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伸出手指头，直指着那只红喙乌鸦，它早已经停在了狭路的中央，就是我刚才停步的地方。
“是的，它天天早上都在那里，简直可以说它跟我约好了似的，”阿罗对我说，“不过，当我晚上原路返回时，我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它。”
由于我拒绝再在这一空中杂技节目中出洋相，他就一把接过竹篓，背在肩上，小心地弯下身子，直到他的双手够到地面。他向前探着胳膊，交替落地，坚定而又沉着，他的双腿也跟着前行，十分协调。每一步，他的脚几乎就要碰到他的手。走了几米之后，他停下来，仿佛要向我致以一种风流的敬礼，他晃动起屁股来，动作活像是一只猴子四肢并用地趴在一段树枝上。长着红色角喙的乌鸦飞了起来，缓缓地扇动它那巨大的翅膀，在空中盘旋。
我不无艳羡地目随着阿罗远去，一直走到被我称为“炼狱”的那段险路的尽头，随后，他消失在重重的山岩后。突然之间，我在内心中问起我自己来，他要对小裁缝讲的这一段巴尔扎克的故事将把他引向哪里，它会如何收场。乌黑的大乌鸦的离去，使得静谧的大山显得越发令人不安。
那天夜里，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足足费了好几分钟时间，才找回熟悉而又宽慰人的现实。在黑暗中，我听到对面床上传来阿罗那有节奏的呼吸声。我摸索着找出一支香烟，把它点燃。我听到吊脚楼底下老母猪拱猪圈的吭哧吭哧声，渐渐地，这一活生生的现实使我平静下来，我仿佛又看到了，就像在电影的快镜头中那样，刚才把我吓醒过来的梦境：
远远的，我看见阿罗跟一个姑娘一起走在那段狭窄的险路上，两边都是又深又陡的崖壁，令人眩晕。一开始，那个走在前面的姑娘分明就是我们父母工作的那家医院看门人的女儿，她曾经跟我们是同班同学，长得朴素，平凡，好多年里我甚至都记不起她来了。但是，正当我思忖着是什么纽带把她跟阿罗连在了一起，出人意外地来到了这天凤山上，这时，她突然变成了小裁缝，鲜灵灵，笑盈盈，穿着一件白色的汗衫，一条黑色的长裤。她不是行走，而是奔跑在那段险路上，就像一个女冲锋队员，而她那个年轻的情人，阿罗，则四肢着地，慢慢地跟在她的后面爬。他们俩谁都没有背竹篓。小裁缝并没有梳着她平常梳的长长的大辫子，一跑起来，她那自由自在地披散在肩上的头发便随风飞扬，像是翅膀一般。我的目光寻找着那只乌鸦，但没有找到，但是，等到我的眼睛重新停落在我朋友的身上时，小裁缝已经不见了。险路上只剩下了阿罗一个人，他不是骑在路上，而是跪在半途，眼睛瞟向右侧的深渊。他身子转向万丈悬崖，似乎在朝我喊着什么，但我什么都听不见。我急急忙忙朝他跑去，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竟然就跑过了这一段险路。等我来到他的身边时，我明白，小裁缝已经摔下了深谷。尽管那谷底深得几乎根本无法企及，我们还是从崖壁上垂直地滑落下去……我们在谷底找到了她的尸体，蜷缩在一块大岩石上，她的脑袋已经摔碎，耷拉在她的肚子上。她的后脑壳上有两条又长又深的裂缝，里面的血已经凝结，形成了痂壳。其中一条裂缝一直裂到她漂亮的额头上。她的嘴大大地翻咧着，露出了粉红色的齿龈和排列整齐的牙齿，仿佛她曾试图叫喊，但没有叫出声来，只是散发出了一股血腥的气味。当阿罗把她抱在怀里时，鲜血同时从她的嘴巴、她的左鼻孔，还有她的一只耳朵中涌出；血流到阿罗的胳膊上，然后又一滴一滴地淌到地上。
我把这个噩梦讲给阿罗听了后，他却表现出莫名的无动于衷。
“把它忘掉吧，”他对我说，“告诉你吧，其实，我也做过不少这样的梦。”
当他穿好衣服，寻找他的竹篓时，我拦住他问：
“你应该劝一劝小裁缝，让她别再从那段险路上走了！”
“你疯了！这怎么可能呢，她也想经常过来，来我们村看我们的。”
“那就别让她在这段日子里来，等那段破路修好了再来吧。”
“行，我会告诉她的。”他一副急匆匆的样子。莫名其妙地，我几乎有些嫉妒他跟那只可怖的红喙乌鸦的约会了。
“别把我的噩梦告诉她。”“这个，你用不着担心。”
29．老裁缝的到来
我们村村长的回村，宣告了我朋友阿罗为美而做的远征的暂时终结，他那满腔热忱的雷打不动的约会终于告一段落了。
党代会以及一个月的城市生活，似乎没有给我们的村长带来什么快乐。他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腮帮子鼓得肿肿的，脸都变了形，一肚子的火全冲着县医院里的一个革命医生：“这个婊子养的，一个真他妈的笨得不能再笨的‘赤脚’医生，他拔了我一颗好牙，倒把
隔壁的那颗坏牙还给我留着。真是见了鬼了。”更让他来气的是，好牙拔掉之后牙床老是流血，叫他无法好好说话，无法痛骂这桩丑闻，迫使他只能含含糊糊地嘟囔几个谁也听不清楚的字。对每一个关心他痛苦的人，他都要把那次手术的成果展览给他看：一颗黑乎乎的残齿，又长又尖，带着一段黄兮兮的牙根，被包在一块他从荥经镇集市上买来的滑溜溜的红缎子中。
