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工业经济或市民阶级的力量不容易增大，旧社会原有的阶级关系就无法根本改观。换言之，商工业未发达起来，资本家阶级固然是难以形成，与资本家阶级同时平行产生的劳动者阶级，也就不易由农民或小生产者转化出来，结局，拥有社会重要生产手段——土地的所有者，租税收领者，以及寄生于土地剩余的一切大小权势人物或所谓官绅，就必然还是，至少在现阶段还大体是特殊的统治者阶层，而那些靠着土地生存的农民或小生产者，则仍然是受其支配、剥削的主要对象。一句话：官民对立的局面，官绅以特殊社会身分驾凌于一般农民之上的社会阶级生产关系仍旧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因此，名义上的皇帝虽然被革去了，而为一批有特殊社会身分的官绅所托命的首脑，无论是谁，只要他接受他们的依托，就无法在实质上不成为最大最高特权的化身。
袁世凯有人拥戴他做皇帝，徐世昌、黎元洪、曹琨、段祺瑞有人拥戴他们做大总统、执政，无非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特权者或官僚、豪绅们，为了要达成其对于一般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的统治剥削目的，总要求有一个最高最大的特权者来作他们的傀儡。所谓“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那并不是为了什么忠君爱国，为了行什么鸟道，而实是为了行使其统治榨取的特权。所以，不但是一国的大总统或执政，就是割据一省两省的军阀，甚至威临一区的豪霸，都不难簇集一群士大夫或官绅，串演出一个“小朝廷”的局面。
因此，从本质上说来，在有一大批特殊社会身份的官绅存在着，并急于要找到靠山来行使其各种特权的场合，为他们所拥戴的人物，即使再英明，再开明，也很难不“飘飘然”地自认为至尊万能的主宰者；在传统的土地所有权还大体保持其范围着官民对立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场合，无论是官是绅，即使再洁身自好，也难免不利用特殊身分，利用职权，向人民表示出不可一世的优越感。
然而，所有上面的说明，还只是告诉我们中国旧官僚政治与新官僚政治的一般的共同社会基础，至于新官僚政治对旧官僚政治所具有的特点，则必须从那种社会基础之相对变化中去求得解答。
二
历来研究中国官僚制度，特别是论及新旧官僚制度的区别及其演变的文字非常之少，而我只见到一位号称“中国通”的日本人长野朗在其所著《中国土地制度研究》一书中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有关的简括解释：
“满清推翻后，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扫数拥护袁世凯以图自存。其后，北京政府的主权者，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官僚阶级于是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而军阀因为用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即是一例。然而国民革命发生后，又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的士大夫阶级，现在称为知识阶级，他们的主体就是学生。民国以来，一般求知欲很盛，大学及专门学校设立很多，产生多数毕业生，而且多半是学政治及法律的，这是因为中国产业不发达，学生所求得的学问，不能在实业方面发展，不得不倾向于政治方面。但是，因为士大夫阶级的阶级封锁，不能偿他们的宏愿，于是投入国民革命的队伍里，加入国民党，成为一种新型的官僚阶级。”（见新生命书局版，陆璞译本第六九——七零页）
为什么新式学校出身的大学专门学生“一投入国民革命的队伍里，加入国民党”就成为一种新型的官僚阶级呢？他继续举出了三个原因：
“（一）中国学生承继几千年来官僚阶级读书人的气味，把做官当做一种最好的赚钱手段，所以，国民政府下的官吏，贪赃枉法，更甚于清朝。
“（二）国民政府内部，残留了不少旧官僚阶级的余孽，所以内部有很浓厚的士大夫阶级的气味。
“（三）依附于北方政府的旧官僚，目睹国民革命是一种不可轻侮的势力，恰如明朝的官僚投降于清朝一样，都舍弃北方归附南方，因此在国民党中流入许多旧官僚阶级的分子。”（同上）
