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加尔各答接触的人空前地多,接触面空前地广,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同印度其他城市不同。在其他城市,我们最多只能停留一两天;我们虽然也都留有突出的印象,但总是比较单纯的。但是,到了加尔各答,万汇杂陈,眼花缭乱,留给我们的印象之繁复、之深刻,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我们在这里既有历史的回忆,又有现实的感受。加尔各答之行好像是我们这一次访问的高潮,好像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总结。光是我们每天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手中接过来的花环和花束,就多到无法计算的程度。每一个花环,每一束花,都带着一份印度人民的情谊。每一次我们从外面回来,紫红色的玫瑰花瓣,洁白的茉莉花瓣,黄色的、蓝色的什么花瓣,总是散乱地落满旅馆下面大厅里的地毯,人们走在上面,真仿佛是“步步生莲花”一般。芬芳的暗香飘拂在广阔的大厅中。印度古书上常有天上花雨的说法,“天雨曼陀罗”的境界,我没有经历过。但眼前不就像那样一种境界吗?这花雨把这一座大厅变成了一座花厅、一座香厅。这当然会给清扫工作带来不少的麻烦,我们都感到有点歉意。但是,旅馆的工作人员看来却是高兴的,他们总是笑嘻嘻地看着这一切。就这样,不管加尔各答给我们的印象是多么繁复,多么多样化,但总有一条线贯穿其中,这就是印度人民的友谊。
而这种友谊在平常不容易表现的地方也表现了出来。我们在加尔各答参观了有名的植物园,这是我前两次访问印度时没有来过的。园子里古木参天,浓荫匝地,真像我们中国旧小说中常说的,这里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株大榕树。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株榕树。一棵母株派生出来了一千五百棵子树,结果一棵树就形成了一片林子。现在简直连哪棵是母株也无法辨认了。这一片“树林”的周围都用栏杆拦了起来。但是,栏杆可以拦住人,却无法拦住树。已经有几个地方,大榕树的子树,越过了栏杆,越过了马路,在老远的地方又扎了根,长成了大树。陪同我们参观的一位印度朋友很有风趣地说道:“这棵大榕树就像是印中友谊,是任何栏杆也拦不住的。”多么淳朴又深刻的话啊!
友谊是任何栏杆也拦不住的。如果疾病也算是一个栏杆的话,我就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我在加尔各答遇到了一个长着大胡子、满面病容的青年学生。他最初并没能引起我的注意,但是,他好像分身有术,我们所到之处几乎都能碰到他。刚在一处见了面,一转眼在另一处又见面了。我们在旅馆中见到了他;我们在加尔各答城内见到了他;我们在农村针灸中心见到了他;我们又在植物园里见到了他。他就像是我们的影子一样,紧紧地跟随着我们。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想到了中国长篇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难道我自己现在竟进入了那个神话世界中去了吗?然而我眼前看到的决不是什么神话世界,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那个满面病容的、长着大胡子的印度青年正站在我们眼前,站在欢迎人群的前面,领着大家喊口号。一堆人高喊:“印中友谊——”另外一堆人接声喊:“万岁!万岁!”在这两堆人中间,他都是带头人。但是,有一天,我注意到他在呼喊间歇时,忽然拿出了喷雾器,对着自己嘴里直喷。我也知道,他是患着哮喘。我连忙问他喘的情况,他腼腆地笑了一笑,说道:“没什么。”第二天看到他没带喷雾器,我很高兴,问他:“今天是不是好一点?”他爽朗地笑了起来,连声说:“好多了!好多了!”接着又起劲地喊起“印中友谊万岁”来。他那低沉的声音似乎压倒了其他所有人的声音,他那苍白的脸上流下了汗珠。我深深地为这情景所感动。我无法知道,在这样一个满面病容的印度青年的心里蕴藏着多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还恍惚能看到他的面容,听到他的喊声。亲爱的朋友!可惜我由于疏忽,连你的名字也没有来得及问。但是,名字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把白居易的诗句改动一下:“同是心心相印人,相逢何必问姓名!”年轻的朋友,你是整个印度人民的象征,就让你永远作这样一个无名的象征吧
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阿格拉是有名的地方,有名就有在泰姬陵。世界舆论说,泰姬陵是不朽的,它是世界上多少多少奇之一。而印度朋友则说:“谁要是来到印度而不去看泰姬陵,那么就等于没有来。”
我前两次访问印度,都到泰姬陵来过,而且两次都在这里过了夜。我曾在朦胧的月色中来探望过泰姬陵,整个陵寝在月光下幻成了一个白色的奇迹。我也曾在朝暾的微光中来探望过泰姬陵,白色大理石的墙壁上成千上万块的红绿宝石闪出万点金光,幻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奇迹。总之,我两次都是名副其实地来到了印度。这一次我也决心再来;否则,我的三访印度,在印度朋友心目中就成了两访印度了。
同前两次一样,这一次也是乘汽车来的。车子下午从德里出发,一直到黄昏时分,才到了阿格拉。泰姬陵的白色的圆顶已经混入暮色苍茫之中,我们也就在苍茫的暮色中找到了我们的旅馆。从外面看上去,这旅馆砖墙剥落,宛如年久失修的莫卧儿王朝的废宫。但是里面却是灯光明亮,金碧辉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房间都用与莫卧儿王朝有关的一些名字标出,使人一进去,就仿佛到了莫卧儿王朝;使人一睡下,就能够做起莫卧儿的梦来。
我真的做了一夜莫卧儿的梦。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赶到泰姬陵门外。门还没有开。院子里,大树下,弥漫着一团雾气,掺杂着淡淡的花香。夜里下过雨,现在还没有晴开。我心里稍有懊恼之意:泰姬陵的真面目这一次恐怕看不到了。
但是,突然间,雨过天晴云破处,流出来了一缕金色的阳光,照在泰姬陵的圆顶上,只照亮一小块,其余的地方都暗淡无光,独有这一小块却亮得耀眼。我们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难道这不就是泰姬陵的真面目吗?
