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李叔同是一个万事皆认真的人。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一文中引述夏丏尊对弘一的评价是“做一样，像一样”。丰子恺进而解释说：“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缘故。”李叔同出家刻苦研究佛学自然是事实，但只要联系到他当初在抵制洋货运动中连宽紧带都不用的认真态度，继而联想到欧阳予倩迟到五分钟而不得一见的事，那么人们就不会奇怪当李叔同在夏丏尊那里看到介绍断食的文章后一步一步按照要求去实行的执着精神，就不会奇怪他在杭州虎跑寺里见到出家人的生活后内心充满兴趣而又一步一步研究佛教直至出家的行为轨迹。这原本就是他性格的必然发展趋势。
李叔同曾将自己的出家行为视为生死大事。这生死大事是什么？那就是李叔同在物质、精神生活都满足了之后，要去探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正是有了如此弘志，他才把财产、子孙、名利等视为身外之物，把学术文艺也看成暂时的美景，甚至以为自己的身体也是虚幻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探究人生根本的问题，李叔同没有理由去过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完全可以依仗自己的名声，借机自树一帜，可在佛门中谋求一个显赫的地位。然而李叔同没有，他既不曾高树法幢，广收徒众，示现大法师的威仪，也不曾发起什么佛教团体；既无佛门中之职衔，也没有党政要人、闻人大亨做他的徒弟、护法。他是那样淡泊，孤云野鹤，一心念佛。
所以，我们与其说李叔同的出家是诸种客观原因造成的，还不如说他的出家是主观性格促就的。这样说并不等于完全无视李叔同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态度。在那种民族屈辱、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面前，有些人遁入空门可能是一种人生幻灭、悲观厌世的表现。但对有些人来讲，比如李叔同，他并不认为人生是无意义无价值的，相反，在喧嚣的尘世之外，仍有积极的追求所在。从这层意义上讲，李叔同从没有把佛门看作人生幻灭的标志，他的行为仍是一种超越世俗价值观的悲壮的追求人生价值的表现。他向往佛教世界的深广宏大，他在那里面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归宿。事实或许就是如此，一切善意、恶意的在客观因素上猜测都是徒劳的。
第二部分
慈溪之行（1）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弘一大师曾多次往来于浙江慈溪的金仙寺、五磊寺和伏龙寺之间。在这期间，他创作歌曲、书写佛经、讲律说法的经历一直为人们乐于谈论，然而，有关弘一大师的此段历史尚须作实证性研究考辨，以有益于对弘一大师生平的准确把握。
慈溪金仙寺金仙寺、五磊寺和伏龙寺
金仙寺位于浙江省慈溪市鸣鹤场镇，依峙山，临白湖。该寺始建于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初名精进庵。宋治平二年（1065年）赐额金仙寺。
五磊寺位于慈溪市五磊山。这里溪谷幽深，翠盖连绵，风光十分优美。五磊山主峰（史称望海峰）海拔424米。据清雍正《慈溪县志》：“五磊寺，吴赤乌间有梵僧那罗延结庐修静，唐文德间僧令建，名灵山禅院。”这说明，五磊寺始创于三国时代。宋大中祥符初年（1008年），敕赐寺额“五磊普济院”。明永乐年间，册定全国寺院名称，五磊普济院改名为五磊禅寺。五磊寺有讲经之传统，故又称五磊讲寺。清顺治二年（1645年），姚宗文、冯元飚、沈宸荃等应寺僧如胤、性常及鸣鹤乡绅檀越之请，出面请天童寺住持、临济宗第三十一世道忞禅师任五磊寺住持。顺治三年（1646年），道忞禅师率徒达变、拙岩到寺，僧尼善信，闻名云集。每逢讲经弘法，聆者辄千众。五磊寺虽也和其他古老寺院一样，在历史上屡有兴废，但到了民国时代，该寺也还称得上是浙东名刹。
慈溪金仙寺远眺
伏龙寺位于慈溪市东之伏龙山。伏龙山原属镇海，今属慈溪，是一座在海边上单独突起的小山丘。伏龙寺创建于唐咸通三年（862年），寺背山面海，风光颇佳。寺曾毁，目前已在复建之中，其中大雄宝殿已竣工。
首到金仙寺
