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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的是找上门来的人：摄影家、画家、雕刻家，各个行当的艺术家都来找他。已经成名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作品目录，尚未成名的是为了借爱因斯坦的大名去闯出自己的名誉。亏得艾尔莎的能耐，既客气优雅，又不动声色地推掉丁一件件麻烦事，挡走了一位又一位客人。碰到那些能泡能磨的客人，艾尔莎也有挡不住的时候。每逢此时，爱因斯坦也只好亲自到客厅里来逢场作戏了。

全世界都在谈相对论。名式各样的哲学家、科学评论家、打油诗人、漫画家、无孔不入的商人，更是在前所未有的爱因斯坦热、相对论热中推波助澜。

有人是正儿八经地谈，有人在瞎扯淡，更多的人是在赶时髦。

一个美国富翁出五千美元巨额赏金，征求一篇三千字的介绍相对论的文章。市场上的烟贩子在叫卖“相对论牌”香烟和“爱因斯坦式”雪茄。英国的一家报上登出一幅漫画，把相对论和英国人特别爱好的侦探故事结合起来了：

一个大侦探手拿电筒，照出一束强光，光线绕过两个大弯，落到正在撬保险柜的窃贼身上。漫画的标题是：

爱因斯坦，这是小意思！

一位打油诗人描写相对论的尺缩效应：

杰克小位剑术精，

出刺迅捷如流星，

不料空间一收缩，

长剑变成小铁钉。

这已经是一场闹剧了。严肃的物理学理论竟被新闻媒体煽起的热浪冲击得面目全非。爱因斯坦深知人们在崇敬自己的同时，又是在填补他们自身的无知与无聊。和人家的赞誉对着干，板起面孔，作高深状？天性善良的爱因斯坦做不出来；顺水推舟，在人们浅薄的赞誉中欣欣然，乐融融？爱因斯坦的境界自然不会这么低。

怎么办呢？

盲目崇拜名人的风尚，是人类社会留下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有了崇拜，就有了时髦的风尚。

爱因斯坦式的幽默与诙谐又一次派上了用场。有一次，在一位渴望获得签名的年轻太太的纪念册上，爱因斯坦写下这样叫人哭笑不得的“诗”：

小牛和山羊在菜园里游戏，

我们两人中有一个和它们同类。

又有一次，他写道：

我走到那里，我站在这里，

总看到眼前有一张我的画像——

在写字台上，在墙壁上，

在围着脖子的黑丝带上。

男男女女怀着仰慕的神情，

来索取签名留念。

人人都从那可敬的好小子那里，

讨到一个带钩的签名。

有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时刻我却想：

是我自己已经发疯，

还是我误入了牛羊群中？

爱开玩笑的爱因斯坦，写下如此打油诗之后，心里总又有些后悔，怕伤了人家的感情。好在名人效应总使得崇拜者们诚惶诚恐。他们即使受到爱因斯坦的讽刺，仍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荣光，还喜不自禁地说：

“看，这才是真正的名人！平常人谁有这份幽默？”

出名后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是爱因斯坦最为头痛的事。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出席的都是名流和名流夫人。人人彬彬有礼，说话温文尔雅，衣着得体大方。从政治到哲学，从哲学到科学，他们都会谈一点，可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在这种场合，附庸风雅地向先生们微笑致意，向夫人们说两句情趣隽永的俏皮话，都让爱因斯坦头皮发麻。他嗯嗯地随口应答一切应酬，和蔼可亲地面对一切提问，但就是心不在焉，由此而获得一种传闻，即“爱因斯坦教授那种可爱的心不在焉”。

爱因斯坦的离群索居，多半是研究对象的超越琐俗人世而养成的。其实在生活中，爱因斯坦是相当善良可亲的。他不想为衣食住行花费时间，他留下的许多照片可以看出，他的穿着极其简朴，常常穿咖啡色皮上衣——艾尔莎送给他的礼物，很旧很旧的，天冷再加上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也是艾尔莎送的礼物，同样很旧很旧。还常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会，只有在特殊场合由于全家人的一致要求他才穿晚礼服。

对荣誉的漫不经心的反面，则是对研究工作的全神贯注。许多回忆录都谈到这一点。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阁楼式的工作室里写作、阅读，而更多是思索。偶尔把头垂向右边，把一绺白发绕到手指上。爱因斯坦不时从放在他面前那三只填满烟草的烟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爱因斯坦脸色苍白，额前布满皱纹。

