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从沙多—吉里到了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时期，又看了好几本左拉的小说，都是收在《卢贡一马加尔家庭》这套书里面、讲两家子女的故事的。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多读了几本小说，我的手就痒了，我的脑子也痒了，换句话，我也想写小说了。在那个短时期里，我的确也写了一点东西，它们只是些写在一本廉价练习簿上面的不成篇的片段。我当时忽然想学左拉，扩大了我的计划，打算在《灭亡》前后各加两部，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连书名都想出来了：《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春梦》写杜大心的父母，《一生》写李静淑的双亲。我在廉价练习簿上写的片段大都是《春梦》里的细节。我后来在马赛的旅馆里又写了一些，在海轮的四等舱中我还写了好几段。这些细节中有一部分我以后用在《死去的太阳》里面，还有一大段我在三年后加以修改，作为《家》的一部分，那就是瑞珏搬到城外生产、觉新在房门外捶门的一章。照我当时的想法，杜大心的父亲便是觉新一类的人，他带着杜大心到城外去看自己的妻子，妻子在房内喊“痛”，别人都不许他进去。
他不知道反抗，只好带着小孩在院子里徘徊；他的妻子并不曾死去，可是他不久便丢下爱妻和两个儿子离开了人世。
我在十月十八日早晨到了马赛，准备搭船回国，下了火车赶到轮船公司去买票，才知道海员罢工，往东方去的船一律停开。我只好到一家旅馆里开了房间，放下行李，安静地住了下来。这样一住，便是十二天。马赛的生活我已经老老实实地写在短篇《马赛的夜》里面了。连海滨的旅馆和关了门的中国饭馆也是真实的。我在贫民区里的中国饭馆吃饭，在风景优美的“美景旅馆”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里读其实是“看”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整套书中的二十部长篇我先后读过了一半以上，在马赛我读完了它们。我不相信左拉的遗传规律，也不喜欢他那种自然主义的写法，可是他的小说抓住了我的心，小说中那么多的人物活在我的眼前。我不仅一本接一本热心地读着那些小说，它们还常常引起我的“创作的欲望”。在等待轮船的期间，我只能写一些细节或片段，因为我每天必须把行李收拾好出去打听消息，海员罢工的问题一旦解决，我就得买票上船。否则我会在马赛老等。然而我的思想并不曾受到任何的限制。我写得少，却想得多。有时在清晨，有时太阳刚刚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马赛的海景；有时我晚饭后回到旅馆之前，在海滨散步。虽然我看到海的各样颜色，听见海的各种声音，可是我的思想却跟着我那几个小说中的人物跑来跑去。我的思想像飞鸟一样，在我那个隐在浓雾里的小说世界中盘旋。我有点像《白夜》里的“梦想家”，渐渐地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小世界。《春梦》等四本小说的内容就这样地形成了。《春梦》写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终于接连遭逢不幸而毁灭；《一生》写一个官僚地主荒淫无耻的生活，他最后丧失人性而发狂；《新生》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黎明》写我的理想社会，写若干年以后人们怎样地过着幸福的日子。
但是我回国以后，始终没有能把《春梦》和《一生》写成。我不止一次地翻看我在法国和海轮上写的那些片段，我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完全丧失了信心。《灭亡》的发表也不能带给我多少鼓励。我写不好小说，便继续做翻译的工作。《伦理学》的后半部教我伤透了脑筋，我咬紧牙关拚命硬译，越译越糊涂，但是总算把它译完了。我还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革命者的回忆录》和斯捷普尼雅克的特写集《地下的俄罗斯》，这两本书不像《伦理学》那样难解释，书中热情的句子和流畅的文笔倒适合我的口味，我在翻译时一再揣摩、体会，无意间受了一些影响。我还从世界语翻译了意大利亚米契斯和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剧和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总之，我还不曾灰心断念，我借翻译来练习我的笔。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大哥来上海，我和他在一起过了一个月愉快的生活。他对我并没有更多的了解，却表示了更大的友爱。他常常对我谈起过去的事情，我也因他而想起许多往事。我有一次对他说，我要拿他作主人公写一部《春梦》。他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不置可否。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面看见了一线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我下了决心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过了几个月我写信给他又提起《春梦》。我手边还有他在一九三○年三月四日寄来的回信，他很坦白地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等书报读过以后，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要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罢……”他没有想到我写的小说同他想写的并不一样：他想谴责的是人；我要鞭挞的是制度。