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在街心，我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我踌躇了。我呆呆地立着，帽子遮住了我的头，外套保护了我的身体。但是雨点还时时向我的脸飘来，我终于向咖啡店那边走了。
进了咖啡店，我似乎感到一阵温暖。我立在柜台前要了一杯黑咖啡，一面望着旁边几个穿粗布工衣的人的诚实的脸，我把杯里的咖啡喝光了，付了钱又踉跄地走出来。虽然咖啡店里有亮光，有温暖，有人声，但是我却一点也不顾惜地抛弃了它们，向着清静的、阴暗的、雨湿的街中走去。我究竟去追求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出来。
我只是无目的地走着。街上只有寥寥的三两个行人，尤其是国葬院旁边一段路最清静，而且有点阴森可怕。我走过国葬院前面，走到卢骚铜像的脚下。我抚摩那个冰冷的石座，我差不多要跪下去了。我抬起头仰望那个屹立的巨人，喃喃地说了许多话。这些话的意义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我知道话是从我的心里吐出来的。在这里，在这一个角落里，并没有别人，只有那个手里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和我。
一直到圣母院的沉重、悲哀的钟声响了，我才踉跄地站起来，向着热闹的圣米雪尔大街的方向走了。
我走着，在微雨下面走着，我不想到什么人家里去，也不想找人谈话。我走过热闹的街，我也走过清静的街。我看见了不少的人，许多愉快的面貌在我的眼前过去了，接着又有许多忧愁的面貌。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咖啡店的音乐、笑语和歌声，同样我也听见悲哀的谈话和诉苦。
这一切于我是亲切的，但又是陌生的，它们增加了我的心痛。这个城市并不是坏地方。但是我在这里却是一个陌生的人。我找不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每个人，每所房屋对我都保守着秘密，无论是欢乐或愁苦，他们都不肯同我分享。我彷徨着，好像一个失掉向导的盲人一样，一直走到快要迷失了方向，我才绝望地回到自己的住处去。
像这样的事在我也并不是偶然的。白天我也进大学去听课，到图书馆里去抄书。我想在课堂里和书本上找到一点东西，结果依旧剩下我这颗空虚的心。夜里，没有朋友来的时候，寂寞便突然袭来，我又像盲人一样地在街中彷徨。我的孤寂一夜一夜地增加，而且同样我的心也痛得更厉害了。我的眼里只看见被工作摧残了的忧愁的面貌，我的耳里只听见一片悲哀的哭声，甚至在那些从前的愉快的面貌上我也找到了悲哀的痕迹。我的眼前的黑暗一天一天地增加了。从报纸上我知道某一处有许多人在为饥饿而哭，某一处又有许多人像猪羊一样被人屠杀，甚至最僻远的地方也送来了悲惨的消息。这是大批的人的灾祸。此外还有个人的不幸、谋杀、自劲纠纷、诉讼、失业……差不多每一条新闻都在诉说一段悲惨的故事。报纸上似乎发出了血的气味。眼泪、呻吟、哭泣，简直没有终结。好像整个西方世界都沉落在黑暗的苦海里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一线的光明。我怀着一颗空虚的心到处彷徨。我的生活完全失去了目标。我每夜立在卢骚的像前，对那个巨人诉说我的绝望，可是他永远不能给我一个回答。
后来我不常到大学里去了，图书馆里也少了我的脚迹。我只是到处彷徨，像一个没有向导的盲人一样，准备着失脚踏进那个不可挽救的深渊里去。
我看着就要灭亡了，忽然有一天在一个书铺里见到了一个意大利鱼贩子著的一本英文小说，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好像大雨住后的天空那样，我的心豁然开朗了。我把这本小书买了回去，同时还买了两三本跟这个鱼贩子有关的小书。我读着，重读着，我读完了这个意大利鱼贩子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活的故事》。
在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开始向我叙述他的故事。他出生在阳光明媚的南欧的乡村，在双亲的膝下一直生活到十三岁，后来被父亲送到别处去当学徒，受了六年的苦，患了重病，才由父亲接回家受母亲的看护。他的病好了不久，母亲却病倒了。在她的病中一点轻微的声音也会使她发生剧烈的痉挛，因此他不得不时常跑到街上去哀求散步的青年或者过往的行人另走一条街，不要惊动他的母亲。母亲的病愈来愈重，父亲同亲戚都不敢挨近她，只有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终日守在病榻旁边尽力安慰她，服侍她。他整整有两个月不曾脱衣服安静地睡过一夜。然而“科学没有用，爱也没有用”，她的母亲病了三个月，终于死在他的怀里。他亲手把她放进棺材，埋葬了她。他不能够在故乡住下去了。他决定到那个所谓“希望之国”的美国去。临行时他的父亲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他的妹妹痛哭。邻居们都来看他。每个人都送来了一些希望的话，一些祝福，一串泪珠。他们成群地跟着他走了很远的路。到了美国，他没有一个朋友，孤独地上了岸，带着几件破衣服，身边只有很少的钱。他后来在一家大饭店里做洗碗碟的工作，每天在那个地狱似的厨房里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吃的食物几乎赶不上狗所吃的。工作的地方更可怕。“一扇窗也没有，终日点着电灯。……在洗碟子、锅、刀、叉、匙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结在天花板上，变成了大的水点，挟带着灰尘和脏东西慢慢地落到人的头上。在工作的时间里，厨房真热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残汤剩菜都倒在桶里，一桶一桶地堆在厨房旁边，时时发出使人作呕的臭气。
