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游到她的身边时，我看到我的钥匙圈叼在她的嘴唇间，上面还滴着水，像是闪亮的小珍珠。
她肯定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还相信我会成功返城的人，她坚信我有朝一日会结束我的插队落户生涯，坚信我的钥匙还会对我有用。
从那个下午起，我们每次来到小水潭，捞钥匙圈就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游戏。我非常喜欢这种娱乐，并不是为了质疑我的未来，而仅仅是为了欣赏她漂亮的裸体，当她带着她那簌簌发颤的、几乎透明的树叶的遮羞布，在水中那么风流地抖搂身子时，她是那么地让我陶醉。
但是，今天，我们把钥匙圈丢失在了水里。我本来应该固执己见，不让她第二次跃入水底，再做那危险的打捞。幸亏，我们没有为此付出更重的代价。无论如何，我再也不愿意到那个地方去了。
今天晚上，回到村里之后，有一封电报在等着我，电报中说，我的母亲得了急病住院了，让我立即赶回去。
兴许靠着我那次成功的牙科手术，村长同意了我一个月的假期，让我回家陪我的母亲。我明天一早走。命运跟我开了一个玩笑，让我回到父母身边时身上没有钥匙。
35．小裁缝讲的故事
阿罗给我读的小说，总让我忍不住想跳到激流潭冰凉的水里去。为啥子呢？为了痛痛快快地发泄一通！这就像有的时候，你情不自禁地想把积压在你心头的话全都痛痛快快地说出来。
在水底，是一片巨大的光晕，蓝盈盈的，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很难分辨出那里的东西。好像总是有一层纱布遮着，让你的眼睛发暗。幸运的是，阿罗的钥匙圈几乎每一次都落在同一个角落里，在小水潭的最中央，一块几个平方米的区域中。水底有一块块石头，当你碰到它们的时候，你才能勉强看清它们；有一些石头很小，大小像一个浅颜色的鸡蛋，又圆又滑，呆在那里已经有好多好多年了，兴许已经有好多好多世纪了，你能想象得出来吗？另一些，比较大一些，像是一颗颗的人脑壳，有的还带有水牛角一样的弧线，一点都不是开玩笑。时不时地，即便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你毕竟会碰到一些特别有棱有角的石头，尖尖的，很锋利的，时刻准备割你一下，让你流血，剐下你一块肉来；你甚至还能碰到一些贝壳。鬼才晓得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它们变成了石头，表面覆盖着软绵绵的绿苔，紧紧地嵌在岩石一样硬的土中。不过，你能感觉到，它们依然还是贝壳。
你说啥子？我为啥喜欢再三再四地打捞他的钥匙圈？啊！我晓得。你一定觉得，我就像一条狗那样笨，会乖乖地跑去，把人家扔掉的骨头叼回来。我可不是巴尔扎克小说里那些年轻的法国姑娘。我是一个山里姑娘。我喜欢让阿罗感到高兴，就这些，没得别的。
你想让我给你讲一讲最后那一次的情景吗？那至少已经是一个礼拜前的事了。恰好是在阿罗接到他家里发来的电报的那一天。我们大约在中午时到的那里。我们游了一会儿水，不过没有游得太多，只是在水中好好地玩了一通。然后，我们吃我带去的玉米饼、鸡蛋，还有水果，我一边吃，一边听着阿罗给我讲一小段故事，就是那个后来成了伯爵的法国水手的故事。这是我爹爹听过的一个精彩故事，现在我爹爹也成了这个复仇者的一位无条件的景仰者。阿罗只给我讲了其中的一个场景，你晓得的，就是那一场戏，伯爵重又找到了他年轻时的未婚妻，那个害得他度过了二十年铁窗生活的女人。她假装没有认出他来。她表演得那么好，骗过了别人的眼睛，使人们都以为，她真的再也记不得往昔的事情了。啊！这真的让我难过得要死。
我们想睡上一个小小的午觉，不过，我怎么也闭不上眼睛，我还在想着那个场景。你晓得我们都做了些啥事情吗？我们在演戏，阿罗好像真的就是基督山伯爵，而我就是他往日的未婚妻，我们二十年之后在一个地方重新见面了。真是太神奇了，我甚至还即兴添加了一大堆的话，它们自己就从我的嘴里滔滔地涌了出来，像河流那样源源不断。阿罗也忘我地置身于那个水手的角色中。他永远在爱着我。而我所说的话就好像真的在刺痛着他的心，这个可怜的人，这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他朝我瞥来仇视的一眼，那么生硬，那么愤怒，就好像我真的嫁给了他那个把他害得好苦的朋友。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以前，我还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人可以在依然成为他自己的同时，又扮演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比如说，扮演一个富贵的、“心满意足的”女人，而我自己从来就不是那样的。阿罗对我说，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
