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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
儒家天真，道家率真，墨家认真，名家顶真。
政治上天真的儒家，在生活中一点也不率真，所以多是伪君子。生活中率真的道家，在政治上一点也不天真，所以多是真隐士。宗教上认真的墨家比儒家虔诚，他们把鬼神当真，因此避免了儒家的虚伪。知识上顶真的名家比道家真诚，他们把真理当真，因此避免了道家的虚无。
然而帝王专制需要政治上天真幼稚的儒家，因此儒家战胜了墨家，宗教信仰在中国成了民俗游戏。帝王专制需要生活上率真随便的道家，因此道家战胜了名家，客观真理在中国成了海外奇谈。
所谓真实，可分为真际与实际两部分。中华民族是个很不认“真”而颇为务“实”的民族。名、墨两家专注于真际，儒、道两家专注于实际。因此墨家和名家的中道覆灭，在中国历史一成不变的务实轨道上，几乎是逻辑的必然。名、墨两家的中道而绝，使真际文化成为绝响；儒、道两家的阴阳互补，使实际文明绵延久长。中国文化对“真实”的接受程度，以道家颇为务实的率真为最后界线。在率真的限度内，一定程度的狷介放达，成了中国文化最高的审美内容。作为对令人窒息的专制文化的必要调节，作为对高度紧张的脆弱神经的适度松弛，道家式的率真狂放，有时甚至可以表现为对帝王将相的某种不恭和傲慢。但任何狂士一旦越过了这个最后界线，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二
儒者弱智，道者狡智，墨者奇智，辩者大智。
儒者标榜仁义，贬低智慧，因为他们非常弱智。道者批判仁义，绝圣弃智，却自称大智若愚，然而若愚之智并非大智，只是老奸巨滑的狡智。墨者非难儒、道两家，无私无畏地神道设教，颇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奇智。辩者跳出世俗政治的污秽樊笼，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叩响真理之门，故有空谷足音的大智。在公孙龙的超绝智力面前，所有先秦诸子的智力都显得相当平庸。因此，当墨、辩之智成为绝响之后，中国文化从此就与真正的智慧永远绝缘──直到西方智慧进入中国以前，只有道家的狡智和禅宗的冒牌智慧──弱智的儒家信徒无不对取代了良币的劣币心悦诚服。
由于真正的智慧在中国文化中的缺席，于是智力水平连普通几何题也解不出的江湖骗子，就敢于自封智者。徐光启服膺西方文化，是从翻译欧几立德的《几何原本》开始的；康熙皇帝敬畏西方文化，也是从解几何题开始的。我敢断言，凡是贬低西方文化的人，都是读初中时解不出几何题的人。反过来也一样，凡是拜倒在西方文明现有成就脚下，却对产生这些成就的原因一无所知的人，也是读初中时解不出几何题的人。柏拉图学院门口之所以大书“不懂几何者免进”，就是为了预防弱智者成为以“超级智者”唬人的江湖骗子。众所周知，中国自古至今都盛产这样的江湖骗子。我认为，凡是会解几何题的人，就不会被禅宗式的江湖骗术蒙得晕头转向。我敢说，惠能以及所有的禅宗大师，他们的智力都不足以解几何题。不会解几何题并不可羞，因为他或许是个能够打破唯理主义的逻辑思维定势的艺术奇才（比如庄子），但艺术家不该冒充哲学家──正如不懂诗的哲学家不该冒充艺术家。
三
公元前八到二世纪，是人类现有各大文明的原始积累期，雅斯贝尔斯谓之“轴心时代”。这一时代，相当于中国历史分期中的先秦。本书试图描述的是，当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在雅典街头探讨哲学，当释伽牟尼及其弟子在印度荒野传播宗教，与之同时代的杰出中国人，在街头、在荒野──事实上更多的是在庙堂之上──说些什么？他们的言说，对后世有什么影响？他们的言说，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先秦时代，是中国思想最辉煌的顶峰，此后历两千年而永难超越。为了使枯燥艰深的诸子思想形象易解，我选取了诸子寓言作为进入这座灿烂宝库的方便法门。虽然在学理上我服膺名家，在人格上我敬佩墨家，但是由于名、墨两家中道而绝，在本书中过多谈论名、墨两家，未免与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过于无关痛痒。由于儒、道两家事实上成了中国文化阴阳互补的主流思想，因此我还是把大部分篇幅给了儒、道两家，这样对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更为切中要害。并且毫不意外，专注于真际的名、墨两家确实也较少从事寓言创作；同样并非意外，先秦最杰出最多产的两位寓言巨匠──庄子和韩非，恰是专注于实际的一道一儒（法家只是儒家的同宗别派）。寓言正是一切表述思想的文学形式中，最实际的一种。而由于寓言同时又是一切表述思想的文学形式中，最具游戏精神和自由精神的一种，因此思想极度不自由的韩非，虽然寓言数量多于庄子，但其艺术水准与庄子却不可同日而语，也就并非意外了。在我这种毫不圆通的逻辑头脑看来，一切都是必然的。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可能有意外和偶然，长时段的历史走向，却一定是必然的，没有任何意外。这对于希望客观历史能够更符合主观愿望的人来说，或许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吧。
