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孔子最杰出的弟子颜回死后，剩下的都是子贡、曾参这样的蠢材，他们以道德代替法律，以强制代替自由，对科学全无兴趣，对艺术毫无会心，徒然只剩无止境的伪道德叫嚣。整个两千年中国历史，就被这些真道学和假道学所宣扬的伪道德毁掉了。以至于中国人没有什么东西可夸耀，只好宣称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世界第一。然而一个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准，与个别道德自恋狂和精神自虐狂的屡破道德世界记录不仅不成正比，反而适成反比。何况夺取道德世界记录的锦标，原本就是道德狂的痴念。真正的道德是不与人争胜的，真正的有德者从来不指责他人违反了道德，真正的有德者从来只以可检验的科学真理与人辩难，而从不对他人进行无法验证的道德裁判。真正的道德大地，是全人类共有的，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道路上，营造了不同的法律建筑体系，发展了不同的思想艺术体系，探索着同样为全人类共享的科学真理的广袤天空──然而，孔子之后的古代中国人误把伪道德奉为天空，就把科学真理乃至法律民主都践踏在脚下了。古代中国人，正是一个倒立在天花板上跳舞的奇怪民族。
狗肉铺前示众的羊头──两小儿辩日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路上看见两个小孩在争论，就问他们在争什么。一个孩子说：“我说日出时的太阳离我们近，中午时的太阳离我们远。”另一个孩子说：“我说日出时的太阳离我们远，中午时的太阳离我们近。”两个孩子请孔子给他们做裁判，孔子让他们先说出各自的理由。第一个孩子说：“因为日出时太阳大得像车轮，中午时太阳小得像盘子。同一件东西，不是近的看上去大，远的看上去小吗？所以早上近中午远。”第二个孩子说：“日出时我们一点不觉得热，中午时就非常热。同样的温度，不是离得远不热，靠得近就热吗？所以早上远中午近。”孔子听了半天，实在分不出哪个小孩更有道理，只好一言不发地走了。两个小孩一起拍手大笑道：“谁说你是最有学问的圣人呢？”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孔子被尊为圣人是孔子死后的事，孔子生前，世人不以他为圣，何况两个无知小儿？可见这个故事是《列子》的作者为了丑化孔子而故意编造的。意思是说，你这位生而知之的圣人，连两个无知小儿的问题都回答不出，还鼻子里插葱装什么象呢？然而，这个由道家信徒出于门户之争编造出来用以嘲笑儒家祖师的寓言，在文革时期“古为今用”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却是被当作史实来用的，可谓捡到鸡毛当令箭。而且可笑的是，夸大儒、法之争的历史烹调师们不从“儒家的对手”法家那里寻找批判武器（真想找是不难找到的），却到与“儒法之争”无关的道家那里求援，可谓不学无术之至。无独有偶，大批判家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另一个嘲笑孔子的故事“柳下跖痛斥孔老二”，也不是出自法家，而是同样取自道家的《庄子》──但可以肯定《盗跖》决非庄子所作。事实上，儒、道之争才更符合史实，儒、法之争虽然并非虚构，却是小题大作。所谓儒、法之争，顶多只能算是恩爱夫妻的拌嘴，偶而闹着要离婚也是有的，但毕竟还是白头到老了。荀子是孔孟之后最大的儒学宗师，而大法家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谭嗣同认为两千年国学皆荀学，我认为两千年国学皆韩学，其意相似而侧重不同，但都肯定儒学是真正的国学，而道家才是儒、法一家两宗的共同对手。从大批判家们扬法抑儒而又从道家那里偷运弹药，可知他们的篡改历史实在非常技穷。但大批判家们把儒、法一家两宗的内部矛盾夸张为两大势不两立的敌对营垒，确实符合当时“党内有党”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中国的两千年政治，可以说是永远在朝的孔孟之正宗与荀韩之异宗的既联合又斗争，道家从来都是对抗官方学说的最大的在野学派。就宦海沉浮的个人而言，在朝为儒家，在野为暂时的冒充的道家──但下野的儒者时刻准备着重新上台，此之谓“内圣外王”。就大部分在朝者而言，名义上是儒家，实际上是法家，此之谓“佯儒实法”。孔孟虽是正宗的国学，四书五经被列于学官，但只有荣誉地位；实际的政治操作却用的是偷梁换柱的荀韩一套。孔孟之道是宏观战略，荀韩之学才是具体战术。战略上要重视人民（因此孟子说民为重，君为轻），而战术上要藐视人民（因此韩非说人民是需要鞭子的马）。无论是谁在朝主政，法家权术的一套永远不变。所以对于永远在野的真正道家来说，孔孟只是假想敌，荀韩才是真正的对手。然而在野的道家对政治实情或政治内幕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孔孟是假想敌，他们往往十分粗疏地把法家的账算在儒家的头上，也因为法家确实打着儒家“亲民、明德”、“爱民如子”的旗号。然而在朝的法家却心知肚明，儒家只是个招牌，孔孟圣人只是挂着招徕顾客“近悦远来”的羊头，而荀韩酷吏才是令“四夷宾服”奸谋得售的狗肉。除了道家弄错真正的敌人，那些暂时在朝或曾经在朝现已黜退的以孔孟正宗自命的道学腐儒，也天真幼稚地自以为是执政党。他们自命为孔孟正宗的清流，与荀韩异宗的浊流势同水火。然而事实却是，浊流永远主宰一切，对清流生杀予夺，只不过天子要留着孔孟之道的招牌，所以浊流对清流并不完全赶尽杀绝，而是留下几个智商很低、能量不大的知趣腐儒撑持门面──做做太子太傅或翰林学士之类。