演完戏之后，就是捞钥匙圈的游戏了。阿罗的钥匙圈像个石头子似的，又落在了往日的那个区域里。我一个猛子扎下去，来到深深的水底。我摸索着，我搜遍了最最阴暗角落中的那些石头，一厘米接着一厘米，突然，就在几乎黑乎乎一团的水幕中，我碰到了一条蛇。哎呀，有好多年我没有碰到过蛇了，但是，即便是在水中，我还是能认出它滑溜溜、凉丝丝的皮肤。出于本能的反应，我立即躲了开去，我浮回到水面。
它是从哪儿来的？我没法晓得。它兴许是随着激流冲来的，兴许，这是一条饿坏了的水蛇，正在寻找着一个新的王国。
几分钟之后，不顾阿罗的劝告，我又跳入了水中。我不答应把他的钥匙圈留给一条蛇。哪里晓得，这一次，我害怕到了啥样的程度！水蛇让我发疯：即便是在水里，我都感到冷汗在我的脊背上流下来。铺在潭底的一动不动的石头仿佛突然之间开始动起来，变成了活生生的活物，在我的周围张牙舞爪。你想象一下这光景！我急忙浮出水面来换口气。
第三次，几乎就要成功了。我终于看见了钥匙圈。在深深的水底，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模模糊糊的指环，尽管还有些闪亮，但是，就在我的手摸到它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的右手手腕上挨了一下，那是一条蛇的牙齿狠狠的一咬，很猛烈，疼得厉害，我丢下了钥匙圈，匆匆离去。
五十年之后，人们还将看到我手腕上那个可恶的伤疤。瞧，就这儿，你摸摸。
36．阿罗暂离
阿罗走了，一个月的假期。
我很高兴现在独自一人，到时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随心所欲。假如在阿罗临走前的那天晚上，他没有把一个艰难而又微妙的使命交给了我的话，我几乎就成了统治我们吊脚楼的快乐王子。
“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他对我说，声音低低的，语气很神秘，“我希望，在我离开的这段时候，你来保护照应一下小裁缝。”
依他看来，她是当地许多小伙子垂涎的对象，追她的不仅有山里人，也有知识青年。他那些潜在的情敌，肯定会利用他这一个月的假期，蜂拥而来，踏破裁缝店的门槛，发起一场无情的求爱大战。“你别忘了，”他对我说，“她可是天凤山的头号美人儿。”我的任务是要保证天天呆在她的身边。就像是她心灵之门的守卫者，不让那些求爱者有任何一丝可乘之机钻入她的私生活中，不让他们进入这个只属于阿罗、只属于我的这位司令官的领域。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受宠若惊。阿罗显示出了他对我何等盲目的信任啊！在他离开之前，居然请我帮这样的一个忙！这就如同他把一件最珍稀的宝物，把他毕生的财富委托给了我，而毫不怀疑我会趁火打劫。
在那个时刻，我只有一个意愿：决不辜负他的信任。我想象自己成了一支溃败的军队的将领，要护送我最好的朋友即另一个将军的妻子，穿越一片可怕的大荒漠。途中的每一个夜晚，我都要带着一把手枪和一柄冲锋枪，在这个高贵女人的帐篷前站岗放哨，驱走那些对她的肉体垂涎三尺的凶恶猛兽，它们的眼睛正射出贪婪的欲火，在黑暗中闪闪发亮，如点点磷火一般。一个月后，在历尽磨难之后，我们将走出荒漠，把种种非凡的考验留在身后：铺天盖地的沙尘暴，缺粮断吃，缺水断饮，手下人马的叛乱……最后，当那个女人奔向我的朋友，那个将军，两个人彼此扑进对方怀中时，我将因为饥寒交迫和疲惫不堪，昏倒在最后一个沙丘的顶上。
就这样，从阿罗匆匆离开天凤山、被那封电报召回城里的第二天起，每天一大早，一个身穿便衣的警察便出现在了通向小裁缝那个村的山路上。他神色严峻，步履匆匆，真是一个执著的警察。季节已到了秋天，警察被秋风赶着，走得飞快，就像是一艘被风鼓得满满的帆船。但是，在经过了四眼原先住过的屋子后，山路向北一拐，警察便不得不顶风而行了，他弓着背，低着头，像是一个坚毅而又有经验的远足者。来到我以前曾提到过的那段险路了，三十厘米宽，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崖，这一番为美的远征不得不经过的险段，这时候，他放慢了脚步，但没有停步，也没有四肢着地爬行，只是放慢了脚步而已。每一天，他都赢得了与眩晕搏斗的胜利。他以一种微微摇晃的步伐穿越这段险路，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漠然无畏地盯着长有红喙的乌鸦，它始终栖息在同一块岩石上，在险路的另一端。
只要踩空一脚，我们这位走钢丝的警察就将坠下万丈深渊，或者从左侧落下去，或者从右侧掉下去，但结果都一样，摔得粉身碎骨。