弘一大师在慈溪，最先到的是金仙寺，时间当为1930年秋。金仙寺主亦幻曾有《弘一大师在白湖》一文载于1943年大雄书局出版的《弘
金仙寺前的白湖 一大师永怀录》上。文章一开头就说：“弘一大师在白湖前后住过四次……大概第一次是在十九年的孟秋。以后的来去，亦多在春秋佳节。”弘一大师这次是从白马湖到金仙寺的，但早先他在温州的时候就已有心来此。亦幻法师文中有记曰：“他因为在永嘉得到我在十八年冬主持慈溪金仙寺的消息，他以为我管领白湖风月了，堪为他的烟雨同伴，叫芝峰法师写一封信通知我到白湖同住。”果然，这回在金仙寺，弘一大师与亦幻法师的住所相邻。亦幻法师回忆说：“我那时真有些孩子气，好偷偷地在他的门外听他用天津方言发出诵经的音声，字义分明，铿镪有韵节，能够摇撼我的性灵，觉得这样听比自己亲去念诵还有启示的力量，我每站上半天无疲容。”亦幻法师是一个寺主，却偷偷地躲在一位客人的门外聆听其诵经的声音——这是一个何等的场景！也许，这就是弘一大师的魅力了。
其实弘一大师自己是十分谦虚的。这一年的农历十月十五日（1930年12月4日），天台静权法师来寺宣讲《地藏经》和《弥陀要解》。弘一大师未缺一课，而且还在静权法师演绎到孝思在中国伦理学上之重要的时候，弘一居然当着众人之面哽咽泣涕如雨，令全体听众愕然惊惧，就连静权法师也不敢再继续往下讲。据亦幻法师介绍，他后来知道这是弘一大师追思母爱的一种天性流露。弘一大师山色组图之一
静权法师本次讲经一直到农历十一月廿日（1931年1月8日）结束。此后，弘一大师便也离开金仙寺。农历十一月廿六日（1931年1月14日），弘一大师给性愿法师写过一封信，信上说道：“在金仙寺听经月余，近已圆满。拟于明日往温州度岁……”这一年弘一大师在金仙寺也讲律。所讲内容是三皈与五戒。课本是他自著的《五戒相经笺要》，讲座就设在丈室里。当时正在寺中讲经的静权法师曾恳切地要求参加听讲，却被弘一大师婉言谢绝了。谢绝的原因同样是弘一大师的自谦。
编创《清凉歌集》
1931年初夏，弘一大师第二次来到金仙寺。不久，他就去了五磊寺。农历九月，他又一次到了金仙寺。这段时间，他做了一件对他来讲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即编创《清凉歌集》。
早在1929年的时候，夏丏尊和刘质平曾在白马湖叹息当今作歌者难得，一任靡靡之音的俗曲流行，长此下去，一代青少年学子将振作不起精神了。他们以为弘一大师出家太早，要是再晚几年，还可以多作一些学堂乐歌。弘一大师明白他俩的意图，出乎意料地表示愿意再为青年学生作歌。夏丏尊和刘质平欣喜万分，遂请求他尽早作歌。这次在金仙寺，弘一大师果然写成了“清凉歌”五首，这便是：《清凉》《山色》《花香》《世梦》和《观心》。
第二部分
慈溪之行（2）
弘一大师手书之《山色》歌弘一大师将五首“清凉歌”写成之后，感到歌词文义略显深奥，非一般青年学生所能解。于是他决定请芝峰法师代撰歌词的注释，书曰：
芝峰法师慈鉴：
音因刘质平居士谆谆劝请，为撰《清凉歌集》第一辑。歌词五首，附录奉上，乞教正。歌词文义深奥，非常人所能了解。须撰浅显之注释，详解其义。音多病，精神衰颓，万难执笔构思；且白话文字，亦非音之所长。拟奉恳座下慈悯，为音代撰歌词注释，至用感祷……
弘一大师又在信中详细述说了作歌词的意图和注释的要求：“此歌为初中二以上乃至专科学生所用。彼等罕有素信佛法者，乞准此程度，用白话文撰极浅显之注释，并令此等学生阅之，可以一目了然。注释中有不得已而用佛学专门名词者，亦乞再以小注解之。注释之法，以拙意悬拟，每首拟先释题目，后释歌词。释题目中，先述题目之大意，后释题目之字义。释歌词中，先述全首歌词之大意，次略为分科，后乃解歌词之字义也。”
不久，芝峰法师的回信表示乐意代撰释文。于是，弘一大师把歌词又交与刘质平及其弟子分别作曲。刘质平等人在作曲时也十分认真，反复推敲，每有设想，也都要征得大师的意见后才决定。
弘一大师手书之《世梦》歌
刘质平等为歌曲推敲、试奏之时，弘一大师也主动关心谱曲的进度，不断去信询问。此后在出版上又遇到了资金问题，弘一大师又写信提示道：“开明、世界（现蔡丏因任编辑事）及佛学书局，皆可印行，不需助印费。仁者仅任编订校对之事，即可成就也。”经过几番周折，《清凉歌集》终于在1936年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弘一大师又一次到金仙寺是在1932年春。这次他是要发心教人学习南山律。此事因缘，当联系到弘一大师与五磊寺的关系。
