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有了，你就没有了
夜晚早已把大幕拉上，万家灯火传递着令人遐想不已的温馨。
一阵响亮的电话铃声，惊得我差点儿跳起来。谁这么晚了来电话？正闷着，听筒里传来远方战友的问候。多年不见，听到声音也甚是高兴，忙回问对方好。之后，相互
聊工作，聊朋友，聊各自的一切。放电话时，战友诚邀到他们那里旅游，并称路费全包。自然，我也诚邀他来山东一看，并称泰山、三孔闻名遐迩，不来看看其不遗憾？战友说一定要来，我又嘱其来时带上妻子。说到妻子，呵呵一笑幽了一默，说：“嫂夫人可还是那位？”战友的妻子甚熟，当年同在部队，常常去他家蹭饭，嫂夫人既是知识女性，却也做得一手好饭好菜。然而，战友一句话，打我一跟头：“换了，去年就不是那位了。”
放下电话，唉叹一声，想到许多。 战友的妻子（现在得说前妻），当年就读于北方一名牌大学日语系，战友当时在部队混一连副。女大学生被瞄上时，那般羞涩，那般柔情，使他喜欢的不得了。相恋六年，鸿燕传书，相互鼓励，相互敬仰。面对人家满腹知识，战友感觉矮了半截，只好疯了一般恶补，学完历史学中文，学完中文学写作，在前线隆隆炮声中，也不忘利用战斗间隙狂背英语单词。脚踏红地毯时，战友终于拿来自学考试的大专文凭。那时候，望
着一对新人幸福无比的样子，谁都羡慕他的拥有。曾有战友玩笑般感叹：“这小子好艳福，那么漂亮的妻子，那么知识的女人！”之后，边境战事吃紧，战友一直盯在前线。一日中午，娇妻将电话打来，称要报考中国驻日使馆翻译，并说自己条件合适，有关部门已口头应允，考试只是程序。战友一听急了，对着电话狂吼：“你踏上鬼子国土之日，就是我堵枪眼之时。”无奈，其妻继续在外事部门工作。再之后，他转业进了一家不错的机关，小日子也就如日中天了。如此这般，怎又劳燕纷飞了呢？
似乎是哲人说过这样的话：当你有了，你就没有了。那时候，军人在姑娘们眼里天天失分，找对象难已成稳定军心之关键。大家望着新婚后的战友，多么羡慕他的拥有！他也骄傲着自己的拥有。日月轮回，白云苍狗。仅仅过了十几年，他就“换了”，这也是“当你有了，你就没有了”？就此，想起一则故事，说一人家生意做得甚好，天天晚上算帐至深夜。隔壁一货郎，却天天晚上喝酒唱曲。生意人
家的妻子纳闷，说：“他每天赚不几个钱，为啥比咱还快活？”丈夫说：“你想让他不唱？”妻子点头。丈夫就拿许多钱给妻子，说你去送他，让他把生意做大，保准晚上不再唱。于是，妻子把钱送了货郎，货郎生意做大，每天晚上也算帐至深夜，果然不再唱。时日一长，生意做大人家的妻子好想再听货郎唱过的曲，可货郎今非昔比，岂再无缘无故唱曲给她听？似乎，也属“当你有了，你就没有了”。
如此体验快乐 朋友爱钩鱼，也爱用网去粘鱼。
星期天、节假日，是朋友最快乐的时候，他常常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在河边或水塘边度过。
朋友职业是司机，侍候的是领导。平时兢兢业业开车，很得领导赏识。然而，朋友钓鱼的喜好却令许多人不理解。因为朋友从来不吃鱼，用他的话说吃一口鱼可能得吐三天，可他却乐些不彼地钓鱼粘鱼，且这种喜好“一喜”就是十几年。
朋友钓鱼粘鱼很有特点，从不去公款性的养鱼池，就爱蹲在自然的河沟或是水塘边，自然地钓鱼粘鱼。
工作单位很好，多有人求，因而常有人请他去人工养殖的鱼池里“过瘾”，好让他在领导面前说些好话，帮些大忙。他总是笑笑，说：“那叫过瘾？大把的公款付出去了，人没放松，心却沉了。自然地蹲在河沟边‘做活’，那才是享受哩。”
我见识过朋友的一次“做活”。 一条不宽的河沟，朋友下了网，也放了杆。一个上午，他望着水中红白相间的鱼飘儿，或是望着横拦水沟的一张大网，一脸严肃，大有战士居守边关双眼直视目标之势。当鱼飘儿被水下的鱼儿拖跑，当粘网被鱼儿撞动，他会蹭地一下跃起，一边起杆一边拉网，动作甚是麻利。
朋友这般“做活”，常有收获。收获有时大，有时小，无论收获大还是收获小，朋友从不往家带一条鱼，原因是他不吃鱼。说起来也怪，朋友不吃鱼，朋友的妻子也不吃鱼。似乎，朋友家里沾不得半点腥，稍有鱼虾之味，朋友妻子就会跳起来不依不挠。这样，朋友每次的“收获”也就只剩下一条路：送人。
朋友的邻居大都接受过朋友的“
收获”，大的有四五斤六七斤的黄河鲤鱼、自然草鱼，小的有漂亮的鲹连子，家家都有过煎炸烹炖的经历。每每说起这些，邻居个个夸他，伸着拇指说：“我们吃鱼，多亏了他哩！这些年，可真少花了不少钱。”然而，朋友的妻子却怨声载道，常数叨他因钓鱼粘鱼穿坏过多少双鞋，弄脏过多少身衣服，耽误过多少家务……据悉，朋友妻子一气之下曾几次剪烂过他的粘网，火烧过他的钓杆，可他对这喜好却仍然赤志不喻，一爱再爱。每每说起这些，朋友用这样的话语告之：“你不知道蹲在河边望水时的那种快乐，你也不知道将鱼送人时的那种给予的舒服，可真真是双重的收获哩！”
有人说，给予中获得，爱人者被爱。朋友的给予，得到了邻居的爱，从这爱中朋友似乎沐浴到了灵魂的芳香。只是，朋友的妻子仍然怨声载道着。在这怨声载道中，朋友将给予的花园浇灌的馨香久远。不知道，如此这般体验快乐，是否还是快乐。 谁是李敖
翻开报章，李敖的名字总是频频撞击眼球。对于一
