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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李叔同: 弘一大师的一生 》（完结） 作者：陈星
第一部分
前言
不久前，我在《弘一大师罗汉画集》中有一篇附论，开头是这么写的：“李叔同（弘一大师）以其无上的智慧和卓越的才华创造了现代中国独特而伟大的文化奇观。这奇观像永恒耸立于云天的高山，似无边而深邃的湛蓝大海，诱人琢磨、令人叹为观止！”当时我写这样的句子，自然是为了引出将要解说的那些新发现的、精妙绝伦的弘一大师绘画作品。其实，我以为这些话同样很适合用作本书的“导言”。
世上已有很多关于李叔同（弘一大师）的研究著作和各类评介性读物，我本人也写过不少。在上述各类著作和读物中，研究论著有之，传记有之，书画集有之，文学作品有之，史料文献亦有之，如此等等，世上自从有了李叔同（弘一大师）这样一位极具光彩的人物后，几乎在各个历史时期中，人们都十分乐意对其大加谈论。然而，谈说的话题穷尽了吗？非也！说不尽的李叔同——这是我今天悟出的道理。此正如人们同样可以说“说不尽的鲁迅”、“说不尽的巴尔扎克”、“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样，李叔同属于世界文化星空上一颗耀眼的巨星，无论从何种角度评说、演绎，他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就人物研究而言，无非有两种途径是最基本的，即实证性的考述与理论性的探讨。我个人既不重实轻理，也不重理轻实，我希望我们的李叔同（弘一大师）研究界能实理并重，相得益彰。然而，我仍要引述我在《弘一大师罗汉画集》附论中的结尾文字：“高山仰止的弘一大师，无论从何种角度讲都是一座丰富多彩的宝库，要想探得其美其真其善，首先需要高度的务实精神，首先须存其真，然后才能求其理。在这样一位极具个性色彩、空前也许是绝后的文化伟人面前，任何脱离实证而自以为是的思辨都是可笑的。我以为面对这样的一座大山前言，弘一大师的研究者们应该更为踏实些才好，先作些艰苦的实证工作，然后再用理论去阐发他，只有这样，‘理论’才不至于‘灰色’，而生命之树自然常青。”我当时写这样一个结尾，主要是针对长期以来研究界无视李叔同（弘一大师）艺术行为的多样性，一味人云亦云叫喊弘一大师出家后所谓的“诸艺皆废，惟书法不辍”而言的。今天，我仍要借此再强调的是，不唯弘一大师“书”与“画”的问题如此，有关大师的生平、行持等许多方面都还有需要研究者用心探究的课题。我希望能通过这部《说不尽的李叔同》，多角度地向读者说一些李叔同（弘一大师）的史（实）、行（持）、事（迹）、性（情）。这是中华书局对我的要求，也是我本人的愿望。
作者
2005年6月30日
第一部分
乡关何处（1）
李叔同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这毫无疑义。但说到李叔同的祖籍究竟在哪里，就有不同的意见了。
如今大多数有关李叔同的史传文字中均说他的祖籍为浙江平湖。主要的理由是李叔同于1898年奉母携眷客居上海，于1902年在杭州乡试时是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李广平”的名义参加的，而李叔同赴日留学归来的第二年，即1912年，赴杭州的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仍在履历表上填写浙江平湖。此后，夏丏尊、姜丹书等同事在介绍李叔同的文章中亦沿用此说，以致被普遍采纳，此不赘述。
问题的提出
我对此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认为李叔同的祖籍不会是浙江平湖。我是浙江人，从感情上讲当然希望李叔同的祖籍就在浙江平湖。然而，浙江平湖居然从未留下任何有关李叔同家族的痕迹，故引起了我的质疑。我当初对此说提出质疑，理由有二：
李叔同家族中人对此说不愿认同。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中说：“我听郭氏老姨太太对我们家里的晚辈们讲过，说李家的祖上是由山西迁来的，靠串街卖布为生。……我还听家中的老保姆们讲，说我六七岁时有山西人来天津认宗续谱……。”李叔同次子李端先生说：“其实，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我们祖上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随燕王归北移民至天津的。”
天津徐广中老人说：他祖父徐耀廷生前为李家账房先生，知道李世珍为建立山西会馆而捐过钱。
此二点见徐星平先生《关于李叔同籍贯》一文。
既然李家人不认同浙江平湖之说，那为什么李叔同要在乡试时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李广平”的名义参加呢？又为什么来杭州任教后还在履历表上填写浙江平湖呢？这就需要探讨。祖籍山西说基于对浙江平湖说的质疑，我当时以为这是与李叔同为了要在杭州就近应试有关，亦或是他有意久居江南。既然在乡试时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应试，他到杭州任教后在履历表上又填写浙江平湖，则是一种将错就错的行为。我当时写道：“据考察李叔同虚言家世或虚写地名的情况并不止于一次。例如，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有记者访李叔同的《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文中记者问：‘您日本《国民新闻》上刊载的采访李叔同的文章，其中有李叔同