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有旧官僚余孽，北方的旧官僚投入国民政府，以及新学生染有旧士大夫习气，都只能说明旧官僚政治的继续，却无从解释新官僚政治的发生。他认为“北伐完成之后，战斗集团的势力渐渐衰弱，新官僚阶级的形式也渐趋完整，以三民主义代替了章句之学，很明显而森严的限制了党员的资格，实行阶级的封锁。”他未明白指出新官僚政治与旧官僚政治的分野，只含糊地说新官僚时代与旧官僚时代毕竟有一些不同：其一是“中国与各国通商以后，中国产业亦有相当的进展，从来在农村方面投资的士大夫阶级，也都向都市方面投资了”；其二是：“农村中除了士大夫阶级的地主以外，又增加了一种军阀阶级的地主，使农村受了更大的毒害；其三是：农村中的新官僚势力与旧官僚势力不同，就是说，从来的旧官僚势力没有组织，而新官僚势力在党的组织下，组织民众，利用民众与旧官僚势力对抗。”（同上书第七一页）
所有上面的考察，只证明长野朗是中国社会政治事象的熟识者，但却无法保证他是中国社会政治事象的科学的理解者。他差不多触到了与问题有关的一切论点，但所有的论点，都不曾系统地关联起来，以至成为零碎片断的凑集。
其实，新官僚政治与旧官僚政治的根本不同点，与其从官僚的来源去看，不如从官僚的行动、作法或组织去看，与其从这些方面去看，又宁可从他们所由形成，所由寄托的社会经济基础去看。因为如其照长野朗氏所说，新式学校出身而又有旧士大夫习气的人为新官僚，那末旧官僚中投入国民革命队伍的人，为什么也一下子变成了新官僚呢？国民政府内部残留下来的旧官僚余孽，又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新官僚呢？照他的逻辑，所有上述的新学生、旧官僚一加入国民革命的队伍中，以三民主义代替章句之学，以党的组织组织民众、利用民众，以党员的限制实行阶级的封锁，他们就变成了新官僚，可见是否新官僚，并不取决于他们是有旧意识的新学生还是有新企图的旧士大夫阶级，而是取决于他们参加在那种不同于以往的官僚政治活动中了。更进一步，同是官僚，同是利用政治权力或职权以保持并扩大社会经济利得，为什么要来行那些新作法，又何以能采行那些新作法呢？长野朗氏只接触到问题的边缘，不着边际地提论到“从来在农村方面投资的士大夫阶级，因产业有相当发展，也都向都市方面投资了”，而不曾把问题从这一视野深入一点去看。最为遗憾的是，他高谈阔论中国现代的政治经济问题，但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经济问题发生过极大影响的帝国主义势力与革命运动两个有力因素，却始终没有放在眼里，并很不正确地认定中国国民党自始就是一个新官僚集团，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自始就是一种向旧官僚统治攘夺政权和攫取贪污剥削职权的政治活动。由于他把这些极其重要的关节弄错了，他所谓的新官僚政治，就是一些相互连接不起来的片断现象，而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也就无法显出一个明显的轮廓。
三
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开始前这段时期，其所以被视为是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阶段，乃因为这一阶段以国民革命发展至长江流域为分野的前半期，是新旧政治势力明显斗争的时期，而在此后，则是新旧政治势力发生暧昧关系的时期。在前一时期，中国旧政治势力还是立在正统地位，对于新起革命运动则动员一切反动力量予以抵制和压迫。在后一时期，中国新政治势力已立在支配的正统的地位，它一方面要妥协和收编旧的残余，同时又因为它对旧的政治势力妥协之故，自不得不对于它在前一革命运动过程中唤起来的革新力量采取一些不同于旧政治势力的统治方式和作风。但是，为什么国民革命运动一发展到了长江流域，特别是到了江浙，到了上海、南京，就开始一个大转弯呢？那是不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复演呢？不尽是的，那不能单从政治消长上得到说明，而须注意到当时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变化。
