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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扎特想念毛主席
这个村的村长，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盘腿坐在房间的中央，靠近一个在地上挖出的火炉，火炉中燃烧着熊熊的炭火；他仔细打量着我的小提琴。照他们看来，在阿罗跟我两个“城里娃儿”带来的行李中，只有这一件家伙似乎在散发着一种陌生的味道，一种文明的气息，也正好唤醒了村里人的疑虑。
一个农民提了一盏油灯凑近来，想辨认一下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村长直溜溜地提溜
起了小提琴，察看共鸣箱的黑洞，就像一个海关关员在小心翼翼地稽查毒品。我注意到他的左眼中有三点血污，一点大，两点小，全都是鲜红鲜红的颜色。
他把小提琴举到眼前，使劲地晃了晃，仿佛等着什么东西从共鸣箱那黑糊糊的深洞里掉出来。我觉得琴弦就要被晃断了，箍板就要裂成碎片飞溅起来。
全村人几乎都来了，呆在位于山顶偏僻处的这座吊脚楼底下。男人们，女人们，孩子们，有的挤在屋子里，有的趴在窗户上，有的在门口推推搡搡。见没有东西从我的琴里头掉出来，村长便把鼻子凑到黑洞前，使劲地嗅了一嗅。几根粗粗的毛，又长又脏，从他左边的鼻孔中支棱出来，开始微微地抖动。始终没有任何新迹象。
他那长满老茧的手指头划过了一根弦，然后又是另一根弦……
一种陌生的声响在屋内荡漾开来，人群立即全都愣住了，仿佛这声音迫使每个人全都肃然起敬。
“这是个玩具。”村长庄严地宣布说。
这一声宣判让我们无话可说，阿罗和我都默不作声。我们匆匆交换了一个眼色，心中很是不安。我在问我自己，这事情会怎么收场。
一个农民从村长手里拿过“玩具”，用拳头轻轻敲了敲背面的共鸣箱，然后把它递给了另一个男人。好一阵子中，我的琴在人群中传来递去，团团地转着圈。没有人理睬我们了，我们这两个城里来的男孩，瘦弱，单薄，神态疲惫，模样可笑。我们在山里整整走了一天，而我们的衣服、我们的脸、我们的头发全都沾上了泥巴。我们活像是电影中的两个反动派小兵，在吃了败仗之后，陷身于武装民兵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个傻乎乎的玩具。”一个声音沙哑的女人说。
“不对，”村长纠正道，“一个资产阶级的玩具，从城里来的。”
一阵冷意穿透了我的心，尽管屋子中央燃着熊熊的炉火。我听到村长又加了一句：“应该把它烧了！”这道命令立刻在人群中激起了一番明显的骚动。所有人都说起话来，吵吵嚷嚷的，你推我挤：每人都想夺过那“玩具”，亲手把它扔到火堆里。
“村长，这是一件乐器，”阿罗开口说话了，神态落落大方，“我的这个朋友可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我说这话绝不是在开玩笑。”
村长又一把抓住小提琴，重新察看起它来。然后他把它递给我，那意思是让我拉一曲。
“对不起，村长，”我不无尴尬地说，“我拉得不太好。”
突然，我看到阿罗冲我眨了一眨眼睛。我心中很纳闷，便不由得拿起了提琴开始校音。“你们将听到莫扎特的一段奏鸣曲，村长。”阿罗说，跟刚才一样镇定自若。
我不禁大吃一惊，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他疯了吗？好几年以来，莫扎特的所有作品，甚至任何一位西方音乐家的任何作品，都已经禁止在国内演奏了。在我进了水的鞋里，湿漉漉的双脚一下子变得冰冷冰冷。我又一次打起了寒战。
“奏鸣曲是啥子东西？”村长问我，语气中透着怀疑。
“我不晓得，”我开始结结巴巴地说，“一种西方的玩意儿。”
“一种歌吗？”
“就算是吧。”我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当即，一种共产党员的警惕性重又闪亮在了村长的眼光中，他的嗓音变得充满了敌意：“它叫啥子，你的那首歌？”
“它很像是一首歌，但它是一首奏鸣曲。”
“我在问你它叫啥子名字！”村长嚷道，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我。
又一次，他左眼中那三点红红的血斑令我害怕。
“《莫扎特……》”我犹豫道。“《莫扎特》还有啥子？”
“《莫扎特想念毛主席》。”阿罗又继续替我回答道。
好大的胆子！但是，它却十分有效：村长仿佛听到了什么神奇的指示，刚才还杀气腾腾的那张脸一下子就温和了下来。他的眼睛周围马上堆起了一层层的皱褶，露出了一丝幸福的微笑。
“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他说。
“是的，永远想念。”阿罗保证道。