由于他容不得半点的违抗，阿罗和我便不得不每天一早就去玉米地或者水稻田里干活。我们甚至停止了操纵我们那只神奇的小闹钟。
一天晚上，村长的牙疼得厉害，便跑来找我们，正好赶上我们在厨房间里做饭。他拿出一块小小的金属，包在一块跟他包牙齿的一模一样的红缎子布里。
“这是一块真正的锡，是一个行贩卖给我的，”他对我们说，“如果你把它扔进火里，一刻钟里它就会熔化。”
阿罗也好，我也好，我们俩谁都没有反应。一看到他的脸，我们就直想笑，他那张脸肿得像发面馒头似的，一直肿到耳朵边，很像是什么滑稽电影中的面具。
“我的阿罗老弟，”村长说，口气比任何时候都更真诚，“你一定上千次地看过你爹干这样的活：等锡块熔化后，据说只要灌一点点到蛀牙上，就能把牙齿里的蛀虫全都杀死，你一定晓得，一定比我更清楚。你是一个牙科名医的儿子，我就拜托你来给我治牙了。”
“这么说，你是想让我把锡水灌到你的牙齿里吗，不是开玩笑吧？”
“哪个是在开玩笑？要是我的牙不疼了，我就让你歇工一个月。”
阿罗还在抗拒着诱惑，他对村长心存疑惑。
“锡水，那不管用，”他说，“再说，我爸爸用的是现代化仪器。他先要用电动钻头在牙齿上钻一个洞，然后才能在牙洞里填上一些填料。”
村长顿时愣在那里，他慢慢地站起来，一边离去，一边喃喃道：
“这倒是真的，我在县医院里看到过。那个拔走了我好牙的笨蛋有一根会呼呼转的大针，转起来还会像马达一样，发出哼哼的响声。”
几天之后，村长的痛苦被老裁缝的到来所遮掩，我们的朋友小裁缝的爹来到了我们村，随他而来的还有他的那台缝纫机，它由一个光着上身的脚夫扛着，亮闪闪的机器上反射出朝阳灿烂的霞光。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故意装出一个大忙人的样子，似乎天天忙得焦头烂额，还是他只不过是不善于科学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反正他已经好几次推迟了跟我们村村民的约定，今年里还没有来过一次我们村呢。他的到来，自然成了村民们的一件大喜事，离新年本来只有几个星期了，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来呢，谁料想，人们居然看到他那小小的瘦弱身影，还有他的缝纫机，终于真的来到了我们村。
像往常一样，老裁缝四乡巡回时是不带上女儿的。几个月之前，当我们在那条又窄又滑的乡间小路上遇到他时，他正坐在轿子上，因为那天下雨，道路泥泞不好走。但是，在阳光明媚的今天，他是走着来的，带着一种还没有被他的一把年纪所伤及的青春活力。他头戴一顶褪了色的绿色鸭舌帽，毫无疑问，就是我去千丈崖拜访会唱山歌的老磨工那天借用的那一顶，穿一件宽宽松松的蓝上衣，衣服大敞着，露出了里面的一件本色衬衫，麻布的，带有传统的布缝的纽襻，腰上系着一条黑色的皮带，真的是皮制的，闪闪发亮。整个村子全都出动来迎接他。孩子们嚷嚷着跟在他身后乱跑，女人们开心地笑着，纷纷拿出了自己家里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的衣料，还有人放了几个鞭炮，把猪儿们惊得直哼哼个不停，这一切营造出了一种节日的气氛。每一家都争着请他去家里住，希望有幸被他选上，成为他的第一户顾客。但是，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老裁缝宣布道：
“我要住在我女儿的知青朋友们的家里。”
我们不知道，这一选择中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依照我们的分析，老裁缝可能是想跟他未来的女婿建立一次直接的接触，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几天里，我们的吊脚楼变成了裁缝铺。这件事毕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得以从头好好见识一下女人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一下女人们天性中迄今仍不为我们所熟悉的一面。那几天真是一个节日，几乎像是乱哄哄的狂欢节，各色各样的女人，年纪老的，年纪轻的，长得俊俏的，长得丑陋的，家里有钱的，家境贫穷的，全都拿着衣料、花边、彩带、纽扣，以及缝衣服的线，甚至还有她们梦想中的衣服式样，在那里争奇斗艳地互相比着。当她们量身裁衣的时候，阿罗和我被那热闹的场景惊得目瞪口呆，她们的叽叽喳喳，她们的不耐烦，还有她们就要从内心中爆发出来的生理欲望。没有任何的政治制度，也没有任何的经济约束，能够剥夺她们想穿得好、打扮得美的渴望，这是一种跟我们的世界同样古老、跟她们天生的母性同样古老的渴望。
