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心语微言

哲学的用处

我曾在很多文章中说到过自己的一个偏见：我最害怕哲学和哲学家，有一千个哲学家，就有一千种哲学，有的哲学家竟沦为修辞学家。我怀疑，这样的哲学究竟有什么用处。

高明的人士教导说：哲学的用处大着哩，上可以阐释宇宙，下能够指导人生；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靠哲学来总结，世界人民前进的道路靠哲学来指明；人文素质用哲学来提高，个人修养用哲学来加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话都说得很高，也可能很正确。但是，我总觉得有些地方对不上号。我也曾读过西洋哲学史，看过一些中国哲学史。无奈自己禀性庸劣，缺少慧根，读起来总感到有点格格不入。这就好像夏虫不足与语冬，河鳅不足与语海，天资所限，实在是无可奈何，

今天看《参考消息》，读了一篇《英国大学生缘何喜爱古典哲学》，喜其文简意深，不妨抄上几段，公诸同好。文章说：“尽管现代哲学有着迷人的外表，但是那些深一步研究它的人却往往感到失望。”现在英国大学生报名参加古典哲学的人远远超过现代哲学，原因就在这里。文章接着说：“古代哲学远比现代哲学更符合多数人对哲学的概念。古代哲学家很单纯地认为，哲学就应当在某种方式上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这个美丽的理想在现代哲学中几乎根本找不到。”作者引用了公元前341年出生的伊壁鸠鲁的话说：“如果不关怀人类的痛苦，无论哪一位哲学家的论点都毫无价值。因为，就像医学不能祛除身体的疾病就没有益处一样，哲学不祛除精神上的痛苦也毫无益处。”在这里，文章的作者指出，这些话恰好反映出准备在大学里学习哲学的学生们的愿望。但可惜的是，多数授课者却没有这种愿望。

文章作者指出的这种现象，是非常有意义的，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我不知道，这种现象在英国，在其他欧美国家，涵盖面有多大。我也不知道，在中国是否也有同样的现象。这里表现出来的新老哲学家或哲学爱好者对哲学本身要求的矛盾，是颇为值得研究的。我个人的想法是，伊壁鸠鲁属于西方哲学发展的早期，哲学家都比较淳朴，讲出来的道理也比较明白易懂。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变化越来越复杂，人们，特别是哲学家们的分析概念的能力也越来越细致，分析越来越艰深，玄之又玄，众妙无门，最后达到了让平常人望而却步的程度。但因此也就越来越脱离平常人的要求，哲学家们躲入象牙塔中，孤芳自赏。但是物极必反，世界通例。英国年轻学子对哲学的要求，正反映了这个规律。

我自己对哲学的要求或者期望，有点像英国的大学生。但我决不敢高攀。我的哲学水平大概只有小学水平，因此才对最早期的西方哲学感兴趣。然而，我并不愧疚，我还是要求哲学要有用处。

漫谈北大派和清华派

这里讲的“派”不是从政治上来讲的，而是从学术上，从学风上。

我是清华的毕业生，又在北大工作了半个多世纪，我自信对这两所最高学府是能够有所了解的。因此，让我来谈一谈两校学风的异同问题，我还是有点资本的。

我脑筋里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两校的学风问题。原因是自从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以来，清华已经成为一所工科大学，北大仍然保留综合大学的地位。以工科而谈学风，盖已难矣。可是，我前不久偶然在一个什么杂志或报纸上读到了一位学者的文章，他是最近几年来清华恢复文科院系以后到清华去任教的，他是人文社会科学专家，是有资格谈学风的。我因为病目，不良于视，只是大体上翻了翻这一篇文章，记得内容只是谈清华学派的，其中列举了一大串学者的名字，好像都是老清华的。作者的用意大概是，这些学者组成了“清华学派”。这些人名我基本上都是熟悉的。看了这一张人名榜，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作者对于这一些人似乎有点隔膜。其中有一些是六十多年前我在清华读书时的教授，我对他们是了解的。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他们不过是半教授半政客的“双栖学者”。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有独到见解的为内行人所承认的学术著作。因此，我直觉地觉得，即使真有一个“清华学派”的话，里面也很难有他们的座位。

那一篇文章我并没有看完，便置诸脑后，以后也再没有想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听说，北大的一些年轻教员对于这个问题颇感兴趣。他们先准备召开一次座谈会，后来又改为用笔谈的形式来各抒己见。守常约我参加，我答应他也来凑个热闹。