当我紧着琴弓的马尾时，热烈的鼓掌声突然在我的身边响起，几乎让我有些害怕。我僵得麻木的手指头开始在琴弦上爬动，莫扎特的乐句返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恰如忠诚可靠的朋友。农民们的脸，刚才还是那般的坚毅，在莫扎特清澈欢快的乐曲下变得一分钟更比一分钟温柔，仿佛久旱的禾苗逢上了及时的甘霖，然后，在煤油灯那摇曳不定的光亮下，渐渐地失去了它们的轮廓。
我演奏了好长时间，这期间，阿罗点燃了一根香烟，安安静静地抽着，听我拉琴，煞是一个成年人的样子。
这就是我下乡插队接受再教育的第一天。阿罗十八岁，我十七岁。
2．我和好朋友阿罗
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是什么，这还得费两句嘴：在红色的人民中国，到了1968年底，某一天，革命航船的伟大舵手毛主席发动了一场运动，它将彻底地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大学统统关上了门，“知识青年”，就是说结束了中学学业的毕业生，被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多年之后，这一史无前例的思想启迪了亚洲的另一个革命领袖，一个柬埔寨人，而他则做得更绝更彻底，把首都金边的全部居民，不分男女老幼，统统赶到了“农村中”。)
促使毛泽东采取这一决定的真正理由，人们始终还不太清楚：他是不是想对开始摆脱他控制的红卫兵做一个了断？或许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幻想家的奇思怪想，渴望创造出一代新人来？任何人都无法回答清楚这一问题。在那个时代，阿罗和我也曾经常偷偷地讨论，就像两个阴谋家那样。我们的结论如下：毛泽东不喜欢知识分子。
在这一重大的人类实验中，我们既不是最初的也不是最后的试验品。那是在1971年的年初，我们来到了位于穷乡僻壤深山老林中的那座吊脚楼，为村长演奏了小提琴。我们远远还不是最不幸的人。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又有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跟在我们的后面。只有一件事似乎很像是命运的嘲讽：阿罗也好，我也好，我们谁都不是中学生。我们从来就没有机会在中学的教室中坐上哪怕一分钟。我们只不过是在小学中读完了三年书，然而人们还是把我们送到了农村，我们就这样被称为了“知识青年”。
如果不是想招摇撞骗一番，那么就很难把我们真正地当做两个有知识的青年，我们在学校中所获得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在十二到十四岁之间，我们一直等待“文化革命”走向平静，等着学校重新开门。但是等到我们后来回了学校复了课，我们的心中又充满了失望和苦涩：数学课取消了，物理课和化学课也遭遇了同样的厄运，“基础知识课”只是局限于工农业生产的简单知识。在课本的封面上，我们能看到一个工人的形象，戴一顶鸭舌工作帽，挥舞一把巨大的铁锤，胳膊跟史泰龙一样粗①。在工人的身边，往往是一个女农民，头上围一条红围巾。(当时在中学生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她的头上围着的是她的卫生巾。)那些教材以及红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在好多年里，一直是我们惟一的知识来源。所有其他的书全都被禁了。
我们被拒绝进入中学，但我们却被迫扮演知识青年的角色，那全是因为我们父母的关系，他们在那时候被当做阶级敌人，尽管落到他们各自头上的严重罪名也不全然相同。
我的父母是从事医学工作的。我父亲是医治肺病的医生，而我母亲是寄生虫病专家。他们俩都在成都医院工作，这城市的人口有四百万。他们的罪名全都是“资产阶级臭权威”，但这名声还是在小范围之内，尽管成都作为大城市，是拥有人口达一亿之众的四川省的省会，但它毕竟在中国的西南部，离北京那么远，而离西藏倒很近。
跟我的父亲相比，阿罗的父亲则是一个真正的名人，一个全国闻名的牙科医生。“文化大革命”前的某一天，他对他的学生们说他曾经为毛泽东主席、为毛泽东的夫人做过假牙，而且还为蒋介石看过牙，当然那是在他被共产党赶下台之前的事情。说实话，多年以来天天看着毛主席的画像，不少人早已注意到他的牙很黄，几乎有些脏，但是，谁都闭口不谈它。而这一下，一个著名的牙医当众说了那样的话，说革命事业的伟大舵手戴着一副假牙；这已经是胆大包天的恶毒冒犯，一桩严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比泄露一个国防机密还要更严重。他的受惩罚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居然胆敢把毛主席夫妇的名字跟那个最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的名字相提并论：蒋介石。