到了晚上，村民们给老裁缝带来的鸡蛋、猪肉、蔬菜、水果，已经在吃饭间的一个角落里堆了一大堆，就像是供奉给菩萨的祭品。男人们也赶来了，有的独自来，有的三三两两地结伴而来，掺和到女人群里。有些男人比较腼腆，乖乖地坐在炉火边上，赤着脚，低着头，只敢偷偷地抬眼睛朝姑娘们瞥上一眼。他们用镰刀那锋利的刀刃，剪除脚上硬得像石头一样的趾甲。另一些男人看来更有经验，胆子也更大，毫不难为情地跟女人们开着玩笑，影射一些多少算是很淫秽的事情。后来，忍无可忍的老裁缝终于拉下了脸，把他们赶了出去。
30．午夜说书
我们三个一起安安静静地吃晚饭，吃得很快，提到我们第一次在小路上见面的事，我们都笑了起来。晚饭之后，我提议为我们的来客拉一段小提琴，然后再上床睡觉。但是，他半眯起眼睛，拒绝了。
“还是给我讲一段故事吧，”他一边求我们，一边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我女儿告诉过我，你们两位讲故事都讲得很精彩。正是为了这个，我才要睡在你们这里的。”
或许是听说过这位山里裁缝晚上很容易疲劳，也许面对着未来的老丈人显得有些谦虚，阿罗建议由我来接受这一挑战。
“来吧，”他鼓励我说，“快给我们讲讲我还不晓得的什么新东西。”
稍稍犹豫了一下之后，我决定扮演午夜说书人的角色。在开始之前，我还是请我的这两位听众先用热水好好洗一下脚，然后钻进被窝里，免得他们听着听着我的故事都坐在那里睡着了。我们拿出了两床厚厚的干净被子，请我们的客人舒舒服服地躺在阿罗的那张床上的新被窝里，我们俩则紧紧巴巴地挤在我那张床上。当一切准备妥当，而老裁缝的哈欠声变得更为低沉、更为响亮时，我熄灭了煤油灯，为的是省油，脑袋靠在枕头上，闭着两眼，静静地等着一个故事的第一句话从我的嘴里流出。
假如我还没有偷尝那些禁果的话，假如我还没有读过四眼皮箱中的那些禁书，我本来肯定会选一个中国或者朝鲜的电影来讲，或者甚至选一个阿尔巴尼亚电影来讲的。但是，那些无产阶级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那些昔日里提供给我们有滋有味文化营养的电影，现在在我看来，与人类的普遍欲望，与真正的痛苦，尤其是与真实的生活，竟然是那么的背道而驰，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非得在一个那么晚的时辰还要去讲它们。突然，一本我刚刚读完的小说故事映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敢肯定，连阿罗都还不知道它的故事，因为他只是对巴尔扎克才情有独钟。我直起身子，坐在床沿上，心中琢磨着如何说出第一句话来，那句最难的、最微妙的话；我想表达出某种十分简洁的东西。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1815年的马赛。”我的声音回荡在漆黑一团的屋子里。
“马赛在哪里？”老裁缝问道，话音中透出蒙NFDA1的睡意。
“在世界的另一头。这是法国的一个大海港。”
“你为啥要让我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
“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法国水手的故事。不过，假如你们对它不感兴趣的话，那也没有关系，我们马上睡觉好了。明天再见！”
在黑暗中，阿罗紧紧地靠近了我，在我的耳边轻轻地嘀咕道：
“我的老兄，你真棒！”
一两分钟之后，我又听到老裁缝的嗓音响了起来：
“你的那个水手，他叫啥名字？”
“一开始，他叫爱德蒙·邓蒂斯，后来，他成为了基督山伯爵。”
“基督？”
“对，这是耶稣的另一个名字。它的意思是救世主，大救星。”
就这样，我开始讲起了大仲马写的那个故事。幸运的是，阿罗时不时地打断我的叙述，低声地给我作一些言简意赅的解释；他表现出越来越对故事感兴趣，这使我能更加专注地重新集中起精力，摆脱由老裁缝的插话提问给我带来的难堪。老裁缝无疑已经被所有那些复杂的法国人名字，那些遥远地方的陌生名称，还有白天一整天的活计弄得昏昏欲睡，从故事开始之后就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他似乎早已沉浸在了铅一般沉重的睡意之中。