些人，好像李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生活过得怎么样。可偏偏就有那么一些人，非要知道李敖是谁，非要知道李敖是什么性格，非要知道李敖那么傲气那么疯狂是为什么？其实，知道李敖是谁并没什么，关键是要知道李敖性格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李敖有顽童性格、战士性格、善霸性格、恶霸性格、还有罗宾汉性格、基度山性格等等。读李敖的书，好像不是在读他一个人，是在读一个人类，在读一种精神。
有人这样评价李敖，感觉他的骨气像是能够冲破云霄：“而能以一人之勇夺一党之气，以一身之微斗一政权之威的文人，自来就少，即使百年得之一二，命不久长、一战而殇的又占了多数，如金圣叹。象李敖这样蒸不熟锤不爆，死去活来不改其志，百般磨难后守得云开见日出的，在我印象里是没有的。”这样的评价，想来没有多少文人能够受得，只能说惟李敖之人也。可以说，很少有李敖这种不把政治与人情世故当回事，只把骨气放首位的文人。在别人敢怒不敢言、想到了不
敢说、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畏惧权贵、碍于情面不想说时，他不但站出来了，还执着利刀，目空一切的手起刀落，不管对方痛与否，该割便割，该宰便宰，很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狠劲。李敖还敢骂人，他逮谁骂谁，只要不顺他的眼，不合他的口味，他是必骂无绀疑，他能从老蒋小蒋一直骂到李登辉、连战等“当红人物”，骂得当局似乎也拿他无法。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遭查禁达九十六种之多，实属当今文人们无可抵者。
不可理解的是，李敖为什么还有另一面？他的另一面，又当与今文人们无可抵了，就是“总拿19岁的、未经世事的纯洁少女”开刀。虽然李敖自喻为自己是“变态”，可他这样的“变态”也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话又说过来，受多了传统教育的国人，面对这样一个李敖，总会在心中嘀咕：“人无完人，事无全事，可‘李敖’也太那个了吧？”是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能再多出些不“那个”的李敖，真可谓好上加好了。 文化景象下的彷徨
——读李贯通新作《迷蒙之季》 作家李贯通的作品一向行文大气，哲理性强，读后让人浮想联翩，余味无穷。特别是他作品中营造出的那种含而不露、意味隽永的美学品格，总使人想起古文论中提到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近读其新作《迷蒙之季》（载《十月》2003年第二期），除了这种早已有过的印象，其对现实生活的犀利剖析，给人感觉更是卓尔不群。
《迷蒙之季》是一部伤感味很浓的作品。王安忆曾言，伤感是一种具有腐蚀性的情绪，它将人们的感受能力消化于表层，而不作深掘，以触动真正伤及灵魂与心肺的内核。《迷蒙之季》不仅触动了读者灵魂与心肺的内核，还着实对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作了深掘。如其前些年的《天缺一角》和《天下文章》，描写的依然是当下文化人的困惑。应该说文化人已经困惑了很久了，面对滚滚经济大潮，面对不断变革的时代，文化人有些不知所措。《迷蒙之季》里的一帮文化人，理所当然要困惑，可他们的困惑不能仅仅看作是
文化的，那只不过是披了一件文化的外衣，其内核还是社会的、时代的、人文的……作品一开始就展现了Ｑ市艺术馆“院子里空阔荒凉，那几亩凄迷的衰草中，只一棵佝偻的枯槐，几十只乌鸦蹲在高枝上昏昏地俯视着……”的破败景象。那景象，与其说是一个艺术馆的院子，不如说是一个大的“文化景象”。在这个大的“文化景象”面前，“人非人，花非花，车非车，楼非楼”。摄影家夏侯春秋“多症并发”死在医院里，其“额上定格了一朵玫瑰花样的皱纹”；“匪夷所思”的吕小苇匪夷所思地离开省城，“永久地留在了长满野草的Ｑ市艺术馆”，尽管使她那“多么好的野草氨的感叹贴近了“野草”，可最后也不得不进了精神病院。紧接着，Ｑ市艺术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事情发生。馆长祝幸福因了人们对“英雄”的遗忘，感觉“岁月如梭，落花流水，雁过无痕”，认为自己竟“比不上院内那棵佝偻的枯槐”，只得“面壁而思”，曾经有过的“身中5弹，生俘5人”的壮举无数次成了幻化的场面，