好几年时间以来，阿罗的家就住在我家隔壁，在一栋砖楼最高的四层楼上，同一条楼道中。他是他父亲的第五个儿子，是他母亲惟一的儿子。毫不夸张地说，阿罗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们的友谊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有时还是很严峻的考验。我们之间很少争吵。
我永远记得我们仅有的一次打架，或者不如说是他打了我的那一次：那是在1968年。他差不多有十五岁，而我刚满十四岁。那是在一天下午，我们父母工作的那个医院召开了一个批判大会，会议在一个露天的篮球场上进行。我们两人都知道，阿罗的父亲是这次会议的批斗对象，一个公开揭发出来的新罪行正等待着他。大约五点钟时，谁都还没有回家，于是，阿罗让我陪他去那里看看。
“咱们去认一认哪些人揭发殴打了我爸爸，”他对我说，“等咱们长大了，咱们一定找他们报仇。”篮球场上早已坐满了人，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天气很炎热。高音喇叭哇啦哇啦地响个没完。阿罗的父亲跪在主席台的正中央。一块很大的水泥板挂在他的脖子上，非常沉重，铁丝深深地勒进了他的皮肉中，几乎已经看不出了。水泥板上写着他的姓名和他的罪名：反动分子。尽管隔着三十来米距离，我觉得我还是看见了，在地上，在他父亲的脑袋底下，有一摊黑乎乎的斑点，那是他滴下的汗水洇湿了地。一个男人恶狠狠的嗓音在高音喇叭中响了起来：
“老实坦白你跟这个小护士睡过觉了！”
他父亲低着头，腰弯得越来越低了，人们简直要担心他的脖子会被水泥板压断。一个男人把一个麦克风举到他的嘴边，于是人们听到了传来一声“是的”，非常微弱，几乎颤巍巍的。
“老实坦白，事情经过是怎么样的？”审问者在高音喇叭中嚷道，“是你最先碰的她，还是她先碰的你？”
“是我。”
“后来呢？”
几秒钟的沉默。随后，整个人群像一个人似的叫嚷起来：
“后来呢？”
这一声喊，有两千来人重复，像是一记炸雷轰响，从我们的头顶上滚过。
“我走近……”罪人说。
“还有！交代实际情况！”
“但是，我刚刚碰了碰她，”阿罗的父亲承认道，“我就倒……在了云雾中。”
我们离开了，这一群狂热审问者的吼声又开始零零落落地传来。在路上，我突然感到眼泪从我的脸上流了下来，我明白了，原来我是多么的爱这位老邻居，著名的牙医啊。就在这一刻，阿罗打了我一记耳光，一句话都没有说。这打击是那么的突如其来，我差一点儿当场摔倒在地。
3．插队天凤山
在1971年这一年，一个肺病科医生的儿子，跟他的伙伴，一个曾经有机会碰了毛主席牙齿的阶级敌人的儿子，就这样来到了小山村，我们只不过是来到这座高山插队落户的百十来个男女“知识青年”中的两个。这座高山被当地人称为“天凤山”，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有一个滑稽的说法告诉了你们它那可怕的高度：可怜的麻雀或者平原上的普通鸟儿永远也飞不上它的顶；能够飞上去的只有传说中跟天有关的一种鸟，凤凰，它强壮有力，高傲而又孤独。
没有任何公路通达那里，只有一条窄窄的羊肠小道，在一堆堆巨大的岩石、尖峰之间蜿蜒而上，周围全是奇形怪状大小各异的石头，远远地望去，崇山一道接一道，峻岭一重连一重。要想看到一辆汽车的影子，听到一记喇叭声，这文明的信号，或者要想闻到一家餐馆的气味，你就得在这大山中走上两天。在一百多公里之外，在雅江的边上，坐落着小小的荥经镇；这就是离得最近的城镇。惟一一个曾来过这里的西方人，是一个法国的传教士，米歇尔神甫，他在40年代期间在这里寻找另一条通向西藏的道路。
在他的旅行日志中，这位耶稣会教士这样写道：“荥经县并不缺乏有趣的地方，尤其是它的一座山，叫做天凤山。这是一座以出产黄铜矿而闻名遐迩的山，其铜专用于铸造钱币。据说，公元一世纪时，汉朝的一位皇帝把这座山赐给了他最爱的一个嬖臣，宫中的一个大太监。当我举目遥望它那巍然屹立的座座峰巅，我看到一条羊肠小道在陡峭的崖岩之间阴暗的缝隙中盘旋而上，仿佛在云雾之中蒸腾。一些扛苦力的脚夫，如同牲畜一般负载着一大包一大包的黄铜，用皮带绑在背上，沿着这小道爬下来。但是有人告诉我，很久以前，这里黄铜的产量就在减少，主要原因便是缺乏运输工具。现在，这座山的特殊地理环境导致当地的居民大量地种植起了鸦片。还有人劝我不要走进这座山：所有的鸦片种植者全都武装起来了。收获季节过后，他们就开始袭击过往的旅客。于是我便满足于远远地眺望这一偏僻而又荒蛮的地方，只见它被巨大的树木、缠绵不休的藤蔓、茂密的植物遮天蔽日地笼罩起来，仿佛真的变成了剪径打劫的绿林强盗出没无常的宝地。”
