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和阿罗都跟往常那样，推着满满的一筐煤，在长长的斜坡上向上爬，这时候，我听到阿罗在我身边说：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自打我来到这里，我的脑子里一直转着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死在这口矿井中。”他的话让我无言作答。我们继续在坑道中向上爬，但是我突然感到浑身被冷汗湿透。从这一刻起，我也被他的恐惧传染了，我怕我自己也会死在这里。
下煤窑的那段日子里，我们和其他农工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那是一个简易的木棚，背靠山腰而搭，头顶上便是突出来的悬岩陡崖。每天早上，当我醒来时，我能听到水滴从岩石上滴下，落在用树皮铺盖着的棚顶上，于是，我便怀着一种轻松的心境对我自己说，我还没有死。但是，当我离开棚屋，我从来就不敢保证我晚上还能不能回来。任何细微的变更，比如说，农民们说得不得体的一句话，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玩笑，或者一次天气变化，在我的眼中都具有了某种神谕的力量，成了宣告我即将死亡的预象。
有时候，干着干着活，我的眼前便会出现幻象。突然之间，我觉得我行走在一片软乎乎的土地上，我喘不上气来，我刚刚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死神来临，我便仿佛看到我童年的景象走马灯似的在我脑海里飞快地闪过，就像人们说到人快死时总是提到的那样。我每走一步，橡皮一般软的地面就开始在我脚下延伸开来，而在我的头顶上方，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仿佛顶壁塌了下来一般。我像个疯子一样，四肢着地拼命向上爬，这时候，我母亲的脸出现在了我眼前黑乎乎的背景中，一会儿后又换作了我父亲的脸。这一切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幻象一下子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依旧还在煤矿的一条坑道中，像蛆虫那样浑身赤裸裸的，推着那筐煤走向井口。我紧盯着地面：在我那盏油灯摇摇晃晃的光亮下，我看到一只可怜的蚂蚁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正慢慢地向上攀爬。
有一天，大概是第三个礼拜吧，我听到有人在坑道中哭，但是我看不到任何的光亮。那不是一种激动的哭，也不是受了伤后痛苦的呻吟，而是一种无节制的嚎啕大哭，在漆黑一团中畅流着热泪。哭声碰到坑壁反弹回来，变成了一种长长的回声，在坑道深处向上升腾，消散开，凝结起，最终化为深深的一团漆黑中的一部分。那是阿罗在哭，毫无疑问。
9．阿罗得了疟疾
第六个礼拜快结束时，他病倒了。是疟疾。一天中午，我们坐在一棵树下吃中饭，面对着矿井口，这时，他对我说他很冷。几分钟之后，他的手便颤抖起来，一直抖个不停，连筷子也拿不住，根本就不用说端稳饭碗了。他站起身来，打算回宿舍去床上躺一会儿，但他的步子摇晃得厉害。他的眼睛里仿佛蒙了一层迷雾，在大开着的棚屋门前，他大叫着让人闪开，由他进去，实际上，门口根本就没有人。见此情景，在大树下吃饭的农工不禁哄堂大笑起来。
“你在对哪一个说话呢？”他们问他，“根本就没得人嘛。”
那一夜，尽管他身上盖了好几床被子，棚屋里还生着熊熊的大火炉，他还是一个劲地喊冷。
农民们顿时低声地唧唧喳喳起来，展开了一番长长的争论。有人说，应该把阿罗带到河边去，趁他不注意，把他推到冰冷的河水里好好地浸一通。据说冷不丁地一浸凉水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一建议被否决了，我们担心他深更半夜会淹死在水里。
一个农民走出了棚屋，不久后又回来，手里握着两根树枝，“一根桃树枝，另一根杨树枝，”他解释说，“别的树枝都不管用。”他叫阿罗爬起来，扒去他的外衣和内衣，用那两根树枝抽打着他赤裸的脊背。“再狠一点！”边上的农民叫嚷道，“要是你抽得太轻了，你就永远也赶不走瘟神。”
两根树枝轮流飞舞起来，在空中发出啪啪的响声。鞭笞变得凶狠了，阿罗的背上马上留下了深红的血痕。阿罗已经清醒了，忍受着鞭打，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仿佛是在梦中经历了这一情景，而且挨打的似乎还是别的什么人。我不知道他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但是我很害怕，几个礼拜前他在坑道中对我说的那句话，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在一阵阵清脆的鞭笞声中回响起来：“我脑子里一直转着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死在这口矿井中。”