他也没有想到我会把他老老实实地写进我的小说。我更不会想到他连读这部小说一行一字的机会也没有。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起我的小说在上海《时报》上连载，我把《春梦》的名字改成了《激流》（一九三三年我把小说交给开明书店印单行本的时候，才改用《家》作书名）。第二天下午我得到了报告他去世的电报，原来他死在《激流》开始发表的那一天，当时我的小说只写到第六章。我每隔一个星期向报馆送一次稿；我还不曾想好整个的结构，脑子里更没有那许多细节。说实话，我还有一些顾虑。可是大哥意外地死了，我的主人公死了，我不用害怕我的小说会刺伤他，或者给他带来他所忍受不了的悲痛的回忆……不久我读到了成都寄来的我大哥的遗书，才知道他服毒自杀。我想起一年前他来信中那一段话：“我也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的人，奈何。
……此时暂不自辩，将来弟总知道兄非虚语，恐到那时你却忘记兄了，唉。……”我的悲愤更大了，我的悔恨也更大了。
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把小说写出来，让他看清楚面前的深渊，他也许还有勒马回头的可能。我不曾好好地劝告他，帮助他。现在太迟了。我不能把他从坟墓里拉出来了。我只好把我的感情、我的爱憎、我要对他讲的话全写到我的小说里去。
《新生》的写作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过我开始写《新生》比写《激流》早几个月，大约在一九三○年年底或者一九三一年年初；我结束它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也比结束《家》早些。那时我早已抛弃了写五部连续的长篇小说的计划，而且把从法国带回的廉价练习簿中一部分可用的细节用在《死去的太阳》里面了。《新生》的内容、结构以及人物也逐渐地形成而固定了。我想写一个人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
我选择了李冷作主人公，主要的原因是，我在《灭亡》里已经预告了李静淑的道路和作用，我不便改动它们，写李静淑附带写她的哥哥，或者由李冷的眼中看出妹妹的精神面貌，用一管笔可以写出两个人的言行同他们的思想活动，对于像我这样学习写作的人，的确有不少的便利。况且我前不久有过失败的经验，我指的是《死去的太阳》，我写完它，自己不但感到疲倦，还有失望的情绪，这并非由于小说的调子低沉（我在小说初稿的结尾还说：“经过了短时间的休息以后，太阳又会以同样的活力新生于人间。”），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无力、无才来适当地表达我的思想感情。我把那个中篇小说的初稿题作《新生》，也可以说明我当时的心境。我完全失掉了写作的兴趣和信心，我连李静淑的故事也放弃了，我想拿那个失败的作品来结束我的文学生活。
不用说，这只是一时的沮丧。过了若干时候我又有了拿笔的勇气。我先写了几个短篇，后来我就用日记的形式，让自己作为李冷写起《新生》来。因为我打定了主意要写主人公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大转变，便不得不先教和平主义的李冷转变为否定一切的个人主义者。虽然杜大心的惨死让李冷受到很大的刺激，但是这个转变总有些勉强。同样，写另一个女主人公周文珠由《灭亡》里的陈太太转变而来，也显得不自然。周文珠的转变本来是多余的，倘使把她作为新出场的人来写可能更好，我还可以在她的身上加一些色彩。至于我那样写法，也不过是加强人物同前一本书的联系而已。
我写《新生》，一共写了两遍。第一稿是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写完的。我九月里把稿子送到《小说月报》社去，后来见到一九三二年一月号《小说月报》的“ 预告”，知道我的小说在这期“月报”上开始连载。我听见一位朋友说杂志已经印好，在装订中，却没有想到“一·二八”的炮声一响，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厂房全给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和炸弹毁得一干二净。当天的号外上就刊出这样的消息：纸灰飞满了闸北的天空。我看见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仍然勇敢地站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我不会为自己这本小说感到痛惜。我说，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我要把《新生》重写出来。我在一九三二年七月，花了两个多星期的工夫，第二次写完了《新生》。这一次我是一口气写完它的。我从早写到晚，什么事都不做。第一稿的内容和文字还很清楚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必须趁我不曾忘记的时候，把它们记录在纸上。我写得快，因为我的脑子里装满了东西，用不着我停笔苦思。我的确写得痛快，因为那许多东西自己要从我的脑子里跳出来。我写第一稿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我当初写得很吃力，写得很痛苦。