虚言的内容。
的双亲都在吗？’李叔同答曰：‘都在。’问：‘太太呢？’答曰：‘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其实那时李叔同的双亲皆已故世，他也早在18岁时跟俞氏结婚。再如，李叔同在俗时的学生，音乐家刘质平先生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说：‘所写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这种情况的发生，或许跟李叔同的性格有关，这里暂且不论。”我至今仍认为自己的这一段文字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问题。因为李叔同是人，而不是神。既是人，就应该有他自己的性格。当然，这种虚言虚写的所作所为只能是一种旁证，说明李叔同有可能会在祖籍的问题上虚设，而不是一个确凿的证据。我当时之所以会认为李叔同的祖籍是山西，是基于李家人的陈述。
第一部分
乡关何处（2）
李叔同当年在天津县学就读时写的文章此后，有关李叔同祖籍问题的探讨文章就多起来了。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也有人提出了李叔同的祖籍就是天津的观点，更有人目前正在默默地作着艰苦的考证工作。王勇则先生《山西会馆系列碑的发现与李叔同祖籍研究》一文认为：李家账房先生徐耀廷曾对其孙徐广中所说李叔同的父亲曾为建立山西会馆捐钱之事，无法从新发现的山西会馆系列碑中证实。尽管作者也知道系列碑上没有记载不等于李家就一定没有捐钱，但还是认为：“尽管上述考证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至少在缺乏李叔同祖籍山西一说的史料证据之前，单凭李叔同后人的一些回忆是不足以作入史载的依据的。”如果李叔同后人的一些回忆还不能作为依据，那么人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讨。王勇则先生在文中又说：“《弘一法师年谱》的作者林子青先生从40年代就致力于李叔同生平研究。他所做的年谱通篇也见不到支持李叔同祖籍山西洪洞一说的只言片语，倒是有关浙江平湖说的依据比比皆是……”接着，作者就开始分析我在《天心月圆?弘一大师》中的说词，认为“这实在是太牵强，真有点猜想之嫌了”。
林子青先生从40年代就致力于李叔同生平研究，他在弘一大师李叔同研究领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尊敬林子青先生，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权威在每一个问题方面并不都是正确的，所以林子青先生的一些著述和所编书籍，难免也存在一些错误。我在《弘一大师考论》一书中对此有所涉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这里不一一举例。
至于我在《天心月圆?弘一大师》中说到李叔同有虚言之行为，这是客观事实，并非“猜测”。倘若要说“猜测”，应该先去研究李叔同为何“虚言”，或者先去研究刘质平为何作那样的记述，我只是引用文献而已。所以，若想将问题研究清楚，重要的是证据。我承认当时认为李叔同的祖籍在山西是依据李家后人的回忆。但如今研究者要否定此说，也应该拿出此等回忆无甚意义的理由才是。
问题的深化
李叔同的祖籍是否是天津，或山西，或浙江平湖，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况且研究是在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新的材料也是在不断被发现的。我非常赞同就此问题继续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天津说章用秀先生在《李叔同的籍贯考》一文中，认为李叔同的祖籍既不是山西，也不是浙江，而就是天津。文章说：“学界及李叔同亲属曾以李叔同‘就近应试，权宜之计’来否定其籍贯为浙江平湖之说，自然有它的道理的。而我以为断定李叔同的籍贯不是浙江平湖，还可以从李叔同的家世及其父辈的经历来考察。从天津史志中的有关李叔同父辈李世珍的传记上看，尚无一处标明李家来自浙江平湖或其祖辈是浙江平湖的，而都将其载入天津之列。更为明显的是，李世珍在科举考试的记录中均写着他的籍贯是直隶天津，而且每次应试他都是作为天津籍人出现的。”作者列举了民国年间津人修订的《天津政俗沿革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乙丑科会试题录》、1980年出版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文献，用以证明其观点。作者也认为：“至于李叔同在南方偶尔称自己是浙江平湖人，很可能是出自便于与江浙人沟通、有利于在江南立足这一点来考虑的，或者是一种将错就错的行为，现在看来，尚不足为凭。”作者又认为：“也有人据李叔同亲属回忆前辈人的说法，说李叔同的祖辈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我认为这也有可能。