1930年秋，弘一大师首次到金仙寺的时候，五磊寺主就因了他的名望想在寺中创办南山律学院。农历十月十二日（12月1日），弘一大师给蔡冠洛的信中说道：“五磊寺主等发起南山律学院，余已允任课三年。（每年七个月，旧历二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余时他往。）明春始业。经费等皆已就绪。自今以后预备功课，甚为忙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之《弘一大师全集八?杂著卷、书信卷》将此信注释为“1931年10月12日，慈溪五磊寺”（此指农历）。其实此信应该写于1930年农历十月十二日才对。因为后来弘一大师赴五磊寺任课，因故与五磊寺主不欢而散。后五磊寺主又因故请弘一大师复还五磊寺，弘一大师遂与之于1931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12月27日）订下契约。弘一大师在此信中说得很清楚：“明春始业。”如果此信写于1931年，那么“明春始业”当是1932年春始业，后来的变故亦应是此后的事，而签订契约必不会是1931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了。故此信应写于1930年，写信地点应在金仙寺。因为此时他还在听静权法师讲经。根据前述弘一大师于1930年农历十一月廿六日致性愿法师信，静权法师讲经“近已圆满”，他决定于农历十一月廿七日往温州。而弘一大师致蔡冠洛信中称“半月之后”往温州，当是他在写信之时的预计。目前在一些有关弘一大师的书中，一般未说明弘一大师于此年到过五磊寺，如果以上对弘一大师致蔡冠洛书信的时间鉴定成立，那么他也有可能在这一年就已到过五磊寺，或在金仙寺与五磊寺方面谈妥了讲律事宜。
1931年初夏，弘一大师到了五磊寺。他这一次来，自然是为了办南山律学院。然而，他的这次尝试没有能够成功。关于此事，目前文献记载说法不一。亦幻法师在《弘一大师在白湖》中说：“在‘九一八’那年的秋天，弘师想在距离白湖十五里路的五磊寺创办南山律学院，我应主持桂芳和尚之约，同赴上海寻找安心头陀，到一品香找朱子桥将军筹募开办费，当得一千元由桂芳和尚携甬。因为这大和尚识见浅，容易利令智昏，树不起坚决的教育信念，使弘师订立章程殊多棘手……故等我回白湖，事情莫名其妙地老早失败了，弘一法师亦已乔迁宁波佛教孤儿院。”可以肯定，弘一大师这次离开五磊寺是与寺方在如何办学方面意见不合，遂飘然离去。
弘一大师对于此事显然十分气愤，他说：“我从出家以来，对于佛教向来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这回使我能有弘律的因缘，心头委实很欢喜的。不料第一次便受了这样的打击。一月未睡，精神上受了很大的不安，看经念佛，都是不能。照这情形看来，恐非静养一二年不可。”他又在给胡宅梵的信中说：“余近二月来，因律学院事牵制逼迫，神经已十分错乱不宁。披阅书籍，往往不能了解其义（昔已解者，今亦不解），几同废人。现拟静养治疗，未知能复元否。”
第二部分
慈溪之行（3）
但是困难并不能使他后退，他又说了：“虽然，从今以后，我的一切都可以放下，而对于讲律之事，当复益精进，尽形寿不退。”
确实，他在五磊寺讲律未成，但仍撰了《南山律苑杂录?征办学律义》八则，对近代传戒不如法的情况，以问答体裁，辨明传戒本义。大师的撰述，由以下两则可见诸一斑：
问：“百丈清规，颇与戒律相似，今学律者，亦宜参阅否？”
答：“百丈于唐时编纂此书，其后屡经他人增删，至元代改变尤多，本来面目，殆不可见。故莲池、蕅益诸大师之说，今未及检录，唯录蕅益大师之说如下文云：‘正法灭坏，全由律学不明。百丈清规久失原作本意，并是元朝流俗僧官住持，杜撰增饰，文理不通。今人有奉行者，皆因未谙律学故也。’”
问：“今世传戒，皆聚集数百人，并以一月为期，是佛制否？”
答：“佛世，凡受戒者，由剃法和尚为请九僧，即可授之，是一人别受也。唐代虽有多人共受戒者，亦止一二十人耳。至于近代，唯欲热闹门庭，遂乃聚集多众。故蕅益大师尝斥之云：‘随时皆可入道，何须腊八及四月八？难缘方许三人，岂容多众至百千众也。’至于受戒之时，不足半月即可受了，何须多日。且近代一月聚集多众者，只亦令受戒者，助作水陆经忏及其他佛事等，终日忙迫，罕有余暇。受戒不须多日，所最要者，和尚于受前受后应负教导之责任……。”
