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人深省的是，中文“想象”一词，其最早出处竟是在《韩非子》中，想象力贫乏的韩非还对此作出了被普遍认可的权威性解释：“人稀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解老》）很明显，韩非做此解释是为了贬低想象。他认为想象与事实相距甚远，所以人们不应无端地通过死象去想活象，而应该直接去观察活象。而对于世界上原本没有的东西，连想都不必去想。韩非问：对于没有的东西，去想象它干什么呢？固然，他是唯物主义者，但他是个灵魂粗鄙枯燥而毫不解趣的唯物主义者。
说起来毫无新意，韩非贬低想象力，无非还是为了巩固帝王的专制统治，因为想象力一开，人的思维就会活跃，思维一活跃，就不会仅仅停留在艺术想象的领域，还会进一步扩展到对社会制度的质疑和对宇宙奥秘的探索。所有有创见的人文思想家，都具有高度的想象力，以先秦为例，最有创见的庄子，恰是最有想象力的，就本书所谈的寓言而论，他的寓言想象力最丰富，表达方式最奇诡，历代文人一致公认的“汪洋恣肆”，正是对于庄子想象力的准确评价。同样，所有有创见的自然科学家，也都具有高度的想象力，以爱因斯坦为例，他的相对论如果不借助想象力，就是不可能的。由于爱因斯坦无法把他探索的大宇宙搬进自己的物理实验室，所以他的物理学“实验”是在头脑中进行的，爱因斯坦自称为“理想实验”，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在想象中进行实验。想象力几乎就是创造力的同义语。
人文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阐述思想或检验假说主要依靠的都是逻辑，庄子和韩非都是人文思想家，可惜他们都没有逻辑利器，只好运用寓言──西方的创造性思想家是极少把寓言作为“论证”思想的主要手段的。西方寓言家大多表达的不是创造性思想，而是老生常谈的道德说教。因为创造性思想往往违反常识甚至惊世骇俗，如果没有逻辑的支持，就难以服人。仅靠寓言的生动感染力和形象蛊惑力，缺乏无可辩驳的雄辩性。当柏拉图偶而运用寓言（比如著名的洞中巨人）的时候，恰恰是他在逻辑上最技穷的时候。对于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想象力主要是在提出论点、做出假说（即整个思想体系的大前提）的时候起重大作用，因为没有想象力，整个思想体系就失去了立足点和动力源。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这个支点，我认为就是想象力，而撬动的巨力，则来自逻辑。因此，想象力是一切创造性思想的“第一推动力”。没有想象力，人类文明就是不可想象的。
先秦思想家向寓言求援，正是因为逻辑上的技穷。他们如果略有想象力，可以提出不少创造性的意见，但由于无法用逻辑来论证，于是只能流于“意见”，终于达不到“学说”的高度。在逻辑力量普遍阙如的共同困境下，纷纷乞灵于寓言的先秦思想家，就不得不落到纯粹比拚想象的内力的地步。因为寓言是一种文学形式，它是所有说教方式中最需要想象力的。以先秦两大寓言家而论，韩非较缺乏想象力，所以他在寓言拳击台上被庄子打趴下，吃了个哑巴亏，有其必然性。当然，公正地说，韩非的推理能力相对地胜过庄子，所以他的歪理被他阐述得颇为“合理”，甚至比庄子思想更“无懈可击”。韩非的推理能力甚至胜过所有的先秦思想家，所以他的邪恶思想在古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把伟大的庄子打下了擂台。
贬低想象力的韩非，大概也知道，想象力的活跃，会带来思想的自由，而人民的精神自由是他最竭力反对的，也是他竭力唆使帝王要加以剥夺的。正如创造力与想象力几乎是同意语一样，自由与想象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最自由的人，恰恰是最富有想象力的。韩非的灵魂最不自由，所以他的想象力自然也最贫乏。
要是有可能，我真想当面问问韩非，让那些没见过活象的中原画家凭空画一幅普贤菩萨骑象图，难道是很容易的事吗？
对真相的双重掩盖──黄公好谦
齐国有个黄公，生了两个女儿都是国色天香的大美女。黄公有恃无恐，逢人就说：“我的两个女儿真是长得太丑了……”结果黄公的两个女儿丑名远扬，始终没有人来求婚。虽然黄公后来被迫改口，逢人就说：“我的两个女儿实际上长得很美……”但已经没有人相信。黄公的两个美貌女儿，就这样终老于闺房之中，伤春而死。
所谓红颜薄命，大概没有比《尹文子》中的这个寓言更荒唐更离奇的了。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反面版本的“狼来了”。放羊的小孩在狼没来的时候一再大叫“狼来了”，农人急忙赶来，却发现被耍弄了。于是小孩开心地大笑。等到狼真的来了，他的真话已没人相信。还有一个比伊索寓言更早的史实，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狼来了”故事的原版：周幽王为了引冰美人褒姒一笑，点起了狼烟，诸侯急忙赶来，却发现狼烟下没有狼，只有色狼周幽王。诸侯们的狼狈相，引得褒姒忍不住大笑。等到犬戎真的来袭，狼烟已经叫不来任何勤王之师。
说得刻薄一点，黄公如此谦虚，也是为了引来更多的“色狼”──或曰新郎，不料反面广告做过了头，把所有的色狼都吓走了。等到他再改口说实话时，色狼们再也不相信他了，于是他的两个女儿终于没能找到自己的新郎。