九八年十月七日于海上三朴堂
言论是否永远无罪──唐鞅招杀
宋康王问相国唐鞅：“我杀的人已经够多了，但是臣民还是不怕我，这是为什么？”唐鞅说：“主公杀的人，都是有罪的人。只杀有罪的人，没罪的人当然不必害怕。主公想让臣民害怕，就要不管有罪没罪，时不时地滥杀无辜。那样臣民就会人人自危，对主公非常害怕了。”康王觉得有理。过了不久，就把唐鞅杀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寓言。虽然我一向对“昏君有过，奸臣有罪”的论调很不满意，认为奸臣大抵是替暴君背黑锅。但在这篇寓言中，我认为唐鞅确实比宋康王可恨得多，完全是死有余辜。
可以设想，此前宋康王也曾问过唐鞅：“为什么我对臣民这么宽厚仁慈，他们却不爱戴我呢？”唐鞅一定是像一千多年后意大利的马基亚维利那样说：“主公，做君王的不该要臣民爱戴，而该要臣民害怕。你对有罪的人总是重罪轻罚，他们当然就肆无忌惮啦。只有重其轻罪，主公才会有足够的威严。”于是宋王就开始轻罪重罚。不料轻罪重罚的效果不佳，于是就有了上面这一问。
这里面也隐含着一个悖论。宋康王杀唐鞅，究竟是因为唐鞅无罪还是有罪？唐鞅一定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宋康王相信了他的话，把他当做无罪的人来开刀。但从我的角度来看，他的被杀是因为有罪，并且是不可赦的重罪：教人为恶，尤其是教唆握有生杀大权的帝王为恶。
所以，我从不简单地认为一切言论都无罪。“言论自由”和“言论无罪”，是正义者针对暴君动辄对批评暴政的人以言论治罪，而提出的主张。但是从这个寓言可以看出，正义者未免过于天真。他们以为真理可以越辩越明，真理终将战胜谬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只要真正的言论自由实现了，那么邪恶的言论必定不能战胜正义的言论。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正义的言论，在逻辑层面上固然更为雄辩，但问题在于，一切邪恶的言论决不仅仅停留在逻辑层面上与正义者进行智慧的较量。所有邪恶的思想家都是为世俗权力辩护的，所以邪恶的言论必然会借助世俗权力的暴力，以救济其逻辑力量的先天不足。在历史的正义法庭面前，单独的邪恶言论和单独的世俗权力固然都无法凭其自身的力量战胜真理；然而在现实的实际较量中，邪恶言论一旦与世俗权力勾结（而两者必然要勾结），力量对比就发生了逆转，真理在每一个相对的短时段内就往往落败。而正义者由于坚信真理是自足的，必然不会借助世俗权力──另外，正义的力量一旦与世俗权力结合，就会迅速变质为非正义的力量。
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悲壮之处：正义永远在野，而邪恶永远在朝。在每一个短时段内，邪恶总是胜利。从每一个短时段来看，邪恶战胜正义就是历史的基本主题，这也正是世俗权力永远相信暴力的原因。在每一个短时段内，暴君及其帮凶总是自鸣得意地认为正义的力量不堪一击──而从表象上看确实如此。观察能力仅及于历史短期表象的大部分人民，也同样认为正义的力量不堪一击，所以他们明哲保身地不向正义者伸出援助之手，而是冷漠而麻木地听任正义的力量被邪恶的势力扑灭。人民渴望正义，然而他们悲观地认为正义无法在人间实现，所以他们惟有寄望于虚幻的天国和来世。
但我决不这样看。我认为每个时代的正义力量固然相对地弱于邪恶势力，但由于同一时代的邪恶势力内部，永远在互相利用而不可能真正联合（康王杀唐鞅即是一例），因此邪恶势力与邪恶势力之间在精神上的对立，甚至超过他们与正义者之间的精神对立。也就是说，邪恶在精神上完全是虚弱和孤立的，邪恶与邪恶之间是永远无法勾通的，因此历史上的邪恶势力不可能给现存的邪恶势力以任何精神上的援助，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各自占据了一个个邪恶的孤岛。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正义真正地有别于邪恶，真理本质上有别于谬误──正义的力量是包围这些邪恶孤岛的历史洪流，至少是潜流。不同时代的正义者，在精神上是高度相通的；每一代被当时的邪恶势力扑杀的正义者，都成为后继者永不枯竭的思想资源和力量源泉。正义者哪怕在每一个短时段内都惨遭邪恶势力的扑灭，但历史上的正义捐躯者永远在精神上激励后继者。每一个暂时得势的邪恶者，不仅在精神上是孤独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孤立的──连后世的邪恶者也在假惺惺地谴责他们，这更足以证明，正义在长时段内是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而每一个暂时失败的正义者，不仅在精神上不是孤独的，而且在历史上更属于一个无形的巨大精神阵营──他们是无须联合的高度联合体。因此从长时段来看，正义总是会逐渐获胜的。虽然每一个时代的恶势力往往压倒正义的力量，每一个时代总是比前一个时代更进步。恶势力每一次恶贯满盈的崩溃，总是为正义积蓄了新的能量。虽然历史并不是直线前进的，但总体来看，历史确实在进步，文明确实在发展，正义确实在日益成为历史的主角──否则我就不可能安然无恙地在这里严厉批判暴君及其帮凶。