污水槽又不直接通到阴沟。污水常常满溢而倒流回来，流到地板上。厨房的中央有一根排水管，到晚上管子就会给堵塞住了，油水愈积愈高，人只得在油腻的水中走来走去。”他害怕会得肺病，在那里做了八个月以后就离开了。他四处漂游，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最后做了一个鱼贩子。
他的故事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最后他又告诉我们他的精神生活：他在每天繁重的劳动以后又去探求知识。许多个晚上他伏在案头读书，在颤抖的煤气灯光下一直读到天明。他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常常跟着书中人一起流泪。天一亮他就合上书，把头靠在枕上。并没有多久，工厂中的放汽声响了起来，他便拖着疲倦的身子到工厂或者矿里去。
这样他竟然变成了“全世界最优美的精神”，像小说《波士顿》的作者所描写的。他在那本小书里用了四页的篇幅写出他的精神生活与信仰：我心里生长了爱的萌芽，我怀着人类爱的观念……我在众人的自由中求我的自由；在众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用我的诚实的汗挣来我的面包。我的手上从不曾染过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也是极其清白的。
伟大的心灵常常来自人民中间。
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被捕了。他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同一个朋友一起被捕。别人说他们是杀人的强盗，说他们在大街上抢劫别人的钱。法庭判决了他们的死刑，有如下的理由：他们有“犯罪的意识”；他们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掠夺制度；他们在欧战时期不肯到法国去替美国资本家打仗，却逃到墨西哥去；他们是下贱的外国人。第一次请求再审，被驳回了，……一连被驳七次，所有新的证据都一律抹煞了。被告律师最后根据真正凶手的自白，作第八次的请求，也没有用。在死囚牢中被“希望的刑罚”折磨了六年之后，那个鱼贩子和那个鞋匠终于得到了最后的决定——七月十日，电椅。
然而反抗的呼声起来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从世界各地伸出了援救的手，发出要求“宽吮或者要求“正义”的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我每次翻读那本鱼贩子的自传，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囚室里的景象，一个中年人的朴实的脸，浓浓的眉，安静的眼光，浓密的须髭，接着又是一双肥大的手遮住了一切。这双肥大的手消失了以后，我的眼前又换了数不清的小手：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小孩的手。这无数的手一齐挥动，成了一幅非常动人的图画。
街上到处贴着大张的广告，在《死囚牢中的六年》这个大题目下印了什么“演讲会”、“援救会”、“抗议会”的宣言和会议程序。这些广告上常常有全世界景仰的学者的名字。在咖啡店的柜台前或者公园的门口，我常常听见人们激动地谈起那个鱼贩子和那个鞋匠的名字。在报纸上我看见许多人为他们募集了捐款。
于是我不再在卢骚的铜像前哀诉了。我不再是失了向导的盲人了。我不再徘徊了。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向导。那个德丹监狱里的囚徒，意大利的鱼贩子在我的眼前变成了比“日内瓦公民”还要伟大的巨人。“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如今不存在于大学里、学院里、书斋中、研究室里了。他是在金圆国家的一个监狱内，一个刑事犯的囚室内。
于是我怀着感动而紧张的心情，像朝圣地的进香客那样地虔诚，坐在我的寂寞冷静的屋子里，用大张的信纸将我的胸怀，我的悲哀，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完全写下来，写给那个德丹监狱里的囚徒。我的眼泪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些信笺上面了。
信发出了，恐惧又来压迫我了。我害怕我的信不会达到德丹监狱，我害怕金圆国家的人真会把他们烧死，虽然在全世界中有许多万许多万人要救他们的性命。报纸上关于他们的消息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在报上我常常读到女人和儿童写的动人的信。整个“不日之城”都因为这两个人的生命骚动起来了。同时那个鱼贩子又不断地从监狱里写信到世界各处，这些信都是不朽的崇高的文献，里面充满了生活的恐怖与美丽，每个人读了都要流泪的。