放羊娃的谎称狼来了，仅仅是孩子气的开玩笑，他从没想过把自己的撒谎标榜为美德。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称得上古往今来最大的恶作剧，但历史学家也从未称之为美德。只有黄公及其同道，才把这种掩盖真相的撒谎，称之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美德──谦虚。所以我认为，黄公比放羊娃和周幽王更加可恶。放羊娃的撒谎只是一个凭空虚构，农人赶来一看，就知道真相是什么：狼没有来。周幽王的撒谎也只是一个凭空虚构，诸侯赶来一看，也知道真相是什么：犬戎没有来。而黄公的撒谎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歪曲了活生生的事实，于是所有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他们永远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他的两个女儿是大美女。另外，为放羊娃的撒谎付出代价的，是放羊娃自己：他被狼吃了；为周幽王的撒谎付出代价的，也是周幽王自己：他被犬戎杀了。但为黄公的撒谎付出代价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两个女儿：她们的青春和幸福，被他的谎言葬送了；而黄公却赢得了“谦虚”的美名。当然，这种掩盖真相的“谦虚”，只有在一种畸型的文化中，才会被认为是美名。
但黄公之所以受到尹文子的无情嘲笑，实际上是因为出世太早，生不逢时。黄公生在谦虚的草创之世，尚未恭逢谦虚的盛世。所谓谦虚的盛世，就是奉承的盛世。表面上看，谦虚是君子的美德，而奉承是小人的恶习。君子与小人似乎势不两立，殊不知经过两千年的反复演练，双方早已充分掌握了这一精神体操的辩证规律，因此无须任何彩排，一旦需要即兴发挥，立刻能够心领神会、配合默契地上演丝丝入扣的对手戏。所以，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只在观念上存在，在现实中，小人却是君子的帮忙和帮闲。中国的君子，只对观念上的小人深恶痛绝，只对现实中不帮自己忙，而专帮别人闲的小人深恶痛绝。君子与小人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好搭裆，就像后脚短的狼与前脚短的狈，是分不开的“好一对儿”那样。假如君子的真值是五分，君子一定谦虚说只有四分，帮闲立刻反驳说有七分。君子尝到了甜头，顿时来了劲，竭力证明自己并非谦虚，刚才说有四分甚至还夸了口，实际上只有三分。帮闲知道搔到了痒处，就再接再厉，竭力证明自己不是奉承，刚才说有七分还是认识不足，实际上足有九分。君子对帮闲抱拳说，“哪里哪里，你说得好！”帮闲对君子拱手道，“哪里哪里，远比我说的还要好！”于是正如沪地儿歌形容打乒乓那样：“老太婆削，老头子抽，削抽削抽有妙头。”一来一去，双方展开太极推手，终于把真相越推越远，也把正直与廉耻越推越远。可见君子虽然不好意思自夸，却永远好意思接受小人的奉承。只有等君子终于听到小人代自己说出了肉麻之极的谀词，他才会无限过瘾地鸣金收兵。
黄公的撒谎，既不是放羊娃的孩子式稚气，也不是周幽王的情郎式傻气，而是出于真正的老谋深算。老谋深算的中国君子说话，永远是正话反说。所谓正话反说，是老奸巨滑的祖师爷老子的辩证法名言“正言若反”的通俗说法。所以凡是哭穷的人，一定有钱；凡是夸富的人，一定穷得像阿Q。凡是谦虚天下大乱的时候，一定是形势大好；凡是自夸形势大好的时候，一定已天下大乱。谦虚是高雅的，奉承同样是高雅的。谦虚谓之“会说话”，奉承也谓之“会说话”，只有说真话谓之“不会说话”。一个永远说真话的人，就是一个“一点不会说话”的人。所以，以谦虚为美德的中华民族，也以奉承为美德，只有说真话永远不是美德。一部中国历史，真相就永远被掩盖在谦虚和奉承的双重撤谎之中，非老奸巨滑的老法师，永远摸不着头脑。
中国的君子永远不肯正视现实，因为他们不想或无力改善现实，所以只好寄希望于用“做文章”来使现实看上去比实际情况更好一些。所以只有会做文章的人，才有资格在中国做官，才有资格做谦虚的君子；只有会说话的人，才有资格做官的亲信，才有资格做奉承的帮闲。我这个人最不会做文章，所以大庙不收，小庙不纳，既不配做官，也不配做君子；我这个人更一点不会说话，所以也更不配做奉承的帮闲和帮忙的小人，只配在家里写这种煞风景的老实话。
对专制制度的影射权──畏影恶迹
有一个赶路的愚人，非常害怕自己的影子和自己的脚印。为了甩开脚印和影子，他越走越快。可是他不知道，无论走得多快，影子始终寸步不离脚跟；他不知道，自己走得越多，脚印也就越多。他更不明白，只要走到树荫里，影子就没了；只要坐着不走，脚印也就没了。他还以为是自己走得不够快，于是拚命狂奔，终于力竭而死。
庄子认为，人往往因为无知和愚蠢，做事与愿违的事情；如果不做，反而更能接近自己的目标。庄子是最早以人的本身与人的影子之间的关系设喻的中国思想家，从此后继者不绝，比如擅长说理而不善于设喻的荀子，虽然他的著作中寓言极少，但他被庄子这个寓言的生动巧妙所感染，于是就改造了这个寓言：有个愚人叫涓蜀梁，他在月夜走路，低头看见自己的影子，以为是鬼；他又抬头看见自己的头发，以为是魅。他害怕得狂奔，到家后一松气，就吓死了。
庄子用“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来说明“自然无为”的人生观，与庄子不同，荀子用这个寓言来说明一切鬼神都是人的自我妄想。荀子是先秦最彻底的无神论者，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个最富有实践理性的人，关于鬼神，他的名言是“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