直到把他幻化进精神病院；“三街一管子”出身的诗人葛德，在有了“酒不是液体，而是蓝色的火”、“文化人能在一分钟之内把少妇变成少女，流氓在一分钟之内把少女变成少妇”诸多感叹后，侠肝义胆般制造一起命案，同样被送进精神病院。虽然他要扛着自己的断腿去丈量人生、丈量光的长度、丈量彼岸有多远，他仍然不会到达他理想中的“彼岸”，而只能是去为他制造的命案付出应该付出的；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副馆长唐亿，一向对当官没有兴趣，却不得不当了副馆长又当馆长。在自己腰疼难忍的时候，他戴上皮手套，在家里练习爬行，后来竟爬行自如，以至于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也爬的“兔起鹘落，身体的起伏悠游如水，儿子的瘦臀节奏感很强地按摩着他的腰椎，给他的舒适妙不可言。”似乎这有些荒诞，可现在生活中比这荒诞的事情不是多得多吗？还有那个出身卑微美丽漂亮的孙逊雪，同样背离了“文化人”的初衷，走进了“花非花”大酒店的18楼。“阿波罗大厦”在艺术馆的院子
里破土动工、“外墙没了，百草园没了，玫瑰园没了”的时候，吕小苇“用力薅着丈夫的头发，狂叫着‘草草草’昏了过去。”事实上，这时候昏了的应该不止吕小苇一个，而应该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这个诱惑丛生的世界里，只想遵从自己的心灵，找寻质朴的真理，走向心中的图腾。可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不仅有喜鹤，同样有乌鸦，不仅有高雅，同样有低俗。在喜鹤和乌鸦、高雅和低俗同时到来的时候，只能无所适从，慌慌不可终日。难道说这就是要在功利侵蚀的时代，只想从浮躁中沉静下来，停泊于精神家园中的“文化人”？看看这些文化人，看看这些文化人面前的“文化景象”，会有许多灵魂在哭泣，会有无数激情在抿灭。
李贯通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开掘是令人惊奇的。他笔下的这帮文化人的故事，虽然有些“迷蒙”，可却是那么强烈那么摇撼人心，叫人不得不提高注意力，从他们身上获取某种象征性的暗示。Ｑ市艺术馆的变化，预示着经济大潮滚滚向前，预示着时
代迅速发展。在这“向前”“发展”中人类似乎会告别一些什么，会裂变一些什么。在“告别”与“裂变”中，许多方面失了和谐，失了宁静。于是，面对这种失恒，文化人好像茫然了，且越来越茫然，以至于面对一切怀疑一切了。这种怀疑不断加重时，文化人甚至希望“人类不再长大多好？”“人类没有走过这么漫长的道路多好？”不能不说这是文化人的局限和狭隘，这样的局限和狭隘，使得我们的大“文化景象”总是不如人意。现实是残酷的，发展是命脉的。文化人面对眼前的大“文化景象”，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乌鸦与喜鹤并存，高雅与低俗同在。只是，怎么才能让现实多一些“喜鹤”和“高雅”，少一些“乌鸦”和“低俗”？好像这同样是一个大的命题，解决了这个命题，也就不会再是“人非人，花非花，车非车，楼非楼”了。应该说，这是《迷蒙之季》留给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最好诠释。
非本真状态下的文化关注
——读李贯通新作《又见烟云》
人的悲剧，
生存环境对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如何消除人的非本真状态，是作家们尤为关注的人生命题。李贯通的短篇小说《又见烟云》（载《芒种》1995年第5期），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去年，曾读过李贯通的另一个短篇《谁的误区》（载《小说家》1994年第5期），同样是对人的非本真状态的关注。透过作品，不禁想到，人一旦进入生活舞台，就只能而且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角色指派，并按照角色的内在规定性与逻辑性扮演下去，人的命运，人的遭际也就在角色的扮演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了。今天读过《又见烟云》，这种感受似乎更为强烈，从字里行间，从人物的性格发展，从通篇透出的一股类似于国画创作中的“气”的外溢中，使人不自觉地领悟了这样一个道理：人在现实中的行为与角色指派发生冲突时，必然会受到强大的外在规定性的惩罚，只有自觉服从角色的正常发展，才能相安自得，才能在人的非本真状态中貌似安静地生活。 在《又见烟云》这个万多
字的短篇里，李贯通为读者描画了并不多的角色指派与实际行为的关联。主人公吴名，为了一个在烟云市解永敏的玲子，欺骗妻子，置给他“拉扯着一对双胞胎孩子”的贤妻良母型的妻子于不顾，以“可能被判重婚罪”的谎盲骗得一纸“离婚协议”，想去过他认为的那种逍遥生活，去享受玲子的温柔。然而，他没想到玲于是一个“恶棍荡妇”，是一个“色情间谍”，在骗得吴名的洗涤剂厂订了其化工公司220万元的货后，就将所说过的一切抛掷如烟云。还好，在走投无路的景况下，吴名遇到了老乡——“帐篷小摊”老板娘．老板娘“淡淡妆，天然样，面目娇媚，一笑一颦一弹指，丝丝缕缕都缠绕在人的心上”。这些也似烟云一样令吴名倾心。尽管吴名在无路可走的时候真正享受了老板娘“出水芙蓉”的情致，但最后还是被老板娘“声色俱厉”地拒绝了他想延续下去的“缘分”。应该说，这一系列的经历是吴名的本真状态的显露，虽然这种“本真”没有自觉地按角色指派行事，但它反映了现实生