这个不穿警服的警察有没有对乌鸦说话？他有没有带给它一点点吃食？依我看，没有。他对此有很深刻的印象，是的，甚至很久很久之后，他的记忆中还铭刻着那只鸟儿朝他投来的无动于衷的泰然目光。只有神仙才能显出如此的泰然自若。但是，那鸟儿不能够动摇我们这位警察的坚定信念，他的脑子里只装着一件事情：他的使命。
让我们强调一下，往日里由阿罗来背的那个竹篓，现在落到了我们这位警察的背上。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傅雷翻译的，总是藏在竹篓里头，塞在树叶或者蔬菜底下，再不然就是在大米或者玉米底下。有几天早晨，天低云暗，这时候，你若是远远地看去，根本就看不见人影，就会觉得仿佛只有一个竹篓在那里，自个儿爬行在山路上，并消失在灰蒙蒙的云雾中。
小裁缝并不知道她是在我的保护底下，她只把我当做一个替人代课的朗读者。
我这不是什么自吹自擂，我坚信，我的阅读，或者说我这种方式的阅读，比起我的前任来，似乎更讨我的听者的喜欢。大声地读上一整页，会让我感到厌烦，从而无法忍受，于是，我决定实践一种大致上的阅读，就是说，我先读它两三页，或者一个短短的章节，让她一边听，一边踩着缝纫机干活。然后，经过一番短暂的思考之后，我向她提一个问题，或者请她猜一猜后来会发生什么故事。等她回答后，我马上给她讲书中是如何叙述的；几乎每一段都这样处理。时不时地，我情不自禁地添加一些东西，东一点西一点，或者不如说，硬塞进去一些我个人的小小意见，使得故事能更让她喜欢。有时候，当我觉得巴尔扎克老爹疲惫了的时候，我甚至还虚构一些情景，或者插入从另一部小说中借来的某个插曲。
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裁缝成衣王国的缔造者，这个家庭作坊的男主人吧。一年四季，老裁缝几乎总是在附近各村各庄做着职业巡回裁缝，在各次巡回之间，他呆在自己家里的时间也就是两三天而已。他很快就习惯了我每天的来访。更有甚者，有他在场，一大批想装扮成顾客的求爱者也不敢登门了，不知不觉中，他倒成了我那使命的最佳合谋人。他没有忘记住在我们吊脚楼里的整整九个夜晚，那是在听着《基督山伯爵》的故事中度过的。同样的体验又在他自己的家里重复了。他跟着一块儿听了《邦斯舅舅》的部分章节，依然是巴尔扎克的小说，一个稍稍有些忧郁的故事，兴许他对这故事不像对大仲马那么着迷，但总算还有一些兴趣。纯粹出于一种巧合，他连续三次碰上了有裁缝西卜出场的故事，这西卜是小说中的一个次要人物，是被贩卖废铜烂铁的旧货商雷蒙诺克用毒药慢慢地毒死的。
37．替代阿罗的陪伴
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警察能像我这样满怀如此的热情履行一项使命。在读完了《邦斯舅舅》的一个章节后，我先把小说放在一边，主动干起了家务活儿；每天都是我去村里的公用水井担水，肩上挑着两大桶水，把小裁缝家的水缸挑满了。我还常常替她做饭，在要求具有一个厨师般耐心的众多烹调细节中，我找到了一些卑微的快乐：我洗菜切菜，洗肉切肉，用一把不太顺手的斧头劈柴，搬柴生火，灵敏地维持着一堆随时都将熄灭的炉火不让它灭。有时候，如果情况需要，我还会毫不犹豫地去吹火，在一片浓浓的、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的
烟雾中，把嘴张得大大的，用我充满青春活力的不耐烦的气息，把火给吹旺。一切进展得很快，不久，对待女人时应有的礼貌和尊敬，从巴尔扎克小说中学来的这一套跟女人打交道的方式，就把我变成了一个洗衣妇，我甚至冒着初冬的寒意，跑到小溪边去洗这个洗那个，而小裁缝却留在家里，干着她成天都干不完的裁缝活。
这种显而易见的、令人愉悦的驯从，引导我更近地接触到女性生活的隐秘。凤仙花，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人们很容易在种花人那里或者各家的窗台上找到它。这是一种有时候颜色发黄、有时候又鲜红鲜红的花，它的果实膨胀，躁动，成熟，轻轻地一碰就爆裂，把里面的种子抛撒出来。它可以说是天凤山上的本名花，因为，在它花儿的形状中，你可以从各种角度看出一只凤凰的脑袋、翅膀、脚爪，甚至还有尾巴。
一天下午，天色已近傍晚，我和小裁缝两个人一起单独呆在厨房里，避开了众人好奇的目光。在那里，兼任朗读者、说书人、厨师、洗衣妇各项角色的警察，正在一只木盆中小心翼翼地把小裁缝的手指头尖漂洗干净，然后，他又像一个谨慎细心的女美容师那样，在她的每一片手指甲上，轻轻地涂上厚厚一层从揉碎的凤仙花中提取出来的花汁。
她的手指甲，跟那些村姑农妇的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一点儿也没有被田里的农活弄得变形；左手的大拇指上有一条粉红色的伤疤，无疑是激流潭中的那条水蛇留下的。
“你是从哪儿学来这一套女娃儿家的玩意儿的？”小裁缝问我。
“我妈妈对我说起过。照她的说法，明天早晨，等你把贴在手指头上的那些小布条揭走后，你的指甲就已经染上了鲜红的颜色，就像是涂上了什么颜色油一样。”
“它能留很长时间吗？”
“十来天吧。”