确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以后，中国已经没有真正的道家，有的只是暂时在野的、由儒家冒充的道家。所以确实只剩永远在朝的孔孟正宗与荀韩异宗的既联合又斗争了，但那只是权力分割、利益分配和争夺话语权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并非谁是谁非的斗争，并非真理与谬误的斗争，并非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所以哪怕儒、法内部的狗咬狗之争确实存在，哪怕大批判家以法家自居，也没有任何伟大、光荣、正确可言。哪怕法家成了赢家，也不过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真理与正义毫不相涉。说儒、法两家是狗咬狗，并不是一般的现成语，而是确有所指。我以为儒家是牧羊狗，而法家是狼狗，牧羊狗不吃羊肉，但从不反对主人（或曰人主）杀羊吃。但牧羊狗自以为牧羊有功，认为主人离不开自己，所以常常要忠告主人有计划地吃，名正言顺地吃，不要滥杀滥吃。而狼狗不仅不反对主人滥杀滥吃，还一再论证羊天生就是供主人滥杀滥吃的。同时，狼狗自己也偷偷地吃羊，对此主人睁一眼闭一眼地并不在乎，反正羊多得像天上的白云一样。主人虽然讨厌牧羊狗愚忠死谏的强项无礼和种种讨厌的道德说教，但因为牧羊狗比狼狗更忠心，也更能迷惑羊群，所以留着他们摆摆样子，有利于名正言顺地滥杀滥吃。因为滥杀滥吃固然需要法家狼狗的帮忙，但名正言顺更需要儒家牧羊狗的帮闲。
由于孔子被后世帝王当了招牌，圣人成了摆样子的稻草人，所以近代以来天下恶名皆归之。从五四的砸烂孔家店，到文革的批林批孔，真是笑话三千，无奇不有。孔子从人格高尚的道德家，变成了要对中国两千年黑暗历史与不幸现实负责的替罪羊──当然，谁叫你的羊头被狗肉铺挂了两千年呢！而近年来，热闹非凡甚嚣尘上的所谓第三期儒学，再次想效法孟子、韩愈、朱熹之辈，妄想以儒学救中国，看来孔子的羊头还要被继续挂在城头上示众下去。在我看来，所有的新儒学宗师，与他们的所有先辈一样，都是对现实政治完全无知和对实际操作一窍不通的腐儒，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儒学根本救不了中国。即便孔子重新转世，他也会明白儒学只是一种反民主的虚幻而且过时的空洞说教，而不是一种民主时代的政治消毒剂。把羊头打扮得再漂亮，描眉画唇也好，喷上巴黎香水也罢，都无法掩盖狗肉铺的扑鼻恶臭。
正如两千年前的孔子对太阳的远近无法弄清一样──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但令人尊敬的道德家孔仲尼先生对科学问题一窍不通──两千年前的孔子学说，无益于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政治；两千年后的儒学传人，同样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让孔子的灵魂安息吧，让他一言不发地走吧，免得那些在小学里就已弄明白太阳远近的孩子，两千年后再来骂他：“谁说你是最有学问的圣人呢？”
古今不变的两句骗人经──巫相壶子
郑国有个巫师叫季咸，能预知祸福寿夭，他能算出某人某年某月某日死，从不出错。列子十分敬服，就对他的老师壶子说：“本来我以为先生之道最了不起，想不到还有比您更了不起的。”壶子说：“你叫他来给我看看相，算算命。”
巫咸第一次来时，壶子示以地之相。巫咸看完相，出来对列子说：“我看到了湿透的死灰，你的老师十天之内必死无疑。”列子进去，流着眼泪转告了壶子。壶子说：“你叫他再来。”第二天，壶子示以天之相。巫咸出来对列子说：“你的老师运气不错，幸亏遇到我，才有了转机，我让他死灰复燃了。”列子高兴地进去转告了壶子。壶子说：“你让他再来。”第三天，壶子示以全息的人之相。巫咸一看世间诸相应有尽有，不敢妄言，出来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心不诚，在面相上故意隐瞒自己的内心欲念，叫我怎么看？”列子进去转告了老师。壶子说：“你叫他再来。”第四天，壶子示之以无相之相。巫咸一看，站都站不稳，转过身撒腿就逃。列子追之不及，回来问壶子怎么回事。
壶子告以原委：“人总是以自己极有限的所知来揣度万物。巫咸不过是所知较多，尤其是对凡夫俗子颇为深知。凡夫俗子自以为得天道、得地道、得人道，并以得道之心与自然之道相抗，所以巫师能够给凡夫俗子看相，甚至能做出准确的预言。其实不是看相者有道，而是被相者不自知地告诉看相者的。这个巫咸能看出我的地之相和天之相──这是人之相的两种──已经算是有点混饭吃的小本事了。我第三天让他看全息的人之相，他就已经看不明白了。我第四天再让他看自然的清净本相，他就知道看与被看的位置完全颠倒了。所以再不敢狂妄，赶紧逃跑了。他害怕再不逃走，自己的魂魄会被我摄去。”