我们走了进去,从映着泰姬陵倒影的小水池旁走向泰姬陵,登上了一层楼高的平台,绕着泰姬陵走了一周,到处暸望了一番。平台的四个角上,各有一座高塔,尖尖地刺入灰暗的天空。四个尖尖的东西,衬托着中间泰姬陵的圆顶那个圆圆的东西,两相对比,给人一种奇特的美。我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词来表达这种美,就叫它几何的美吧。后面下临阎牟那河,河里水流平缓,有一个不知什么东西漂在水里面,一群秃鹫和乌鸦趴在上面啄食碎肉。秃鹫们吃饱了就飞上栏杆,成排地蹲在那里休息,傲然四顾,旁若无人。
我们就带着这些斑驳陆离的印象,回头来看泰姬陵本身。我怎样来描述这个白色的奇迹呢?我脑筋里所储存的一切词汇都毫无用处。我从小念的所有的描绘雄伟的陵墓的诗文,也都毫无用处。“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多么雄伟的诗句呀!然而,到了这里却丝毫也用不上。这里既无绣户,也无雕梁。这陵墓是用一块块白色大理石堆砌起来的。但是,无论从远处看,还是从近处看,却丝毫也看不出堆砌的痕迹,它浑然一体,好像是一块完整的大理石。多少年来,我看过无数的泰姬陵的照片和绘画;但是却没有看到有任何一幅真正的照出、画出泰姬陵的气势来的。只有你到了泰姬陵跟前,站在白色大理石铺的地上,眼里看到的是纯白的大理石,脚下踩的是纯白的大理石;陵墓是纯白的大理石,栏杆是纯白的大理石,四个高塔也是纯白的大理石。你被裹在一片纯白的光辉中,翘首仰望,纯白的大理石墙壁有几十米高,仿佛上达苍穹。在这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仿佛给这个白色的奇迹压住了,给这纯白的光辉网牢了,我想到了苏东坡的词:“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我自己仿佛已经离开了人间,置身于琼楼玉宇之中。有人主张,世界上只有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把两者融合起来成为浑然一体的那种美,只应天上有。我眼前看到的就是这种天上的美。我完全沉浸在这种美的享受中,忘记了时间的推移。等到我从这琼楼玉宇中回转来时,已经是我们应该离开的时候了。
从泰姬陵到红堡是一条必由之路,我们也不例外。到了红堡,限于时间我们只匆匆地走了一转。莫卧儿王朝的这一座故宫,完全是用红砂岩筑成的。如果说泰姬陵是白色的奇迹的话,那么这里就是红色的奇迹。但是,我到了这里,最关心的却是一块小小的水晶。据说,下令修建泰姬陵的沙扎汗,晚年被儿子囚了起来。他本来还准备在阎牟那河这一边同河对岸泰姬陵遥遥相对的地方,修建一座完全用黑色大理石砌成的陵墓,如果建成的话,那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色的奇迹。然而在这黑色的奇迹出现以前,他就失去了自由,成为自己儿子的阶下囚。他天天坐在红堡的一个走廊上,背对着泰姬陵,凝神潜思,忍忧含悲,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镶嵌在一个柱子上的那一块水晶,里面反映出整个泰姬陵的影像。月月如此,天天如此,这位孤独的老皇帝就这样度过了他的残生。
这个故事很有些浪漫气息。几百年来,也打动了千千万万好心人的心弦,滴下了无数的同情之泪。但是,我却是无泪可滴。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印度朋友曾告诉过我,就在这走廊下面那一片空地上,莫卧儿皇帝把囚犯弄了来,然后放出老虎,让老虎把人活活地吃掉。他们坐在走廊上怡然欣赏这一幕奇景。这样的人,即使被儿子囚了起来,我难道还能为他流下什么同情之泪吗?这样的人,即使对死去的爱姬有那么一点情意,这种情意还值得几文钱吗?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红堡城墙下长着肥大的绿叶子的树丛中,虎皮鹦鹉又吱吱喳喳叫了起来。这种鸟在中国是会被当作珍禽装在精致的笼子里来养育的。但是在阿格拉,却多得像麻雀。有那么一个皇帝,再加上这些吱吱喳喳的虎皮鹦鹉,我的游兴已经索然了。那些充满了浪漫气氛的故事对于我已经毫无吸引力了。
我走下了天堂,回到了现实。人间和现实是充满了矛盾的;但是它们又确实是美的。就是在阿格拉也并非例外。二十七年前,当我第一次到阿格拉来的时候,我在旅馆中遇到的一件小事,却使我忆念难忘。现在,当我离开了泰姬陵走下天堂的时候,我不由得又回忆起来。