我真想向她提一个请求，请她明天早晨允许我在她红红的指甲上吻一下，作为对我小小杰作的报酬，但是，一看见她大拇指上依然新鲜的伤疤，我就迫使自己严守我的身份所规定的戒律，并认真履行我已向赋予我使命的统帅作出的庄严承诺。
那天晚上，我背着那个藏了《邦斯舅舅》的竹篓，从她家中出来，突然，我意识到，我已经在村里不少年轻人中激起了嫉妒的火焰。我刚刚拐上了山路，一群农民，大约有十五六个人，便出现在了我的背后，并静悄悄地跟着我走。
我回过头来，朝他们投去一道目光，但是，他们年轻的脸上那恶狠狠的敌意令我惊讶，我不由得加快了步子。
突然，一个嗓音在我的背后响起，可笑地夸大着我那城里人的口音
：“啊！小裁缝，请让我来为你洗衣服。”
我的脸红了，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他们在滑稽地学我的样，模仿我，嘲笑我。我回过头去，想看清楚这恶作剧的作者到底是哪一个：原来，他是村里的那个瘸子，这群人里头年龄最大的一个。他正挥舞着一把弹弓，就像挥舞一根指挥棒。
我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继续走我的路，然而，那群人却一拥而上，把我给团团围住了。众人推搡着我，齐声高喊瘸子的那句话，爆发出下流的笑声，野里野气的，像是在起哄。很快地，侮辱变得越来越明确，形成了一个要命的句子，只见一个人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地说：
“给小裁缝洗裤衩的软货！”
这句话，给我带来了何等巨大的震惊！我的对手给了我何等明确的指控！我一下子愣住了，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也无法掩饰我的难堪，因为我确确实实给她洗过一条裤衩。
这一刻，瘸子匆匆地赶到了我前头，挡住了我的去路，他拉下他的长裤，褪下他的短裤，露出了他那乱蓬蓬的毛丛中那个干瘪萎缩的玩意儿。
“拿去吧，我想让你也帮我洗洗裤衩！”他一边高声嚷嚷，一边发出了淫秽的笑声，像是在故意寻衅，一张脸激动得变了形。
他高举起他那条黄兮兮的裤衩，黄得近乎发黑，上面满是补丁，还有污垢，在他头顶上挥舞着。
我真想破口大骂，把我熟悉的脏话一股脑儿全抛撒出来，但是，我实在是太愤怒了，竟至于激动得过了头，连一句脏话都没有“喷洒”出来。我浑身哆嗦着，直想哭。
38．情欲初萌
接下来的事，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我只知道，我当即发起了一次可怕的冲锋，扑到了瘸子的身上，竹篓在我的背上高高地跃起。我想劈脸给他一下子，但他成功地躲开了，拳头只是击中了他的右肩。在这场寡不敌众的搏斗中，我明显地吃了大亏，我终于被两个壮小伙子制住了。我的竹篓啪的一响，从背上掉了下来，翻了一个滚，里面装的东西撒了一地：两个鸡蛋打碎了，蛋白蛋黄流到了一片菜叶子上，把落到尘土中的那本《邦斯舅舅》的封面也弄脏了。
霎时间，四下里鸦雀无声；我的冒犯者们，就是说，那些没有被小裁缝看上眼的追求者，尽管全都是文盲，还是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这个奇特物件惊呆了：一本书。他们团团围拢过来，在书本周围形成了一个圆圈，除了那两个摁着我肩膀的年轻人。
没有了裤衩的瘸子蹲了下来，翻开那本书的封面，发现了巴尔扎克的那幅黑白画像，长长的一把大胡子，灰白的小胡子。
“这是马克思吗？”其中一人问瘸子，“你应该晓得，你比我们见识多。”瘸子迟迟疑疑地不肯回答。
“兴许是列宁吧？”另一个说。
“也许是斯大林，没有穿军装。”
趁着一片混乱，我死命一挣，挣脱了我的双臂，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几乎是扑了上去，扒拉开团团围着的农民，直冲那本《邦斯舅舅》。
“让开，谁都不能碰。”我高声叫道，仿佛那是一枚随时就要爆炸的炸弹。
瘸子还没有来得及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我就从他手里一把抢过那本书，然后撒腿就跑，冲上了那条山路。
随着几声喊叫，一阵石子雨落在了我身后，伴随了我好长的一段路。“洗女人裤衩的软货！熊包！让我们给你来点再教育吧！”突然，弹弓打来的一粒小石子击中了我的左耳，一阵剧烈的疼痛让我一下子丧失了部分的听觉。出于条件反射，我用手捂住了耳朵，于是，我的手指头染上了鲜血。
在我的身后，叫声变得更加响亮，骂人话也变得更加下流。声音从峭壁上反弹回来，在群山中久久回荡。我听到有人威胁着要处我以私刑，还有的威胁着要绑架我。然后，一切归于宁静。万籁俱寂。
在返回的路上，受了伤的警察违心地决定放弃他的使命。
