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四眼的调动计划
让我们大开了眼界之后，《于絮尔·弥罗埃》又归还给了它名义上的主人，没有了眼镜的四眼。当时，我们还抱有幻想，盼望他能把他珍藏在神秘小皮箱中的书再借一些给我们，我们愿意出劳力作为交换，帮他干一些他力所不能及的累活。
但是，他却再也不愿意了。我们经常去他那里，给他带去好吃的，拍他的马屁，为他拉小提琴……他的那副新眼镜，他母亲给他寄来的，使他脱离了半瞎子状态，也标志着我
们种种幻想的破灭。
我们真后悔，悔不该把那本书还给他。“我们本来可以留着不还的，”阿罗经常这样唠叨，“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一页一页地读给小裁缝听了。那一定会使她变得更精致，更有文化，我敢保证。”
可以相信，他那是在读了我抄写在羊皮袄上的小说段落之后，才产生了这一想法的。那些年里，我们俩经常互相交换着穿对方的衣服，结果，在一个休息天，阿罗穿上了我的羊皮袄，去他们的老地方，爱情之谷的白果树底下见他的小裁缝。“等我一字一句地给她读完巴尔扎克的作品，”他对我讲述道，“她一把夺过皮袄，独自一人静静地读了起来，我们只听见头顶上树叶的簌簌声，还有远处什么地方流淌着一条溪流。天气晴朗，天空一片碧蓝，湛蓝得如同在天堂中一般。她读完后，怔怔地张着嘴巴，一动也不动，把你那件羊皮袄紧紧地攥在手里，那样子活像是那些虔诚的信徒，把一件神圣的圣物恭恭敬敬地捧在手心。”
他继续说道，“这个老巴尔扎克，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巫师，把一只看不见的手放在这个姑娘的头上；她变形了，成了一个梦幻人，好不容易才慢慢地清醒过来，脚踏实地地回到了现实。最后，她把你那件要命的皮袄穿在了身上，她并没有觉得不合身，她对我说，她的皮肤接触到巴尔扎克的文字，会给她带来幸福和智慧……”小裁缝的反应更是刺激了我们，令我们更加后悔当初匆匆还书的草率。我们必须一直等到那年的夏天，才算盼来了一个新的机会。
那是一个礼拜天。四眼在他的屋里生了一堆火，在石头堆的炉架上放上了一只大锅，锅里盛上了水。当阿罗和我赶到时，我们对他的这番举动十分惊讶。
一开始，他并没有冲我们说话。他满脸倦容，煞是忧郁。当大锅里的水沸腾时，他怀着某种厌恶脱下身上的衣服，扔进了开水锅，并用一根长长的棍子把它们戳到锅底。他被一阵白花花的蒸汽团团围住，不断地在开水中搅和着那些可怜的衣裳，水面上冒出了一个个黑色的泡泡，烟草的末末，一股恶臭的气味升腾起来。
“是不是在烫虱子？”我问他。
“是的，我从千丈崖上招来了很多很多虱子。”
那个悬崖的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那地方。它离我们村很远，至少，得走上半天的路。
“你到那里去做啥子？”
他没有回答我们的话。他又一件接一件地脱下了他的衬衫，他的汗衫，他的长裤，他的袜子，统统地扔进了开水锅。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体上满是一个个红红的大疱，他的皮肤被搔得通红通红，印满了指甲挠的抓痕。
“他妈的那山崖上的虱子，可真是吃得肥。它们居然还在我衣服的褶缝里产卵。”四眼冲我们抱怨道。
他到房间里换了一条短裤。在把脏短裤扔进开水里之前，先朝我们扬了一扬，说：“老天哪！在裤裆缝里，竟然有一大串一大串黑乎乎的虱卵，油亮油亮的就像是细细的小珠子。只要朝它们瞟一眼，我就从头到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阿罗和我并排坐在大锅前，不断地往火堆里添着干柴，与此同时，四眼用他那根长长的木棍，不时地在滚水中搅和着他的衣裳。慢慢地，他终于向我们泄露了他那一趟去千丈崖的秘密。
两个礼拜之前，他收到他母亲的一封信。那位昔日的女诗人，因为擅长在诗中抒发对云雾和雨露的歌吟，还有对初恋的羞涩回忆，而在全省赫赫有名。她在信中告诉儿子，她的一位老朋友，现在被任命为一份革命文学杂志的主编，尽管她的地位还不太稳定，但他还是答应她，要设法为她的儿子，我们的四眼，在编辑部中安排一个职位。为了不让别人看出这是“走了后门”，他建议先发表一些由四眼采集的原汁原味的民歌，就是说，一些山里人唱的当地歌谣，十分朴素的，而且充满着一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