北大和清华有没有差别呢？当然有的。据我个人的印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方面，在对中国教育、学术和文化的贡献方面，两校可以说是力量匹敌，无从轩轾。这是同一性。但是，在双方的风范——我一时想不出更确切的词儿，姑且用之——方面，却并不相同。如果允许我使用我在拙文《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提出来的文艺批评的话语的话，我想说，北大的风范可用人们对杜甫诗的评论“沉郁顿挫”来概括。而对清华则可用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清新俊逸”来概括。这是我个人的印象，但是我自认是准确的。至于为什么说是准确，则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去揣摩吧。

这是就一般的风范来说的。至于学风，则愧我愚陋，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差别。首先一个问题我就解决不了，根据什么来划分北大学派和清华学派？根据人嘛，是从北大或清华毕业的人才算是北大学派或清华学派呢？抑或是在北大或清华任教的人才算是北大学派或清华学派呢？有的人是从北大毕业然而却在清华教书，或者适得其反，他算是什么学派呢？这样的人，我无法去统计，然而其数目却是相当大的。

根据学术著作的内容嘛，这也不行。著作内容，比如说中国哲学史，每一个学者，只要个人愿意，都能研究，决不会有什么北大学派或清华学派。根据学术风格嘛，几乎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风格，不但北大、清华如此，南开、复旦等校又何独不然!

北大和清华，由于历史渊源关系，教授互相兼课的很多，两校教授成为朋友的更多，关系错综复杂，难以寻出一条线索把他们分为两派。只要是北大的教授，就属于北大学派。只要是清华的教授，就属于清华学派。这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做法，什么问题也不解决。

总之，我认为，从学术上来讲，根本没有什么北大学派和清华学派。

论博士

中国的博士和西方的博士不一样。

在一些中国人心目中，博士是学术生活的终结，而在西方国家，博士则只是学术研究的开端。

博士这个词儿，中国古代就有。唐代的韩愈就曾当过“国子博士”。这同今天的博士显然是不同的。今天的博士制度是继学士、硕士之后而建立起来的，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在这里，有人会提意见了：既然源于西方，为什么又同西方不一样呢？

这意见提得有理。但是，中国古代晏子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土壤和气候条件一变，则其种亦必随之而变。在中国，除了土壤和气候条件以外，还有思想条件。西洋的博士到了中国，就是由于这个思想条件而变了味的。

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中国封建阶段的历史最长。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上进之途只有一条，就是科举制度。这真是千军万马，独木小桥。从考秀才起，有的人历尽八十一难，还未必能从秀才而举人，从举人而进士，从进士而殿试点状元等等，最有幸运的人才能进入翰林院，往往已达垂暮之年，老夫耄矣。一生志愿满足矣，一个士子的一生可以画句号矣。

自从清末废科举以后，秀才、举人、进士之名已佚，而思想中的形象犹在。一推行西洋的教育制度，出现了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等等级别，于是就有人来作新旧对比：中学毕业等于秀才，大学毕业等于举人，研究生毕业等于进士，点了翰林等于院士。这两项都隐含着“博士”这一顶桂冠的影子。顺理成章，天衣无缝，新旧相当，如影随形。于是对比者心安理得，胸无凝滞了。如果让我打一个比方的话，我只能拿今天的素斋一定要烹调成鸡鱼鸭肉的形状来相比。隐含在背后的心理状态，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君不见在今天的大学中，博士热已经颇为普遍，有的副教授，甚至有的教授，都急起直追，申报在职博士生。是否有向原来是自己的学生而今顿成博导的教授名下申请做博士生的例子，我不敢乱说。反正向比自己晚一辈的顿成博导的教授申请的则是有的，甚至还听说有位教授申请做博士生后自己却被批准为博导。万没有自己做自己的博士生的道理，不知这位教授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从前读前代笔记，说清代有一个人，自己的儿子已经成为大学士，当上了会试主考官。他因此不能再参加进士会试，大骂自己的儿子：“这畜生让我戴假乌纱帽!”难道这位教授也会大发牢骚：“批准我为博导让我戴假乌纱帽吗？”‘

中国眼前这种情况实为老外所难解，即如“老内”如不佞者，最初也迷惑不解。现在，我一旦顿悟：在中国当前社会中，封建思想意识仍极浓厚。在许多人的下意识里，西方传进来的博士的背后隐约闪动着进士和翰林的影子。

祝贺与希望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道：“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真是一语破的，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陈先生这样说，是完全有根据的。他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选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评备之目录，不易检校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借末由也。”

陈先生这篇文章写于1930年，他对当时中国敦煌学之所以薄弱之原因，论述具体而求实，用不着再作什么解释与论证。我只想补充一点：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到1930年，三十年中，中国政局极端混乱，改朝换代，军阀混乱，中国学者哪里有余裕，有财力和精力，来“预流”呢？仅有三数人的著作能进入学术之林，已不算少。我们今天要真诚地感谢这三数位学者，他们给中国争得了荣誉。