那一天，夜晚似乎变得格外的漫长。我们的吊脚楼显得那么的荒芜，那么的潮湿，远远要比以往阴暗得多。一股被弃空房的味道弥散在空气中。一股很容易分辨出来的味道：冷冰冰的，带着哈喇味和霉味，那么冲，那么浓烈。仿佛这里根本就没有人住。那一夜，为了忘却我那左耳朵的疼痛，我借着两三盏煤油灯的灯光，又重读了我最喜爱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但是，即便是煤油灯呛人的烟味，也无法驱走那股空房子的味道，我觉得，我越来越迷失在这股味道之中。
耳朵已经不再流血了，但是它变青了，肿了起来，继续让我难受，影响我的阅读。我轻轻地揉着它，又一次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疼痛，几乎令我发狂。
多么特别的一夜啊！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但是，在那么多年之后，我始终无法解释我为何做出了那样的反应。那一夜，耳朵隐隐作痛，我在我的床上翻过来又覆过去，无法入眠，仿佛我是躺在针毡之上。我满脑子想的不是怎么报仇，怎么把嫉妒得要命的瘸子的耳朵割下来，相反，我又看到我自己被那帮人纠缠上了。他们对我动用私刑，他们百般地折磨我。夕阳的丝丝余晖在一把尖刀上投下它的闪光。这把刀，在瘸子的手中舞动着，不像是屠夫用的那种传统的杀猪刀；它的刀刃长得出奇，尖得出奇。瘸子用他的手指头，轻轻地抚摩着雪亮的刃口，然后，他把刀高高地举起，一刀割下了我的左耳朵，连一点儿声响都没有发出。我的耳朵掉到了地上，又弹跳起来，然后又落下，与此同时，刽子手却正得意扬扬地拭擦着那溅上了鲜血的长长刀口。小裁缝哭喊着赶到现场，终于打断了这一番野蛮的私刑，瘸子为首的那一伙人顿时仓皇逃散。
于是，我看到自己被小裁缝救下。这个手指甲被凤仙花染得鲜红的姑娘，她任由着我满嘴含住她的手指头，用我那黏糊糊的、滚热的舌头尖舔着它们。啊！凤仙花那黏稠的汁液，凝结在她闪闪亮的手指甲上的我们天凤山特有的山花，有一种甜丝丝的滋味，还发出一种有点像麝香的香味，激起了我肉体上一种隐隐的快感。沾了我的口水之后，指甲上的红颜色变得越发浓烈，越发鲜艳了，然后，它变软了，像滚烫的火山熔液似的蠕动着，它臌胀着，咝咝作响，在我的嘴里转动，像是一团真正的火山液。
然后，熔岩的波浪开始了一种自由的旅行，一种远征；它从我被打伤的胸脯上流下来，逆行在这一片大陆的广袤平原上，绕过我的奶头，滑向我平坦的肚腹，并停在了我的肚脐眼上，在她舌头的推动下，它钻进了我的肚脐眼中，迷途于我那些蜿蜒曲折的血管和腑脏，最后终于找到了道路，一直流向我的男性之根，它早已经到了自己独立的成熟年龄，眼前正激奋昂扬，滚烫如火，放荡不羁，再也不愿服从于由警察这一角色规定的那些严厉然而虚伪的约束。
最后一盏油灯的灯光开始摇曳起来，而后终因缺油而熄灭，留下警察一个人在黑暗中，孤零零地俯卧在床上，放纵自己于一次夜间的背叛，玷污了他的裤衩。
闹钟上的荧光指针指着午夜十二点。
39．小裁缝怀孕了
“我有麻烦了。”小裁缝对我说。
那是我遭到那帮下流的求爱者攻击的第二天。我们俩呆在她家厨房里，被一会儿绿颜色、一会儿又变成黄颜色的缭绕不散的烟雾包围着，烟雾中还夹杂着从锅里冒出来的饭香。她在砧板上切菜，我管着灶火，而她的父亲，刚刚从各乡村巡回归来，正在客堂间里干活；可以听见他踩缝纫机那熟悉的有节奏的声音。看起来，他也好，他的女儿也好，谁还都不
知道我遭到袭击的事情。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居然没有注意到我左耳朵上青肿的伤斑。当时，我满脑子转动着想找一个借口，好向小裁缝提出我的辞呈，以至于连她在说什么都没有听见，她不得不重复她的话，才能把我从沉思中唤醒过来。
“我碰上大麻烦了。”
“是瘸子那帮人吗？”
“不是。”
“那么是跟阿罗吗？”我问她，带着一种情敌才有的希望。
“也不是，”她很忧愁地回答道，“我真后悔，不过已经太晚了。”
“你在说啥呢？”
“我老是恶心。今天早上，我吐了一地。”
这一刻，我的心一下子揪得紧紧的，我看到，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的眼睛中涌出，静静地从她的脸颊上流下，一滴接着一滴地落在菜叶子上和她的手上，她的手指甲染得鲜红鲜红的。
“我爹要是晓得了，非把阿罗给杀了不可。”她说着，轻轻地哭了起来，没有一丝抽泣声。
两个月以来，她就一直没来月经。这一点，她没有对阿罗说起过，不过，他却是这次生理故障的责任者或者罪人。一个月之前，当阿罗离开时，她还没有开始担心。
一下子，这些意外的和反常的眼泪震撼了我，比她忏悔的内容还更震撼了我。我真想一把将她抱在怀里，好好地安慰她一番。见她那么痛苦，我的心里更是痛苦万分。但是，她父亲踩着缝纫机发出的喀哒喀哒的响声，仿佛是一声声的召唤，把我拉回到了冷酷的现实中。她的痛苦确实是很难用话语来安慰的。尽管我对两性之间的事情还很懵懵懂懂，几乎可说是漠然无知，我还是明白了，这两个月没有月经意味着什么。