自从接到这封信后，四眼就生活在一种白日梦中。他身上的一切全都变了。他生平第一次畅游在幸福的河流中。他拒绝出工参加农田劳动，而是怀着满腔的热忱，孤独一人投身于对山歌民谣的收集中。他确信自己能采集到很多的民歌，而凭靠着这一点，他仿佛看到，他母亲往日崇拜者的承诺已经实现了。但是，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去了，他却没有记录到值得发表在一份官方杂志上的哪怕一首民歌。
他写信给他母亲，流着失望的热泪告诉她他的失败，但是，就在他把信交给邮递员的那一刻，邮递员向他说起了一个住在千丈崖的老山民：他是一个老磨工，一个大字都不认识，但他会唱当地所有的山歌，一个真正的山歌好手，谁都比不过他。四眼撕碎了没有寄出的信，当场就上路进行新的寻找。
“老头子是一个可怜的酒鬼，”他对我们说，“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穷的人。你们晓得他是拿啥子来下酒的吗？小石子！我以我妈妈的脑袋向你们起誓！他把小石子泡在盐水中，放到嘴里含着，在牙缝里滚动一阵，然后再吐到地上。他把这叫做‘盐汤拖玉珠’。他请我尝了尝，但我谢绝了。这还不算，他还十分敏感，疑心重得不得了。在这之后，他变得那么的不通情理，无论我怎么做，无论我表示愿意出啥样的价钱，他都不愿意给我唱哪怕一句山歌。我在他的旧磨坊里过了两天，希望能从他那里偷听几首山歌，我甚至还在他的床上睡了一夜，盖着他那床大概一百年都没有洗过的被子……”
我们很容易想象出那一幕情景：在那张蠕动着成百上千小虫子的床上，四眼睡觉时都在支棱着一只耳朵，总觉得老磨工做梦时会不小心唱出几句，生怕自己错过了那些真正的山歌。虱子从它们的巢穴中钻出来，在黑暗中向他发起大举进攻；它们一会儿吮吸他的鲜血，一会儿又在他那整夜都不摘下的滑溜溜的眼镜片上溜冰。每当老头子翻身、打嗝、咳嗽时，我们的四眼都要屏住呼吸，随时准备打开他的微型手电，开始记录，那情景活像是一个间谍。然后，一切重新又变得很正常，老头子又开始打起了呼噜，呼噜声和着他那台水磨的转轮的节奏，通宵不息。
“我有个主意，”阿罗对他说，口气轻松自然，“不过，假如咱们从你那个老磨工的嘴里成功地挖出了民歌，你就得答应借我们看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行不行？”四眼并没有一下子回答。他那雾气蒙蒙的眼镜直直地对着在锅里翻滚着的黑乎乎的水，仿佛被一个个虱子的尸体迷住了，只见它们在水泡和烟草末中间不停地翻着跟斗，随着滚水上下翻动。
最后，他抬起眼睛，问阿罗道：
“你们打算怎么做？”
16．假扮革命干部
假如你们能看到我在1973年夏天这一天的打扮，看到我是怎样走在去千丈崖的路上的，你们就会相信我是活脱脱地从一张党代会正式代表的照片中，或者从一张“革命干部”的结婚照里跳了出来。我穿了一件带深灰色领子的海蓝色上衣，由我们的小裁缝亲手缝制的。它从任何一个细节上来说，都是对毛主席穿的那种中山装百分之百的模仿，从领子一直到口袋的式样，再到袖子全都是标准的，每个袖口上还点缀了三颗金黄色的小扣子，当我挥动胳膊时，扣子上似乎都在反射着金光。我的脑袋上，为了遮掩住我那乱糟糟的头发，免得露出孩
子气，我们的女服装师还给我扣上了一顶她父亲的旧鸭舌帽，草绿色的，跟军官帽的颜色一模一样。只不过这顶帽子戴在我头上实在太小了些，最好还是换一顶大一号的。
至于阿罗，他扮演的角色是秘书，他穿了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旧军装，那是头天晚上向一个当过兵又复员务农的村里人借的。在军装的前胸，还别着一枚火红的像章，上面是毛主席的金色头像，老人家的头发整整齐齐地向后梳着。
由于我们从来没有去过这个陌生而又冷僻的角落，我们差一点在一个竹林里走迷了路。竹笋到处从地面钻出来，彼此连生在一起，把我们围在中间，雨点在竹壳上闪闪发亮，整个竹林很阴暗，很潮湿，弥散着由看不见的野兽发出的一种气味，很难闻。时不时地，我们能听到清脆的哔哔剥剥的声音，那肯定是嫩竹正在拔节。据说，某些当年新生的嫩竹，生命力旺盛得出奇，能在一天的工夫，长高三十来厘米。
老歌手的磨坊，横跨在一条从高高的悬崖上飞流而下的溪流上，外表看来像是一堆废墟，它那些吱扭吱扭直响的巨大轮子，用白颜色的石头制成，中央有一道道的黑痕，在水中慢悠悠慢悠悠地转动着。
在楼下，地板摇摇晃晃地颤悠个不停。有些地方，透过那些破损漏缝的旧木板，我们能看到水在我们的脚底下、在大块的石头之间流动。水轮的嘎吱声，伴随着它们的回声，鸣响在我们的耳边。在磨坊的中央，呆着一个老人，正光着上身干活。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停住了手，不再继续往圆圆的石磨上倒粮食，转过头来静静地看着我们，目光中透着怀疑。我向他问了一声好，没有用方言四川话，而用的是普通话，完全就像电影中那样。“他说的是哪儿的话？”他问阿罗，神情十分迷惘。
