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再使一点儿劲，”儿子说，“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来给你录音，你就给孙儿们说些啥子吧。”
“要是你能念一段毛主席语录，那就再好也不过了。一个简短的句子，或者，一句革命口号也成，来吧！孩子们将会晓得，他们的爷爷不再是一个反动分子，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儿子大声说着，仿佛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录音师。
一阵微微的颤抖掠过了牧师的嘴唇，几乎难以发现，但是他的嗫嚅却听不见。在一分钟期间，他不知在喃喃地说着什么，反正谁都听不明白。即便连那个老妇人，她也承认听不懂他的话。
然后，他又昏迷过去。
42．用巴尔扎克找到医生
他的大儿子倒回了磁带，全家人又一次听着这神秘的信息。
“这是拉丁语，”大儿子说道，“他在用拉丁语做他最终的祈祷。”
“这才是他。”老妇人说着，用一块手绢轻轻地擦着老牧师被汗水浸湿了的额头。我站起身来，一言不发，朝门口走去。就在这一时刻，出于纯粹的偶然，我突然发现了那
个妇产科医生的身影，他穿着白大褂，从门口走过，恰如一次菩萨显灵。就像在电影的慢镜头中那样，我看到他最后吸了一口烟头，然后，慢悠悠地把烟从嘴里吐出，扔掉烟蒂，消失了。
我急忙穿越病房，撞翻了一只酱油瓶，被地上一只空锅绊了一脚。这一眨眼工夫的耽误实在是要命，等我冲到走廊中时，已经太晚了，医生早就不在那里了。
我挨着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寻找他，见人便问有没有见到那个医生。最后，一个病人用手指头给我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
“我看见他走进了那里，那个单人病房。听说，那里头送进来一个工人，是红旗机械厂的，被机器切掉了五根手指头。”
走近那个房间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痛苦的号叫声，尽管房门紧闭着，那哭叫声还是传了出来。我轻轻地推了一下房门，门毫无抵抗就悄悄地开了，一点儿声响都没有。
医生正在给受伤的工人包扎，那工人坐在床上，脖子挺得僵僵的，脑袋向后仰着，靠在墙上。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光着上身，肌肉发达，脸色黧黑，脖子粗壮。我走进了房间，把门在身后关上。他那血淋淋的手只包了薄薄的一层纱布，白色的纱线上满是鲜红的血，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落在放在床边地上的一只搪瓷盆里，滴答滴答的流血声混杂在他的呻吟中，像是一座走得不稳的挂钟发出的声音。
医生满脸倦容，失眠引起的，就像我上一次在门诊室里看到他时那样，但是，他已经不那么漠然，不那么“遥不可及”了。他展开一大卷纱布，为工人包扎着受伤的手，一点儿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在场。我的羊皮袄对他不产生任何的效果，因为他不得不专心致志地忙于紧急处理。
我从衣兜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燃。然后，我走近病床，以一种几乎可说是潇洒大方的动作，把那支香烟——我仿佛把它看成我那个小裁缝朋友可能的救星——塞到医生的嘴里，不，是塞到他的双唇之间。他朝我看了一眼，什么话都没有说，一边继续包扎着，一边吸着烟。我又点燃了另一支香烟，把它递给受伤者，他用他的右手接过。
“帮我一下，”医生对我说，并递给我一段纱布的头，“把它捏紧了。”
我们分别站在床的两边，把纱布朝自己这边拉紧，这架势就像是两个人正在用一根绳子捆扎什么行李。
流血减慢了，受伤者不再呻吟。那支香烟落在地上，他突然就睡着了，医生说，麻醉开始起作用了。
