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闽南弘法（4）
弘一大师说这段话，既是就现实中某些僧人的表现而言，也是就某些俗人偏见而言的。想当年他自己将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位住在北京的朋友写信劝告他，居然说：“听到你不要做人，要做僧去……”大师当时听到这样的言语，感到十分痛心。他把这件事跟大家说了，然后就警策大家：
“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为什么被人轻慢到这地步？我们都得自己反省一下。我想这原因都由于出家人太随便的缘故，就闹出这样的笑话来。至于为什么会随便呢？那就是由于不能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的缘故。倘若我们能够真正深信——十分坚定的信，我想就是把你脑袋砍掉，也不肯随便的了。”
弘一大师谈到自己，总是很谦虚，他说他近来依旧喜欢看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一类的书，还说他近来省察自己，觉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他希望自己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做一个改过迁善的好人。弘一大师越说越有感情：
“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一切事情，成功的却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
他解释道：“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临终前的绝句有‘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的开头都有‘一’，所以我一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情，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么去求它完满了！”
这又为什么呢？弘一大师说：
“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养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的过失来。”
原来，弘一大师是在要求自己勇猛精进。
1937年5月，大师为厦门第一届运动大会写完会歌后，青岛湛山寺梦参法师奉住持倓虚法师之函就赶到了厦门，表示要请弘一大师前往青岛弘法。大师答应了，但他像是要履行他自己所谓的“改过迁善”的诺言，特有三约：
一、不为人师；
二、不开欢迎会；
三、不登报吹嘘。
第二部分
闽南弘法（5）
湛山小住
1937年5月14日，弘一大师带着弟子传贯、开仁、圆拙等乘太原轮出发了。
弘一大师赴青岛时在厦门轮船码头与送行者合影他带的东西很简单，只有一条被单，一顶帐子，几件破了又补的衣服，以及几本重要的律学著作而已。就连他住的舱房，也是会泉老法师怕他路上太辛苦而暗中代定。
关于弘一大师在湛山寺的情况，以往依据的资料基本上都是从火头僧的一篇《弘一律师在湛山》中来的。为此，笔者在这里要特别向读者介绍一本书，即《影尘回忆录》。此书由当时的湛山寺寺主倓虚法师口述，大光法师记录。在这本书里，也有一篇《弘一律师在湛山》，透露了一些以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作为当时在湛山寺亲自接待弘一大师的寺主，倓虚法师的这篇文章的价值无疑十分重要。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往的资料，如火头僧的文章，已经把弘一大师到湛山寺的基本情况作了基本的交代，但倓虚大师的文章则把其中的“细节”问题进一步作了介绍，使后人对弘一大师的这次湛山之行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首先，倓虚法师说清楚了为何要请弘一大师到湛山寺讲律的原因：“二十五年（1936年）秋末，慈舟老法师去北京后，湛山寺没人讲律，我对戒律很注意，乃派梦参师到漳州万石岩把弘老请来。”倓虚法师认为：“我的意思，把中国（当然外国来的大德也欢迎）南北方所有大德，都请到这里来，纵然不能久住，也可以住一个短的时期，给大家讲讲开示，以结法缘。因为一位大德有一位大德的境界，禅弟子之中，止不定与那一位大德有缘；或者一说话，一举动，就把人的道心激励起来。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