不过，若以此断定李叔同的籍贯是山西洪洞亦为不妥。因为在明代山西洪洞一度是移民落脚点和分配点，来自山西洪洞并不能确定他就是洪洞县人。”为此作者的观点是，既然查不出李叔同的祖先来自何方，为什么就要将其定为天津以外的省份呢？我十分欣赏章用秀之文的文风，有理有节，与人探讨——因为这本身就是值得人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浙江平湖说此外，为了证明李叔同的祖籍是浙江平湖，目前有学者列举了一些“证据”。比如，在《李叔同印存》中有一些涉及地名的闲章，印文有“平湖后生”、“江东少年”、“吴郡子弟”和“家住萧山潘水间”等等。为此，沈继生先生在2000年9月10日的《福州晚报》上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弘一法师祖籍地辨正》的文章，文章说：“但是，‘家住肖山潘水间’一方的印文，令人产生疑虑。肖山是否浙江的肖山（萧山）县呢？而‘潘水’又是何处呢？2000年4月，浙江‘平湖市弘一法师纪念馆’筹建处的学人陈宰先生到福州访问我，欣喜地告诉我，经过他的实地调查，对此方印文的解读得到了结论，原来大师更具体、更准确的祖籍地应该是‘平湖市乍浦镇李家埭（染店镇）’。而染店镇上有一条200米长的肖山街，附近有一条潘水溪，溪上有一座潘水桥。证据确凿。他还送我一份实地调查报告。说明‘李叔同祖籍山西’之说应予排除。”
第一部分
乡关何处（3）
其实，一个人若要说自己家住何方，一般应该用地名而不会用街名。再则，沈继生先生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因为浙江萧山（目前为杭州的一个区）也有一座“潘水桥”，桥在当地的“潘水小区”，潘水小区过去就叫“潘水”。桥下之“水”为南门江的一段，名字就叫潘水。难道人们能据此又说李叔同的祖籍是在萧山吗？《李叔同印存》中的印章有一些是李叔同自己的印，有一些则是李叔同为别人刻的印。故以上所列印存并非全是李叔同自己的印章，有的就是为朋友刻的。比如，印存中有“顾印”、“萧山顾氏”等印文。陈慧剑先生《弘一大师金石学作品初考》一文考证，此系李叔同为顾叔度所刻。顾叔度既为“萧山顾氏”，那么为什么不能认为“家住萧山潘水间”亦是李叔同为其所制的闲章呢？故此，用《李叔同印存》中的印文来说明李叔同的祖籍是没有意义的。
沈继生先生在《弘一法师祖籍地辨正》一文中还讲道，之所以将李叔同的祖籍地定在浙江平湖，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那年李叔同17岁，天津名士唐静岩为书钟鼎篆隶各体书件24帧贻李，大师刊行成册，封面题签《唐静岩司马真迹》，下作‘当湖李成蹊署’（李叔同别号成蹊）。”王勇则先生在《山西会馆系列碑的发现与李叔同祖籍研究》一文中先引述了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的一段话：“大师在俗世系，其远祖已难详考，原籍为浙江平湖，一说在山西。1964年余在京曾亲问其侄李圣章麟玉，亦云有此一说，但未知确为何处。又谓大师廿三岁在沪时，为应浙江乡试，便于报考，乃预纳监生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籍。浙江平湖，古名当湖，大师17岁时，其师唐育厚为他作书法范本《唐静岩司马真迹》题签时，他已自署‘当湖李成蹊’，故似称原籍浙江‘平湖’为妥。”然后说：“的确，李叔同17岁时，尚未去过南方，如果浙江平湖不是他的祖籍的话，相信他不仅不会知道这么一个小地方，而且也不会知道其古称的。”
唐育厚《唐静岩司马真迹后记》的落款为：“时丙申夏月，湖陵山樵唐育厚抚于颐寿堂。”丙申乃1896年，说明《唐静岩司马真迹后记》作于该年，而该年李叔同确实还没有到江南，从情理上讲，当时他还不会考虑到为在浙江参加乡试而自署为当湖人。但是学者们忘记说明（或曰考证）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李叔同究竟何时在该封面上题签？唐育厚的后记作于1896年，就一定认为李叔同将其成册也是这一年吗？2000年10月出版的《李叔同——弘一法师影志》第7页有《唐静岩司马真迹》封面的照片。照片上有收藏者题写的文字。从文字的表述中可知题字者认为此为“光绪丙申”由李叔同印行。至于题字者的这个结论系由何依据得出，则无人详考。倒是这张照片的文字说明提供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1899年，李叔同为津门书法名家唐敬严（又作静岩）刊行《唐静岩司马真迹》，并作题签，落款‘当湖李成蹊署’。”1899年时，李叔同已在上海，自然有可能为在浙江参加乡试作着“舆论”准备了。由于《李叔同——弘一法师影志》一书中的年代系用阿拉伯字表述，所以“1899”有可能系“1896”之误。即便如此，还是没有提供李叔同于1896年题签的证据。再即便将来有学者提出了关于这方面的证据，也同样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研究李叔同祖籍问题，还有另外的思路。
以母亲的籍贯为祖籍说我认为，有可能李叔同母亲的籍贯为浙江平湖。我之所以这么设想，也是有依据的。
第一，李叔同的孙女李莉娟曾从前辈口中知道其曾祖母来自南方（具体是何地不明）；