我很快就被她的慌乱所传染，自己也跟着乱了方寸，背着她悄悄地掉了眼泪，就仿佛她怀上的是我自己的孩子，就仿佛在巍峨的白果树下或者在小水潭清澈的水流中，跟她做爱的是我，而不是阿罗。我觉得自己大动了感情，我的心跟她贴得很近很近。我将会一辈子充当她的守护神，我甚至准备一辈子到死都打光棍，只要这样做能稍稍减轻她的忧虑。我甚至想到了要跟她结婚，只要法律允许的话，哪怕只是维持一种名义上的婚姻，只要能让她合法地、平平安安地生下我朋友的孩子。
我朝她的肚子瞥了一眼，她穿了一件手织的红颜色套头毛线衣，我只看到，从那里传出一阵阵有节奏的悸动，那是因痛苦而导致的呼吸困难和抽泣。当一个女人开始为没有了月经而哭泣时，你是没有办法劝慰住她的。我的心中一下子充满了恐惧，我感到我的双腿掠过一阵颤动。
我忘记了最根本的事情，就是说，忘了问她是不是打算在十八岁时做母亲。这一忘却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留住孩子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任你说破大天都不存在。没有一家医院、没有一个山里的接生婆敢于违背法令，为一对没有结婚的年轻人的孩子接生。而阿罗只能在七年之后才能跟小裁缝结婚，因为法令禁止在二十五岁之前结婚。我们的罗密欧和怀了孕的朱丽叶不但没有希望结婚，而且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偷偷地活着，躲避法令的惩罚和世人的耳目，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生活，并得到一个曾扮演过警察角色的礼拜五的帮助。这地方的每一平方厘米的土地，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密控制之下，全中国的大地上都布下了天罗地网，谁要钻半点的空子都是痴心妄想。
当她平静下来后，我们开始商量实施一次人工流产的种种可能性。我们背着她父亲反复地争论，寻找着最隐蔽、最有保证的办法，使得这对年轻人不仅避免一种政治上和行政上的惩罚，而且避免丢脸面。英明的立法似乎把一切都算计好了，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结婚之前，他们不能把他们的孩子生下来，而法令又禁止堕胎。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不由得由衷地敬佩我朋友阿罗的先见之明。他真有福气，他委托给我一个保护神的使命，而忠心耿耿的我也不辱使命。我成功地说服了他的非法女人，让她不要求助于山里的药草师傅，怕他们不但会让她中毒，而且会揭发她。然后，我还劝阻了她，不让她从屋顶上往下跳，我说这样做纯粹是白痴行为，因为后果不堪设想，不仅不能把胎儿打下来，反而会落下个残疾，到头来，只能嫁给村里的那个瘸子。
第二天早上，像我们在头天晚上商量好的那样，我闪电一般地去了我们的县城荥经镇，以探测去医院妇产科做手术的可能性。
40．侦察妇产科
荥经镇，你们一定还记得，就是那个很小很小的镇，小得只要镇委会食堂一烧洋葱炒牛肉，全镇都能闻到它的香味。在一个小山岭上，就在我们看过露天电影的那个中学的篮球场后面，坐落着小小医院的两栋房子。第一栋，专门用作门诊，位于山岭的脚下；它的大门口竖立着一幅毛主席的巨大画像，身穿军装，挥着巨手，仿佛正在向排队等候的病人们、还有又哭又叫的孩子们挥手致意。第二栋，高高地位于山岭顶上，是一栋四层楼的楼房，没有阳台，砖头的墙面上刷了石灰；它只用作住院治疗。
就这样，经过了整整两天的行走，以及在一个虱子乱爬的小旅店中一个整夜睁着眼睛的苦熬，在一个早上，我带着一种侦探才有的谨慎，钻进了医院的门诊楼。为了不知名知姓地混迹于看病的农民之中，我特地穿上了我那件旧了的羊皮短袄。我的双脚一旦踏入到我从小就那么熟悉的医疗领地中，我就感到不舒服，浑身冒汗。在一楼，在一条阴暗、潮湿、狭窄、充满微微令人恶心的地下室气味的走廊尽头，一些女人等着候诊，她们坐在两排靠墙而摆的长椅上；大多数女人都挺着大肚子，有些还在轻声地呻吟。就在那里，我看到了妇产科的字样，用红漆写在一块木板上，挂在惟一一道紧闭的诊室门上。几分钟之后，那道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很瘦的女病人走了出来，手里捏着一张处方，于是，下一个候诊者便钻进了门。通过门缝，我勉强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医生的身影，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还没等我看个仔细，门就又关上了。
这道我根本无法走到跟前的门也太小心眼了，我不得不再等着它下一次打开。我需要看清楚这个妇产科大夫长得什么样。但是，当我转过脑袋时，坐在长椅上的女人们朝我投来了何等愤慨的目光啊！那些女人真正地愤怒了，我敢向你们起誓！