天凤山包括二十来个村庄，零星地散布在惟一一条绵延不断的山间小道的沿线，或者隐藏在阴暗闭塞的山坳中。一般情况下，每个村子要接待五六个城里来的青年。但是我们那个村，高高地盘踞于山顶上，是所有村庄中最贫穷的，只有能力接受两个人：阿罗和我。村里的人们就把我们安顿在那座吊脚楼里，就是村长检查我小提琴的那座楼里。
这座楼属于村里，原先并不为住人而修造。在高高地搭建在木头桩子上的房子底下，有一个猪圈，养着一头肥母猪，它也是集体的财产。房子本身是用陈旧的原木造的，没有上漆，也没有天花板，它用来囤放玉米、水稻和一些损坏的农具。这也是村里人偷情幽会的一个理想地点。
多年期间，我们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点一直就没有家具，甚至连一张桌子或者椅子都没有，它只有两张临时凑合的床，搭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靠着一面墙。然而，我们的吊脚楼很快就成了小村的中心：所有人都到我们这儿来，也包括村长，始终带着他左眼中那三点红红的血斑。所有这一切全靠了另一只“凤凰”，很小很小，几乎微乎其微，不过它不是天凤，而是地凤，而它的主人就是我的朋友阿罗。
4．彻底丧失了时间
实际上，它并不是一只真的凤凰，而是一只有孔雀羽毛的高傲公鸡，一身绿莹莹的毛色，带着深蓝色的条纹。在一层脏兮兮的玻璃底下，它迅速地低下脑袋，尖尖的红木硬喙啄击着看不见的地面，与此同时，长长的秒针慢慢地绕着圆盘转动。然后，它重又抬起脑袋，硬喙张开，抖动身上的羽毛，显然十分满意，似乎啄食够了想象中的谷粒。
阿罗的闹钟很小，而这只每秒钟都在动的公鸡就藏在这小小的闹钟里头！兴许正是靠
了这小小的尺寸，它才在我们来到的那天，逃过了村长的检查。闹钟差不多只有一只手的手掌那么大，但是闹起来时声音十分悦耳，充满了温柔。我们来之前，在这村子里，还从来没有过什么闹钟，更不用说什么手表啦、挂钟啦。人们始终靠着看太阳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估摸着时辰来过日子。
我们万分惊讶地看到，小闹钟居然在农民中赢得了一种真正的权威，所有人都来看它，仿佛我们的吊脚楼就是一座庙。每天早晨，都是同样的仪式：村长一边在我们的楼下来回踱着步，一边抽着他那竿跟老猎枪那么长的竹烟竿。他的眼睛一刻都不离开我们的闹钟。到了九点整，他便吹响一声长长的震耳的哨子，让全村人都下地干活去。“到点了！你们全没有听见吗？”他冲着各处的房子大声喊着，“到点了，都去干活啦，这帮子懒鬼！你们还磨磨蹭蹭等啥子嘛？这帮龟儿子！……”
阿罗也好，我也好，我们都不太喜欢去这大山上干活，崎岖的山路又陡又峭，绵延向上，一直向上，直到消失在云雾之中，在这羊肠小道上连小车都推不过去，运输任何东西全靠人的肩背。最让我们畏惧的，是背着粪尿上山：背上负着一只木桶，这木桶呈半圆柱形，正好紧贴着脊背，专门用来装各种各样的粪尿：人粪尿和牲畜粪尿；每天，我们都得往这些“背桶”里装上掺了水的粪便，把它们负在背上，一直攀到山上的田边，而那些田往往位于高山的顶上。你每走一步，都能听到粪水在木桶中逛里逛荡，就在你的耳根后响着。恶臭的屎汤一点一点地从桶盖中漾出来，溅到你的身上，沿着你的胸膛往下淌。亲爱的读者，我就不向你们描写失足的场景了，因为，你们都能想象到，只要一脚踩空的话，一条性命就没有了。
有一天，天一大早，一想到正等着我们去背的粪桶，我们就实在不想起床。当我们听到村长的脚步渐渐传来的时候，我们依然还赖在床上。时间快到九点了，公鸡正一个劲地啄着它的吃食，突然，阿罗灵机一动，脑子里迸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伸出小手指，把闹钟的分钟往反方向拨了一整圈，时针后退了一个钟头。而我们继续睡我们的觉。多么舒服啊，这一通回笼觉，更何况，我们心里很清楚，这整整一个钟头里，村长就呆在外面，嘴里含着竹烟竿，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子呢。这番大胆而又精彩的发现，几乎把我们对村里农民的仇恨清除得干干净净，要知道，他们在早先可都是一些鸦片种植者，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新社会的“贫下中农”，而且还在对我们进行着再教育。
从那个历史性的早晨之后，我们就经常改变闹钟的时间。一切取决于我们的体力状况，还有我们的情绪好坏。有时，我们不是把指针向后拨，而是把它向前拨快一个钟头或两个钟头，为的是白天里可以早早收工。
就这样，到后来，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清楚确切的钟点了，我们终于彻底丧失了现在时的概念。
5．口述电影