我们在旅馆里看一个贫苦的印度艺人让小黄鸟表演识字的本领。又看另一个艺人让眼镜蛇与獴决斗。两个小动物都拼上命互相搏斗,大战了几十回合,还不分胜负。正在看得入神的时候,我瞥见一个印度青年在外面探头探脑。他的衣着不像一个学生,而像一个学徒工。我没有多加注意,仍然继续观战。又过了不知多少时候,我又一抬头,看到那个青年仍然站在那里,我立刻走出去。那个青年猛跑了几步,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我感觉到他的手有点颤抖。他递给我一个极小的小盒,透过玻璃罩可以看到,里面铺的棉花上有一粒大米。我真有点吃惊了。这一粒大米有什么意义呢?青年打开小盒,把大米送到我眼底下,大米上写着“印中友谊万岁”几个字,只能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学徒工,最热爱新中国,但却从来没有机会接触一个中国人。听说我们来了,他便带了大米来看我们。从早晨等到现在,中午早已过了。但是几次被人撵走。现在终于见到中国朋友了,他是多么兴奋啊!我接过了小盒,深深地被这个淳朴的青年感动了。我握住了他的手,心里面思绪万千,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我一直目送这个青年的背影消失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才转回身来。
泰姬陵是美的,是不朽的。然而,人们心里的真挚感情不是比泰姬陵更美、更不朽吗?上面说的这件小事,到现在,已经过了二十七年,在人的一生中,二十七年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可是,不管我什么时候想起这件小事,那个学徒工的影像就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他大概都有四五十岁了吧。中间沧海桑田,世间多变。但是我却不相信,他会忘掉我,会忘掉中国,正如我不会忘掉他一样。据我看,这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不朽。是美的、不朽的泰姬陵无法比拟的美,无法比拟的不朽。
海德拉巴
我脑海里有两个海德拉巴:—个是二十七年以前的,一个是今天的。
二十七年前,当我第一次访问印度时,我曾来到这里,而且住了三四天之久。时间相隔既然是这样悠久,我对海德拉巴的记忆,就只剩下了一些断片,破碎支离,不能形成一个清晰的整体。在一团灰色的回忆的迷雾中,时时闪出了巨大的红色的斑点,这是木棉花。我当时曾惊诧于这里木棉树之高、之大,花朵开得像碗口那样大,而且开在参天的巨树上,这对于我这生长在北国的人来说,确实像是一个奇迹,留在脑海里的印象就永生难忘了。
但是,除了木棉花之外,再也不能清晰地回忆起什么东西来。只还记得住在尼扎姆的迎宾馆中,庭院清幽,台殿阒静,绿草如茵,杂花似锦;还有一些爬山虎之类的蔓藤,也都开着五彩斑斓的花,绿叶肥大,花朵绚丽,红彤彤,绿油油,显出一片茂盛热闹的景象。至于室内的情况,房屋的结构,则模糊成一团,几乎完全回忆不起来了。
我们到海德拉巴的第一天晚上,就到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般的邸宅里去拜会尼扎姆的一位兄弟还是什么亲属,我记不清楚了。印度著名的女诗人奈都夫人好像同他也有什么亲戚关系。奈都夫人的女儿陪我们游遍全印,我们就在这里遇到奈都夫人的弟弟。他对我们非常热情,同我们谈到印度农民的生活情况,他们每年的收入,以及他们养的牛和收成等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印度上流社会的人物谈印度农民,这是比较少见的事。从他的言谈中,我体会到,他对印度农民怀有深切的关怀。这当然使我很受感动。他说话的情态,说话时的眼神至今一闭眼仿佛就出现在眼前。我的印象:印度各阶层的人,许多都是希望同中国加强联系,继承和发扬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二十七年前的海德拉巴留给我的印象就只剩下了这一点点。如果需要归纳一下的话,我可以归纳为八个字:清新美妙,富丽堂皇。
一转瞬间,时间竟过去了二十七年,今天我又来到了海德拉巴。我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拥挤不堪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奔驰着横冲直撞纵横交错的各种车辆。二十世纪的汽车、摩托车,同公元前的马车、牛车并肩前进,快慢悬殊,而且好像是愿意这么走就这么走,愿意什么地方停,就什么地方停,这当然更曾加了混乱。行人的衣着也五光十色,同这一些车辆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幅色调迷乱但又好像有着内在节奏的图画;奏成了一曲喧声沸腾但又不十分刺耳的大合唱。
这就是我看到的今天的海德拉巴。如果需要归纳一下的话,我也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喧阗吵闹,烟雾迷腾。