从1930年以后，中国政局又连续不断动荡不安。日寇侵华，更是火上加油。好不容易盼来了“解放”；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不是改善了，而是改“恶”了。把知识分子，特别是年纪老的，几乎一股脑儿赶入封、资、修的队伍中，天天在你耳根边口中念念有词，搅得你三魂躁动，七魄不安，把中国从没有的，从西方天主教和耶稣教借来的“原罪”感硬移栽在你的心中。天天批修，时时斗私，哪里有余暇来研究学问。而敦煌那一些经卷都属于“四旧”范畴，是铲除的对象，而决不是研究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欲求中国学者对国际显学敦煌学作出什么贡献，岂非是南辕北辙吗？

从1930年算起，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的老、中、青敦煌学者组建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全国和全世界耳目为之一新。从那以后，我们的队伍壮大了，学术成果增多了，研究水平提高了，国内外的观感改变了。某一些过去瞧不起我们的外国学者也不敢不刮目相看。我们的学者完全能赶得上世界的新潮流，我们“俱通识”的人越来越多，同英、法、俄等国的合作越来越多，他们邀请我们去帮助他们整理、编纂敦煌卷子。在中国，敦煌学的春天已经来到，我焉得不诚挚地祝贺呢？

但是，学无止境，古有明训。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外国同行学习。一个新的世纪转瞬即至，值此万家更新之日，我们中国的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们，千万不要过早地自满，我们应当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焚膏继晷，努力工作，国内的学者们要团结互助，对国外的学者也要以诚相待。行将见寅恪先生所谓之“伤心史”一变而为“赏心史”。这就是我的希望。

关于名牌意识

最近到深圳去参加了诚成企业集团举办的“中国上市公司文化建设与品牌战略研讨会”，学习了很多新东西。

所谓“品牌战略”，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争创名牌”。会议文件中引用了营销专家LarryLight的话：“未来的营销是品牌的战争……拥有市场比拥有工厂重要多了。唯一拥有市场的途径是先拥有具市场优势的品牌。”这话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我因而想到了我国前副总理薄一波的话：“名牌，是民族工业的精华和骄傲，是国家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两个人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一定会同意这种看法的。我们腰包里的那几文钱实在是来之不易，想买东西，必定是左斟右酌，反复思考，期望能得到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的结果。在这样情况下，倘见名牌，一定会优先录取，钱也出手得容易，心里还溢满了购物的喜悦。专就北京一地而论，真不愧是首善之区，千年古都，名牌林立，驰誉天下，什么同仁堂的国药、六必居的酱菜、月盛斋的酱牛肉、天福號的肘子、内联陞的鞋、盛锡福的帽子、全聚德的烤鸭，如此等等，难以细数。这些名牌的历史，大都超过了美国。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名牌，专靠产品质量。在二三百年的长时间内，兢兢业业，子孙相传，专意保持名牌质量，其困难程度真不下于唐僧取经。

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名牌。有这样的先例在前，今天把创名牌提到了战略的高度，真可以说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睿智之举了。

然而，我却顿时忧心忡忡起来。我亲眼目睹了一些情况，又听到了一些传闻，在目前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情况下，假冒伪劣的商品充斥市场，这种坏风气使许多人迷了心窍。据说一个酒厂每天向广播电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一辆奥迪，顿时发了大财。然而泡沫决不会长久存在的，结果是商人已经腾达去，此地空留恶名声。连上述的许多名牌，传闻有个别的已耐不住寂寞，有改弦的动向，搞一点小小的掺假活动。古人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小的掺假逐渐会变为大大的掺假，则几百年的盛名会毁于一旦，岂不大可惜哉!岂不大可哀哉!

我诚恳奉劝今天的大小企业家们，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兵法主张“兵不厌诈”，这是未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却万万不能提倡“商不厌诈”，这样做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决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觉得，“诚成企业集团”的“诚、成”二字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唯“诚实”才能“成功”。

中餐与西餐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四大发明或者更多的发明，震撼世界，对人类的进步和福利，作出了无法代替无可怀疑的贡献，至今我们引以自豪。可惜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辉煌，“俱往矣”掩盖不住我们今天的技术落后。

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引以自豪的，只剩下了饮食一项。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国餐馆，有的餐馆主人并不是中国人，然而也假中国之名以招徕食客。中国人在国外混不下去的时候，也往往以餐馆为最后逋逃薮。据说，前几年，北京饭馆还不算太多的时候，巴黎中餐馆有一千多家，超过北京。我曾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国饭馆里吃过饭，老外——按事实来讲，应该说是“老内”，因为毕竟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嘛——总是趋之若鹜，看起来是吃得津津有味。看到了这现象，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又喜又悲：现在好像只有饭馆能为国争光了!