令她们惊诧不已的，是我的年龄，这一点，我心里清楚得很。我本来应该男扮女装的，在我的衣服里塞上一个枕头，假扮成一个孕妇。因为，我这样一个十九岁的年轻小伙子，身穿一件羊皮短袄，站在呆满了女人们的走廊中，确实有一种擅入者的姿态，令人难堪。她们全都瞧着我，仿佛我是一个性反常的怪人，或者是一个窥视癖，故意跑到这里来偷窥女人们的秘密。
我的等待是多么漫长啊！那道门一直纹丝不动。我身上燥热了起来，我的衬衣已经被汗水浸湿。为了确保我抄在羊皮上的巴尔扎克的小说不被洇湿，我脱下了皮袄。女人们开始交头接耳地说开了，满脸神秘兮兮的样子。在这阴暗的走廊中，她们很像是一些肥胖的密谋者，在一种半暗不明的光线中策划着什么阴谋。简直可以说，她们是在酝酿着一次私刑。
“嘿！你这娃儿，在这里做啥子嘛？”一个凶狠的女人嗓音响了起来，她拍着我的肩膀。
我扭头一看：这是个短头发的女人，上身穿一件男式短上衣，下身穿一条长裤，头戴一顶草绿色的军帽，胸前佩戴着一枚红底的金黄色毛主席像章，这是她思想觉悟的外在标志。尽管她已经有了身孕，挺了一个大肚子，她的脸上却依然长满了青春痘，疙疙瘩瘩的，流着脓水。说实话，我真为在她肚子里长大的孩子感到惋惜。
我决定装傻充愣，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刺激她一下。我继续直盯盯地瞧着她，直到她很愚蠢地重复她刚才的问题。然后，慢慢地，就像是在电影的慢镜头中那样，我把我的左手放到我的耳朵后，做出聋哑人似的动作。
“他的耳朵青肿青肿的。”一个坐着的女人说。
“要看耳朵，不在这里！”戴军帽的女人大声嚷道，仿佛是在对一个小聋子说话，“上楼去瞧，眼科！”
顿时，女人堆里像是砸了锅一样！她们叽叽喳喳地争论起来，不知道看耳朵到底应该去什么科，是去眼科，还是去五官科，而就在这个时候，那道门开了。这一次，我有时间把那位妇产科医生的脸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长长的灰白头发，瘦瘦的脸，神色疲倦，嘴里叼了一根烟。
在这第一次认定之后，我做了一次长长的漫步，就是说，我漫无目的地在镇上惟一的那条街上溜达。我记不清楚，我有多少次一直走到街尽头，穿过篮球场，再回到医院的门口。我一直不停地想着这个医生。他看起来比我父亲还年轻。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互相认识。我打听到，他每礼拜一和礼拜四在妇产科主持门诊，而其余的时间，他要轮流地负责外科、泌尿科和消化道内科的工作。他很可能认识我的父亲，至少应该知道我父亲的姓名，因为在成为阶级敌人之前，我父亲在我们省内算是赫赫有名的专家。我试图想象我的父亲或者我的母亲处在他的地位会怎么想，在这个县医院中，在挂着“妇产科”招牌的诊室的门后，接待乡下姑娘小裁缝和他们的宝贝儿子。那将肯定是他们一生最大的灾难，比“文化大革命”本身还更糟糕！他们根本就不会容我有时间解释是谁把姑娘的肚子搞大的，他们会觉得他们丢尽了脸面，一脚把我踢出门外，并永远不再见我的面。这一点很难理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在当权者的迫害下受尽了苦难，但是，从伦理道德上来说，他们跟他们的迫害者是一样的严厉保守。那天中午，我找了一家小饭馆吃饭。一进饭馆，我立即就后悔了，这一顿奢侈的午饭花费了我很多的钱财，但是，这是惟一一个可以跟陌生人呆在一起的地方。谁知道呢？兴许我会在那里遇上一个二流子，他对堕胎这一行的三十六计全都一清二楚。我点了一个鲜辣椒炒鸡肉，还有一碗米饭，开始慢慢地吃。我的这顿饭，被我故意拖了很长时间，吃得比一个没了牙齿的老头还慢。但是，随着盘中的鸡肉一点点地减少，我的希望也渐渐地开始飞走了。这镇上的二流子，看来比我还更贫穷、更吝啬，他们是从来不肯进饭馆门的。
41．想方设法
在两天时间里，我与妇产科的接触毫无结果。我终于可以与之探讨一下这个话题的惟一一个人，是县医院值夜班的看门人，一个曾当了三十年警察的人。因为跟两个姑娘睡了觉，一年之前他被清除出公安局。我一直在他值班的小屋里呆到半夜，我们一边下棋，一边讲述各自的冒险经历。他求我把我们山区的漂亮女知青介绍给他，而我则大言不惭地冒充这方面的行家老手，但是，他却拒绝了我的要求，不肯给我那个“月经有了麻烦”的朋友以援手。
“不要对我说这些事，”他心怀恐惧地对我说，“万一医院领导发现我参与了这类事，就会给我一个死不悔改的惯犯罪名，而且毫不犹豫地让我直接二进宫了。”
到了第三天，将近中午时分，因为我确认已经无法敲开妇产科医生的门，便准备立即上路返回我的小山村，这时，突然间，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这个镇上的牧师。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当我们在篮球场上看露天电影的时候，他那在风中飘逸的银色的长发实在让我们喜欢。即便当他穿着满是污泥点子的蓝大褂，绰着一把木头柄的大扫帚，在大街上扫地的时候，即便当所有人，甚至包括五岁的小孩，都会无端地打他，侮辱他，或者往他的身上吐唾沫的时候，他浑身上下仍然透着某种贵族气。整整二十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禁止他行使他的宗教职能。