我有点迷惘,有点不解:难道这就真是海德拉巴吗?我记忆中的海德拉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一个海德拉巴要美妙得多,幽静得多。但是我眼前看到的却确实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究竟哪一个海德拉巴是真实的呢?两个当然都是真实的,但是两个似乎又都不够真实。最真实的只有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二十七年前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这一点是丝毫也不容怀疑的。
在海德拉巴,同在印度其他大城市一样,我们接触到的人民,对我们都特别友好。我们在这里参加过群众大会,也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花环戴得你脖子受不住,眼睛看不见,花香猛冲鼻官,从鼻子一直香到心头。我曾到奥斯玛尼亚大学去参加全校欢迎大会,教授和学生挤满了大礼堂。副校长(在印度实际上就是校长)亲自出面招待,主持大会,并亲自致欢迎词。他在致词中说,希望我讲一讲教育和劳动的问题。我感到这个题目太大,大有不知从何处说起之感,临时决定讲中国唐代研究梵文的情况,讲到玄奘,讲到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和礼言的《梵语杂名》等等,似乎颇引起听众的兴趣。我知道,在印度,只要讲中印友谊,必然博得热烈的掌声,在海德拉巴也不例外。我们也参加了中印友好协会海德拉巴分会举行的欢迎大会。这次大会开得颇为新颖别致,同时却又生动热烈。大家都盘腿坐在地上,主席台上下完全一样。台上铺着极大的白布垫子,我们都脱掉鞋子坐在上面。照例给中国朋友大戴其花环。黄色花朵组成的花环,倒也罢了。红色玫瑰花组成的花环却引起了一点不安。鲜红的玫瑰花瓣从花环上不停地往下掉落,撒满了坐垫,原来雪白的坐垫,一下子变成了红色花毯。我们就坐在玫瑰花瓣丛中。坐碎了的花瓣染得白布上点点如桃花,芬芳的香气溢满鼻孔,飘拂在空中。我们就在这香气氤氲中倾听着中印两国朋友共颂中印友谊。
所有这一切当然都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甜蜜的回忆。但是最难以忘怀、最甜蜜的还是对海德拉巴动物园的参观。
印度许多大城市都有动物园。二十七年前我到印度的时候,曾经参观过不少。有的并且规模非常大,比如加尔各答的动物园,在世界上也是颇有一点名气的。印度由于气候的关系,动物繁殖很容易,所以动物的种类很多,数量很大。大象、猴子和蛇,更是名闻世界。海德拉巴的动物园并不特别大,里面动物也不算太多,但是却具有几个其他动物园没有的特色。为了让濒于绝种的狮子能够自由繁殖,人们在这个动物园里特别开辟了一大片山林,把狮子养在里面。一头雄狮可以带多至八个母狮,它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狮子家庭,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荒草密林中。而要参观狮子的人却必须乘坐在带铁笼子的汽车里,开着汽车,到处寻觅狮子。陪我们参观的园主任很有风趣地说:“在别的地方是动物被锁在铁笼子里,让人来参观。在这里却是人被锁在铁笼子里,让动物来参观。”我们心惊胆战地坐在车上,在丛莽榛榛的密林中绕了许多圈子,终于在一片树林中发现了狮子家庭。我们的心情立即紧张起来,满以为它们会大声一吼扑上前来。然而不然。狮子家庭怡然傲然躺在地上树荫里,似乎在午睡。听到汽车声,一动也不动。有几只母狮只懒洋洋地把眼睁了睁,又重新闭上,大有不屑一顾之状。我们都有点失望了,没有得到我们心中所期望的那种惊险。我们喊了几声,狮群也是置之不理,我们的汽车停了一会儿,就又重新开出门禁森严的狮子林。我们都是生平第一次坐在铁笼里被野兽来欣赏。这当然别有风味在心头,我们也就都很满意了。
出了狮子林,又进老虎山。这里的老虎山也别具特色。我们到的时候,老虎还在山中河畔奔跳嬉戏。饲虎人发出了一声怪调,老虎立刻跑回到铁栅栏里,饲虎人乘机把一个铁门放下来,挡住了老虎的退路。老虎只好呆在一个几丈见方的铁栅栏里,来回地绕圈子。这时园主任就亲切地招呼我们把手从铁柱子的缝隙里伸进铁栅栏去摸老虎。我们开头确实有点胆怯,手想伸又缩。中国俗话说“老虎屁股摸不得”,这话早已深入人心,老虎如何能去摸呢?但是园主任却再三敦促解释,说这老虎是在动物园里养大的,人抚摩它,它会感到高兴,吼上两声,是表示它内心的快乐,决无恶意,用不着害怕。他并且还再三示范,亲自把手伸进铁栅栏,抚摩老虎的脖子和屁股。我也就战战兢兢地把手伸了进去,摸了一下老虎的屁股。中国俗话说是摸不得的东西我终于摸了,这难道不是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事情吗?