《新生》的第一稿和第二稿大致相同，但也不能说没有差别。我凭着记忆重写十万字的旧作，我不可能把行行字字安排得跟过去一模一样，况且时间隔了一年多，我的环境改变了，我的心境也改变了。写第一稿的时候，我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写第二稿的时候，我已经搬进当时的“法租界”，住在环龙路花园别墅我舅父家的二楼，脑子里还装了不少日本军人的暴行。第一次，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自己的心、挤自己的血一样。有些时候我仿佛在写自己的日记，虽然更多的时候我是在设身处地替李冷写他的见闻。我说过《新生》第一稿在商务印书馆的大火中全部焚毁。可是仍然有两三节给保留了下来。那两三节是在全稿完成以前由我摘出来作为随笔或者作者的日记在刊物上发表了的。那是我在北四川路和顾家宅公园里的见闻。在李冷的日记里的确有我自己的东西。他常常叫嚷：“孤寂，矛盾”，那是我自己的痛苦的呼声。我在那个时候写的《复仇·序》中第一句便是：“每夜每夜我的心痛着。”（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新生》里面，李冷在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说：“我快要被自己毒害到不能挽救的地步了。”在十九日他又写道：“我真的被个人主义毒害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了。”文珠也批评过李冷的“空虚的个人主义”。我并不是李冷那样的个人主义者，但是我常常像他那样感到“孤寂”和“空虚”，因为我正像他那样有很多的矛盾。其实他的“否定一切”和“个人主义”也是假的。他在外表上好像很倔强，可是心里空得很。除了渺茫的理想外，他还有一种对什么都不相信的“怀疑”。这种怀疑可能影响他的行动。不过我想这样说，要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架子支持着他，他早就跟着妹妹李静淑和爱人（未婚妻）周文珠走新的路了。我也见过有人一直顽强到底，逐渐走上毁灭的路，当然不仅是由于“怀疑”和“空架子”，同时也因为替自己考虑太多。我们那一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都或多或少地跟个人主义有关系。我当然也不是例外。
我向往革命，而不能抛弃个人主义；我盼望变革早日到来，而自己又不去参加变革；我追求光明，却又常常沉溺在因怀念黑暗里冤死的熟人而感到的痛苦中；我大声嚷着要前进，过去的阴影却死死地把我拖篆…其它种种自己克服不了的内心的斗争、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等等，我也不想在这里提说了。我只想提一下，那几年中间我不但深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我还沉溺在骨肉的感情里面，个人的悲欢离合常常搅乱了我的心。我前不久在旧书中找到了两页残信，那是我从前寄给我大哥、在他死后又回到我手里来的旧信的极小部分。我记得在一九三二年整理《海行杂记》的时候我把那些旧信全撕毁了，不知道怎样却留下了这两页。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我刚到巴黎不久寄出的信上有这样的话：……我永远是冷冷清清，永远是孤独，这热闹的繁华世界好像与我没有丝毫的关系。……大哥。我永远这样地叫你。然而这声音能渡过大的洋、高的山而达到你的耳里么？窗外永远只有那一线的天，房间也永远只是那样的大，人生便是这样寂寞的么？没有你在，纵有千万的人，对于我也是寂寞……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的。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从上海寄出的信上，我又写了如下的话：这几年很少哭过的我今天却流了眼泪了。在暮色苍茫中我们离了你。一只小小的木船载着我们四个人向外滩码头划去。蓝空中有几颗明星，凉风吹动我的衣服。前面是万盏灯光的上海，后面是载着你们的“其平”。我离你愈远了。这时多年的旧事一齐涌上心头。……你的流着泪的脸至今还在我的眼前，上码头时，分明四个人都上了岸，我却东张西望，寻找你在哪里。“大哥，这边走。”
这句话几乎要说出口来。自己才陡然明白你不在上海了。
一种从来不曾感到过的凄凉侵袭过来，我觉得在这么大的上海市，我只是一个孤独的人。……这几年来我在表面上似乎变得不像从前那样的孤僻了，其实在心里我依然造了一个囚笼锁住了自己。……我不再抄下去了。今天我还珍惜这份感情，可是我不能不责备自己的偏执、软弱、感伤、孤僻和近视……我写《新生》第一稿的时候还没有能摆脱那种有时突然袭来的孤独、凄凉的感觉，我甚至还不曾打破那个囚笼。所以我能够那么有耐心地描写李冷的孤寂而痛苦的不正常的心境，我仿佛在受一次审问或者受一次考验，我又好像在解剖自己，看看自己身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总之我绝不是冲锋陷阵、斩将搴旗的战士，也不是对症下药、妙手回春的医生。
我写《新生》第二稿的时候，刚从南方旅行回来，发表了《春天里的秋天》，“孤寂”和“空虚”的感觉已经开始减淡，过去二十八年的阴影也逐渐消失，而且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心，我要证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不能毁灭我的创造的冲动”；帝国主义的炸弹毁灭不了我的精力和作品。
