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采用人体进行美术教学，开中国人体美术教学之先河。后排右二站立者即为李叔同。
大师性格中极惹人争论的，是他“平生喜交政界权要”（引者按：此指刘海粟）；然而老人谈起故友当年扮“茶花女”如何漂亮、削发前如何风流倜傥，如何首用人体写生……那种孩子气的兴奋之情，又岂有一丝沾光炫耀之情？
“近代人中，我只拜服李叔同一人——苏曼殊只是聪明而已。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快人快语，壮哉，大师！
第一部分
执教一师（4）
由此可见，刘海粟先生本人不仅承认中国最早使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是李叔同，而他本人还对李叔同怀有一腔敬意。此外，刘海粟还在1925年10月10日《时事新报》的《人体模特儿》一文中说：“溯自民国四年（1915）3月，上海美专有西洋画科三年级生一班，依学程上之规定，有人体模特儿之实习……雇幼童充之……是为中国有人体模特儿之嚆矢。”此文写于1925年，当时他还不知道李叔同已在1914年使用了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故有“嚆矢”之说。但这里至少可以说明，刘海粟使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时间是在1915年。
刘海粟所在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人体写生课不过我们如今不敢确认李叔同当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否使用过女性人体模特进行过美术教学。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应该认为中国最早使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是李叔同，而首先使用女性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则是刘海粟了。
然而，李叔同首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时间究竟是那一年呢？目前有二说。一说是1913年，如《弘一大师全集七?佛学卷（七）、传记卷、序跋卷、文艺卷》附图第五幅的文字说明：“1913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授裸体写生时，与学生合影。”再如徐星平在《弘一大师》一书附图第十幅的文字说明：“1913年李叔同（右中立者）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人体写生课。”另一说是1914年，如秦启明编《弘一大师李叔同书信集》的附文《名士?艺术家?高僧——李叔同面面观》，文中说：“李叔同于1914年在浙一师开设此课，这是中国近代美术教学中的创举。”再如金梅著《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一书中的附图第八幅的文字说明：“1914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裸体写生时与学生合影”。我以往由于未对这个问题作深入的研究，所以在撰写有关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文章时，每每涉及此事，一般均在基本同意“1914年之说”的同时附上“1913年之说”。如今我就此事专门作了进一步的史料考证和采访，证明李叔同首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时间确是1914年而非1913年。我的证明材料仍是上文提到过的李叔同的学生吴梦非先生在1959年第三期《美术研究》上的《“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教育回忆片断》一文。文章说：“李叔同先生教我们绘画时，首先教我们写生。初用石膏模型及静物。1914年后改用人体写生。本文所附照片便是我们第一次用真人作模特儿练习写生的留影。我们这一班学生有二十多人，如周玲荪、金咨甫、朱酥典、李鸿梁、朱蔼孙等。”（吴文后附李叔同首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照片，并特别注明是1914年。此即如今常见的那幅以男人体背面为主体的照片）吴梦非是李叔同到浙一师任教后教的第一届学生，他所述“本文所附照片便是我们第一次用真人作模特儿练习写生的留影”当真实可靠。为了慎重，本人于2000年3月7日专门采访了吴梦非先生的女儿，中国电子琴学会副会长吴嘉平女士。吴女士查得其父生前手稿，手稿上明确指证此照片第二排左起第三人即是吴梦非本人；而我们如今在这张照片上也能辨别出后排右起第二人即是李叔同。这样，问题应该是清楚了。吴梦非先生是李叔同所教的第一届学生，是李叔同首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亲自参与者，而他发表文章时所附的照片上又有他本人，故可确定李叔同首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时间是1914年。此当不会再有疑问了。
第一部分
虎跑断食（1）
杭州自古就是一块佛土。许多历史上的名贤，诸如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等都在这块佛地与佛教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近代的苏曼殊也是如此，每当他在生活中遇到挫折，他都会到杭州来润泽一下自己的心灵。李叔同怎样呢？且看他自己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的表白：
