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师爷”
如今在县委办公室当个“大笔杆子”，应该类似于古时候在县衙给县太爷跑腿办差的“师爷”——这并不是丰阳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项明春自己要这样类比的，而是他老婆孙秀娟一次偶然的发现。
这么多年来，项明春的老婆亲眼看到了县委办公室走马灯似的进人、走人，干事和秘书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人在县委办是个“玉米粒”，到外边就是“爆米花”，只要出了县委办，县委领导一定会给他安排一个实职：有的到乡镇当书记、乡（镇）长、副书记或者副乡（镇）长，有的到县直单位干一个主职或副职，最差的也会被安排到县直工商企业里当一个头头。
孙秀娟心里就常常想，比比人家，自己的老公就显得有点窝囊。他在县委办公室这个全县的首脑机关，已经干了六七个年头了。虽然已经完成了级别上从科员、副科到正科的不断转化，职务上从干事、秘书到副主任的就地升迁，却一直没有看到县委领导准备把他放到乡镇或局委任职的迹象——县委办的人都是这么熬出来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干，除了狐假虎威、混吃混喝外，捞不到钱，发不了家，养不得老，只有借助这个跳板，混上一官半职，才算对得起这段拼死拼活的生命历程。
孙秀娟觉得，她老公从进入县委办公室干到现在，每天像头毛驴，蒙着眼睛拉磨，自以为走了千万里，其实还是在原地打转转。尤其是在这两年，由于老公干得太久了，已经变成了呆子一个，整天守着领导，却不会向领导提个人要求，只会跟劣质烟卷急。经常通宵达旦写文章，就像自己洗脏衣服，这一批刚刚洗完，下一批又来了。看着他这样没明没夜地爬格子，熬得黄皮寡瘦的，颈椎酸沉，大拇指麻木，整天像虾米一样，佝偻着细腰，咳嗽吐黏痰，实在叫人心疼。
老婆看自己的丈夫，当然另有一种眼光，别看他上班时把衬衣扎在外腰内，头发抿得光光的，眼镜擦得亮亮的，乍一看，还挺有精神，可一进家就是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又像一个闷嘴葫芦，除了逗一逗那只可爱的小花狗，对自己从来没有什么话说。特别是在大热天里，进屋后换上大裤头，露出精瘦的两条干腿，仄歪在沙发上，显得十分疲惫和猥琐。最使老婆闹心的是，这种疲惫状态，最终体现在最关键的一处，就是祖宗根子软不拉塌的，十天半月不动一回劲儿。老话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自己正处在激情迸发期，多么热烈地渴望得到他的浇灌和爱抚啊，可这个工作狂，在家里却是个木头人，面对俊美饱满且情欲高涨的自己，竟然对房事毫无兴趣。这种闹心事儿当然无法对别人诉说，只能经常在心底里暗暗着急。
日子过得百无聊赖，孙秀娟在上班时间，就难以打起精神来。单位里与她要好的女友王丽看了出来，问她：“秀娟姐，看你整天愁眉不展的，是不是有啥心事放不下，还是和大秘书生气了？”
项明春的老婆说：“有啥心事？还不是你明春哥，在县委办公室干了这么多年了，也不知熬到哪一天才能出头。真叫人急死了。”
王丽说：“秀娟姐，我倒有一个办法，保你满意。我听人家说，县城西南七八公里处的钱家庄上，有一位世外高人，绰号叫‘赵半仙’的，卦算得特别灵验，求他的人可多呢。你要是愿意，咱也去给我明春哥算上一卦？”
孙秀娟一听，很感兴趣。她也早就听人说过，这个赵半仙，实在是了不得，方圆百十里，都传说他的卦算得十分灵验。不仅博得了附近乡民们的信赖和称赞，而且声名远播，一些经商的、求学的、失盗的、治病的都来朝觐。据说还有一些市、县、乡镇的官员，隐名埋姓，乔装打扮，或混迹其中，或趁早赶晚，不怕花钱，只怕露脸，纷纷来找这位大师，寻觅升迁迹象，化解厄运霉头，求其指点人间迷津。经过赵半仙的“调理”，大都非常满意。
于是，孙秀娟由心动变成行动。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她对着穿衣镜，认真打扮了一番，约了王丽，二人编瞎话向单位请了一晌假，骑上自行车，悄悄地跑去找那位大师，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各自给老公打卦，企图从冥冥神明中获得一点暗示和安慰。