第二，李叔同在加入杭州西泠印社时写的小传中说：“哀公传：当湖王布衣，旧姓李，入世三十四年，凡易其名字四十余，其最著者曰叔同，曰息霜，曰圹庐老人，富于雅趣，工书嗜篆刻。少年纨绔子，中年丧母，病狂，居恒郁郁有所思，生谥哀公。”李叔同生母姓王。李叔同的爱母情结人所共知，他一度愿意以母姓为己姓，所以称作“当湖王布衣”（李叔同一直未取得功名，故称布衣）。所谓“旧姓李”，表示父系为李氏。小传中不说自己的父亲，却有“中年丧母”之言。这说明当时的李叔同在写这份小传时的恋母情结仍十分之浓（虽然李叔同对自己的父亲也有感情）。
有关李叔同母亲的祖籍可能在平湖的说法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了。徐星平先生在1992年9月出版的《李叔同研究》第一期上曾有《关于李叔同籍贯》一文，文中转述他人之言：“有人函告，李母王氏传说为平湖人。”不过徐星平本人在文章中并不同意此说。徐星平先生写此文是在1992年，而李叔同致叶舟之函手迹（其中有李叔同自写的小传）是于1998年在《收藏家》杂志上披露的。如此说来，今天讨论李叔同母亲的籍贯，以往的传说和李叔同的小传当联系起来一并考虑了。所以，李叔同当初把自己母亲的原住地视为自己的祖籍也是可能的。因为这样既符合他对母亲的感情，又可以就近在浙江参加乡试，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如果这个研究思路值得注意，那么即便李叔同为《唐静岩司马真迹》题签的时间是在1896年，同样可以从李叔同在籍贯问题上愿意从母的做法上获得解释。因为，如果李叔同母亲的籍贯确为平湖的话，她当会告诉自己的儿子李叔同，而李叔同何时开始将自己母亲的籍贯视为自己的籍贯是可以随时决定的。
综上所述，李叔同祖籍究竟在哪里？这仍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早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研究者也应该以事实为根据。商榷是应该提倡的，但切勿在缺乏确凿证据之前对别人的观点轻易作出否定。在如今质疑研讨阶段，沿用陈说亦非不可。如今浙江平湖兴建了李叔同纪念馆。建设者自然是将弘一大师的祖籍视为平湖。如果事实是如此，当然再好不过。其实即便有朝一日研究证实李叔同的祖籍不在平湖，也无大碍。因为纪念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全中国人的事。即便是在国外设立这样的纪念馆，又何尝不可呢？
第一部分
声色情场（1）
“天涯五友”李叔同刚从天津到上海的时候赁居在法租界的卜邻里。他年少才盛，旧学新知又一应俱全，驻足上海不久即加入了“城南文社”。城南文社是一个以切磋诗词文章为目的于1897年秋成立的艺文团体。其组织者就是曾肄业于上海龙门书院的袁希濂，文社每月活动一次，地点在许幻园的豪舍城南草堂。文社的课卷专请精通宋儒理学，又长于诗赋的张孝廉评阅，并确定成绩。李叔同加入文社后，立即显示了出众的才气，第一次参与就获得了第一名。城南草堂的主人许幻园（1878～1925），江苏松江人，擅长诗文。家中富有，为人也慷慨，一度是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经常举办悬赏征文活动。自从李叔同到上海以后，只要参加征文，其成绩必名列前茅无疑。许氏慕其才华，于1899年春末让出城南草堂的一部分，请李叔同一家搬来同住，从此两人结为挚交。经常在城南草堂聚会的除袁希濂外，还有江湾蔡小香、江阴张小楼二位，他俩也都是当时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这五位才子年岁相差无多且意气相投，遂决定结成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并摄一影纪念。许幻园的夫人宋贞曾有《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是：
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
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这首诗形象地表现李叔同当时在上海的境况，他沉浸在诗文唱和之中，少年意气，潇洒无羁。
城南文社，城南草堂，“天涯五友”，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显然给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少年后的李叔同仍对此表示了难忘之情。他有一首《清平乐?赠许幻园》，词曰：
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门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他也有《戏赠蔡小香四绝》，其中两首是这样的：“眉间愁语烛边情，素手掺掺一握盈。艳福者般真羡煞，佳人个个唤先生。”“轻减腰围比柳姿，刘桢平视故迟迟。佯羞半吐丁香舌，一段浓芳是口脂。”如此公子哥一般的生活写照，恰好说明了“天涯五友”当时在艺文活动之余的另一个侧面。他们的这段经历，不仅在当时令他难忘，就是后来他到了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艺术教师时仍有这种情感的影子。
“天涯五友”之间的友情是真诚的，同时又是令他们彼此留恋的。即便是李叔同于1901年暂时离沪北上，他也要在《南浦月?将北行矣留别海上同人》流露出这样的情怀：