我在本篇中要说的是，言论并非永远无罪，像唐鞅和韩非的言论就有大罪。正义者既要主张言论自由和言论无罪，但又不能因为主张言论无罪而姑息任何邪恶的言论。因为所谓言论无罪，是针对禁止人民自由言论的统治者而言，统治者无权禁止人民的自由言论，统治者无权用国家机器关押和捕杀任何言论者，包括无权诛杀邪恶的言论者。所谓邪恶的言论有罪，是指那些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混淆视听颠倒是非的谬论有罪。但是指控邪恶的言论有罪，并非主张用世俗权力对邪恶的言论者予以诛杀，而是在真理的自由论坛上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哪怕世俗权力以正义自许，也无权对邪恶的言论者予以诛杀──事实上，又有哪个世俗权力不以正义自许呢？一旦世俗权力有权审判言论，那么由谁、又如何来判断到底是正义的权力在诛杀邪恶的言论，还是邪恶的权力在诛杀正义的言论？没有人！也无法判断！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一旦权力在诛杀言论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邪恶的权力在诛杀正义的言论，极少例外。即便偶有例外，比如说宋康王诛杀了唐鞅，正义者也不寄侥幸于这样的例外。更何况唐鞅虽然该死，但宋康王并非由于他的言论对人民有罪才杀死他的，而是因为他的言论对帝王有功才杀死他的。当然，宋康王一定会以“反对人民”的罪名来宣布他杀死唐鞅的理由。世上的一切宋康王，在诛杀言论者的时候，必然会隐瞒其真实意图，而乔扮成正义者的面目。轻信的愚民，于是误以为世俗权力有权介入真理的论坛，误以为这会有助于真理战胜谬论。我认为，真理根本无须任何世俗权力的援助，只要世俗权力不介入真理与谬论的较量，真理必然能够战胜一切谬论，尤其是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绝对如此。
跋 语
张远山
一
对于先秦诸子思想这样的大题目，本书的描述与时下学界热心提倡的“学术规范”相距甚远。可能的一个原因或许是，我本就不在学界内，无须靠论文评职称。我既没有职业，也无须为稿费奋斗，因为我妻子免费供我食宿，当然我也免费让她读我的文章，所以她认为可以算作两清。不过我虽然不为稿费奋斗，但稿费自然还会有一些，除了买书，余下的还可以跟朋友喝酒。
我只是一个任凭性之所至而穿越时空到处漫游的精神独行侠。先秦思想是最吸引我的一个精神宝库，所以浸淫近二十年从无厌倦，但我的留连忘返与其说是正儿八经的研究，不如说是不自量力的与先秦诸子喂招过招。简单地说，我无意把本书写成一部思想史，我为自己定的工作目标，是“重估一切价值”，当然这就更不自量力，权且当做先“重估一些价值”吧。来日方长，我并不着急。
二
毛泽东说过，任何地方都有左中右。用这种三个世界的理论来分析先秦诸子，大致说来，儒家正宗是尚中庸的，他们所主张的仁义虽然不是为人民着想，但也不过分偏袒帝王。站在民间立场上反对儒家的庄子本来是左派，站在帝王立场上反对儒家的韩非本来是右派；然而历史的巨大反讽在于，从左的立场反对儒家仁义的庄子，主张退回到仁义以前的无政府时代，有开历史倒车的嫌疑，于是真正的左派被误当成了反动的右派。而从右的立场反对儒家仁义的韩非，却主张进入仁义以后的专制极权，有推动历史进步的假象，于是真正的右派被错当成了革命的左派。用现代的别致说法，韩非的右，是左得不能再左的右；庄子的左，是右得不能再右的左。
本书的基本构架正是按左中右划分的三个部分：上编解构庄子寓言（十篇），中编解构韩非寓言（十三篇），下编解构诸子寓言（十八篇）。我尽可能以点带面地解读了先秦重要思想家的寓言，没有选录的人物，可能是因为可供选择的寓言不多，但仅此我会在他人的寓言中提及，比如老子；也可能是我认为不重要，比如阴阳家──但未必没有发生重大历史影响，只是我认为已缺乏现代意义。由于庄子和韩非居于最激烈的左右两个极端，其他人的思想就多少显得较为持平、周到和圆滑。孟子看似激烈，其实只是颇具表演性的姿态而已，因此所有其他诸子都被我笼统地归入中不溜的一群。这作为学理界定当然过于粗疏，但对于总体把握却颇为简便。当然，公孙龙完全与这些政治倾向无关。幸而，本书的任务并非专论公孙龙，只是不能不提到而已。把公孙龙排除在这种世俗政治纠纷之外，在这三种政治立场中，我与庄子是一派。所以我自认为是左的，但却容易像庄子一样被人误以为右；我自以为是革命的（正是自幼研读并至今服膺马克思使我走上了哲学道路），但却容易像庄子一样被人误以为反动。说实话，我从不在乎被人误解，误解恐怕是我辈注定的命运。