七拐八抹，她们终于找到了那个算命先生的家。这是一个绿树掩映下的农家小院，香火味道从瓦房屋内一直飘散到大门外，让人不禁闻到一股神秘的气息。堂屋里已经聚了不少老年和青年女人，也有几个面带忧色的大老爷们儿。她们只好在长条凳上排上队，等候了半天，才轮到她们。为了显示心诚，她们先在赵半仙指导下，出钱买了香纸，撅着肥硕的屁股，跪在蒲团上，对着赵半仙供奉的不知什么称谓的各路神仙，焚香祷告了一番，才回到卦桌前，由那赵半仙开始测算。
算的过程让人咋舌，只见赵半仙戴着瘸腿眼镜，叼着纸烟卷儿，口中念念有词，手里舞舞扎扎，把项明春的生辰八字问个明白，起卦时刻查得清楚，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地摇签掐爻，在一个小学生的破作业本子上划拉了半天长、短线条，旁边批了一通让人看不懂的文字，然后道破天机似的一语惊人：“你男人是县长的师爷！”
孙秀娟迷惑不解，顺着话茬说：“他跟的是县委书记，不是县长啊？”
赵半仙一拍大腿：“对嘛，反正就是县太爷这一级！”
这一来，孙秀娟佩服得几乎五体投地。赵半仙见一语中的，喜上眉梢，前三皇后五帝海吹了一阵后，把孙秀娟说得神昏意迷，更加信服。到了此时，孙秀娟才又惴惴不安地向赵半仙问及老公的前程，赵半仙连连颔首肯定地说：“快了快了，不出这两年，到了鼠年的腊月，就会有好消息的。”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却道是“天机不可泄露”，反正也就在一两年内，会有变化。
孙秀娟回到家后，怕项明春责怪她迷信，一直隐而不发，又总是憋不住想往外说。终于在一次恩爱交锋后，对老公说起赵半仙这个人来，推崇备至。
孙秀娟兴奋地对项明春说，那个赵半仙真是神奇，给你算的卦，明明没有见到你这个人，却推算得非常准确，连咱家里老坟的朝向、埋了几代人、现在住的是公房、我俩什么时候结婚、只有一个女儿、你身上有几处伤疤、屁股上有一块黑痣，还有你七岁时淘气从树上掉下来过等，都说得丝毫不差。孙秀娟狠狠地亲了他一口又说，你快要离开县委办公室那个是非之地了，当上一官半职指日可待。只要你的前程好，俺娘儿俩就有福了。在充满憧憬中，孙秀娟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言及“师爷”一说时，孙秀娟咯咯直笑，觉得挺有意思，她捣着项明春的头说：“你既然是杜书记的‘师爷’，我就是他的‘师奶’了！”笑谈间，就把项明春自然而然地同古时候的县一级的刀笔小吏用等号串在了一起。
从那天晚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项明春每当夹着皮包去上班时，心里总泛出一个念头：“我他妈的竟是个师爷！”此时，在他的脑子里不断地浮现一个场景：电视连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里一个绍兴老汉，戴一顶西瓜皮帽子，配一副圆圈眼镜，手拿着秃头毛笔，在纸上画来画去，并且摇唇鼓舌，经常给知县大人出馊主意、生歪点子。同时，勾起了他对自己当初能够干上这一行当，那些既曲折、又传奇的经历的回忆。
2、作文状元
项明春能够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当上人们都很眼热的“师爷”，是他祖祖辈辈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的老家在县城东部的深山里，从他的父亲向上追溯，几代人没有一个识字的，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姓项的在这个山沟里，是单门独户，几代单传。能够流传下来的口头“历史”，就只有父亲经常给他讲的，“我爷的爹是讨饭来到这里的”那么长的一段时间。这屈指可数的几代人，都因为家里穷，别说读书，能够把香火延续下来，都很艰难。山里的汉子为人淳朴、耿直，有穷人的志气，这些硬性的气质从血脉深处传给了项明春。项明春的曾祖、祖父一直到他父亲年轻的时候，虽然靠扛长工、打短工谋生，一年四季和土坷垃打交道，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却从来不干偷鸡摸狗、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教育子女唯一的祖训是：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能干坏事。但项明春的妈妈就要比爷爷、父亲好一些，她教育孩子的话，多了一点哲学意味，如“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世界上什么好吃？只有亏最好吃”等，经常在他耳边聒噪，使他一生受益。