然而在我们国内怎样呢？看了不禁令人气短。在我们国内，至少是在北京，在餐饮业界横冲直撞的是肯德基、麦当劳、比萨饼、加州牛肉面，现在又来了什么澳式快餐。喝的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雪碧等等，统统是舶来品。我不能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吃，它们也确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不能一概抹煞。然而这些特点却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比起中国饭菜饮料之博大精深，历史之悠久来，简直如小巫之见大巫。著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坚决不喝可口可乐，我现在已经成了她的忠实信徒。

我们的广告宣传在这方面不能不负责任。记得电视广告中有一个宣传肯德基的广告，一个小孩坐在餐桌旁，父母殷殷勤勤端来了各种中国的美味佳肴，端一样上来，小孩眉头一皱，怒气冲冲地说：“不吃!”又端一样上来，仍然是个“不吃!”最后端来了肯德基家乡鸡，小孩立即转怒为喜，眉开眼笑，说：“我就吃这个!”试问这样一个广告，除了电视台大收广告费之外，会起什么作用？会对我们的儿童，决定我国未来的命运的这些祖国的花朵起什么影响？我真不寒而栗。

直白地说，现在国内确实弥漫着一种无孔不入的崇洋羡(我不用“媚”字)外的风气。这种风气来源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种风气的恶劣影响，不能回避。一个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

我相信，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还是那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将来一定会改变的。有朝一日风雷动，离开河西到河东。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香港回归，百年耻雪，普天同庆，薄海共欢。将近半个世纪前，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句朴素简明的话，上震碧落，下撼黄泉，激起了全球炎黄子孙的自豪感。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听到这话的人，无不热血沸腾，喜极泪流。

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能真正地完全地站了起来，我们神圣的土地上还留有外国殖民主义者留下的伤痕，香港就是其中之一。

回顾中国立国以来五六千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尽管中国向来就是一个大国，按照今天西方霸权主义者的“理论”，国一强大，必然侵略。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我们不能说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可被侵略的情况大大地超过侵略。我们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外敌压境，掠夺我们的土地，杀戮我们的人民，逼得我们不得不奋起自卫。几个开国的英主，都有被围困或秘密称臣的耻辱。我们的“天子”，也有几个被外敌掳去，青衣行酒，备受凌辱。

存在决定意识。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这种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在中国文学创作上，最为显著。一部中国文学史，代代有脍炙人口、妇孺传诵的爱国主义诗篇，为他国文学史所不见。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同样表现在人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些“大名垂宇宙”的爱国者，比如汉代的苏武，唐代以杜甫为首的一大批诗人，宋代岳飞、文天祥、陆游等等，明代的史可法，清代的林则徐等等，我们中国是出爱国者最多的国家。反之，如果想在欧美历史上找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亘如凤毛麟角。我决无意说，欧美人不爱国。爱国是人人的天职，不过由于存在的环境不同，从而产生的结果也就不同而已。

我常常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同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是最爱国的，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我不想说，中国知识分子天生的基因的不同，那样说完全是唯心主义。其根源也不外是，存在决定意识。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政治条件下，又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不得不爱国也。

话再回到香港上来。英国人，同其他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一样是好的。但是他们中的殖民主义分子，则完全是两码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创建，最初目的只在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后来才发现，贩卖鸦片有大利可图，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占领香港。清代末叶，所有的侵华战争，英国殖民主义者无不参加。应该说，他们对中国人民是欠下了血债的。然而一直到今天，却毫无改悔认罪之意。不但如此，反而在香港回归问题上，耍他们一贯对殖民地，比如印度，所惯耍的手段，制造不团结，留下祸根，以便将来再收渔人之利。

从中国方面来讲，以我们眼前所处的有利地位，解决香港问题不费吹灰之力。我们的一个邻国大国就曾用武力轻而易举地铲除了留在他们国家的最后的一小块殖民地。可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信守信义，最尊重对外条约的国家。我们不使用武力，也不使用其他制裁的手段，而是心平气和地坐在谈判桌前，充分尊重香港人民的意志，采用了前无古人的“一国两制”的办法，同英国商定香港回归的具体措施。真理毕竟会胜利的，正义毕竟会成功的，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内，香港就会在分离一百多年以后回归祖国了。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全国各族人民，以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无不欢腾振奋，意气风发。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