“那是正式的官话，”阿罗回答他说，“是北京话。你听不懂吗？”
“北京，在哪里？”
这个问题让我们大吃一惊，但是，当我们明白到，他确实不晓得北京在哪里，我们便捧腹大笑起来。一瞬间里，我甚至有些羡慕他对外部世界的一无所知。
“北平，你是不是听说过北平？”阿罗问他。“北平吗？”老头子说，“当然听说过了：那是北方的大都城！”
“那个都城改了名称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的小老爹，”阿罗向他解释道，“我身边的这位同志，他说的就是北平的官话，他就是从你称作北平的地方来的。”
老人朝我投来一道充满敬意的目光。他打量着我身上的中山装，目不转睛地盯着袖子上那三粒小小的扣子。然后，他小心地用手指头尖碰了碰它们。
“那是做啥子用的，这些个小小的玩意儿？”他问我。
阿罗把他的问题翻译给我听。我便用我蹩脚的普通话回答说，我不晓得它们是做什么用的。但是我的翻译却向老磨工解释，说我说了，那是真正的革命干部的标志。
“这位从北平来的同志，”阿罗继续以他大骗子的冷静口气说道，“到我们地区来，是为了收集一些民歌，任何一个会唱民歌的老百姓，都有责任为他演唱。”
“那些山里人唱的玩意儿吗？”老人问他，说着朝我投来怀疑的一瞥，“那不是啥子民歌，那是一些小曲，一些老年间传下来的古老小曲，你晓得不？”
“这位同志想要听的，恰好就是那种小曲，带有原始味道和野蛮力量的歌词。”老磨工反复琢磨着这一明确的要求，同时瞧着我，脸上带着一种很滑稽的黠笑。
“你当真想……”
“是的。”我回答他说。
“这位同志真的想让我为他唱那些傻乎乎的玩意儿吗？因为，你晓得，我们的那些小曲，那是很有名的，那是……”
他的话被刚刚来到的一些农民打断了，他们每个人的背上都背了一个背篓。
我真的有些害怕；我的“翻译”也害怕起来。我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咱们是不是现在就溜？”但是，老人却朝我们转过身来，问阿罗：“他说啥子？”我感到脸上烧得慌，为了掩饰我的尴尬，我匆匆地走向那些农民，仿佛是去帮他们卸下沉重的背篓。
新来的有六个人。没有一个来过我们村，我一旦确信他们全都不会认识我，便立即恢复了心中的镇静。他们把背上沉重的背篓卸在地上，里面装的是要来磨的玉米。
“来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位从北平来的年轻同志，”老磨工对那些人说，“你们看见了吗，他的袖子上有三粒小小的纽扣？”
老隐士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神采奕奕的，他一把抓起我的手腕，高高地举在空中，在农民们的眼前挥舞着，让他们近距离地欣赏那要命的金黄色扣子。
“你们晓得那是啥子意思吗？”他嚷嚷道，一股酒气从他的口中喷出来，“这是一个革命干部的标志。”
我从来也不会想到，一个那么瘦的老头子竟然有那么大的力气：他那只结满老茧的手差一点把我的手腕给捏碎。充当骗子的阿罗带着一个正式翻译所应有的严肃神情，把他的话有条不紊地给我翻译成普通话。按照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过的那些领导人的样子，我不得不跟所有在场的人一一握手，一边频频地点头示意，一边用我糟糕的普通话在那里嘟嘟囔囔。
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我已经在为这次冒名顶替的来访后悔了，可那全是为了完成四眼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这个拥有一只神秘皮箱的残酷的人啊，你可把我给害苦了。
正当我一个劲地点头时，我的绿军帽，或者不如说老裁缝的那顶帽子，突然掉到了地下。
17．老磨工的小曲
农民们终于离去，留下了小山似的一堆等着磨的玉米。
我已经疲惫不堪，再加上那顶小帽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紧箍咒，越来越紧地勒着我的脑壳，叫我的脑袋一阵阵地疼痛。
老磨工带我们走上一段缺了两三根横档的木头楼梯，来到了二楼。他急急忙忙走向
一个藤条编的篮子，从里头掏出一个酒葫芦，还有三个小酒盅。“这里，灰尘要少一些，”他微笑着对我们说，“我们来喝他几盅。”
在这个宽敞而又阴暗的房间中，地板上几乎撒满了小小石子，那便是四眼曾对我们说起过的“玉珠”。跟楼下一样，这里既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也没有普通住宅中应有的常用家具，只有一张很大的床，靠床的墙上挂着一张豹子皮，不知道是山豹还是金钱豹，黑乎乎的，闪闪发亮，上面还挂着一件乐器，是一种竹子做的有三根弦的琴。