活中人的本真状态的遭遇。事实上，角色指派与行动的有机统一，是在非本真状态下的曲意奉承？是遵循为社会首肯的行为准则，应该顺应某种“社会潮流”。人的本真状态的显现，常常是偶然的，也常常是追求到了某种“烟云”。像主人公吴名，偶然的订货会使他迷上玲子，偶然的遭遇又使他同老板娘走进另一种“烟云”。如果吴名始终在非本真状态中行事，去安分守己地维护角色指派，那么他就不会“又见烟云”．他也不会“步履艰难”。当然，吴名最后“在十字路口徘徊了一会儿”，“径直走向与汽车站相背的方向——去往火车站的路”。看得出，吴名是一个执著的追求者，尽管他所追求的可能是“烟云”，也可能是荒诞的，虚无的，但他沿着这条路仍毫不犹豫地走下去。李贯通对这个角色寄予了希望，也寄予了同情。这种希望和同情，事实上也就是现实的真实写照。读者如果环顾一下自己的周围，难道不是有许多吴名存在吗？谁又能说自己不是吴名呢？不过，现实中的吴名大都被非本真
状态掩盖起来罢了。
作品的二号人物老板娘，实际上是李贯通寄予很大同情，倾很大气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她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意识到人生本来就是“烟云”，因为她听到“烟云市”三个字时，就“神色蓦地凄冷了”；但她同样清醒地意识到，“女人适应性强，生命力强，天塌一方，自有女娲。逼到某个时候，女人都能去补天”。也就是说，她不能容忍人生的“烟云”，而奋力进行反抗，但无论她怎样反抗，都难逃脱外在规定性已经为其注定了的悲剧命运。老板娘对命运的不认同，正是她非本真状态的显现，因为她本来想按角色指派行事，可初恋情人离她而去，万般无奈下嫁后丈夫又去烟云市“淘金”，且一去五年音信杳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心灵冲撞，不能不使她的行动与角色指派发生冲突，而在“摆小摊”中，她反而明白了“直觉大都是幼稚的，是一厢情愿，人间的许多事都坏在直觉上……”应该说，这是老板娘在非本真状态下寻到了本真的东西，本真的东西指配
她在非本真状态下“爱得其所”。偶然地与吴名相遇，偶然地向吴名剖露心迹，又使她在偶然中发现人生的经历竟是如此相似。于是，“她胸臆陡地一酸，两行委屈的泪滚下来”。后来，她被吴名“抱着走进她的卧室”，并“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只温顺的羔羊”．应该说，这才是她的本真状态的展现，可仅仅是那么一次“缘分”，她便失却了自己的本真状态，“声色俱厉”地使“吴名无奈地垂下了头”，又回到了非奉真状态之中。为了维护自己的非本真状态，她违心地说自己“很幸福”，“结局很圆满”，“不希望增添负担、累赘”。实际上，这是一种逃避，一种对事实人生的逃避。尽管说人生如“烟云”，可在逃避面前它又“烟云”不如。从某种意义上说，老板娘这个悲剧性的人物折射出人类的命运与人性的弱点，也正是这种人类命运与人性的折射，才使得作品表现出了一种卓然超群的力度和深度。
作品中的另外两个人物就是玲子和老板娘的丈夫，再进一步探析的话还有使老板娘“已
不是处女”的她的参军后去了烟云市的第一个男友，这几个人物虽然没有露面，但在吴名和老板娘的故事发展中都先后被推到了前台，使读者一目了然他们的本真状态。老板娘的丈夫，老板娘的第一个男友，应该说其行动均与其角色指派发生了冲突，且这种冲突是在不自觉间发生的。也许，他们最初都想按照角色指派去行事，可人生不绝如缕的梦想和欲望使得他们不得不在本真状态下与角色进行反抗。而令吴名“像中了魔似地迷恋”的玲于，才真是按其角色指派行事的，她既然是化工公司的经理，就应该去履行经理的职责，无论所采用的手段是卑鄙还是高尚，其目的都是给公司赚来钞票，实现其经理的责任。当然，她不会想到，这种非本真状态下的行为，使得一个远离烟云市的叫吴名的男人为其扔下老婆孩子，义无返顾地去和她相会，且在途中有了一番比之与她相会更惊心动魄的经历，尽管玲子仍在非本真状态下讥讽“离婚的男人”是“一把破刷子，一块旧抹布，一只烂鞋子”，可吴名依然按照
自己的意愿踏上了“去往火车站的路”，尽管吴名的这种选择是在被老板娘“声色俱厉”拒绝之后，但读来仍能使人感受到奉真的力量。作品透过这本真与非本真状态下的人，将人生世界的本质揭示得淋漓尽致，细致入徽。
作品从题目到内容，贯穿了一个意象，这就是反复出现的“天下最神秘”、一提起来就使人觉得“是一团迷雾”的“烟云市”。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许多人都向往烟云市，尽管没有“哪个原胳膊原腿地回来”，可仍然有人“要去闯荡”，且“拦也拦不妆。在这篇小说中，李贯通之所以多次提到“烟云市”，是因为要通过意象的弥漫使作品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陡然增加许多象征与隐喻的味道，从而加强作品的人生意蕴。的确，大凡有过一番人生经历的人，谁能不说人生如梦、人生如烟呢？固然，作品的故事蕴涵着荒诞和虚无之气，可荒诞与虚无难道不是我们深刻思索人生世界的另一个空间吗？这样说来，“烟云”这个意象也使故事本身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使读者在反复的