七月十日逼近了，我的恐惧也增加了。我的眼前时常现出电椅的可怕的形象。这其间一个阴雨的早晨我得到了从波士顿寄来的邮件，除了一包书外，还有一封英文长信，一共是四张大的信笺，而且是两面写的。我看见颤抖似的笔迹和奇怪的拼字法与文法，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热烈地读着这封信，声音和手都抖得厉害，我每读几行就要停顿一下，因为有什么东西堵塞了我的咽喉。
他的信是以感谢的句子开始的。他感谢我的同情和信任，他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又说：“你必须再生活若干惨痛的岁月，才可以懂得你给了垂死的老巴尔托以何等的快乐和安慰。”接着他又用诚恳的话来安慰我，劝勉我，叫我“要快乐起来，不要灰心”。于是他用他的有力的论证跟我谈起现在社会制度的弊病和未来的革新，人类的进化和将来的趋势。他又跟我谈起但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以及别的许多人。他跟我谈话像父亲对儿子，哥哥对兄弟。他说他应该使我明白这一切，以后我才会有勇气来面对生活的斗争，不致感到幻灭。他叫我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帮助人。最后他还以兄弟般的快乐的心情拥抱我。
四页信笺就这样地结束了。我痴痴地坐在桌子前，好像是在做梦。我把信拿在手里，读了又读。我终于伏在桌上哭了。
从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标，而我也有面对生活斗争的勇气了。我说我要生活下去，而且要经历惨痛的岁月，即使那个“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会消灭在电椅上，我也要生活下去，我要做他所叫我做的事。
这其间好的消息传来了。麻省省长把那两个无罪的人的刑期延迟了一个月，又聘请了一个“顾问团”来审查这个案件。这三个委员是现任哈佛大学校长、现任麻省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和一个退职的老法官。希望来了。谁也不会相信哈佛大学校长甘心做杀人犯。大家以为他们一定会把两个无罪的人救出来。有一天，我在一个咖啡店门前看见人们互相握手庆祝。他们以为公道就要出现了。这时候“宽吮与“正义”的呼声更漫天地响了起来。
然而晴天里忽然起了一个霹雳，御用的学者们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一个哈佛大学出身的小说家写信给他的校长说：“你使你自己也做了一个政治谋杀犯，而且还以一个残酷愚妄的、反对人道与文明的罪恶来玷污哈佛大学了。”一个大杂志的主笔也说：“哈佛大学将来会被人称为养成刽子手的地方了。”原来学者们审查的结果是——哈佛大学校长说：“总之……有罪；”麻省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说：“是的；”退职的老法官说：“法庭不应当受人指摘。”自然省长也同意他们的主张，他的决定接着也发表了。
八月十日来了，虽然“正义”与“宽吮的呼声越来越响亮，然而在那边，金圆国家里的“贵族”们是听不见的。决定的日子终于来了。波士顿的中夜是巴黎的早晨五点钟，这个晚上不知道有若干人流了眼泪，不知道有若干人不曾阖眼。
我自己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了。我无目的地在街头彷徨。在我的眼里一切都好像是梦景。我望着“不日之城”的红天，望着那两个整日整夜哀鸣的圣母院的钟楼。我一直徘徊到深夜。
我回到家里不能够闭眼。我找出了刊载那个鞋匠给他六岁女儿写的信的报纸。我读着：……我非常爱你，爱你哥哥，爱你母亲。我若得和你们同住在一处，在一所小小的田庄上，跟你学习你的真诚的语言和温柔的爱情，那就是我的艰苦生活中最大的幸福了。在夏天的日子我们都在家里，我坐在橡树的浓荫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开始教你读书写字，或者看你在绿的田野上跳荡，欢笑，唱歌，在树丛中摘取花朵，从这一株树跑到另一株，又从清朗、活泼的溪流跑到你母亲的怀里。我梦想我们一家人能够过这样的幸福生活，我也希望一切贫苦人家的小孩们都能够快乐地同他们的父母过这种生活。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下层阶级的梦魇已经使你父亲的心灵变成非常愁苦的了。本来世间一切美与善的东西都是大自然母亲给与我们大家的，为着让大家自由享用。但是这个垂死的旧社会的人却把我生生地从你哥哥和你可怜的母亲的怀里拖走了……我不能够再读下去。我想象着临刑的一刹那。我想着那个从故乡赶来巴黎，再越过大西洋去和她分别了十九年的哥哥诀别的女郎。我想着那个为着丈夫的生命奋斗了七年的女人。我又把旧报纸找出来翻读，无意间读到了“援救会”的两个电报。
一个是给鞋匠的：
刚刚读了你给你小女儿的告别信；它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动了。人家读了这封信以后还能够杀你吗？我们爱你，我们怀着希望。
另一个是给鱼贩子的：
我们很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不相信美国就会立在反对地位。你们要活下去。你的妹妹今晚上船，她应该来得及把你抱在怀里，并且替我们来吻你。
我的心埃
这一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没有勇气出去买报。一个人坐在家里思索。朋友吴走了进来，并不敲门。他一把握着我的手，欢喜地、热烈地说：“他们还活着。他们决不会死。”
我才知道昨晚临刑前二十六分钟，就是在全世界的良心万分痛苦的时候，省长又宣布了延期十二天的决定。