已故当代思想家顾准对韩非的总体评价与我的观点相近，他认为韩非“倡导君主乘势以术御下，无限纵欲，那些地方的文笔犀利，简直是无耻！”（《顾准文集·评韩非》，第400页）“他有歪道理，他文笔犀利，这个人有才气。仅仅才气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我是认为，他在中国史上没有起一点积极作用，而他本人在道义上也毫无可取之处。”（同上，第401页）也许本书中对韩非的剖析可供对顾准思想有兴趣的读者参考，而我则把本书的写作，当作对顾准先生的一种特殊纪念。
被我痛骂的韩非，或许会嘲笑我对包括他在内的诸子寓言的解说和解构，属于买椟还珠。我想即便果真如此，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旧瓶装新酒，未必一定要把旧瓶里的酒喝了才可以装新酒──如果旧瓶里的酒是毒酒，喝了就会中毒乃至死亡，那就装不成新酒了。由此可见，旧瓶里的酒以不喝而倒掉更为合宜。即便旧瓶中的酒没毒，也未必一定要喝。比如我昨天看到一瓶酒，酒瓶极美而酒味甚劣，我就买下来，只是摆在玻璃柜里观赏，自己并不喝其中的劣酒。今天我又看到一瓶酒，酒味极醇而酒瓶甚丑，我也买下来，回家把旧瓶中的酒倒掉，把新酒装入旧瓶，再把新瓶扔了。这样就使两瓶形质不相配的酒，合璧成一瓶形质俱佳的酒了。假如我自己造的家酿碰巧色香味俱佳，却又暂时找不到与之匹配的酒瓶，那就更要把徒有其表的旧瓶里的酒倒了，装我自己的新酒了──甚至可以不问自己的新酒，是否一定比旧瓶里的旧酒更好。
要旧瓶不要旧酒，固然是买椟还珠；但是为旧酒换上一个时髦的新瓶，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为陈腐的谬论穿上新理论的外衣，把传统的观点加以新术语的包装，难道就算是新思想吗？
三
本书除了把伪《列子》将错就错地算在先秦（这是晋人仿造先秦样式做的一个假旧瓶），先秦以后的寓言只选了唐人柳宗元的《黔之驴》，这部分是为了纪念醉心于改写唐人传奇而却不幸英年早逝的王小波，因为他自称“驴子之友”。事实上，这最后的一篇倒是最先写的，写于九月九日。屈指算来，完成本书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非常凑巧的是，白天写完此文，当晚编辑就来电敲定了这部书稿。中国谚语“无巧不成书”，欧洲谚语“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此之谓也。写这篇的时候，我是想把这本书尽可能写得像王小波那样有趣的，不料书还有自己的性格脾气和成长道路，写着写着竟不有趣起来，变成了比顾准还要沉重的“痛说革命家史”。于是向前清算祖宗八代，一路追查到先秦，再也跳不出先秦的魔掌。沉重肯定不如有趣讨人喜欢，但我并不想说抱歉。我生活中的目标，是做个滑稽家；写作上的目标，是做个哲学家──这两个目标看起来势同水火，但我就这么蛮干了三十年。只是由于既欠火候又欠水准，干得还不太漂亮。看来这次哲学家赢了，滑稽家输了，以后再找机会让滑稽家找回场子吧。不过，为了怕王小波孤单，我最后再破例选一个先秦以后的寓言，拿它的旧瓶装我的新酒：
枭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汉·刘向《说苑》）
这只猫头鹰因为乡人不喜欢他的刺耳调子，就想移民到别处。我想这是一只传统的中国猫头鹰，过于在乎乡人的一时好恶。他打算移民，是因为想保持自己的独特声音。但现在他要是听信了斑鸠老哥的教导而不再移民，那么这只传统的中国猫头鹰大概会改变自己擅长的美声唱法，而改学乡人喜欢的流行唱法。如果乡民不喜欢他捉老鼠，他甚至会下决心痛改前非，苦修孔雀（据说是孔子家禽）的开屏献媚之术，也未可知。但我却是一只固执的猫头鹰。我只想呆在我祖先的土地上，按我的天性捉老鼠，按我的天性作夜枭之鸣。恶我之鸣的人，不过是鼠辈而已，何足惧哉！我相信一定有喜欢我的枭鸣的乡民，他们虽然可能因为鼠辈猖獗而不敢为我喝彩，但我要为自己，也为他们，作长夜之鸣。退一万步说，即便没有任何人愿意听，就只是臊臊那些不愿听的耳朵，我也觉得不坏。
乡先贤鲁迅也有过与我类似的想法，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写道：“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欢喜；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鲁迅当然不是旧瓶，瓶中绍酒又色香味俱佳，正可以开一坛，与憎恶鼠辈的乡里乡亲同饮。
九八年十月七日于海上三朴堂
把人当猴耍的闹剧──朝三暮四