列子听了，知道自己对老师的智慧什么也没学到，于是回家给妻子老老实实做了三年饭。平时对待任何有生命的生物，像对待人一样恭敬，毕生对任何事物都不敢妄称了解。就这样，列子像泥土一样任行自然，终于成了仙人。
在这个寓言中，庄子归纳了古今一切巫师神汉的两句骗人经：“你的心不诚”和“幸亏遇到我”。两千年后的所有骗子，说的还是这两句话。“你的心不诚”对付不信其鬼话的智者，“幸亏遇到我”诱骗相信其鬼话的愚人。这两句骗人经的更大妙用，就是当他的胡诌没有应验时，足以为他圆谎。比如巫咸说壶子十天内必死，如果蒙对了，真的死了，证明我是半仙；如果蒙错了，偏偏不死，就是“幸亏遇到我”──这是对不信的人而言。对于信的人，不存在怀疑他有错的问题。那么既然你是半仙，看准了我十天内必死，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所以他许诺救你，你没死是因为“幸亏遇到我”，你死了是因为“你的心不诚”。──只要背熟这两句宝经，任何人都是半仙；背熟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当然也是必要的功课，但无论麻衣相法也好、棉裤相法也罢，都只是障眼法。古今不变的要诀，就是庄子总结的这两句──世界上绝对找不到一个不念这两句“经文”的巫师。
我想真正的真人应该只有一相──本相或真如法相，否则就成了道行不深的自作聪明者：见人现人相，见鬼现鬼相。自以为圆滑世故，而一旦请巫师看相，又无法掩饰贪恋之相。所谓“心诚则灵”，就是因为凡夫俗子的“心诚”，在看相者眼里就成了一目了然、毫不掩饰的贪欲。毫不掩饰的贪欲，无意中帮助经验老到的看相者料事如神，所以看相者用人之常情来推测凡夫俗子，确实能够百发百中。
巫咸前后四次给壶子看相，应理解为地相、天相、人相、无相四种不同境界的人──不限于被相者，而遍及日常接触的一切人。在庄子看来，天、地、人三相都过于著相，他们各以自己的境界理解对方，异于己者视为敌人，同于己者引为知己，而一旦所谓的知己与自己利益冲突，又立刻视为寇仇。
真人无相，因而不著一切相，但在每个旁观者看来，却都误以为具有自己之相，所以真人被一切人视为知己。真人如同不将不迎的镜子，每个人眼中的真人之相，只是观看者自己的俗相。真人无为而应：对方发多大的力，就自然应以多大的力。如同韩愈关于钟的那个著名比喻：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真人也有为而发：对方能承受多大的力，就发以多大的力。所以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对于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国粹──算命看相，庄子的这个寓言可以作为最佳良药。我相信任何被这篇寓言唤醒迷梦的读者，从此将不再请任何“法师”算命看相。就像列子最终对衷心敬服的壶子之道也弃而不学，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悟出了真理那样：敬畏天地万物，敬畏一切生命。所谓中国文化的最高审美人格──仙人，无非就是不以贪欲俗念戕害其天赋性灵者而已，岂有他哉！
归属未定的永恒追逐──百姓逐兔
一只兔子窜过街头，所有看见的人都纷纷追杀，想把这只兔子打死，以便吃它的肉，穿它的皮，或者吊起来卖钱。兔子逃走后，追杀的众人纷纷止步，在街上闲逛。满街肉铺里挂着的上百只死兔子，他们连看都不看，就径直回家去了。
先秦思想家慎到的这则寓言，对私有化的作用做出了极为形象的描绘。不过，不要误以为他强调的是自由经济的市场概念，恰恰相反，他要求帝王对天下万物做出明确的产权划分。首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兔。因此，中国古代历史是这样的，先是群雄逐鹿，然后诸侯分兔。中原逐鹿，是为了看看鹿死谁手；鹿死谁手，谁就是天下共主。鹿是唯一的，天下共主也是唯一的──他就是帝王。帝王不仅是天下的主人，也是百兽万民的主人。天下之兔多矣，但帝王不能放任百姓逐兔，因为放任就有争，有争就有乱，帝王应该把天下众兔分封给帮助自己逐鹿有功的诸候。这就是慎到所要表达的思想。
他说百姓逐兔，是因为名分未定。百姓对肉铺的众兔看也不看，是因为兔子已经有了主人。对于有主的兔子，再贪婪的人也不敢公开抢劫。我们现在不必来批判慎到思想中为帝王献策的思想立场，那是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思想家难以避免的，我们只看这个寓言中关于无主兔与有主兔的划分与界说是否有理，是否在现代依然有意义。
这是明确反对自由经济的一个先秦寓言。所有的先秦思想家都不言利。不言利，是为了无争。慎到是具有道家倾向的法家──大部分法家都是如此。从道家那里，他找到了形而上的最高目标：无争；从法家那里，他找到了形而下的具体策略：定分。没有一个先秦思想家想过，利是不能不言的，利更是不可能不争的。既然不能不言利，既然不言利也不可能不争利，最聪明的办法是公开地谈论。谈什么？谈论如何把无序的争导向有序的争。只要公开而理直气壮地言利，其结果必然是得出结论：要使争利从无序走向有序，就必须有规则。国家也好，法律也好，不是把天下万物分光，让百姓没有东西可争，而是定出争的规则，让百姓有序地争。规则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善，因此要不断地言利，不断地讨论如何改进规则。