“好一个‘希望的刑罚’，跟中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采用的差不多。”我冷笑道，但是仍然掩不住心里的快乐。
朋友吴还抱着乐观主义，他诚恳地、快乐地对我说：我给你担保，他们不会杀死这两个人。”他的眼里闪着发光的东西，他喜欢得流泪了。
于是我又经历了十二天的希望与恐惧。
希望一天一天地淡了。在各处我都看见那个可怕的阴影。
“不日之城”被一种空幻的色彩笼罩着，人和物都好像在梦里一样。在我的耳边依旧响着“正义”与“宽吮的呼声。但是声音比从前抖得厉害了，里面充满了眼泪和愤怒。在街头，在咖啡店里，在公园内，在各处，人们常常用带泪的声音谈起死囚牢中六年的故事。似乎整个巴黎，整个享乐的巴黎都为那两个人哀哭了。
我一生也曾经历过不少惨痛的日子，也许还要经历更长久的时间，更惨痛的岁月。但是我从来没有像在这十二天里而这样地懂得生活的美丽与恐怖的。
希望完全失掉了。总统钓鱼去了。省长玩高尔夫球去了。
联邦法庭的首席法官到加拿大避暑去了。在那个可怕的八月二十二日的夜晚，人们还能够有什么希望呢？法律是要执行的。在全巴黎的悲哀、恐惧与骚动中我度过了这个痛苦的夜晚。
我没有梦，我也不能够有梦了。
我害怕看见第二日的天明。
阳光射进我的窗户，我躺在床上，很安全。我痴痴地望着窗玻璃，不明白我是在什么地方。我半昏迷地出去买了一份报纸。我疑心我的眼睛花了。在第一版上我看见下面的一些大字：全世界的良心从没有像今天早晨两个无罪的人被害的消息传来时这样地空虚的。
我几乎要把报纸落在地上了。
我又读了一遍，我知道“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里灭亡了。
我连忙回到旅馆，朋友吴已经在我的房里了。他把头伏在报纸上，听见我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对我说了一句：“他们死了。”他忍不住哭起来。
我不回答，我只是咬着嘴唇，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七年前法律说他们的举动像罪人一样，便发见他们犯了谋杀罪。然而在临死时他们的举动又跟历史上的另一个人（耶稣）的举动一样，而且也像他那样地说：‘我宽恕你们。’可惜太迟了。没有重新判决的机会了。”朋友吴忽然翻开他带来的报纸用抽泣的声音读出了上面的一段话。他又接连地说了两句：“可惜太迟了，”便站起来摸出手巾揩眼泪。
他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屋里。我没有出门，我也不想吃饭。我写了一整天的信。我要把这个消息，把我所感到的一切告诉所有我的朋友。我要向全世界大声说：“两个无罪的人被害了。”
到了夜深我还在写信，朋友卫气咻咻地推了门进来。我不见他有一个多星期了，很奇怪他为什么在这夜深跑来，而且衣服凌乱，头发飘散，面孔通红，他那副平日离不掉的宽边眼镜也没有了。
“什么事？你这个样子？”等他坐好我便问道。
“我才知道法国政府也是站在杀人犯那边的，”他愤愤地说。
我惊奇地望着他。
“我跟着朋友们到美国领事馆去示威……那么多的人……挤满了好几条街……群众大声叫着‘杀人犯’。声音跟响雷一样……警察保护着领事馆，要群众散去。……后来起了冲突，秩序乱了……几个报摊子也被挤倒了……大队的警察赶来解散群众……我和吴被挤到一个咖啡店里，接着又来了一些参加示威的人……忽然这个咖啡店被包围了。大队警察守在门口叫里面的人全出去。出去一个打一个，所有的人都挨了警察的警棒。……我看见吴挨了几下打。我跟警察冲突起来。后来我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我刚起身，就被一群人拥起走了。我的眼镜也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我去找吴。我看见一个警察在追他。他吓得乱按人家的门铃。
……后来他找到我了。我看见他很萎顿，便把他送回家，然后到你这里来。……我倒没有受伤……那些狗。……”愤怒堵塞了他的咽喉。
我们对望着，我们用眼睛表示了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感情，我们互相了解了。
圣母院的钟突然哀鸣起来，已经到了中夜。
“卫，回去罢，”我短短地说。
他突然站了起来。他伸出手，把我的手紧紧地握祝他用极其坚定的声音说：“金，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活更多的年月，我们还要经历更惨痛的岁月，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晚罢。”
他毅然地去了。
如今四年又过去了，朋友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被伤寒症毁了的。他故乡的家里还剩下年老的母亲和年轻的妻子，我不知道她们靠什么生活。朋友卫还在巴黎，我不得他的消息也快一年了。不知道他现在生存或者已经死亡。我自己呢，我飘泊了一些地方，我又回到山明水秀的江南。我经历了多变化的生活，我有过好梦，我也有过梦魇。而且我也有过——“原野的新绿，海洋的碧波，花的香，果的甜，湖水里映出的蓝天，歌唱的激流，微语的小溪，山谷和峻岭，神秘的黎明，玫瑰色的晨光，美丽的月亮，落日，黄昏，星夜，”如那个鱼贩子所曾有过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我总不能够忘记那个给了我巨大影响的人。每一想起他，我就被一个思念折磨着：我辜负了我的“先生”，我忘记了他教给我的话，我并不曾履行我给他的诺言。我把四年的光阴完全浪费掉了，也许我将来还会浪费掉更多的光阴。然而我的美丽的青春快要完结了，它是不会再来的了。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接到蔡从远迢迢的美洲寄来的“先生”的通信集，我能够不流眼泪么？