老一代教育他的内容虽然不多，教育的方式却是农村常见的。项明春一生都会记得，在他十二岁那一年春天里的一天，他到河滩里去放猪，当几口猪拱饱了草根，哼哼唧唧地卧在臭青泥沟里以后，阳光、沙滩和小河里的潺潺流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并不具备诗意。他实在没有事情可干，就用一把小刀在光滑的枫杨树皮上刻字，把自己的大名刻了上去，还把刻字的时间注了上去。这种恶作剧好比现在旅游景点一些“缺德居士”在景物上刻字如出一辙。流着眼泪的树皮被他不识字的父亲看见了，气呼呼地骂他：“才这么大的鸡巴孩子，就这么糟害人，长大后不知能够干多大的坏事！”边骂边脱下破鞋，不由分说，按着小小的项明春就是一顿暴打，直打得他在以后几天时间内，走路时一直一瘸一拐的，把他奶奶和妈妈心疼得痛哭几场，两个女人大骂他父亲是个狠心的畜生，不知道心疼孩子，打坏孩子是一辈子的事儿。可他爷爷却说，孩子不打不成器，好像很欣赏儿子打孙子的作为。因此他父亲竟然没有一点悔悟的表示，因为他自己也是接受这种教育方式长大的。事情过后，这顿暴打确实给了项明春极其深刻的记忆，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的烙印比他留在树上的印痕要深刻得多，让他一生都在萌生歹意方面望而却步。
项明春小时候是个颇有天资的孩子。他的启蒙老师并不是教书的先生，而是一个瞎眼的老太太。他们是挨门邻居，不知从何说起，他管老太太叫姥姥娘，也就是长他四辈。老太太是大家闺秀出身，年轻时识文断字，到了老年，眼虽瞎了，心里却很亮堂。项明春的爷爷、奶奶和爹、妈每天忙着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儿挣工分，没有人照顾他，他就整天依偎在这个一生难忘的亲人姥姥娘的怀里，缠着老人教儿歌、讲故事。老太太一边用一个小瓦盆放一盆清水，润湿着那双拳头大小的小脚，用指甲一点一点地往下掐茧子，一边给他讲述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故事，教会了他许多有益儿童心灵的儿歌。其中“王小打柴”、“牛二贩驴”等，充满了智慧和幽默，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勤奋好学的种子。然而老人家给他讲的故事中，更多的是包公一类的清官故事。他听不懂的东西太多，就边听边问，老人更是不厌其详，反复灌输。一次他说：“姥姥娘，我长大了也要当一个清官！”老人家听了喜极，抱着他亲了又亲，中午对他爹妈说：“你们的小春春儿，长大以后一定能成大气候！”家里人听了这个吉言，就开始缩食节衣，下决心把孩子培养成才。
才五岁多一点，他爹就带他到小学入学，老师看着这个瘦巴巴的、流着两通青龙鼻涕的小家伙，嫌他太小，说什么也不肯收他。他爹就前后追着老师，好说歹说，央告老师收下他。老师无奈地说，既然这样，那就先不交学杂费，让他入班试试再说吧。谁知没过几天，老师就亲自上门，要走了一块五毛钱的学杂费，说这是一个聪慧的孩子，教了这么多年书，才发现这样一个又小又瘦的小家伙，是个对知识领悟力很强，一点就破的好学生。从此，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到了小学六年级，三四十个毕业生中，只有他一个人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级中学。
不管个人的能力再大，也必定受大气候的限制。他在那所鲜花满园的学校里，只学了一年多的初中课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之后数年中，项明春和他们那一代人一样，基本上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却混得了高中文凭。
高中毕业后，他怀着对学校依依不舍的心情，回到家里，无所事事，整天下地干活儿挣工分。在他这个年龄阶段里，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可在深山沟子里没法找到书读。他有一个邻居叔叔，虽然认不得几个字，却喜欢在春节期间买些小册子之类的小本子，多年下来，颇有积累，他就经常钻进这个叔叔的家里，把数年的《农家历》读了又读，把在纸缝中、边角处刊登的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如“二十四节气”、“生活小窍门”等，背诵得滚瓜烂熟。特别是到了夏夜里，他睡在生产队里的麦场上，仰望星空，对深邃神秘的宇宙充满好奇，对知识充满无限的渴求。