天凤山上经常下雨，三天里头倒有两天在下雨。很少有雷阵雨或者大暴雨，但是经常下小雨，从早到晚，哩哩啦啦，简直可以说这雨就下得没完没了。从我们的吊脚楼看出去，四周的层峦叠嶂始终笼罩在一层浓厚的阴霾中，这番幻觉般的景象让我们心烦意乱，尤其是因为，在房间里面，也是早早晚晚一团潮气，什么什么的全都发了霉，霉斑一天接一天地缩小着对我们的包围圈。这情景，比住在地窖里还更糟糕。
到了晚上，有时候，阿罗睡不着觉。他就爬起来，点燃油灯，钻进床底下，手脚趴地，在昏暗中寻找他以前扔在那里的烟头。当他从床底下钻出来后，便盘腿坐在床上，把找到的那些潮湿的烟头全集中到一张纸(常常还是一封珍贵的家信)上，在油灯的火焰上烤干。然后，他捻动烟头，以一种钟表匠一般的耐心细致把烟丝收集起来，一丝一毫都不漏下。香烟卷好后，他就把它点燃，然后吹熄油灯。他始终坐在床上，在黑暗中抽着烟，谛听着深夜中的寂静，偶尔还能听到母猪的几声哼哼，它就圈在我们房间的楼下，正用它的长嘴拱着粪土堆。
时不时地，雨水持续得比平常更长久，断烟的时日也在延续。有一回，深更半夜里，阿罗把我叫醒了。
“再也找不到烟头了，床底下没有，角角落落里也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浑身上下难受得要死，”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拉一段琴？”
我连声答应，急忙演奏起来，尽管我的脑子当时尚未完全清醒。拉着拉着琴，我的脑子里就想起了我们的父母，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我不知道，我那个当肺病科医生的父亲，或者他那个成了著名牙医的父亲，我们那曾经辉煌一时的父亲，在这天夜里，是不是能看到煤油灯微微的火光摇曳在我们的吊脚楼里，是不是能听见我的这一曲小提琴声，还有混杂在乐曲中的母猪的哼哼……但是，没有任何人看见，没有任何人听见。甚至连村子里的农民也看不见，也听不见。住得最近的邻居离我们也有一百米之远。
屋外，雨还在下着。很偶然，那一天下了大雨，不是平常的那种细雨，而是一场大雨，暴雨，我们能听到雨点打在我们头顶屋瓦上劈里啪啦的响声。毫无疑问，夜雨更是增添了阿罗心中的忧郁：我们注定了要一辈子在这里接受再教育。通常说来，一个出身于正常家庭的青年，工人家庭或者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如果不犯什么错误，按照党的机关报上的说法，有百分之百的机会在两年中结束再教育，然后就能回城与家庭团圆了。但是，对那些属于“阶级敌人”家庭的孩子来说，回城的机遇就远远地小得多了：千分之三。从数学计算上来说，阿罗和我已经被“排除”了。等着我们的未来，将是一辈子在这里劳动，最后变得年老秃顶，死在这吊脚楼里，身上裹上一条土产的白布。确确实实，你能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消沉，那么的悲观，你受尽折磨，你无法合眼。
那一夜，我先是拉了一曲莫扎特，然后是一曲勃拉姆斯，接着是贝多芬的一段奏鸣曲，但是，即便是最后的那一曲，也无法让我朋友阿罗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
“再来一段别的吧。”他对我说。
“你想听啥子呢？”
“来一点欢快的。”
我想了想，在我可怜的保留曲目中搜索着，但是什么都没找到。
阿罗开始哼起了一首革命歌曲。
“你觉得这一首怎么样？”他问我。
“漂亮。”
我立即用小提琴为他伴奏。这是一首藏族歌曲，人们把它的歌词改了，变成了一首歌颂毛主席的赞歌。尽管如此，它的曲调保留了充满生命力的快乐，还有永远无法驯服的野性力量。改编根本就无法抹杀这一切。阿罗越唱越激动，从床上站了起来，开始转着圈地跳起舞来。舞蹈中，雨滴从屋顶上没有合缝的瓦片之间漏下来，大颗大颗地落在了屋子里。
千分之三，我突然想到了这一比例。我还有千分之三的机会，而我那位现在成了舞蹈家的忧郁的抽烟人，他的机会还要更少。兴许有一天，当我把小提琴练得很出色时，当地县里的或者地区的某个文艺宣传队，比如说荥经县的文艺宣传队，将会向我敞开大门，吸收我参加革命协奏曲的演奏。但是阿罗不会拉小提琴，也不会打篮球或者踢足球。他没有任何王牌可以参加“千分之三”的极其严酷的竞争。更糟糕的是，他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想。
他惟一的才华是讲故事，当然这是一种很讨人喜欢的才华，但是可惜啊，它没有什么出路，没有用武之地。我们毕竟已经不是在什么《一千零一夜》的时代了。在我们当代的社会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很不幸，说书都不再是一门职业。
在这世界上，惟一一个真正能欣赏阿罗的说书本领，甚至还慷慨大方地为他付报酬的人，就是我们的那位村长，美丽的口述故事的最后爱好者。