有一件事不得不说，在以往的资料里说到弘一大师在青岛不参加市长的宴请，并以四句诗作回。在倓虚法师的文章里，这四句诗却有字面上的差异。倓虚法师记录的四句诗是这样的：“昨日曾将今日期，短榻危坐静思维。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以往文字记载的第二句是“出门倚丈又思维”）另有一句话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差不多半年工夫，弘老在湛山，写成了一部《随机羯磨别录》《四分律含注戒本别录》，另外还有些散文。”不能断定倓虚法师所指的“散文”是哪一类文字，但这是一条研究线索，应该有探索的价值。
此外，在倓虚法师的文章里，还有一条弘一大师与穆藕初先生的交谊史料。穆藕初曾对弘一大师的行持有过多次重要的帮助，如资助出版《护生画集》，参与发起在白马湖建弘一大师居住之屋，等等。而倓虚法师介绍的情况则是弘一大师所著之《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的出版也是由穆藕初先生捐七百元现钞委托中华书局缩印的，出版后原稿也保存在穆藕初先生处，并且弘一大师在原稿后有亲笔遗嘱。
重返闽南
弘一大师到湛山寺后不久，即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青岛湛山寺山门
这也是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的又一次升级。至此，中国也就进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阶段。
战事迫在眉睫，许多友人都劝弘一大师早日离开青岛，可大师镇定自若，他给友人回信：“……朽人前已决定中秋节乃他往，今若因难离去，将受极大讥嫌。故虽青岛有大战争，亦不愿退避也。”8月26日，他又给友人写信：“……朽人此次居湛山，前已约定至中秋节止。（中秋以前不能食言他往，人将讥为畏葸。）”他一如既往在青岛弘法，一直到了10月份，他才决定离去。
上海已在大战之中，只有租界尚能暂时避难。弘一大师此前已给在上海的夏丏尊写了信，表示要在上海停留：“拟暂寓泰安栈（新北门外马路旁，面南，其地属法租界之边也。某银楼对门，与新北门旧址斜对门，在其西也）。即以电话通知仁者，当获晤谈也。”
夏丏尊接到信后，心想上海正是炮火连天，炸弹如雨，相比之下，青岛还算平静，于是就写信劝他暂住青岛。然而，大师是说到做到的。当初别人劝他早日离开青岛，他信守诺言要等到中秋节后；如今又有人劝他暂住青岛，他又决心依计划离开。上海大场陷落的前几天，开明书店接到了弘一大师从新北门旅社打来的电话。当时夏丏尊没有在书店里，电话是经理章锡琛先生接的。章锡琛接到电话后，立即去看望弘一大师。夏丏尊赶到的时候已是夜间，由于大师已向章锡琛问过有关他的情况，所以见面时大师并没有问什么。几年不见了，彼此都已觉得老了。大师见丏尊的脸上有愁苦的神情，就笑着劝慰他说：“世间一切，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弘一大师计划在上海停留三天，然后再回厦门去。第三天，夏丏尊又去看望他。
大师住的旅馆，正靠近外滩，日本人的飞机就在附近狂轰滥炸。一般人住在里面，似乎每隔几分钟就要受惊一次。可弘一大师镇定自若，只是微动着嘴唇端坐念佛。
此等风光，夏丏尊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天中午，夏丏尊与几位朋友请弘一大师到觉林蔬食馆午餐，然后又要求他到附近的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照片。第二年春天，夏丏尊把这照片寄给丰子恺一张，附信则言：“弘一师过沪时，曾留一影，检寄一张，藉资供养（师最近通讯处：泉州承天寺）。斯影摄于大场陷落前后，当时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师面上犹留笑影，然须发已较前白矣。”
夏丏尊这里所介绍的这张照片，就是后来人们所常见的被用作弘一大师标准像的那张。拍完照片的次日，弘一大师动身返厦门，并于10月30日抵达。
弘一大师回到了福建。所谓“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是他当时的心志。他尽力地弘法，同时也鼓励当地的抗战热情。他写过一首诗答柳亚子：“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第二部分
“护生”创意（1）