“你是哪一个？”他问我，一边问，一边不停地为那只手包扎上纱布。
“我是在省医院工作的一个医生的儿子，”我对他说，“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
“他叫啥名字？”
我本来想告诉他阿罗的父亲的姓名，但是，我父亲的姓名早已脱口而出。接下来的，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我感觉到，他不仅认识我的父亲，而且还知道他的政治挫折。
“你找我想要做啥子？”他问我。
“是我的妹妹……她遇上了一个麻烦……月经有些问题，有几个月没来月经了。”“这是不可能的。”他冷冷地对我说。
“为啥？”
“你父亲没有女儿。你走吧，你这个撒谎的人！”
说这最后两句话时，他并没有高声地嚷嚷，也没有用手指头指着门口，但是，我能看出来，他真的是生气了；他真该把烟头扔到我的脸上。
我的脸一下子羞得通红，走了几步之后，我朝他转过身子，我听到自己对他说：
“我建议我们来一个交易：假如你能帮助我的朋友，她将会感激你一辈子，我还会给你一本巴尔扎克的书。”
突然听到巴尔扎克的名字，他的心里感到了多大的震惊啊！因为眼下这一时刻，他正在县医院，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在这个离巴尔扎克的世界那么遥远的地方，为一只受伤的手做包扎。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犹疑之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已经对你说过，你是一个撒谎的人。你怎么可能有巴尔扎克的书呢？”
我没有回答，而是脱下了我的那件羊皮袄，把它翻过来，给他看我抄写在光羊皮上的巴尔扎克小说；皮袄上的墨迹比起以前来，已经变得有些淡了，但是依然还能认读。
他一边开始读手抄的小说，或者不如说，他一边做着笔迹的鉴定，一边掏出一盒香烟，递给我一支。他抽着烟匆匆地浏览了一遍。
“这是傅雷先生的译本，”他喃喃说道，“我认出了他的文笔。他跟你的父亲一样，可怜的人，成了一个阶级敌人。”
这句话让我激动得哭了。我很想止住我的哭声，但是，我做不到。我像个小孩一样“哇哇大哭”起来。那些眼泪，我相信，不是为小裁缝，也不是为我要完成的使命而流的，而是为了我并不认识的巴尔扎克的译者而落的。这难道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得到的最大奖赏、最大安慰吗？
在这一瞬间，我感到的激动甚至令我自己都万分惊讶，直至今天，它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甚至让这一邂逅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都黯然失色。
43．故事的最后
一个礼拜之后，礼拜四，由这位兼科医生和文学爱好者约定的日子，小裁缝装扮成一个三十岁的妇女，脑门上围了一条白布巾，迈过了手术室的门槛，而与此同时，因为让她怀上了孕的事主还没有回天凤山呢，我便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等了三个小时，被门后面传来的各种声响弄得提心吊胆：遥远的、模糊的、沉闷的声音，水龙头的流水声，一个陌生女人尖利的喊叫声，女护士们听不见的低语声，匆匆的脚步声……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当最后我被允许进入手术区时，那位妇产科医生正在一个充满了苏打水气味的大房间里等着我，房间的尽头，小裁缝坐在一张床上，正在一个女护士的帮助下穿衣服。
“告诉你吧，肚子里是一个女娃儿。”医生悄悄地对我说。
他嚓地一下划燃了一根火柴，点了一支香烟，开始抽烟。
除了我当初答应的，即那本《于絮尔·弥罗埃》之外，我还给了医生那本《约翰·克里斯朵夫》，那个时代中我最爱的一本书，同样也是那位傅雷先生翻译的。
尽管刚刚动了手术，行走有些困难，小裁缝走出医院那一刻的轻松心境，真有点像一个本来受到威胁要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在却被认定无罪而离开法庭的人。