天凤山离现代文明是那么的遥远，绝大多数的村民一生中从来都没有看过哪怕一部电影，也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时不时地，阿罗和我就给村长讲一讲几部电影的故事，吊起了他想一听再听的胃口。有一天，他得到消息，说是某日里荥经镇上要放电影了，于是他决定让阿罗和我去看电影。从我们村赶去那里要走两天，回来又要走两天。我们应该在到达镇上的当天晚上看上电影。而一旦回到村里，我们必须给村长和全村的男女老少讲那部电影中的故事，要原原本本地全都讲述出来，从头到尾，一点都不能漏。
我们接受了挑战，但是，出于谨慎，我们一连看了两遍电影，在镇上中学的操场上看的，那里临时成了露天电影院。镇上的姑娘们长得真是俊俏，但是我们不敢偷看她们太多，我们的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在银幕上，全神贯注地跟随着每一句台词和对话，留意着演员们的穿戴着装，他们的每一个细小动作，每一个场景的背景，甚至还有音乐的旋律。我们回到村里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口述电影便在我们的吊脚楼前开演了。村长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他那长长的竹烟竿握在一只手中，我们的那只“地凤”闹钟抱在他的另一只手中，那是为了证实我们的进贡在时间上有没有打折扣。
我有那么一点点怯场，我分明看到，我自己只是在机械地展现每一个场景的背景，但是阿罗表现得恰如一个天才的说书人：他叙述得很少，而是轮流地表演每一个人物，时刻改变他的嗓音语调和动作姿势。他引导着故事的进展，设置下一个个悬念，提出一个个问题，让听众做出反应，还修正他们的回答。他什么都做到了，真是个干全活的人。当我们，或者还不如说当他，在规定的时间里结束了这一场表演时，我们的听众是那么的兴奋，那么的开心，他们甚至还不想离开。
“下个月，”村长面带命令式的微笑，向我们宣布，“我还要派你们去看另一场电影。你们可以记上工分，跟在大田里劳动一样的工分。”
一开始，我们似乎觉得这是一种有趣的游戏；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的生活，至少是阿罗的生活，将会因此而动荡。
6．国王般的老裁缝
天凤山最美的公主穿着一双粉红色的鞋，布做的，柔软却又结实，透过这双鞋，人们可以追随她脚指头的运动，因为她每踩一下她那缝纫机的踏板，脚指头就在布鞋里一动一动的。这布鞋很普通，也很便宜，手工做的，然而，在这个差不多人人都打赤脚走路的地方，它们可就很惹眼了，仿佛是那么的精致和珍贵。她的脚踝，还有她的脚掌，形状都很好看，在白色的尼龙袜底下显得格外漂亮。一条长长的辫子，有三四厘米粗，从她的后脑勺上垂下来，耷拉到她的背上，一直拖到她的胯部以下，发梢上扎着一条红红的头绳，色彩鲜艳，是
丝绸编成的。
她俯身在缝纫机上，光洁的台板上倒映出她白衬衫的领子，她椭圆的脸蛋，还有她亮闪闪的眼睛，这双眼睛无疑是荥经县里最美的，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地区中最美的。
一道又深又宽的山谷，把她的那个村和我们村隔开。她的父亲，山里惟一的裁缝，经常不在家里，不呆在他那个既作裁缝铺又作住宅的又古老又宽敞的老屋里。他是一个颇受欢迎的裁缝，长年供不应求。当地有一个习惯，当某家人需要做新衣裳时，这家人首先要到荥经镇(就是我们去看过电影的那个镇子)的一家商店里买好衣料，然后登门来到他的裁缝铺，跟他商量这衣裳要做什么式样，价钱多少，老裁缝哪一天得空好去他家里上门做裁缝。到了约定的日子，那家人会起一个大早，亲自跑到裁缝铺，恭恭敬敬地来请他，还要带上几个壮汉，轮流地背着他那台缝纫机。
他有两台缝纫机。一台，他始终带着走村过庄，是一台老机器，机器掉了漆，你再也看不出原先是什么牌子，也看不出制造商的名字。另一台是新的，上海货，他留在家里，留给他的女儿，“小裁缝”。他从来不带女儿跟他一起走家串户，这个决定，说是明智却又无情，使得多少打算娶小裁缝为妻的青年农民连跟她说话搭腔的希望都破灭了。
老裁缝过着一种国王般的日子。当他来到一个村庄时，他激起的那一番热闹景象简直就像是过节一样。顾主的家，在缝纫机喀啦喀啦的转动声中，顿时就变成了全村的中心，这一天也给了这家人展示财富的机会。他们要给他做最好的饭菜，有时候，假如他的到来正好赶上年底，准备过年的这家人还要杀上一口猪。他轮流着在一个又一个顾主的家里住，经常在一个村庄里一住就是一两个礼拜。