杭州这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以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广化寺里面住了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是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作痘神祠的楼上。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得有意思呢！
夏丏尊生于1886年6月15日，浙江省上虞县（今上虞市）松厦乡人，小名钊，名铸，字勉旃，1912年改字丏尊。他的祖上一度经商，其父倒是一位秀才。夏丏尊有兄妹六人，他行三，是兄妹中惟一的读书人。夏丏尊15岁那年中秀才，16岁奉父命赴上海东吴大学的前身中西书院深造，半年后返乡，17岁入绍兴府学堂读书。1905年，19岁的夏丏尊负笈东瀛，入东京宏文学院，两年后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因未领到官费，遂于1907年辍学回国。回国后，任教于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
夏丏尊先生像夏丏尊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任日文翻译后不久，先后还任舍监、司训育，并兼授国文、日文。1912年，对于两级师范和夏丏尊本人来说都是历史性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注重“人格教育”，力主以“勤、慎、诚、恕”为校训，提倡“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经亨颐先生接替了校长之职，而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经亨颐为了加强学校的艺术教育，从上海请李叔同来校执教。李叔同的到来，无疑给夏丏尊的生活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活力。
有人说，夏与李原本在日本时就已经相识了。例如他俩的共同的同事姜丹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元年秋，李先生叔同亦来任教习。李与夏，故为留东学友，相交尤契。”然而姜氏所言并不确切。因为夏丏尊本人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明确讲过：“我和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字屡易，为世熟知者名曰息，字曰叔同）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
他俩相识虽不算很早，可一旦相遇，便意气相投、情同手足。对此，夏丏尊自己倍感荣幸，他承认：在这所学校里，李叔同“和我相交者近十年，他的一言一行，随时都给我以启诱”。他折服于李叔同的“神力”，以为“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于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还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缘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
夏丏尊虽是一位忧国忧民且具有一副古道热肠的人，但也正如他自己所以为的那样，在那个时候，他身上的少年名士气息已歼除殆尽，只想在教育上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因此，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他并不热衷于政治。他跟李叔同一样，并不愿参与社会政治活动。1912年，社会上一时盛传要进行普选。夏丏尊不愿当选，便改名“丏尊”，以代替读音相近的“勉旃”，有意让选举人在填写“丏”字时误写为“丐”而成废票。当然，此后并未真的实行普选，但他的性情则由此流露无遗。
李叔同比夏丏尊长六岁。但他俩气味相投，加上李叔同比之于夏丏尊多少显得豁然，而夏丏尊比之于李叔同又多少显得老成，所以，他俩几乎没有什么年龄上的隔阂。有一幅《小梅花屋图》上的题跋颇能说明他俩的性情和友情。当时李叔同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而夏丏尊则住在城里的弯井巷。夏丏尊在那里租了几间旧房子，由于窗前有一棵梅树，遂取名叫“小梅花屋”。“小梅花屋”里挂有李叔同的朋友陈师曾赠的《小梅花屋图》一幅，图上有李叔同所题《玉连环》词一首，词曰：
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
夏丏尊也有自己题写的一首《金缕曲》：
已倦吹箫矣。走江湖、饥来驱我，嗒伤吴市。租屋三间如铤小，安顿妻孥而已。笑落魄、萍踪如寄。竹屋纸窗清欲绝，有梅花、慰我荒凉意。自领略，枯寒味。此生但得三弓地。筑蜗居、梅花不种，也堪贫死。湖上青山青到眼，摇荡烟光眉际。只不是、家乡山水。百事输人华发改，快商量、别作收场计。何郁郁，久居此。
第一部分
虎跑断食（2）
夏丏尊就是这样一位多愁善感之人。他也曾想超脱一点，尝刻一印曰“无闷居士”。他此时才二十几岁，本不该有多少愁闷，而欲自勉“无闷”，多少说明他的心中早已是闷闷矣（他还有一个号曰“闷庵”）。李叔同倒是觉得他的这种性格颇为可爱。夏丏尊本不是诗人，而李叔同则把他誉为诗人，这里也多少是指他的气质人品了。
旧时西湖湖心亭1913年的一天，李叔同和夏丏尊雇了一只小船到西湖中的湖心亭里去喝茶。这是他俩寻求清静的一种法门。这天他俩要躲避的是来学校演讲的一位所谓的社会名流。喝茶时夏丏尊对李叔同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