爱因斯坦的天性实际上是喜欢结交朋友的，尤其是他所喜欢的人。

爱因斯坦有一位医生朋友，名叫鲁道夫·埃尔南，他常和爱因斯坦在柏林郊外散步、交谈。在回忆录中，埃尔南对爱因斯坦有着如下的描述：

“他有一双天使般的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线，坦然地看着周围的事物——关于这一点许多同时代人都知道。但是不太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爱因斯坦比中等个儿略高，白皙的皮肤，结实的肌肉……。他不爱吃药，却喜欢医生……。爱因斯坦喜欢跟他们交谈，因为可以得到和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出生的人们交往的丰富经验。他在医生中间找到某种与自己特有的爱好相近的东西，因为爱因斯坦本人也可以认为自己是为使人类健康和得到改善而斗争的一名战士。”

巨大的荣誉和成就并未泯灭爱因斯坦善良的同情心。英费尔德深深铭记住这一点。英费尔德第一次会见爱因斯坦是在１９２０年。当时，他在雅盖斯基大学学习，而在第五学年时想到柏林在普朗克、劳厄和爱因斯坦那儿完成自己的学业。但是，出生在波兰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在普鲁士官僚机构中会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久久犹豫之后，英费尔德决定向爱因斯坦求援。英费尔德描述着这一次求援：

“我在哈贝兰大街５号爱因斯坦的住宅门前按了电铃。我又胆怯，又激动，怀着节日般的心情等待当面亲谒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夫人请我走进一个摆满了笨重家具的小房间。我说明了来意。她表示抱歉，说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她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谈话。我等着，由于焦急和激动我的脸都发红了。最后，爱因斯坦打开了房门，和中国人道别后，便请我进去。爱因斯坦穿着黑色的短上衣，条纹裤子，裤子上掉了一颗主要的纽扣。那张脸我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已经看到过许多次。但是没有一张照片能表现出他那炯炯的目光。

“我把自己事先认真准备好的一番话忘得一干二净。爱因斯坦对我友好地微笑一下，递给我一支烟。这是我到柏林以来见到的第一次亲切的微笑。我结结巴巴地向他叙述自己的困难。爱因斯坦注意地听着。

“‘我倒很乐意替你写一封信给普鲁士教育部长，不过这一点用也不会有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开过许多介绍信了’，接着，他冷冷一笑，低声又说了一句：‘他是反犹主义者’。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沉思了一会儿。

“‘您是学物理的，事情好办一点。我写几个字给普朗克教授。他的推荐比我的作用大，这样办最好了！’

“他开始找写信的纸。纸就在书桌上，在他面前。我不好意思指给他看。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纸，草书了几句。他还不知道我对物理学是否有所了解，就已经把信写好了。”

轰动世界后的爱因斯坦仍然质朴、善良、乐于助人，这种品质是他抵抗一切虚荣侵蚀的坚强防线，也是他在自然科学领域之外获得广泛人格魅力的重要原因。

俄国学者、政治家卢那察尔斯基在２０年代拜访爱因斯坦后，就对爱因斯坦这种精神品质作了形象的描绘：“爱因斯坦眼睛近视，目光漫不经心。也许，他一半以上的注意力已经早就彻底地转向内部某处。也许，爱因斯坦大部分的眼神老是忙于和他的思想一起在作某个计算图。因此眼睛充满抽象的思维，甚至显出有些忧郁。然而，在社交生活中，爱因斯坦是一个异常快活的人。他爱开玩笑，他的笑声是善意的，完全是孩子般的。这时，他的眼睛霎时间完全变为孩子般的眼睛。他的不同寻常的质朴产生了一种魅力，以至使人不知怎么地就想抚爱他一下，握握他的手，拍拍他的肩膀，当然，这样做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得到的是某种温柔的同情感、质朴的赞赏感以及无限的尊敬感。”

卢那察尔斯基同时也描写了艾尔莎，这段描写中所包含的评价似乎与爱因斯坦自己的评价有些差距。但不管怎么说，能让爱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初获得相对安宁，艾尔莎是有巨大功劳的。卢那察尔斯基说：

“她是一位不太年轻的女人，头发浓密灰白，但有魅力，精神上仍然是很美的，甚至胜过肉体上的美。她全心全意地爱自己伟大的丈夫，她准备献出一切为保护丈夫免遭生活拖累，并为他建立起一个极其安静的环境，使他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成熟。她充分认识作为思想家的丈夫的伟大作用，并充满对丈夫像对最招人疼爱的与众不同的大孩子一样的情感，充满伴侣、妻子和母亲的最温柔的情感。”