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1926年夏，早已出家的李叔同到上海时也曾专程到过城南草堂旧址，当他知晓当年的城南草堂已变成念佛的“超尘精舍”后，便又留下了“真是奇缘，那时候我真有无穷的感触啊”的感慨。
事实上李叔同除了写诗文外，还参与书画活动。1900年春，他与友人就在上海组织了“上海书画公会”，交结了许多名画家。他自编过《李庐印谱》和《李庐诗钟》。这正是他20岁的年头，艺术成绩如此，使他自己也愿意表白“二十文章惊海内”了。
结识风尘女
李叔同虽然是“二十文章惊海内”，但他很快明白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眼见得八国联军攻陷津京，清政府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只留得“新鬼故鬼鸣喧哗”，呜呼，这恰是：“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晚帆轻似箭，落日大如箕。风卷旌旗走，野平车马驰。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满腔忧愤无处发泄，他玩起了寄情声色的人生游戏来，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
李叔同的这一段生活插曲，时间应该不长，到了1901年秋他入南洋公学后，他已经自觉到脱离这种生活的必要性。而从可查证的文献分析，他至少应该在1902年秋即已对公子哥的生活有了担心。1902年秋，李叔同有一封写给许幻园的信，其中写道：“……小楼兄在南京甚得意，应三江师范学堂日文教习之选，束金颇丰，今秋亦应南闱乡试，闻二场甚佳，当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专此，祗颂行安！不尽欲言。”这封信里写到了在南京颇为得意的“小楼兄”（即“天涯五友”之一的张小楼），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这段话说明李叔同已决心放弃“花丛征逐”的生活。
第一部分
声色情场（2）
退出中怀有同情
当然，放弃声色情场的生活，并不意味李叔同对阁楼女子们缺乏个人之间的情感，名妓李苹香（右）况且李叔同交往的应该多是艺妓。比如，1912年李叔同在杭州任教的时候写过一首歌曲《早秋》，这长短句“仿词体”歌词中，他尽情发泄过他的情感：
十里明湖一叶舟，城南烟月水西楼。几许秋容娇欲流。隔著垂杨柳。
远山明净眉尖瘦，闲云飘忽罗纹皱。天末凉风送早秋。秋花点点头。
当年临水西楼阳台上的隔柳娇容，想必如今也不知不觉中姿色逍逝了吧！明湖轻舟，傍晚凉风，你也一定跟我怀着同样的感情，无奈而又坦然的送去一个又一个春秋……
放弃声色情场的生活，也不完全意味李叔同对情场生活的抵触。比如，1904年的时候，李叔同曾为铄镂十一郎著的人物传记《李苹香》写了序言。李苹香是当时上海的名妓，有才女之称。李叔同为《李苹香》一书作序，多少是在感怀当初与她的交往。此外，李叔同还有数首书赠李苹香的诗，而李苹香也有诗作赠与李叔同。
不必为贤者讳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李叔同这一段寄身声色情场的生活，许多研究者和李叔同的景仰者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回避或干脆否认。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在一个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到李叔同的这段历史，必有人站出来与之辩论，其情绪之激动难以用言语表达。其实这真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李叔同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也是李叔同赴日留学前的演剧照
人，凡人均会有性情方面的多面性，况且当时他还生活在清末的那个乱世之中。且不谈那样的生活对于当时每一个佳公子来说是否属于正常，仅从李叔同为《李苹香》一书写的序便可知他当时对这样的生活是赞同的，即便是偶尔涉足。
游戏归游戏，寄身也只是暂时。他的艺术造化使他不甘心仅浪迹于声色场上、藏身于艺妓们的闺阁之中。早在少年时代，李叔同就是一位戏剧爱好者，在秦楼楚馆、歌台舞榭，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结识了许多京剧名角：孙处、杨小楼、刘永奎，而对梆子坤伶杨翠喜的演艺又格外欣赏，以致隔三岔五必去捧场。在1905年秋赴日留学之前的上海期间，李叔同至少票演过两出戏，即京剧《蜡庙》和《白水滩》。他在《蜡庙》中饰黄天霸和褚彪，在《白水滩》中饰穆玉玑。
第一部分
执教一师（1）
位于杭州贡院前的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建立于1899年的养正书塾。李叔同来该校任教的第二年即1913年，校名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目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今为杭州高级中学）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艺教：不经意的因缘之果