诚然，对于夏丏尊来讲，他的这种话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像他这样一个对待校务和学生什么都要愁一愁、忧一忧的人，哪能做得如此洒脱呢？
在学校里，负责管理学生宿舍的舍监一职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谁都不愿意承担。而夏丏尊会自告奋勇提出兼任。一段时期，学校缺乏国文教师，又是他主动要求担当。有一次，一个学生在宿舍里丢了一些财物，大家猜想可能是某一个同学偷的，可又没有证据。身为舍监的夏丏尊自感责任在身，为此愧闷不已。他向李叔同求教，问他处理此事有什么好的办法。岂料，李叔同的好办法竟是要他自杀：“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夏丏尊当然是不能按李叔同说的去做的，于是就向他笑谢，而李叔同自然也不会去责备他。夏丏尊知道，这样做在一般人眼里无疑太过偏激，可李叔同提出来则是真心的流露，全无虚伪之意。跟李叔同比起来，夏丏尊深感自己的感化力不足。因为在他看起来，自从李叔同来校教图画、音乐以后，这两门原先并不被学生看好的课一下子成了学校里的热门课程，几乎把全校的学生都吸引了过去。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
无意的诱因
李叔同对出家人的生活感兴趣，可他身为教师，虽然内心与西湖的空山灵雨颇能契合，但几年来，他倒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在实际的教学之中，生活也就相对的稳定。然而，这种相对的稳定终于还是在1916年夏日的一天给动摇了，其客观原因，当与夏丏尊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叔同的断食地点杭州虎跑定慧寺山门
这一天，夏丏尊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断食的修养方法》的文章。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杰出人物，如释迦、耶稣等都曾实行断食修炼。还说断食可以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又列出了实行断食过程中的种种注意事项和方法，继而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
夏丏尊读了日本杂志上的断食文章后，觉得很有趣，一时兴奋，就把它介绍给李叔同。李叔同不看倒也罢了，可这一看，就被迷住了。在此后两人的闲谈中，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像这样的话，在夏丏尊看来不过是说说罢了，作为一种戏言，随之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可李叔同不然。他是一个凡事都认真的人，虽然无意去做释迦、耶稣那样的圣人，但既然这篇文章中说断食有许多好处，为何不去试试呢？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是这样表白的：“我于日本杂志中，看到有说关于断食的方法的，谓断食可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
李叔同下了决心。但在学校，他没有声张，只是私下里为此作着准备，就连夏丏尊，他也没有告诉。
虎跑断食
李叔同实行断食的地点是在杭州的虎跑。虎跑有大慈定慧禅寺，俗称虎跑寺。该寺由唐开成二年（837年）僧钦山建，名资庆。大中八年（854年），改大慈。当时僧寰中居此，得泉，寺名始著。咸通三年（862年），寰中入寂，建塔曰“定慧之塔”，僖宗御制塔赞，并以塔名配寺，曰“大慈定慧寺”。定慧寺在此后的岁月里，曾屡毁屡建。
李叔同在虎跑的断食实行得很顺利。他的原意只是来试试断食后的感觉，并无其他更多的期望。可他这回亲临寺院，对僧人的生活更加亲近起来。他经常看见有一位出家人从他的窗前轻轻地走过，每至此时，他都会羡慕其与世无争的超凡气象。有时他会向僧人借来佛经看，企图在经书中探觅另一种人生。
第一部分
虎跑断食（3）
李叔同在断食期间有《断食日志》，日志非常详细地记录下了他在断食期间的生活细节。李叔同出家前将《断食日志》交给同事堵申甫保存。1947年，陈鹤卿居士将其誊清并发表于《觉有情》杂志第7卷第11、12期。发表时陈鹤卿有一按语：“此为弘一大师于出家前两年在杭州大慈山虎跑寺试验断食时所记之经过。自入山至出山，首尾共二十天。对于起居身心，详载靡遗。据大师年谱所载，时为民国五年，大师三十七岁。原稿曾由大师交堵申甫居士保存。文多断续，字迹模糊，其封面盖有李息翁章，并有日文数字。兹特向堵居士借誊，并与其详加校对，冀为刊播流通，藉供众览。想亦为景仰大师者所喜阅，且得为后来预备断食者参考也。后学陈鹤卿谨识。”
该日志所记的几处时间值得一录：
“丙辰嘉平翌日始。断食后，易名欣，字叔同，黄昏老人，李息。十一月廿二日，决定断食。祷诸大神之前，神诏断食，故决定之。”
“卅日晨，命闻玉携蚊帐、米、纸、糊，用具到虎跑。……午后四时半入山……因明日始即预备断食，强止之。”
“十二月一日，晴，微风，五十度。断食前期第一日。”
“十八日，阴，微雨，四十九度。断食后期最后一日。”
日记最后写道：“十九日，阴，微雨，四时半起床。午后一时出山归校。”
这样，便可得出李叔同断食的全部经过，即：
1916年农历十一月廿二日（1916年12月16日）李叔同决定断食；农历十一月卅日（1916年12月24日）入虎跑；丙辰嘉平一日（1916年12月25日）起断食；丙辰嘉平十八日（1917年1月11日）为断食最后一天；丙辰嘉平十九日（1917年1月12日）李叔同返校。故他的断食时间，准确地说是1916年12月25日至1917年1月11日，前后共18天。如果加上他入山和返校的两天，共20天。