有个养猴子的老头，人称狙公，对众猴子说：“伙食情况是这样，实行半军事化的供给制，每天两顿干饭，每人两张饭票。标准是朝三暮四：早饭三颗橡子，晚饭四颗橡子。”猴子都是急性子──出了名的猴急，一听早饭只有三颗，整个白天都得半饥不饱地活受罪，顿时呲牙咧嘴地发怒了，把火药、罗盘、造纸术、印刷术等旧四大发明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等新四大发明都用上了，闹了个五洲震荡云水怒，天翻地覆慨而慷。老谋深算的狙公胸有成竹道：“别急别急，别忘了我们是民主集中制，有意见好商量。既然大伙儿不同意，那么就朝四暮三：早饭四颗，晚饭三颗。”猴子们一听早饭增加到四颗，可以半饱不饥──至于晚上睡着后饿肚子就管他娘了，权当饿的是梦里的别人──于是就满意了。而且感激于狙公的顺从民意，替天行道，竟高呼起“狙公万岁”来。也难怪，喊惯了，不喊嗓子痒得难受，谁让猴子们都长着一个喉头呢？
庄子大概是最早发现猴子是人的祖宗的思想家，尽管他并没有理清从猴子进化到人的全部中间环节。话说回来，两千年后的达尔文对中间环节也没有全部弄清，以至时常受到不肯承认猴子为祖宗的人们的攻击。近年有个海外华人攻击尤力，我担心让洋人怀疑咱们中国人过于心虚，仿佛此地无银三百两。
庄子认为，狙公对类人猿的北京人或类猿人的山顶洞人的统治术，纯粹是一种阳谋──阳得不能再阳，简直是和盘托出。后世的阳谋家还是说半截子话的，后半截话要等时机成熟了，也就是等觊觎禁果的蛇被引出山顶洞以后再说。而庄子笔下的狙公却认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橡子早就成熟了，所以后半截话不必吞吞吐吐，可以按照真正的阳谋，直截了当地“有话就说，有屁有放”。怪只怪猴子们自己只听了前半截话，就急不可耐地大鸣大放。当然，庄子没有料到的是，后世的半吊子阳谋术的实际统治效果胜过他所讽刺的纯正阳谋，甚至胜过古今一切统治术，可以令全体猴子心服口服衷心敬爱。这是不擅阳谋而专搞阴谋的历代万岁爷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辈，所望尘莫及和自叹弗如的。
庄子挥舞寓言的双刃剑，左右开弓，对狙公和群猴加了八字总评：“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
总评中的“名实未亏”四字，赞叹狙公的高明。从名的角度看：朝和暮，三和四，四个字换来倒去，不增一字而尽得风流。难怪狙公要得意忘形地吟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暮，忽三忽四；朝朝暮暮，不三不四。”从实的角度看：三加四得七，四加三也得七。全国一盘棋，就这么七颗橡棋子，随你众猴子怎么折腾，再也多不出一颗。这个由狙公随意摆布的楚汉残局，斗来斗去，斗去斗来，与天奋斗，与地奋斗，老将冲锋，小将上阵，广阔天地，战天斗地，反正狙公是无本经营而决不亏本，名至实归而其乐无穷。孙猴子的斤斗，翻不出如来如去的手掌心；子猴孙的斤斗，也逃不出狙公狙婆的脚底板。
总评中的“喜怒为用”四字，嘲笑众猴子的愚蠢。早饭三颗，你发怒了；那么就发扬民主，早饭四颗──料定你就不敢不欢喜。反正为民作主，集中起来总共就这七颗米下锅。哪怕嫌两顿不够，要吃三顿也民主到底，无非是从两顿干饭，变成两稀一干──两顿稀饭各下两颗米，一顿干饭下三颗米；或者变成两干一稀──两顿干饭各下三颗米，而一顿稀饭下一颗米。反正最后是集中起来皆大欢喜。当然，对狙公狙婆集中成欢喜佛而欢天喜地，容易理解；对众猴子为何连红薯也吃不饱却欢天喜地，就难以明白。
总评的八个字合起来，就是狙公名实未亏，而众猴子喜怒为用。说穿了，就是众猴子无论喜怒，都被狙公利用了。在街头看过摆棋摊的人一定明白：摆棋摊的老头摆下只有七颗橡棋子的残局，自己先做红方，让你做黑方。你以为自己能赢，欣然入局，结果当然是你输。你要是不服气，他就挑逗你做红方，大大方方地自己做黑方。你以为这回自己赢定了，结果还是你输。因为你不知道摆棋摊的老头是集中华民族五千年狡智于一身的阳谋家。所以不论你是黑八类还是红五类，只要你成了入局者，就必定没有读懂庄子的寓言，而摆棋摊的老头却读懂了。或许还有局外的观棋者也读懂了。我虽然观局，但不在局外，所以也无法读懂。而且观棋者应该不语，而我却喋喋不休，可见至今依然懵懂。
事实上，这个寓言从诞生至今几乎无人能解。人们完全不懂庄子对狙公和猴子的双重嘲笑，而只记得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的反复无常。“朝三暮四的男人”，与“水性杨花的女人”几乎是同样意思──这个成语两千年来就是这么糊里糊涂用的。这种用法，大概就是冯友兰所说的“抽象继承法”。深谙中国学问的哲学史大家尚且只顾抽象而不问具体，从来不知中国也有哲学的门外汉们就更不必说了。
实际上这个寓言并没有什么不易理解的深意，它不过是庄子对此后的两千年封建历史的一个悲剧性预言。庄子竟能做出其有效性直抵两千年之后的准确预言，实在是太惊人。要知道庄子死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始皇帝呢！正因为太惊人了，猴子们就更惊得不敢相信这竟会是真的了。于是这个寓意极为浅显的寓言，就始终无人能解。然而庄子对此也早就料到了：“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虽然始皇帝的精神后裔绵延不绝，但万世之后的今日，庄子也终于有幸可以遇到知其解者了。然而庄子或许万万没想到，他旦思暮想的“大圣”，竟是花果山上的孙大圣。庄子也万万没想到，孙猴子的猴子孙们，竟然做了世界的名誉主席了──而喜滋滋的猴子猴孙们更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不过是沐猴而冠，在为狙公耍把戏罢了。