渐渐地，大师大仲马的才华占了上风，而我也把我们的来客彻底忘掉了；我讲啊，讲啊，只顾一个劲地讲着……我的句子变得更加确切，更加具体，更加紧凑。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之后，我很好地保留了讲第一个句子时的那种简洁语调。而且，讲着讲着，我甚至很愉快地发现，我似乎清清楚楚地展示出了这个故事的情节发展，把握住了它的复仇主题，我琢磨透了小说家为编织故事而铺垫的种种线索，我知道他是如何大胆而又巧妙地把一条条线索串联起来，直到最后让它们交叉到一起；这就像是在看着一棵大树连根拔起，从土中出来，展示着它那雄伟粗壮的茎干，它那茂盛的浓枝密叶，还有它那赤裸裸的多杈多须的根系。
我不知道时间流逝过去了多少。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还是更长时间？但是，当我讲到故事的主人公，那个可怜的法国水手，被送进了一个苦牢，将在里面监禁二十年时，我感到十分疲惫，不得不打住不再讲了。
“现在，”阿罗对我耳语道，“你讲得比我还要好了。你本该当个作家的。”
听了这个天才说书人的恭维，我不禁陶醉得有些飘飘然，很快地，我就被一阵困意攫住，停顿在了那里。突然，我听到老裁缝的嗓音在黑暗中喃喃响起。
“你怎么停住不讲了？”
“怎么回事！”我叫嚷起来，“原来你还没有睡着啊！”
“根本就没有睡着。我在听着你讲呢。我很喜欢你的故事。”
“可是我现在却困死了。”
“好歹，你还是多少再讲上一段嘛，我求求你了。”老裁缝坚持道。
“那好，就再讲一段，只讲一小段，”我对他说，“你还记得吗，我刚才讲到哪里了？”“你讲到，他被关进了一个城堡中的大牢，那是大海中的一个孤岛……”
我对我那位听众的精确细致感到惊讶，他毕竟已经上了年纪了，能这样实在难得，于是，我继续着我们那个法国水手的故事……每隔半个钟点，我都要停下来，而且常常是讲到一个关键时刻时，这样做不是由于疲劳，而更多地出于一个讲故事人纯洁无辜的卖关子。我等着听众请求，然后又继续下去。当同样也关在大牢中的那位长老，向我们可怜的爱德蒙吐露了一个秘密，说是在基督山岛上掩藏着一大堆金银财宝，而且帮助他成功地逃出死牢时，拂晓的曙光已经从墙缝中钻进了我们的屋里，门外也传来了云雀的鸣啭声，还有燕雀的啁啾声。
这个通宵熬下来可把我们都累垮了。老裁缝不得不拿出一点钱给村里，以便村长允许我们留在家里休息。“你好好地歇着，”老裁缝眨着眼睛对我说，“好好准备一下，今天晚上继续给我讲这个法国水手的故事。”
31．天凤山的现实
这无疑是我一生中讲过的最长的一个故事：它持续了整整九个夜晚。我实在不明白，这老裁缝的体力是从哪里来的，他听了一夜故事之后，第二天还能干活，踩上一整天的缝纫机。不可避免的是，由于受到了这位法国作家的影响，一些奇思怪想，神秘的和自发的念头，开始出现在了村民们新做的服装上，尤其是种种有关航海水手的因素。假如大仲马看到我们的山民们穿着某种水手服似的短上装，他本人可能第一个会感到惊奇，这些衣服双肩窄，领子大，肩后面方，脖子前尖，风一吹来便扑啦扑啦地拍响。它们几乎在散发着地中海的异国
气息。由大仲马描绘、而后又由他的徒弟我们这位老裁缝剪裁的蓝色的水手裤，已经赢得了姑娘们的欢心，裤腿宽大，迎风飘荡，从中似乎弥散开蓝色海岸的芬芳清香。他让我们描画出一个五爪的铁锚，它成为了那几年中天凤山上女人们最时髦的图案。有些女人甚至还用金色的丝线，成功地把它们逼真地绣在了小小的纽扣上。然而，我们毕竟还不无嫉妒地保留了某些秘密，由大仲马在小说中仔细描述出的秘密，比如绣在旗帜上的那朵百合花，那种胸罩，那种华贵的裙子，那是专门保留给老裁缝的女儿的。
第三夜快结束时，一个小事故差点儿把一切都给毁了。大约是在清晨五点钟左右。我们正处于故事情节的关键处，依我的看法，这正是小说最精彩的部分：基督山伯爵回到巴黎后，靠着他聪明的算计，成功地接近了他以前的三个仇敌，打算对他们施行报复。一个接着一个，他在自己复仇的战略棋盘上精密地布下了兵力，开始了他狠毒的复仇计划。很快地，那个检察官就将陷入破产的境地，马上就要跌入敌手酝酿已久的陷阱中。就在我们的伯爵几乎将爱上检察官女儿的那一时刻，突然，一阵可怕的吱扭吱扭声响起，我们屋子的门被人推开了，一个男人黑乎乎的身影出现在了门槛上。黑暗中的那个男人，举着一个手电筒，灯光赶走了法国的伯爵，把我们带回到了天凤山的现实中。
来者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村的村长。他戴着一顶便帽。他那张一直肿到了耳朵根的脸现在肿得更厉害了，在手电筒灯光产生的阴影中越发显得走形，煞是可怕。刚才，我们过分地沉浸在了大仲马的故事之中，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听到他走来的脚步声。
“啊！啥子风把你给吹来了？”老裁缝叫道，“我还在问自己，我今年是不是还有机会能见你一面，你倒自己来了。我听说你这几天很痛苦，因为一个庸医把你的牙给治坏了。”
村长没有看他一眼；仿佛他根本就不在屋里似的。他把手电筒的灯光对准了我。“怎么了？”我问他。
“跟我走。我们到公社的治保办公室去谈谈。”