第一个鞭挞者打累了，让别人来接替。但是没有一个人表示愿意替补他。瞌睡神终于占了上风，大伙儿都有些困，便纷纷回到各自的床上准备睡觉。这时候，桃树枝和杨树枝落在了我的手中。阿罗抬起了脑袋。他脸色苍白，脑门上满是细细的汗珠。他迷茫的目光遇上了我的目光。
“来吧。”他对我说，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你不想好好休息一下吗？”我问他，“瞧瞧，你的手抖得多么厉害。你感觉不到吗？”“不，”他说着伸出一只手，拿到眼前想看个究竟，“真的，我在发抖，我冷得厉害，就像快要死的老人。”
我在衣服兜里摸出一截香烟，点燃了递给他。但香烟立即从他的手指头间落下，掉在了地上。
“臭婊子！它怎么这么重啊。”他嘟囔道。
“你真的想让我来抽你？”“对，好赖，它还能让我暖和一点。”
在鞭打他之前，我想先把香烟捡起来，让他痛痛快快地抽一口。我弯下腰，捡起还没熄灭的烟头。突然，某个白花花的东西映入了我的眼帘：那是一个信封，落在床脚下。
我把它拾起来。那信封，上面写着阿罗的名字，还没有启封。我连忙问农民们这信是怎么来的。一个人从他床上给我传过话说，那是一个来买煤的汉子带来的，放在这里已经好几个钟头了。
我拆开了信。只有一张信纸，字是用铅笔写的，笔迹时而紧凑密匝，时而宽松稀朗；笔画常常是歪歪扭扭的，但是，从这一笨拙中透着一种女性的轻柔，一种孩童的率真。慢慢地，我给阿罗读着这封信：
讲电影的阿罗：
不要笑话我的字。我不像你那样，我从来没有上过学。你晓得，离我们山里最近的一个学校，就是荥经镇里的那个小学了，去那里要走两天的路。是我父亲教我认字读书的。你可以把我当成是一个“小学毕业生”。
这几天，我听说你和你的朋友讲电影讲得很好。我去跟我们村的村长说了这件事，他同意派两个农民去小煤窑，替你们干两天活。请你们，你们两个人都到我们村来，给我们讲一个电影。
我本来想自己跑一趟煤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但是别人对我说，那里男人们都光着身子，那不是一个姑娘该去的地方。
当我想起煤窑时，我就敬佩你的勇气。我只希望一件事情，就是它不要塌下来。我给你们争取了两天的休息，这样，你们就少了两天的危险。
再见。请转达对你的朋友小提琴家的问候。小裁缝1972.7.8我刚写完这封短信，就想起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我要告诉你：你来我家以后，我已经看到过好多人的第二个脚指头比大脚指头还要长，跟我们俩都一样。我很失望，但这就是命。
我们决定选《卖花姑娘》的电影故事。我们在荥经镇中学篮球场上看过的三部电影中，最有名的是一部朝鲜的歌剧片，其中的主人公叫“卖花姑娘”花妮。我们已经给我们村的农民讲了一次，讲到最后那场戏时，我满怀激情地模仿电影中的画外音，带着微微颤抖的嗓音，念到那句最关键的台词：“常言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然而，我花妮的心难道还不够真诚吗？”我朗读的效果几乎跟在放电影时一样精彩。所有的听众全都流下了眼泪；甚至连村长，心肠那么硬的一个人，也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从他那有三点红血斑的左眼中流淌下来。
尽管阿罗的疟疾发作得很厉害，他却认为自己已经在康复，于是，他硬撑着跟我一起上路了，赶往小裁缝的那个村，他的心中充满着一个真正征服者的热情。但是，在路上，他的寒热又发作了一次。
阳光明媚，热辣辣地晒在他的身上，他却对我说，寒冷又一次把他攫住。我赶紧捡来枯树枝，生了一堆火，他坐在火堆前烤着，但是，寒冷非但没有被驱散，反而变得无法忍受。
“咱们继续走吧。”他站起来对我说。(他的牙在格格地打颤。)
整整一路上，我们都能听到一条溪流的汩汩流淌声，听到猴子还有其他野兽的叫声。渐渐地，阿罗的冷热病又可怕地发作起来。我看到他步履蹒跚地朝我们脚下一侧路边那深深的悬崖晃过去，我还看到土块在我们经过时滚下高崖，好半天才能听到它们坠落的声响，这时候，我赶紧拉住他，让他坐到一块岩石上，等着他的高烧过去。
当我们来到小裁缝的家时，我们幸运地得知，她的父亲又出门了。像上一次那样，大黑狗跑过来围着我们亲热地闻前闻后，一声都不叫。
10．小裁缝的偏方
阿罗走进她家时，脸上烧得比一只红果子还要红；他有些迷糊。疟疾的发作把他折腾得不像个样子，可把小裁缝给吓坏了。当即，她就取消了那一场“口述电影”，把阿罗扶进她的房间，到她那张挂着白蚊帐的床上躺下。她把自己长长的辫子盘到头顶上，挽成一个高高的发髻。然后，她脱掉自己粉红色的布鞋，赤了一双脚，就往外面跑去。