我们转身又去看一只病豹,它被夹在一个铁笼子里,不能转身,不能乱动,这样医生就可以随意给它扎针注射。我们还去看了一只小老虎。园主任说,这只小老虎从小养在他家里,他的小孩就同它玩,像一只小猫似的。现在,不过才八个月,但已经知道龇牙咧嘴,大有不逊之意,不像小时候那样驯服好玩,只好把它关在笼子里了。
我们就这样参观了海德拉巴的动物园。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奇遇,都是毕生难忘的。但是,这一切之所以难忘,并不在于猎奇,而在于印度劳动人民对我们自然流露出来的友好情谊。据我了解,在印度饲养狮虎的人大抵都是出身于低级种姓的劳动人民。我们刚进动物园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因为他们好像影子似的、悄悄地走路,悄悄地干活,不发出一点声音。仿佛到了狮子林老虎山,他们才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狮子林中,老虎山上,饲养员就是他们这一些人。另外还有一个狮子山,里面养着几头狮子,同前面讲的狮子林不是一回事,在这里狮子是圈在一片山林中的,人们站在壕沟旁边来欣赏它们。一个皮肤黝黑的饲养员发出一种类似“来,来”的声音。这当然不是中文的“来”,而好像是狮子的名字。听到呼喊自己的名字,猛然从密林深处响起一片惊雷似的怒吼,一头大雄狮狂奔过来。山洞中怒吼的回声久久不息。我们冷不防吃了一惊,我们下意识地就想躲开,但一看到前面的壕沟,知道狮子是跳不过来的,才安定了心神,以壕沟对面的雄狮为背景,大照其相。
到了此时,我才认真注意到这位饲养员的存在,如果没有他,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把狮子叫过来的。我默默地打量着那位淳朴老实的印度劳动人民,心里油然兴起感激之情。
在上面讲到狮林虎山中,照管狮子老虎的也同样是这些皮肤黝黑的劳动人民。他们大都不会讲英语,连我在二十七年前住在印度总统府中时遇到的那一位服务员也不例外。我们无法同他们攀谈,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是如何地迫切。但是,只要我们一看他们那朴素的外表、诚恳的面容、和蔼的笑貌、老实的行动,就会被他们吸引住。如果再端详一下他们那黧黑的肤色,还有上面那风吹日晒的痕迹,我们就更会感动起来。同我们接触,他们不免有些拘谨,有些紧张,有些腼腆,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但是他们那一摇头、一微笑的神态,却是充满了热情的。此时无言胜有言,这些无言的感受反而似乎胜过千言万语。语言反而成为画蛇添足的东西了。至于他们对新中国是怎样了解的,我说不清楚。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可能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一个非常辽远的国家,但又是一个很友好的国家。他们可能对中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们对中国有感情,对中国人民有感情,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至于像园主任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都能讲英语,我们交流思想是没有困难的。他们对中国、对中国人的感情可以直接表达出来。此时有言若无言,语言作为表达人民之间的感情也是未可厚非的了。
我现在不再伤脑筋去思索究竟哪一个海德拉巴是真实的了。两者都是真实的,或者两者都不是真实的,这似乎是一个玄学的问题,完全没有回答的必要。勉强回答,反落言筌。不去回答,更得真意。海德拉巴的人民,同印度全国的人民一样,都对中国人民友好。因此,对我来讲,只有一个海德拉巴,这就是对中国友好的海德拉巴。这个海德拉巴是再真实不过的,我将永远怀念这样一个海德拉巴。
在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
我一生都在大学中工作,对大学有兴趣,是理所当然的;而别人也认为我是大学里的人;因此,我同大学,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发生联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也就决定了我到德里后一定要同那里的大学发生一些关系。
但我却决没有想到,素昧平生的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竟然先对我发出了邀请。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会用这样热情隆重到超出我一切想象的方式来欢迎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也许是因为我懂一点梵文和巴利文,翻译过几本印度古典文学作品,在印度有不少的朋友,又到过印度几次,因此就有一些人知道我的名字。但是实际上,尽管我对印度人民和印度文化怀有深厚的敬意,我对印度的了解却是非常肤浅的。
二十七年前,当我第一次访问印度的时候,尼赫鲁大学还没有建立,德里大学我曾来过一次。当时来的人很多,又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所以见的人多,认识的人少。加之停留时间非常短,又相隔了这样许多年,除了记得非常热闹以外,德里大学在我的印象中已颇为模糊了。