一天，阿罗和我去看望四眼，四眼是我们在城里时的一个朋友，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插队落户。天下起了雨，我们在陡峭的山间小路上迈着小步，路面滑溜溜的，笼罩着一片白蒙蒙的雾气。尽管我们已经万般地小心了，却还是好几次在泥泞的地上摔得四脚朝天。转过一个拐角后，突然，我们看到迎面走来了一队人，前后排成一字儿长阵，他们还抬着一把滑竿椅，上面稳坐着一个五十来岁样子的男人，他就是老裁缝。在这顶老爷轿后面，走着一个汉子，背着一台缝纫机，用带子紧紧地绑在背上。见我们迎面走去，裁缝朝抬轿的汉子俯下身子，似乎在打听我们是什么人。
在我看来，他个子很小，瘦弱，脸上满是皱纹，但是很有精气神。他的轿椅，是一种简单化了的轿子，被绑在两条长长的竹竿上，平平稳稳地抬在两个脚夫的肩上，一人在轿前，一人在轿后。老远的，就可以听到轿椅和竹竿吱扭吱扭地响个不停，合着脚夫们缓慢而又踏实的脚步的节奏。就在轿椅快要跟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突然，裁缝朝我探过身子，近得我都能感到他吐出的气息：
“Wayolin！”①他使出吃奶的力气用英语喊道。
①此处当是英语Violin(小提琴)的拟音。看到他那雷鸣一般的嗓音，我着实吃了一惊，他不禁哈哈地大笑起来。瞧那架势，简直可以说，他真正是一个任性的老爷。
“你们晓得吗，在这片大山中，我们的裁缝师傅是出门走得最远的人？”一个脚夫问我们道。“年轻的时候，我甚至到过雅安，离荥经还有二百多里的路，”大旅行家向我们宣告道，却不等我们回答，“在我师傅的家里，墙上也挂着一把你这样的乐器，给他的顾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后，他闭嘴不说了，他的人马走远了。
来到一个转弯处，就在他即将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之前，他朝我们转过头来，又喊了一声：“Wayolin！”
他的脚夫，以及十来个随同的农民，全都慢慢地抬起头，发出一声长长的叫喊，他们嚷得是那么的走调，听起来似乎更像是一声痛苦的叹息，而不是一句英语：
“Wayolin！”
简直是一帮调皮捣蛋的孩子，他们全都像疯子一样地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他们躬身低头，继续赶他们的路。很快地，这一队人马就消失在了迷雾之中。
7．认识小裁缝
几个礼拜后，我们走进了他家的院子。一条大黑狗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不过它没有叫。我们走进了裁缝铺。老裁缝出门做生意去了，于是我们认识了他的女儿，小裁缝。我们请她帮着把阿罗的裤腿放长五厘米，因为他，尽管吃的粗茶淡饭，又失眠缺觉，而且时时还要为未来担忧，却挡不住自己的个儿嗖嗖地见长。
在向小裁缝做了自我介绍后，阿罗告诉她，那一天，在浓雾中，细雨下，我们遇见
了她的父亲，他还没忘了模仿并可怕地夸大了老人的糟糕口音。她听了并不生气，反而很开心地哈哈大笑。要知道，阿罗的模仿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我注意到，当她开口笑的时候，她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原始的自然，就像我们村里的那些野姑娘。她的目光中闪耀着光芒，像是未打磨的钻石和没有抛光的金属，而且，这一效果还因她长长的睫毛和微微上翘的眼角得到了加强。
“不要生他的气，”她对我们说，“他是一个老小孩。”
突然，她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阴影，接着便低下了眼睛。她用手指头轻轻地刮着缝纫机的台面。
“都是因为我娘死得太早。没有人管，凡事，他总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她被晒得黑黑的脸孔轮廓清秀，几乎有些高雅的味道。在她的脸部线条中，有着一种美，一下子就能感觉到，令人敬畏，使得我们无法抵抗心中的欲望，只想留在那里，看着她踩着那台上海产的缝纫机。
这间房既当做店铺，同时又是缝纫间和吃饭间；木头地板很脏，到处都可以看到黄兮兮的或黑黢黢的痰迹，那是顾客们留下的，能够想象出它已经有好几天没擦了。做好了的衣裳挂在衣架上，悬在一根穿堂而过的长长的绳子上。角落里还堆着一匹匹布料，还有叠得整整齐齐的衣裳，上面爬满了蚂蚁。整个房间透着一片混乱，缺乏一种美学关注，一切处于一种彻底的矛盾状态中。
我看到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本书，很为这一发现感到惊讶，在一个没有人识字的山区，居然还能找到书；我已经有好长好长的日子没有碰过一页书了。我立即凑上前去，但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那是一本衣料色彩图谱，由一家印染厂印刷的。