按照李叔同的惯例，他一般是在每周周末回上海一趟，跟居留在上海海伦路家中的日籍夫人团聚，然后于星期日下午返杭州。他宁可自己辛苦奔波，却从来不无故请假。在夏丏尊看来，李叔同每个星期六都是要回上海的，那么年假时也必定如此了。所以这回夏丏尊以为一切如常，学校的公历年假一放，就自管回上虞老家。可假满返校时，一贯准时归来的李叔同却没有人影。一天、两天、十天，直到两个星期后才发现李叔同一副清癯消瘦的模样回来了。直到这时，夏丏尊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仁兄是背着自己独自到虎跑去实行断食了。他为此惊异地问：“为什么不告诉我？”
李叔同的回答是：“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
夏丏尊听了此言，除了苦笑之外，竟也答不出一句话来。他后悔早先介绍李叔同读那篇文章，有了这一回，还不知将来再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李叔同断食后留影对于这次断食，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是这样评价的：“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他却十分地欢喜呢！因此就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时常拿佛经来给我看。……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喜欢且羡慕起来了。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吃的菜蔬，更喜欢吃。……这一次我到虎跑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李叔同在断食期间，经常写书法。自以为笔力非但未减，反而更顺畅了。心境要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他自己说过：断食以后，“心地非常清，感觉非常灵，能听人所不能听，悟人所不能悟”。断食结束后，李叔同拍了一张照片，侍者闻玉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丙辰新嘉平十九日，侍子闻玉敬题。”李叔同自称断食十七日（应该是虚指），他写过一幅“灵化”，题记是：“丙辰新嘉平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书此奉酥典仁弟，以为纪念。欣欣道人李欣叔同。”
第一部分
西湖出家（1）
李叔同于1918年正月十五日这天皈依了佛教，并为正式出家积极作着准备。他的生活，正如他的学生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所说“日渐收敛起来”了。他的同事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痛悔自己当初的作为：
李叔同出家前与弟子刘质平（左）、丰子恺（右）合影留念在这七年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了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星期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经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看到李叔同如此“世味日淡”的模样，有一次夏丏尊急了，不经意就脱口说了一句愤激之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李叔同听了此言并未介意，却是笑颜相对。夏丏尊哪里知道，他早有这个打算了。
出家经过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告别了任教六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式出家为僧。
李叔同决意出家后，遂将平日所用物品和书籍作品等分赠友人、学生。出家前的一个晚上，李叔同写了《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石碑碑文，碑文末有“大慈演音书”的落款（李叔同皈依后释名演音）。此事须追溯到1917年春。当时姜丹书之母患胃癌逝世。姜丹书即请李叔同为其母书写墓志铭。李叔同虽在口头上答应了，但却迟迟没有动笔。一直到一年多后，李叔同在出家前的一天晚上，方才恭敬地点燃一支红烛，写下了他在俗时的最后一件书法作品。写完后，他当即将毛笔折成两截。翌晨，李叔同即出家为僧，姜丹书闻讯赶到李叔同房中时，早已是人去楼空，惟见残烛一支，断笔两截，再有的就是端放在书桌上的《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李叔同如此举动，加上“大慈演音书”的落款，这幅墓志铭恰到好处地说明是李叔同在俗时的绝笔。
李叔同出家前夜所书之《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这篇墓志铭后来被姜丹书托人模勒在石上，制成了宽67公分，高63公分，厚12公分的石碑，碑中实计549字。其书法乳魏碑，气度雄深雅健，实可谓达到了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境界，可谓直取魏室的上乘之作。
对于李叔同出家的缘由，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在为大雄书局1943年出版的《弘一大师永怀录》所写的“传一”中姜丹书写到了他与李叔同的一段对话：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姜丹书听了李叔同这般答语，便也无辞。他觉得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厌世，更非欺世，实在是由于参透了人生，飘然出世，正所谓返璞归真。