所以我当时兴奋多于痛苦，不吃力，却感到痛快。虽然前半部中仍然充满阴郁的调子，但大半是过去心境的追忆和旧日文字的默写，我脑子里常常响着一个声音，就是我在《春天里的秋天·序》中说的：“这应该终结了。”“这”字指的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在那篇序文的结尾甚至说：“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我控诉’。”我这样说，未免太狂妄。我除了一管幼稚、无力的秃笔，什么武器也没有，又不曾找到正确的革命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而且整天关在屋子里写文章，不参加实际的斗争，我怎么能够损害我的敌人呢？我当时也知道自己的弱点，我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自己的矛盾，反而放任矛盾发展下去。我不断地说，我要放弃文学生活（写作的确带给我不少的痛苦，像我在《灵魂的呼号》中所说的那样），可是我反而捏紧笔让自己越陷越深；我因为“在白纸上写黑字廉价地浪费了年轻的生命”而感到不幸，而不断地诉苦，可是我反而日也写、夜也写，愈写愈多，好像一旦放下笔我的生命就会从此完结。我写完《新生》第二稿后，两个多月便写了像《灵魂的呼号》那样的诉苦文章。《新生》的第二稿里当然也有我自己的那些矛盾。不过倘使我的记忆力不算太坏，那么《新生》第二稿中阴郁的调子比第一稿中的淡了些；第二稿的字数也稍微多了些，大约增加了万把字罢：全书一共三篇，第一篇加了些，第二篇减了些，第三篇只有一句话，还是从《约翰福音》中引来的，为此不增也不减；至于增减了些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现在更说不上来了。
我再仔细一想，第二篇中减少的可能是李冷在禾山牢房里回忆往事的片段，这不是我有意删去的。我记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新生》的第二篇是根据一个朋友的日记写成的，这是真话。我写第二稿的时候，那本狱中日记还在我的手边，可是后来却找不到了。我不知它是在我几次迁居中遗失了，还是朋友把它拿了回去，因为那位朋友并不曾遭枪决，他让熟人花了点钱保释出来了。我把朋友的经历借给李冷，但是我还得把一、二两篇连接起来，把人物的性格统一起来，因此我虽借用了一些事实，却无法借用文字，我还得加上李冷自己的东西，回忆往事的片断便是这样地加上去的。
这种地方可多可少，我第一次从容地执笔，构思的工夫较多，便写得长些，第二次我一口气写下去，当然容易跳过一些不重要的细节。但是当时如果没有朋友的日记，我绝不可能想到资本家勾结军阀所干的杀害工人的勾当和在禾山进行的事情。这些事实在第二稿中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连王炳这个人也是原来有的，我不过改变了他的姓名和结局。他既不曾越狱逃走，更没有中弹身亡。原来的日记里也有那个同情“犯人”的北方看守。“用驳壳枪打死三个，得赏十元”的话也是从日记里抄下来的。我增加的只是他奉命枪毙李冷的事情。我增加的还有李冷就义前那个“把个体的生命联系在群体的生命上……在人类的向上繁荣中找到个人的新生”的信念。这个信念不仅是李冷的，它也是我的。尽管我的作品里有多少“阴郁性”，尽管我常常沉溺在个人的感情里，尽管我有时感觉到“孤寂”和“空虚”，甚至发出“灵魂的呼号”，可是我始终不曾失去这个信念。因此我才没有让“绝望”和“悲观”压倒，我才相当健康地（我指的是身体，不是思想）活到现在。我在充满矛盾的痛苦生活中不断地叫嚷：“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凭借的便是这个。
我两次写了李冷的“新生”，我自己在感情上也得到一些鼓舞。但是我既不曾走到“灭亡”的边缘，也没有得到“新生”的光明。所以我一直在无数的矛盾中间苦苦地挣扎。《新生》以后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挣扎中写成的。例如一九三三年写成的《萌芽》（后来改名为《雪》），这个中篇也暴露了我的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我在写作的时候，宣泄了自己的感情，我当时的确有鲜明的爱憎：一方面是作威作福、荒淫无耻，另一方面是辛勤劳动、受辱受苦。我当初写了两个不同的“结尾”——一个是：工人的起义胜利了，曹科员夫妇搭火车离开了大煤山，男的说：“我不能等着看他们灭亡……所以我走了……”；另一个是：工人的起义给镇压了，曹科员夫妇离开了大煤山，在车上男的说：“倘使赵科员能够活起来……他又会责备我逃避现实了。他真倔强，临死……还说种子已经落在地下……。”在两个“结尾”中，女的都是“低声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这几个月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怕的梦。……现在落雪了。’……”调子是同样地低沉。虽然我是在批评那一对改良主义的年轻夫妇，可是我无意地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向读者宣传了，可能有一些读者会受到感染。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刚才还说过我是相信未来的光明的。
但是从当时到那未来的光明究竟要走多长的路？而且怎样才能够走到？我自己却茫然了。所以在我的作品中，黑暗给暴露了以后，未来的光明却被写成了渺茫的希望，当然不会有昂扬的调子了。在《雪》的“结尾”中只有“种子已经落在地下”这句话。在《砂斗的“结尾”里我也只写了“……到将来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到来的……”这样的希望。在《新生》第二稿之前完成的中篇小说《砂斗的调子更低沉。砂丁们的静悄悄的惨死和少女的徒然的等待……。小说带给读者的，不是哀愁大于希望么？我说过，我也想过，我要用笔做武器，控告不合理的旧社会，可是在我不少的小说中我都充当了束手无策、摇头叹息的旁观者的脚色。
《砂斗》是根据一位朋友的谈话，加上我自己大胆的想象写成的。当时我没有到过云南的个旧，也不曾看见一个砂叮我那位朋友在矿上住过一个短时期，他亲眼看见砂丁们受到的非人的待遇，他不能够在那个“人间地狱”里待下去，后来就跑到上海来了。他对我谈了不少，他谈的只是砂丁们的生活。故事是我编造的。我的同情，我的愤怒……逼着我拿起笔，替那般“现代的奴隶”喊冤。我没有实际的生活，甚至连背景也不熟习，因此我只好凭空造出一个“死城”来。小说出版后二十八年，我才到了我从前写的那个城市和矿山。去年三月在个旧迎接我的却是金湖上一片灿烂的阳光和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砂侗已经成了历史上的名词，我只能在文化馆的“矿工今昔展览室”里看到我所描写的那种生活了。