写作生活底回顾
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我和朋友卫在上海上船到法国去。在印度洋舟次我给一个敬爱的朋友写信说：“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直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预备贡献出我的一切……”二月十九日我便到了巴黎。
朋友吴在拉丁区的一家古旧旅馆底五层楼上给我和卫租了房间。屋子是窄小的。窗户整日家开着，下面是一条寂静的街道，那里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我从窗户里也可以望见人们在那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
但我却没有听见过酗酒或赌博底闹声。正对面是一所大厦，这古老的建筑，它不仅阻止了我的视线，并且往往给我遮住了阳光，使我底那间充满着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变得更忧郁，更阴暗了。
除了卫和吴外，在这城里我还有三四个朋友。有时大家聚会在一起，我们也有欢乐的谈话，或者热烈的辩论。我们都是彼此了解的，但是各人有各自的事务，不能够天天聚在一处。卫又喜欢整天到图书馆或公园里去。于是我就常常被留在那坟墓般的房间里，孤零零的拿破旧的书本来消磨我的光阴。
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很呆板的。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的枯树的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晚上到AllianceFrancaise补习法文。白天就留在家里让破旧的书本来蚕食我底青年的生命。我在屋里翻阅那些别人不要读的书本。常常在一阵难堪的静寂以后，空气忽然震动起来，街道也震动了，甚至我底房间也震动了，耳边只是一片隆隆的声音，我自己简直忘了这身子是在什么地方，周围好像发生了一个绝大的变动。渐渐地闹声消灭了。经验告诉我是一辆载重的汽车在下面石子铺砌的街道上驰过了。不久一切又复归于静寂。
我慢慢儿站起来走到窗前，伸了头出去看那似乎受了伤的街，看那街角的咖啡馆店，那里也是冷静的，两三个人在那里喝酒哼小曲。于是我底心又被一阵难堪的孤寂压倒了。
晚上十一点钟过后我和卫从AllianceFrancaise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底钟楼，那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我底心里燃烧起来。我底眼睛开始在微雨的点滴中看见了一个幻境。
有一次我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了卢骚底铜像底脚下，不觉伸了手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摩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底良心”的思想家。我站立了好一会儿，我忘了一切痛苦，直到警察底沉重的脚步声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什么一个世界里的时候。
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这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圣母院底悲哀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底心上。
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又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青年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底钟声，我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底前四章。
渐渐地我底生活变得有生气了，朋友也渐渐多起来，我从他们那里借到了许多宝贵的书籍，我只担心每天没有够多的时间来读完它们，同时从E．G．，M．Nettlau他们和我往来的信函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和鼓舞。我便把我底未完的小说搁起来。我没有工夫再写小说了。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读到巴黎各报的号外知道我所敬爱的那个鱼贩子（就是《灭亡》序里说到的“先生”）和他底同伴被烧死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里的时候，我重读着他写给我的两封布满了颤抖的字迹的信，听着外面无数的人底隐约的哭声，我又从破书堆里翻出了那本练习簿，继续写了《灭亡》底十七，十八两章，以后又连续写了第五，第六，第十，十一，十二共五章。