那时，大学并没有停止招生，但不需要考试，用的是推荐的方式。被推荐上学的人也不叫大学生，而时髦地叫做“工农兵学员”。项明春出身于世代农民之家，没有过硬的关系，上学指标又极其有限，一个公社每年不过推荐七八个大中专学生，生产大队如果能够争得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还不够大队干部的子女消费，他就以为自己此生与大学无缘。
一个农家的孩子要想进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参军、上大学这些让年轻人做梦都想的好事儿，根本轮不到他，他连这样的美梦都做不出来。当他父亲、母亲卖了一头猪，筹集了一些钱，张罗着为他找一个媳妇，好延续香火时，凑巧大队初中缺一名教师，学校校长逼大队领导想办法，说马上就要开学了，没有老师开不了课。“将”军之下，支书和其他干部们坐在一起盘算，几架山、几道沟找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胜任的识字人。支书心里本来已经打算安排一个人，却说不出口，一个干部提醒支书说：“某某不是刚刚初中毕业吗？”这个某某就是支书未过门的儿媳妇。支书就对校长说，想让儿媳妇顶这个“缺儿”，校长说什么也不答应，哪有初中毕业教初中的？这样会毁了你们这山里的一代人！他提示说，有一个叫项明春的刘集高中的毕业生，还在家里干活，我听说这个人程度不错，可以胜任教学工作。支书还不太了解项明春这个穷小子，让校长缠得没有办法，终于下话说，你要教师，两个人都进去！校长说，行！只要项明春能够进来，其他人我给教革办说说。于是，项明春就糊里糊涂地撞进了大队学校里，成为了一名民办教师。
有道是，“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当民办教师倒是一个很不错的差事，教学相长，给了项明春一个自我学习、自我塑造的环境。他有一个同事，是一个老教师，看他接受新事物很快，就有意帮助他，偷偷地给了他自己的许多存书，让他研读。教学之余，他就伴着煤油灯苦思苦学。学校每月发给他的用一千毫升毒药瓶装的煤油根本不够用，好在备课本、笔墨还是敞开供应的，他就把三个月才发一次的几元钱津贴全部用在了点灯上，求知欲望十分强烈。每天熬到深夜，越读越有兴趣，就这样不停地读呀写的，把眼睛熬得通红，两个鼻孔熏得流漆黑的鼻涕儿，在妈妈心疼的嗔怪声中，汲取了许多丰富的知识营养，感觉到世界的博大遥远，心早就飞出了大山。同时，因为他有一定的文采，经常被公社抽去，参与了公社里不少典型材料、展览馆词、大批判文章的撰写，笔头子练得很有些功底，不久，他就在家乡的人民公社小有名气。
1977年恢复了高考，由于知识界、教育界多年沉寂，人们对高考充满期望，万众瞩目。喜讯传来，千万名年轻人报名参加高考。项明春心情振奋，坐在那戒备森严的考场中，忘记了世界的存在，面对试卷，就像见到了无尽的宝藏，恨不能全部掘为己有。他尽情地倾泻着自己这些年苦学的知识，但毕竟所学的知识有限，并不能把所有的试题答完，让他心中充满遗憾。可是，不料想一篇《毛主席纪念堂在我心中》的作文竟然获得了中原省唐都市考区的最高分。消息传来，在丰阳县成了口头新闻，人们街谈巷议，他因此扬名远近。
他去县城参加体检时，和带队的教革办领导一道去理发店理发。一群风姿绰约的年轻女理发师，一边欢快地忙碌，一边兴奋地议论着，为本县出了个“高考状元”而自豪。他听了觉得好笑，又不敢相信说的是自己。带队的老师指指他说，你们说的状元就在这里。这些女孩子立刻惊乍乍地欢呼起来，争相过来一睹“状元”风采，把他看得满脸通红。给他理发的那个漂亮女孩也兴奋得满面通红，活儿做得更加细致认真，理一个人头发用了差不多两个人的时间。
谁知名气与运气是两码事儿，名气传出去了，并不见得运气好。因为当时的政审十分严格，凡是写过大批判文章的年轻人，都被打入另册。江南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他，竟然被有关部门扣了下来，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第二年，他又以高考的好成绩过了录取分数线。这一年的政审已经不太严格了，但他到了这时，早已变得心灰意冷，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读书人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信条，已经不复存在。他暗自下定决心，今后再也不写什么“狗屁文章”，所以对文科毫无兴趣。他根据自己理科成绩比较突出的特点，填报了卞州大学物理学专业，竟然被录取了。