这一次旧地重游,到的地方好像是语言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所在地。因为怕我对这里不熟悉,拉吉波特·雷易教授特地亲自到我国驻印度大使馆来接我,并陪我参观。在门口欢迎我们的人并不多,我心里感到有点释然。因为事前我只知道,是请我到大学里来参观,没有讲到开会,更没有讲到要演讲,现在似乎证实了。然而一走进会场,却使我吃了一惊,那里完完全全是另一番景象。会场里坐满了人,门外和过道还有许多人站在那里,男、女、老、少都有。里面显然还有不少的外国人,不知道是教员还是学生。佛学研究系的系主任和中文日文系的系主任陪我坐在主席台上。我心里有点打起鼓来。但是,中国古语说,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安排了这样一个环境,也就只好接受下来,不管我事前是怎样想的,到了此刻都无济于事。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
首先由学生代表致欢迎词。一个女学生用印地语读欢迎词,一个男学生用中文读。欢迎词中说:
在德里大学的历史上,这是我们第一次欢迎北京大学的教授来访问。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是中国的主要的大学之一,也是世界闻名的大学之一。它曾经得到“民主堡垒”的盛名。我们希望通过季羡林教授的访问,在北京大学和德里大学之间建立一座友谊的桥梁。我们希望从今以后会有更多的北京大学的学者来访问德里大学。我们也希望能有机会到北京大学去参观、学习。
欢迎词中还说:
中国跟印度有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印度佛教徒佛图澄、鸠摩罗什、菩提达摩跟成百的其他印度人把印度文化的精华传播到中国。四十年前,印度医生柯棣华、巴苏华跟其他医生,不远千里去到中国抗日战争前线治疗伤病员。柯棣华大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样,中国的佛教徒法显、玄奘跟义净已经变成印度老幼皆知的名字。他们留下的记载对印度历史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些话使我们在座的中国同志都感到很亲切,使我们很感动。长达几千年的传统的友谊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灵拉到一起来了。
学生代表致过欢迎词以后,佛学研究系系主任辛格教授又代表教员致词。他首先用英文讲话,表示对我们的欢迎,接着又特地用梵文写了一首欢迎我的诗。在这里,我感觉到,所有这一切都不只是对北京大学的敬意,而是对中国所有大学的敬意,北京大学只不过偶尔作为象征而已。当然更不是对我个人的欢迎,而是对新中国所有大学教员和学员的欢迎,我只不过是偶尔作为他们的象征而已。
然而,当这样一个象征,却也并非易事。主人致过欢迎词以后,按照国际上的不成文法,应该我说话了。我的心情虽然说是平静了下来,但是要说些什么,却是毫无准备。当主人们讲话的时候,我是一方面注意地听,一方面又紧张地想。在这样一个场合,应该说些什么呢?说什么才算是适宜得体呢?我对于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曾作过一些研究,积累过一些资料。我也知道,印度朋友最喜欢听的也是这样的历史。我临时心血来潮,决定讲一讲中印文化交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这是一个争论颇多的问题,我有我自己的一套看法。我就借这个机会讲了出来。我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开始于佛教的传入的说法,也就是说,中印文化交流始于公元1世纪。我认为要早得多,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三四世纪的屈原时代。在屈原的《天问》中有“顾菟在腹”这样一句话。“顾菟”虽然有人解释为“蟾蜍”,但汉以来的注释都说是兔子。月亮里有兔子的神话在印度极为流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第七婆罗痆(斯国就有三兽窣堵波的记载:
劫初时,于此林野,有狐、兔、猿,异类相悦。时天帝释欲验修菩萨行者,降灵应化为一老夫,谓三兽曰:“二三子善安隐乎?无惊惧耶?”曰:“涉丰草,游茂林,异类同欢,既安且乐。”老夫曰:“闻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远寻。今正饥乏,何以馈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驰访。”于是同心虚己,分路营求。狐沿水滨,衔一鲜鲤,猿于林树,采异花果,俱来至止,同进老夫。唯兔空还,游跃左右。老夫谓曰:“以吾观之,尔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还,独无相馈。以此言之,诚可知也。”兔闻讥议,谓狐、猿曰:“多聚樵苏,方有所作。”狐、猿竞驰,衔草曳木,既已薀崇,猛焰将炽。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难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辞毕入火,寻即致死。是时老夫复帝释身,除烬收骸,伤叹良久,谓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轮,传乎后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
在汉译佛典里面,这个故事还多次出现。根据种种迹象,这个神话可能就源于印度,然后传入中国,写入屈原的著作中。那么中印文化交流至少已有二千三四百年的历史。如果再说到二十八宿,中印都有这个名称。这个历史还可能提前许多年。总之,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至今益盛,很值得我们两国人民引为骄傲的了。