姜丹书是李叔同的老友，同校共事多年，又同居一楼，故他对李叔同在俗时的许多生活细节了如指掌。他还写过一篇《追忆大师》，文中为读者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轶事，为人们了解李叔同的全貌很有帮助，这里节录一段：
上人少时，甚喜猫，故畜之颇多。在东京留学时，曾发一家电，问猫安否。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虽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颚亦留一撮黄胡子，及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及既出家，当须发剃光而成沙门相矣。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堂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
第一部分
西湖出家（2）
姜丹书小李叔同五岁，无论是在人品上还是在学问上他都对李叔同非常敬重。他俩为多年之同事，且敬礼叔同，交谊在师友之间。
姜丹书原籍江苏溧阳，1885年生，曾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就读图画手工科，毕业后即赴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他与李叔同是当时校内仅有的两名专任艺术教师。1962年6月8日，姜丹书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享年78岁。
在李叔同出家之前，并没有忘记把出家的决定通知自己在留学日本时的母校——东京美术学校。《东京美术学校校友会月报》第17卷第1号（1918年7月7日）刊载了一封李叔同寄自杭州的信：
拜启：
仲夏绿荫，惟校友诸君动静安豫为颂。不慧近有所感，定于七月一日入杭州大慈山定慧寺（俗称虎跑寺）为沙弥。寺为临济宗，但不慧所修者净土。以末法众生障重，非专一念佛，恐难有成就也。寺在深山之中，邮便不通。今系通信处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内李增荣方。
草草。
六月廿五日李岸法名演音号弘一
校友会诸君博鉴
此信用中文书写，只是在整体上表现出日本书信的格式。如果没有新的发现，这应该是李叔同给日本母校的最后一封信了。写此信时，李叔同预计自己将在农历七月一日出家，而最终决定出家的时间则是农历七月十三日。
别妻疑案
在李叔同初出家时，有一段公案至今还困扰着研究者，即李叔同出家后与日妻告别之问题。
杨白民（坐者）与家人合影黄炎培是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时的同学。有感于徐半梅于1957年1月7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李叔同先生的一个特点》一文，黄炎培也于当年的3月7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的文章。黄炎培的这篇文章引来了一个争议。文章说：“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经过了几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我当时的夫人王糺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浆一浆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从情理上讲，黄炎培先生的这段叙述也是可信的，因为当事人中就有黄炎培当时的夫人王糺思女士。然而，这一段史记却被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否定了，认为此事不确。这就令人想起了李叔同的另一位日本夫人。黄炎培所说会不会指的是日本夫人呢？如果是的话，则又涉及到弘一大师另一位好友杨白民了。
李叔同出家以后，曾托友人将其日妻送回日本。其日妻不能接受，并找到李叔同在上海的老朋友杨白民。她向杨白民表示：日本的和尚是允许有妻室的，为什么李叔同要送她回日本呢？杨白民只好以中国佛教界的情况向她解释。最后她提出，要到杭州去见一见李叔同，并请求杨白民立即带她到杭州去。
杨白民无奈，只好带着李叔同的日妻来到杭州，安顿下来后，他只身先到虎跑寺去通报。李叔同见日妻已经来了，也就不好回避，于是同意会面。会面的地点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某家旅馆里。杨白民自管去散步，留下了这一对平日相爱的夫妻。交谈过程中，李叔同送给日妻一块手表，以此作为离别的纪念，并安慰说：
“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会面结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叶轻舟，离岸而去，连头也没有再回顾一下。日妻见丈夫决心坚定，知道再无挽回的可能，便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此后她就回日本去了，从此再无任何消息。
以上这段往事的述说者恰是杨白民之女杨雪玖。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在《我所了解的弘一法师》一文中转述了这则故事。黄炎培是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而杨白民则又是李叔同的挚友。源于他们二人的故事想必应该是有可信性的。对于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没有更充分确凿的证据发现之前，最好不要轻易否定，当然，存疑是可以的。
第一部分
西湖出家（3）