“跟我来，”她冲我喊道，“我晓得有一样东西很管用的。”那是一种平平常常
的植物，生长在离他们那个村不远的小溪边。它好像是一种小灌木，只有三十来厘米高，开鲜艳的粉红色的花，花瓣叫人想起桃花，只是还要更大一点，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上，溪流不太深，明澈碧透。这种植物的入药部分，是它的叶子，小裁缝采撷了很多，叶子多棱角，很尖，像是鸭掌的形状。
“这种植物叫啥子？”我问她。
“碎碗片。”
她把它们放在一个白色的石臼中研磨。当叶子变成了一团绿莹莹的糊糊时，她把它们抹在阿罗的左手手腕上，尽管他当时还有些迷迷糊糊，脑子里却恢复了一些逻辑思维。他由她在手腕上敷料，让她用一条长长的白麻布把他的手腕包了起来。到了晚上，阿罗的呼吸逐渐轻松下来，他呼呼地睡着了。
“你相信那些东西吗？……”小裁缝犹犹豫豫地问我。
“啥样的东西？”
“那些并不太科学的东西。”
“有时候信，有时候又不信。”
“也许你担心我会揭发你。”
“根本不会。”“怎么说呢？”
“依我看来，咱们既不能完全地相信，也不能彻底地否定。”
对我的立场，她似乎很满意。她朝阿罗躺着的床上瞟了一眼，问我：
“阿罗的爹是做啥子的？他信佛吗？”
“我不晓得他信不信佛。但他是一个有名的牙医。”
“一个牙医？牙医是做啥子的呢？”
“你不晓得一个牙医是做啥子的吗？他是给人治牙的。”
“没有开玩笑吧？你是说，他能除掉藏在牙齿中的蛀虫，不让牙再疼吗？”
“正是这样，”我回答道，一点儿都没有笑，“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不过，你一定得向我保证，对哪一个都不能说。”
“我向你保证……”
“他的父亲，”我低下嗓音对她说，“给毛主席的牙齿除过虫。”
一阵肃然起敬之后，她又问我：
“假如今天晚上我请几个巫婆来给他的儿子守夜，不晓得他会不会生气？”
来了四个老太婆，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村庄，她们身穿黑色和蓝色的长裙子，发髻上插着花，手腕上戴着玉镯，半夜时分聚集到了阿罗的床边，而阿罗的睡眠始终不太安稳。她们各自坐定在床的一角，透过蚊帐望着他。你很难说出她们中哪一个脸上皱纹最多，哪一个长得最丑，哪一个最让恶鬼们害怕。
其中一个老太婆，无疑是最矮小的那个，手里持定一把弓，搭上一支箭。
“天灵灵，地灵灵，我来向你做保证，”她对我说，“你的同伴受了苦，都怪那个小恶鬼，煤窑中的小恶鬼，今夜不敢到这里。我的弓从西藏来，我的箭头用银做。我搭上弓，放出箭，我的箭，像飞笛，腾空飞起在空中。飞在空中呼呼响，穿透妖魔的胸膛，无论它们有多强，定叫它们全死光。”
但是她们毕竟年事已高，时辰也已经很晚，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当。渐渐地，她们开始打起哈欠来。尽管我们那个女主人给她们沏了浓浓的酽茶，她们还是困得打起了瞌睡。手拿弓箭的老太婆也睡着了。她把那武器放在床头，随之，她那松弛无力的眼皮马上就沉沉地阖上了。“快把她们弄醒，”小裁缝对我说，“给她们讲一个电影。”
“啥样的电影？”
“这没关系，啥子都行，你只要别让她们睡着了就行……”
于是，我开始了我生平中最奇特的一个场景。在我朋友睡得昏昏沉沉的床前，我讲起了一个朝鲜电影，为了一个漂亮的姑娘，还有四个老巫婆，那是在崇山峻岭之中的一个小小村庄里，在一盏火苗摇曳的煤油灯底下。我马马虎虎地对付着讲起来。几分钟之后，这个可怜的“卖花姑娘”的故事吸引了我那几个听众的注意力。她们认真地听着，甚至还提了几个问题；故事越是深入展开，她们听得越是带劲，连眼睛都不肯眨一眨。
然而，这跟阿罗施展出的魔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不是一个天生的说书人。我不是他。讲了半个钟点之后，我讲到了“卖花姑娘”吃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点钱为母亲治病，然而当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医院时，她的母亲已经死去，临终前还绝望地呼喊着女儿的名字。一部十足的宣传片。通常来说，这里是故事的第一个高峰。无论是在放映电影时，还是在我们村里讲电影时，每到这一关键时刻，人们都会流下热泪。但是，眼前的这几个女巫兴许是用另一种不同的材料制造的。她们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带着某种激动的表情，我甚至能感觉到一阵微微的颤栗掠过了她们的脊椎，但是，她们的眼泪并没有如期而至。