由于他的牙疼，他根本无法大发雷霆，不过，他那几乎听不清楚的喃喃声，早已经让我不寒而栗了，治保办公室这个名称通常就意味着一通惩罚，那是阶级敌人的一个地狱。
“为啥？”我问道，并用哆哆嗦嗦的手点燃了煤油灯。
“你在讲反动故事。幸亏在我们的村里，我还没有睡着，我永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从半夜起就一直在你们的门口了，你讲的我全都听见了，你那个啥子伯爵的反动故事。”
“请消消气，村长，”阿罗插嘴道，“那个伯爵可不是一个中国人。”
“我管他是不是一个中国人。终将有一天，我们的革命红旗要插遍全世界！一个伯爵，不管他是哪一国人，他只能是一个反动派，不会是别的啥好东西。”
“等一等，村长，”阿罗打断了他的话，“你还没有听过这故事的一开头。那个家伙，在伪装成贵族之前，曾经是一个贫穷的水手，按照毛主席语录上的分析，他可是属于最最革命的阶级中的一分子。”
“不要再拿你的花言巧语来愚弄我了，我没有空跟你浪费时间！”村长说，“你见过一个好人一心陷害一个检察官吗？”
说着，他往地上啐了一口，这标志着，假如我还不动弹的话，他可就要动手了。
我站起身来，中了陷阱，自认倒霉，我披上一件粗布的衣裳，穿上一条结实禁磨的长裤，那架势像是准备去劳教所住上一段日子似的。我掏空了衬衫的衣兜，发现还有一点点钱，便把它们递给阿罗，生怕它们落入治保办公室那些刽子手的手中。阿罗把那些钱币扔在床上。
“我跟你一起去。”他对我说。
“不，你留下，把一切都照料好，是好是坏，是祸是福，你就多多担待了。”
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不得不强忍着把眼泪吞进肚子里。在阿罗的眼睛里，我看到他明白了我想说的话：把那些书藏好，说不定我禁不起折磨就会把它们供认出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经受得起挨打，挨耳光，挨皮鞭，反正听人说过，在治保办公室里审讯时，私设公堂可是家常便饭。我就像一个被打垮的俘虏，朝着村长走去，双腿哆嗦着，跟我小时候第一次打架时一模一样，我还记得，当时我扑到对手的身上，一心只想表现出我是多么的勇敢，但是我的双腿却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彻底泄露了我内心的胆怯。
村长的吐气中有一种龋齿的味道。他小小的眼睛，以及眼睛中那三点红红的血斑，以一种坚毅的目光迎接着我。一瞬间里，我以为他要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一把推下楼梯去。但是他停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的目光抛弃了我，紧紧地盯住了床架上的木板条，然后停留在了阿罗的身上，他问阿罗道：
“你还记得我给你看过的那小块锡块吗？”
“好像不记得了。”阿罗答道，有些莫名其妙。
“就是那个小玩意儿，我请你帮个忙，把它浇到我那颗坏牙上去的那块东西。”
“对了，我现在记起来了。”
“我还一直把它带着呢。”村长说着，从他的衣服兜里掏出了那个小小的红缎子包裹。
“你打算怎么着？”阿罗问他，依然还是一脸的莫名其妙。
“要是你，你这个牙科名医的儿子，能够治好我的牙，我就放你的朋友一马。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带到治保办公室去，这个胆敢讲反动故事的坏家伙。”
32．给村长补牙
村长的牙床像一道被撕裂的山脉。在一排黑糊糊的发肿的牙龈上，挺立着三颗像是史前玄武岩岩石的门牙，颜色暗黑，而他的犬牙则令人联想起洪积世地质时代的石头，牙面的钙质麻麻粒粒的，烟草一样的颜色。至于他的大牙，一些齿冠上有了裂槽，对这些，牙医的儿子已经以一种确诊的口气做了肯定，而它们都标志着梅毒的一种先兆。村长扭转了脑袋，却没有否定这一诊断。
给他带来痛苦的那颗牙位于上牙床的尽头里，旁边就是一个黑糊糊的洞，像是一个暗礁，钙质的、贝壳灰岩的、多细孔的、孤单的却又充满威胁的暗礁。这是一颗智牙，其珐琅质和牙本质都损坏得很厉害，已经形成了一个龋齿。村长的舌头，覆盖着一层黏糊糊的什么东西，显出一种微微发黄的浅浅的粉红色，不断地探测着附近深深的空洞，那便是那位庸医的差错留下的后果，随后，它又抬起来充满柔情地抚弄那个孤零零的暗礁，最后发出一记清脆的吧嗒声。
一根镀了铬的缝纫机钢针，比普通的针要稍稍粗一些，慢慢地滑进了村长大开着的嘴巴里，一动也不动地停在那颗智牙上，但是，它刚刚轻轻地碰了牙齿一下，村长的舌头就条件反射地冲向了擅入的外来物，说时迟，那时快，它已经舔着了冷冰冰的物体，金属的，陌生的，一直碰到它那尖尖的针头：舌面上顿时滚过一阵颤抖。它缩了回去，仿佛被挠了痒痒似的，然后，它受到陌生感觉的刺激，又来探测钢针，几乎有些贪婪地舔着它。