我这一番简单的讲话显然引起了听众的兴趣。欢迎会开过之后,我满以为可以参观一下,轻松一下了。然而不然。欢迎会并不是高潮,高潮还在后面。许多教员和学生把我围了起来,热烈地谈论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又不限于中印文化交流。有的人问到四声、反切。有的人问到中国古代有关外国的记载,比如《西洋朝贡典录》之类。有的人甚至问到梵文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的人问到佛经的中译文。有的人甚至问到人民公社,问到当前的中国教育制度,等等,等等。实际上我对这些东西都只是一知半解。可能是由于多年没有往来,今天偶尔碰到我这样一个人,印度朋友们就像找到一本破旧的字典,饥不择食地查问起来了。
但是,印度朋友们也并不光是想查字典,他们还做一些别的事情。有的人递给我一杯奶茶。有的人递给我一碟点心。有的人拿着笔记本,让我签上名字。有的人拿着照相机来照相。可是,实际却茶也喝不成,点心也吃不成,因为很多人同时挤了上来,许多问题从不同的嘴里,同时提了出来。只有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才能应付裕如,我却决非其人。我简直幻想我能够像《西游记》上的孙悟空那样,从身上拔下许多毫毛,吹一口气,变成许许多多的自己,来同时满足许多印度朋友的不同的五花八门的要求。当然这只是一种幻想。我只是一个肉身的人,不是神仙,我只剩下出汗的本领,只有用满头大汗来应付这种局面了。
但是,我心里是愉快的。印度朋友们渴望了解新中国的劲头,他们对中国来宾招待的热情,所有那一天到德里大学去的中国同志都深深地被感动了。我自己是首当其冲,内心的激动更无法细说。但是,我内心里又有点歉然,觉得自己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少,完全不能满足热情的印度朋友对我的要求和期望。拉吉波特·雷易教授很有风趣地说:“整个校园都变得发了疯似的了!”情况确实是这个样子,整个校园都给浓烈的中印友谊的气氛所笼罩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忙碌了一早晨之后到德里大学餐厅去吃午饭的时候,竟然遇到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印度著名的经济学家吉安·冒德教授。50年代初,我们访问印度的时候,他曾招待过我们。在新德里和加尔各答,都受到他热情的欢迎。后来他又曾访问过中国,好像还会见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一直从事促进中印友好的工作。但是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漫长的时间内,我几乎没有听到他的消息。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以为像他那样大的年龄,恐怕早已不在世上了。谁知道他竟像印度神话里讲的某一个神灵那样,突然从天上降落到人间,今天站在我的面前了。这意外的会面更提高了我本来已经很高的兴致,也使我很激动。以他这样的高龄,腿脚又已经有点不方便,由一个人搀扶着,竟然还赶到大学里来会见我们这些中国朋友,怎能不令人激动?我握住了他的手,笑着问他高寿,他很有风趣地说:“我刚刚才八十六岁。”这话引得旁边的人都大笑起来,他自己也笑了起来,笑得像一个年轻人那样天真,那样有力。我知道,这一位老人并不服老。为了印度人民,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他将硬朗地活下去,我们也希望这一位“刚刚才八十六岁”的老而年轻的人活下去,我衷心祝愿他长寿!
隔了一天,我们又应邀到尼赫鲁大学去参观访问。情况同在德里大学差不多,也是先开一个欢迎会,同大家见见面。礼堂里挤了大概有千把人,掌声不断,情绪很高昂。所不同的只是,这里的学生用中文唱了中国歌。在万里之外,竟能听到中国歌,仿佛又回到了祖国,我们当然感到很亲切,兴致一下子就高涨了起来。同我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学校领导和教授之外,还有学生会主席,他是一个年纪不到二十岁的男孩子。别人告诉我,他已经是第三次连选连任学生会主席了。这个大孩子,英俊、热情、机敏、和蔼,他似乎是无拘无束地陪我们坐在那里,微笑从来没有离开他的脸。主人们致,词以后,又轮到我讲话。然后是赠送礼物,鼓掌散会,进行参观。学校里刚进行过学生会改选工作,他们所到之处,墙上都贴满了标语、传单,上面写着:“选某某人!”“反对某某人!”看来这里的民主气氛还是比较浓的。我们会见了许多领导人,什么副校长,什么系主任,都是亲切、和蔼、热情、友好。我们参观了许多高楼大厦,许多部门,其中包括图书馆。馆中藏有不少的中文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有不少的微型胶卷。据说全套的《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中国报刊,他们都有。中国古代的典籍他们收藏也很丰富。总之,图书馆的收藏与设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所到之处,也都受到热情友好的招待。大学的几位领导人,一直陪同我们参观。那一位年轻的学生会主席也是寸步不离,一直陪同我们。到了将要分手的时候,他悄悄地对我说:“我真是非常想到中国去看上一看!”我觉得,这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愿望,而是广大印度青年的共同愿望。在以后的访问过程中,我在印度许多城市,遇到了无数的印度男女青年,他们都表示了同样的愿望。正如我国的青年也愿意访问印度、了解印度一样,印度青年的这种愿望,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我衷心祝愿这位年轻的学生会主席的愿望能够早日实现!