老磨工请我们坐在这张惟一的床上，就是这张床，给我们的前任四眼老兄留下了一段痛苦的回忆，还有他身上通红通红的大疱。
我朝我的翻译瞥去一眼，他显然很担心会一脚踩在小石子上滑倒，结果还真的差一点摔在地上。
“你难道不愿意我们都坐到外面去吗？”阿罗嘟囔着，他第一次失去了冷静，“这屋里，也实在太暗了。”
“这个，你用不着担心。”
老人点燃了一盏油灯，放在床中央。油灯里的油不太够了，他便出去找油了。他很快又转了回来，拿着一个装满了灯油的葫芦。他往灯盏里添了一半油，便把油葫芦留在床上，就放在装酒的葫芦旁边。
我们三个都盘着腿安坐在床上，围绕着那一盏油灯，我们都喝了一盅酒。离我几厘米的地方，被子卷成没有形状的一团，堆在床的一角，边上还有几件脏衣服。就在喝酒的当儿，我感到有些小小的昆虫，正隔着我的裤子沿着我的一条腿在向上爬。我偷偷地把一只手伸进裤腿，却感到另一条腿上又有虫子在痒痒地爬着，它们根本就不把我这一套大干部的制服放在眼里！我很快就感觉到，那些不计其数的可爱小虫早已聚集在了我的躯体上，很高兴换了一顿饭吃，很高兴我的血管为它们提供了新的盛宴。一口大锅的形象迅速地在我的眼前掠过，一口大锅，四眼脱下来的衣裳在里面的开水中翻滚着，浮上来，又沉下去，又浮上来，又沉下去，水面上挤满了黑黑的泡泡，到最后，他的衣服竟然让位给了我的新中山装。
老磨工出去了一会儿，把我们单独留在房间里，任由虱子猛攻一阵，然后，他返回房间，带回一只碟子、一只小碗，还有三双筷子。他把它们放在油灯旁边，然后上来坐在床上。
阿罗也好，我也好，我们连一秒钟都没有想过，他还敢拿对待四眼的那一套来对待我们。不过已经太晚了。碟子已经摆到了我们的面前，里面装满了小石子，小小的，很光滑，呈现出一种灰色和绿色的光泽，碗里装了一种很清澈的水，在煤油灯光的照耀下变得半透明的。在碗底，几粒粗大的晶体使我们明白到，那原来是一碗盐水。我们的虱子侵略者依然在扩大它们行动的地盘，它们甚至已经入侵到我的帽子底下，我感到，在我头皮不可抑制的痒痒之下，我的头发一根根地竖立了起来。
“请随便用，”老人对我们说，“这是我每日里的下酒菜：盐汤拖玉珠。”
他一面说着，一面抄起筷子，他从碟子里夹起了一粒小石子，把它浸在盐水中泡了很长一段时间，长得几乎像在做祷告，然后慢慢地送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吮着。他把小石子久久地含在嘴里；我看到那粒小石子在他那发黄又发黑的牙齿之间滚来滚去，然后似乎消失在了他的喉咙口，但又冒了出来。老人呸的一口，把它从一边的嘴角中喷出，吐到离床很远的角落里。
踌躇了一阵子后，阿罗也拿起了筷子，津津有味地品尝起了他的第一口玉珠，心中充满了一种敬佩，同时混杂了一份怜悯。我这个从北平来的同志也跟着学起了他们的样子。那汁水并不太咸，小石子在我的嘴里留下了一种甜丝丝的滋味，略带一点苦涩。
老人不断地往我们的酒盅中添酒，请我们跟他一起“一口干了”，而从我们的三张嘴里喷射出的小石子，呈一段抛物线在空中划过，落到地上，有时候正好撞上已经铺在地上的石子，发出一记清亮的响声，干脆而又欢快。
老人的身体很健康，而且他有一种真正歌手的专业意识。在给我们唱歌之前，他出门去停住了石磨，它的嘎吱嘎吱声实在太响了。然后，他关上了窗户，以改善一下音响效果。他一直光着膀子，只是紧了紧腰带——一根长长的草编绳，最后，他从墙上取下他的那把三弦琴。
“你们不是想听古老的小曲吗？”他问我们。
“是啊，这是为了一份重要的官方杂志，”阿罗向他承认道，“只有你能够帮我们，我的老爹。我们应该做的，就是采集一些真实的、原本的东西，带有某种革命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它是啥子东西？”
思索了一阵子后，阿罗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胸脯前，像是一个证人准备对天发誓：“激情和爱。”
老人抱着他的琴，姿势就像抱着一把吉他，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指头静静地划过琴弦。一声弦音震响起来，然后，他哼起了一首小曲，嗓音低得勉强能听出来。