弘一大师在写了“清凉歌”后曾接到厦门广洽法师的来信，邀请他到闽南去。这时候大师也念及在闽的诸位法侣，就决定由上海乘海轮南下。但在上海的时候，弘一大师的朋友们都觉得目前时局不定，日本人的动作，大小都是有可能的，于是再三劝阻，建议静观一些时日。弘一大师赴闽不成，来到宁波白衣寺。这时，五磊寺主又找上门来。岫庐在《南山律学院昙花一现记》中说：“栖莲和尚见事情弄糟，情急智生，又往宁波白衣寺恳求法师。果然……欲到厦门去过冬的法师，在上海住了一星期，又只身回五磊寺来了。他大概是想到：既不能从心办学，不免对不起良心和素志，徒然拘束，不如走回来与栖莲和尚作彻底的解决。”这便有了一份契约的诞生。这份契约由弘一大师提出口头问话，栖莲和尚根据自己的答复写成，并请亦幻、永睿两法师作见证人。
他们的约定有十项：
一、于五磊寺团结僧伽，恭请弘一法师讲毗尼，不立律学院名目；
二、造出僧材之后，任彼等分方说法，建立道场，以弘法为宗旨；
三、暂结律团，在法师讲律期内，无有院长、院董名称；
四、大约几年可以造出讲律僧材，随法师自为斟酌；
五、倘法师告假出外者，任法师自由；
六、一旦造出讲律僧材之后，任法师远往他方，随处自在，并与律学院一切事务脱离关系，不闻不问；
七、凡在学期内一切大小事务，总任法师设法布置，听师指挥，无不承顺；
八、凡在学期内，倘有与法师不如意之处，任法师随时自由辞职，决不挽留；
九、以上所定各条件，完全出于栖莲本意，绝无法师意见；倘以后于以上条件有一件不能遵守时，任法师自由辞职，决不挽留；
十、聘请律师二人，担保以上各条件，各不负约。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五磊寺住持栖莲
见证人亦幻、永睿
缘已尽，立约又有何用？栖莲要在众人面前保住一点面子，弘一大师成全他便是。他在五磊寺小住后，即下山而去。
大约是为了弥补五磊寺讲律未成的缺憾，弘一大师于1932年春从伏龙寺又至白湖。在那里，他发心讲律。亦幻法师欣喜得居然手舞足蹈。他以为机会难得，就召集了寺僧雪亮、良定、华云、惠知、崇德、纪源、显真等人在寺里听讲半月。
第二部分
慈溪之行（4）
弘一大师讲律是谈话式的。他把诸法师邀请至房中，大家散坐在椅子上，他自己坐在床沿上。他先讲律学传至中国的盛衰派支状况，再讲他自己学律的经过。然后，大师提出问题来考核大家学律的志愿：谁愿学旧律（南山律）、谁愿学新律（一切有部律）、谁愿学新旧融贯通律？结果有三人愿学旧律，大师认为他们的根性可学南山律，就满意地录取他们为正式学生，其他人则作为旁听。
有多少人愿学旧律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弘一大师作为现代研究南山律的一代高僧，他的行为、精神已感染了一些同道人。哪怕薪尽，亦能火传。对于这次讲律，亦幻法师说：“听说只讲到‘四波罗夷、十三僧伽娑尸沙、二不定’就中辍了，时间计共十五日。中辍的原因是什么？和他为什么要自动发心讲律？原因我一点不明白。据我的推测，他是为一时的热情所冲动，在还他的宿愿而已。”后来，弘一大师曾给亦幻法师写过一封长信。此信未被收入《弘一大师全集八?杂著卷、书信卷》，只是亦幻法师在《弘一大师在白湖》中有所透露：“弘一法师究竟为什么又来一次退心律学教育呢？不久的后来，他寄给我一封很长的信，大意是要我彻底地来谅解他的过犯，他现在已感到无尽的惭愧和冒失云。并且说他在白湖讲律未穿大袖的海青，完全荒谬举动，违反习惯，承炳瑞长老慈悲纠正，甚感戴之。”看来，弘一大师还是一个时时反省自己的人。
有关弘一大师研律治律的因缘，具体地说，他由“新律家”转为“旧律家”的因缘，这在前述中已有阐述。那么，弘一大师对《南山律》的理解，亦或称大师的“南山律”思想和行持又是怎样的呢？就其思想而论，弘一大师在《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中说：“所云《南山律》者，唐道宣律师居终南山，后世称其撰述曰《南山律》。《南山》以《法华》《涅槃》诸义而释通《四分律》，贯摄两乘，囊包三藏，遗编杂集，攒聚成宗……”《南山律》融入大乘佛法思想，是一种中国式的律学思想体系。当弘一大师明了此意义之后，即知即行，这又直接导致了他在白马湖畔于佛前发下大誓愿。弘一大师早年是学贯中西的大艺术家大学者，出家后又一心研佛，如今五磊寺以谛闲大师和弘一大师为荣，此为殿内并
陈之谛闲大师和弘一大师像。
他自己无论是著述还是行持，无不表现着一种高僧的形象。
就弘一大师的总体佛学思想而论，他的佛学体系是以《华严》为境——体现了他研究佛法、探索佛境的品位，以《四分律》为行——形成了他佛学思想的特色，导归净土为果——表现出他把握教理的悟性。既以《四分律》为行，那么他认为正法能否久住，全在于《四分律》能否实践，故大师修持弘扬律学。为了修持弘扬律学，他自然就有了诸多的律学著作，诸如：《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含注戒本随讲别录》《删补随机羯磨疏略科》《行事钞略科》《南山律苑杂录》等等，这些都成了如今研究大师律学思想和律学的重要文献。