与荀子改造庄子寓言，用于说明无神论主张相反，晋代的干宝在《搜神记》里，把庄子的寓言改造成了一个神话：有一种水中的怪物叫蜮，专门含着沙子射人的影子，使人生病致死。
把以上两个寓言和一个神话贯串起来，就是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深刻寓言。中国人特别讳言自己的阴暗面，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不是设法消除自己的影子和劣迹，而是竭力否认影子和劣迹的存在，或至少抵赖影子和劣迹与自己的关系。中国人不是憎恨自己的劣迹和阴影，而是痛恨指出其劣迹和阴影存在的批评者。中国人把一切文化批判者都称为“蜮”，把着力抨击阴暗面、较少歌颂光明面的文化反思，称为“鬼蜮伎俩”和“恶毒攻击”。因此，自从“含沙射影”这个神话出笼以后，中国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手法，叫做“影射”。然而“影射”岂止是一种文学手法，中国人甚至认为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不影射的。全部中国文学史，就成了一部影射文学史。一部文字狱不断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罗织影射罪名的历史。
在影射罪名一旦成立就会身死族灭的古代，作者们竭力否认影射，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也就是说，即便真的影射了，也决不敢承认。这样一来，似乎“影射”真是要不得的犯罪，谁真的影射了，谁就十恶不赦了。其实问题在于“不赦”，而没有什么“十恶”。恰恰相反，影射者所影射的，正是不赦者的十恶。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国的统治者从来不允许臣民有批评的权力，所以在暴政下呻吟的人民不得不影射。不许影射，如同只许州官打百姓板子，却不许板子下皮开肉绽的小民惨叫。然而百姓在痛苦之下又忍不住要呻吟，任何并非完全麻木的人，当然能从呻吟中听出惨叫──当打板子的州官或告密的鹰犬也听出来的时候，就认为是在“影射”了。然而长期的专制暴政，使是非观发生了颠倒，究竟是不允许批评并无情诛杀批评者的统治者“恶毒”，还是在不允许正面批评时不得不婉转影射的批评者“恶毒”？如此明白的是非，竟然变得无人知晓了。
我认为，批评的权力是神圣的。而当神圣的批评权力被剥夺以后，影射的权力就是神圣的。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有批评权；在专制体制下，人民有影射权。有其事而不许批评，运用寓言来批评，谓之影射；无其事而允许批评，捏造事实来攻击，谓之诽谤。诽谤有罪，影射无罪。然而在民主体制下，批评者无须把自己的批评称为颂扬；而在专制体制下，有时批评者不得不把影射称为颂扬，不得不把呻吟称为歌唱──以避免统治者的无情打击，并让心领神会的读者暗中窃笑。因此使用影射手法不是批评者的罪名，而是禁绝批评的统治者的罪恶。所有的影射除了其影射的具体主题以外，其共同的最大影射，就是统治者的专制和不民主。
有一个美国作家曾经对麦卡锡时代的书刊审查制度表示极大的轻蔑和不屑，他认为书刊审查根本无法杜绝批评，因为一切有正义感的作家总有办法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甚至用愚蠢的统治者所欢迎的方式来表达统治者所痛恨的思想。这位美国作家所说的表达方式，正是影射。专制统治者以愚民政策来愚弄人民，社会批评家就以影射手法来嘲弄统治者。甚至统治者所表彰的御用作家，也在嘲弄和影射统治者。当然，我这么说决非为御用作家辩护，而仅仅是指出，试图禁绝批评的统治者永远无法达到目的。相反，我对御用作家深恶痛绝。御用作家往往无比圆滑，他们的作品具有模棱两可的两副面孔。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的作品是歌功颂德的（作者在当时正是如此解释其作品的）；一旦统治者垮台，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的作品又是影射揭露的（作者在事后正是如此解释其作品的）。即便后一代的统治者同样专制，但是为了表明自己并不专制，也会允许对前一代统治者进行有限的批评。于是前御用作家当年的歌功颂德之作，现在只需重新解释一下，就变成了对前统治者的影射揭露之作。而对前统治者的影射揭露，正好成了对现统治者的歌功颂德，于是前御用作家又摇身一变成了现御用作家。可见影射无助于为御用作家洗刷，影射仅仅是真正的社会批评家在专制制度下的正当批评手段。
中国的文学手法，传统认为有三种，赋、比、兴。除了赋是直言其事，所有的比兴一旦需要都很容易被指控为影射。而中国的诗学理论历来最推崇比兴，作者们既要运用比兴来表示寄托深广，又要竭力否认有任何影射──难矣哉！即便是不用比兴的赋，也可以运用汉语特有的谐音、双关、对仗、互文、藏头、拆字等无穷无尽的非比兴手法来进行影射。由于长期的专制，导致了影射手法的发达；由于统治者同样熟悉这些无穷无尽的影射手法，因此所有他人用过的影射手法都可以用来指控一部并未影射的作品。哪怕作者事实上没有使用任何影射手法，一旦需要罗织影射罪名，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影射就进入这样一个怪圈：所有的影射手段，都可以用来反对影射、禁绝影射，乃至指控一切并无影射但仅仅为统治者所不欢迎的作品。因此，我在为影射权辩护的同时，坚决反对把正当的批评逼成影射的专制统治。因为影射并非文学的正途，文学的正途是象征。