我同澳门的因缘

澳门是好地方，面积不大，人口也少，但是却蜚声全世界。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四百多年以前，明代的末叶，欧风东渐的突破口就在这里。许多赫赫有名的向中国和其他一些东方国家传播西方的宗教和科技艺术的人物，大都是先从澳门登岸，然后逐渐散向中国内地，直到中国的首都北京。鼎鼎大名的利玛窦就是其中之一。到了清末，孙中山在这里呆过。了解西方的维新之士，比如郑观应等，也在这里住过。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当时弹丸之地的澳门，仍然是东西双方互相了解的窗口。

我原来同澳门并没有丝毫渊源关系，虽然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但迄无幸会的机会。我并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是对佛家讲因缘，我却颇为心折。去掉其中宗教成分，称之为偶然性也未尝不可。我的老师吴雨僧(宓)先生有两句诗说：“世事纷纷果造因，错疑微似便成真。”根据我八十多年的毕生经历，我认为这实在是参透人生真谛的见道之言。这里面就蕴含着不少的偶然性。

我同澳门产生的联系，佛家可以说这是因缘，从哲学上来讲就是偶然性。几年以前，我在北京偶然认识了刘月莲女士，不久就又认识了她的丈夫澳门作家黄晓峰先生。北大校系领导和老朋友、老学生们给我庆祝八十诞辰时，黄先生不远千里，从澳门赶来祝贺，实在让我感愧有加。其后又通过中国文化书院的关系，结识了澳门文化界的泰斗梁披云老先生。

提起梁老来，我禁不住要多说上几句。梁老年龄长我几岁，是著名诗人、书法家、教育家。他惨淡经营，创办了泉州黎明大学，为祖国培养建设人才，在海峡两岸以及华侨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陈嘉庚第二”。道德文章，彪炳寰宇。然而却丝毫没有名人架子，蔼然仁者，即之也温，相与晤对，如坐春风。我们素昧平生，然而却一见如故。我在上面讲到佛家的因缘观，难道这不也是一种因缘吗？

讲到因缘，我同澳门的因缘还可以举一个事例。北京大学刘烜教授曾在澳门大学任教两年，前几年一个暑假，由于刘烜教授推毂，澳门大学92文学院学生会赴京团来北大参观访问。一群看样子还不到二十岁的男女大孩子，访问了我，我们在办公楼前的草坪上合影留念。这一群大孩子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热情洋溢，彬彬有礼。在花木葱茏、绿草如茵，风光无限旖旎的燕园中，他们简直像是一群下凡的天使，青春活力的化身，给我留下了永世难忘的印象。那次合影的照片，至今依然摆在我的书桌上，面对着我。每当我读写疲倦，抬眼一看到照片上满面含笑的天使们，我立即怡然陶然，疲倦完全驱除，活力又溢心中。再读写下去时，仿佛充了电的电池，立即精力无穷，灵感迸发，奇思妙想，纷来笔下。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应梁老的邀约，赴澳门参加一个有关东西方文化的国际研讨会。会本身当然有重要意义；但是，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更有吸引力的是会见老朋友。同梁老等友会见时，双方都感到极大的喜悦和激动，当然不在话下。在会场内外同几个到北大访问过的男女大孩子们不期而遇——在他们方面，也许不是“不期”，而是甚“期”的——他们围在我身旁，欢蹦乱跳，唧唧喳喳，像一群欢乐的小鸟，笑颜开成了一朵朵鲜花，比在燕园内更增加了几分妩媚。我也好像是在异乡看到了自己的学生，心情十分激动。刘烜教授此时也正在澳大任教，他挤出时间，陪我们参观澳门名胜，看了看市容，看了蜚声世界的赌城，从大老虎嘴巴里走进去，看各种赌博的方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以耄耋之年像爱丽丝一样漫游一番奇境，成为平生一大奇事，一大快事。

写到这里，我仿佛听到一个无形的读者的声音：你不是为一本书写序吗？为什么竟刺刺不休絮絮叨叨地大侃起澳门来了呢？这岂不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吗？是的，我是在写序，而且也并没有忘记这个“正业”。无奈这本书的作者现正在澳门大学任教，他也是我在澳门的朋友之一，他就是李观鼎教授。我从澳门回来以后，那里的人和事太使我激动了。我这样一个舞文弄墨七十年的老人，早就想写点什么了。有点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过分激动时是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来的。这份激动蕴藏在我心中，历时二年。现在一旦碰到要给一个澳门作者写序的时机，胸中的激动立即迸发出来，有如电光石火，不可遏止，于是就成了“博士买驴，纸满千字，不见驴字”了。