小裁缝拒绝在小旅店中休息，她坚持要去公墓中看一看，看看两天前刚刚埋葬在那里的那个牧师。在她看来，正是这位牧师把我引向了医院，并以一只看不见的手安排下了我跟妇产科医生的邂逅。我们用剩下的几个钱，买了两斤橘子，作为祭品摆在他的坟前。这是一座水泥砌的、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小里小气的坟。我们很遗憾不懂拉丁语，无法用这种语言，用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过的这种语言，为他做一次追悼祈祷，请求上帝保佑他，或者诅咒他一生扫大街的不幸命运。我们再三犹豫着，不敢在他的坟前发誓，有朝一日要好好学一学拉丁语，然后再回来用这种语言跟他说话。经过一阵长时间的争论，我们决定不学拉丁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课本(兴许还得去四眼父母那里再尝试一次新的偷窃)，而且，尤其是，不可能找到一个能教拉丁语的老师，在我们这个地方，除了老牧师，还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懂得这门语言。
在老牧师的墓碑上，刻着他的姓名和生卒年份，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关于他个人生命的任何信息了，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他的宗教活动。只有一个十字画在上面，是一个红颜色的普通十字，就仿佛他生前曾是一个药剂师或者医生。
我们暗暗发誓：假如将来有一天我们有了钱，宗教也不再被禁止了，我们一定要回来，在他的坟前竖起一个墓碑，彩色的，带浮雕的，上面要雕刻一个飘洒着银白色头发的人像，头上戴一个荆冠，就像耶稣那样，但是胳膊不要伸成十字。他的双手，不是手心被铁钉钉穿，而是紧紧地握着一把扫帚的长柄。
小裁缝本来还想去一个佛庙还愿，但在那些年里，所有的庙都关了门，她只想从围墙上扔几张钞票进去，表一表心意，感谢老天爷慈悲开恩。但是，我们早已身无分文了。
这就是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的故事。现在，时间已到，我该来为你们描述一下这个故事的最后形象了。应该让你们听一听一个严冬之夜划亮六根火柴的刺啦声。
那是小裁缝做人工流产手术的三个月之后。黑夜中，四下里团团回转着微风的吹拂声和猪圈中的哼哼声。阿罗回到我们山区也已经三个月了。
空气中有一股冰霜的味道。刺啦一下，一记清脆的声音，响亮而又冰冷，一根火柴擦亮了。我们这个吊脚楼的一团黑影，凝定在大约几米远的地方，被一苗微光搅乱了，在黑夜的外套中哆嗦起来。
火柴差点儿中途熄灭，在它自己冒出的黑烟中窒息，但它又获得了一丝新的气息，摇摇曳曳，凑近了躺在吊脚楼前地上的《高老头》。一张张书页被火苗舔到之后，便蜷缩起来，翻卷起来，彼此耷拉到一起，字词飞快地奔向外面。可怜的法兰西姑娘从梦游的幻觉中被火光唤醒，她想夺路而逃，但已经太晚了。当她重又找到她心中所爱的表哥时，她已经被火焰吞没了，而那些金钱迷，她的那些求婚者，还有她的百万家产，也跟她一起全都化为了灰烬。
另外三根火柴同时点燃了《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和《欧也妮·葛朗台》。第五根火柴抓住了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他拖着他鸡胸驼背的身躯，背着他心爱的姑娘爱丝米哈尔达，逃往巴黎圣母院前的街石。第六根火柴落到了《包法利夫人》上面。但是，那火焰就在它自身的疯狂中，突然来了一次清醒的歇息，不愿意从这一页开始烧，那时分爱玛在卢昂城一家旅馆的房间里，躺在床上抽烟，她年轻的情人蜷缩在她的身边，喃喃地说道：“我想死你了……”这一根火柴，愤怒而又有选择性，挑选了全书的结尾发起进攻，在那一幕，爱玛临死之前，以为听到了一个瞎子在唱：