象征是最高的文学境界，而影射是文学的最低境界──正如专制统治是政治的最低境界。至于御用文学根本算不得文学，大概是无须多说的吧。我的结论是，没有专制统治，就没有影射文学。专制是因，影射是果。有其因，必有其果。要杜绝影射，只有废除专制。只有跳出先秦以后的这种低水平对峙，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思想才有真正的希望，才会迎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第二个先秦时代。在先秦时代，中国的文化艺术曾经与苏格拉底的希腊、释伽牟尼的印度不相上下，各有千秋，此后就每况愈下了，这是专制之祸，也是影射之祸。但是，影射是正当防卫，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专制。
庄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寓言家，也是中国最伟大的象征家。然而忌恨影射的人，也许会把庄子的象征当成影射吧？我也懒得跟这种人谈什么象征，跟他们谈论艺术完全是对牛弹琴，就让他们把庄子当成影射家吧。但是有必要说明，这是诽谤──当然，这符合他们的身份，除此以外，他们还能干什么呢？
顿悟对推理的可悲胜利──詹何度牛
智者詹何闲坐室内，弟子随侍在侧。突然有牛在门外哞哞地叫起来，弟子说：“听声音是一头黑牛，但额头是白的。”詹何说：“你说是黑牛，说对了；但说牛的额头白，却错了。白的是牛角。”于是就叫一个小孩出去看谁说得对，结果詹何更接近事实：是黑牛，而牛角用白布裹着。
韩非评论说：以詹何的智慧，竟要一个无知小孩来评断是非。小孩虽然没有智慧，但眼睛一看就知道是黑牛角上裹着白布。所以詹何那种劳心伤神的所谓智慧，顶多与三岁小孩差不多。而且还不是詹何比三岁小孩好一些，反而是詹何比三岁小孩差一些。所以詹何这样的人并没有智慧，只是愚人罢了。
从故事情节来看，韩非评论得相当有理。这正是韩非的才能足以惑众的地方──很少有人注意到韩非实际上把詹何故意丑化了。试想，以大智者韩非的才能，他能在室内推论出室外的黑牛白角吗？不能。仅就韩非提供的细节来看，世上没有人能做到。可见这个寓言编得很不高明。于是我不得不问，编故事能力相当强的韩非，为什么要编这个有明显破绽的寓言呢？回答是，为了贬低推理。
韩非主张观察高于一切。如果要拔高韩非，简直可以说韩非是培根之前主张实验科学的先驱了。然而，韩非强调观察，仅仅是为了反对脱离现实的“法先王”思想。这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运用推理来连缀有限的信息，是编织知识经纬、扩展知识疆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希腊自然哲学──理论科学的雏型，正是如此创立的。按照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中巨人寓言，仅靠人类昏暗迟钝的感官，早期人类只可能观察到真实世界的极有限的模糊影像。因此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对有限信息进行合理加工与延伸的推理就是必不可少的。粗鄙的极端现实主义者韩非却反对在囿于局部的观察基础上，用推理来扩展人类的有限知识。事实上大部分先秦思想家都反对推理，而韩非更以“法后王”的思想成为反对建立整体抽象理论的健将。然而正因为韩非不懂推理为何物，所以这个故事才编得如此有失水准。
詹何史书不载，不知何许人。惟有《吕氏春秋·重言》曾提到他：“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以此观之，这一寓言确有所本，詹何是个擅长推理的先秦思想家，其“不出户，知天下”的推理能力比老子还略胜一筹。如果这一判断不错，那么韩非一定没有搞懂詹何料事如神的推理是如何完成的。
事实上，推理是人类思维的最基本方式，推理这一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不会因为韩非乃至任何先秦思想家的抨击就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消失。但贬低和丑化推理，使推理声名狼藉，却对中国思想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举例来说，中国人的思想阐述，就此不再展示思维过程，而是直接示以结论。这个结论（实际上是推论）是如何得出的，旁人无从知道，这就使知识进入神秘化的黑箱。长期只以结论面世，使思维者进入了自我认识的误区：由于实际存在的推论过程被潜意识化了，因此得出正确结论（推论）者误以为这只是一个没有推理过程的直觉──仅仅是一个顿悟。然而这种“顿悟”如果真有某种准确性，一定是由不自觉的潜推理所保证的。对顿悟的盲目尊崇，使中国思想从此仅有大量断语式的格言警句。于是诗话和文学批评只有片言只语，月旦人物也只有一二品词。由于从不展示得出结论之前的推理过程，传统中国根本没有完整的理论著作。即便是《文心雕龙》这样的“理论”著作，也只是一大堆直观的铺排堆砌和集锦杂陈而已。这本书如果由习惯于展示全部推理过程的西方哲学家来著述，那将是亚里士多德或康德式的煌煌巨著。更进一步，由于单个的结论缺乏说服力（哪怕再准确），就不得不用形象来救济理论之穷，于是就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这样的中国式“理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从晋代的《文心雕龙》到唐代的《诗品》，几百年时间流逝了，但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却极大地退步了。