传奇般的经历给爱因斯坦带来荣誉、名声，也带来了苦恼和愤恨。

正文 七　柏林（三）

更新时间:2007-1-12 23:50:01 本章字数:33811

七柏林（三）

★播种和平

从爱因斯坦的政治信念看，他属于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坚决反对威廉君主政体。他对德意志军国主义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崩溃，以及德国共和国诞生感到由衷高兴。１９１８年秋天，德国爆发了士兵起义和工人罢工，前线也开始崩溃。１１月９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迫退位，仓遑出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

１１月９日的“革命”，爱因斯坦亲眼见到了。那天，爱因斯坦本来要到柏林大学去讲相对论。他上午出门，满街都是罢工工人和起义士兵，挤得水泄不通。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大声叫感着：

“罢课了！革命了！”

“自由万岁！共和国万岁！”

爱因斯坦从水泄不通的大街折回家后，就在密密麻麻、满是公式的讲稿下边，写下一行快乐的小字：

“十一月九日，因革命停课。”

１１月１０日，爱因斯坦给居住在瑞士的母亲写信说：他第一次在柏林感到心情舒畅。失败，德国军事上的失败却创造了政治上的奇迹。爱因斯坦对德国共和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当时，爱因斯坦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主张十分同情。他的政敌们甚至把他看作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据爱因斯坦宣称，他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至于有报道说他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出席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集会，还参加讨论，这倒完全可能。

４年的血腥残杀终于结束了。可是战争的结局是德国的投降。赔款割地，丧权辱国，许多德国人垂头丧气。全国上下一片悲观失望的情绪，加之寒冷与饥饿，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从苏黎世和莱顿发来热情的邀请，请爱因斯坦离开饱经战争创伤的德国，到中立国瑞士和荷兰去，那里有丰厚的报酬和安乐的生活在等待他。但是当年痛恨德国、不愿做头等强国德意志公民的爱因斯坦，这时却眷恋起战败的祖国来了。１９１９年９月，爱因斯坦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

“我答应普朗克，决不背弃柏林……我在政治上的希望正在实现，如果不必要地出走，这将是小人行径……在大家感到屈辱的时刻，离开那些对我有深情厚谊的人们，将使他们加倍地痛苦。”

但爱因斯坦过于天真了。他以为有了一个共和国的形式，他所期望的和平、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就有了切实的保障。不久之后，爱因斯坦再次陷入失望之中。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他说：

“异常的平静在这里又恢复了，但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对立。整个城市笼罩着军人的飞扬跋扈和对他们的不满，还有困苦和饥饿。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谁也不清楚，我们在政治上的趋向如何。国家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由于共和国的领袖们向反动派投降，且与他们同流合污。反动派则得寸进尺，步步进逼。战争结束后只过了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国陆军总司令的兴登堡元帅就反攻倒算，宣称德军吃败仗，是因为“背后中了暗剑”。反动派编造这个神话蒙骗人民群众，把战争失败归罪于所谓“十一月罪人”的出卖。他们叫嚣要清算“十一月罪人”。

１９２２年６月，极右翼分子谋刺那位自作主张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前总理谢德曼。几天之后，外交部长腊特瑙在柏林郊区的马路上遇刺殒命。这位才华出众的部长也是犹太人。他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柏林城里一时谣言四起，说暗杀团黑名单上，下一个就是爱因斯坦。因为反动派所谓“十一月罪人”包括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而爱因斯坦是身兼三者。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时常被推上德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这更引起了黑帮们的疯狂仇恨。

１９２２年７月６日，爱因斯坦从基尔写信给普朗克说：

“多方面警告我，最近不要在柏林逗留，特别要我无论如何不要在德国公开露面，因为我是那些谋杀行动策划者——

民族主义分子的眼中钉。”

１０天后，爱因斯坦从柏林向他的朋友索洛文函告说：

“自从腊特瑙惨遭杀害后，这里动荡不安。我还不断被警告，弃却教席，回避公开场合。这确实有道理，因为排犹主义恶势力十分猖獗。”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面对魏玛共和国的专制统治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爱因斯坦反而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的同情。２０年代初以后，他与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学家蔡特金、豪夫曼、科尔维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维克共同签署了许多有关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宣言及声明。