过后我底时间就被一些经济学书占去了，接着我就用全副精神来读克鲁泡特金底著作，尤其是那本《伦理学底起源及发展》，我开始翻译它，而且为了翻译它的缘故我又不得不读起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诸人底著作来。我甚至读熟了《圣经》。我已经不去注意那部未完的小说稿了。
第二年（一九二八）的夏季，是在马伦河岸上的一个小城里度过的。我在那时候过着比较安舒的生活。这城里除了我外还有两个中国青年，他们都是我底好友。我们寄宿在一个中学校里面。那里是安静而和平。每天早晨和午餐后我一个人要走过一道小桥，到河边的树林里去散步，傍晚我们三个聚在一起沿着树林走到更远一点，大家畅谈着各种各类的话，因为在那里谈话是很自由的。
一个晴明的上午我挟了一本Whitman底诗集从树林中散步归来，接到了一封经过西伯利亚来的信，这是我大哥从成都寄的。信里充满着感伤的话，大哥是时常这样地写信的。
我一字一字地把信读了。我不觉回想到从前做孩子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度过的光阴。我爱他，但我不得不永久离开他。我底苦痛是很大的，而他底被传统观念束缚着的心却不能够了解。我这时候苦痛地思索了许久，终于下了一个决心。我从箱子里翻出了那一部未完的小说稿，陆续写了第七，第九，十三，三章。因为那时我已经译完了《伦理学》底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腊的哲人和罗马的圣徒。我有时间来写小说了。
后来根据一个住在南方的朋友的来信，我又写了《灭亡》底第八章《一段爱情的故事》。这朋友是我所敬爱的，他底爱情里的悲欢也曾引起我底共鸣。我很抱歉我把他底美丽的故事送给了像《灭亡》里的袁润身那样的人。所以回国以后我又把那故事改写成了一篇题作《初恋》的短篇小说来献给他。
以后这工作就没有间断了。每天早晨我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时，我完全沉溺在思索里。土地是柔软的，林外是一片麦田，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麦子香，我踏着爬虫，听着鸟声，我底脑里却现了小说中的境界，一些人在我底眼前活动，我常常思索到一些细微的情节。傍晚在和朋友们散步谈话中，我又常常修正了这些情节。（下午的时间就用来译书和读书。）夜静了，我回到房里就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工夫我就写完了《灭亡》底十九，二十，十五，十四，二十一这五章。
这样我底小说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写的时候，我加进了一章“八日”（即第十六章），最后又添了一个结尾。我用五大本硬纸面的练习簿把它们容纳了。我底两个朋友中的那个研究哲学的很高兴地做了我底第一个读者。他给了我一些鼓励，但我还没有勇气把这小说稿寄给国内的任何书店去出版。我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们印出来给我底两个哥哥翻阅，还送给一些朋友，恰恰这时候国内一个朋友来信说愿意替我办理这件事情，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们封好挂号寄给那朋友去了。
稿本寄出后我也就忘了那事情。而且我们三个人又同车回到巴黎去过那热闹的生活。过了两月上海那个朋友底回信到了。他说稿本收到，如今正在翻阅。我也不曾去信催促他。
直到一九二九年初我回到上海，才在那个朋友处看见《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底小说被采用了。那朋友违反了我底意思把它送给《小说月报》底编者，使它有机会和一般读者见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然而使我后来改变了生活方式，使我至今还陷在文学生活里而不能自拔，使我把青年的生命浪费在白纸上，这责任却也应该由他来担负。
一九二九年我住在上海，译了几本书，翻译《伦理学》下卷底工作又使我不得不去叩斯宾诺沙，康德，叔本华诸位底坚硬的铁门。这样弄昏了我底脑筋。我没有写小说，而且我也不想写小说了。
第二年我才写了一本《死去的太阳》，和那一个叫做《房东太太》的短篇，那是根据一个朋友底叙述写成的，自以为都写得很不如意，有些扫兴，而且那些时候又忙着读书，觉得我这人不宜于写什么小说。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底心思：在一个七月的夜里，我忽然从梦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见了一些痛苦的景象，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够再睡下去，就爬起来扭燃电灯，在寂静的夜里我写完了那题作《洛伯尔先生》的短篇小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底模糊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的天空里正挂着一片灿烂的云霞，一些麻雀在屋檐上叫。我才回到床上睡去。
我这样开始了短篇小说底写作以后，在这一年里我又写了《复仇》，《不幸的人》，《亡命》，《爱底摧残》……等九篇。
这些文章都是一种痛苦的回忆驱使着我写出来的。差不多每一篇里都有一个我底朋友，都留着我底过去生活里的一个纪念，现在我读着它们，还会感到一种温情，一种激动，或者一种忘我的境界。