我对我的努力颇为失望，于是我添加了一些动作细节：花妮的手在颤抖，钞票从她的手指缝里滑落……但是，我的听众们还在抵抗。突然，从白颜色的蚊帐里面，升起了一个嗓音，简直就像是从一口深深的井里面升起来的。
“常言说，”阿罗嗓子颤巍巍地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是，请你们告诉我，这位花妮姑娘的心难道还不够真诚吗？”
令我惊讶的是，阿罗过早地把电影结尾时的台词提前念了出来，而同样让我惊讶的是，阿罗竟然突然醒来了。但是，奇迹居然发生了，当我回头望着四周，我看到四个老巫婆全都哭了！她们的眼泪夺眶而出，滚滚而下，冲垮了她们的防御之堤，变成了滔滔的洪流，从她们那满是皱褶和沟壑的脸上滚落。
阿罗具有何等的说书天才！他可以通过简单地改变一句画外音的位置，轻而易举地操纵听众，即便他依然被疟疾的一次剧烈发作击垮在床上。
随着故事的逐渐进展，我觉得小裁缝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变化，我发现，她的头发不再编成大辫子，而是像瀑布那样成串成串地披散下来，像浓密的马鬃一样在她的肩膀上闪耀着波浪。我猜到了阿罗正在做什么，他烧得发烫的手伸出蚊帐外苦苦地摸索着。突然，一阵风儿刮来，吹得油灯的火苗摇晃不停，就在火苗将灭未灭的那一瞬间，我相信我看见了小裁缝掀起了蚊帐的一角，在黑暗中朝阿罗俯下身来，匆匆地给了他一个吻。
一个巫婆重新点亮了油灯，我继续往下讲述着卖花的朝鲜姑娘的故事。女人们的眼泪依然哗哗地流个不停，其间，不时地还伴随有擤清水鼻涕的响亮声音。
11．四眼的神秘箱子
四眼有一只神秘的箱子，他把它藏得很严。
四眼是我们的朋友。(你们一定记得，我已经提到过他，正是在去四眼插队落户的那个村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小裁缝的父亲。)他插队落户的那个村子，也在天凤山上，只是比我们的村子要低得多，在半山腰上。到了晚上，阿罗和我常常去他那里做饭，每当我们有了一块肉，或者有了一瓶酒，或者在老乡家的自留地里偷得了一把新鲜蔬菜，我们便去他那里打
牙祭。我们三个人总是有福共享，几乎可说是结成了把兄弟。可是那个神秘的箱子的事，他竟然偷偷地瞒着我们，这更使我们觉得事有蹊跷。
他家也住在我们父母工作的那个城市；他父亲是个作家，母亲是个诗人。两个人目前全都靠边站了，留下了“千分之三”的机会给他们宠爱的儿子，比起阿罗和我来，既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但是，面对那种因出身而导致的令人绝望的前景，十八岁的四眼几乎始终处在担惊受怕的心态中。
在他的眼中，一切都染上了危险的色彩。我们似乎觉得我们是三个破坏分子，聚集在他房间里的一盏煤油灯下，正在秘密策划着什么阴谋诡计。就拿吃饭为例吧：正当我们自己动手做得了一个香喷喷的菜，平日里时常饥肠辘辘的三个饿鬼闻着那肉香正吃得开心，假如此时有人敲他的门，一定会让他害怕得要死。他会立即站起身，把那碗肉藏到角落里，仿佛那是偷来的东西，再在桌子上换上一碗可怜巴巴的咸菜，发了霉的，臭烘烘的；吃肉在他看来似乎成了一桩罪过，是他的家庭所属的资产阶级特有的罪过。
给四个老巫婆讲过电影的第二天，阿罗感到体力有所恢复，就想回村，小裁缝也没有太坚持让我们留在她那里。我想她熬了一夜，可能是累坏了。
早饭之后，阿罗和我走上了孤独的归途。一接触到清晨潮湿的空气，我们发烫的脸立即感到一阵惬意的清凉。阿罗边走边抽烟。山道蜿蜒而下，俄而转又上升。我搀扶着病中的阿罗，因为坡实在陡得很，阿罗身子又虚，实在走不太动。地面软绵绵的，湿漉漉的；在我们的头顶，树木枝叶交叉，经过四眼那个村前时，我们看到他在一块水稻田里干活；他赶着一头牛，扶着一张犁，正在耕地。
稻田里灌了水，看不见耕后的犁沟，因为平静的水面覆盖了翻耕起来的烂泥，肥沃的耕作层足足有五十厘米来厚。我们的这位耕者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两腿齐膝地陷在烂泥中，跟在水牛后面艰难地前行。那头黑黑的水牛拖着沉重的铁犁，同样艰难地-水前行。初升的朝阳照在他的眼镜上，发出闪闪的光芒。
那水牛的个头不大也不小，尾巴却长得出奇，每走一步，尾巴就甩一下，仿佛故意要把烂泥和脏水往它那个心地善良却又缺乏经验的主人脸上溅。尽管他努力地躲避着一次次的袭击，但只要有一秒钟的疏忽，那鞭子一般的牛尾巴就会抽他一个满脸开花，果不其然，他劈脸挨了一记牛尾巴，眼镜飞上了天。四眼不禁大骂了一声，缰绳从他的右手上松开，犁把从他左手中脱落。他用两手捂住眼睛，大吼一声后，便破口大骂起来，仿佛突然之间眼睛瞎了。他怒不可遏，甚至连我们的呼叫声都没有听见，我们正为见到了他在田边欢呼雀跃呢。他的眼睛非常近视，即便把眼睛睁得大得不能再大，他也无法认出站在二十米开外的我们俩，无法把我们跟正在附近稻田里干活的农民区分开来。那些农民见他这副模样，正在开心地笑话他呢。他俯身在水面上，把手伸到泥水里，在四周的烂泥中胡乱地瞎摸一气。他的眼睛，失去了任何的人类表情，鼓突着，像金鱼一样，让我不禁有些害怕。