１９２３年，爱因斯坦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新俄国朋友会”，也是最热心的成员之一。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德国和苏联各族人民间的谅解，进而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从图片资料可以看到，这位物理学家与苏联政治家、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及苏联学者、矿物学家、地球化学家菲尔斯曼，都参与了该会的活动及促进该会的发展。

早在１９２１年初的时候，一位身穿皮大衣的客人来找爱因斯坦。他是从遥远的北方来的。是列宁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菲德斯曼教授。他告诉爱因斯坦，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即将出版第一批科学技术书籍，其中就有关于相对论的书。爱因斯坦握住菲德斯曼教授的手说：

“请替我问候列宁！”

爱因斯坦知道，俄国人正在受冻挨饿，他们需要最具体的东西——面包、靴子……，可是这些无产者、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却对空间时间这类最抽象的问题也感兴趣。他们的心Xiong多么宽广，眼光多么远大！爱因斯坦感动地对来访者说道：

“你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对全世界有决定性意义。谁都应该帮助你们。”

爱因斯坦一直用行动帮助苏联。当时苏联派到德国来学习的留学生、科学工作者时常受到冷落歧视，但是在爱因斯坦的教室、工作室和家里，却总受到热情的接待。

对于俄国人民，爱因斯坦总是情谊满怀。２０年代，他在柏林经常与苏联知识分子交往，他们当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此外，他还资助德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妇救会”，声援因政治案件被关押的工人党党员及其家属。后来，共产党员和社会党人也邀请这位进步学者在简称“马校”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作过报告，这表明无产阶级也十分尊敬爱因斯坦。１９３０年，爱因斯坦在柏林北城一所学校里给在那里学习的劳苦民众讲解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并与工人们一起畅谈哲学和政治问题。

１９２４年，德国电机工程师奥尔格·阿尔科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阿尔科当时是一个德苏友好团体“文化技术东方协会”的理事。他代表这个团体写信给爱因斯坦，聘请他为这个团体的理事，并且邀请他一道去苏联访问。为此，爱因斯坦留下了一份复信：

“我高兴地向您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们亲切的邀请，同你们一道访问莫斯科。在这个时候我不敢中断科学工作，因而我现在不能出外旅行。

“请允许我趁此机会表示，你们的努力使我很感高兴。你们不顾当前的政治斗争，重建横跨国界的广泛文化纽带。我为自己成为你们理事会的一员而感到荣幸，我祝愿你们这个团体取得最大的成功。”

当然，爱因斯坦还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像他一直对无产阶级专政持保留态度一样。爱因斯坦更热衷的是动员一切知识分子为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而斗争，为争取社会公正，实现世界和平而斗争。反对暴力、反对战争，几乎是爱因斯坦关于社会问题最基本的信念，所以有人说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立场是直觉的。１９２０年，爱因斯坦在一次谈话中说过：

“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从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我能给这种反应以合理的解释，但这似乎是一种事后的推断而已。”

１９２２年，爱因斯坦接受国际联盟秘书长的邀请，答应参加国际联盟内的一个“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他也弄不大清这个委员会到底要干些什么事，不过听说是为了和平事业进行国际合作，委员名单上又有洛伦兹、居里夫人这些崇高的名字，就欣然应允了。他在回复秘书长的信中说：

“虽然我应当指出，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性质我不清楚，我仍认为我有义务响应它的号召，因为在此时此刻无论谁都不应拒绝参加到旨在实现知识界合作所作的努力中去。”

在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中，爱因斯坦接触到各种政治倾向，它们促使他从纯直觉的敌视一切残暴的和平主义转变到为反对战争而斗争的明确立场。

１９２３年１月，法国政府拒绝服从关于德国战争赔款支付问题的仲裁，并且出兵占领德国的鲁尔区。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２日，当爱因斯坦结束了对亚洲和西班牙的访问以后不久，就发表了一个退出“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的措辞强硬的声明：

“我已深信，国际联盟既不具备为达到它的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也不具备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诚挚的愿望。作为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我觉得不得不同国联断绝一切关系。

我请求你们把我的名字从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中划掉。”

国际联盟在鲁尔被侵占时所采取的态度，使爱因斯坦产生了痛心的印象。他看出：本能的和平主义不能对抗战争势力。在寄给一个和平主义杂志的信中，他说得更明确了：

“我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国际联盟的活动使我确信，统治集团所干的任何一种勾当，不管它多么残暴，国际联盟都未能抵制。我脱离国际联盟是因为，它在自己的活动中不仅不实现一个国际的组织的思想，而且实际上践踏这一思想。”