其中《亡命》和《亚丽安娜》两篇是我所最爱的，它们表现着当时聚集在巴黎的亡命者底苦痛。亚丽安娜，这个可敬爱的波兰女革命家要回到华沙去。那一天我和吴替她提着箱子把她送到一个朋友家里，我们带着含泪的微笑和她握手，说几句祝福的话语，就这样分别了她。当她底背影在一个旅馆底大门里消去的时候，我底精神被一种崇高的感情沐浴着，我底心里充满着一种献身的渴望，但愿我能够有一千个性命用来为那受苦的人类牺牲，为那美丽的理想尽力。我底眼里贮满着这青年女革命家底丰姿，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赛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刚才别过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底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动到流下眼泪来。我颤抖地握着吴底手诚恳地说：“吴，不要失望，我们底理想一定会胜利的。”这时候他正用着留恋的眼光看那躺卧在我们下面的巴黎，他便掉过头来回答我一个同志底紧握。他忘记了他自己和亚丽安娜一样，也是因了国际大会底事情被法国政府下令驱逐的人。
以后因了驱逐令延缓了一些时候的缘故，我们还和亚丽安娜见过面，吴和她过往得很亲密。后来吴回了国。她也离了巴黎。我就再没有得过她底消息了。
直到前年我在北平意外地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一点她离开巴黎以后的消息，我便带着悲痛的怀念续写了《亚丽安娜·渥柏尔格》。甚至到现在我每想起和她分别的那一天的情景，我还感到心情的高扬。我感激她，我祝福她，我愿把那小说献给她。
翻过来就是一九三一年。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竟然把这一年的光阴差不多完全贡献在写作上面去了。每天每夜热情在我底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条鞭子抽着那心发痛，寂寞咬着我底头脑，眼前是许多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底受苦和我自己底受苦，它们使我底手颤动着，拿了笔在白纸上写黑字。我不住地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写，日也写，夜也写。好像我底生命就在这些白纸上面。环境永远是如此单调的：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那张堆满了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送阳光进来的窗户，还有那张开始在破烂的沙发（这是从吴那里搬来的）和两个小小的圆凳。这时候我底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地在纸上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底笔来申诉他们底苦痛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我简直变成了一副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踞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蜷伏在那里激动地写字。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写完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家》（《激流》底第一部），八九万字的《新生》（《灭亡》底续篇）和中篇小说《雾》以及收在《光明》里面的十多个短篇。
因了这些文章我又认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迫我写出更多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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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无边黑暗中的灵魂呼号 谈《新生》及其它
我一九二八年八月初在法国沙多—吉里城邮局寄出《灭亡》的原稿以后，有一个短时期我完全忘记了写小说的事情。
当时我和两个中国朋友在本地中学里过暑假。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了。那个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比我来得早。另一个朋友是山西省人，以前在这个学校里念过法文，后来在巴黎一家上等玻璃灯罩工厂里作绘图的工作，因为神经衰弱，到这里来休养几个星期。整个学校里冷清清的，人都走了，只剩下看门人老古然和他的妻子。古然夫人早已过了六十，可是身体健康。假期中她还要为我们准备每日的三餐。我们在传达室（也就是古然夫妇的小客室）里坐得舒适，吃得愉快。那一对整天劳动的夫妇是非常和善的人，他们待我们十分亲切，就像待亲人一样。从巴黎来的山西朋友不曾见到我的小说。学哲学的朋友却是《灭亡》的第一个读者。我最初在袁润身教授的故事里用了一个不适当的字眼“幽会”，还是接受了安徽朋友的意见才改成“约会”的。一年来他一直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朗读中国古诗，陆游的《剑南诗稿》经常在他的手边。我和他都住在大饭厅的楼上，我住的是一个较大的房间。山西朋友则住在学监宿舍旁边的阁楼上。学校前面有一个大院子。