首先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他肚皮的运动，在最初的几秒钟里，他肚子的一伸一缩彻底地掩盖了他的嗓音、他的旋律，还有其他的一切。多么令人惊讶的肚子啊！实际上，他那么瘦的人，根本就说不上有什么肚腩，但是他干瘪的皮肤在他小腹上构成了无数细细的皱纹。当他歌唱的时候，这些皱纹便觉醒了，像一阵又一阵小小的波浪那样，在他赤裸裸的闪着青铜色光泽的肚皮上荡漾再荡漾。拴在腰上的草编绳也开始疯狂地扭动起来。有时候，它甚至被他皮肤皱褶的波浪吞没，陷进皮肉中再也看不到，但是，就在你认为它将一劳永逸地彻底消失在不断涌动的浪涛中时，它却又浮现了出来，完好无损，真是一条神奇的腰带。
很快地，老人那既沙哑又深沉的嗓音，十分响亮地回荡在屋子中。他歌唱着，他的眼睛不停地穿梭巡行在阿罗的脸孔和我的脸孔之间，一会儿露出一种同谋似的友情，一会儿又露出一种桀骜不驯的野性。
他这样唱道：
老虱子，怕啥子？虱子虱子老虱子，虱子就怕开水烫。
小尼姑，怕啥子？尼姑尼姑小尼姑，尼姑就怕老和尚。
我们被逗得哈哈大笑，一开始只是阿罗在笑，然后我也笑了起来。尽管我们力图控制住笑声，但是，那笑声还是冒上来，冒上来，终于爆发。老磨工继续唱着，带着一种颇为骄傲的微笑，带着他肚皮上皱褶的波浪。阿罗和我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从床上滚到了地上，还是止不住笑。阿罗笑得眼中满是泪水，他站起来，拿过一只葫芦，往我们的三只酒盅里倒，这时候，老歌手已经结束了他的第一首小曲，真实而又原本，而且充满了山里的浪漫主义。
“为你见鬼的肚皮干杯。”阿罗建议道。
我们的歌唱者一只手举着酒盅，允许我们把手放在他的小腹部，并开始深深地吸气，他没有开口唱，只是为了让他的肚子做出奇形怪状的运动。然后，我们碰了碰杯，每个人都一口喝干了自己的酒盅。在最初的几秒钟里，我也好，他们也好，谁都没有什么反应。但是，突然间，有什么东西从我的喉咙口向上冒，味道是那么的怪异，竟使我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情不自禁地用标准的四川方言问那老人：
“那是啥子鬼东西，你的烧酒？”我的话音还没落，几乎是在同一秒钟里，我们三人一齐把嘴里的那一口全吐了出来：原来，阿罗把葫芦弄错了。他给我们倒的不是酒，而是添灯的煤油。
18．依然与书无缘
自从四眼来到天凤山后，今天无疑还是第一次，他的嘴角绽咧出了一丝真正幸福的微笑。天气很热，在他小小的鼻子上，布满了细细的汗珠，他的眼镜老往下滑，有两次，它差点儿掉下来摔到地上。他全神贯注地埋头读着老磨工的十八首歌谣，我们把它们记在了沾满了盐水、烧酒和煤油的纸上。阿罗和我躺在他的床上，根本就懒得把我们的衣服和鞋子脱一脱。我们在山里走了几乎整整一夜，穿越了一座竹林，林子里传来看不见的野兽的嚎叫，始终远远地伴随着我们，直到天亮为止。因此，我们几乎累得半死。读着读着，突然，四眼的微
笑消失了，他的脸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
“简直是瞎胡闹！”他冲我们喊道，“你们记下来的，只是一派胡言乱语。”
听他这么一喊，你还真的以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官，愤怒得发了狂。我根本就不欣赏他的这种口气，但我没有搭理他。我们从他那里期待的惟一东西，就是他能够借我们一两本书，作为对我们这次特殊使命的奖赏。“可是你问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山歌呀。”阿罗提醒他，嗓音很尖。
“我的天哪！可是我明确地告诉过你们，我要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歌词，带革命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色彩。”
四眼一边说着，一边用两根手指头捏着那些纸，在我们的脑袋顶上晃动着；我们能听到纸张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还有他那像小学老师的严肃嗓音。
“我说你们俩，你们为什么总是被那些遭禁的臭东西所吸引呢？”
“你别太夸张了。”阿罗对他说。
“是我在夸张吗？你是不是想让我把它们交给公社革委会呢？你那个老磨工会立刻被指控为传播下流歌曲的坏分子，他甚至会被抓进监狱。我这可不是在信口开河呀。”
突然，我一下子恨起他来。但是，眼下不是发作的时刻，我更希望等着他履行他的承诺，把书借给我们。
“你去呀，你还等什么呢？你不是要去告密吗？”阿罗问他道，“我嘛，我倒是很崇敬那个老人，他的歌声，他的嗓子，还有他唱歌时肚皮的活动，还有他所有的那些歌词。我要转回去，给他带一些钱去哩。”四眼坐在床沿上，把他又细又长的瘦腿搁在一张桌子上，重又读了一遍其中的一两张纸。