弘一大师毕竟是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客观的环境和当时佛教在中国的状况，使得他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针对客观情形有过具体的见地。这种见地主要表现在所谓的“随分量力受持”上面。对随分受持的理解可以是：虽身处佛门风气陵夷的末世，但佛教仍需要出家人严持戒律才得以复兴。就当下的出家人或在家居士而言，只要有持戒之心，可随分量力受持；出家人或居士受戒，不必贪多，须明了每一戒条的精神实质，能持几戒便受几戒；当下社会，虽难觅真正的比丘，但还是要努力持戒，尽最大的可能维护佛门道统，以自己的庄严行持担负一个佛门之人的责任。至于弘一大师自己，他不但深入研究律学，而且实践躬行。诚如马一浮所言：“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弘一大师与伏龙寺
弘一大师在伏龙寺亦留下了诸多的佳话。弘一大师第一次到伏龙寺是在1931年底。当时他刚在五磊寺与栖莲和尚签订了那份没有实际意义的契约。由于五磊寺的遭遇，弘一大师的身心都十分疲惫。伏龙寺的诚一法师这时请弘一大师到伏龙寺静养。身体稍有复元，即又于次年春赴金仙寺讲律。1932年初夏，弘一大师第二次来到伏龙寺。他这次在伏龙寺，与学生刘质平共处的时间较长，并写下了他平生最重要的一些书法作品。刘质平曾著文曰：“壬申（1932年），在镇海龙山伏龙寺，先师曾对余言：‘每次写对都是被动，应酬作品，似少兴
慈溪伏龙山（旧属镇海）趣。此次写佛说阿弥陀经功德圆满以后，还有余兴，愿自动计划写一批字对送给你与弥陀经一起保存。’命余预作草稿，以便照样书写，共一百副。写毕又言：‘为写对而写对，对字常难写好；有兴时而写对，那作者的精神、艺术、品格，自会流露在字里行间。此次写对，不知为何，愈写愈有兴趣，想是与这批对联有缘，故有如此情境。从来艺术家有名的作品，每于兴趣横溢时，在无意中作成。凡文词、诗歌、字画、乐曲、剧本，都是如此。’”据刘质平自己说，他在伏龙寺住了二月有余，可知当时弘一大师所写的书法作品实在是很多的。在这些作品中，有一件如刘质平所记述的“佛说阿弥陀经”是弘一大师为亡父百二十龄诞辰而作，共十六大幅。如今这幅作品由刘质平的长子刘雪阳先生捐给了浙江省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弘一大师在伏龙寺作书后，曾赴上虞。到了秋天，他第三次来到了该寺。
第二部分
慈溪之行（5）
慈溪行踪考述
有关弘一大师到慈溪诸寺的次数和时间，研究者有许多不同的表述。亦幻法师《弘一大师在白湖》应该是一篇记述较详的文章，可惜在时间的表述上也有令人疑惑之处。由于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此课题的研究不够，以致到目前为止也难有定论。仅以弘一大师到金仙寺的时间为例，秦启明在《弘一大师与胡宅梵》一文说：“弘一大师在三下南闽前的二年间，曾先后四次移居慈溪鸣鹤场金仙寺，总计历时约一年左右。第一次是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此行目的是：大师在金仙寺聆听天台静权法师宣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与《弥陀要解》。第二次是1931年6月至1932年1月。此行目的是：大师经金仙寺住持亦幻介绍，转赴慈溪五磊山灵山寺参与筹建‘五磊寺南山律学院’。第三次是1932年3月至1932年4月。此行目的是：弘一大师为金仙寺僧众讲授律学。第四次是1932年9月至1932年11月。此行目的是：大师在金仙寺整理书物，托运行李，准备三下南闽。”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弘一大师全集十?附录卷》中“慈溪金仙寺”与秦文所说弘一大师四次到金仙寺的时间则又不同：“1930年10月，在寺听天台静权法师讲《地藏经》……1931年3月再度莅寺……9月再次莅寺……1932年春莅寺……。”《弘一大师全集十?附录卷》虽采用农历记年，但记载显然有误。因为弘一大师在《地藏菩萨圣德大观序》中说：“后二十一年岁次壬申九月，余居峙山……后二月，云游南闽，住万寿岩……”。慈溪鸣鹤镇背靠峙山，此当指金仙寺。这说明弘一大师于1932年农历九月在金仙寺，二个月后离开到福建。