可见，本能的和平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爱因斯坦了。他在国际联盟的活动中，不仅寻找善良的愿望，而且寻找对威胁和平的行动进行反抗的力量。可是爱因斯坦在国际联盟中既没找到善良的愿望，也没有找到反抗力量。

可是，单纯的否定立场并不能使爱因斯坦满意。另一方面，他的许多志同道合者，特别是居里夫人，一再对爱因斯坦做工作，让他相信，在国际联盟范围内可以促进学者们的国际合作，而这种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摆脱民族主义。这一点，爱因斯坦是深信不疑的。他在１９２２年就写给如下的话：

“当民族主义和政治狂热在欧战时正达到了顶点，埃米耳·费歇在科学院的一次会上着重地讲了这样的话：‘先生们，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科学是，并且永远是国际的。’

“科学家中的伟大人物毫无例外地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对它有强烈的感受，甚至在国际冲突的年代，当他们在心Xiong狭窄的同事中间处于孤立的时候，也坚持如此。欧战时，每个国家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数背叛了他们神圣的职责。‘国际科学院协会’被解散了。（战后）开过的一些学术会议，不允许来自以前敌国的学者参加，至今情况仍然如此。以夸大的严重性提出来的政治考虑，使纯粹客观性不可能占优势，而没有客观性，就不可能获得伟大的成就。

“不为一时的情绪所迷惑的好心人，对于恢复知识界的健康能做出些什么呢？只要大多数脑力劳动者还怀恨在心，就不可能安排一次真正有意义的国际会议。而且，反对恢复科学工作者国际组织的心理仍然难以对付，因此，只靠少数心Xiong开朗的人还不能把它挫败。

“这些比较明智的人士，可以通过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并且在他们自己影响所能及的范围内坚定地保卫国际主义事业，来为复活国际组织的伟大任务作出重要贡献。真正的成功需要时间，但毫无疑问，它终于会到来。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来向为数特别众多的英国同事们表示感谢，他们在这些困难的年代中，始终不渝地表现出一种保卫知识分子国际组织的强烈愿望。

“我对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进展抱着极大的希望。我的这种感觉与其说是建立在科学家的智慧和高尚品德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无可避免的压力之上。因为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学家的工作，甚至是‘反动’科学家的工作，所以，就连他们这些人，除了帮助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也没有别的选择。”

爱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对科学的力量充满信心，他说：

“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理论的普适性和有组织的国际联系的必要性，倾向于接受和平主义的国际的思维……科学传统作为文化教育的力量应当在理性面前展示日益广阔的视野，并由于其普适性能对人们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使他们抛弃疯狂的民族主义。”

所以，当战后筹备召开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时，有人提出原则上排除德国科学家参加，对此，爱因斯坦极为愤怒。尽管１９２３年７月，洛伦兹试探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单独接受邀请时，爱因斯坦坚决加以拒绝。他讨厌在科学领域中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是他退出国际联盟的重要原因。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爱因斯坦给他一向敬重的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国际联盟的不满：

“我明白，我退出国联委员会，并且发表了一个措词尖锐的声明，您会生我的气，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这以前不到半年，我自己还劝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呢！我的辞职，不是出于卑下的动机，也不是由于同情德国人。我已经深信，国联（不同于我所属的那个委员会）尽管还虚饰着一层薄薄的客观的外表，但它的所作所为已经像一个强权政治的驯服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同国联发生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样一个直率的声明不会有什么害处。也许我是错了，但当时我的信念确是这样。

“而且我还请求过，不要邀我去布鲁塞尔①，虽然从心理上来说，我能够充分理解为什么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不喜欢碰上德国人，可是，如果像那些为盅惑人心的舆论所操纵的群氓一样，按照各自的国籍或者其他浅薄的准则来相互对待，那肯定是不配做真正有文化的人的。如果世道正是如此，我宁愿呆在自己的书房里，不愿为外界人们的行为而心烦。请一刻也不要以为我会认为本国同胞优越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有误解；那可是决不符合相对论的精神的。……不过话也说够了。要是我不是把您当作一个可以闹别扭的姐妹，一个在她的灵魂深处对这种感情总是有所理解，而且使我始终感到特别亲近的姐妹，我是不敢以这种态度向您发牢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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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参加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