1927年秋，弘一大师和他的学生丰子恺酝酿了一个弘扬佛法、鼓吹仁爱、劝人从善戒杀的大计划——编绘《护生画集》。大半个世纪以来，《护生画集》在佛教界内外广泛流传，影响十分深远，为宣传佛教、弘扬佛学、培养爱心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现在一般认为，丰子恺与弘一大师合作护生画的因缘是为了纪念弘一大师50寿辰。这样的认识虽无疑义，但这并非其因缘的全部。从《护生画集》创意来看，当时国际国内的思潮、弘一大师的弘法理念与实践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而在《护生画集》具体的创作编绘情形中，也可看出弘一大师的时代精神与持戒思想。
时代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曾出现过声势不小的提倡素食主义的呼声，其热闹程度虽无法跟当今的绿色和平组织媲美，但各种保护生灵的团体也活动频繁，有关保护动物、爱惜生命的宣言和文章，其影响也十分之大。文艺界的大师级人物萧伯纳也是一位极具护生思想的人。有一次，一位朋友把话问到了极点：“假如我不得已而必须吃动物，怎么办呢？”萧伯纳答道：“那么，你杀得快，不要使动物多受苦痛。”当时中国的情况其实也一样。声称“为东亚提倡保护动物，宣传素食主义之专利”的《护生报》居然还是蒋介石先生题的报头；中国保护动物会的《护生警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保护动物，是二十世纪人类祈求和平应有的认识和觉悟。”
《护生画集》是否就是在如此素食主义大潮中孕育而生的，弘一大师和丰子恺均未正面提及，但二者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则是可以肯定的。比如，弘一大师为《护生画集》中“农夫与乳母”一图的配诗即曰：“西方之学者，倡人道主义。不啗老牛肉，淡泊乐蔬食。卓哉此美风，可以昭百事。”所以，就《护生画集》本身而论，其宗旨与东西方一时兴起的素食护生思潮是一致的。诚然，不杀生是佛教戒律中最为基本的戒律，但弘一大师善于结合时代特征，不失时机地利用护生画这一通俗的艺术形式来宣传佛教，以求能在恰当的时机最大限度地使佛教精神深入百姓心灵之中。这不能不说弘一大师作为现代高僧那顺应时代的精神风貌。
众所周知，弘一大师是佛门中持戒严谨的模范。这在他创意编绘护生画的过程中可以十分形象地体现出来。
《护生画集》英文版封底有这样一个事例：1928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弘一大师在行船上看到一只老鸭被关在笼子里，据鸭主人说这老鸭肉可以治病，此鸭正是送给乡间病者宰杀食肉的。弘一大师听后，倍感老鸭之不幸。他于是恳请船主替老鸭乞命，并表示愿意用三金赎老鸭。在他的救助之下，老鸭终于免其恶运，随大师一同下船。事后，弘一大师特意让丰子恺将老鸭的造型绘出，一并收入《护生画集》。弘一大师为此画的题词是：“罪恶第一为杀，天地大德曰生。老鸭札札，延颈哀鸣；我为赎归，畜于灵囿。功德回施群生，愿悉无病长寿。”
弘一大师对待护生的态度可谓郑重之极。在此期间，还有另外一件事。为此，夏丏尊先生在十年后有这样的回忆：“犹忆十年前和尚偶过上海，向坊间购请仿宋活字印经典。病其字体参差，行列不匀，因发愿特写字模一通，制成大小活字，以印佛经。还山依字典部首逐一书写，聚精会神，日作数十字，偏正肥瘦大小稍不当意，即易之。期月后书至刀部，忽中止。问其故，则曰：刀部之字，多有杀伤意，不忍下笔耳。其悲悯恻隐，有如此者。”
持戒精神
在弘一大师看来，任何会引起杀生、伤生意念的物事都是残忍的。如此大慈大悲的心怀，体现着他的高僧形象和彻底的持戒精神。
《护生画集》由马一浮先生作序。他在序言中十分感佩大师的用心：“假善巧以寄其恻怛；将凭兹慈力，消彼犷心。可谓缘起无碍，以画说法者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
弘一大师向来把护生看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十分重要和必须严肃对待的事。细心的读者可以在品读丰子恺写于1926年的随笔《法味》的时候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
七岁的P儿从外室进来，靠在我身边，咬着指甲向两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师说她那双眼生得距离很开，很是特别，他说：“蛮好看的！”又听见我说她喜欢书画，又喜刻石印，二法师都要她给他们也刻两个。弘一师在石上写了一个“月”字（弘一师近又号论月）一个“伞”字，叫P儿刻。当她侧着头，汗淋淋地抱住印床奏刀时，弘一师不瞬目地注视她，一面轻轻地对弘伞师说：“你看，专心得很！”又转向我说：“像现在这么大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报应的故事讲给她听。”我说：“杀生她本来是怕干的。”弘一师赞好，就说：“这地板上蚂蚁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我们周到。