为了杜绝争利，而把天下万物分掉，一开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分得天下众兔的是帮助帝王逐鹿有功的功臣。但是功臣死了呢？功臣之子也有功吗？你说他爸爸有功，而他是他爸爸的儿子，所以他没功也该得。谁叫你没有这样一个爸爸！这话就强词夺理。也许没有一个好爸爸的人被你噎得说不出话，但他心里还是不服，不服就还要明争暗斗。你想无争，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还是要争；而由于你主张无争，不肯制定争的规则，结果，不因无规则就不争的争，就变成了无序的争。无序的争必然争到不可控制，一旦争到不可控制，就不仅仅是争兔子，而是必然升级为逐鹿。中国的朝代覆灭，总是因为无功无才无能之人超越合理规则和合理份额，占有了太多的兔子，百姓不满，要争兔，一争争到不可收拾，索性就逐起鹿争起鼎来──于是一个朝代灭亡，鹿鼎归于新主。可惜新朝代还是把全部兔子分给有功之臣，还是强迫没有分得兔子的百姓不争。中国的每一个新朝代，永远愚蠢地不肯制定争的规则，于是旧过程再来一遍。就这样周而复始，永远跳不出朝代轮回的恶性循环。
本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把私有制彻底粉碎，应该说用意是极好的。名义上，鹿不再属于某一个帝王，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然而属于全体人民，虽然确实不再属于任何个人，比起帝王时代的一人得鹿，少数人得兔，固然是进步得了不得，但天下依然不属于全体人民中的任何人。虽然名分已定：鹿与兔都属于人民；但由于产权虚化，所以也等于不属于全体人民。公有制的怪圈是：公有制之兔，不属于任何人，但也属于任何人；公有制之兔，属于任何人，却又不属于任何人。百姓所得，只是月亮里那只看不见摸不着的玉兔，想想挺美，其实根本不存在，完全是一只虚幻之兔。于是，历史又回到了慎到说的百姓争抢无主兔的时代。
当然，公有制之兔，是一种特殊的无主兔。说是特殊的无主兔，因为它毕竟不是纯粹的无主兔。任何人不能明目张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逐兔，因为全体人民中的任何人对兔子都有空洞的主权，对任何明目张胆的逐兔者和猎兔者，在理论上都有权干涉。然而不许别人猎兔的许多人，一有机会也在偷猎公有制的兔子。他偷猎的时候十分心安理得，我是主人，这些兔子本有我的一份。也就是说，公有制的共产主义，还是没有制定出争的规则，与慎到担心的混乱局面没有本质的两样。文明发展了两千年，科学兔子、艺术兔子哺育了不少，但这些兔子的归属问题依然停留在慎到以前的水准，实在可说是莫大的不幸。由于名义上公有制之兔属于全体人民，于是不言利的热情比任何时代都虚火更旺，但也更底气不足。由于名义上公有制之兔属于全体人民，于是制定争的规则很长时期内依然是中国人真正的乌托邦。没有争的规则，当然不能有序地争；没有争的规则，只能无序地争。公有制下不允许逐兔争利，只提倡残酷斗争，并且认为，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斗争史。其实这非常正确，但是却没有人承认，这部斗争史斗来争去，也就是争那些无主兔罢了。过于高调的共产主义道德，还是想用慎到那些早被证明无效的定分，来力求无争。然而慎到的私有制的定分，不能达到目的；共产主义的公有制的定分，也同样不能达到目的。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也罢，公有制的空心汤团也罢，都不可能消灭争的永恒局面，于是对无主兔的明争暗斗，依然如火如荼。
在主权虚化的公有制面临危机的当代中国，公有制之兔就成了天下百姓争逐的对象──现代社会，没有人对鹿有兴趣；现代社会，是没有英雄的时代。英雄逐鹿，百姓逐兔。没有英雄，无所谓逐鹿；永远有百姓，百姓永远逐兔。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是慎到寓言之始所说的万民逐兔而归属未定的时代。这只归属未定的兔子，正是公有制的特殊无主兔。现在就看，等尘埃落定之时，谁的私家铺子里吊着更多的死兔子了。
谁都可以看出，主权虚化的公有制，其出发点比任何以往的产权制度都更无私，更光明正大，但其结果却比以往的任何产权制度更混乱。真可以说是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想捉的公有制之兔不能在人间生存，只能逃到月亮的乌托邦里。公有制的兔子逃掉了，而作为国家名誉主席的人民，现在两手空空地步行在日渐繁华的街头，看到捷足先登的私家肉铺里吊满了从公有制的禁猎场上偷猎来的兔子，他们无可奈何地叹着气，各自回家去了。
毫不矛盾的永恒冲突──自相矛盾
有个楚国人叫卖他的矛和盾，他先举起盾说：“我的盾世上最坚固，没有任何东西能刺穿它。”他又举起矛说：“我的矛世上最锋利，没有任何东西是它刺不穿的。”旁边有人问：“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结果会怎样呢？”他一下子就愣住了。