庄子之后中国最杰出的幽默家王小波说，他平生最看不得猴戏。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我替庄子感到欣慰，因为他终于遇见知音了，他终于可以大笑于九泉之下，大哭于九洲之上了。呜呼！
被独裁体制毁灭的天才──滥竽充数
中篇
齐宣王喜欢听竽，但他喜欢听三百人的大乐队一起大吹特吹。南郭先生是个吹竽好手，请求齐宣王允许他加入乐队，齐宣王欣然同意，让他享受与乐队的其他乐手同样的待遇。齐宣王死后，齐王继位，他喜欢听乐手一个一个单独吹竽。眼看再也混不过去，南郭先生在吃了最后一顿免费晚餐后，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中国人颇有翻案的传统──那是因为每一代学者都必须以当代帝王的是非来重断是非，以便下一代学者再来对这一代的“论断”重新翻案。但奇怪的是，韩非的这个著名寓言自从问世以来，还从未有人替颇为无辜的南郭先生打过任何抱不平。所有的人都一致相信，南郭先生是个毫无本事的低等骗子，混在众人中间虽然可以遮丑，一旦个别过堂，就无法藏拙，终于真相败露，不得不畏罪潜逃。所以，这个故事可以不断被别解、翻新，用于各种相似的新语境。比如近年否定大锅饭，打破铁饭碗，这个旧寓言就是可以老店新开的──按时髦的说法，叫“寻找精神资源”。虽然我从未见过有人在文章里这么用，但我相信一定有人这么用过，只是我没看见罢了。然而老店新开还是老店，店主并没有换人，所以这个寓言的一切花样翻新的引用者，都与原作者韩非同一褒贬──无情嘲笑南郭先生。没有人对南郭先生表示过丝毫同情，没有人发现南郭先生是个不幸的悲剧人物──尽管远远算不上悲剧英雄。这让我非常诧异，所有的人竟都深信不疑韩非对南郭先生的丑化和污蔑，所有的人竟都没有看出如此明显的破绽。
我认为，南郭先生决不是骗子，最低限度一开始不是。试想，如果南郭先生一点不会吹竽，他能被齐宣王招纳到宫廷乐队里，享受一级演奏员的特殊待遇吗？论者会说，齐宣王一定没有亲自对南郭先生进行面试。这有可能，但对不会吹竽的真正骗子只会更糟。因为对南郭先生进行面试的将是宫廷乐队的艺术总监，他比齐宣王更内行。除非争辩者认为乐队总监也对演奏一窍不通，根本没看出南郭先生不会吹竽──但这未免过于异想天开。虽然对于齐宣王这种愚蠢的帝王来说，其乐队总监必定高明不到哪里去，但说他一点音乐常识也没有，却于理难通。即便有人拿出确切证据来，证明南郭先生是乐队总监的小舅子，或者贿赂了乐队总监，也不能让我相信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因为假如南郭先生不会吹竽，他决不敢毛遂自荐，乐队总监更不敢徇私录用。世上不可能有这么笨的骗子，一点本事也没有却敢到帝王的虎口里来骗饭吃。比这更笨的骗子是有的，但那是民间的骗子。敢入帝王虎口的南郭先生，不可能是骗子，顶多是个混子。
既然南郭先生会吹竽已经可以肯定，接下来的问题是吹奏水平如何──这才是整个寓言的关键。大多数人恐怕会推测，他吹得一般，会吹，只是不够国家一级演奏员的水准。所以当齐王要对他们一个一个考核时，他不得不逃走了。但根据以上分析，如果南郭先生水平很低而乐队总监竟录用了他，那么乐队总监不是业务不精通，就是接受了贿赂。那样的话，由他主事的乐队里，东郭先生、西门后生一定还有不少，单独考核时，三百人的大乐队里，溜之大吉的恐怕不止一个，而是集体大逃亡，连这乐队总监也非逃不可。由此可见，受到嘲笑的决不应该只有南郭先生一人。
或许有人觉得，以上分析有点道理？非常抱歉，我根本不同意以上的全部分析！因为以上分析近乎为韩非圆谎，然而我的目的是要揭穿他的弥天大谎。以上分析，仅仅是对韩非给出的片面信息甚至错误信息进行分析，也就是仅仅在体制内分析，这样的分析虽然能得出不少看似合理乃至深刻的结论，甚至提出改革方案，但却根本不可能治本。韩非是独裁体制的坚决维护者，所以他当然完全不可能想到，造成南郭先生悲剧的根本原因，正是独裁体制本身。哪怕南郭先生到最后确实不会吹竽了，也是独裁体制一手造成的。
如果站在体制之外来分析，事实真相就一目了然了。我认为真相是这样的：不仅南郭先生，而且整个宫廷乐队中的所有艺术家，都堪称齐国的顶尖国手。所以中国帝王常常得意于“野无遗贤”，夸口“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因为在独裁体制的天罗地网下，所有的天才要想不被埋没而有所作为，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只有去为帝王服务，连李白这样恃才傲物的稀世天才也不得不自投罗网。中国历史的早期，还可能有庄子这样拒绝为帝王所用的荒江野老，但到了中国历史的中后期，庄子式人物已经没有立锥之地，连隐居也劣变为通向庙堂的终南捷径。在这种情况下，设想南郭先生不是艺术家是不合逻辑的──否则艺术家都到哪里去了呢？关键和奥秘在于，所有的天才在独裁体制下必然会被毁掉，所有的天才在独裁体制下都会变成南郭先生。李白是天才被毁掉的一个正面例子，韩非本人是天才被毁掉的一个反面例子──他的天才只能用于为独裁体制辩护。