缝纫机的踏脚在老裁缝的脚下踩动起来。那根针，由一根皮带跟缝纫机的传动轮连在一起，开始旋转起来；村长的舌头受到了惊吓，顿时缩了回去，阿罗用手指头尖捏着那根针，同时调整着手的位置。他等待了几秒钟，然后，踏脚的速度加快了，钢针打到了龋齿上，病人嘴里马上发出了一记尖利的叫声。阿罗的手刚刚把钢针挪开一点点，村长便像一块根基松动的大岩石，从我们为他准备的放在缝纫机边上的床上出溜下来，几乎跌倒在地上。
“你差点儿把我给杀了！”他一边爬起来，一边冲老裁缝嚷道，“你是不是要我的老命呢？”
“我早就对你说过了，”裁缝回答道，“我在集市上看到过这些。都是你自己坚持，非要我们来做江湖郎中不可的。”
“真他娘的痛啊。”村长说。
“痛是免不了的，”阿罗肯定地说，“你晓得吗，在一家正规的医院里，一个电动牙钻的钻速是多少？每秒钟高达好几百转呢。针越是转得慢，你就越是觉得痛。”
“那就再来试一次吧，”村长很坚决地说，同时整了整头上的帽子，“都已经有整整一个礼拜，我吃不了饭，也睡不好觉了，长痛不如短痛，干脆还是一了百了吧。”
他闭上眼睛，不敢看那根针伸进他的嘴里，但是，结果还是一样。钻心的疼痛把他从床上重重地掷了下来，连钢针都留在嘴里没有拿出。
他猛烈的动作震得煤油灯直摇晃，而这时候我正端着一个铁勺子，在那油灯的火苗上熔锡块呢。
尽管这情景很是可笑，却没有一个人敢笑出声来，我们直担心他会出尔反尔，把我带到公社去治罪。
阿罗重新拿起钢针，擦了擦，检查了一下，然后给村长递过一杯水，让他漱了漱口；村长朝地上吐了一口血水，就吐在他那顶掉到了地上的帽子旁边。
老裁缝惊得目瞪口呆。
“你流血了。”他说。
“假如你想让我把你的龋齿钻透，”阿罗说着，捡起了那顶帽子，把他重新戴在村长那乱蓬蓬的脑袋上，“我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你绑在床上了。”
“要绑住我的手脚吗？”村长叫了起来，有些恼火的样子，“你忘了，我可是公社领导任命的干部！”
“既然你的身体拒绝配合，那么我们万不得已，只有冒犯你了。”
他的决定确实令我大为惊诧；我常常问我自己，而且多次地重复，甚至在今天还在重复问着我自己这同一个问题：这个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暴君，这个小村中的警察，他怎么可能同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建议，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如此可笑、如此有辱身份的姿势呢？他的脑子里进了什么鬼呢？当时当地，我根本没有空闲去细想这一问题。阿罗迅速地把他绑了起来，老裁缝承担了一件困难的任务，用双手把他的脑袋摁住，他让我代替他去踩缝纫机的踏板。
我很严肃地履行着我的责任。我脱下了鞋袜，当我的光脚板碰到机器的踏脚时，我感觉到我那使命的整个重量全都压在了我脚底的肌肉上。
阿罗刚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的双脚就使劲地压下踏板，让机器转动起来，接着，我的双脚就被这有节奏的机械运动带了起来，跟着它迅速地动着。我逐渐地加速，就像是个自行车运动员在大道中冲刺；钢针颤抖着，震动着，重新接触到那阴险而具威胁性的暗礁。这种接触，一开始在村长的嘴里产生出一种支支吾吾的叫喊，只见他像一个疯子那样在紧身束缚衣中拼命地挣扎。他不仅被一条很粗的绳子绑在床上，而且还被老裁缝那双像铁钳一样的手死死地摁住了脖子，老裁缝把他夹得紧紧的，把他卡定在一个姿势中，完全够得上在电影中拍一个肉搏的场面。白沫从他的嘴角上冒出来，他变得脸色苍白，几乎透不过气来，直在那里呻吟着。突然，像是火山即将爆发那样，我不知不觉地感到，从我的内心深处爆发出一种虐待狂的冲动：我立即减慢了踩踏板的速度，满脑子都是在农村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的回忆。
阿罗朝我投来同谋般的一瞥。
我还在减速，这一次是为他威胁我要带我去治罪而报仇。钢针转动得是那么的慢，简直就像是一个转得疲倦了的钻头，差一点就要出故障。它转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一秒钟转一圈？一秒钟两圈？有谁知道呢？无论如何，镀铬的钢针最终还是钻透了龋齿。它旋转着，从运动中完全停了下来，这时候，我的双脚令人担忧地想休息一下，就像是自行车运动员在冲下危险的山坡时停止了踏蹬子。我表现出一种平心静气的、纯洁无辜的神态。我的眼睛没有简化为两道充满仇恨的细缝。我假装在检查皮带轮或者传动皮带。然后，钢针又开始重新转起来，慢慢地旋转着，仿佛那个自行车运动员现在正在艰难地爬着一个陡坡。钢针变成了剪刀，变成了充满仇恨的雕刻刀，在暗黑色的史前岩石上挖出了一个洞，飞溅起了一阵奇怪的大理石的尘雾，油腻的，发黄的，像干奶酪似的。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我这样的虐待狂。我敢向你们保证。一个放纵自己的虐待狂。