这是韩非最著名的寓言之一。在这个寓言中，“矛盾”几乎就是“荒谬”的同义语。由于“矛盾”一词在西学引进之时，被用作代表西方哲学最高成就的辩证法之中心理念的中文对词，于是韩非寓言中“矛盾”一词的“荒谬”属性，就这样污染了西学中的“矛盾”观念。在希腊思想以及希腊悲剧中，矛盾从来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对与错的较量，而是对与对的冲突。也就是说，最利之矛与最坚之盾并不像语言上的不能并存那样在事实世界也不能并存。韩非的矛盾寓言，其实只是一个语言上的虚构。在事实界，楚人手中的矛与盾不论他的夸口多么荒谬，都是针锋相对的现实存在，决不会因为他的“矛盾”表述而消失。而韩非讲述这个寓言的根本目的，正是要取消和否认现实中的矛盾和斗争。因为在韩非的矛盾世界里，君王永远是矛，而臣民永远是盾。盾不仅不能反击矛的攻击，而且不能防守矛的攻击。“吾皇圣明兮，臣罪当诛”，是韩非的绝对真理。在韩非和对韩非备加赞赏的秦始皇之后，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天经地义。天下只有一种是非，人间只有一种道德，韩非正是专制暴政的最大辩护士。韩非不允许人民反抗暴君的统治，韩非更不允许人民对暴君进行斗争。
然而在事实世界中，所谓“矛盾”主要是两个矛的冲突。即便是矛与盾的冲突，事情也不像韩非说的那么简单。不仅矛可以攻击盾，盾也常常可以反击矛。并没有永远进攻的矛，也没有永远防守的盾。矛与盾的攻防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转换，而这种转换并不能简单说明谁对谁错。进攻者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防守者可能是弱的，也可能是强的。借用庄子的说法，“我的矛世上最锋利”，是“此亦一是非”；而“我的盾世上最坚固”，则是“彼亦一是非”。此是非与彼是非的共存，就成了对与对的冲突。由于在现实社会中，神正论式的思想是所有传统文化的通病（哲学正是诊治人类精神痼疾和纠正文化偏至的唯一利器），所以此对与彼对就不能各守其疆域而共存于天下。正是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最大叛逆者庄子，最接近希腊思想中“对与对的永恒冲突”的观念，也因此，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中国饱受诟病，成为不言而喻的谬论。
语言层面的悖论，是自以为绝对正确的两个错误思想的集合。但事实层面的悖论，却是两种对与对的力量的互扭──这就是世界在其本质上的荒诞性。世界的荒诞，正是在于没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真理，而只有众多的相“对”真理。大多数人都固守自己所知的相“对”真理，并把自己的相“对”真理绝“对”化，来无情地攻击他人的相“对”真理。反之，正因为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所以此时此刻的“对”，就是彼时彼刻的“错”；此时此刻的“真理”，也就是彼时彼刻的“谬误”。
如果说世界的荒诞不可避免，那是因为人们无法普遍接受真理的相对性。一旦人们普遍接受真理的相对性，世界的荒诞性就会大大减弱──但永远不会消失。正因为世界的荒诞性永远不会消失，因此世界的极大荒诞性中，就永远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但哲学的批判矛头，永远指向世界的荒诞性。对荒诞性的批判，是为了遏止人为的荒诞性努力对自然的合理性进程的过度干预。对荒诞世界的哲学批判，正是为了在不完全抹杀人类的荒诞性努力的同时，保持自然合理性与人为荒诞性的必要均衡。儒家，尤其是孔子（以及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正是在此意义上寻求其中庸之道。而道家，尤其是庄子，过多地看到了人为努力的荒诞性，所以矫枉过正地竭力反对一切人为努力而固守自然之道。而法家，尤其是韩非，过于坚信人为努力（对他来说就是暴君的独裁）的合理性，而无视其中包含的巨大荒诞性，所以他蔑视一切自然进程的合理性，蔑视帝王之外的一切民众的自然欲望和天赋人权。
坚信自然进程是绝对真理的人，都把人为世界看作是纯粹荒诞的。而坚信人为努力是绝对真理的人，则永远在加剧世界的荒诞。两者看似半斤八两，但前者永远对现存秩序持批判态度，有助于人类的反省和社会的进步；后者永远对现存秩序持谄媚态度，无益于人类的反省和社会的进步。任何相对真理的绝对化，只会使被绝对化的相对真理变得荒诞化。因此哲学的批判也不能仅仅停留于对外的批判。也就是说，任何哲学如果放弃或禁止对其自身学说进行批判，其相对真理就会僵化成教条并走向其反面，变成反批判、反真理、反哲学的官方哲学。如果说世界有任何绝对可言，就是世界的相对化。所谓世界的相对化，正是世界的多元化和万物的多样性。只要世界存在一天，就永远没有绝对真理。如果绝对真理一统天下，世界就会在一声呜咽中立刻消失。