由于每个暴君的个人趣味差别极大，前一个暴君与后一个暴君的嗜好乃至政策没有任何连续性，齐国两代君主的音乐趣味就大相径庭。事实上后一个暴君更可能不喜欢听竽，而是喜欢听人吹奏笛子或别的乐器；不仅是音乐嗜好，还可以推而广之，及于一切方面。因此即便你是吹竽的真正国手，是不世出的大诗人、大作家，只要你所服务的暴君死了，你就会没饭吃──这就是老于世故的中国百姓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中国百姓只是不争气，但从来不是不明白。所以南郭先生吹竽吹得再好，还是不得不逃走，三十六计走为上，不走还等着砍头吗？所以南郭先生吹竽吹得再好，也不得不被新近得宠的吹笛国手嘲笑──当然谁都明白，现在正当令的吹笛国手很快也会过气，很快也会被下一代新宠嘲笑为南郭先生。看看中国古代最大的天才之一苏东坡，被几代帝王一会儿重用一会儿贬谪一会儿重新起用一会儿流放海南，就知道为暴君服务、被暴君折腾是怎么回事了。难道嘲笑南郭先生的人们认为，苏东坡也是南郭先生吗？难道被赶出宫廷的屈原、李白和主动辞官的陶渊明、郑板桥，都是南郭先生吗？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事实上，除了李太白、苏东坡这样恃才傲物的极少数超级天才，大部分确有一定才能的人，只要长期被暴君玩弄于股掌之上（还有更多的人毕生在争取被暴君折腾而没有争取到，比如那些落第的孔乙己），他们在长期的屈己媚上过程中，其才能就一定会消磨殆尽或变质毒化。南郭先生一开始一定是有才能的，但最后确实变成了庸人，变成了连才智平凡的正直者都不及的庸人。庄子、陶潜主动拒绝为帝王服务，屈原、李白、苏轼无奈不被帝王接纳，前者的成就大大高于后者已经不必说，后者现有的成就，也是不被帝王接纳的“不幸”所助，即所谓“文章憎命达”。而这五个或主动或被动地远离庙堂的人，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至高无上的五岳。我相信，或许少有超过庄周、陶潜的天才，但才能超过屈原、李白、苏轼的天才一定还有不少，然而所有仕途顺遂者的天才，都被浩荡皇恩冲刷得了无痕迹，所有放弃独立思考而全力揣摩帝王好恶、逢迎帝王喜怒的媚上者，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南郭先生。这就是中国文化从先秦的世界屋脊一路向下，像发源其中的长江黄河一样，人生长恨水长东地终于层层蹉跌到海平面以下的根本原因吧。
被命令堵死的人性升华之路──戎夷寒死
戎夷和一个弟子从齐国到鲁国去。天刮起了大风，气温突然下降，影响了他们赶路的速度。等他们赶到鲁国，城门已经关了。戎夷不得不和弟子露宿城外。晚上气温更低了，寒潮袭来，眼看两个人都要冻死，戎夷对弟子说：“你看：把你的衣服给我，我就能活；把我的衣服给你，你就能活。我和你只有一个人能活！但我是个了不起的人，死了是世界的大损失。你是个普通人，死了世界没什么损失。所以，你应该把你的衣服给我！”弟子说：“我是个没什么了不起的普通人，怎么做得到舍己救人那么了不起的事呢？”戎夷叹息道：“罢了，看来我的学问要失传了。”于是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了弟子，很快就冻死了，而他的弟子却活了下来。
乍一看戎夷的第一段话，看见他如此理直气壮地论证自己该活而弟子该死，觉得实在岂有此理。说句刻薄话，认定自己该活的人，死了活该。人与人是生而平等的，凭什么他就高人一等？但是看到结果，我还是被戎夷感动了。似乎他的话并非岂有此理。戎夷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自己确实比弟子了不起，他的死确实比弟子的死损失更大。但是，请注意，他的理虽对，却有悖人情。弟子可以同意自己不够了不起，但却决不会同意，不够了不起就该死。即便在理的层面该死，但“该死”的人却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去死。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生命，这种自爱的本能是不以自己是否了不起为转移的。因此理与情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许多赤裸裸的真理，之所以让人们觉得岂有此理，并非因为它不是真理，而是因为它与人情发生冲突。因为人情常常是不讲理的，而不讲理的人情未必就是错的。真理是冷酷的，人情是自私的。冷酷的真理是对的，自私的人情也是对的。情与理的冲突，正是最重大的对与对的冲突，而对与对的冲突是最难以调和的冲突。因此两个陷于绝境的高尚的人，也常常会变成两头为求生存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杀的恶狼。戎夷的了不起，就是他避免了这一人性屈服于兽性的悲剧。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人性的光辉。