而先秦思想家的理论深度之一泻千里地退化到近代，更是无须多说。省略推理过程的著作，一概被中国人视为有“羚羊挂角”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韵。这真是积非成是的纯粹胡说！这种走火入魔的思维方式，发展到唐代的禅宗可谓登峰造极。每个公案的参悟印证，都是迫使参悟者放弃先天固有的推理能力的强化训练。如前所述，人类固有的推理思维早已被先秦诸子打入思想冷宫，成了日益萎缩的潜思维，禅宗还要进一步赶尽杀绝，连中国人内心那点残存的潜推理也要彻底根除。一切按常规推理进行的参证，都被“德山棒”、“临济喝”目为下愚钝根。说起来也许令人失笑，禅宗公案在我看来，与近年流行的“脑筋急转弯”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禅宗煞有介事地冒充佛学智慧，而“脑筋急转弯”直截了当地称为娱乐而已──大概只有讨厌逻辑的中国人才会如此热衷于这种“发散性思维”吧。我认为，禅宗与真正的佛学精义已经相去甚远。禅宗公案正是佛教信仰在中国衰落之后，闲得无聊的老和尚们的娱乐形式──一种排遣长日的精神麻将。
禅宗对于习惯于推理思维的西方人，也许是一剂纠偏补缺、打破思维定势的良药──与中国人相反，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推理传统使他们具有一种与中国人相反的推理强迫症，即便在最需要放飞想象力的诗歌里，西方诗人也常常像在条分缕析地做论文。因此“挥慧剑”斩断推理之链的禅宗式直观妙悟，对现当代西方诗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然而反推理的禅宗式顿悟思维对中国文化却是雪上加霜的致命一击，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后号称儒学复兴的宋明理学也援禅入儒，开始了禅宗式的格物致知，格来格去，格到最后把中国人残存于无意识中的逻辑思维和科学潜能也荡涤殆尽，心性之学沦为绝对唯心主义的禅学翻版，把先秦最弱智的儒家（子）思、孟（轲）学派的空疏学风推向极致。格物所致的最高之知，谓之良知良能。良知良能之说，使中国人更加无知无能，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活力，最终被充天塞地的禅悦之风彻底吹散。禅学谬种荼毒神州，至今沉疴不起。在西学进入中国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管锥编》这样极少“理论”思维而浸透妙悟意味的资料集锦，居然还被中国学者顶礼膜拜，似乎要超越它，唯有编出更厚的资料集锦一途。这真是用力完全用错方向！无法想象，同为资料集锦的《金枝》会得到欧美理论界的如此推崇。西方理论界并没有否认《金枝》的价值，但它的价值就是资料集锦而已。《管锥编》没有价值吗？不，有的。但它仅是一个丰富的资料库，而不是学术研究、理论思考的正途。《管锥编》是一座可供理论挖掘的罕见的富矿，但决不是已经提炼出完整理论的思想结晶。
很少有中国人对推理严密的纯理论著作感兴趣。精思密虑的《公孙龙子》，被根本不懂推理的中国人诬为强词夺理，也就毫不足怪了。面对擅长推理的先秦名学家，所有非名家的先秦思想家无须动员地自觉组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以最具天才的庄子的评论最为有名：“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又以最尊重常识的荀子的评论最为蛮横：“其言之成理，其持之有故，虽辩，君子不听。”能胜人之口，能言之成理，能持之有故，是因为精深严密的推理；庄子、荀子、韩非这些儒道大家之所以无法以其自负的天才反过来胜名家之口，是因为他们自己既不会推理，也无法指出名家的推理中有什么错误──对推理的反驳除此别无他途。他们唯一能说的就是：“我的心不服！”“我不想听！”于是把鸣金收兵甚至落荒而逃当成了凯旋而归。而他们的心所能服的，就是金克木、木克土之类的“科学常识”，他们永不明白严密的推理可以推论出与错误的常识完全相反的正确结论──比如只有名学家才想得到“五行不常胜”（墨子）。而人类知识的进步，正是在于不断地用推理出的正确知识来纠正和超越错误的常识。
回到开头的寓言。由于真正的推理被潜意识化，具有推理能力在中国从此就像魔术或神通一样成了欺世盗名之技和生财牟利之道。任何人只要故意把自己的推理过程隐去，而仅仅示以推出的结论，那么如果他想自售于帝王之家，就成了能掐会算的得道者、大法师；如果他只在民间混饭骗钱，就成了预知流年的算命先生、风水先生。总之，所有会推理而故秘其技的人，都成了半仙。科学的工具被逐出思维神殿之后，就这样成了助长反科学的迷信的法宝和利器。韩非笔下被丑化了的詹何，不正像一个故弄玄虚的江湖骗子吗？
反道德的道德高标──子贡赎人
鲁国的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们赎出来，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子贡有一次赎了一个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回来后拒绝了国家赔偿给他的赎金。孔子说：“端木赐（子贡的名字），你这样做就不对了。你开了一个坏的先例，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你收回国家抵偿你的赎金，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你不拿国家抵偿的赎金，就破坏了鲁国的那条代偿赎金的好法律。”