33．老磨工讲的故事
对头，是我看到了他们，只有两个人，全都脱得光溜溜的。我像平时一样，到山后头的深谷去砍柴，我一礼拜去砍一回柴；我总是经过那个小小的激流潭。它到底在哪里？离我的磨坊大约有两三里路。湍流从六七丈高的地方落下来，溅到老大的石块上。飞瀑的脚下，有一个小小的水潭，其实差不多就算是一个水塘，不过，那里的水很深，很绿，水色很暗，被圈在岩石中间。那里离山路太远，人们也很少去那里。
我没有一下子就看到他们，不过，在鼓鼓的山岩上睡觉的小鸟好像被啥子东西惊醒了；它们全都扑啦啦地飞起来，从我的头顶上飞过，发出很响的叫声。
对头，那是一些长着红嘴巴的乌鸦，你是咋个晓得的？它们一共有十来只。中间有一只，我不晓得它是没有睡醒觉，还是比别的乌鸦更好斗，一边盘旋，一边朝着我扑下来，翅膀哗的一下就从我的脸上扫过。眼下对你说话时，我还能想起它身上那种实在闻不得的恶臭味。
那些乌鸦把我从平日的砍柴路上打发回来。我朝小小的激流潭瞥了一眼，我就是在那里看见了他们，脑壳儿露在水上。他们肯定是从岩石上跳到水里的，跳得很精彩，很吓人，要不，才不会把红嘴乌鸦惊得飞起来。
你的翻译吗？不，我还没有一下子认出他来。我两眼直盯着在水里头的这两个人，他们的身子交缠在一起，紧紧抱成一团，在那里不停地转着，转过来，又转过去。他们把我的脑壳儿弄得是那么的糊涂，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算明白过来，从岩石上跳进水里还不是他们的最得意的成就。不！他们正在水里头日×。
你说啥子？性交？这个字眼对我来说太文绉绉了。我们山里人，我们喜欢说日×。我可不愿意当个偷看的人。我的老脸都红了。我这一辈子可还是头一遭看到这样的事，男人女人在水里头做那事。我已经不能走了。你晓得，在我这把年纪，我们已经不会保护自己了。他们的身体在最深的水里旋着，朝着水潭边上转过去，滚到了浅水中的一块大石头上，那里的潭水碧透碧透的，被太阳晒得发热，他们戏耍的淫荡动作在水底下变得夸张，走了形。
我实在有些难为情，说实话，并不是因为我不肯放弃这个饱眼福的好机会，而是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太老了，我的身体已经软弱无力，只剩下了一把硬邦邦的老骨头。我晓得，我再也体会不到他们正在享受着的水里游鱼那样的快乐了。
日×完了后，那个女娃子在水里捞起一大串树叶当做遮羞布。她把它围在自己的腰杆上。看起来，她不像她那个伙伴那样疲惫，相反，她浑身上下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又在岩壁上攀爬起来。时不时地，我的眼睛会盯不住她。她消失在一块覆盖着绿茵茵鲜苔的岩石后，隔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外一块岩石上，好像她突然从一条石头缝里蹦了出来。她不断整着她腰上的那串树叶，让它真的遮住她的羞。她想爬上一块巨大的岩石，它就在小小的激流潭上面三丈来高的地方。肯定，她不可能看见我。我藏得很隐蔽，躲在一丛茂密的灌木丛后面。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娃子，她从来没有来过我的磨坊。当她站在峭壁前鼓出来的陡石上时，我离她是那样的近，可以好好地赏看一下她光溜溜的、湿漉漉的身子。她戏弄着她的遮羞布，把它在自己光溜溜的肚子上和雪白的奶子下转着，她鼓出来的奶头颜色有些发红。
长着红嘴巴的乌鸦又飞回来了。它们停栖在一块高高的、很狭小的石头上，围在她的身边。
突然，她向后退了两三步，在它们中间劈开了一条路，紧接着，真可怕，她使劲地一冲，一下子就跳在了空中，胳膊伸得大大的，就像是在天上滑翔的燕子的翅膀。乌鸦也在这一刻飞起来了。不过，在飞往远处之前，它们俯冲在女娃儿的身边，而那个女娃儿，好像变成了一只正在飞翔的燕子。她的翅膀伸展开，水平的，一动也不动；她就这么飞翔着，直到落进水里，这时候，她的胳膊一分开，就钻进了水里，不见了。
我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寻着她的伙伴。他正坐在小水潭的坡岸上，赤着身子，闭着眼睛，背靠在一块岩石上。他的那个雀雀儿软塌塌的，好像疲劳得睡着了。
就在这一刻，我好像觉得，我在哪儿看到过这个小伙子，不过，我怎么也想不起是在哪儿了。我走开了，后来在树林里，正当我开始砍一棵树时，我才猛然记起来，他就是那个年轻的翻译，几个月之前，他曾经陪着你来过我这里。