因此我愿意纠正上文“戎夷的死比弟子的死损失更大”的判断。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戎夷不死，又如何证明他的死是个重大损失？所以我的判断还得进一步纠正：“戎夷的死并没有证明他的死是个重大损失，他的死仅仅证明他是了不起的。”相反，戎夷的死不仅不是损失，还是一个重大的收获：人性战胜了兽性。如果他的弟子主动选择死亡，那就证明他的弟子比戎夷了不起，同时也不是损失更大，也只是宣布人性战胜了兽性。无论是谁，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我都是了不起的。也就是说，两个人中间，任何一个主动选择死亡而把生存的机会留给另一个，都证明死去的那个人更了不起，但更了不起的人的死去不是一个更大的损失，而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人性战胜兽性的胜利。还有什么胜利比这样的胜利更大的胜利呢？
然而，虽然戎夷以最后的赴死证明了两点：一、他自己比弟子更了不起；二、人性可以战胜兽性。但是他的第一段话依然是岂有此理。因为如果他的弟子接受他的“真理”：平凡的人更该死，那么他弟子的死就只是被迫接受“公正”的审判。那么他的弟子就无法用自己的死，证明戎夷的死能够证明的两点，即：一、无法证明自己是了不起的；二、也无法证明人性战胜了兽性。一个凡人，而非神，付出主动放弃生命而选择死亡的最高代价，居然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无价值！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岂有此理？由此可见，戎夷的“真理”使两个人的同样行为变得不等价了，所以戎夷的“真理”只是谬论。这一谬论剥夺了弟子主动选择死亡的权力和自由，这一谬论剥夺了弟子主动选择死亡的光荣和伟大，所以他的弟子只能主动选择生存。我认为他的弟子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之处，是戎夷的谬论，堵死了他的弟子向人性顶峰的升华之路。
心理学有“逆反心理”一说，作为一种心理现象，这一学说是有客观依据的。但这一学说对逆反心理持否定态度，而不是深入批判造成逆反心理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谬误。因为所有的逆反心理都与命令和强制有关，而命令和强制剥夺了自由，逆反心理是对命令与强制的反抗，逆反心理是对自由和人权的捍卫。只要剥夺自由的命令和强制存在，逆反心理就会存在。剥夺自由的命令和强制越是蛮横，逆反心理就越是强烈。剥夺自由、践踏人性的命令和强制是可憎的，而反抗命令与强制、捍卫自由和人权的逆反心理是神圣的。
在人类社会中，至今依然有许多戎夷式的“真理”被认为理所当然，这些“真理”在逻辑上几乎无懈可击，但是这些“真理”的大前提错了，这个错误的大前提就是：人与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人与人活着是不平等的，人与人的死亡也是不等价的。我坚决反对这种视为当然的错误信念。
因此，首先戎夷就不该认为他的弟子比他该死（这样想的人才真的该死），他应该在这种生死关头为人师表地主动选择死亡，只有当他的弟子也主动选择死亡，并且他因为年老体弱和其他偶发事件等非主观意志的客观原因而抢不过他的弟子，那么在他的弟子光荣而崇高地死去之后，他才可以不无惭愧地活下去。然而可以想象，戎夷平时对弟子的教导与此境界相距甚远，因此才会出现这样一幕：他自私地命令弟子接受死亡，而他的弟子无赖地逃避了光荣，躲避了崇高。
可以说，由于戎夷的岂有此理的开场白，他的死也减色不少，但戎夷还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最终虽然略有无奈，但还是主动选择了人性的崇高，而没有堕落到兽性的搏杀。我没有任何理由用理想化的纯粹性，来对戎夷求全责备。人性原本就是丰富而复杂的，天人交战正是人性之常，戎夷的最终选择，证明了他的了不起。
但千万不要以为戎夷的死是他的才能的浪费。恰恰相反，如果戎夷确有才能，他的才能正应该用来证明人性的高尚与伟大，他的才能用于使一场兽性的搏杀变成一曲人性的凯歌，丝毫没有浪费，恰恰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如果他的才能有限的弟子死了，留下才能巨大的戎夷，那么只能证明戎夷所自诩的才能，只是兽性搏杀的自私才能，而不是舍己为人的人性光辉。那样的话，戎夷留在世上，他的兽性搏杀的才能越大，这种才能对世界的破坏性就越大。因为他的才能，只是邪恶的才能，与其有，还不如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