子贡是最有钱的孔门弟子，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所以他在商业营运中周游列国，有机会也有经济实力赎出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也正因为他有经济实力，所以他能够拒绝国家把他付出的赎金还给他。更由于他是孔子的学生，受到了孔子的道德感化，所以他才会拒绝收回代偿的赎金。他大概以为孔子会表扬他，不料孔子认为，子贡误解了自己的道德思想。
孔子认为，大多数人没有子贡这么巨大的财力，无法不在乎这笔赎金，因为如果白白付出这笔赎金，他自己的生活就可能受到重大影响。而如果不能取回自己代付的赎金，那么即便看到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机会救同胞出火坑，大多数人也会放弃为本国同胞赎身。
甚至于，即便有人有这个经济实力，不仅有机会，而且有能力付出赎金而不影响自己的生活，但由于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如此之高的道德水准，因此他也会因为付出赎金后无法收回，而放弃为本国同胞赎身。
子贡也许会说，别人没有我的财力，或者有财力而不肯白白地损失赎金，他们完全可以从国库中取回赎金，不必像我这样拒绝的。我的拒绝收回赎金，应该不至于使他们放弃做这样的好事吧？
子贡可谓鼠目寸光，反对儒家的庄子说“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说的正是这些孔门后学──很可能包括与庄子几乎完全同时的孟子。事实上，鲁国那条代偿赎金的法律，立意极好，它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惠而不费地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即便你的财力连预付赎金都做不到，也应该去设法借来赎金为同胞赎身，因为你不损失任何东西，只需要付出同情心。道德的目的并不是要任何人去做损己利人的重大牺牲，而是乐于做无损于己但却有利于人的好事。
由此可见，子贡的“道德”行为是反道德的。首先，他把原本平淡无奇、应该人人都能够做到的道德，超拔到了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既然“道德”标准如此之高，那么本来符合道德的代偿赎金后的收回赎金，现在就变成“不道德”的了。因为“道德舆论”会对收回赎金的人说：你什么也没有付出，算是做什么好事？跟人家子贡比比，你简直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任何人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做了一件为奴隶赎身的大好事，得到的却是“自私自利”的评价；如果你做了一件合于道德的善事，得到的却是“不道德”的恶名，你还会去做吗？你当然不会做，而是开始跟着“道德舆论”说。于是，子贡式的“无私道德”，最终使“道德”变成了只说不做的东西，成了纯粹的高调。
子贡的“道德”高标，犹如设了一个跳高的世界记录：二米三十四。只有跳到这个高度的人，才算有跳高才能。这样的话，任何小学生运动会、中学生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和一切低水平的运动会都不必开了，因为即便是这些运动会的跳高冠军，也跳不过二米。也就是说，运动员们忙了半天，流了一身臭汗，得到的只是耻笑，得到的只是“不配跳高”的恶名。于此相似，过高的“道德”标准，使绝大多数人都沦为“不道德”；所有追求道德的人，得到的只是耻笑；他们的真正符合道德的高尚努力，只被用来证明他的“不道德”。在这种“道德高压”下，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永远只说道德的话，但永远不做道德的事。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并且心安理得。过高的“道德”不仅没有推广道德，反而推广了不道德。推广不道德有没有好处呢？有的，但是只对那一个达到“道德世界记录”的人有利：他成了绝对的道德偶像，至高无上的圣人。
实际上，道德世界记录是不能做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的。因为首先，既然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就应该符合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力所能及的道德水平，使大多数愿意做有德者的人感到胜任愉快。也就是说，道德标准应该是一条大多数人都能达到的及格线。自我道德要求高的人，不妨去拚一百分，争第一，但大多数人只要及格，就不该打屁股。如果一种教育不让考不到一百分的大多数人及格，学生就会丧失求知进取心，自暴自弃。这种教育就是失败的。如果一种道德不让善良而不杰出的大多数人感到自己有希望做个好人，人们就会丧失道德进取心，自暴自弃。这种道德就是虚假的。当一种道德标准使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时，这种道德就必然是伪道德。提倡这种伪道德的唯一结果，就是反道德；这种伪道德越是成功，越会导致道德大滑坡。