辛女革命以后的中国旧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而新经济动态却一直愈来愈显现在南方。旧政治与新经济的不调和、不适应的演变，日益使北方成为旧势力的堡垒，而南方成为新势力的策源地。辛亥革命是从这种不调和现象中产生的。但那次革命不但不曾解消这种不调和现象，且把它加深扩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三年发生的，那无疑是中国一个振敝起衰的好机会。但当时主要在北方卷起的军阀混战局面，对当时主要在南方，在广州、上海、汉口一带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工商业是极大的桎梏。它不但不采取配合商工业要求的种种政治设施，而且还因其腐败、贪污与对外的依托而不绝断送国权，不绝造出人为的社会灾难，使勉强挣扎起来的商工业受到窒息。因此，从南方发起以反帝反封建为号召的、继承辛亥革命未了大业的北伐战争即国民革命运动是势所必行的。但是，由于下列三种因素的消极作用，北伐战争也是半途而废，功败垂成：
（一）凭借各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左右作用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扰破坏；
（二）直接间接对帝国主义发生依存关系的中国新式产业、特别是买办性商业金融业的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
（三）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于给予广大农民以解除其封建剥削与束缚的权益极其抵触。
在这些消极因素影响下，一度震动整个世界的国民革命运动，愈是迅速发展，分离的倾向也愈增大。等到“自古帝王都”的南京被攻下，江浙一带的买办资产阶层，北洋军阀下的官僚政客，以及革命队伍内的投机分子与封建余孽，便都或明或暗地伙同帝国主义双管齐下的压力和助力把国民革命运动的两面大旗收起来了。自此以后的北伐，遂不曾怎样惊动封建势力盘踞相当牢固的北方社会，而只是利用江、浙买办金融的资助从外部去收买或收编那里的军阀势力；至于反帝的口号则更其无影无踪。就在北方旧军阀势力尚待清除或收编的时候，南部各省却因国民革命运动所激荡起来的阶级利害情绪，给予了反政府势力以大大可乘的机会。于是，北伐征鞍未卸，而南剿动员又起。在此种动荡过程中，有关新官僚政治形成的几件事体逐渐出现了：
第一，政治与金融的合一。中国旧的官僚统治原本是把广大的农村作为基础，农村的安定或动乱，就是那种统治能否继续的验证。鸦片战争以来的农村社会经济的分解与不安定情形，愈到晚近愈益严重化了。北方旧统治不易撑持，主要就是因为不绝破产与贫困化的农村对它再无法提供维系那种统治场面的经济力量，反之，直接由江浙金融界撑腰和得到了北伐南征战费的新政治势力，自然愈来愈成为官僚政治比较信赖得过的靠山。由于农村的动乱，资金疯狂向都市集中，而大量集中到中国金融机关的存款到民国二十三年已经有一半以上是用以购买政府的公债。政府要银行救急，银行靠政府发财。结局，新政治势力在间接方面虽主要仍是寄生在封建的租税剥削上，但因它与买办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很容易给人以“资产者政权”的印象，至少也把它的封建性格冲淡了。政治上的这一转变，很快就影响到执政者，特别是负责财政经济者的性能上，许多买办、银行老板、公司大亨……开始向政界进出了。“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而多买办，开始虽有些不习惯，但慢慢就顺眼而且顺势了。
第二，革命运动向“建设”运动的转移。国民革命运动的收敛，势必要在精神上找一种代用品，以便从革命言论上转换过来，并借以镇定安抚那些认真想革命的人。这种代用品，显然是由买办及有关的学者们设计出来的。于是，既稳当又响亮的所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从那时起就一直成为我们政界（简直很难说是经济界），我们各级政治领导人物施政讲演的大课题。可是，经济是建设在什么基础上呢？大工业、大农业能否像买办性商业金融那样对于动摇而并未被扫除的封建体制相当调和地并存呢？他们始终不肯略费精神思考这类较根本的问题，甚至对于多年见机挣扎起来的一点新式产业在战前已陷于倒闭歇业威胁中的事实也仍是视若无睹。为什么呢？