李叔同到日本学习艺术，显然是有意做一个艺术家。他从事艺术，本不是为了做一名艺术教师。他的学生吴梦非曾在《一代名师》中回忆了李叔同对他说的一句话：“我在日本研究艺术时，自己万万没有料到回国后会当一名艺术教员的……”但他确实还是做了教师了，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在现实生活中已意识到担任艺术教师这一职务，同样可以为中国的艺术事业大显一番身手。回国以后，李叔同先是在天津执教图画。到上海后，他在杨白民主持的城东女校任教文学、音乐。《太平洋报》创刊后，他有了几个月的办报经历（这段经历可以看作是他以另一种形式在普及推广艺术）。他到杭州从教，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事了六年左右的艺术教师工作（包括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兼职），直至出家。
李叔同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客观上乃《太平洋报》停刊，恰也正逢国内缺乏艺术教师。他的同事姜丹书先生在《弘一大师永怀录?传一》中说过：“方清之季，国内艺术师资甚稀，多延日本学者任教。余先民国一年受聘入是校，而省内外各校缺乏艺师也如故；于是校长经子渊氏，特开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延聘上人主授是科图画及全校音乐。上人言教之余，益以身教，莘莘学子，翕然从风。”李叔同的到来，可谓给当时的艺术教育界注入了活力。当然，李叔同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也是有条件的。冯蔼然在《忆画家潘天寿》一文中记述了这样一段轶事：“经校长以留日同学情谊，恳李来兼任美术、音乐，他提出设备条件，是每个学生有一架风琴，绘画室石膏头像、画架等不能有缺。校长以为在学校缺钱、市上缺货的情况下，风琴每人一架的要求，实嫌过高。李叔同先生的答复是同学出去教唱歌，不会弹琴不行。教授时间有限，练习全在课外，‘你难办到，我怕遵命’。经校长想尽办法，弄到大小风琴二百架（够要求的半数），排满在礼堂四周、自修室、走廊上，再请他来看过。”此段轶闻或有夸张之处，但至少可知李叔同对艺术科的教学是很认真的。在李叔同的主持下，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园内的艺术气氛十分浓厚。他的弟子丰子恺对此的描述是：“……我做中小学生的时候，图画、音乐两科在学校里最被忽视。那时学校里最看重的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算术，而最看轻图画、音乐……因此学生上英、国、算时很用心，而上图画、音乐课时很随便，把它当作游戏。”丰子恺接着说：“然而说也奇怪，在我所进的杭州师范里（即现在贡院前的杭州第一中学的校址），有一段时期情形几乎相反：图画、音乐两科最被看重，校内有特殊设备（开天窗，有画架）的图画教师，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在校园内），置备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课程表里的图画、音乐钟点虽然照当时规定，并不增多，然而课外图画、音乐学习的时间比任何功课都勤；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
硕果累累，私心大慰
这一所本不是艺术专科学校的学校之所以要被看成是“艺术专科学校”，这当然是由于李叔同的缘故了。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曾出版过《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其中在谈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曰：“其专修科的成绩殆视前两江师范专修科为高。主其事者为吾友美术专家李君叔同（哀）也。”如今回顾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六年的艺术教育实践，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成就值得人们记取，同时这四个方面的成就也是他对中国艺术教育的重大贡献。
首先，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做出了几项开创性的艺术教育业绩。主要表现在：
参与创办《白阳》杂志。1913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发行《白阳》杂志，其创刊号封面由李叔同设计，全部文字，也由他用毛笔书写石印。他把自己所作的《春游》三部合唱曲、《今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说》等等一并发表在刊物上。这种广泛介绍西洋艺术的做法，在当时国内艺术教育界是一个创举。《白阳》上有李叔同《白阳诞生词》，曰：“技进于道，文以立言。悟灵感物，含思倾妍。水流无影，华落如烟。掇拾群芳，商量一编。维癸丑之春，是为白阳诞生之年。”