四眼很可能刺激了他那头水牛的残暴本能。拖着犁的水牛不但没有朝前走，反而后退起来。它似乎想把被它打飞的眼镜踩在脚下，或者想用铁犁的尖头把它砸碎。
我让我的病人坐在小路边上，自己赶紧脱下鞋子，卷起裤腿，跳进水稻田。尽管四眼不愿让我插手他那已经很复杂的寻找，最后还是我，在烂泥汤中摸索了好一阵后，一脚踩到了他的那副眼镜，很走运，眼镜还没有碎。当周围的世界在他的眼镜中重新变得清清楚楚时，四眼万分惊讶地看到，可恶的疟疾已经把阿罗折腾得成了什么样子。
“你都没有了人样，我的老天！”他冲阿罗说。
由于四眼没法撂下手中的活，他提议我们去他那里休息一下，等着他收工回去。
他的屋子位于村子中央。他的私人用品是那么的少，同时他又那么在意地表现出自己对革命农民的彻底信任，所以他的大门从来都不锁。这房子原来用作谷仓，跟我们住的房子一样，也是个吊脚楼，但是那上面还有一个用毛竹片铺成的晒台，上面常常晾晒粮食、蔬菜或者辣椒。阿罗和我，我们便坐在晒台上晒太阳。不一会儿，太阳就钻进了山背后，天也开始变凉。阿罗身上的汗水一旦收干后，他的背，还有他那瘦瘦的胳膊和腿脚，就变得冰凉冰凉。我找到四眼的一件旧毛衣，就拿来披在阿罗的肩上。毛衣袖子围住了他的脖子，就像是戴了一条围巾。
太阳又从山后面露面了，但是阿罗仍然一个劲地喊冷。我又转回房间，来到床前，拿起一床被子，这时候，我又生出一个想法，想看一看屋子里是不是还有别的毛衣。在床底下，我发现了一只很大的木头箱子，看那样子，像是不太重要的什么货物的包装箱，它有旅行箱那么大小，但是更厚些。几对箩筐，几双满是污泥的破鞋，堆在那箱子上。
当我在飞扬着尘埃的光线中打开箱子时，我看到里面都是一些衣服。
我在衣服堆里扒拉着，想找一件稍微小一点的毛衣，可以套在阿罗那瘦小的身躯上，这时，我的手指头突然碰到了某种软乎乎的东西，又滑溜又柔和，它立即使我联想到女人穿的麂皮皮鞋。
不是；那是一只小皮箱，在几缕太阳光底下闪闪发亮，一只小巧玲珑的皮箱，皮子很旧，却很精致，一只散发着遥远的文明气息的皮箱。
它锁着，三处上了锁。它的重量跟它的体积比起来稍稍有些重得出奇，但是，我却怎么也猜想不出里面会是什么东西。
12．怀念文学
等到夜幕降临，四眼终于从那一番跟水牛的搏斗中解脱了出来，我赶紧问他，那个箱子里装着什么宝贝，值得他藏得那么严实。让我吃惊的是，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们一起做饭的时候，他始终一反常态地一声不吭，尤其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他的皮箱。
吃饭时，我又提起了皮箱的事情，但是，他始终没有多说一个字。
“我猜那里头一定是书，”阿罗的话打破了沉静，“你小心地掩藏它，你特地用锁把它锁得紧紧的，这本身就暴露了你的秘密：它里面一定装着禁书。”
一道恐慌的微光从四眼的目光中闪过，但它立即消失在了他厚厚的眼镜片底下，同时他的脸顿时变成了一副笑盈盈的面具。
“你在说梦话吧，我的老弟。”他说。
他朝阿罗伸出一只手，放在他的太阳穴上。
“我的天哪！瞧你发烧发得多厉害啊！原来是因为这个，你才是满口胡话，你才在痴人说梦。听我说，咱们可都是好朋友，咱们可相处得很不错，不过，你要是胆敢再胡说八道什么禁书不禁书的，就他妈的……”
从这一天之后，四眼从他邻居家买了一把铜锁。每次出门都要小心翼翼地锁门，用一根长长的铁链穿过门环，再拿锁锁上。
两个礼拜后，小裁缝的“碎碗片”战胜了阿罗的疟疾。当他摘除了手腕上的包扎时，他发现里面有一个小水疱，大小恰似一枚鸟蛋，透明的，闪闪发亮。它渐渐地干瘪，当它最后只是在皮肤上留下一个黑色的疮疤时，他时寒时热的发作已经彻底停止了。我们在四眼的屋子里做了一顿饭，庆贺阿罗的病愈。那天夜里，我们就睡在他的屋里，三个人一起紧紧地挤在他的床上，而就在那张床底下，始终还放着那个木头箱子，这一点我已经证实了，但是那个小皮箱已经不在了。四眼日益增强的警惕性，还有他不顾友谊对我们的怀疑提防，都证实了阿罗的设想：皮箱里毫无疑问装的是禁书。阿罗和我，我们经常谈起此事，却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书。(在那个时代，一切书，除了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写的书，以及一些纯粹意义上的科技书，都在禁书之列。)我们开列了一个老长老长的书单，尽可能地列举了一些书名：首先是中国的古典小说，从《三国演义》，一直到《红楼梦》，当然包括《金瓶梅》，这本向来被认为是淫书的作品。还有古代的诗歌，唐诗啦，宋词啦，以及明朝和清朝的诗词。或者，还有传统国画方面的作品，朱耷、石涛、董其昌等……我们甚至还想到了《圣经》，还有《五老言录》，那是几个世纪来一直被禁的书，在这本书中，汉朝的五位大预言家在一座圣山的顶上留下话语，揭示了未来两千年之后将要发生的事。