第二部分
“护生”创意（2）
如果说弘一大师哀老鸭命运，不忍书写刀部诸字听起来颇有悲怆之感，提醒丰子恺地板上蚂蚁很多看起来颇具仁慈之心的话，那么，他后来写的《白马湖放生记》则可以知道他在放生活动中的兴高采烈之态（详见《白马湖畔》一章）。培养众生的护生意识弘一大师持戒精神不仅表现为自己的身体力行，还表现在为读者的考量上。他于1928年农历九月十二日（10月24日）写信给丰子恺，阐述了他对《护生画集》读者对象的意见：“……今所编之《护生画集》，专为新派有高等小学以上毕业程度之人阅览为主。”又说：“今此画集编辑之宗旨，前已与李居士陈说。第一，专为新派智识阶级之人（即高小毕业以上之程度）阅览。至他种人，只能分获其少益。第二，专为不信佛法，不喜阅佛书之人阅览（现在戒杀放生之书出版者甚多，彼有善根者，久已能阅其书，而奉行惟谨。不必需此画集也）。近来戒杀之书虽多，但适于以上二种人之阅览者，则殊为希有。故此画集，不得不编印行世。能使阅者爱慕其画法崭新，研玩不释手，自然能于戒杀放生之事，种植善根也。”
弘一大师在此处不仅提出了读者对象的意见，还意识到以艺术手段培养读者戒杀护生的意识问题。弘一大师重视《护生画集》，还可以从他十分关心护生画后几集的编绘出版中看得出来。1939年，弘一大师收到丰子恺第二集护生画的画稿时就曾希望将护生画继续下去。他给丰子恺写信说：“朽人70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70幅；80岁时，作第四集，共80幅；90岁时，作第五集，共90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而他在给第二集护生画写的跋文中又这样说道：“己卯秋晚，续护生画绘就，余以衰病，未能为之补题，勉力书写，聊存遗念可耳。”此时弘一大师已年迈体虚。大师抱病书写，可见他对护生画的执着。对于出版后几集的护生画，弘一大师自知不可能活得那么长久。为了使这一计划顺利实现，他于1941年（也就是他圆寂的前一年）先后给李圆净和夏丏尊写了语重心长的信，详细交代了如何协助丰子恺提前完成作画，再依时陆续出版的做法。他认为护生画前两集出版流布之后“颇能契合俗机”，希望李圆净和夏丏尊能尽全力促成此事。弘一大师在写了这封信后，似乎还是放心不下，又在农历六月初六联名给二人写了信，10天后再次给夏丏尊去函，曰：“《护生画》续编事，关系甚大。务乞仁者垂念朽人殷诚之愿力，而尽力辅助，必期其能圆满成就，感激无量。”弘一大师一生都重视“护生”。对编绘护生画是如此，在其他日常生活中亦是如此。比如他在1940年春写信给妙慧法师：“兹拟做大漉水囊一件，兹送上竹圈一个，即以白布缝于此上。此竹圈，系林居士物，乞代告知，即以此赠与余，为感。送上洋一元，乞代购白布。以能漉水，而小虫不得出者为宜。费神，至感。”大师为防伤害小虫而将食用水用“滤水囊”滤水。此一点一滴之小事均体现了他的护生精神。
有些人也许在评论《护生画集》的时候会存有一种肤浅的认识，以为护生画中所宣扬的思想过于浅显，弘一大师并不值得为此特别重视。这其实是不了解弘一大师的持戒精神的一种表现。陈慧剑在《弘一大师戒律思想溯源》一文中讲到弘一大师宏律、持律的见地与行履时为人们归纳了很好的结论。他说：“处于佛门风气陵夷的末世，佛教仍待出家人严持戒律才能振兴；出家不仅要严持戒律，持一分算一分……”又说：“在佛门戒坛，应回归本位，不要好高骛远，不可滥传戒法；比丘（比丘尼）受戒，或居士们受戒，不必贪多，更要明了每一戒的精神，能持几戒便受几戒；不管是出家戒、在家戒，还是沙弥戒、菩萨戒，都应随分受。”陈慧剑先生在这里论述了弘一大师的宏律持戒见解，我以为完全可以移用来看待大师在编绘《护生画集》时的用心。弘一大师在受持戒律的问题上的随分量力思想是很明显的。他在论述佛教的十大宗派时就以为各宗派一律平等，没有贵贱之分，大乘、小乘的信奉也因人而异，量力而持。他在《律学要略》中也说：“应先自思量：如是诸戒能持否？万不可受而不持！且就杀生而论，未受戒者，犯之本应有罪；若已受不杀生戒者犯之，则罪更加重一倍，可怕不可怕呢？你们试想一想，如果不能受持，勉强敷衍，实是自寻烦恼。”这些话既说明弘一大师要求受戒者遵守戒律，同时也表明了他希望出家、在家信众在持戒问题上的量力持戒的态度。虽然只是不杀生戒，一旦持受则须严格遵守。这是长养慈悲心，也是弘扬佛教的途径之一。为此，弘一大师才在护生问题上一丝不苟、始终如一。常言道，涓涓细流汇大海。我们很难设想，一个不在细微品行上持守的人能够成为大德的。同理，弘一大师之所以能在每一个具体的持戒问题上认真严格的对待，持之以恒、一以贯之，他才能成为被人们广泛景仰的大德大师。综上所述，弘一大师在编绘《护生画集》过程中的一切用心皆体现了“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的原则。