可是一年之后，爱因斯坦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他于１９２４年５月３０日给委员会副主席、英国古典文学家吉尔伯特·默里写信说：

“我坦率地告诉您，我的最亲密和最开明的朋友们对我的辞职都深为惋惜。我自己慢慢地感觉到，我主要是受着幻想破灭后那种一时出现的情绪的影响，而不是由于清醒的思考。固然国联至今常常失败，但在如此黯淡的日子里，它毕竟还应当被看作是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对于那些为国际和解而忠诚工作的人们去进行有效行动能够提供最大的希望。”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１日，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正式邀请爱因斯坦重新参加国联知识界合作委员会时，他欣然表示同意，并于当年７月２５—２９日首次出席会议。

爱因斯坦在“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任职的８年里，断断续续地出席过一些会议，作了许多次发言。他呼吁改革中小学教育，因为现在的教育正在播种误解和仇恨的种子，把战争美化为一种高尚的事业。他倡议成立世界政府，因为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能防止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然而，爱因斯坦一切善良的愿望都化为了泡影。

作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宇宙间找到了和谐与秩序；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爱因斯坦在人世间看到的却是永无止尽的分裂与混乱。

★巡回大使

根据荷兰皇家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４日的法令，爱因斯坦是莱顿的特邀访问教授，这样，他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到莱顿大学作短期讲学。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爱因斯坦就任莱顿的新职务，并就以太和相对论问题发表就职演讲。１９２１年１１月爱因斯坦访问莱顿，并且还在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９３０年４月多次去莱顿讲学。第一任的任期为３年，可是任期一直延长，到１９５２年９月２３日才正式结束。

爱因斯坦喜欢莱顿，那儿有老朋友埃伦费斯特，可以自由畅快地谈物理学问题；那儿有让人心旷神怡的自然风光，古老幽静的小城，四周是大大小小的风车，悠然自得地转动，唱着“吱呦、吱呦”的歌声；那儿可以穿着软鞋、汗衫，随意散步，没有繁文缛节，没有令人讨厌的社交活动。

在莱顿大学，爱因斯坦总是过得舒畅顺心，只是有一天，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吃完饭正在午睡。电话铃响了，原来荷兰女王陛下前来视察，听说著名的爱因斯坦教授正在莱顿讲学，很想见见他。这一下可忙坏了埃伦费斯特夫人。爱因斯坦的大礼服远在８００公里之外的柏林家中，爱因斯坦从不带礼服到莱顿。夫人急忙到处打电话，找朋友借一身“中等身材穿的礼服”，才算搪塞过去。

爱因斯坦与埃伦费斯特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埃伦费斯特一家人都忘不了爱因斯坦每次进门的欢快声，也总记得爱因斯坦的话：

“一个人除了提琴、床、桌子和椅子之外，还需要什么！”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后，世界各地的请帖潮水般地涌来。出访荷兰后，爱因斯坦风尘仆仆，从一个首都赶到另一个首都。他到处作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也到处呼吁和平、宽容与理解。他像一位巡回大使，执行着民族和解的神圣使命。为了恢复战败国德意志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他把德国科学的威望带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带回德国，鼓舞德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德国。德国统治者也想通过爱因斯坦的巨大名声使德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所以，对爱因斯坦的频繁出访，他们给予默认，并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地的反响。

莱顿之行后，布拉格“乌兰尼亚”科学协会邀请爱因斯坦演讲。爱因斯坦来到布拉格，这也是旧地重游。他成了菲力普·弗朗克的客人。

到达布拉格的当天晚上，在挤满了人的“乌兰尼亚”协会大厅里举行了爱因斯坦的演讲会，而后是该协会的会员们同爱因斯坦见面。在一连串欢迎辞后，总算该轮到爱因斯坦讲话了。爱因斯坦出人意料地在台上拿起小提琴，不无幽默地说：

“女士们，先生们，这儿气氛太严肃了。让我先为大家演奏小提琴吧，那将更愉快，更易理解。”

莫扎特的奏鸣曲响起来了。音乐为人们进入物理学奥秘的天地奏响了前奏曲。

爱因斯坦离开布拉格后又直赴维也纳，他在坐满三千人的音乐大厅里发表了公开演讲。爱因斯坦的维也纳之行留下一个小小的趣话。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住在奥地利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埃伦哈夫特家里。他们是一对永远不会停止争议的老朋友。埃伦哈夫特的妻子是奥地利有名的妇女教育组织家，她想让爱因斯坦在演讲会上显得仪表堂堂，就从爱因斯坦带来的两条裤子中拿出一条让裁缝熨平，并亲手把裤子交给了爱因斯坦。可到了演讲厅，埃伦哈夫特夫人大吃一惊，爱因斯坦博士仍然穿着那条皱巴巴的裤子。