我在《雪》里写的是浙江长兴煤矿工人的生活。背景是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却是编造的。我一九三一年初冬同一位朋友坐小火车到过那个矿山，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朋友在矿局当科长，我作为他的客人在矿山得到不少的方便。我一天到处看看，还跟着一个机工下窑去待了两个多钟点。在这个窑里，一个多月前发生过一次爆炸事件，死了十五个人，要不是靠那位朋友帮忙，我一定下不去了。我并非去找小说材料，我只是想尝尝生活的各种味道，体验体验生活。过了两年我答应别人写一部连载小说，才想到了这个题材。我可以说是充分地利用了两年前的“生活体验”，我把知道的全写进小说里了。不知道的能避开就避开，没法避开的只好靠自己编造。我那个朋友早已离开长兴，我无法再到矿山去体验生活，连参观的机会也得不到，我怎么能够写得更真实呢？我平日同工人接触的机会极少，那一个星期中间虽然常同矿工们交谈，但是谈得不深，我又没有把谈话记录下来，两年后我要塑造工人的形象，当然连“貌似”也办不到了。小说最后矿工们的起义，不用说也是出自我的想象。不过当初我在矿山作客的时候，也曾听见朋友讲起两个月前（？）“土匪”打进矿局的故事。他说是“土匪”，又说里面有开除了的矿工。
他们大清早冲进了局长（或者叫“经理”）的寝室，当着妻子的面打死了丈夫。我的朋友当时听到消息，打开房门，正要出去，看见有人奔向他的房间，马上退回关上房门，又拉过方桌将门抵祝外面的人推不开房门，也就走了。所谓的“土匪”在矿山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军队开到他们就散了，又说是远走了。我在矿山的时候，人们还暗暗担心“土匪”会再来。新的局长（或经理）刚刚就职，同事们正为他举行贺宴，朋友要我参加，我推辞了。小说的那个胜利的“结尾”便是根据上面的真实的故事想出来的。矿局职员口中的“土匪”很可能是起义的工人。
《新生》发表以后，我几次想写它的续篇《黎明》，一直没有动笔。一九四七年《寒夜》出版了，我又想到预告了多年的《黎明》，我打算在那一年内完成它。可是我考虑了好久，仍然不敢写一个字。我自己的脑子里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比较具体的未来社会的轮廓，我怎么能写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呢？我找了几本西方人讲乌托邦的书，翻看了一下，觉得不对头，我不想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写乌托邦的小说。因此我终于把《黎明》搁了下来。这是十四年前的事。我现在谈《新生》，又想到了那个未了的旧债，我的思想活动了，信心也有一些了。我觉得在新社会里试一试过去干不了的那个工作，也不见得毫无成功的可能，至少方向明确了，道路清楚了。今天拿起笔写未来社会、理想社会，绝不会像在写童话；正相反，我会觉得自己在写真实的生活，在写明天便要发生的事情，多么亲切，多么新鲜，多么令人兴奋。我真想试一试，而且我相信一定会得到我写从《灭亡》到《寒夜》十四卷文集的当时所未曾有过的“写作的快乐”。
关于《激流》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他（它）写成罢，怕甚么。《块肉余生述》若（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这中间我受过多少血和火的磨练，差一点落进了万丈深渊，又仿佛喝过了“迷魂汤”，记忆力大大地衰退，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大哥的消瘦的面貌至今还没有褪色。我常常记起在成都正通顺街那个已经拆去的小房间里他含着眼泪跟我谈话的情景，我也不曾忘记一九二九年在上海霞飞路（淮海路）一家公寓里我对他谈起写《春梦》的情景。
倘使我能够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那里埋着多少大哥的诉苦埃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姐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伸冤。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回国途中，在法国邮船（可能是阿多士号，记不清楚了）四等舱里，我就有了写《春梦》的打算，我想可以把我们家的一些事情写进小说。一九二九年七、八月我大哥来上海，在闲谈中我提到写《春梦》的想法。我谈得不多，但是他极力支持我。后来他回到成都，我又在信里讲起《春梦》，第二年他寄来了上面引用的那封信。《块肉余生述》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考伯菲尔》的第一个中译本，是林琴南用文言翻译的，他爱读它，我在成都时也喜欢这部小说。他在信里提到《块肉余生述》，意思很明显，希望我没有顾忌地把自己的事情写出来。我读了信，受到鼓舞。我有了勇气和信心。我有十九年的生活，我有那么多的爱和恨，我不愁没有话说，我要写我的感情，我要把我过去咽在肚里的话全写出来，我要拨开我大哥的眼睛让他看见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那些时候我经常背诵鲁迅先生翻译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句话：“可怕的是使死骸站起来看见自己的腐烂……”我忍不住多次地想：不要等到太迟了的时候）。
过了不到一年，上海《时报》的编者委托一位学世界语的姓火的朋友来找我，约我给《时报》写一部连载小说，每天发表一千字左右。我想，我的《春梦》要成为现实了。我没有写连载小说的经验，也不去管它，我就一口答应下来。我先写了一篇《总序》，又写了小说的头两章（《两兄弟》和《琴》）交给姓火的朋友转送报纸编者研究。编者同意发表，我接着写下去。我写完《总序》，决定把《春梦》改为《激流》。