他律己严，亦为培养他人的爱心和持戒向佛而用心良苦。持久的影响《护生画集》由开明书店出版以后，社会反响热烈。尤其是在佛教界，更是广泛流传，诸如大中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局、佛学书局等相继印行，一时其版本有15种之多。其中有的注明出版单位，有的没有版权页可考。而就印数而言，每版少则1500本，多则5000本（这在当时，其印数已是十分可观的了），这些数字相加，《护生画集》流布之广可想而知。中国保护动物会还发行了由黄茂林翻译的英译本，此外也有日译本发行。直至今日，《护生画集》仍在佛教界内外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出版发行，并且也有采用护生画为蓝本，配以其他文字宣传或制成书签、礼卡等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流传，有的还别出心裁，将护生画中的诗文谱曲传唱。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护生画的长久生命力。同时，也为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体会弘一大师的持戒精神提供了帮助。
第三部分
歌曲寻绎（1）
李叔同可谓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艺术全才。在他的艺术生涯中，金石书画、诗文、戏剧、音乐和艺术教育等样样涉及且成就非凡。
歌曲总说
李叔同在俗时和出家后作有大量脍炙人口、荡人心魄的歌曲。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润泽过千万青少年的心田，有的甚至在今天仍是人们乐于咏唱的曲目。
根据目前的考证结果，李叔同的歌曲有近百首。这其中有他作词作曲的，也有作词而选曲的；有他配曲选词的，也有他作曲别人作词的……他的歌曲丰富多彩，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辉煌的一页。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叔同开始创作歌曲的时候，其实也正是中国近代音乐发端之际。他的贡献实际上也就有了拓荒性的意义。我们知道，中国近代音乐，或说得更具体——中国近代歌曲，除了民歌之外，实际上是从学堂乐歌开始的。而在学堂乐歌的创作上又以沈心工与李叔同两人的表现尤为突出，此外曾志忞也具有相当的成绩。汪毓和先生所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一书中，对清末民初的歌曲作者进行了一番比对介绍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总之，李叔同的许多歌曲在艺术水准上是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这段评价值得人们玩味。
对于李叔同的歌曲，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三类，即：爱国歌曲，如《祖国歌》《我的国》等；抒情歌曲，如《春游》《送别歌》《早秋》等；哲理歌曲，如《落花》《晚钟》等。这当然是李叔同歌曲的基本情况，如要细分，还可以从这三者中再分出所谓的“古诗词新曲”、“歌曲小品”、“弘法歌曲”等等。李叔同作歌词，受中国传统诗词影响颇深，个别的也受到了日本歌曲作者的熏染。他的歌词，往往声情并茂，韵味十足。他偏爱选取欧美曲调，像意大利的贝里尼、德国韦伯的歌剧选曲，英国的麦肯齐、胡拉的合唱曲，美国的福斯特、奥德威、海斯的艺人歌曲，乃至欧美的赞美诗、儿童歌曲、民歌等都成了他的选择对象。此可谓李叔同歌曲的一大特色。当然，李叔同自己也作曲，比较有名的《早秋》《春游》《留别》等也都优美动听，并且成了中国近代较早用西洋作曲法创作的歌曲。
李叔同创作的歌曲虽多，但由他本人结集出版的只有《国学唱歌集》一本（1905年5月初版，次年5月再版，上海中新书局国学会发行）。除此之外，在他编辑的《音乐小杂志》《白阳》杂志上也只发表了《我的国》《春郊赛跑》《隋堤柳》《春游》四首。相比之下，李叔同的歌曲，大都收集在别人编的歌曲集里，主要有：《中文名歌五十曲》（丰子恺、裘梦痕合编，1927年8月开明书店）、《中国民歌选》（钱君匋编，1928年9月开明书店）、《仁声歌集》（杜庭修编，1932年12月仁声印书局）、《李叔同歌曲集》（丰子恺编，1958年1月音乐出版社）。而上海音乐出版社于1990年9月出版的《李叔同——弘一法师歌曲全集》则是相对收集李叔同歌曲较全且编辑较严谨的一本，共计74首。本节即是对这74首歌曲分题别类地作一番探寻演绎，以期通过这样的工作，使读者对李叔同的歌曲创作情况——背景、心境、影响等，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为李叔同歌曲研究提供一条线索。相信这项工作还是有必要的。