咀嚼中更能深刻地去体味、去感知某些生活现象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了。
李贯通曾在《文学的“反刍”》（载《小说家》1994年第5期）一文中这样说：“静卧于土地，伴一盏孤灯，从从容容，不为天上的风云所惑，不为人间的冷暖所动…：…的确，这是作家为创造一个于人的精神心智都能正常发展的生存环境，恢复人的本真状态所做的坚忍不拔的努力，可真正的现实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而发展而转移的。在不断的追求中，人与人的彼此仇恨，入与人的相互残杀，人与人的极端冷漠，以及人与人的友好相知相处，都混杂于这个世界中了，使人不得不像玲子、老板娘、吴名那样，去违抗角色的指派，在非本真状态下无奈地生活下去。
在本文打住之前，还想赘述的就是阅读《又见烟云》的快感问题。李贯通的语言表述一向是大气磅礴、汪洋恣肆的，既能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一种超然的力量，又能使作品产生一种艺术情韵的吸摄力。尽管近来他的短篇创作由微山湖水乡故事转到了
现代人心态方面，但读者在阅读的快感中所领悟到的人生况味却是一致的。有人说，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将作家的所有叙事，通过对故事的阅读，转变为话语，然后给予内心的叙述（复述），从而获得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讲述着的快感。可以说，读过李贯通的《谁的误区》、《又见烟云》等精致短篇，这种感受尤为深刻。当然，李贯通在今后的创作中，会继续保持这种给人以快感的表述方式，这也是读者始终期待的。
张洁是谁
说起王蒙、刘心武、张洁诸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人们恐怕不陌生，甚至可以详述他们作品中的某些细节。而对许多中学生来说却远不是这样。
曾在书店遇几位熟识的中学生，看他们正忙碌选书，笔者指着张洁的小说问：喜欢张洁吗？其中一位张口即说：张洁是谁？他的同伴们也用疑问的眼神望着我。学过《挖荠菜》吗？那是她的散文。我说。哦，是个作家。随了轻轻的回答，他们继续去选书了。我注意了一下，引起他们兴趣的多是《中学生作文逊
、《怎样学好物理》、《怎样学好数学》之类的书，对文学类书籍连看也不看。不读点小说？我再问。那有时间看课外书啊！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是啊，繁重的课业负担剥夺了中学生们阅读课外书的时间，学校和老师关心的仅是考分，至于读不读课外书似乎无关紧要。这样，不知道张洁不知道刘心武甚至不知道巴金王蒙也就不足为奇了。谁都明白，从科举取士到20世纪末的今天，除了短时期外，莘莘学子们无不是把前途与考分捆绑在一起。然而，信息爆炸的时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闲书”，是否意识到会被社会淘汰？
笔者曾就《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读者》《文友》几种流行杂志的阅读情况作过简单调查，三所中学的十五个学生，曾经读过的只有两个，知道而没读过的有三个，对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学、哲学、政论性书籍，更是知之甚少。难怪有人比较着二三十代的学生感叹而今的中学生被考傻了，知识面窄得像走进十公分宽的小胡同！的确，这严峻的现实不能不令人
担忧。据悉，中国和日本百多名中学生曾举行草原探险夏令营，在知识面和自身能力上两国学生迥然相异，使得《中国教育报》在《夏令营中的较量》的评论中提出一连串“沉甸甸的问号”。是啊，板子到底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回答不应是沉默。禁不住要问：当我们的教育部门和教育专家们口若悬河地谈论起21世纪的时候，是否心中也划出沉甸甸的问号？
作协，怎样才能成为作家们的家 ——由两作家声明退出湖南作协的想到的2003年7月10日，《文学报》发表了《两作家声明退出湖南作协》文章。读罢，禁不住心潮难平，浮想联翩。作家协会，对于许多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十分向往地方！曾经何时，人们仰望着那块包含了文化与神圣的招牌，禁不住叹一声：这是文化人聚集的地方！潜台词里已经有了这样的声音：不是文化人，这样的地方是来不了的。