半夜之后，我们在吊脚楼中吹灭了油灯，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在黑夜中默默地抽着烟。这时候，一些书名就会从我们的口中涌出，在这些陌生世界的人名之中，即便只是在名词的读音中，在文字的顺序中，就蕴涵着某种神秘而又精妙的东西，这就像西藏的一种香料那样，只要一提到它的名称，“藏香”，你仿佛就能闻到它那清淡而又细腻的香味，就能看到芬芳的一炷炷香散发出缭绕的烟雾，通体覆盖了一层真正的汗珠，在油灯的反光中，显得就像是液态的金滴珠。
“你有没有听说过西方文学？”有一天阿罗问我。
“不太多。你晓得，我爸爸妈妈只对他们的专业感兴趣。在医学范围之外，他们不太了解别的东西。”
“我的爸爸妈妈差不多也是这样。但是我的姑姑有不少翻译过来的外国书，都是在文化革命之前出的。我记得她还给我念过一本叫《堂吉诃德》的书的好些段落，讲的是一个很好笑的老骑士的故事。”
“那么现在，这些书，都在哪里呢？”
“全都化作了飞灰。它们全部被红卫兵抄走，并且毫不留情地当众烧毁，就在她住的楼底下。”
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神情忧郁地陷入了寂静中，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在黑夜中默默地抽着烟。这一段文学故事让我沮丧之极：我们这代人真是没有运气。我们到了会读书的年龄，就没有剩下什么书可读了。好几年期间，在所有书店的“外国文学”柜台上，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袖恩维尔·霍查的全集，在那烫金的封面上，你能看到一个戴着色彩艳丽的领带的老人的肖像，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面带微笑地看着你，在他满是皱纹的眼皮底下，一只左眼是栗色的，而他的右眼比左眼要小一些，栗色的眼珠也更浅一些，虹膜带一点点浅浅的粉红色。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我问阿罗。
“嗨，这个嘛，我在想，四眼的皮箱里很可能装着那一类书：外国文学。”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他爸爸是个作家，他妈妈是个诗人。他们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书，这就好比，在你们家和我们家，有很多很多外国的医学书。但是，这一皮箱书是怎么躲过红卫兵的眼睛的呢？”
“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就能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的。”
“四眼的父母把书托付给他，简直也太冒险了。”
“就像你父母和我父母一心想着把咱们培养成医生那样，四眼的父母兴许想让他们的儿子成为作家呢。他们相信，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应该偷偷地读这些书。”
13．与四眼的借书交易
初春一个寒冷的清晨，下了两个钟头的鹅毛大雪，地面上顿时积起了十厘米厚的雪。村长宣布放我们一天的假，阿罗和我立即就出门去看望四眼。我们听说他最近遭遇了不幸：他的眼镜弄碎了。
但我坚信，他不会因此而在干活中偷一点点懒，他是绝不会让那些“革命的”贫下中农认为，他深受其苦的高度近视是一种体力上的缺陷。他担心他们会把他当做一个懒鬼。他始终害怕他们，因为，有朝一日，是他们将决定他是否接受好了“再教育”，从理论上说，他们有权决定他未来的命运。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一点政治上的错误或者体力上的缺陷都可能是致命的。
跟我们村不同，他们村的农民下雪天也不休息：他们要去送公粮，每个人都要背上一个很大的背篓，背上一份当年的公粮交到县里的粮库，粮库建在一条从西藏流来的河的岸边，离我们的大山有二十公里的路。这一天，他们的村长把送公粮的总重量分配到每个人的头上，平均每个人要背大约六十公斤。
我们赶到时，四眼刚刚给自己的背篓中装上了粮食，准备就绪，只等出发。我们朝他扔雪团，但是他转着脑袋朝四处瞎看一气，却始终看不见我们，这个可怜的近视眼。摘去了眼镜后，他的眼珠子显得越发突出，它们使我联想起哈巴狗的眼睛，迷茫而又呆滞。尽管他还没有把公粮篓扛上背，他的脸上却早已是一片茫然的神色，仿佛正忍受着磨难。