那么这又算是第几次到该寺呢？秦启明《弘一大师与胡宅梵》一文中的记载亦令人费解。比如他说弘一大师第二次到金仙寺是在1931年6月至1932年1月。而实际的情况是，1931年的秋天，弘一大师正经历着五磊寺里“风波”。如此混乱的记载给人们了解弘一大师行踪造成了不便。其实，因史料不详的原因，欲十分清楚地了解弘一大师在慈溪的行踪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为此，我在上文中尽可能以事件为线索，以当事人如亦幻法师、刘质平等人的记述文章来辨析弘一大师在慈溪的行踪，并提出以往史料中记载混淆的实例供今后的研究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部分
闽南弘法（1）
初到闽南1928年底，弘一大师在上海见到了尤昔阴居士，两人相约一起到暹罗去。从上海到暹罗，需要经过厦门。船在厦门停靠的期间，弘一大师受到了陈敬贤居士的热情接待。陈敬贤居士乃著名侨领陈嘉庚之弟。1927年早春，弘一大师在杭州常寂光寺的时候，陈敬贤曾前往拜望，言谈之中尽是禅理。这次弘一大师路经厦门，并在城中停留，陈敬贤居士即表示要介绍他到南普陀寺去。弘一大师当然知道南普陀寺，也乐意去看一看。可这一去，便被几位热情的南普陀寺法师留下，而中止了暹罗之行。
1929年春节，弘一大师应性愿老法师的安排到南安小雪峰度岁。正月半过后，他又回到了厦门。这次他住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
闽南佛学院创办于1927年，由太虚大师任院长，教员多为太虚大师在武昌佛学院时的高足。弘一大师看到院里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但他们的态度却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与教职员之间的感情也不错。他以为，这种气象在别的地方是较难看到的。
这是弘一大师第一次到闽南。住了三个多月后，他要回浙江。4月间，弘一大师由苏慧纯居士陪同离开厦门。道经福州的时候，他在鼓山涌泉寺的藏经楼里看到了许多古老而又精致的刻本，而且还有清初刊《华严经》及《华严经疏论纂要》等。当时他就埋下了重印《华严经疏论纂要》的心愿。
1929年10月，弘一大师第二次到厦门。岁底与太虚大师在南安小雪峰寺度岁并合作创作《三宝歌》。度过了1930年的春节，弘一大师于正月半来到了泉州承天寺。承天寺始建于南唐时代，号称“闽南甲刹”。那个时候，性愿老法师正在承天寺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研究社里的景象很好，可谓人才济济。弘一大师在承天寺里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给学人上写字课，讲授写字的方法；二是整理古版佛经，而且还编成了目录。到了春末，他准备回浙江，临行前，他手书一书赠给闽南名宿会泉长老，联曰：“会心当处即是；泉水在山清凉。”
闽南弘法
弘一大师第一次到闽南是在1928年底；第二次是1929年底。1932年10月，因缘决定他要到闽南去久住了。他把自己的晚年交与闽南，除了他自己所说“厦门气候四季如春，又有热带之奇花异草甚多，几不知世间尚有严冬风雪之苦矣”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他觉得此地佛教界内部较为纯洁，佛教教育的风气也十分浓厚，有益于弘法的大事业。
闽南初弘法弘一大师抵厦门后，由性愿法师介绍，他就住在万寿岩。对于佛教的教育，大师始终抱以极大的热情。他有自己的弘法方式，诚如他在初讲《四分戒本》时所说：“以后即决定弘律办法，不立名目，不收经费，不集多众，不固定地址等。此次在本寺讲律，实可谓第一步也。余业重福轻，断不敢再希望大规模之事业。惟冀诸师奋力兴起，肩荷南山一宗，广传世间，高树律幢，此则余所祝祷者矣。”
这一年里，弘一大师无论走到哪里，都接连不断地弘律。或是在泉州开元寺率学僧专攻圈点《南山钞记》，或是在承天寺为幼年学僧讲《常随佛学》……
欲办佛教养正院弘一大师54岁时，他仿佛意识到这正是他弘律的大好时光。
1934年2月，弘一大师又来到厦门。他原来是应南普陀住持常惺、退居会泉二法师之请来整顿闽南佛学院教育的。但大师到厦门后，观察到那里的学僧不听约束已成风气，遂觉得因缘尚未成熟，整顿起来不易入手。为此，他主张另办学院，并在心里积极地酝酿着此事。