“你们怎么会这么傻地白白浪费时间，弄来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呢！我可是没有什么回头路了！你们总还不至于愚蠢到这份地步，幻想一份官方的杂志会刊登这些东西吧，相信这还会帮我打开一家编辑部的大门吧？”
自从他接到他母亲的信之后，他变得实在太厉害了。他对我们说话的这种方式，早在几天之前，还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对未来的一线小小希望，竟然会如此地改变一个人的头脑，直到他彻底地变得疯狂，狂妄自大，在他的口气中注入那么多的欲望，那么多的仇恨。对他曾经答应过借给我们的书，他始终连一个字都不带提起。他站起身，把那些纸扔在床上，走了出去，我们听到他在外屋的厨房中切菜，准备做饭。他的嘴还在不停地唠叨个没完：
“我劝你们把你们记下来的那些东西捡起来，立即扔到火堆里，要不就藏到你们的衣兜里。我可不愿意再看到这一类封资修的脏玩意儿还留在我的屋子里，落在我的床上！……”
阿罗可不吃他的那一套，径直走进了厨房：
“快给我们一两本书，我们这就走。”
“什么书？”我听到四眼在问他，与此同时，他继续噔噔噔地切着他的白菜和萝卜。“你答应过借我们的书。”
“你是在取笑我，还是怎么的？你们给我带回了那些要命的玩意儿，它们只会给我招来麻烦！可你们还恬不知耻地把它们当做什么……”
突然，他闭住了嘴巴，匆匆地走进房间，手里还提着菜刀。他从床上捡起凌乱的纸张，把它们拿到窗前，借着屋外明亮的光线，重又读起了那些歌词。
“我的老天哪！我得救了，”他叫喊起来，“瞧瞧，我只要稍稍修改一下歌词就可以了，加进去一些词，再删掉另一些词……看来，我的脑子转得比你们谁都来得快。尽管我跟这些东西没什么关系，但我毫无疑问要更聪明！”
也没有来得及多想，他就为我们展示了他的一段改编，兴许还可以说是篡改，于是，第一段歌词变成了这个样子：
虱子虱子小虱子，资产阶级小虱子。虱子就怕开水烫，无产阶级的开水烫。
我一下子腾身跃起，扑到了他的身上。本来，我只是想从他手里夺过那几张纸，但是在愤怒的冲动中，我的动作变成了一记重拳，狠狠地揍在了他的脸上，打得他连连摇晃。他的后脑勺撞在了墙上，又反弹回来，他手中的菜刀掉在地上，鼻子里流出血来。我本想抢回我们的那几张纸，把它们撕成碎片，塞到他的嘴巴里，但是，他死不松手。
毕竟我很长时间没有打架了，我的重拳打出之后，自己心中先自发蒙了，我茫然若失地呆了好一阵子，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只看到他大张着嘴巴，但我没有听到他的吼叫。直到我们走到了外头，我的头脑才算清醒过来，阿罗和我坐在一条小道边，在一块大岩石下面。阿罗指着我身上的那件中山装，上面沾上了四眼的鼻血。“你真像战争影片中的一个英雄，”他对我说，“巴尔扎克啊，你现在算是彻底跟我们告别了。”
19．到镇上看电影
每当有人问起我来，荥经镇是个什么样，我就借用我朋友阿罗的一句话，无一例外地回答他说：荥经镇是那么的小，只要镇委会食堂一烧洋葱炒牛肉，整个镇上都能闻得到它的香味。
实际上，整个小镇只有一条街，大约二百来米长，一个镇委会，一个邮政所，一家百货商店，一爿书店，一所中学，一个餐馆，全都在这条街上了，街后边，还有一家旅店，一共十二间客房。在小镇的出口，靠半山腰的地方，坐落着县医院。
那年夏天，我们村的村长好几次派我们去镇上看电影。在我看来，这一慷慨施舍背后的理由，全在于我们那台小闹钟对他产生的不可抗拒的诱惑。还记得我们的闹钟吗，它里面有一只高傲的公鸡，长着孔雀般美丽的羽毛，每秒钟都低头啄一次谷粒；那位早年的鸦片种植者，后来的共产党员，对这只闹钟实在喜欢得很。惟一占有它的方法，即便是仅仅占有一段不很长的时间，便是把我们打发去荥经镇。在我们一来一回的四天时间里，他就能稳稳当当地成为闹钟的主人了。
那是在八月底，也就是说，是在导致我们跟四眼之间外交关系发生冻结的那次吵架过后的那一个月，我们又一次去了镇上，但是这一次，我们把小裁缝也带去了。
电影还是在县中学的篮球场上露天放映，不是别的，依然是那部老掉牙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阿罗和我早已经看过，并给村里人讲过。就是这部电影，在小裁缝的家中，曾经让四个老巫婆流下了滚滚的热泪。其实这电影拍得并不怎么样，用不了看两遍，你就什么都知道了。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扫走我们的兴致。首先，我们很高兴又一次进了城。啊！又闻到了城镇的气氛，即便这只是一个比一块手帕大不了多少的城镇，但是，我可以向你们担保，这里的一盘洋葱炒牛肉的气味，跟我们村子里烧出来的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更何况，镇上还有电，而不仅仅只有煤油灯。我并不是就此想说，我们是两个城镇迷，但是我们的任务，村长派我们来看一场电影的使命，能免除我们在农田里四天的重活，这四天里，我们就不必背着装满“人畜粪尿”的木桶去送肥，不必在水稻田的烂泥中耕地，跟在长尾巴的水牛屁股后，时时提防它那鞭子般的尾巴劈头盖脸地朝你抽来。