其实对于一切绝对主义者来说，最荒诞的现象，就是世界有天和地；最荒诞的事实，就是人间有男和女。荒诞和对立，矛盾和冲突，就是世界的本质，就是世界的本身。天与地、男与女、矛与盾、对与对，是世界存在的唯一理由，也是世界存在的唯一方式。没有男，就没有女；没有女，就没有男。因此不存在男对还是女错，女对还是男错的问题──男女都是对的，男女都是错的。不过与其说男女都错，还不如说男女都对更接近世界的真相。中国人说相爱的男女是“一对”，真是万分不错。一对男女能够自愿地在一起，必须双方都承认对方是对的。于是双方相爱，相爱到热昏时，每一方都愿意放弃自己的对，而以对方的对，代替自己的对。然后，热情冷却下来，降到正常的温度，于是每一方都认为，既然你爱我，你就应该同意我是对的；如果你不同意我是对的，那就说明你已不爱我了──于是对与对开始冲突。当男女之间无法容忍对与对的并存时，两个男女就已经不是真正的“一对”。于是，不是男的说女的错了，就是女的说男的错了。最后，双方都认为对方错了。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就因为没有绝对的是非，而只有相对的情理。中国人的政治理想以齐家为始，也就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杜绝争端，以尊为对。这样齐家，家必不齐；这样治国，国必不治；这样平天下，天下必不平。因此男和女永远要冲突，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也永远要冲突。因为正如男女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那样，每个民族和每种宗教也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没有一个绝对主义者在被别人告知自己错了时，会真正认错。他会承认自己错了，但那是因为他没有你强。因此一个绝对主义者承认自己错了的时候，并不是承认错，而只是承认弱。如果他不相信自己是弱的，那么他就决不会认错。所谓认错，只是暂时服输。一旦他认为自己已经不再弱，强迫对方认错就是必演节目。所以信奉绝对主义的男女、民族、宗教只有强弱之分，却没有对错之别。因为在别人看来的“他的错”，对他而言却是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从未有任何人被所有人认为永远是“对”的，只有暴君才会愚蠢地强迫所有人承认他“永远”是对的。但这只说明暴君暂时比所有的人强，而且这暂时的强，是因为有许多韩非这样死心踏地的强悍奴才在做帮凶。
如果人们永远用强弱来判断对错，那么世界就是一个永远的悲剧。只有当人类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对与对的并存，同时忘记或至少不在乎强与弱，那时世界才会化作嫣然微笑甚至忍俊不禁的喜剧。但是，幻想着世界是个喜剧又常常过于乡愿，强与弱也许会被人暂时忘记，但却每时每刻都在发挥作用。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永恒的强与弱。比如在人与兽这一对矛盾中，人要食兽，兽要食人。人也不错，兽也很对。两个都对，但还是不得不斗；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这就是世界的荒诞本质。哲学家的最高任务，永远是锄强扶弱，其批判的矛头，永远指向最强者。真正的哲学家，就是精神上的大侠。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人类曾长期误以为哲学的任务是揭示绝对真理。然而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只有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才以揭示自然真理为最高任务。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就是各以己是、非人所是，各以己对、反人所对的历史。因此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就是一部永远在以是非开其争端、暂时以强弱解决其争端的希腊悲剧──这正是希腊悲剧对于人类不幸命运的最高揭示。
好事者的悲剧──黔驴技穷
《黔之驴》是唐人柳宗元最著名的寓言，是先秦以后最著名的寓言之一。本书虽然是解读和解构先秦诸子寓言的专著，但我这人天性自由散漫，受不得任何教条的约束，所以不想完全被体例框死，决定最后破一下例，讲一个盛唐寓言。
寓言的要点人人都知道，因为选进了中学课本，所以无须我再复述。无非是黔驴如何技穷，只会干吼几声，尥一蹶子，结果被老虎断喉食肉而去。然而很少有人记得这个寓言开头的话：“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熟知“黔驴技穷”这一成语的人们，误以为这驴真是黔驴，却忘了柳宗元开宗明义的“黔无驴”。熟知这个成语的人们，更想当然地误以为受到嘲笑的是驴，却不知道真正被奚落的，是载驴入黔的“好事者”。
在中国人看来，好事者只是一个多事者，是个“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庸人，是一个不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愚人。他们担心，好事者一多，就成了多事之秋；多事之秋所多的决非好事，而只是坏事和祸事。为了永绝后患地把源头堵掉，酷爱天下太平的中国人在驴子被老虎吃掉之前，早就把载驴入黔的好事者打杀了，否则好事者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引进的驴，被老虎这么轻易地当成一顿美餐吃掉──随后剔着牙发出“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赞叹。这个故事的家喻户晓，使中国本就鲜有的好事者从此几乎绝迹──这或许也是盛唐以后再无盛世的原因吧？