观鼎原来是北大的学生，我们虽非同系，但是，按照中国的习俗称之为师生，也未尝不可。于是我就以师自居而不疑了。他把自己的文章《边鼓集》送给我看，我大体上翻看了一遍，这当然会引起我对澳门无限深情的向往。至于集中的文章，都是淳朴可诵，真情流露，没有假话，没有大话，没有空话，没有废话。在目前假、大、空、废在某一些所谓“文人”的书中颇为流行的时候，观鼎的文风是难能可贵的。他那十篇致少年诗人的文章，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对澳门的青年人，甚至对国内的青年人，都会有启发和鼓舞作用，这是我深信不疑的。我欢迎这一本书的出版，我为它祝福。

现在距澳门回归祖国只有几年时间了。澳门的华人，自然包括那些青年在内，都是爱国的。我们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感情，我们共同企盼祖国统一的到来。我们对葡国朋友多少年来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也决不会忘记，我们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我虽已年届耄耋，到了澳门回归祖国的那一天，我一定会赶来同老朋友共同庆祝。梁老届时虽已近期颐之年，但是积善之人必当长寿，除了我们每年至少在北京会面一次之外，到时我们大家一定能在他精神矍铄的情况下，在澳门为他祝百岁大寿。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夜里有雷阵雨，转瞬即停。“薄云疏雨不成泥”，门外荷塘岸边，绿草坪畔，没有积水，也没有成泥，土地只是湿漉漉的。一切同平常一样，没有什么特异之处。

我早晨出门，想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这也同平常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然而，我的眼睛一亮，蓦地瞥见塘边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

季老好98级日语

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

来访98级日语

我一时懵然，莫明其妙。还不到一瞬间，我恍然大悟：98级是今年的新生。今天上午，全校召开迎新大会；下午，东方学系召开迎新大会。在两大盛会之前，这一群(我不知道准确数目)从未谋面的十七八九岁男女大孩子们，先到我家来，带给我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这一番深情厚谊。但他们恐怕是怕打扰我，便想出了这一个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土地上。他们估计我会看到的，便悄然离开了我的家门。

我果然看到他们留下的字了。我现在已经望九之年，我走过的桥比这一帮大孩子走过的路还要长，我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面还要多，自谓已经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然而，今天，我一看到这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我却真正动了感情，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双双落到了泥土地上。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生平靠自己那—点勤奋，作出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对此我并没有多大信心。独独对于青年，我却有自己—套看法。我认为，我们中年人或老年人，不应当一过青年阶段，就忘记了自己当年穿开裆裤的样子，好像自己一下生就老成持重，对青年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应当努力理解青年，同情青年，帮助青年，爱护青年。不能要求他们总是四平八稳，总是温良恭俭让。我相信，中国青年都是爱国的，爱真理的。即使有什么“逾矩”的地方，也只能耐心加以劝说，惩罚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青年失掉了信心，那他就失掉了希望，失掉了前途。我常常这样想，也努力这样做。在风和日丽时是这样，在阴霾蔽天时也是这样。这要不要冒一点风险呢？要的。但我人微言轻，人小力薄，除了手中的一支圆珠笔以外，就只有嘴里那三寸不烂之舌，除了这样做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大概就由于这些情况，再加上我的一些所谓文章，时常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有的甚至被选入中学教科书，于是普天下青年男女颇有知道我的姓名的。青年们容易轻信，他们认为报刊杂志上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就轻易对我产生了一种好感，一种情意。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全国各地，甚至穷乡僻壤、边远地区青年们的来信，大中小学生都有。他们大概认为我无所不能，无所不通，而又颇为值得信赖，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简直石破天惊，有的向我倾诉衷情。我想，有的事情他们对自己的父母也未必肯讲的，比如想轻生自杀之类，他们却肯对我讲。我读到这些书信，感动不已。我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对人生看得透而又透，只等造化小儿给我的生命画上句号。然而这些素昧平生的男女大孩子的信，却给我重新注入了生命的活力。苏东坡的词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我确实有“再少”之感了，这一切我都要感谢这些男女大孩子们。

东方学系98级日语专业的新生，一定就属于我在这里所说的男女大孩子们。他(她)们在五湖四海的什么中学里，读过我写的什么文章，听到过关于我的一些传闻，脑海里留下了我的影子。所以，一进燕园，赶在开学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那一份情意，用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也许从来还没有被别人使用过的方式，送到了我的家门来，惊出了我的两行老泪。我连他们的身影都没有看到，我看到的只是清塘里面的荷叶。此时虽已是初秋，却依然绿叶擎天，水影映日，满塘一片浓绿。回头看到窗前那一棵玉兰，也是翠叶满枝，一片浓绿。绿是生命的颜色，绿是青春的颜色，绿是希望的颜色，绿是活力的颜色。这一群男女大孩子正处在平常人们所说的绿色年华中，荷叶和玉兰所象征的正是他们。我想，他们一定已经看到了绿色的荷叶和绿色的玉兰，他们的影子一定已经倒映在荷塘的清水中。虽然是转瞬即逝，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注意到。可他们与这一片浓绿真可以说是相得益彰，溢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将来左右这个世界的，决定人类前途的正是这一群年轻的男女大孩子们。他们真正让我“再少”，他们在这方面的力量决不亚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全国各地青年的来信，我虔心默祷——虽然我并不相信——造物主能从我眼前的八十七岁中抹掉七十年，把我变成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使我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娱乐，共同分享普天下的凉热。