毕业后，组织上本来要把他分配到省直一个研究单位工作，他跑去看看，打听一下，那是个很破败的单位，连个正经的研究项目都没有，为数不多的科研人员在那里半死不活地闲熬着，搞不了事业搞内讧，让上级和本院领导，甚至周边群众都感到头疼，名声很臭。其中一个科研人员推心置腹地告诫他：“千万别来，你要是真到这里来，那就算是瞎眼了！”这让他感到心里凉了半截。他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本来就持怀疑态度，说什么也不愿在那里修行。但那时属于硬性分配，组织上有个规矩，允许你事先提出个人志愿，但组织上一旦定了，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为自己重新找单位颇费周折。也许自己曾经当过民办教师，对教育、教书有深厚的感情，也许是急于回乡和自己日夜想念的未婚妻孙秀娟结婚，也许是自己那个钟爱教育的恩师极力劝他，“从长远看，教育是最好的职业”，也许当时教育上最需要充实教师，当他向组织人事部门提出要回到本县当教师的申请时，他们竟然爽快地批准了，很快给办了改派手续。同学们对他的选择大惑不解，但人各有志，也就随他去了。因为他的未婚妻孙秀娟就在一所普通高中所在地刘集镇的农行营业所工作，他就留在了这所普通高中当了教师。
教了几年书，他成了全县知名度很高的一个好教师。按说，他应当安贫乐道，不再有什么新的追求，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使他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产生了怀疑，他对教书这一行当不再那么痴迷，却也没有什么办法离开教育战线。
那时候，“臭老九” 突然一夜之间变香。在一段时间内，大批在“文革”中没有地位、备受折磨的知识分子鸿运当头，这批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传奇般地成了宝贝：一般教师可以火箭式地当上县委宣传部长；一个穿戴土里土气的农业技术人员，摇身一变就做了抓农业的副县长；一个政法大学毕业的办事员突然就成了法院院长。他们这一批人，踌躇满志地走上了领导岗位。有了坐轿的，就得有抬轿子的，县委办也要充实新的更高学历的人进去。项明春这一茬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中专毕业生，是进入这一层次的主要人选。他的那点小名气，竟成为他能够进入县级中枢机关的基础。但是，要把他调进县委办公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历了一波三折。
3、跨越
想着自己是“师爷”的项明春，在丰阳县委办公室，已经当了两年副主任。用另一个副主任侯全仓的话说，项明春在丰阳县文秘圈子里，是女同志刚刚用过的“护舒宝”（一种卫生巾品牌）——差不多红透了。他被公认为占了“两个第一”：一是“第一等秘书”。因为他直接跟的是县委书记杜旺民，几乎每天如影随形、寸步不离，所以各级各部门的头头，即使单独见到项明春，仍然十分恭敬、恭维，把项明春的话当成杜书记的指示。别说下级是这样，就连县委、县政府其他领导同志，都会让项明春三分，当然，应当把现任县长吴振国除外。二是全县“第一支笔”。近两年县委的年初工作报告、杜书记在各种大型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出自项明春之手。这“两个第一”集中在一人身上，在丰阳县委办公室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虽然他经常用自己的女同事邬庆云的话“伴君如伴虎”来告诫自己，事事避开风头，不事张扬，甘做“套中人”，却从来没有感觉到杜书记在自己身上耍过“虎威”，倒是自己这只狐狸跟着杜书记沾光不少，说话、办事所向披靡，比起司马皋当杜书记贴身秘书时，像个窝囊的小童养媳，强了不知多少倍。就像物理学上讲的，在杜书记形成的丰阳县强大的电磁场中，项明春处于场强最大处的某一个点上，想不发挥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项明春这个人，聪明、实在，性格内敛与外向和谐统一。脑子反应敏捷，处事周到得体。在维护领导形象，延伸领导智慧，辅助领导决策，保守领导机密等方面，做得很不错，所以，深得杜书记喜欢。
项明春的老婆孙秀娟是个活泼、开朗、贤惠的女人，并不怎么喜欢搬嘴弄舌的，但她也经常忍不住对自己的好友王丽，还有项明春在县委办的女同事邬庆云、王姐等人说起她丈夫进入县委办的经历。