他真是走运啊，你那个冒牌的翻译，幸亏他碰上的是我。我这个人，对啥子都不会大惊小怪的，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揭发过任何人。要不然，他可就会有麻烦了，治保办公室肯定饶不了他，这一点，我敢向你保证。
34．阿罗讲的故事
我回想起了什么？她游泳是不是游得很好？是的，游得棒极了，现在，她游得跟海豚一样美。以前吗？不，她游得跟山里的农民一样，只会划胳膊，不会蹬腿。在我教会她蛙泳之前，她还不知道怎样把胳膊张开，她只会像狗那样在胸前一个劲地刨水。但是，她有一个真正游泳选手的好身材。而我呢，我也就是教了她那么两三招。现在她已经学会游泳了，甚
至连蝶泳都会了；她的腰波浪一般地起伏，她的上身浮出水面，形成一道流线型的完美曲线，她的胳膊伸展开，她的双腿鞭打着水，恰似一头海豚的尾巴。
而她无师自通、独自学会的，是危险的高空跳水。我这个人，我有些晕高，我从来就不敢从高的地方往下跳水。在我们的水中乐园，一个位于僻静处、水十分深的水潭，每一次她都要爬上一块高得令我眩晕的岩石上，然后往下跳，而我则留在下面，瞧着她从空中几乎垂直地落下来，不过我的脑袋会发晕，我的眼睛会把小小的高石台跟它后面的白果树混淆起来，那一棵棵高大的白果树在天空中勾勒出皮影戏一般的轮廓。她变得很小很小，小得就像是挂在树梢上的一个小果子。她冲我喊着什么，但那就像一颗果子在那里微微作响。一个遥远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楚，因为溅落到岩石上的飞瀑声太响。突然，果子坠落，飘过空中，它随风而飞，向我飞舞而来。最后，它变成了一支箭，紫红色的，纺锤般的，脑袋钻入水中，既没有什么太大的声响，也不激溅起什么水花。
在被关进“牛棚”之前，我父亲经常对我们说，一个人会跳舞，那绝不是由其他人教会的。他说得有道理；同样，一个人会跳水，或者会写诗，也绝不是由别的人教会的，这种事情，一个人只能自己独自来领悟。有些人，你就算教他们一辈子跳水，他们都学不会，当他们跃入空中时，永远还是像一块石头那么僵，他们永远也无法完成一次像样的坠落，恰如一颗果子飞落那样。
我有一个钥匙圈，是我母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一个镀金的环圈，镶嵌有玉的叶片，玉片上有着一道道绿色的纹路，小巧玲珑，煞是可爱。我总是把这个钥匙圈带在身上，它成了我用来辟邪的护身符。我在那上面挂上了一大串钥匙，而我却一无所有。那上面有成都我们家的大门钥匙，我自己抽屉的钥匙——我的私人抽屉就在我母亲的那个抽屉底下，还有我家厨房的钥匙，还有一把小刀，一把指甲刀……最后，我又在那上面加上了那把万能钥匙，就是为了偷四眼的书而自制的那把万能钥匙。我很珍惜地把它保留了下来，作为一次幸运偷窃的纪念。
九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她一起来到那个小水潭，我们的福地。像往常那样，这个僻静的地方没有一个人。潭水稍稍有些凉。我给她读了十来页小说《幻灭》。巴尔扎克的这部小说给我留下的印象，远不如《高老头》那样深刻，但是，当她在溪流河床的石头缝里抓住了一只乌龟后，我还是用我的小刀，在这只乌龟的背上，刻下了小说中两个野心勃勃的人物的形象，有着高高的鼻子，刻完之后，我又把那乌龟放生了。
乌龟很快地就不见了。突然，我问起我自己来：
“有一天，谁还会把我从这大山中放出去呢？”
这个问题，这个无疑很傻的问题，一下子使我陷入到一种尴尬的境地中。我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沮丧。我叠起小刀，瞧着挂在钥匙圈上的钥匙，我家的钥匙，在成都的家，它们对我可能永远也没有用了，瞧着瞧着，我差点儿哭出声来。我嫉妒那只回归了大自然的乌龟。在一阵绝望的冲动中，我把我的钥匙圈狠狠地扔进了深深的潭水中。
这时候，她以一种蝶泳的姿势，飞速地跃了出去，去捞我的钥匙圈。她一个猛子扎下去，消失在了水中，但是，她在水底下已经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不由得开始焦虑起来。水面上依然平静如镜，颜色是那么的发暗，几乎有些可怕，也没有任何气泡冒上来。我叫喊起来：“你在哪里啊，我的天？”我喊着她的名字，喊着她的外号“小裁缝”，随后，我也跳下了水，透明而又深澈的潭水中。突然，我看见了她；她浮出了水面，就在那里，在我的面前，像海豚出水后那样地抖搂着身子，我万分惊讶地看到她那么优美地抖动身体，让她那秀美的长发撒落在水中。那实在是美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