１９２１年３月底，爱因斯坦踏上了访美的旅途。

在纽约港口，迎候爱因斯坦的人群人山人海。当“鹿特丹号”邮轮靠岸时，采访记者争先恐后蜂拥而上，把爱因斯坦围在甲板上。无论爱因斯坦怎样竭力逃避记者的采访，也不论艾尔莎有多大挡驾的本事，爱因斯坦第一次见识到美国新闻记者的厉害。记者们一再请求爱因斯坦用几句话说明相对论的本质。用几句话解释一门新科学理论，科学家们会觉得这问题本身就是天方夜谭，可新闻记者就只要几句话，你说多了，他们也不懂。

爱因斯坦的回答绝妙无比，他说：

“如果你们同意不过分苛求答案并把它当作一种玩笑来接受的话，我可以作如下解释。从前人们以为，如果所有的物体从宇宙中消失掉，时间和空间依然存在。而根据相对论，时间和空间将同物体一起消失。”

记者们继续追问：

“全世界只有十二个人懂得相对论，这是真的吗？”

爱因斯坦一脸天真无邪，两手一摊，说：

“怎么会呢，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能容易地弄懂相对论，我在柏林的所有学生都懂得它。事实上，在这期间所有国家的物理学家不仅懂得相对论，并且还参与了对它的进一步加工和发展。”

喜欢花边新闻的记者们又把问题抛向艾尔莎：“你懂不懂相对论？”

“哦，不懂，虽然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释过相对论，但这对于我的幸福是完全不必要的，我的数学只需要够记帐就行了。”

艾尔莎的外交辞令把新闻记者们逗乐了。

从船码头到下榻的地方，街上涌动着目睹爱因斯坦风采的纽约人。美国人把爱因斯坦拥上一辆敞篷汽车，让他接受纽约人的欢迎。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在车上一会拿烟斗，一会拿小提琴，弄得艾尔莎不断提醒他：“你该向大家致意。”

爱因斯坦这才明白了自己坐敞篷车的意义是什么，真诚的孩子般的笑容浮上了脸庞。这富有诗意的笑容，一下就抓住了美国人民的心。新大陆上刮起的爱因斯坦旋风，比欧洲更强劲，更持久。

在访美期间，爱因斯坦作过许多学术报告，尤其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四次报告最成功。这几篇报告后来几经修改，以《相对论的四个讲座》为题出版。该书后来又更名为《相对论的意义》，是爱因斯坦的主要科学著作。

爱因斯坦访美时，美国正处于“相对论热”之中。在欧洲，尽管他极力回避种种公开场合，但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使他无法再呆下去。然而，到了美国，热浪更高。而且，美国人对爱因斯坦的兴趣更浓厚，他们似乎更关心相对论之外的东西。美国报刊上津津乐道的是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如：

“这位教授胳膊下夹着提琴盒，小心翼翼地走下扶梯。他看上去更像是欧洲的著名琴师；比起许多著名的‘艺术大师’来说，就是他的头发太少了。”

“爱因斯坦和提琴形影不离，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

还有笑话说，“爱因斯坦热”也刮到了国会山上。参众两院的议员先生们，都扔下手里的宪法修正案，讨论起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来。一位议员先生坦白承认，自己不懂相对论。另一位议员先生说，他企图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结果差一点儿发了疯。还有一位议员先生引证某某伯爵的宏论，说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得爱因斯坦最新的理论。可惜一位已经故世，而爱因斯坦教授本人，由于“年事已高”，也把自己最新发现的理论给忘了。这一番妙言，赢得了全场拍手叫好。议员们雄辩滔滔，最后大家一致承认，参众两院里谁都不懂相对论，所以，谁也没有丢面子。

爱因斯坦是欧洲古典学风的典范。美国人活泼开朗、喜欢评头论足、对新生事物特感兴趣的特点，他不仅不欣赏，反而作出了多少有些偏颇的评论。回到德国后，他对一家荷兰报纸谈过访美的印象，说：

“要是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原因是那里的人太无赖了。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城市尽管都有戏院、剧场，但此外还有什么呐？上百万居民的城市在精神上是那么空虚！能有一点使人们迷醉的东西，他们就会兴高采烈。”