“你没有发疯吧，”阿罗对他说，“没有了眼镜，你在小道上简直连一步都无法走啊。”
“我已经写信给我妈妈了。她会尽快地给我配一副寄来的，但是，我不能袖手旁观地等着眼镜寄到的那一天。我在这里是来劳动的。至少，这也是村长的要求。”
他说得很快，仿佛他根本就不愿意为我们浪费时间。
“等一等，”阿罗对他说，“我有一个主意：我们替你把公粮背到县里的粮库，然后，回来的路上，你把你皮箱里藏的书拿几本借给我们。我们互通有无，好不好？”
“去你妈的，”四眼恶狠狠地说，“我不晓得你在胡说啥子，我可绝没有藏什么书。”
在怒火中，他一把背起沉重的背篓，就出发了。
“只借一本就行，”阿罗还在冲他嚷着，“就这么说定了！”
四眼根本就不理睬我们，他已经上路了。
然而，他接受的挑战远远地超出了他的体力。很快地，他就陷入了某种虐待般的磨难中：积雪是那么的厚，有的地方甚至埋没了脚踝。小道比平日多了几分滑溜。他用他那鼓出来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路面，但还是不能辨别哪里有突出的石头可以安全地落脚。他盲目地向前迈步，蹒蹒跚跚，像个喝醉了酒的人在跳舞。当山路向下绵延时，他摸索着探出一只脚去寻找支点，但是他的另一条腿却无法独自承受粮食篓的重量，一下子发软，跪倒在了雪地上。他试图在这一姿势中保持住平衡，不让背篓摇晃，然后，用腿推开积雪，再用手把它们拨开，开辟出一条通道，一米又一米，最后，他终于重新站了起来。
我们远远地望着他在小道上东倒西歪地前进，几分钟之后又倒下了。这一回，背篓在他跌倒时撞在了一块岩石上，反弹起来，又掉在了地上。
我们赶到他身边，帮他把撒得满地都是的稻谷捡起来。三个人谁都不说话。我不敢看他的脸。他坐在地上，脱下他已经漏进了雪的靴子，倒了一通，然后使劲用手搓着冻僵了的脚，试图让它们暖和一下。
他不停地摇晃着他的脑袋，仿佛它实在太重了。
“你是不是头疼？”我问他。
“不是，我有些耳鸣，不过不太严重。”
当我们终于把稻谷全都捡回到背篓中时，晶莹的雪花早已经落满了我们外套的袖子，那么的粗糙，那么的坚硬。
“咱们走吧？”我问阿罗。
“当然，你帮我把背篓背上，”他说，“我有些冷，背上压它一点点分量，会让我好好暖和暖和的。”
于是，阿罗和我就背上粮食出发了，我们每走五十米就轮换一下，就这样，两个人一直接着力把六十公斤稻谷送到了县上的粮库。我们累得筋疲力尽。
回来后，四眼递给我们一本书，很薄，很旧，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巴—尔—扎—克”。翻译成中文后，这个法国作家的名字变成了四个中国字。翻译是何等的魅力无穷！突然，这一名字中前两个沉重的音节，它那拨火棍般咄咄逼人的音响效果消失了。那四个文字，那么优雅，每一个的笔画都那么简略，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美，从中散发出一种异国情调的、慷慨大方的气息，就像是在地窖中存放了几百年的陈酒那醉人的醇香。(几年之后，我才得知，这本书的译者是一个有名的作家，由于政治原因，无法出版他自己写的书，于是转而毕生从事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
四眼是不是犹豫了好一阵，才选了这一本书借给我们？要不，他只是随随便便地拿了一本给我们？或许，那只是因为，在他装满宝贝的小皮箱里，这本书最薄，也最破旧？是那种小心眼促使他做出了这一选择？不管怎样，这一选择的动机我们还猜不透，但它彻底震荡了我们的生活，或者，至少改变了我们在天凤山插队落户阶段的生活。
这本薄薄的小书叫《于絮尔·弥罗埃》。
14．文字的力量
从四眼手中接过书的那天晚上，阿罗读了它整整的一夜，到清晨时分终于读完。当他吹灭油灯时，他叫醒了我，把书递给我。我则焐在被窝里，从清晨读起，一直读到日落西山，一天中没有吃饭，也没有干任何别的什么事，全身心地沉浸在这个法国的神奇爱情故事之中。
请想象一下一个十九岁的毛头小青年，正朦朦胧胧地处于青春期虚无缥缈的幻境之
中，他除了那些哇啦哇啦的革命口号，什么阶级斗争、思想革命、意识形态、突出政治之外，还什么都不太明白。而突然之间，这本小小的书，就像一个擅自闯进家门的人，唤醒了我们对欲望、冲动、激情、爱情的感受，而所有那些东西，对我来说，还始终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尽管我对这个叫做法兰西的国家一无所知(我曾经从我父亲的嘴里听说过拿破仑的名字，仅此而已)，于絮尔的故事在我眼中却显得跟我邻居的故事一样真实。无疑，落在这个年轻姑娘头上的继承权和金钱的肮脏交易，使得这一故事更为真实可信，更加增强了文字的力量。
一整天的阅读之后，我似乎觉得我自己就住在了她的内穆尔城，就在她的家中，就坐在炉火熊熊的壁炉旁，伴随着那些医生，那些公证人……甚至连那些迷醉中和梦游中的场景，在我看来也是那么的可信，那么的美妙。