一个影子似的孩子

有道是老马识途，又说姜是老的辣。意思无非是说，人老了，识多见广，没有没见过的东西。如今我已年逾古稀，足迹遍三大洲，见到的人无虑上千、上万，甚至上亿。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影子似的孩子。

什么叫影子似的孩子呢？我来到庐山，在食堂里，坐定了以后，正在大嚼之际，蓦抬头，邻桌上已经坐着一个十几岁的西藏男孩，长着两只充满智慧的机灵的大眼睛，满脸秀气，坐在那里吃饭。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没有一点声息，没有一点骚动。我正在心里纳闷，然而，一转眼间，邻桌上已经空无一人，没有一点声息，没有一点骚动，来去飘忽，活像一个影子。

最初几天，我们乘车出游，他同父母一样，从来不参加的。我心里奇怪：这样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不知道闷在屋里干些什么？他难道就不寂寞吗？一直到了前几天，我们去游览花径、锦绣谷和仙人洞时，谁也没有注意到，车子上忽然多了一个人，他就是那个小男孩。他一句话也不说，没有一点声息，没有一点骚动，沉静地坐在那里，脸上浮现着甜蜜温顺的笑意，仍然像是一个影子。

从花径到仙人洞是有名的锦绣谷，长约一公里，左边崇山峻岭，右边幽谷深涧，岚翠欲滴，下临无地，目光所到之处，浓绿连天，是庐山的最胜处。道狭人多，拥挤不堪，我们这一队人马根本无法走在一起。小男孩同谁也不结伴，一个人踽踽独行。有时候，我想找他，但是万头攒动，宛如汹涌的人海，到哪里去找呢？但是，一转瞬间，他忽然出现在我们身旁。两只俊秀的大眼睛饱含笑意，一句话也不说，一点声息也没有。可是，又一转瞬，他又不知消逝到何方了。瞻之在前，忽然在后，飘忽浮动，让人猜也猜不透。等到我们在仙人洞外上车的时候，他又飘然而至，不声不响，活像是我们自己的影子。

又一次，我们游览龙宫洞，小男孩也去了。进了洞以后，光怪陆离，气象万千。我们走在半明半暗的洞穴里，目不暇接。忽然抬头，他就站在我身旁。可是一转眼又不见了。等我们游完了龙宫，乘坐过龙船以后，我想到这小男孩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是，正要走出洞门，却见他一个人早已坐在石桌旁边，静静地在等候我们，满脸含笑，不声不响，又活像是我们的影子。

我有时候自己心里琢磨：这小男孩心里想些什么呢？前两天，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忽然下了一阵庐山式的暴雨，白云就在门窗间飘出飘进，转瞬院子里积满了水，形成了小小的瀑布。我们的餐厅同寝室是分开来的，在大雨滂沱中，谁也回不了寝室，都站在那里着急。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小男孩已经走出餐厅，回到寝室，抱来了许多把雨伞，还有几件雨衣，一句话也不说，递给别人，两只大眼睛满含笑意，默默无声，像是我们的影子。我心中和眼前豁然开朗：在这个不声不响影子似的孩子的心中，原来竟然蕴藏着这样令人感动的善良与温顺。我不禁对这个平淡无奇的孩子充满了敬意了。

我从来不敢倚老卖老，但在下意识中却隐约以见过大世面而自豪。不意在垂暮之年，竟又开了一次眼界，遇到了这样一个以前自己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的影子似的孩子。他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衣饰举动都淳朴得出奇，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小男孩。然而，从他身上，我们不是都可以学习到一些十分可贵的东西吗？！

两个小孩子

我喜欢小孩；但我不说那一句美丽到俗不可耐程度的话：小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我喜欢就是喜欢，我曾写过《三个小女孩》，现在又写《两个小孩子》。

两个小孩子都姓杨，是叔伯姐弟。姐姐叫秋菊，六岁；弟弟叫秋红，两岁。他们的祖母带着秋菊的父母，从河北某县的一个农村里，到北大来打工，当家庭助理，扫马路，清除垃圾。垃圾和马路都清除得一干二净，受到这一带居民的赞扬。