《国学唱歌集》十五首：谱以新声，仍其古调
1905年初版的《国学唱歌集》中共收录21首歌曲，其中前15首分别采用《诗经》《楚辞》以及古诗词曲为歌词，李叔同配曲；另6首则为“杂歌十章”。这里仅说前者。
毫无疑问，这15首歌曲是被李叔同视作《国学唱歌集》之主干的。他将这十五首歌——《葛藟》《繁霜》《黄鸟》《无衣》《离骚》《山鬼》《行路难》《隋宫》《扬鞭》《秋感》《菩萨蛮》《蝶恋花》《喝火令》《柳叶儿》《武陵花》——分成“扬葩”“翼骚”“修诗”“摛词”“登昆”五个部分。从选词、配曲的情况看，李叔同显然是有意弘扬国学。他在序言中是这样说的：
乐经云亡，诗教式微，道德沦丧，精力灾摧。三年以还，沈子心工、曾子志忞介绍西乐于我学界，识者称道毋少衰。顾歌集甄，佥出近人撰著；古义微言，非所加意，余心恫焉。商量旧学，缀集兹册，上溯古《毛诗》，下逮昆山曲，靡不鳃理而会粹之；或谱以新声，或仍其古调，颜曰《国学唱歌集》，区类为五：
《毛诗》三百，古唱歌集，数典忘祖，可为于邑，扬葩第一；
风雅不作，齐竽竞嘈，高矩遗我，厥惟《楚骚》，翼骚第二；
五言、七言，滥觞汉魏，环伟卓绝，正声罔愧，修诗第三；
词托比兴，权兴古诗，楚雨含情，大道在兹，摛词第四；
余生也晚，古乐靡闻，夫唯大雅，卓彼西昆，登昆第五。
第三部分
歌曲寻绎（2）
李叔同在这里已说得十分透彻，他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倍感“古义微言，非所加意”，从而“余心恫焉”。李叔同颇费苦心地把这些歌分为五类，“或谱以新声，或仍其古调”。只是非常遗憾，歌集中的每一首歌曲均未注明词曲作者，所以后人就很难确考这“新声”、“古调”究竟在哪几首中表现出来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李叔同在这十五首歌中有配国外之曲的，比如《行路难》原曲是美国艺人歌曲（Minstrel Song）《罗萨?李》（Rosa Lee)；而歌词也有李叔同自作的，如“摛词”部分的《喝火令》便是。
李叔同在编《国学唱歌集》时，在书中是附以简谱的。这在他当时看并没有什么不妥，可是他于次年（1906年）在日本办《音乐小杂志》时，对此举感到后悔了。他在《音乐小杂志》中的一篇《昨非录》里写道：“十年前日本之唱歌集，或有用1234之简谱者。今者自稚园唱歌起，皆用五线谱。吾国近出之唱歌集与各学校音乐教授，大半用简谱，似未合宜。”于是他又说：“去年余从友人之请，编《国学唱歌集》，迄今思之，实为第一疚心事。前已函嘱友人，毋再发售，并毁版以谢吾过。”
然而，不知是他的友人未收到信，还是未听从他的意见，《国学唱歌集》于1906年5月照样再版发行了……
《国学唱歌集》“杂歌十章”：男儿自有千古，莫等闲觑
所谓“杂歌十章”，共包括六首歌，即《哀祖国》《爱》《化身》《男儿》《婚姻祝辞》各一章，《出军歌》五章。它们虽作为《国学唱歌集》的附录，却都是李叔同早期歌曲创作的重要作品。像《化身》，它是李叔同的第一首弘法歌曲（后文详谈），其他诸歌，在当时也都十分流行。
综观这六首歌，颇有一些男儿以国为家、炉冶群贤的味道。他哀祖国：
小雅尽废兮，出车采薇矣；豺狼当途兮，人类其非矣。凤鸟兮，河图兮，梦想鸟劳矣；冉冉老将至兮，甚矣吾衰矣。（《哀祖国》）
仅仅是哀祖国还不足以明志。他以为：
男儿自有千古，莫等闲觑。孔、佛、耶、回精谊，道毋陂岐。发大愿作教皇，我当炉冶群贤。功被星球十方，赞无数年。（《男儿》）
于是，他又有了“一轮红日东方涌，约我黄人捧”的《出军歌》（歌词后录）。即便是像《爱》《婚姻祝辞》这样的歌，同样也展现出宏大宽阔的胸襟：
爱河万年终不涸，来无源头去无谷。滔滔圣贤与英雄，天地毁时无终穷。愿我爱国家，愿国家爱我，愿国家爱我，灵魂不死者我。（《爱》）
《诗》三百《关雎》第一，伦理重婚姻。夫妇制定家庭成，进化首人群。天演界，雌雄淘汰，权力要平分。遮莫说男尊女卑，一般是国民。（《婚姻祝辞》）
早在1905年李叔同就提倡男女平等，这不就是宽大胸襟的最佳体现么？
四首单章歌曲的歌词均由李叔同所作。《男儿》和《化身》采用的是美国作曲家洛厄尔?梅森的赞美诗《上帝，我靠近你》的曲调。《爱》采用美国作曲家布拉德布里（Willian B.Bradbury,1792～1973）的赞美诗《耶稣爱我》（Jesus Love Me）的曲调。《哀祖国》则采用了法国儿歌《月光》（Au dair de la Lune）的曲调。《婚姻祝辞》作曲者不详。
《出军歌》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一首学堂乐歌。作曲者不详，词则由李叔同根据清末诗人黄遵宪（1848～1905年）的《军歌二十四章》编配。李叔同编此歌时，正值黄遵宪辞世之年，是否有纪念意义，尚不能断定。
《出军歌》歌词（五章）