创作并提倡现代木刻。李叔同应该是近代中国较早创作并倡导现代木刻的人。他的学生，艺术教育家吴梦非先生在他的《“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教育回忆片断》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证明：“我们的课外组织有‘漫画会’、‘乐石社’（研究金石雕刻）等，并出版《木板画集》，这是自画、自刻、自己印刷的作品，其中有李叔同、夏丏尊等的木刻。”结合中国美术史，吴梦非的回忆告诉人们，在李叔同作为艺术指导的艺术团体里就已有木刻创作了，并且还出版了《木板画集》。这就证明李叔同是近代中国较早的木刻艺术倡导者和作者之一。李叔同的这项具有“先锋性”的工作在以往经常被人们忽视。所谓“漫画会”、“乐石社”是李叔同发起并组织的艺术团体。“乐石社”是一个研究书法篆刻的艺术团体，主要成员有李叔同、经亨颐、夏丏尊、费龙丁、堵申甫等，此外还有一些学生。“乐石社”出版过作品集，大部分现存于日本的东京美术学校（由李叔同寄赠母校，为人们研究该社保留了珍贵的资料。我国民间亦有流传）。
第一部分
执教一师（2）
写作《西洋美术史》。同样在吴梦非的这篇文章里还披露了这样一条信息，即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还写过一本《西洋美术史》。吴梦非本人曾在老师出家后提出过出版的建议，未获同意，以致原稿散失。如此说来，李叔同至少是中国较早写《西洋美术史》的人。如果李叔同（当时的弘一法师）同意出版，或许又是中国第一部西洋美术史著了。
人体美术教学的提倡者和执行者。李叔同是中国最早提倡人体美术教学，并最早使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教师。（后详论）
其二，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期，创作了一批堪称中国学堂乐歌典范的校园艺术歌曲。
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期可谓是他的学堂乐歌创作的黄金时期。无论从创作数量和歌曲的艺术水平上看，李叔同这一时期的歌曲作品，皆是他歌曲创作中的精品（据《李叔同——弘一法师歌曲全集》统计，此期间创作的歌曲共29首）。在创作手法上，他擅长借景抒情；在配曲方面，他又喜欢采用欧美流行曲调，像《西湖》的作曲者就是苏格兰的亚历山大C麦肯齐（1849～1935）。
诚然，也有不少曲谱是李叔同本人创作的，如《春游》《留别》《早秋》等。但就李叔同而言，他显然对作歌词更感兴趣。他在这一时期的歌曲作品中，无疑要数《送别歌》影响最大，直到今天，其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还在无数中国人的嘴边吟唱，并被视为20世纪中国艺术歌曲的代表作之一。
李叔同作歌，讲求淡雅脱俗，追求意境，因而感动了大批青年学子。丰子恺在《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中就竭力把他的这位老师赞扬了一番：“西洋名曲所以传唱于全世界者，因为它们都有那样优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据我所知，中国能作曲又作歌的乐家，也只有先生一人。”读过中国近代音乐史的人大凡都知道，李叔同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启蒙者之一，他所创作的乐歌委实感动了整整一代人，润泽了大批青年的爱美之心，陶冶了人们崇高的情操。
其三，在浙一师时期，李叔同将人格教育与艺术教育紧密结合，体现了一个真正艺术教育家的风范。
学生们常说李叔同的教育是“父亲式的教育”。这样的说法虽是相对于夏丏尊先生“母亲式的教育”而言的，但其中所蕴涵的意义远非如此。
从表面上看，李叔同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始终体现着“温和”与“认真”的特性。比如丰子恺说：“对学生态度是和蔼可亲。从来不骂人。学生犯了过失，他当时不说，过后特地叫这学生到房间里，和颜悦色、低声下气地开导他。态度的谦虚与郑重，使学生非感动不可。”
才情加人品构成了李叔同的人格力量。他的才情自然使众多学生折服，许多学生也在他的教诲指导下成了一代英才。同样，他的人品与艺品更令他的学生们终身难忘，且从中受益匪浅。以丰子恺为例。应该说，李叔同在《白阳》杂志上发表的附有插图的
艺术理论文章（此为印刷体排印稿）
丰子恺在校期间得到了李叔同的悉心指教，并在绘画、音乐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李叔同并未忘记留给学生更重要的东西，即一颗艺术家的心灵。在李叔同看来，拥有一颗艺术家的心灵，是形成艺术人格力量的首要条件。在李叔同的案头，有一本明代刘宗周所著关于古来贤人嘉言懿行的《人谱》，并且还亲笔在封面上题写了“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他经常对丰子恺说一些书中有关做人与艺术的准则。他把其中“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思讲给丰子恺听，要求他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要做一个艺术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他认为一个文艺家若没有“器识”，无论技艺何等精通圆熟，亦不足道。