故事虽然没有想好，但是主题已经有了。我不是在写消逝了的渺茫的春梦，我写的是奔腾的生活的激流。《激流》的《总序》在上海《时报》四月十八日第一版上发表，报告大哥服毒自杀的电报十九日下午就到了。还是太迟了。不说他一个字不曾读到，他连我开始写《激流》的事情也不晓得。按照我大哥的性格和他所走的生活道路，他的自杀是可以料到的。
但是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遗憾。
我当时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电报是下午到的，我刚把第六章写完，还不曾给报馆送去。报馆在山东路望平街，我写好三四章就送到报馆收发室，每次送去的原稿可以用十天到两个星期。稿子是我自己送去的，编者姓吴，我只见过他一面，交谈的时间很短，大概在这年年底前他因病回到了浙江的家乡，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激流》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起在《时报》上连载了五个多月。九·一八沈阳事变后，报纸上发表小说的地位让给东北抗战的消息了。《激流》停刊了一个时期，报馆不曾通知我。后来在报纸上出现了别人的小说，我记得有林疑今的，还有沈从文的作品（例如《记胡也频》），不过都不长。我的小说一直没有消息，但我也不曾去报馆探问。我有空时仍然继续写下去。我当时记忆力强，虽然有一部分原稿给压在报馆里，我还不曾搞乱故事情节，还可以连贯地往下写。这一年我一直住在宝光里，那是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在这里除了写《激流》以外，我还写了中篇小说《雾》和《新生》以及十多个短篇。起初我和朋友索非夫妇住在一起，我在楼下客堂间工作，《激流》的前半部是在客堂间里写的。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索非一家搬到提篮桥去了，因为索非服务的开明书店编译所早已迁到了那个地区。宝光里十四号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那个给我做饭的老娘姨。这时我就搬到了二楼，楼上空阔，除了床，还有一张方桌，一个凳子，加上一张破旧的小沙发，是一个朋友离开上海时送给我的，这还是我头一次使用沙发。我的书和小书架都放在亭子间里面。《激流》的后半部就是在二楼方桌上写完的。这中间我去过一趟长兴煤矿，是一个姓李的朋友约我同去的，来回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向我催稿，报纸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是形势紧张，谣言时起，经常有居民搬进租界，或者迁回家乡。附近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随时都可能对闸北区来一个“奇袭”。我一方面有充分时间从事写作，另一方面又得作只身“逃难”的准备。此外我发现慢慢地写下去，小说越写越长，担心报馆会有意见，还不如趁早结束。
果然在我决定匆匆收场，已经写到瑞珏死亡的时候，报馆送来了信函，埋怨我把小说写得太长，说是超过了原先讲定的字数。信里不曾说明要“腰斩”我的作品，但是用意十分明显。我并不在乎他们肯不肯把我的小说刊载完毕，当初也并不曾规定作品应当在若干字以内结束。不过我觉得既然编者换了人，我同报馆争吵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就送去一封回信，说明我的小说已经结束，手边还有几万字的原稿，现在送给他们看看，不发表它们，我也不反对。不过为了让《时报》的读者读完我的小说，我仍希望报馆继续刊登余稿。
我声明不取稿酬。我这个建议促使报馆改变了“腰斩”的做法，《激流》刊载完毕，我总算没有辜负读者。少拿一笔稿费对我有什么损害呢？
《激流》就这样地在《时报》上结束了。但是我只写了一年里面的事情。而我在《总序》里却说过：“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时间差了那么多。
并且我还有许多话要说，有好些故事要讲，我还可以把小说续写下去。我便写一篇后记，说已经发表的《激流》只是它的第一部《家》，另外还有第二部《群》，写社会，写主人公觉慧到上海以后的活动。我准备接下去就写《群》，可是一直拖到一九三五年八、九月我才开始写了三四张稿纸，但以后又让什么事情打岔，没有能往下写。第二年靳以到上海创办《文季月刊》，我为这个刊物写了连载小说《春》，一九三九—四○年我又在上海写了《春》的续篇《秋》。我为什么要写《春》和《秋》以及写成它们的经过，我在《谈自己的创作》里讲得很清楚，用不着在这里重复说明了。这以后《家》、《春》、《秋》就被称为《激流三部曲》。至于《群》，在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几次填表报告自己的创作计划，要写《群三部曲》。但是一则过不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关，二则应付不了一个接一个的各式各样的任务，三则不能不胆战心惊地参加没完没了的运动，我哪里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写作。到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倒真正庆幸自己不曾写成这部作品，否则张（春桥）姚（文元）的爪牙不会轻易地放过我。