提倡这种伪道德的人，不是热爱道德的人，只是以道德为名的自恋狂或自虐狂。所有的真道学，正是这样的自恋狂和自虐狂──而假道学则是眼红真道学之成功的小人，假道学虽然也自恋，但不是自恋狂，而且假道学决不自虐，他用沽名钓誉得到的利益满足其世俗欲望。其次，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应该是比较恒定的，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可以准此而行。但如果道德世界记录做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那么这一世界记录就会被道德自恋狂或精神自虐狂们不断地刷新和打破，那么大多数人必将无所适从。因为昨天被前一位道德狂认为还是道德的事，今天却会被另一个更狂热的道德狂斥之为不道德。道德狂热的比赛，是没有止境的，不到家破人亡、国毁种灭，决不肯罢休。
如果任何人做道德之事，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打破和刷新道德世界记录的那个人，那么他就不是真爱道德，而是狂恋自己。打破跳高世界记录，是人类的光荣，不能跳得如此之高的普通人也分享这一光荣。而打破道德世界记录，只是个人的光荣，不能跳得如此之高的普通人不仅分享不到光荣，而且还加深了负罪感，蒙受了更大的羞辱。
可以设想，子贡的立异以为高，必然会迫使有些人在收回赎金或行善得到奖赏之后，把这些本该收回的赎金或本该得到的报酬“捐献”出来。于是“道德舆论”大加赞扬，但这种“道德”行为，若不是迫于“道德”高标的压力，就是为了沽名钓誉。因为真正合于道德的慈善捐助应该是匿名捐助。署名捐助有两大坏处：一是用“道德”行为抬高了自己，在物质不平等之外，加剧了精神不平等；二是贬低并羞辱了受助者，使之成为对捐助者感恩戴德的精神奴隶──然而除了感谢天地和伟大先人，任何人都不应对一个与自己完全平等的活人感恩戴德。索要感恩戴德的物质施舍者，只是精神乞丐，与道德毫不相涉。
若干年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绝对道德高标，使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彻底的滑坡，几乎滑到了中华民族最近两千年历史的最低道德底谷，以至于在这一口号停止使用的二十年之后，还无法恢复到文明社会的正常水平，很多国人更沦为“利己必损人”乃至“损人不利己”的道德败类。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中国人乃至全人类都应该深刻记取的。
我认为，道德是人类文明的大地，而不是人类生活的天空。让所有的人都在坚实的道德基础上自由舞蹈，是人类文明的目标。人类的智慧，不该用于打破道德世界记录，而该用于打破艺术与科学的世界记录。科学成果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艺术成就满足人类的精神生活。真正的道德，就是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想以立异以为高的道德高标来彰显自我的人，是贪天之功为己有的狂徒，是把大多数人赶入道德深渊的历史罪人，是把大多数人打入精神地狱的文化恶棍。
子贡的立异以为高，还开了“道德”有权不服从法律的恶的先例──为了不开这样的先例，哲学之父苏格拉底在有机会活下去时却拒绝苟活。子贡的“道德”，表面上看是反对法律的，实际上却是反道德的。因为道德本不该与法律有本质上的冲突。法律是建立在道德大地之上的暂时的道德建筑，人类住在立基于道德大地之上的法律建筑里，从事艺术与科学，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享受他们的幸福生活。从法律是道德的语言物化而言，时代的道德本质上不应反对时代的法律──如果这一法律体系是得到全体人民同意的话。从每一时代的法律体系是人类文明的某个历史阶段的暂时的道德形式而言，法律建筑可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人类对永恒道德与普遍人性的认识深化而时时加以修缮和扩建。然而，正如无论多么巨大的建筑都只可能占据广袤大地的一小部分，法律也只能覆盖人类全部生活的一小部分，人类还有更大一部分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将走出暂时的法律建筑，在道德的坚实大地上自由舞蹈。道德本该比法律更宽容，而不是更无情。道德的根本目的不是束缚精神，而是解放精神。在我眼里，道德就是自由的同义语。真正的道德就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真正的自由就是不践踏他人的自由。我认为，只有当永恒道德能够与暂时的法律携起手来，人类才有可能进入文明的高级阶段。
法律合于理，道德通于情；理可变，而情不可变。今天的理可能反对昨天的理，但今天的情却不可能反对昨天的情；理日明而情日深，深情与慈悲是道德的永恒目标。情是理的基础，理是情的提炼。违反常情、悖逆人情的道德，是世上最邪恶的东西。所谓魔鬼式的傲慢，指的正是这种伪道德家的傲慢。法律可能像上帝一样无情，但不可能像道德魔鬼那样傲慢。矫情是一切道学家的共同特征。从法律的立场来看，如果你的理是错的，就要无情地反对你。从道德的立场来看，如果你不够深情，那么我更要用爱来感化你。道德感化只能用爱，而不能用恨，而伪道德所彰扬的正是恨。以为伪道德的“道德高标”能够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只是道学家的痴人说梦。爱的道德感化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恨的伪道德感召是狂风暴雨、雷霆震响。“感化”是我来主动亲近你、提升你；“感召”是强迫你来符合我、崇拜我。人们亲近爱的道德感化，正如亲近春风雨露；人们逃避恨的伪道德暴虐，正如逃避雷劈电击。