去年秋天的一天，我同我们的保姆小张出门散步，门口停着一辆清扫垃圾的车，一个小女孩在车架和车把上盘旋攀登，片刻不停。她那一双黑亮的吊角眼，透露着动人的灵气。我们都觉得这小孩异常可爱，便搭讪着同她说话。她毫不腼腆，边攀登，边同我们说话，有问必答。我们回家拿月饼给她吃，她的手接了过去，咬了一口，便不再吃，似乎不太合口味。旁边一个青年男子，用簸箕把树叶和垃圾装入拖车的木箱里，看样子就是小女孩的父亲了。

从此我们似乎就成了朋友。

我们天天出去散步，十有八次碰上这个小女孩，我们问她叫什么名，她说“叫秋菊”。有时候秋菊见我们走来，从老远处就飞跑过来，欢迎我们。她总爱围着小张绕圈子转，我们问她为什么，她只嘿嘿地笑，什么话也不说，仍然围着小张绕圈子不停，两只吊角眼明亮闪光，满脸顽皮的神气。

秋菊对她家里人的工作情况和所得的工资了如指掌。她说，爸爸在勺园值夜班，冬天烧锅炉，白天到朗润园来清掏垃圾，用板车运送，倒入垃圾桶中。奶奶服侍一个退休教师，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妈妈在一家当保姆，顺便扫扫马路。这些事大概都是大人闲聊时说出来的，她从旁边听到，记在心中。她同奶奶住在一间屋里，早餐吃方便面，还有包子什么的。奶奶照顾她显然很好，她那红润丰满的双颊就足以证明。秋菊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我们出来散步，也有偶尔碰不到秋菊的时候，此时我们真有点惘然若有所失。有时候，我们走到她奶奶住房的窗外，喊着秋菊的名字。在我们不注意间，她像一只小鹿连蹦带跳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又围着小张绕开了圈子，两只吊角眼明亮闪光，满脸顽皮的神气。

有一天，我们问秋菊愿意吃什么东西。她说，她最喜欢吃带木棍的糖球。我们问：

“把你卖了行不行？”

“行!卖了我吃糖球。”

“把你爸爸卖了行不行？”

“行!卖了爸爸吃饼干。”

“把你妈卖了行不行？”

“行!卖了俺妈吃香蕉。”

“把你奶奶卖了行不行？”

我们正恭候她说卖了奶奶吃什么哩，她却说：

“奶奶没有人要!”

我们先是一惊，后来便放声大笑。秋菊也嘿嘿地笑个不停，她显然是了解这一句话的含义的。两只吊角大眼更明亮闪光，满脸顽皮的神气。

今年春天，一连几天没有能碰到秋菊。我感到事情有点蹊跷，问她奶奶，才知道，秋菊已经被送回原籍去上小学了。我同小张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都颇有点黯然神伤的滋味。从今以后，再不会有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女孩绕着小张转圈了。

过了不久，我同小张又在秋菊奶奶主人的门前碰到这一位老妇人。她主人的轮椅的轱辘撒了气，我们帮她把气儿打上。旁边站着一个极小的男孩，一问才知道他叫秋红，两岁半，是秋菊的堂弟。小孩长的不是吊角眼，而是平平常常的眼睛，可也是灵动明亮，黑眼球仿佛特别大而黑，全身透着一股灵气。小孩也一点不腼腆，我们同他说话，他高声说：“爷爷好!阿姨好!”原来是秋菊走了以后，奶奶把他接来做伴的。

从此我们又有了一个小伙伴。

但是，秋红毕竟太小了，不能像秋菊那样走很远的路。可是，不管他同什么小孩玩，一见到我们，从老远就高呼：“爷爷好!阿姨好!”铜铃般的童声带给我们极大的愉快。

有一天，我同小张散步倦了，坐在秋红奶奶屋旁的长椅子上休息。此时水波不兴，湖光潋滟，杨柳垂丝，绿荷滴翠，我们顾而乐之，仿佛羽化登仙，遗世独立了。冷不防，小秋红从后面跑了过来，想跟我们玩。我们逗他跳舞，他真的把小腿一蹬，小胳膊一举，蹦跳起来。在舞蹈家眼中，这可能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可是那一种天真无邪的模样，世界上哪一个舞蹈家能够有呢？我们又逗他唱歌，他毫不推辞，张开小嘴，边舞蹈，边哼唧起来。最初我们听不清他唱的是什么，经过几次重复，我才听出来，他唱的竟是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不禁大为惊叹，一个仅仅两岁半的乡村儿童竟能歌唱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篇，这情况谁能想象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