小姑娘到了热天想情郎想的心酸
当一把小提琴开始演奏起一支葬礼曲时，一股怪风袭来，把书中的火吹得旺旺的；化为了新鲜灰烬的爱玛飞扬起来，跟她那些碳化了的同胞混杂在一起，飘舞着，飘舞着，升上了空中。沾上了纸灰的琴弓和马尾，在金属弦上滑过，弦线闪闪发亮，映出了熊熊的火光。这提琴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小提琴手，就是我。
阿罗，点火焚书的人，这个著名牙医的儿子，这个曾经四脚着地爬过危险山路的浪漫情人，这个巴尔扎克的热心崇拜者，现在蹲在火堆边，心醉神迷，两眼死死地凝视着火焰，中了魔似的，以往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心灵的那些字词和人物形象，现在跳跃在那火焰中，然后慢慢地变成灰烬。他一会儿号啕大哭，一会儿又放声大笑，活像一个疯子。
44．焚书
没有一个证人出席我们的献祭。村里人，早已习惯了我的小提琴声，肯定更喜欢呆在自己的家里，焐在热乎乎的被窝中。我们本来打算邀请我们的老朋友，那位老磨工，带着他的三弦，来跟我们一起，唱一唱他那些风流的“老山歌”，来抖一抖他肚皮上数不清的细细皱纹，但是，很不幸，他病了。两天之前，当我们前去看望他时，他已经患了流行性感冒。
火刑还在继续着。那个著名的基督山伯爵，以前曾经成功地越狱，逃出了滔滔大海
中的孤堡，这一次却乖乖地屈从于阿罗的疯狂，曾经在四眼的皮箱中居住过的其他男子和女子，也无法逃脱他们被焚烧的命运。
这时候，就算是村长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根本不会害怕他。借着我们一时的迷醉，我们甚至可能把他也投入火堆中活活烧死，就好像他也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人物。
不管怎么说，这里只有我们俩，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人的影子。小裁缝已经走了，再也不会来看我们了。
她的出走，是一个令人震惊得手足无措的突发事件，那么出人意料，那么突如其来。我们不得不在可怜巴巴的记忆中搜索良久，方才在惊魂甫定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那些仅仅体现在衣着方面的痕迹，预示着一次致命的打击正在酝酿之中。
大约两个月之前，阿罗对我说，小裁缝正照着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文字描述，在给自己做一个胸罩。听了阿罗的话，我当时就提醒他说，这可是天凤山上的第一件女性内衣，完全可以在地方志中记上一笔。
“她现在一门心思所想的，”阿罗对我说，“就是要变得像一个城市女孩。你瞧瞧，就连她现在说话时，她都在模仿着我们的口音。”
我们把小裁缝缝制胸罩，简单地看成是一个年轻姑娘无辜的爱打扮，追求漂亮，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怎么竟然忽视了她个人衣装系列中的另外两样新东西，而这两件服装，哪一件她都不会在这一片大山里穿的。最开始，她要走了我那件蓝色的中山装，就是袖口上有三粒金光闪闪的小扣子的那一件，我仅仅穿过一次，那次装成大干部去千丈崖看望老磨工时穿的。她把它改了改，改短了，变成了一件女式上衣，不过还保留了一些男装的风格，带有四个衣袋和高高的领子。这是一件迷人的作品，但是它，在那个时候，只可能由一个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女子来穿。后来，她又求她的父亲，在荥经镇的百货商店里为她买了一双白颜色的网球鞋，洁白无瑕。一种在这大山上无处不有的黄泥地上保持不了三天的颜色。