在离开美国的归途中，爱因斯坦应哈定勋爵的邀请在伦敦短暂停留。一到英国，在东道主的陪同下，来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拜谒牛顿墓，恭恭敬敬献上一个大花圈。接着就去皇家学会演讲。广大听众对待爱因斯坦的态度是审慎的，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然而却代表着德国的科学。开始人们并没有以掌声来欢迎他。爱因斯坦讲了科学的国际意义，关于学者们的接触，关于英国人民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关于牛顿。他感谢了英国的同行们，并且注意到了，如果没有他们参加，他未必能看到自己理论的最重要的证明。

坦诚的爱因斯坦，以真切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打动了英国的听众，扭转了他们的情绪，也大大扭转了英国科学界的情绪。可以说，伦敦演讲成为学者们国际合作的一个纲领。

在伦敦，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住在一幢贵族宅邸中，在那里给他们安排的住处规模比他们在柏林的寓所大多了。爱因斯坦被英国人数不清的严格礼节弄得很窘，贴身仆人一步不离地随时侍候他，这种窘相又变成万分惊恐。爱因斯坦看见这个身穿制服的石雕似的人，就转身对妻子说：

“艾尔莎，你对这怎么想？要是我们企图逃跑，他们会允许我们出去吗？”

他们在一间挂着厚厚窗帘的巨大卧室中就寝。早晨，爱因斯坦像平常一样起得很早，他打算拉开窗帘，然而背后响起妻子愉快的声音：

“阿尔贝特，你为什么不叫仆人？让他来干这个。”“不用了，这太可怕了。”

最后，夫妻两人使劲征服了窗帘，爱因斯坦才偕同艾尔莎去餐厅用早点。

１９２１年６月底，爱因斯坦结束了首次远途跋涉，重新返回柏林。

应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的邀请，１９２２年初爱因斯坦在法国公学讲授过几次相对论。在这以前不久，法国哲学学会也有过类似邀请。郎之万在信中着重指出，这些活动将会重新活跃两国学者间的交往。慑于当时德国科学家与任何一国都无学术交往，爱因斯坦起初婉言谢绝郎之万的邀请，后来在和他当外长的朋友腊特瑙商量后，确信应邀访法对促进彼此了解有益，随即就接受了邀请。１９２２年３月底，爱因斯坦来到巴黎，作人们渴望已久的演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是第一个在法国公开露面的德国人。

郎之万和另一位法国物理学家诺尔德曼在法德边境迎接爱因斯坦。陪同他坐火车到巴黎。郎之万和诺尔德曼得知民族主义保皇派准备在车站寻衅闹事。因此，他们把爱因斯坦从车站边门接进城了。其实，等候在车站前的是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是想欢迎爱因斯坦，并在必要时对挑衅偷袭给予反击。领头的青年就是郎之万的儿子。

３月３１日，星期五，下午五时，爱因斯坦来到法兰西协会最大的讲演厅。为了防止捣乱分子破坏，郎之万和前总理、数学家潘列维两人亲自把守大门，一一验票入场。

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曾这样报道过其中的一次报告会：

“昨天下午５时，法国公学郎之万教授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这是第一次讨论会，正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巴黎所有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各系的教授以及全体科学院院士都出席了。爱因斯坦谦虚而若有所思地坐在郎之万身边的桌旁，等待着解答大家对他的理论提出的问题。”

４月３日，在法兰西协会的物理学讲堂里举行了较小范围的讨论。爱因斯坦指出了用观察在彼此相对运动着的系统里的时钟进程的方法来校准时钟是不可能的。主要的诘难者是潘列维，一位曾热情地谈论过爱因斯坦，但批评过相对论的基本前提的著名思想家。

３天后，４月６日，在索尔波纳举行了法兰西哲学协会会议，爱因斯坦在会上阐明了自己对康德哲学、马赫哲学的看法。

关于康德，爱因斯坦说：

“我不认为我的理论是合乎康德的思想的，即不合乎我所了解的康德的思想的。依我看来，康德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他所说的构成科学的先验概念。现在有两个相反的观点：一个是康德的先验论，依照它，某些概念是预先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的；另一个是彭加勒的约定论。两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要构成科学，我们需要任意的概念；至于这些概念究竟是先验地给定的，还是任意的约定，我都不能说什么。”

在谈到爱因斯坦理论与马赫的理论的关系时，爱因斯坦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