我在三十年代就常说我不是艺术家，最近又几次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有人怀疑我“假意地谦虚”。我却始终认为我在讲真话。《激流》在《时报》上刊出的第一天，报纸上刊登大字标题称我为“新文坛巨子”，这明明是吹牛。我当时只出版了两本中篇小说，发表过十几个短篇。文学是什么，我也讲不出来，究竟有没有进入文坛，自己也说不清楚，哪里来的“巨子”？我一方面有反感，另一方面又感到惭愧，虽说是吹牛，他们却也是替我吹牛埃而且我写《激流总序》和第一章的时候，我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墨水。在成都十几年，在上海和南京几年，在法国不到两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文学技巧。我也不曾学过现代语法。但是我认真地生活了这许多年。我忍受，我挣扎，我反抗，我想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我想帮助别人，我在生活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积累了那么多的爱憎。我答应报馆的约稿要求，也只是为了改变命运，帮助别人，为了挽救大哥，实践我的诺言。我只有一个主题，没有计划，也没有故事情节，但是送出第一批稿时我很有勇气，也充满信心。我知道通过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凭借这个制度作恶的人，对他们我太熟悉了，我的仇恨太深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写进去，把我自己写进去。
不是写我已经做过的事，是写我可能做的事；不是替自己吹嘘，是描写一个幼稚而大胆或者有点狂妄的青年的形象。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种生活，也熟悉我描写的那些人。正因为像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我除了写高老太爷和觉慧外，还应当在觉新身上花费更多的笔墨。
倘使语文老师、大学教授或者文学评论家知道我怎样写《激流》，他们一定会认为在“胡说”，因为说实话，我每隔几天奋笔写作的时候，我只知道我过去写了多少、写了些什么，却没有打算以后要写些什么。脑子里只有成堆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人们说什么现实主义，什么浪漫主义，我一点也想不到，我想到的只是按时交稿。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写得快，说我“粗制滥造”也可以，反正有作品在。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让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通过人物生活。有时，我想到了写一件事，但是写到那里，人物不同意，“他”或者“她”做了另外的事情。我的多数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我在前面说过，我刚写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家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大哥自杀。第六章的小标题是《做大哥的人》。这不是巧合，我写的正是大哥的事情，并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当时怀着二十几年的爱和恨向旧社会提出控诉，我指出：这里是血，那里是尸首，这里是屠刀。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笔下哭诉、哀号。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我说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样的人看见自己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身上的疮开始溃烂；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读完电报我怀疑是在做梦，我又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我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我一个人到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住在闸北的三年中间，我吃过晚饭经常穿过横浜桥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说《新生》里我就描述过在这条所谓“秘密之街”上的见闻。
我的努力刚开始就失败了。又多了一个牺牲者。我痛苦，我愤慨，我不肯认输。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颜六色的滚滚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我记起了法国革命者乔治·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经去世，我更没有顾虑了。回到宝光里的家，我拿起笔写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我开始在挖我们老家的坟墓。空闲的时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写给我和三哥的一部分旧信。我在《家》以及后来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了不少旧信里提供的材料。同时我还在写其他的小说，例如中篇《雾》和《新生》，大约隔一星期写一次《家》。写的时候我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我的确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腾，它推着人物行动。