让我们感到开心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一次有小裁缝陪同我们来。由于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等我们赶到时，放映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找不到位子，只能站在银幕的背后看。从这里看上去，电影中的一切都是反的，而且所有的人都是左撇子。但是，小裁缝不愿意错过这珍贵的场面，而对我们来说，能够瞧着她美丽的脸蛋一闪一闪地映出来自银幕的色彩的反光来，真是一种难得的特权啊。有时候，她的脸被一片黑暗所吞没，我们只能看见她的眼睛在漆黑中闪亮，就像是两点磷火。但是，突然，银幕上画面一变，这张脸一下子就放出光芒，绚丽多彩，绽放在她精彩美妙的梦境之中。看电影的大概有两千多个观众吧，兴许还要更多，而在这所有的观众当中，她毫无疑问是最漂亮的。面对着周围许多男人投来的嫉妒目光，我们的心底里不禁油然地萌生出男人的某种虚荣心。电影放了差不多有半个钟头时，正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她突然转过头来，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几乎把我吓了个半死：
“当你给我们讲这电影的时候，要比现在还更有意思。”
我们住宿的旅店价钱很便宜，一个房间五毛钱，差不多是一碗洋葱炒牛肉的钱。旅店值夜班的人坐在院子里的一把椅子上，正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那是一个秃顶的老头子，我们早已经认识了。见到我们，他用手悄悄地指了一下一个亮着灯的房间，低声对我们说，一个打扮很入时的四十来岁的城里女人已经住了进去；她是从我们省的省会来的，第二天一早要动身前往天凤山。
“她来看她的儿子，”他补充说，“她给她儿子在城里找了一份好工作。”
“她儿子也是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吗？”“对头，跟你们一样。”在我们大山中插队落户的百十来个知识青年中，那个幸运儿，第一个自由地返城的小子究竟会是谁呢？这个问题整整折腾了我们大半宿，它煎熬着我们的精神，触动了我们的嫉妒心。旅店的床变得发烫，令我们怎么也无法入睡。我们猜得脑袋瓜发疼，也猜想不到这个走运的小子到底是哪一个，我们一一列数了所有男知青的名字，只是除了那些“资产阶级的儿子”，例如四眼，或者“阶级敌人的儿子”，例如我们俩，就是说，那些属于千分之三机会的人。
第二天，在回村的路上，我遇上了她，那个前来拯救她儿子的女人。正好在山路即将缓缓上升在岩石堆中、即将消失在白茫茫云雾中的那一段。在我们的脚下，伸展开一片广阔的斜坡，上面盖满了藏式和汉式的坟墓。小裁缝想指给我们看看她的外婆葬在什么地方，但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去看什么墓地，我就一个人留在路边歇着，由他们俩钻入了一片墓碑之林中。那些墓碑有的已经荒废了，半埋在土中，另一些也早就湮没在了茂盛的青草丛中。
在山路的一边，一片陡峭的石崖下，我像通常那样拣了一些残枝枯叶，生了一堆火，我从我的挎包里拿出几个甘薯，塞到火热的柴灰中煨着。正在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出现了，她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椅子由两根皮条拴着，扛在一个青年男子的背上。令人奇怪的是，在这种如此危险的姿势中，她却体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静，稳稳地织着毛线，就像是坐在自己家的阳台上那样。
她身材苗条，穿一件深绿色的灯心绒上衣，一条本色的长裤，一双平底的皮鞋，鞋面的皮子很软和，绿颜色已经褪了几分。来到我的跟前时，她的脚夫想休息一会儿，就把背椅放在了一块大方石上。她继续织着她的毛活，甚至没有离开椅子，也没有朝我的煨甘薯瞧一眼，更没有对她的脚夫说一句客气话。我模仿着当地口音问她，头天晚上她是不是住在镇上的旅店里。她微微点了点头表示没错，然后，继续织着她的毛衣。看来，这是一个高雅的女人，无疑很富有，没有什么能够打动她。