杨白民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上是有建树的人物。1902年，他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尤其对日本的女子教育感触颇深。次年，他回到上海，开始筹划自办女子教育的方案，并在自己的家里辟出一地充作学校，自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后来颇有小名气的城东女学。李叔同刚从天津迁到上海居住的时候就结识了杨白民。李叔同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杨白民也曾利用再度赴日考察的机会与他相聚过，交谈中似乎很有一点将来一起共事的设想。此后，他俩的交往逐渐增多。杨白民在自己的学校里办有游艺会，有时还出版游艺会的会报等资料。他经常把这些材料寄给远在日本的李叔同，而李叔同也将自己的作品寄给城东女学的游艺会，参加艺术作品展览。1911年，李叔同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回国。他回国后不久就应杨白民之请，一边在《太平洋报》作编辑，一边就在城东女学任教国文。而在此前夕，李叔同就已为城东女学的校刊设计了封面，并把自己的一篇谈艺术的文章寄交杨白民，并在校刊上刊登。
李叔同也在《太平洋报》上经常报道城东女学的消息，短短四个多月，就发表了有关城东女学的消息22篇。李叔同到杭州任教后，仍经常与杨白民有书信往来，杨白民也曾来到杭州看望过李叔同。他俩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可知李叔同出家后，其日妻找到杨白民，并要求一起到杭州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事诚可敬，行不可法”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当时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的内心也是十分矛盾的。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1900年，他因参与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光绪帝，被通缉避居澳门。1903年，他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物理科。1925年后，他投身国民革命，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代理中山大学校长、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等职。他的一生很有特点，即早期参与政治，留日归国至1925年这段时间投身教育；然后又参与政务，晚年再回复教育。
李叔同是经亨颐从上海请来的。李叔同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俩彼此之间关系亦十分密切。后来，经亨颐去上虞任春晖中学校长，1928年他又与夏丏尊、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募款在白马湖畔筑一精舍供弘一大师李叔同常住。从他撰写的《华严集联三百跋》里可以看出，经亨颐对弘一大师确是很尊敬的。他是这么写的：
……余曩任浙江师范于民国元年，聘上人掌音乐图画，教有特契。艺术之交，亦性理之交也……迨七年秋，毅然入山剃度，身外物尽俾各友，余亦得画一帧，永为纪念……
然而，这只是经亨颐作为弘一大师朋友的一面。李叔同出家时，他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校之长。教师中出现李叔同皈依、出家之事，他不能不在学校里有所表示。好在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浙江图书馆藏稿本《经亨颐日记》，而日记起迄时间又恰好是在李叔同出家前后，其中所记有关李叔同的部分，值得作一介绍。
1917年2月4日记：
晴而有云，太阳时现，又甚寒。上午赴校，与李叔同论画。近得萧俊贤写梅花一帧，余谓天资尚不及朽道人。但时人之举，如萧君已列上乘，此外，如吴待秋亦尚可……
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经亨颐与李叔同相处十分融洽和谐，但还体味不出李叔同的出世思想。其实此时的李叔同已经常去杭州虎跑寺习静了。日记中所讲的“朽道人”即李叔同的好朋友，著名画家陈师曾。
1918年4月7日记：
阴，晴。八时，李叔同偕上海城东女学校长杨君来谈，携有学生书画成绩，索余题署，稍坐即去……
这里提到的“杨君”即杨白民先生。他是李叔同的上海好友。李叔同出家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把他自己留在上海的日籍妻子托给杨白民照顾的。此时李叔同即将出家。杨白民此时来杭州，除了经亨颐日记中所透露的信息外，恐怕总也与李叔同的信佛、出家有关系。
1918年6月30日记：
……下午五时又至校，校友会为毕业生开送别会，余述开会辞，隐寓李叔同入山，断绝之送别，非人生观之本义……
第一部分
西湖出家（4）
1918年7月8日记：
……晚间与金甥稚（此次毕业后寓余处已数日）谈李叔同入山事……
这两则日记写于李叔同离校出家前夕，日记所述内容正是李叔同决意出家披剃后校园中的气氛写照。而在7月10日的日记中，经亨颐记录了他自己对此事的态度：
晴。九时赴校行终业式。反省此一年间，校务无所起色。细察学生心理，尚无自律精神，宜稍加干涉。示范训谕之功，固不易见，以空洞人格之尊，转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说，流毒亦非无因。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