是啊，文化人聚集的地方，办得当然是文化人的事，是人们精神食粮和文明与高尚的发源地。然而，从两作家的声明和一些
作家协会的实际情况看，这样的情况似乎早已成为昨日黄花，作协也好像成了一个是是非非的发源地，什么样的新鲜事也发生，多么不要脸的人也能出。于是，许多人望着作家协会那块招牌，再一次禁不住地叹一声：这是人呆的地方吗？！
湖南省文艺评论家，湖南省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余开伟对记者说起退出省作协的事十分激动，他称早在两年前就有意退出省作协，并在一次会上给作协提了不少意见，结果接到了匿名威胁电话。两年来，湖南作协情况没有任何好转，工作开展不力，他所在的评论委员会已名存实亡，作协就连三年应该举行的代表大会也没法召开，换届选举因内部混乱无法正常进行。另一老作家黄鹤逸，是全国一级作家，有20多年会龄，曾写过《汪精卫》等作品。他退出湖南作协的举动，同样是对省作协工作不力不满，他认为省作协不支持文学创作。两作家发表退出湖南作协声明后，湖南省文联主席、作协副主席谭谈表示，湖南作协的问题由来
已久，省文联也想过整改，但由于矛盾实在太深搁浅下来。他同样对省作协的工作现状不满，因为从1998年起作协就没有召开过代表大会和理事会，从法律角度说现在的湖南作协已经是一个“非法组织”。
“非法组织”，多么好的一个名词！没想到今天竟然拿来用在了作家们的家——一个省作家协会的头上，而且还是那么合适，那么符合法律条文。“矛盾实在太深”，也是一个让人想不通的问题，一些文化人为了文化的事，为什么会闹起个人之间的“矛盾实在太深”？于是，人们不得不对一些作家们说了，你们真的是作家吗？你们究竟在干什么？拿着国家的钱，头上顶着作家的帽子，难道这么多年一直在湖混？应该说，这样的现象不仅仅是湖南作协，在许多省作协，甚至在中国作协，这样的问题都是随处可见。作家们不认真写东西，而是搞派性（请注意，这个名词是“文革”产物，可至今还被作家们沿用），闹分裂，争名利，弄谁谁谁不如自己，谁谁谁的作品多么低下，自己的作品
多么高尚、多么有艺术价值那一套，结果使得作协乌烟瘴气，使得作家们光知道“打架”忘了写作。据笔者所知，作协的作家们在“打架”，作协的刊物编辑们却在靠着刊物这块“自留地”拚着命的拉关系、发外财。近几年，面对经济大潮，哪个省作协的文学刊物不喊经济困难？不喊刊物难办？可实际情况是许多文学刊物借了“文学”这块牌子没少弄钱，跑广告、拉赞助、登有赏文章，大把的钱却并没用在办刊物上，而是变着法的装进了少数人的腰包。对一些所谓的文学大家，他们摇头摆尾；对真正有发展却并没什么名气的一般作者，他们让人家帮他弄钱，否则文章再好也不能登。更有一些编辑，也把自己打扮成了作家，借着手中掌握的地盘，和其他刊物的编辑相互利用，你给我登，我给你登，你吹我，我吹你，结果把文坛弄得一塌胡涂。社会是公正的，并不买这些人的帐，你的刊物照样没人看，于是他们就弄口号，今天一个“新写实”，明天一个“后现代”，后天又来了一个“新先锋”，各种
文学旗号满天飞。近几年，发现那些“口号”“旗帜”越来越不管用了，便又搞起了“美女作家”“少年作家”，什么“上海宝贝”“身体写作”，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派繁荣景象，实则却是文学形势每况愈下，差一点把文学这个神圣的招牌弄成谁也不想理的“狗屎堆”。试想，这样的竟况难道不是作家们自己所为？难道与作家协会没有直接关系？难道这样下去作协就能成为作家们的家了？前几年，陕西文坛闹了“大地震”，李建军发表在2001年第7期《作家》上的《写“特稿”的方法》一文（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ｒｉｔｅｒ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ｃｏｍ／2001／7／ｔｅｇａｏ．ｈｔｍ），已经将陕西文坛大地震的情况召示于天下，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那篇文章，从中会感受到许多令人费解的东西。相信，“地震”一定会有的，只是震得程度不同罢了。当然，如果作协真正成为作家们的家，这样的“地震”也是会避免的。
写到这里，不愿意再多
说什么，只想提一个问题：作家协会，怎么才能成为作家们的家？同时，想用余开伟关于维护作家尊严的话来结束：作家们，别把自己头上的帽子太看重，用你自己的良知来维护作家应有的尊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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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随想随说
第四辑随想随说
北京人会不会到上海讨饭吃？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难免有些不安，随便说皇城人到外地讨饭吃，人家急了挥起棒子揍你一顿还真没地方去告状。可细想想又没什么可怕，大不了挨一顿揍，用挨揍换一回说真话，好像也值！于是壮起胆子，把要说的话说了。