弘一大师以为，这个佛学院的名称可以取《易经》“蒙以养正”之义，叫“佛教养正院”。他设想，佛教养正院的教育宗旨应该是深信佛菩萨灵感之事，深信善恶报应，深知为何出家与出家后应作何事等等。学员必须品行端方，知见纯正，精勤耐苦，朴素无华。这里的教学，除训话、读书、讲书、国语、习字之外，还要加一个习劳。教员的训话尤为重要，每天至少二小时以上，就连僧中威仪，行坐进退，言语饮食礼拜，乃至课诵等，皆由教员在训话时随宜授之。
对于佛教养正院的开办，弘一大师心中已经有谱，只是开办的时间迟早而已。
编撰年谱、眉注《一梦漫言》这一年的夏天，弘一大师又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编撰见月律师的年谱、眉注《一梦漫言》等。
对于《一梦漫言》，弘一大师初见经目，还以为是今人的导俗之书。然求得一看，才知道这是明代宝华山见月律师自述行脚的书。大师顿时欢喜赞叹，以为稀有，反复环读，深受感动，以至涕泪不已。于是他因感其科简，附以眉注，并考其图，另录行脚图表一纸，以便于后之读者。
弘一大师编《见月律师年谱》，是根据《一梦漫言》及其别传而进行的。虽然是一个梗概，但却成了人们了解、研究见月律师的必读材料。
舍身弘法弘一大师乐此不疲地投身于弘法的事业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是“余将尽其绵力，誓舍身命而启导之”。
1934年冬，弘一大师在万寿岩开讲《弥陀经》。《弥陀经》是《佛说弥陀经》的简称，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是净土三部经之一，各家注述颇多，计隋代有《阿弥陀经义记》，唐代有《阿弥陀经义述》，宋代有《阿弥陀经义疏持闻记》，明代则有《阿弥陀经要解》。这次弘一大师在宣讲时，又编了《弥陀经义疏撷录》。为此，他讲了《弥陀经》。为了保全净土宗，弘一大师又撰《净宗问辨》一文，在净土法门方面，设问答，逐条详析。
第二部分
闽南弘法（2）
1935年农历四月，弘一大师决定要到惠安去弘法。在泉州准备出发之前，许多法侣考虑到大师的身体不好，而到惠安又要渡海，都力劝他不要去了。然而，弘一大师认为弘法是可以誓舍身命的，岂能被困难吓倒！他主意已定，不了此缘，无以为安。他知道大家都是关心自己，也就含泪辞谢，遂率传贯、广洽二人在泉州南门外乘帆船出海。
这一夜，海面上风大浪高，帆船在浪中行驶，颠簸得十分厉害。大师终夜难眠，默念佛号至于达旦。第二天早晨抵崇武。他们一行三人又换上小舟，逆风顶浪，冒着阴雨，于午前到达了净峰寺。
净峰寺位于净峰山上。这净峰，传说是李铁拐的成仙之处。说李是惠安人，某年冬天，李替母亲烧饭，柴烧完了，一时着急，举足入灶。恰好被云游至此的吕洞宾发现。吕洞宾知道此人此举是性情之体现，遂渡他仙去。
净峰寺始建于唐代。它地处海滨，环境旷达优美。弘一大师一到这里，就被此地的景致给迷住了。他后来给友人写信：“今岁来净峰，见其峰苍古，颇适幽居，遂于四月二日入山，将终老于是矣。”
弘一大师有终老于此的愿望，当然是一种理想，忙碌的弘法大业是不可能让他实现这个愿望的。不过，如今他既已来到了这里，自然也要不虚此行。且看他的《惠安弘法日记》：
后二十四年乙亥四月十一日夕。自泉州南门外，乘古帆船航海。
十二日晨到崇武。改乘小舟。风逆浪大，午前十时抵净峰寺。
十六日往崇武，居普莲堂。
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讲三皈五戒、观音菩萨灵感及净土法门等。
十九日下午返净山。
二十一日为亡母冥诞，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五月一日讲竟。
初三日为灵峰蕅益大师圣诞。午后讲大师事迹。
六月七日，始讲《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记》（二十一日，第二册讲竟）。
七月三十日，为地藏菩萨圣诞。午后讲九华山事迹大意。
八月五日，为亡父讳日，开讲《普贤行愿品偈颂》。七日讲竟。听者甚众，大半为耶教徒也。
二十三日，性愿老法师到净峰。二十五日，请讲佛法大要。
二十七日讲讫。每日听众百人左右。
十月将去净峰，留题云：“乙亥四月，余居净峰，植菊盈畦。秋晚将归去，犹含蕊未吐，口占一绝，聊以志别：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二十二日去净峰，到惠安城，遇诸居士留宿。
二十三日上午到科峰寺讲演，并为五人证受皈依。下午到泉州。
十一月十九日，复到惠安城，寓黄善人宅。
二十日到科峰寺讲演，并为十人证受皈依。