看得出来，李叔同的信佛、出家，在学校里是引起很大反响的，以致使经亨颐也为“漫倡佛说”而决心“嗣后宜禁绝此风”了。据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秋季新生沈本千先生回忆说，他当时在学校时经亨颐校长也在全校大会上训话，并以“李先生事诚可敬，行不可法”为辞来告诫学生。沈本千入校时李叔同已经出家，可见经亨颐这个决心是很大的，以致他不断地在告诫学生。平心而论，作为一校之长，经亨颐的态度无疑是可以理解的。所谓“可敬而不可学”，这本身也表明了他自己对李叔同出家的同情。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7月11日是学校放暑假的的第一天，经亨颐在记完这一天的日记后便没有续记下去，直到10月17日他才重新开始写日记。人们现在对李叔同出家时学校里的情况不得而知，若经亨颐当时在学校里，并继续写日记的话，那就一定能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宝贵史料了。比如，现在人们对李叔同出家当天是谁送行的有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来自两种不同的资料。一是啸月在《弘一大师永怀录?传三》中所说，李叔同离校那天谢绝了其他人的送行，只带着替他挑行李的校工闻玉同往；二是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说当时是由他和叶天底、李增庸三个学生送行的。
人格圆满说
至于李叔同的出家原因，这是许多人都想了解的。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研究界也有过一些不同的观点。其实，就李叔同的出家而言，不仅仅现今是人们探讨的问题，就是在当时也是社会上议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李叔同本人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讲述了他出家的客观经过，可谓十分详尽。但他并没有道明其在主观上的原因。这就引得众人诸说频出，可谓竭尽钻研之能事。我个人认为，除非发现李叔同本人的“供词”，否则其“研究”结果不是徒劳的，就是不完整的。反之，若不对李叔同的出家作出较为可信的解释，就像对待历史上许多高僧一样——人们并未要求一定要回答他们是为何出家的——这似乎也不行。因为李叔同毕竟是李叔同，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今人有对他出家作出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的要求。就我的本意而言，李叔同是一个个体，
沈本千作《弘一大师云游图》他出家的真正原因也只有他这个“个体”才最清楚。我们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对一个时代中出现的某种社会思潮作出解释，可以就近代中国历史上某一类知识分子的信仰作出历史的诠释。但这都是针对某一种思潮、某一个群体而言的，并不能完全适合某一个个体，更况且人除了社会性外，还有其自然性。所以，我们只要弄清楚他出家的客观经过就可以了。但我若果真如此处理问题，读者或许不会同意。这样说来，我只能就自己的一种倾向性的认识作一阐述，并与读者商讨。
我倾向于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也可以叫作“人格圆满说”。1948年11月28日，丰子恺为厦门佛学会作过一次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丰子恺说：“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为何这样说呢？丰子恺接着发表了他的见解：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这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
第一部分
西湖出家（5）
丰子恺认为：“……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亲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按照丰子恺的认识，李叔同的出家，完全出于“脚力大”者对人生追求的自然渐进，是一种人格的完满和升华。丰子恺还认为：“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
之所以说丰子恺的论断是比较符合李叔同性格发展的趋势，这倒不是将丰子恺的观点视为评判艺术与宗教的真理，而是说以这样的观点来审视弘一大师这个个体较为贴近实际。以下分几个层面展开分析：
首先，李叔同是一位注重人格感化的教育家。他强调“文艺应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见丰子恺《先器识而后文艺》），用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中的话说：“因为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们的感情，折服了我们的心。他从来不骂人，从来不责备人，态度谦恭，同出家后完全一样；然而个个学生真心地怕他，真心地学习他，真心地崇拜他。”丰子恺又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说：“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育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出家后的李叔同仍是如此。他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中说：“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是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