我还记得那一年的元旦。元旦算不上是真正的节日，但它是一个法定的休息日。跟往常一样，阿罗和我，我们去了小裁缝的家。我简直都快认不出她来了。走进她的家门，我还以为看见了一个城里的女中学生。她原先的那条扎着红布蝴蝶结的长辫子，现在变成了短头发，齐耳根剪得整整齐齐，这使她体现出另外的一种美，一种现代少女的美。她正在完成对中山装的修改。阿罗很满意她身上的变化，他没想到，她竟然会变得那么漂亮。当她试着穿上她刚刚完成的迷人杰作时，他的盲目喜悦达到了高峰：男式的正襟上衣，她的新发型，她一尘不染的洁白球鞋，这一切赋予了她一种奇特的性感，一种优雅的姿态，宣告了一个略带笨拙的漂亮村姑的消亡。看着她变成了这副样子，阿罗不禁沉浸于一种幸福中，就像是一个艺术家打量着自己刚完成的杰作。他在我的耳边喃喃道：“咱们几个月的阅读终于没有白费。”这种改变、这种巴尔扎克式再教育的结果，早已经于不经意中回响在了阿罗说的那句话里头了，但是，它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警惕。是自我满足的意识躺在我们的身上呼呼地睡着大觉？还是我们过分地看高了爱情的美德？或者，更简单明白地说，我们其实并没有把握住我们给她阅读的那些小说的精髓？
二月份的一个早上，即疯狂的焚书之夜的前一天，阿罗和我，每人赶了一头水牛，翻耕着一块新近改为水稻田的玉米地。大约十点钟，村民们的叫声中止了我们手中的农活，他们告诉我们，老裁缝来找我们了，并让我们返回我们住的那座吊脚楼，老裁缝正在那里等我们。
他随身没有带缝纫机，却出现在了我们的吊脚楼前，这在我们看来，本身就是一个凶兆。当我们站在他的面前时，我们看到，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又增添了新的皱纹，他的颧骨变得鼓突出来，硬邦邦的，他满脑袋乱蓬蓬的头发，令我们不禁有些恐惧。“我女儿今天早上走了，一大早就不见了。”他告诉我们。
“走了？”阿罗反问他道，“我不晓得这是啥意思。”
“我也不晓得，不过，她确实是走了。”依他看来，他女儿是偷偷地从公社革委会那里开来了各种必要的证明，为了出远门之用。只是在头一天晚上，她才告诉了他她的意愿，说她要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到一个大城市去寻找机会，闯一番天地。
“我问她，这个事情你们两个是不是都晓得了，”他继续道，“她对我说你们不晓得，还说她只要安顿下来后，就会给你们写信的。”
“你本应该拦住她，不让她走的。”阿罗说，声音轻得像蚊子在叫，几乎都听不见。
他已经精神崩溃了。
“说啥子都没得用，”老人回答他说，他也精疲力竭了，“我甚至还对她说了：你要是胆敢出门，你就一辈子也别想再回这个家门。”
45．远走高飞
这时候，阿罗突然狂奔起来，绝望地奔上了陡峭的山路，想把小裁缝给找回来。一开始，我还在他身后紧紧地跟着，在岩石缝间抄了一段近路。那情景，很有些像我做过的一个梦，即小裁缝从那段危险的山路上掉下深深的山崖的那个梦。我们拼命地跑着，阿罗和我，跑在一个再也没有了小路的深渊中，我们沿着笔直的悬崖石壁向下滑着，却连一秒钟也没有想到，我们万一失足摔下去，就将粉身碎骨。跑了一会儿，连我自己也弄糊涂了，再也不知道我自己是在以前的梦境中跑着，还是在现实中跑着，或者，我是在一边跑着，一边回到了
梦中。山上的岩石几乎全都是同样的暗灰色，上面覆盖着又湿又滑的青苔。
渐渐地，我被阿罗落下了距离。由于不停地跑，在山岩上跳上跳下，飞来飞去，我以往梦境的结尾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清清楚楚，确确实实。一只不知道藏在哪里的红喙乌鸦发出了报丧似的叫声，盘绕在空中，又回荡在我的脑子里；我仿佛觉得，随时随刻，我们都将发现小裁缝的尸体，躺在一块岩石的下面，脑袋缩回到了肚子里，有两道血淋淋的裂口，一直裂到她那漂亮的额头上。脚步的急速运动妨碍了我头脑的思维。我不知道是什么动机在这充满危险的奔跑中支撑着我。是我对阿罗的友谊吗？是我对小裁缝的爱吗？或者，我仅仅是一个铁杆的观众，不肯错过一个故事的结局吗？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对以往那个梦境的回忆，一路上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的一只鞋裂开了口子。