第三部分
歌曲寻绎（3）
四千馀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纪谁为主？是我神明胄。君看黄龙万旗舞，鼓鼓鼓！
一轮红日东方涌，约我黄人捧。感生帝降天神种，今有亿万众。地球蹴踏六种动，勇勇勇！
绵绵翼翼万里城，中有五岳撑。黄河浩浩流水声，能令海若惊。东西禹步横庚庚，行行行！
南蛮北狄复西戎，泱泱大国风。蜿蜒海水环其东，拱护中央中。称天可汗万国雄，同同同！
剖我心肝挖我眼，勒我供贡献。计口缗钱四万万，民实何仇怨！国势衰颓人种贱，战战战！
《化身》：众生皆仙
化身恒河沙数，发大音声。
尔时千佛出世，瑞霭氤氲。
欢喜欢喜人天，梦醒兮不知年。
翻倒四大海水，众生皆仙。
这首《化身》是一个四部合唱，作于1905年，收在李叔同自编的《国学唱歌集》里。从目前能够考察到的资料来看，《化身》当是李叔同的第一首弘扬佛教的歌曲。虽然他当时还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红尘中人。值得注意的是，李叔同写的虽是弘法歌曲，却配上了美国作曲家洛厄尔?梅森（Lowell Mason,1792～1872）的赞美诗《上帝，我靠近你》的曲调。这多少说明李叔同很早已具备宽广的宗教胸怀。
这便使人想起另外几件事来。1917年，李叔同在写给尚在日本留学的弟子刘质平的一封信中嘱咐道：“不可心太高，心高是灰心之根源也。心倘不定，可以习静坐法。入手虽难，然行之有恒，自可入门（君有崇信之宗教，信仰之尤善，佛、伊、耶皆可）。”当时李叔同自己已开始研佛，却并不强求别人一律信佛。这种胸怀并非每一个佛教徒都能具备。李叔同出家为僧后，有一次在丰子恺家中的书架上看到一册由基督教徒谢颂羔写的《理想中人》，就说：“他这书很好！很有益的书！这位谢居士住在上海吗？”于是丰子恺预备邀谢颂羔来聚谈，可是他说：“请他来很对人不起。”后来他写了一张横额“慈良清直”四字由丰子恺送去，又由丰氏的邻人陶载良备了素斋，把弘一大师和谢颂羔等一齐请来晤面，结下了这一位虔敬的佛教徒和另一位虔敬的基督徒之间的奇缘。
又有一事：弘一大师在福建时，一天，有基督徒，某小学校长庄连福希望聆听弘一大师说法，但在半道上却被弘一大师的弟子传贯阻挡，以为基督徒不宜来听佛教高僧的演讲。此事被弘一大师知道后，即批评了传贯，并要求他向庄校长道歉。
次日上午，传贯怀着歉疚之心来到小学校，跪在庄校长上课的教室门口。庄连福请他到宿舍里喝茶，传贯硬是不肯，谢罪道：“我是受师父之命，特地来向你们赔罪的，万万不可受你们的招待！”说着，他又从怀里取出弘一法师手书的单条四幅及一本《华严经》送给庄校长。
大师的宽广胸怀、海涵山容的气度感动了这位基督徒。此后他便经常汇集其他教友前往净峰寺聆听大师讲经。据庄连福自己说：弘一大师的开示“给我们很深的启迪。因此，我们连续上寺听弘一大师讲经，每次都增加了不少基督教徒听众。”
这是何等动人的气象！一位佛门的高僧讲经，听众中居然有许多基督徒。
对异教如此，对佛门各宗派的包涵融通亦如此。
弘一大师强调佛法各宗派一律应给予尊重。他为学僧们讲过《佛法宗派大概》，他在罗列了诸如律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等十大佛法宗派后，谆谆告诫学僧：“就此十宗中有小乘、大乘之别。而大乘之中，复有种种不同。吾人于此，万不可固执成见，而妄生分别。因佛法本来平等无二，无有可说，即佛法之名称亦不可得。于不可得之中而建立种种差别佛法者，乃是随顺世间众生以方便建立。因众生习染有浅深，觉悟有先后，而佛法亦依之有种种差别，以适应之……故法门虽多，吾人宜各择其与自己根机相契合者而研习之，斯为善矣。”
这便是弘一大师李叔同，不求一己悟道，但求“众生皆仙”！
《我的国》《春郊赛跑》《隋堤柳》：剩水残山故国秋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美术学校，他既研习油画，又从音乐家村上音二郎攻音乐，为中国较早研究西洋音乐者之一人。1905年农历十月，他就与友人着手出刊《美术杂志》，其中包括音乐内容。后因这份杂志流产，李叔同便独自在东京办起了刊物，这就是《音乐小杂志》。
《音乐小杂志》第一期于1906年农历一月十五日在日本印刷，农历二十日运回上海发行。这本杂志为32开本，26页。刊中栏目众多，有图画、插画、社说、乐史、乐典、乐歌、杂纂、词府等。刊中各种文章皆短小精悍，其中最有价值的《音乐小杂志序》也不过五百余字。此序被看作是研究李叔同音乐理念的不可多得的文献。序曰：
第三部分
歌曲寻绎（5）
《春郊赛跑》的歌词是：
跑！跑！跑！看是谁先到。杨柳青青，桃花带笑。万物皆春，男儿年少。跑！跑！跑！跑！跑！锦标夺得了。
李叔同只作了这么一段，歌词紧扣《春郊赛跑》的主题，可谓仿也仿得很妙。