笔者从小就向往祖国的首都北京，还在孩提时期，就放开稚气的喉咙高唱过让人热血沸腾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颂歌》等。然而，长大后有机会三次去北京，北京人的表现每每令人失望，使得我对伟大祖国首都好像也失了兴趣。具体说几件小事所然，可有句话说得好，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件小事能看出一个地方的人。
第一件小事发生在前年夏天，那是我第二次去北京。第一次去北京是1983年，只不过在那里匆匆而过，留下些模糊的印象。17年后再到北京，好像一切都清晰起来，宽宽的长安街，碧水涟涟的颐和园，还有被五千年文化浸透了老根儿的故宫……当然，这些都足以让我这个来自外
省小地方的小人物惊愕半辈子。只是，在我还刚刚开始惊愕的时候，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走进火车站前的地铁口。进站，买票，上车，这些必要的程序我是万万不敢省略的，即使想省略好像也没那样的胆儿，毕竟我是外省小地方的小人物。可就在买了票急匆匆下台阶去上地铁时，剪票口的中年妇女冲我大吼一声：“跑什么跑？剪好票再跑！”那口气好令人心惊胆寒。我停下步子，战兢兢将票递过去，看着她将那挺漂亮的脸子阴得很浓地把票剪了，再很不屑地将剪过的票丢给我，用嗤之以鼻的神态瞥了我一眼。那一刻，我心里感觉好无助，好凄凉，不明白为什么刚刚走进祖国的首都，就被人嗤之以鼻了一回？
第二件小事发生在第一件小事发生之后半小时。因自己是外省小地方的小人物，对伟大祖国首都许多地方自然不熟悉，出了西直门地铁站，便想打出租去颐和园。地铁站外有许多出租车，可问了半天没一辆同意去颐和园，好话说了半火车，终有一师傅发了善心，却张口车费100元
，并称100元也只有他能拉，换别人200也白搭。我不理解，说车上不是有表吗？为什么不按表计费？他又来了一个嗤之以鼻的笑，把手一摆：“你可真农村！得了，还是该干嘛干嘛去吧！”我是在许多师傅讥讽的笑声中离开的，当我回头看他们时，感觉到他们笑的模样像发射刀子的发射机，在将一把把能杀死人的刀子冲我发射过来。事实上，我只花了一元钱乘小公共就到了颐和园，想来那些师傅是在用刀子一样的笑讥讽我的傻。
第三件小事发生在去年。因惯患复发性口腔溃疡，在朋友陪同下到位于大栅栏的同仁堂药店购买西瓜霜。同仁堂可谓如雷惯耳，小时候就知道那是很不一般的地方，可这次为了小小一支西瓜霜，却遭了穿白大褂儿的女售药员的白眼。女售药员没等我说清就开了票，等我再问粉剂和片剂价格各是多少时，她白了我一眼，近乎于吼一样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快点行不行？”那一刻，我并没有怠慢，整个同仁堂来买药的人也不多，女售药员并不忙。听了她的吼，
便也不敢再管粉剂和片剂，乖乖接过她丢来的票去交了钱……类似的小事还有许多，感觉不胜枚举。
事后，我想起伟大祖国另一大城市上海。上海只去过一次，有两件小事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第一件小事发生在外滩。外滩可谓人满为患，售货点上的售货员都忙得不可开交。逛累了，走进南端一商家歇息。商家可谓独具匠心，在并不宽敞的过道上挤出空间，设立了许多供游人歇息的小椅子。尽管人满为患，逛累了的游人能走进商店小憩也感觉有“神仙般的享受”。刚刚坐定，一忙着卖食物的女售货员忙里偷闲，从柜台伸过头笑着对我说：“先生，想要点什么吗？”我被她一脸灿烂的笑打动了，要了一瓶矿泉水，要了一个面包。她将所买东西放进方便袋，走出柜台递到我的手中，仍一脸灿烂地笑着说：“先生，这是你要的东西，再需要什么或有什么要求可告诉我。”那一刻，我感觉有一股清风吹进心田，舒服极了。 第二件小事发生在中百一店。那里同样人满为患，可无论走到哪个柜台
前，女售货员都会笑着问一声“先生，您好”。为妻子买羊毛衫时，犹豫再三，不是怕买小了就是怕买大了，女售货员笑着对我说：“没关系，你看看周围的人和我们这些售货员，哪个和你妻子的体型相似，就让哪个帮你试。”我指着另一柜台的女售货员说和她差不多，她马上把那售货员喊过来帮我试。买下羊毛衫离开中百一店去了旅馆，吃过晚饭后左想右想仍不放心，一会儿以为买的羊毛衫小了，一会儿又以为大了，忙慌慌跑去中百一店，又让女售货员帮着试来试去，换了一件又一件。如此折腾了四次，才真正算把羊毛衫买下。期间，女售货员没有丝毫的不耐烦，总是笑脸迎着我，直到九点多我离开中百一店，她还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先生走好，有什么事明天仍可以来找我。”
两个大城市，两种不同的境遇，让我思考了许久。北京是多朝故都，是否皇家的霸气浸透进每一个北京人的所有器官？不然他们怎么会那么盛气凌人？北京有领导全国人民大步向前的党中央，有指挥着全国“一