读完最后那一页之后，我才从床上起来，阿罗还没有回来。我猜想，他一定是一大早就匆匆忙忙地走上了山路，赶往小裁缝的家，给她讲巴尔扎克的这个漂亮故事去了。有那么好一会儿，我呆呆地站在我们的吊脚楼门口，一边吃着一块玉米饼，一边眺望着面前高山那隐隐约约的身影。距离太远，我看不清从小裁缝的村子里传来的微弱的灯火。我想象着阿罗会怎么给她讲故事，心中突然莫名其妙地升腾起一种嫉妒的感觉，苦涩而又烦人，那么的陌生。
天很冷，我穿着羊皮短袄，还冻得浑身颤抖。村里人吃完了饭，都已经睡下，或者在黑暗中进行着秘密的活动。但是，从这里，从我的门口，什么声音都听不见。通常，我会趁着这一万籁俱寂的时刻，练一练我的小提琴，但是眼下，我却感到万分消沉。我转身回到房间里。我试着拉了拉琴，但是出来的琴声竟是那么尖涩，刺耳，就像是什么人在锯弦。猛然间，我顿时明白我究竟想做什么事了。
我决定把《于絮尔·弥罗埃》中我最喜欢的段落一字一句地抄下来。在我的生平中，这还是第一次强烈地渴望抄一本书。我在房间里四处寻纸，结果只找到几张信纸，那是我准备给父母亲写信用的。
于是，我决定，把小说的段落直接抄写到我那件皮袄的羊皮上。这件皮袄，是我来到村里落户的那一天，农民们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朝外的一面，是乱七八糟的一层羊毛，有的地方长，有的地方短，而朝里的一面，则是光光的皮子。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挑选章节，因为我这件皮袄的面积有限，而且皮子上某些部位还磨损了，裂了口子，我抄写的是于絮尔梦游的那一段。我真想跟她一样：熟睡在我的床上，就能够看到五百公里之外的母亲在我们家里做什么事情，能够出席我父母的晚餐，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看他们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饭菜，碗筷是什么样的颜色，闻到菜肴的香味，听到他们的交谈……更有甚之，就像于絮尔一样，在梦境中，我还能看到我的足迹从未到过的地方……
在一张山里老绵羊的皮子上用钢笔抄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皮子麻麻粒粒，粗糙不平，要想在那上面抄下尽可能多的段落，你就得把字写得很小，这就要求你有一种超出常人的毅力，当我在整张皮子上，包括袖子上，抄满了密密麻麻的故事时，我的手指头已是又酸又疼，仿佛它们全都碎裂了一般。最后，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阿罗的脚步声把我吵醒了；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我似乎并没有睡多长时间，因为油灯还亮着。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他进了屋。
“你睡了吗？”
“没有真睡着。”
“起来吧，我来给你看一些东西。”
他往油灯里添了一些煤油，当灯芯重又燃得旺旺时，他用左手举着油灯，走近我的床，在床边坐下，他的眼睛中闪着火花，头发乱蓬蓬的像个刺猬，从他衣服的口袋里，他掏出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白布。
“我晓得了。小裁缝送给你的一块手帕。”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是，随着他一折接一折地慢慢打开手帕，我认出那是从衬衣上撕下来的一块布，无疑是小裁缝的衬衣，上面还手工缝了一个图案。里面包了好几片干枯的树叶。全都呈现出同样的美丽形状，像是蝴蝶的翅膀，色调介乎于橘黄色和褐色之间，还混杂有浅浅的金黄色，但是，上面全都沾上了黑糊糊的血迹。
“它们是白果树的叶子，”阿罗嗓音颤巍巍地对我说，“一棵挺拔的大树，巍然耸立在一条神秘的深谷中，在小裁缝他们村的东面。我们就在那里品尝了爱的禁果。站着做的那事，就靠在树干上。她还是个黄花姑娘，她的血流到了地上，流在这些树叶上。”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怔怔地呆了好一会儿。当我回过神来，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了那棵树的形象，巍峨粗壮的树干，繁茂如盖的枝杈，还有那撒得遍地的叶子，于是，我问他：
“站着？”
“是的，就像马儿那样。也许是因为这样，她事后竟然大笑起来，笑得那么疯狂，那么野蛮，笑声在深谷中传向远方，惊得鸟儿们全都扑棱棱地飞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