“你读书吗？”
“不太多，”她回答我，丝毫没有一点儿难为情，“不过，不要把我当做一个傻瓜，我很喜欢跟会读书写字的人，跟城里的知识青年聊天。你们没有注意到吗？你们进来的时候，我家的狗连叫都没有叫一声，它都晓得我的兴趣。”
她似乎并不想让我们马上就走。她从那把凳子上站起身来，点燃了放在房间中央的一个金属炉子，在火上放了一只锅，往里面添了一些水。阿罗一直眼珠子不错地盯着她来来去去，问她：
“你要给我们啥子喝，是茶水还是开水？”
“当然是开水。”
这意味着她很喜欢我们。在这个山区，假如有人请你喝开水，那就是说，他要在滚水中打一个鸡蛋，还要加上白糖，做成一碗糖冲蛋。
“你晓得嘛，小裁缝，”阿罗对她说，“你和我，我们有一个共同点？”
“我们俩？”“是啊，要不要我们打个赌？”“赌啥子嘛？”
“随你赌啥子。我敢肯定，我可以向你保证，咱们有一个共同点。”
她思考了一会儿。
“要是我输了，我就白给你放裤腿，不收钱。”
“要得，”阿罗对她说，“现在，脱下你左脚的鞋子和袜子。”
一阵子犹豫之后，她按捺不住痒痒的好奇心，照样做了。她的脚，比她本人还要腼腆，却很有肉感，先是向我们显示了它美丽的线条，然后是一个漂亮的脚踝，还有亮闪闪的趾甲。这是一只小小的、青铜色的脚，半透明的皮肤底下，青青的血管隐约可见。当阿罗也伸出他的脚时，一只黑黑的、脏脏的、瘦骨嶙峋的脚放在了小裁缝的脚旁边，我确实发现了它们的一个相似点：它们的第二个脚指头比别的脚指头更长。
*回村的路很长，我们在下午三点左右就上路了，这样才能赶在天黑之前回到村里。
在小路上，我问阿罗：
“那个小裁缝，你喜欢她吗？”
他继续走他的路，低着脑袋，没有马上回答我。
“你是不是爱上她了？”我又问他。
“她不是有知识的人，至少对我来说，她还不够有知识！”
8。煤窑炼狱
一道微光，在一条坑道尽头艰难地移动，坑道又长又窄，一片漆黑。这点微弱的光芒时不时地摇曳着，掉落下来，又恢复了平衡，并继续前进。有时候，坑道突然往下一拐，微光在好长一段时间中消失了；此时，只能听见一个沉重的箩筐在石头地上拖过的刺啦刺啦声，还有喘气声，那是一个男人一步一使劲时发出来的；喘气声回响在漆黑一团之中，伴随着一种回声，能传出好一段神奇的距离。
突然，微光重又亮起，活像是一头牲畜的眼睛，它的身躯被吞噬在黑暗中，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前行着，像是在噩梦中一般。
那是阿罗，脑门上由一条带子绑定了一盏小油灯，浑身赤条条的，在一个小煤窑里干活。当巷道过于低矮时，他就四肢伏地地爬行，他肩头束着一条皮带，紧紧勒进肉里，凭借着这样的一套鞍辔，他拖着一只形状像船一样的大筐，里面装满了大块的无烟煤。
当他来到我跟前时，我便接替他。我也一样，赤条条的，浑身沾上了一层煤末，深入皮肤的每一道皱褶。我不像阿罗那样拖着那装满了煤的筐子走，而是在它后面推。快到坑道出口处时，必须攀上一段很陡的长长的斜坡，但是顶壁也比较高；阿罗常常帮我向上爬，爬出隧道，有时候还帮我把箩筐中的煤倒在外面的一大堆煤堆上：一阵浓浓的尘雾顿时飞扬起来，迷雾中我们便躺倒在地，累得筋疲力尽。
以往，天凤山，就如我已经说到过的那样，以它的铜矿闻名遐迩。(它们甚至有幸被写进了史书中，不过那是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专幸男宠的皇帝的慷慨礼物而载入史册的。)但是那些铜矿，长年以来废弃已久，早就成了一堆废墟。而那些小煤窑，规模小巧，都为人工开采，便成了所有村庄的共同遗产，而且始终开采不断，为山民们提供着燃料。就这样，像其他的知识青年那样，阿罗和我也无法躲过这一次持续两个月的再教育必修课。即便我们在“口述电影”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也不能使我们免除这一堂必修课。
说实话，我们之所以同意接受这一番地狱般的考验，是出于一种希望，希望能“继续留在队伍中”，尽管我们返城的机会遥遥无期，渺茫得很，只有“千分之三”的可能性。我们根本不曾料想到，这个煤窑将在我们的身上留下永远也抹不掉的黑色痕迹，身体上说是如此，精神上说更是如此。甚至时至今日，只要一提到“小煤窑”这可怕的三个字，我便会不寒而栗。
除了入口处，一段二十来米长的坑道，低矮的顶壁有一些支柱和横梁撑着，它们都是一些粗粗的树干，简单地凿削几下子之后，便匆匆地支撑在那里，而坑道中的其他地方，也就是说，七百多米的煤层采掘道中，没有采取任何的安全保护措施。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石块掉下来，砸在我们的头上。三个负责在掌子面挖煤的老农工，不断地给我们讲述我们到来之前发生过的恶性事故。从坑道深处拖出来的每一筐煤，对我们来说，都成为了某种俄罗斯转轮决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