我每次想到他，都会回忆起别人对我讲过的一个小故事：一天，红卫兵去抄他的家，发现在枕头底下藏着一本书，用一种外文写成，但是，谁也不知道那是哪一种外语。这情景跟瘸子那帮人围绕着《邦斯舅舅》看热闹的那场戏不无相似之处。红卫兵们只好把这本充公的书送到北京大学，才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这是一本拉丁语的《圣经》。这让牧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从此之后，他就被迫去扫大街，而且总是扫同一条街，无论刮风下雨，从早到晚，每天都得扫八个钟头。扫到后来，他几乎就成了街景一个活动的点缀。就一个堕胎的问题，去讨教一个牧师，这在我看来是一个离奇的念头。我莫不是因这个小裁缝的缘故，正在昏头昏脑地走向迷途？随后，我突然十分惊奇地意识到，三天以来，我还一直没有看见这位扫大街的老人银白的头发，还有他机械一般的动作。
他上哪里去了呢？我急忙向卖香烟的小贩打听：牧师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他的强迫劳动。
“没有，”他回答我说，“那个可怜的人，他只剩下一口气了。”
“他得的啥子病？”
“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从很远的大城市赶了回来。他们把他送进了县医院。”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赶紧往医院跑。我不是慢悠悠地散步穿越小镇，而是飞跑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赶到山岭顶上的住院楼时，我决定碰一碰我的运气，向垂死的牧师征求一个建议。
住院部楼内，混杂着一股药品的气味和没有打扫干净的公共厕所的臭气，还夹杂有烟雾和油烟，刺得我鼻子直发痒，喘不上气来。不知底细的人还会以为来到了一个战时的俘虏营：住院病人的病房同时还用作厨房。病人的床边，就在便盆、在挂着输液瓶的三脚架旁边，满地杂七杂八地堆放着饭锅、菜锅、切菜板、鸡蛋、蔬菜、酱油瓶、醋瓶、盐罐，一派乱糟糟的景象。在这一午饭时分，有些人正俯身在冒着烟的热锅上，把筷子探进锅里，搅和着面条；另一些人则在炒鸡蛋，鸡蛋在热油里劈里啪啦地乱响一气。
这一背景把我弄糊涂了。我不知道，在一个县医院里竟然会没有食堂，病人们不得不自己动手解决吃饭问题，而他们自己还是患了病的住院者，行动根本就不太方便，更不用说，还有一些病人是手脚受了伤的，甚至还是肢残者、畸形者。这些小丑般的厨师展现出一派纷杂喧闹、乱七八糟的景象，他们身上花里胡哨地捆绑着红色的、绿色的和黑色的石膏，好些地方的绷带也散了，在滚水锅冒出的蒸汽中飘荡着。
在一个放了六张床的病房中，我找到了濒死的牧师。他在输液，身边围着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妇，都是四十来岁的年纪，还有一个老妇人，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在一只煤油炉上为他做饭。我悄悄来到她的身边，蹲了下来。“你是他的妻子吗？”我问她。她点了点头表示没错。她的手颤抖得厉害，都快拿不住鸡蛋了，我赶紧从她手中接过鸡蛋，替她把它们打碎了。
她的两个儿子，都穿着蓝色的中山装，扣子一直扣到领口，一脸严峻的神色，看来像是当干部的，或者像是殡仪馆的职工，然而，他们的举止却像是记者，全神贯注地伺弄着一个很旧的录音机，它吱吱扭扭地转着，好像生了锈似的，黄色的漆皮已经斑驳成了鳞片。
突然，一个尖利的、震耳欲聋的声音从录音机中传出，像一声警报，回荡在病房中，差一点把正在各自病床上吃饭的其他病人的饭碗从手中震落。
小儿子终于掐灭了这一声魔鬼般的噪音，这时，他的兄长把一个麦克风伸到老牧师的嘴唇边。
“爸爸，你说几句话吧。”大儿子在求他。
牧师满头银白色的头发几乎已经掉光，他的脸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他瘦得那么厉害，简直就只剩下了一张皮包着一副骨头架。薄得跟纸一样的一张皮，蜡黄蜡黄，死气沉沉。他的身体，以前曾是那么强壮，现在却已经彻底萎缩。他蜷缩在被子底下，与痛苦顽强地搏斗着，终于，他好不容易睁开了沉重的眼皮。这一生命的信号令他周围的家人惊喜交加。麦克风又伸到了他的嘴边。录音机里的磁带也开始转动起来，发出一种碎玻璃踩在皮靴底下似的刺啦刺啦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