在项明春到刘集那所普通高中干了差不多三年的时候，当时的县委王书记，听说有一个“作文状元”在高中教书，就亲自到他供职的那所学校去了解过他。有一天中午，王书记到刘集镇视察，中午吃过饭后，只让司机一个人拉着他去了学校。学校传达室的老黄，也不知是什么人，看着他们坐着小轿车进了学校，指名点姓要找项明春老师，以为有了什么大喜事，兴冲冲地带他们找到了他。
正在睡午觉的项明春，迷迷糊糊地起来迎接客人。司机介绍以后，他才知道这是县委书记来了。项明春长了这么大，还没有与这么样的高官面对面过，一下子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他们大约谈了半个钟头的话，县委书记无非是问了学校的一些情况，项明春一一作了回答。具有“汉官威仪”的王书记，并没有透露要调走他的意图。
事后，项明春抱怨老黄，为什么不把县委书记带到学校领导处，却找了自己这么一个教师，搞得人心理紧张？老黄说，人家是指名道姓找你的。项明春心里很纳闷，觉得很奇怪。
没过几天，就有县委组织部的人来考核他，他才知道，原来王书记是为了访贤而来。因为他在教学上很有一套，校长舍不得放他，把组织部的人支走以后，背着项明春跑到教育局去闹。校长对局长说，我这个普通高中办不下去了，本来好学生都跑向了县重点高中，好教师也被抽得七零八落，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个台柱子教师，又要被调走了。这个人若是调走，我这个校长坚决不在这个高中干了。教育局局长无奈，就亲自到县委去游说，说什么也不放他。学校领导拦下了他，也不亏待他，校长亲自找刘集公社党委，办齐了项明春的入党手续。教育局党委立即研究，提拔他当上了教导主任。当时县委办公室已经把在县农机局工作的大笔杆子赵哲调了进去，暂时不太缺人手，这事情只得作罢。后来，赵哲出走下海，县委办公室方主任又一次对教育局说，要调他进去，教育局又立即任命他为副校长，再一次拦下了他。
项明春的遭遇，在学校的同志们中间，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认识来自于直观，你看，还是人家项明春有本事，只要县委一开始要他，他就会在职务上有一次变动，上边提一提，他就升一升，干教导主任才一年时间，就提拔成了副校长，捞到了不少好处。另一种议论是，这项明春说不定有问题，不然为什么考核一次“黄”一次，一直提不上去？有人就当面半是关心、半是挖苦地问项明春：“项校长，何时能够当上项秘书啊？”叫项明春有苦说不出来。在这种懊恼多于喜悦的情况下，他在私下里对孙秀娟发牢骚说，教育局和自己校长的这种做法，亲切得简直有点“恶毒”。谁都知道，县委办公室是全县的中枢机关，到那里去工作是许多人向往的事情，对于个人进步与实现人生价值，都是难得的机遇，自己竟然被教育部门捆得死死的，真像李白当年叹息的那样：“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但一个教师的命运，毕竟操纵在主管领导的手中，你孙悟空本事再大，也打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想转行到政界工作，我不放你，你就没有办法。老婆孙秀娟就跟他商量，现在跑调动已经时兴“上菜”了，要不咱也给局长送送礼？兴许他们能够放你，让你调进县委办公室去。这个看透人情世事的好主意，被项明春粗暴地否决了，他对老婆说，宁可当一辈子教书匠，也不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孙秀娟就说，这是啥年代了，你这个人怎么还这样迂？但胳膊拗不过大腿，她一个女人家说不服这头“犟驴”。
就在他对进入县委办公室工作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县委组织部领导通知他去谈话，他就从教育界脱颖而出，进了政界。
这一次不同以前，是县委办公室的史长运主任和丁卯副主任亲自出马，在一个刮着风沙的下午，来到项明春处，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意不愿意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此时的项明春已不像当初见到王书记那样激动，回答两位主任的话挺干脆：“从第一次考核到现在两三年了，如果还不能调进县委办，教师们不知啥原因，一定会以为我这个人有大毛病，要不然为什么不能进县委办？自己实在受不了社会舆论的压力。再说，现在多少教师都想往城里调，自己不费一点事就进城了，并且到了全县的最高领导机关工作，岂不是太便宜了？” 这样一说，两个主任感到这个人非常实在，又挺机灵，显然是选准了，就对他说，让他等待消息。