高老太爷、觉新、觉慧，这三个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们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斗争，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气吞声，或者享乐，或者受苦，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或者死亡……他们要走自己的路，我却坚持进行我的斗争。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我在十年中间（一九三一到一九四○）写完《激流三部曲》。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了头，后来在拉都路（襄阳路）敦和里二十一号三楼续写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岛”（日本军队包围中的租界）上，主要是为了写《秋》。人们说，一切为了抗战。我想得更多，抗战以后怎样？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这些年高老太爷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写《秋》的时候，感觉到我在跟那个腐烂的制度作拼死的斗争。在《家》里我的矛头针对着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在《春》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冯乐山和周伯涛；在《秋》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周伯涛和高克明。
对周伯涛，我怀着强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实的人，但是我看见不少像他那样的父亲，他的手里紧紧捏着下一代人的命运，他凭个人的好恶把自己的儿女随意送别屠常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九点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两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我的三哥李尧林也在这幢房子里，住在三楼亭子间，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天津来的。第二年七月我再去西南后，他仍然留在上海霞飞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回上海送他进医院，在医院里他没有活到两个星期。他是《秋》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共写了八百多页稿纸，每次写完一百多页，结束了若干章，就送到开明书店，由那里发给印刷所排樱原稿送前我总让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时也提出一两条意见。我五月初写完全书，七月中就带着《秋》的精装本坐海船去海防转赴昆明了。我今天向一些年轻书怎么这样快，这样容易。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关于《海底梦》
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从法国回到上海。当时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正要结婚，就同我一起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内租了房子，索非夫妇住在楼上，我住楼下，二房东住亭子间。过了不多久，二房东回到乡下，把亭子间也让了给我们。我在宝光里十四号一直住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像《家》、《雾》、《新生》（初稿）等等都是在这里写成的。索非比我早离开，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闸北区内几次流传日军侵犯的谣言，索非的第二个孩子快要出世，为了方便，他们全家搬到提篮桥开明书店附近去了。
我留在宝光里。整幢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便搬到楼上，把楼下当作饭厅。原来那个给我们烧饭洗衣的中年娘姨住在楼下，给我作饭、看家。她会裁剪缝补，经常在楼下替别人做衣服。
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写完了《家》，翻译了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到浙江长兴煤矿去住了一个星期。有一个姓李的朋友到上海出差，在马路上遇到我。他在长兴煤矿局作科长，他讲了些那边的情况，约我到他那里作客。他和我相当熟，我听说可以下煤坑看看，就一口答应，第二天我同他搭火车去杭州转湖州再转长兴去。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写小说，否则我就会在那里多住几个星期，记录下一些见闻。我记得有一本左拉的传记讲左拉为了写《萌芽》在矿山调查了六个月。一九三三年我答应在一份刊物上发表连载小说，我也写了《萌芽》，可是我就只有储存在脑子里的那么一点点材料。到了没有办法时，回避不行我只好动手编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