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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就是矫情了。搞政治的还讲这个?搞政治不就是争权吗?”
试图和他们进行正经的谈话是愚蠢可笑的,自己会像个受揶揄的大傻瓜。没有必要再扯下去。但是,必须在一个有力的点上结束这场谈话。
“凌海,不和你多较真了,”他说,“说句亮底儿的话吧,我是两种准备:一个,如果干得顺手,那就干下去,到四十岁时退下来,搞我的战略理论研究,写两本书;一个,如果不顺利,我就算是滚地雷,给大伙儿滚出一个无雷区来。”
“为什么你要对他们来这么一个宣言呢?”
“同代人之间的争权夺势最肮脏可怕。不从里面超脱出来,那就什么也不用干,都完蛋。”
“你这是不是掩护自己的策略呀?”
“……应该说是我的真实思想吧。”其实更是他的策略。
两个人在长安街上继续走着。街上的汽车不那么稠密了。笔直的马路一点点显出宽阔来。路边的树影下,一对对漫步的青年人情投意合地低语着。北京的夜晚从喧嚣中一点点挣脱出来,露出一丝温和与宁静。前面不远处展开海一般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在朦胧的夜色下,它更显得博大、深远、浩瀚,使人产生一种苍莽的历史感。人民大会堂与历史博物馆东西对峙,雄伟凝重。
“你对他们多提防一点就是了。”黄平平说,“好,我到家了,”她指着右边的南池子大街路口,“一进口就是。不送你了。你从这儿上车吧。”
“再见,谢谢你。”李向南接过旅行袋,又伸出手,“你的报告文学稿要是不太急用,我再借两天,让我父亲看看。说不定我和他还要干一仗呢。”
“祝你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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