子把三姐的
凉馒头夺下，说再怎么说你也不能这样吃。之后，三姐吃下了妻子煮得面条，随吃还随说那有这么恣行的，当了这些年民办老师，凉饭吃得多了。我没再说啥，可心里感觉不是滋味。
接下来我问三姐考试考得咋样，三姐说考得不咋样，都是初中高中的题，好多都忘记了。我说四十好几的人，么能记得祝三姐告诉我，她还不算大的，还有五十好几岁的哩，满头白发，满脸胡子。坐在她前排的一个老“民办”孙子都念三年级了，考试时他坐在那里接二连三抽烟袋，监考老师问他怎么光抽烟不做题？他回答那题认得咱，咱可认不得那题了哩。望着他的样子，监考老师说了一句话：“你可真是来受洋罪哩！”他说：“不受这份洋罪，就得干一辈子‘民办’哩。” 三姐描述的这个画面，又在我的脑子里保存了十年。十年中，经常想起做民办教师时的日月，想起曾经教过的那些农村孩子和那些同我一起做过民办教师的人。之后的不长时间，我又知道了这样一件事，是我小学时的一个腿有残疾的现
在依然做着民办教师的同学，好不容易找了个四川媳妇，媳妇给他生下一个女儿后嫌他家里太穷，弃他和孩子而去了，且一去再也没了音信。
这时候，我不得不这样想：民办教师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精神？ 这时候，我就想到了要写这部书。有经济学家说，穷人之所以穷，应该是有缘的，而且这个社会如果没有贫穷与富裕的差距，也就没有了发展的动力。民办教师们的穷是不是也在这种发展中呢？我想经济学家们可能不会研究这个问题，但面对落后的中国乡村教育事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关心一下这种贫穷呢？关心这种贫穷，好像也应该算是一种事业。通过这种事业，能否为民办教师们在广阔的乡村沃野上立一座历史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