可以认为，把外国的好东西引入中国的人，都是好事者，都是驴子之友。然而好事者引进外国宝贝──科学之驴、民主之驴、法治之驴、自由之驴等等──的热情被广大“老虎之友”的一片嘘声扑灭了。这确实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所有老虎的口中食，竟无须动员地一致反对老虎的敌人──驴子。明知自己早已被老虎列入菜单，也麻木不仁地站在老虎一边，仅仅以点菜暂时还未点到自己头上而庆幸，甚至以能够巧于自保、长期不被老虎吃掉而自傲，进而对他人被老虎所吃幸灾乐祸──他们认为老虎吃的别人越多，吃自己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这幸灾乐祸虽然是冷血麻木，却并非事不关己的超然物外。最后，还有人为自己仅仅被老虎咬断一条胳膊，啃掉一条腿，但却幸运地虎口脱险而庆幸不已，所以每活一天都要醉生梦死地庆祝，因为他担心，明天早上自己可能已经在老虎的肚子里了。
其实仅从老虎要吃驴子，就可看出驴子本该是这些老虎的备用食品的天然盟友，然而老虎的备用食品们却兴高采烈地看着驴子被吃，看着引进驴子的人被奚落为“好事者”，或者也被老虎吃掉。他们反对驴子的理由是：驴子曾经踢过我一脚。或者：驴子会踢老虎，也有可能踢我。确实，无论科学之驴还是民主之驴，都不那么圆滑，都有点认死理的倔脾气，对于不合于驴脾气的种种做法，会时不时地吼叫一通；对于驴眼看不惯的种种陋习，更会毫不犹豫地尥上一蹶子。然而老虎的备用食品们认为，被老虎所吃，是自古以来的天经地义；而被驴子所踢，却是任何祖宗也没有过的奇耻大辱。他们永不反省，被老虎所吃并非命中注定；而被驴子所踢，倒确有一些活该──除非你懂得尊重驴子，懂得如何与驴子相处。也就是说，老虎吃你的理由，总是查无实据；而驴子踢你的理由，却总是事出有因。
更何况，即便撇开被吃的理由和被踢的原因，被老虎所吃与被驴子所踢，两者的利害关系孰轻孰重？对于某些从未被老虎伤害，却因为做老虎的帮凶而被驴子踢得厉害的狐假虎威者、为虎作伥者来说，敌视驴子并不让我意外。然而从未在老虎口中分得一杯羹的人们，也跟着老虎一起与驴子为敌，却让我看不懂。难道他们就真的认定，驴子永远不是老虎的对手吗？尽管有不少人知道，驴子并非“无可用”，反而会替自己干活，为自己抱不平，让自己过舒心日子，但长期的恐惧使他们担心：驴子带给自己的好日子，或许长不了。如果今天站错了队，投向驴子一边，虽然老虎可能因为先要对付驴子，而暂时无暇旁顾，然而一旦驴子被老虎吃掉，自己就会成为老虎明天的早点或夜宵。
这就是卑怯的国民的卑怯的心理，这就是卑怯的国度的少数好事者的不幸命运。然而历史毕竟在进步，进步极慢的中国历史也在进步，好事的驴子之友毕竟在逐渐多起来，大批驴子还在从水路陆路不断地被公开带进来、暗中运进来，杀了一头，还有一头，阉了一头，又有一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被迫开门揖盗多年，中国人也喝了不少洋墨水，知道些新名词，他们终于知道英语的“我爱你”，读作“爱老虎友”。“爱老虎友”们终于知道驴子是赶不走、杀不绝的，于是他们提出一个堂皇的理由，说驴子在中国水土不服，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所谓特殊国情，就是不问是非的对于本国传统的愚蠢爱情，就是“爱老虎友”式的奴性道德。于是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歹毒的主意：让驴子和马交配，生下一大群非驴非马的杂种。
由此可见，黔地的驴之所以技穷，是因为黔首们的愚昧麻木和缺乏远见，是因为黔首们听任驴子的自生自灭。黔地的驴从未技穷，技穷的是广大黔首。什么时候，黔首们不再做袖手旁观的看客和钻故纸堆的看官，而是做好事者，做驴子之友，奋然上前为驴子助拳，把吃人的东山老虎和西山老虎一起打杀；什么时候，驴子就能在中国的广袤原野上尽情撒欢。到那时，驴子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不会“无可用”，而是大大地造福于民，为中国人推磨了。
极端实用主义的艺术观──宋人为楮叶
有个宋国人为国君雕刻树叶，花了三年时间雕成一片叶子，其厚薄筋脉、颜色光泽足以乱真。把这片假树叶混在真的树叶中间，根本分不出真假。于是这个人得到了国君的奖赏。列子听说此事后笑道：“如果大自然也要花三年时间才能长出一片树叶，那么每棵树就没有几片叶子了。”
韩非喜欢用“为天下笑”来嘲笑他笔下的愚人──主要是宋国人。宋国是商人后裔，在先秦列国中历史最悠久，文明最古老。而韩非蔑视历史，蔑视先圣，他主张“法后王”，且以辅佐后王的“新圣”自居。而且孔子也是宋人后裔，韩非借讽刺宋人来表示他对这位本门师祖的极端蔑视。寓言中的这个宋人，自从韩非笔之于书之后，一向就是所有中国人的笑柄。没有人认为这个宋国人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没有人认为他巧夺天工的高超艺术是人类智慧的奇葩。反对非自然的人造物，也是道家的主张，比如庄子就说过“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的名言。所以韩非巧妙地组建统一战线，拉来道家仙人列子为其帮腔助威。然而主张虽相似，目的却迥乎不同。道家反对一切人为，因为他们热爱自然。韩非只反对不能为君王所用的人为，因为他热爱君王。