20．遇到四眼母亲
我用一根树枝，从火灰堆里戳起一个甘薯，用手捏了捏，拍掉皮上的灰和泥。我决定改变我的语调。“你想不想尝一尝山里的烤甘薯？”
“你说话有成都口音！”她兴奋地冲我高声嚷道，她的嗓音甜甜的，十分悦耳。我向她解释说，我家就住在成都，我也是从成都来的。她立即离开她的背椅，手里依然拿着毛线，走过来蹲在了我的火堆前。她无疑没有习惯在这样的地方坐下。
她接过我递给她的甘薯，朝它吹了几口气，脸上露出了微笑。她还犹豫着是不是马上下口去咬。
“你在这里是做啥子的，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吗？”
“是啊，在天凤山上。”我回答道，说着在火堆中翻寻着另一个甘薯。
“真的吗？”她嚷道，“我儿子也在那座山上插队落户。你兴许认识他的。他好像是你们当中惟一一个戴眼镜的。”
我心里一哆嗦，手中的树枝刺了一个空，没有戳中甘薯。我的脑袋一下子就嗡嗡地响了起来，仿佛挨了别人的一个大巴掌。
“你就是四眼的妈妈？”
“对头。”
“这么说，是他第一个被解放了！”
“对头，你已经听说了？没错，他要到我们省的一家文学杂志社去工作了。”
“你儿子是一个优秀的山歌研究专家。”
“我晓得。以前，我们还担心他会在这大山里白白地虚度年华，幸好没有。他采集了一些山歌，对它们作了改编，修改，那些乡村民歌的精彩歌词，让杂志的主编感到非常非常的满意。”
“全靠了你，他才做成了这件事。你给了他许多应该读的书。”
“这当然啦。”
突然，她噤声不语了，朝我投来一道满是怀疑的目光。
“啥子书？没有的事，”她冷冷地对我说，“谢谢你的甘薯。”
她实在是太多虑了。我很后悔对她说起了什么书不书的事，便默默地在一旁看着她，只见她悄悄地把那个甘薯放回到火堆旁，站起身子，准备出发。
突然，她向我转过身子，问了我一个我能猜到的问题：
“你叫啥名字？等我见到我儿子时，我要告诉他我遇到过你。”
“我的名字吗？”我怀着一种腼腆的犹豫说，“我叫阿罗。”
这句谎话刚刚从我的嘴里冒出，我就惭愧得要死。我又听见四眼的母亲用她那甜甜的嗓音发出了惊奇的叫喊，仿佛是在对一个多年的老朋友说话：
“你就是那个著名牙医的儿子啊！多么巧的事啊！你爸爸真的给我们的毛主席治过牙吗？”
“谁告诉你这个的？”
“我儿子呀，他在一封信里说的。”
“我不晓得。”
“你爸爸从来没有对你们讲过吗？瞧瞧，多么谦虚的人啊！他一定是一个伟大的、非常非常伟大的牙医。”
“他现在被关押起来了。他被当做了阶级敌人。”
“我晓得。四眼他爸爸的处境也不比你爸爸强到哪里去。(说着，她低下了嗓音，开始喃喃自语。)但是，你也不要太悲伤了。现在，读书无用成了最吃香的时髦，但是总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会重新需要好医生的，毛主席还需要你的爸爸。”
“等我再见到我爸爸的那一天，我一定向他转告你这番热情洋溢的话语。”
“你也一样，你也不要放任自流，得过且过。你看我，我在不停地打毛衣，一件蓝色的毛线衣，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我一边打着毛衣，一边正在我的脑子里构思着诗歌呢。”
“真的吗？你真是让我惊异万分！”我对她说，“那么，那是啥样的诗歌呢？”
“这是职业秘密，我的小伙子。”
她用打毛线的针，戳了一个甘薯，剥去皮，趁热咬了一口。
“你晓不晓得，我儿子非常喜欢你呢？他常常在信里向我谈起你来。”
“真的？”
“当然真的，他最讨厌的，是你的一个伙伴，跟你下放在同一个村子里。”
这真叫我哭笑不得，我真庆幸自己刚才灵机一动，冒充了阿罗。
“为啥呢？”我问道，口气中尽可能地装出一种冷静。
“听说那是一个疯狂的家伙。他怀疑我儿子偷藏了一个小皮箱，他每一次去看我儿子时，总要四处转着寻找它。”
“一个装满了书的皮箱？”
“这事我什么都不晓得，”她说道，目光中又充满了疑虑，“有一天，我儿子实在受不了他的行为，他就打了那家伙一拳，然后，他就打了他。听说那家伙的血还流了一身。”
我看破了其中的谎言，差一点对她说，她的儿子本不应该去胡编乱造什么假山歌，而应该去演电影；在电影里，他尽可以把时间花费在虚构这一类愚蠢的场景上。
“以前，我还不晓得我儿子那么会打架，”她继续说道，“我还写信跟他争辩，劝他从今往后绝不要再掺和到这一类危险的情境中去。”
“我的伙伴如果听说你儿子将永远地离开我们，他一定会很沮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