经过了三四个钟头的奔跑，大步、小步、行走、滑行、坠落，甚至还有一个个筋斗和滚翻，最后，我终于看到小裁缝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她坐在一块突伸出来的山石上，石头底下有一大片形状如土包的坟头，这时候，我的心头才终于一阵轻松，我那噩梦中的恶鬼终于祛除了。
我放慢了脚步，然后，我瘫倒在地上，在山道边上，我筋疲力尽，空空的肚子也咕噜咕噜地叫唤起来，脑袋微微地发晕。
这个地方我很熟悉。就是在这里，几个月以前，我遇到了四眼的母亲。
幸亏，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小裁缝在这里歇脚了，兴许，她是打算顺便来墓地跟她的祖宗告别一下。感谢老天爷，我跑了一路，现在终于可以停一停了，要不然，我的心都快要跳碎了，我都要变成疯子了。
我停歇在他们上方大约十来米的地方，从这个位置看去，我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他们相会的情景，一开始，当阿罗走近的时候，小裁缝朝他扭过了脑袋。完完全全跟我一样，阿罗也筋疲力尽了，一屁股就瘫坐在了地上。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那情景凝结成了一个固定的形象。姑娘身穿男式上衣，留着短发，脚上是一双洁白的球鞋，坐在一块岩石上，纹丝不动，而那个小伙子，躺在泥地上，瞧着他头顶上的云彩。我没有觉得他们在谈话，反正，我是什么都没有听见。我本来希望看到一个激情强烈爆发的场面，有叫喊，有争吵，有解释，有眼泪，有诅咒，但是，什么都没有。一片寂静。要是没有香烟的烟雾从阿罗的嘴里冒出来，我简直就会以为他们俩已经变成了一对石雕。
尽管，在这种情景之下，恶言怒语或沉默无语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而且我们很难对这两种其影响有所不同的谴责风格做出比较，我觉得，阿罗当时的对策兴许还是弄错了，或者可以说，他过早地屈从了无力的字词。
在一片突兀出来的石条条底下，我用树枝和枯叶点燃了一堆火。从我随身所带的小挎包中，我掏出了几个甘薯，搁在火灰中烤。
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心中第一次暗暗地责怪起小裁缝来。尽管我局限在自己所扮演的观众角色中，我还是觉得跟阿罗一样受了骗，并不是因为她的出走，而是因为我对此竟然一无所知，这就好像，在她堕胎期间我们俩的那种同谋关系，现在已经从她的记忆中被一笔抹除，这就好像，对她来说，我从来就只是、也只能是她朋友的一个朋友。
我用一根树枝的尖头，戳起埋在冒烟的火灰堆里的一个甘薯，来回倒着手地捧着，往它上面吹气，掸掉甘薯皮上的土和灰。突然，在我的下方，从两个石头雕塑的嘴里，终于传出了一阵说话的声音。他们低声地说着话，尽管声音很低，却沉稳有力。我隐隐约约地听到巴尔扎克的名字，不禁问自己：这个法国作家跟他们的故事有什么关系?
就在我为沉默被打破而感到开心的这一刻，凝固的形象开始活动起来：阿罗站起身来，而她也从坐着的那块石头上一跳而下。但是，她并没有扑进她那个近乎绝望的情人的怀抱中，而是一把抓起她的包裹，扭头就走，迈着坚定的步子。
“等一等，”我高声喊道，手里挥舞着一个甘薯，“过来吃一个甘薯吧！我这是特地为你烤的。”
我的第一声叫喊，让她匆匆跑上了山路，我的第二声，催促她走得更远，而我的第三声，令她变成了一只小鸟，连一秒钟也不肯歇一歇，就高高地飞走，越飞越小，最终消失在远方。
阿罗来到了我身边，向着火堆。他坐了下来，脸色苍白，没有一句抱怨，也没有一声断言。这是疯狂焚书之前几个钟头的事。
“她走了?”我问他说。
“她想去一个大城市，”他对我说，“她对我说到了巴尔扎克。”
“还有呢？”
“她对我说，巴尔扎克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女人的美是一件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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