又隔了一天,我又应邀到尼赫鲁大学去参加现代中国研究会的成立典礼。
我又万没有想到,在这时竟然遇到了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印中友好协会的主席、已达耄耋高龄的九十四岁的森德拉尔先生。他曾多次访问过中国,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他把毛主席接见他时合影的照片视若珍宝。回印后翻印了数万张,广为散发。1955年我第二次访问印度的时候,他那时已届七十高龄,然而仍然拄着拐杖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我们。他一生为促进中印友好而努力。在中印友谊的天空里暂时出现乌云的日子,这一位老人始终没有动摇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经受住了考验,他坚信中印友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总有一天会拨开浓雾见青天的。他胜利了。今天我们中国友好代表团又到了印度。当我在尼赫鲁大学见到他的时候,虽然我自己也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但是同他比起来还要小几乎三十岁。无怪在他的眼中我只能算是一个小孩子。他搂住我的脖子,摸着我的下巴颏儿,竟像一个小孩一般的呜呜地哭起来。我们的团长王炳南同志到他家里去拜望他的时候,他也曾哭过,他说:“我今年九十多岁了。但请朋友们相信,在印中两国没有建立完全的友好关系之前,我是决不会死去的!”如果我也像问吉安·昌德教授那样问他的年龄,他大概也会说:“我刚刚才九十四岁。”在以后我在德里的日子里,我曾多次遇到这一位老人,他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必如悬河泻水,滔滔不绝。如果没有人请他休息,他会不停地说下去的。我真不知道,这个个儿不大的小老头心中蕴藏了多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蕴藏着多少刚毅不屈的精神。他在我眼中真仿佛成了印度人民的化身,中印友好的化身。我也祝愿他长寿,超过一百岁。即使中印完全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也不会死去。
总之,我在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不但遇到了对中国热情友好的年轻人,也遇到了对中国友好的多次访问过中国的为中印友好而坚贞不屈的老年人。老年人让我们回忆到过去,回忆起两千多年的历史。年轻人让我们看到未来,看到我们的友谊将会持续下去,再来一个两千多年,甚至比两千多年更长的时间。
孟买,历史的见证
天下事真有出人意料的巧合:我二十七年前访问孟买时住过的旅馆,这一次来竟又住在那里。这一下子就激发起游兴,没有等到把行李安顿好,我就走到旅馆外面去了。
旅馆外面,只隔一条马路,就是海滨。在海滨与马路之间,是一条铺着石头的宽宽的人行道。人行道上落着一群鸽子——看样子是经常在那里游戏的——:红红的眼睛,尖尖的嘴,灰灰的翅膀,细细的腿,在那里拥拥挤挤,熙熙攘攘,啄米粒,拍翅膀,忽然飞上去,忽然又落下来,没有片刻的宁静,却又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喧哗。马路上车水马龙,人行道上行人摩肩接踵,但却没有人干扰这一小片鸽子的乐园。只是不时地有人停下来买点谷子之类的杂粮,撒到鸽子群中去喂它们。有几个小孩子站在这乐园边上拍手欢跳。卖杂粮的老人坐在旁边,一动也不动,活像一具罗丹雕塑的石像。
从这里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海边。海边巍然耸立着一座极其宏伟壮丽的拱门,这就是英国人建造的著名的印度门。门前是汪洋浩瀚的印度洋,门后是幅员辽阔的印度大地。在这里建这样一座门,是殖民主义者征服印度的象征,是他们耀武扬威的出发点。据说,当年英国派来的总督就都从这里登岸,一过这座门,就算是到了印度。英国的皇太子,所谓威尔士亲王也曾从这里上岸访问印度。当年高车驷马、华盖如云的盛况,依稀还能想象得出。
然而曾几何时,沧海桑田,风云变幻,当年那暴戾恣睢、不可一世的外来侵略者到哪里去了呢?只剩下大海混茫,拱门巍峨,海浪照样拍打着堤岸,涛声依旧震撼着全城。印度人民挺起腰杆走在自己的土地上。群鸽飞鸣,一片生机。这一座印度门就成了历史上兴亡盛衰的见证。
我第一次到孟买来的时候,就曾注意到这一座拱门。我们同殖民主义者相反,不是走进印度门,而是走出印度门。我们从这里乘汽艇到附近的爱里梵陀去看著名的石窟雕刻。石窟并不大,石雕也不多,而且没有任何碑文;但是每一座石雕都是一件珍贵的艺术晶,结构谨严,气韵生动,完全可以置于世界名作之林。印度劳动人民的艺术天才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永世难忘的。
同样使我们难忘的是当年孟买的印度朋友对我们显示的无比的热情。我们到孟买的时候正逢上印度最大的节日点灯节,记得有一天晚上,孟买的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邀请我们共同欢度节日。我们走进了一座大院子。曲径两旁,草地边上都点满了灯烛,弯弯曲曲的两排,让我立刻想到沿着孟买弧形海岸的那两排电灯,那叫做“公主项链”的著名的奇景。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某一些名山古刹的庙会上,在夜间,曾见过这样的奇景。我们就在这“项链”的中间走过去,走进一个大厅,厅内也点满了灯烛。虽然电灯都关闭了,但厅内仍然辉煌有如白日。大家都席地而坐,看和听印度第一流的艺术家表演绝技。首先由一个琵琶国手表演琵琶独奏。弹奏之美妙我简直无法描绘,我只好借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几句诗:“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弹奏快要结束的时候,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打一个比喻的话,就好像暮春的游丝,越来越细,谁也听不出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接着是著名的舞蹈家表演舞蹈。最后由著名的乌尔都诗人朗诵自己的歌颂印中友谊的诗篇。我不懂乌尔都语,但是他那抑扬顿挫的声调,激昂动人的表情,特别是那些用三合元音组成的尾韵,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好像是获得了通灵,一下子精通了乌尔都语,完全理解了颂诗的内容。我的心随着他的诵声而跳动,而兴奋。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几次想走,但是,印度朋友却牢牢地抓住我们不放。他们说:“我们现在不让你们睡觉。我们要让你们在印度留一天就等于留两天。你们疲倦,回国以后再去睡觉吧。我们相信,我们到了中国,你们也不会让我们睡觉的。”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印度朋友到了中国,我们不也会同样不让他们睡觉吗?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但是,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朗诵声还回荡在我的耳边。印度人民的这种友谊使我们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