世上最愚蠢最反动的事，莫过于不顾实际效果的道德叫嚣。我认为，所谓道德，就是认识并做符合普遍人性的事。由于普遍人性是全人类相通的，因此真正的道德原则是世界通用的。比如孔子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而基督教同样把这一最高道德原则称之为“金律”。如果说这一永恒的道德原则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就是“己所欲者，勿强加于人”。如果没有这一补充和限制，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就会被滥用，就会成为“己所欲者，滥施于人”的反道德原则，有德者就成了强制者，而强制者就有权以道德的名义来实施强制。然而，虽然法律的强制有时是不得已的必要手段，但一切强制都不符合永恒的道德。
总之，一切大多数人做不到的道德，都是伪道德，哪怕这种道德是未来时代的大多数人能做到的超前道德，对现时代来说也是伪道德。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生活的日常家什，不需要超前消费。而合理的法律就像饭，吃一辈子都吃不腻；美好的道德则如同空气，不仅呼吸一辈子不会厌倦，而且厌倦了都无法不呼吸。不好的饭可以不吃，不好的空气却不得不呼吸。人们曾经理直气壮地反抗不合理的坏法律，但却很少有人敢于反抗不合理的伪道德──越是丧心病狂的道德高调，人们越是不敢反对。人们顶多说，这种神圣道德对是对的，只是太难做到了。殊不知任何大多数人做不到的道德就绝对是错的。因为道德的目的就是让大多数人成为善人，而伪道德却使大多数人成了罪人。
伪道德对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最大的伤害。真正的道德就像空气那么重要，又像空气那么平常。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空气，是最好的空气，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道德，则是最好的道德。认为道德与法律不该太平常的道学家，是厌世者和恨世者，他们简直就想停止自己的呼吸，或者一天到晚挖空心思把人类的精神空气弄得污浊不堪，使人们难以畅快地呼吸，直到大多数人的精神都窒息而死，成为行尸走肉。因此，我认为道学家是人类的最大敌人，是文明的最大敌人，是道德的最大敌人，更是生命与爱的最大敌人。
最后我想谈一谈孔子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价值。我认为，孔子的中庸思想，在这一寓言中得到了极为出色的体现。孔子不立异以为高，因为他是真正的有德者。真正有道德的人，不是为了自己成为道德家而宣扬道德，而是为了让道德引人向善，给人间带来祥和与幸福。只要有利于真正的道德广布天下，真正的有德者不惜被道学家指责为“道德”的叛徒。
老子主张“以德报怨”，孔子主张“以直报怨”，孔子绝对没有圣人气，把他捧成圣人是孔子的弟子对恩师的最大背叛。孔子的思想非常平实中肯，没有任何唬人的东西，这使许多现代人误以为孔子是个平庸的老头，殊不知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其对道德与人性的彻悟程度而言，孔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其伟大程度远远超过苏格拉底、佛陀和耶稣。孔子确实有许多难以恭维的地方，比如说他对实际效果的过分注重（这本该是法律的事），使他的道德原则少了一些宗教式的超越性。更由于他过分注重实际效果，又受时代局限而无法分清法律与道德的不同辖域，于是他从所处时代的实际效果出发，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未必完全没有道理。尽管从现代的认识看来是十足的愚民政策，并且确实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起了极坏的作用。但这一方面是孔子本人的历史局限（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和圣人），另一方面却是孔门后学过度彰扬的结果。孔门后学没有继承发展他的思想的诸多好的方面，却发扬光大了他的思想的坏的一面。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孔子不该负责的，因为任何思想家都有局限之处。如果后人错误地把某个思想家吹捧为永远不会出错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圣人，随后又把他的局限之处，把他的思想糟粕发扬光大，那么任何伟大的思想家就都会成为历史的替罪羊。后人在探讨历史功过的时候，固然不能为孔子的愚民思想辩护，但在知人论世的时候，却必须实事求是地把事实上的活生生的思想家，与被思想家的后学歪曲重塑的道德偶像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