作为“别体唱歌”的《隋堤柳》，李叔同在歌词后面有一小注，曰：“此歌仿词体，实非正轨。作者别有枨触，走笔成之，吭声发响，其音苍凉，如闻山阳之笛。《乐记》曰‘其哀心感者，声噍以杀’，殆其类欤。”李叔同还在曲谱上注了“哀艳”二字。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首“别有枨触”的歌呢？且看：
甚西风吹醒隋堤衰柳，江山非旧，只风景依稀凄凉时候。零星旧梦半枕浮，说阅尽兴亡遮难回首。昔日珠帘锦幕，有淡烟一抹，纤月盈钩，剩水残山故国秋。知否知否，眼底离离麦秀。说甚无情，情比踠到心头。杜鹃啼血哭神州，海棠有泪伤秋瘦。深愁，浅愁，难消受，谁家庭院笙歌又。
这样的的哀情在李叔同早期的诗词里是可以找到许多的。此处他将如此“哀艳”的歌曲跟《我的国》《春郊赛跑》并录，多少反映了李叔同本人的双重性格。
丰子恺在1957年写的《李叔同歌曲集》序言中曾说：“我记得……李先生作曲作词的，还有一首叫做《隋堤柳》。”然而据钱仁康先生在《〈隋堤柳〉李叔同的第一首“仿词体”歌曲》一文中考证，此歌并非李叔同作曲，原曲是美国流行歌曲女作者达克雷（Harry Dacre）所作的《黛茜?贝尔》（Daisy Bell），又名《双座脚踏车》(Bicycle Build Fir Two)。
《黛茜?贝尔》原本是一首活泼的圆舞曲，至今仍被人传唱。李叔同用这样轻快的圆舞曲配上了哀愁的歌词，也真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了。
《音乐小杂志》一度在中国消失，直到1984年才经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的帮助，在日本觅得原本，重新传回中国。李叔同先生若是地下有知，也会觉得欣慰吧。这份杂志的文字大都出自李叔同之手，而内页插图除了李叔同外，还有他的日本友人。可惜这本杂志只出版了一期就没能继续下去。从版权页上可知，该刊定价为大洋两角八分，印刷所为日本东京神田区美士代町二丁目一番地的“三光堂”。
《满江红》：血花溅作红心草
李叔同有深广的爱心、博大的胸怀，而在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的原则问题上却也从不含糊。他立场坚定、观点鲜明，且从不吝惜用“血”字来表明志向。他出家后，割破手指用自己的鲜血为写经卷；抗日战争期间，他有“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的诗句。而在《满江红》里，他写得更为豪迈奔放——“血花溅作红心草”！
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上刊出的征求
滑稽讽刺画稿广告
《满江红》作于1912年，时值辛亥革命胜利不久，李叔同热血沸腾，似乎已可看到祖国的希望：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李叔同发表在《太平洋报》上的广告作品《满江红》词原注“民国肇造，填此志感”。由此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李叔同于1905年留日前夕填写的一首《金缕曲?留别祖国》。那首词是这样写的：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
第三部分
歌曲寻绎（6）
二词相对照，很容易体会出李叔同的心路历程，从感慨“破碎河山谁收拾”到表示“度群生、哪惜心肝剖”；从为了祖国，暂时“忍辜负”再到见了“一担好山河，英雄造”。这内心的波澜该有多么澎湃！我们宁可把“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中的这位“长啸之人”看作是李叔同自己。他藉咏怀荆轲、聂政来抒发自己的雄心锐气，他对革命寄予了莫大的期望。
李叔同发表在《太平洋报》上的广告作品
或许正是此歌的气势不凡，此后不少人在分析李叔同当时思想的时候都乐意以它作例子。他的学生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中说，李叔同在写《金缕曲?留别祖国》的时候，是“一点爱国热忱的星火始终没有熄灭”；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中谈到《满江红》的时候则以为：“……他富有爱国心，一向关心祖国。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李先生（那时已在杭州师范任教）填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欢喜……李先生这样热烈地欢喜河山的光复，后来怎么舍得抛弃这‘一担好山河’而遁入空门呢？我想，这也仿佛是屈原为了楚王无道而忧国自沉吧！假定李先生在‘灵山胜会’上和屈原相见，我想一定会拈花相视而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