谁知当他们回到县委办公室，跟教育局交涉时，又一次卡了壳。教育局长冒着大雨，骑着自行车，跑到史主任的办公室，恳切地对史主任说，领导们这么器重一个人才，让我们很感动。按说，教育部门应该支持县委的工作，放项明春到县委办公室去。这要是在县第一高中，放一个人本不是一件难事。可刘集高中是一所普通高中，全凭项明春在那里支撑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一走，这个学校有可能很快垮下来。局党委已经决定，让他接任这个学校的一把手。请县委领导慎重考虑，重新挑选，在我们教育上，要十个八个人都没有问题。希望领导从重视教育事业的高度，给我们一个好环境，千万别因为一个人，把一个正在处于上升趋势的学校搞垮了。此时的史主任，刚刚当上县委办公室主任没有几个月，最烦自己的政令不通。他已经从侧面了解到，前几次县委办要项明春时，都是这家伙从中作梗，没有能够把这个“作文状元”选进来，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再按照教育局的说法，把一个急用的人才丢弃。况且他自己曾经对项明春承诺过，无论如何也要把他调进来。看到教育局长又阻拦这件事儿，就觉得若要不到这个人，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就发了火，厉声责问教育局局长：“你一个校长好选，我一个好秘书不好选，是你的一个学校事大，还是全县的事大？要你个把人，就这么推来推去的，真不像话！”口气显得非常强硬，教育局局长看看抗不过去，无奈地对史主任说：“既然领导下了这么大决心，我回去再和班子商量一下吧。”
于是，局党委为了这一个人，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班子里的人开始都是顺着局长的意思说话，觉得刘集高中离不开项明春，还是不放为好。后来商量来商量去，看着局长似乎有难言之隐，风向就发生了变化。大家觉得，胳膊终究是拧不过大腿的，况且长期滞留人家项明春，似乎有些缺德，对不起一个颇有前途的人。同时，天知道项明春会不会因此对局领导产生怨气，留下以后，会不会闹情绪不干？上下两头得罪人不划算。一位副局长激愤地说：“放了一个项明春怕什么？走了张屠夫，吃不了连毛猪。人才越拔越旺，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项明春，让全县教师认为我们这一帮人埋没人才。再说，咱教育上能够多进领导机关一些人，对整个教育事业不一定是坏事，人情不如早做，再不能拦人家啦！”到了这时，局长最终吐口，让他调进了县委办公室。那个局长亲自找到项明春谈话说，小项，说实在的，刘集高中确实离不开你，我们真舍不得放你走。但从你个人的前途考虑，放你，可能对你一生都是重要的，我们只好忍痛割爱了。我们这次开始不打算放你，其实不是真心的，你不要介意，目的是要替你争一争，对你今后的发展有利。你可别怪我们，教育上永远是你的“娘家”，你到了县委办，千万别忘了我们。项明春当然是千恩万谢，局长这才躬身送项明春出来。他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后，突然觉得身心有一种从囚笼中释放出来的感觉，对着晴朗的天空，长长地舒了一口恶气。
一晃数年过去了，项明春从一个小干事熬起，做过秘书，一直熬到了副主任的职位上。他从外行变成内行，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从开始搞综合调研，接着编写信息快报，中间穿插写一些领导讲话，近来又当上了县委书记的贴身秘书，办文、办会、办事，经历了县级秘书们所有应该经历的过程。就像一块激流中的石头，不断受到冲刷，一身棱角逐渐变得表面圆滑。同时，侧身在这个官场之中，项明春亲自参与了丰阳县乃至全国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活动，迎送了一批批官员，交往了一批批文秘人员，耗费了数以百记的笔记本、稿纸，写下了几麻袋文稿，绞尽脑汁，与大家苦乐与共，遇到了不少是是非非。
项明春清楚地记得，在他进入县委办公室之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系列怪事儿。
郝树声作品一群县级文秘人员的苦辣酸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