后面也有一大块空地，种了不少的苦栗树，篱笆外面有一条小路通到河边。整个学校里大概只有我们五个人。校长全家到别处去了。总学监住在这个小城里，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来看看。我们对他没有好感。他就是我的短篇小说《狮子》里的总学监。那个中学便是我住了一年的沙城中学。我初期的好几个短篇像《洛贝尔先生》等等都是以这个可爱的又安静又朴素的法国小城作背景。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我返国后多年回想起来，还有如在眼前的感觉。
在那三四个星期里面，我们起得早，睡得早。早晨，天刚亮，我们三个中国人先后走到学校后院空地上，在那里散步聊天。吃过早饭，我们便走出校门，有时走到古堡脚下，有时在街上逛逛，有时顺着河岸，走到田畔小路，有时便走上古堡，在那里喝瓶啤酒……我们回到学校以后，便回各人的房间，看书写信。晚饭后我们又到河边田畔，散步闲谈，常常谈到夜幕落下，星星出现的时候。路上我们又会遇到一些熟人，互相道一声“晚安”。我们走到校门，古然夫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听到她那声亲热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
那位好心的贫苦老太太，她今天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了。可是我写到她的姓名，还像听见她的声音，见到她的面颜，虽然有些模糊了，但是“麦歇李”这两个字（两个法国字）和满是皱纹的十分和善的瘦脸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子里。她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现在又在这清凉如水的静夜里伴着我写这篇回忆。愿她和她那位经常穿着围裙劳动的丈夫在公墓里得到安息。
桥头一家花店和正街上一家书店是我们一年来常去的地方。我和那位安徽朋友过一些时候便要去买一束花，或者买几本书。在校长夫人和小姐的生日，我们也要到花店买花束送礼。校长姓“赖威格”，他那个十二岁的女儿叫“玛丽—波尔”。我后来在短篇《老年》里借用过校长的姓，还把“玛丽—波尔”这个名字写进了另一个短篇《洛贝尔先生》。书店里有些什么人，我记不起来了。花店里有一个十七岁的金头发、苹果脸的姑娘，名叫曼丽，是我们的熟人。我们走过花店门前或者在路上遇见她，她总要含笑地轻轻招呼一声：“先生，日安”，或者“先生，晚安”。
在巴黎，我们作为中国人不止一次地遭受人们的白眼。可是在这个小城，许多朴实、善良的人把我们看作远方来的亲戚。我为了那一个时期的安静而愉快的生活，至今还感激、怀念那些姓名不曾上过报章的小人物。在那种友好的气氛中，我写完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又在正街格南书店里先后买到十本硬纸面的练习簿，用整整五本的篇幅抄录了它。《灭亡》的原稿早已毁掉，可是那样的练习簿我手边仍有两册，我偶尔翻出来，它们仿佛还在向我叙述法国小城生活的往事。
我在沙多—吉里最后两三星期安静的日子里，看了好些小说，我在这里不用“读”，却照我们的老习惯用个“看”字，因为我当时的确是匆匆地翻看，并非逐字细读。此外我和那两个中国朋友在一起聊天，虽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是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小说。那个山西朋友在法国住得久，看过不少的戏，他还向我们介绍那些戏的内容。有一次他谈起根据左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酒馆》，他讲到柔尔瓦丝的丈夫，那个盖屋顶的锌板匠，听见女儿在人行道上叫“爸爸”，失脚从屋顶上摔下地来，他讲得有声有色：幕怎样轻轻地落下，报告灾祸的音乐还在观众的心上回响……好像那个惨剧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一样。我以前读过两三本左拉的小说，这时又让朋友的谈话引起了兴趣。下一天我就到格南书店去买了《酒馆》。我在饭厅楼上我那个房间里看完了它。我接着还看过左拉的另外两部作品《萌芽》和《工作》（那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柔尔瓦丝的两个私生子）。因此我一连几天向朋友介绍左拉的连续性的故事。安徽朋友不久以前才读过我的小说稿本，便带笑问我，是不是也想写有连续性的小说。他也许是开玩笑，然而这对我却是一个启发。这以后我就起了写《新生》的念头。故事倒还不曾认真考虑，书名却早想好了。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死了，理想还存在，会有新的人站出来举起理想的大旗前进。那么《灭亡》之后接着出现的当然是《新生》。我在那些日子里想来想去也不出以上的范围。
《新生》里应当有些什么人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是少不了的，那是李静淑，我在《灭亡》的最后就预告过她的行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