盘棋”的国务院各部委，还有……这些，是否使北京人骨子里的霸气与日俱增？上海同样是大都市，她有什么？她有处处蕴着的商气，有每一个上海人骨子里都明白的微笑浸满利润，热情藏着效益。利润和效益，正是上海人打天下的资本，否则就不能使这个最大的远东城市走在整个国家的前面，不能有今天她的传统产业、城市结构、人力资本、核心竞争力方面的大变化。两个城市，两种思考；两种思考，两个结果。有文章这样说：“《财富》论坛、ＡＰＥＣ峰会以及中国入世等等，都使上海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最耀眼的城市明星……商业原则，东西方交汇的商业惯例，这大概是上海于1843年11月3日开埠以来绵延不绝的精神所系……”是的，上海好像先天就具备明珠的光泽，在中国、在整个亚太地区，上海一直有着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她的这种优势从何而来？不能说与上海人的“笑迎八方客”没关系吧？诚然，上海在发展，北京也在发展，只是北京人观念的改变能否与上海人同步？能
否走在上海人的前面？打个比方，北京人的改变如果依然丢不掉那种固有的“皇家霸气”，有一天全国乃至整个世界再也不买北京人的帐时，北京人是否会跑到上海人的面前讨饭吃？似乎说得严重了些，可现在上海这个曾经有“东方巴黎”之称的远东城市已再度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充满神奇魅力并蕴藏着无穷活力的地方，这个城市的官员和市民雄心勃勃筹划恢复上海当年“远东第一大城”的辉煌。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部长洛朗？法比尤斯，中国入世前最后一个来到中国的西方内阁大员曾这样说：“也许过不了十年，巴黎应该叫‘西方的上海’”。对此，上海人的笑将会更加灿烂。面对上海，北京如何？北京人如何？还在为“居住皇城根儿”而沾沾自喜？还在瞧不起来自外省小地方的小人物？真要这样，北京人到上海讨饭吃可能不会仅仅是个比方。
丢不掉的“年节心态”
转眼已在纪检监察工作岗位上干了十六年。伴着五千七百多个日升日落，当初的小伙儿开始步入中年。期间，有
坑有坎，有欢有乐，有愁有悲，有情有爱，可最最丢不掉的还是一种“年节心态”。给这种心态命名的当然是我自己，可对于众多纪检监察干部来说，谁未曾或多或少被这种心态折磨过呢？
其实，这样的心态很平常，它同样来自物质的诱惑。 最初被调进纪委工作时，对这项工作难免有一种神秘感，觉着专管党员干部违纪，“该出手时就出手”，挺有威严的。时间长了，却发现每每“出手”，必遭遇无名障碍，大家经过一番齐心协力，以一身正气，冲破种种无名障碍，把案子办得十分漂亮时，却一个个被累得精疲力竭。好在，精疲力竭中，大家从干部群众一张张笑脸中感觉到某种快乐，也便有了继续精疲力竭的劲头。只是，比那无名障碍更闹心的是过年过节时的不平心态。多年一惯制，纪检监察机关都是一个“穷”字当家，“一家人”平时大多喝得白开水，单位里没钱，财政只拨“人头费”，买不起“办公茶”，没有“办公烟”，“奖金”之类的好词儿更是与我们不沾边，大家虽快快
乐乐精疲力竭的尽职尽责，感觉着那工作中的美丽，可望着某些有权有势部门过年过节大包小包发东西，心里也实在难受。刚到纪委那几年，我和妻子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百多块，双方都有老人需要赡养，还有一天到晚需要花钱的孩子，每每过年过节，景况就如“雪上加霜”。某些单位的“有福”之人们偏偏爱炫耀，见面就问单位过年发得啥？见我只摇头不说话，就大谈他们单位发了啥，能值多少钱，过年自己无须买东西不说，用不了的还得分了东家分西家。说过，摆手称这年过得真麻烦，“麻烦”中脸上显出得意之色。相比之下，我便无地自容，直叹自己没出息，一年混到头只混个精光光。
我注意过，单位同事们同样有如此心态。只是，这样的心态只在某一时刻表现在脸上，稍稍一挺，另一种叫做精神的东西便会将其压祝于是，年节的晚上大家也在办公室里聚会，也喝酒，同样用一种精神庆贺年节的到来。只是，喝得酒是个人从家里带来的，吃得菜是妻子们精心炒制的。裂着缝的
办公桌上，摆满了大家凑来的佳肴，一个个相互碰着杯，说着祝贺的话，其乐淘淘。于是，某单位有人说出这样的话：“纪委这帮人在穷欢乐。”是的，纪委在穷欢乐，可这穷欢乐却比某些“富”欢乐来得更有味，更深刻，更实在。
因能挥笔涂鸦些啥的缘故，常有人请帮忙写些典型论文总结之类的文字。于是，有一年，某银行领导要求调进他们单位负责文字工作，并称很行里有住房，有奖金，工资高，是个实惠的好去处。说过，那银行领导还专门找了纪委领导，要求纪委能够放人。当时，望着一家三口住了六年的十二平米住房，望着日渐窘迫的家景，自己还真就有所动心，想丢下那一次次的不平心态，一走了之，可当纪委领导找去谈话时，却不知不觉说了两个字：“不去。”领导一听笑了，说：“不去就对了，干纪委经济上是穷点，可精神上咱富裕，哪个腐败分子见了咱不浑身打哆嗦？”于是，给银行领导回了话。那领导立马露出不理解的眼神，说：“你有病？银行这么好的条件，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