其实，韩非笔下的“列子”的见解似是而非，是不值一驳的乡曲之见。须知大自然的树叶虽然长得又快又多，但也凋落得又快又多。那一大堆真树叶很快就会腐烂发臭，而那片唯一的假树叶却因其艺术而不朽。草木荣枯是地球上亿万斯年以来的稀松平常事──尽管对于宇宙的其他角落来说也是真正的奇迹，而能够巧手雕刻足以乱真的树叶的人类，却是最近一万年才出现的。只有人类才能创造工具，也只有人类才能创造出大自然做梦也想不到的种种科学与艺术奇迹──岂止是一片假树叶！人类是大自然真正的瑰宝，只有人类才懂得珍视大自然的其他瑰宝。然而在韩非眼里，除了君王，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如同草芥，不值一钱。其实韩非如果生在当代，不过是条失去其暴君主子的惶惶丧家犬，而面对被他蔑视的人类的无数科学创造和艺术瑰宝，他不过是个一叶障目的愚人而已。而那位为他所笑的宋国艺术家即便生于当代，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家。
受韩非的极端实用主义思想影响，中国人把一切看似缺乏直接的实用意义的创造发明一概视为奇技淫巧──更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力资源的过剩，使一切节省人力的发明被认为不必要。所以一切节约人力的发明创造都不受到鼓励，一切耗费精力的精细活计却得到赞扬。中国民间工艺品中繁琐得无所不用其极的“罗可可”作风，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欧洲十八世纪的“罗可可风”正是受到了中国工艺品的繁琐装饰风格影响后才形成的。中国人能吃苦，阿Q真能做，不是因为自己想吃苦，要苦做，而是因为帝王要让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余力犯上作乱。
不过，也必须看到这位艺术家以及此后的众多中国艺术家的才智，确有用错方向的一面──他们从事艺术，主要不是因为热爱艺术，而是为了向附庸风雅的帝王献媚邀宠。实际上君王之所以奖赏这个艺术家，也并非出于爱好艺术，而只是因为这样的艺术品可以满足他的虚荣心，以便向其他君王炫耀。但韩非是不主张普天之下有第二个君王的，所以没有了夸耀的对象，也就不需要夸耀的资本。而更重要的是，韩非是个极端的实用主义者，灵魂枯燥，一身俗骨，毫无艺术细胞。所以整部《韩非子》从不见他谈诗论乐，他对此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他自己对艺术没兴趣，就以为艺术对帝王也没用。殊不知帝王也是人，也像常人一样需要艺术来滋润灵魂，所以李后主、宋徽宗都是了不起的艺术家。由于认为艺术毫无用处，所以在为帝王惜民力的极端实用主义者韩非看来，花三年时间只雕成一片树叶，劳动生产率实在过于低下，他大概认为，民力应该用于修建恐惧的纪念碑──长城和迷信的阅兵式──兵马俑之类。但在附庸风雅的君王看来，不要说让一个艺术家花三年时间，有必要的话可以召集成百上千个艺术家，穷毕生精力雕一棵枝繁叶茂的假树。当参观者盛赞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时，是否曾经有人想过，多少艺术家的一生就此葬送了？儒生花一生时间读通半部《论语》为活着的帝王治天下，工匠花一生时间为死去的帝王修阴宅，从来没有人认为不值得。所以中国的民间刺绣和寺庙壁画繁琐至极，一架苏绣屏风可以消磨一个绣花女的全部青春，一壁佛教洞窟可以耗尽祖孙三代的毕生血汗。而自以为并非愚民的士大夫们不肯再轻易上当，在白首穷经之余以寥寥数笔写意山水寄托其怨旷幽思。现在不是依然有人花十年时间学艺，再花十年时间苦练，最后花十年时间在一小片象牙板上刻下整部《全唐诗》和《红楼梦》吗？虽然已经没有君王来欣赏褒奖，但那个宋国艺术家的献媚邀宠心态，却长存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固然，在现代以前，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地位低下，不得不依附于王公贵族，但中国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虽然未必是所有文明旧邦中地位最低下的，但却是创作心态最不自由的。所以发明地动仪的一流自由科学家张衡，是被人轻视的工匠；而撰写《两京赋》的二流御用文学家张衡，倒是受人尊敬的名人。
假如智叟来做总结报告──愚公移山
《列子》是魏晋时人伪托《庄子》中的道家真人列御寇所作的伪书，这已成定论。所以本来不该在我这本专谈先秦寓言的书中提及。但是《列子》中的大部分寓言都能在先秦其他子书中找到源头，这一篇愚公移山却找不到所本（至少我没有发现），而这个寓言却一直家喻户晓，本世纪下半叶更经由毛泽东的同名杰作而无人不知，所以值得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