所以他告诫丰子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为此，丰子恺这样领会：“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李叔同出家时，把《人谱》送给了丰子恺，而丰子恺则时时铭记恩师的教诲。此书后毁于抗战炮火。但丰子恺于逃难途中在成都的旧书摊上见到一册《人谱》，立即买下，一直保存在身边。因为受过李叔同教诲的丰子恺懂得：有艺术的心而没有技术的人，虽然未尝吟诗作画，但其人必有芬芳悱恻之怀，光明磊落之心，而为可敬可爱之人。若反之，有技术而没有艺术的心，则其人不啻一架无情的机械。李叔同对另一位高足刘质平的培养也是首重“器识”，后重“文艺”的。1915年秋，刘质平病休在家，心情苦闷。李叔同则用《论语》一类的古人修养格言来开导他；刘质平留学日本后，李叔同时时写信告诫他为人处事的准则，而当学生生活发生困难时，李叔同更是像父亲一样省吃俭用，及时接济。这就是李叔同的人格，简言之：李叔同的人格力量是崇高德性与非凡才情兼备——渗透着深广爱心、体现着博大胸怀的崇高德性与非凡才情的兼备。
其四，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优秀艺术家和艺术教育人才。
所谓桃李满天下，这是李叔同自己直言不讳的。为师者，解惑授业也！这方面他做到了，而且做得十分出色。他的魅力使学生心悦诚服。李叔同出家后在书信中说过：“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李叔同本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般是不会满足的。然而他却在培养艺术人才方面自感欣慰了，而且是“私心大慰”！可以想见，李叔同对自己的教育教学成绩是何等地满足。
第一部分
执教一师（3）
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今天无需进一步考证李叔同当年的学生中究竟有多少人成才。仅就艺术人才方面而论，我们列举出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潘天寿、李鸿梁、曹聚仁等几个人的名字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从历史角度看问题，如果一个人的作用能影响历史轨迹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可谓是“重量级”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了，李叔同就是这样的人物。比如，如果没有李叔同，肯定就没有后来的艺术大师丰子恺、潘天寿。没有丰子恺、潘天寿，中国的漫画史、国画史等就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从这层意义上看，李叔同为中国艺术、艺术教育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以上是对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期的艺术教育实践所作的初步回顾，所谈四个方面的内容均还有深化和探讨的空间和必要，有些方面还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引出更有意义的话题，此不一一详述。但关于李叔同首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创举，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阐述。
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开创者
与一二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刘海粟先生首开中国人体美术教学之先河的情况不同的是，如今有关中国谁最早使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问题已有公论，即开创者为李叔同。其地点就是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实刘海粟先生本人早就承认了这一点。1981年3月6日香港《新晚报》载有西维《杂文二题》，其中《大师》一题是作者写访刘海粟先生的，文中说：
我忽起心念一动：“大师年轻时该和苏曼殊认识的吧？”
“当然认识！”
“那么弘一大师李叔同呢？”
啊，提起这个民初的一代名士高僧，老画家眼中竟闪动起异样的光芒，微微激动地扭头向夫人说：“她知道李叔同呢！——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来，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识热情招待他住豪华的房子，他都拒绝了，情愿住在一间小小的关帝庙。我去看他：赤着脚穿双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心里难过得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