晚年的弘一大师在福建二十一日上午为一人证受皈依。下午乘马，行二十里，到许山头东堡，寓许连木童子宅。
二十二日，在瑞集岩讲演。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在许童子宅讲演。并为二十人证受皈依及五戒。
二十五日上午到后尾，寓刘清辉居士菜堂。下午讲演。
二十六日上午到胡乡，寓胡碧连居士菜堂。下午开讲《阿弥陀经》。
二十八日讲经竟，为十七人证受皈依及五戒。
二十九日上午到谢贝，寓黄成德居士菜堂。三十日讲演。
十二月初一午到惠安城，寓李氏别墅，今为某小学校。
初二日，到如是堂讲演，听众近百人，
初三日到泉州，卧病草庵。
第二部分
闽南弘法（3）
这真是为弘法而轻身了，弘一大师如此不知疲倦地在惠安弘法，直到病倒。然而，弘一大师蒙佛天加被，至1936年春，道体还是逐渐康复了。
开学日讲话丙子年（1936年）正月，弘一大师关心的佛教养正院举行了开学仪式。此时大师仍在病中，并未痊愈，但他仍是抱病参加了在南普陀寺的开学日。他对青年佛教徒讲了话，他说：“养正院在外面的名誉是很好的。这是因为由瑞今法师主办，又得到各位法师的热心爱护的结果。我这次到厦门来，能到你们这里来参观，心里高兴得很。”
接着，弘一大师对大家关心他的病情表示了感谢：“我在泉州草庵大病时，承诸位写一封信来，各位都签了名，慰问我的病状；并且又承诸位念佛七天，代我忏悔，都使我感激万分！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到鼓浪屿去方便闭关了。时间大约颇长，怕不能时时到会，所以特发心来和诸位叙谈叙谈。”
这天，弘一大师对青年佛教徒们讲了四个问题：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他认为这四项都是青年佛教徒应该时时注意的问题。
郁达夫拜见大师深受佛教界爱戴的弘一大师同样受到文学界的崇仰。1936年末，文学家郁达夫也来拜见了大师。
郁达夫对于大师的仰慕之情是十分真诚的。他以为，当今中国的法师，严格遵守戒律，注意于“行”，也就是注意于“律”的和尚，从他本人认识的许多出家人中间算起来，总要推弘一大师为第一。他仰慕大师，但由于阴差阳错，长期以来他未能见大师一面。这回，他刚从台湾到厦门，就在1936年12月30日下午由《星光日报》记者赵家欣陪同游览南普陀寺。在这古刹净寺的氛围之中，他提出了要拜见弘一大师的要求。赵家欣认识广洽法师，就请广洽法师向弘一大师通报。第二天上午，赵家欣和广洽法师一起来到郁达夫下榻的天仙旅社，陪同他渡海至鼓浪屿日光岩访问弘一大师。
郁达夫终于见到了弘一大师，他的兴奋之情可想而知。郁达夫算是当时文坛上的一位知名人物了，但大师对他的名字却很陌生。郁达夫于1913年赴日本，而大师于1918年出家；当他以写小说而蜚声文坛的时候，大师已是脱离凡尘，一心研佛的人了。所以，他们虽然也能寒暄几句，但却没有深谈。临别的时候，弘一大师从屋里取出《佛法导论》《寒笳集》《印光大师文钞》等佛书送给郁达夫。不久，郁达夫就有了一首抒怀诗：
不似西泛遇骆丞，
南来有意访高僧。
远公说法无多语，
六祖传真只一灯。
学士清贫弹别调，
道宗宏议薄飞升。
中年亦具逃禅意，
莫道何周割未能。
弘一大师在福建弘法时的身份证此后，郁达夫跟弘一大师有了交往，他还托大师代订《佛教公论》等。1937年1月18日，高胜进居士编《弘一法师特刊》刊于《星光日报》，题字者也是郁达夫。尤其是抗战非常时期大师赴各地弘法，由军方掌管的通行证也是郁达夫出面向一位师长朋友介绍而办妥的。
闽南第十年
这是弘一大师自初到闽南算起在这里居住的第十个年头。
鼓浪屿日光岩，弘一大师曾在此会见郁达夫。为了对这十年作一个回顾小结，弘一大师在南普陀寺讲演之机作了一篇《南闽十年之梦影》，由大师讲，高胜进居士记录，其中不乏精彩的片段，他说：
“我平生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哪一宗哪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
弘一大师又深有感触地说：
“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是所谓的僧宝，地位是很高的，在俗家人之上。所以品行道德仅能和俗家人相等，那是很难为情的了。何况不如！又何况十分不如呢！！咳……这样一来，他们看出家人，就要十分地轻慢，十分地鄙视。种种讥笑的话也要接连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