除了这是新官僚的新形式主义之外，还有一个说明，那就是从言论上给人以“心理”建设。然而在“建设” （也许还包含所谓“社会建设”）口号下，为备不时之需而大规模设立专门大学，大批派送留学生，却想不到竟达到了政治上“预定生产”的目的。现代型的教育，原来有三个功能：一是科学的，一是职业的，一是公民的。产业发展的道路一经阻塞，国内外造就的科学人材就都无出路。结局，全部受过现代型教育的人只有做官与任教两个出路。他们出身的社会还在对他们另眼相觑，又没有适当的市民性的事业以清除或改变他们传统士大夫的想头，于是，在官场，乃至在作为预备官场的学校，就由排挤而斗争，而造出系统，各种政治集团产生了，学阀产生了。根据竞争者愈多便愈容易使其就范的社会经济原理，政府大可按照它的需要，按照它的标准，按照它可能出的价格，选定“货色”了。新官僚能造出一个“型”，这是一件不可忽视的事实，可是如何造出一个“型”，却需要进一步去说明了。
第三，训政对宪政的代置。领导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国民党，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原是要还政于民的。国民党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政治建设阶段，绝对是为了推行民权主义的方便或民主主义的有效实行，而决不会想到那是封锁仕路、独占政权的一个方略。但把训政当做宪政的预备阶段，一定要执行训政者自身能坚决贯彻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买办官僚的革命事业。实行主义和宣扬主义虽然是两件事，但实行才是最有力的宣传。如其宣传的是一套，而实行的又是一套，那就很容易使主义的宣传变成一种与实践无关的形式，而成为前述长野朗所谓“以三民主义代替章句之学”。惟其对主义没有实行的决心与勇气，自己就会从两方面发生霸占政权的要求：其一是，革命的意识逐渐低减，希望保持禄位，扩大权势的意识定然要相对增高；其二是，自信无法获得人民的信心与支持，便愈不能放松对人民的统治。结局，训政就可能被误用为把持政权、钳制异己、统制思想的手段与方术。由是大规模的组训，各色各样的训练机构，就似乎只能收到一种效果，就是造成“道一风同”之局，造成专讲形式、专讲门面话和仰承上面意旨的人材。而经过这种新官僚的“炼狱”，前此较有革命气质的新旧知识分子，或者是被销熔了，或者是被分解出去了。
第四，保甲组织对地方自治的执行。为了配合训政和建设，或者为了在安定中推行训政与建设事业，对于被经济逼迫与政治风波惊扰得无法安稳的农村不能不思所以管治了。过去借宗法约束与豪绅羁勒的办法，在新时代毕竟不易收到大的效果，于是在戡剿过程中施行于动乱地区的保甲制度便被推广到政府统治力量所及的一切领域了。关于保甲乡区各级干部人物，由国外归来的洋学生，固然是不便屈尊，就是由国内制造的大学专门学生，也难望其低就，事实上，那里仍旧是豪强土霸的天下，受有新式教育的后生小子是无法插进或站稳脚跟的。结局，在这传统社会关系改变得较少的农村就差不多仍是由那些较少嗅到新时代气息的人们行使统治。不过，通过层层的组织与训练，通过他们被赋予的新管治任务，以前他们仅“俨然”是官，而现在“简直”是官了，当上层官僚为了适应时代还不时需要装出一种非官而平民的姿态时，基层的这些准官僚为了成就戡剿时期催粮催兵的大使命，却反而更需要摆起非平民而官吏的排场了。“时势造英雄”，又算是一个证明。
四
要之，新旧官僚政治的分野，在本质上有了这样的“社会的”规定：
起先，旧官僚政治完全建立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上；以与外国完全隔绝为保持其绝对主义的首要条件，所以不免有些“土气”；新官僚政治，因其不完全建立在封建农业经济上，而更直接靠近买办性商业金融业，以与外国发生依存关系为保持其“生命”与“活力”的首要条件，所以不免有些“洋气”。
接着，旧官僚政治下的人物，因为常夸境内为天下，眼界不很大，同时也许消费欲望还不很强，虽然依着中国官、商、地主、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的原则，有时不免“喻于利”，究还有些人保有优良传统的一面，而很执着地“喻于义”；反之，在新官僚政治下的人物，早就习于资本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与买办之流周旋久了，觉得货币真个万能，利得就是一切。结局，旧官僚还偷偷摸摸不肯公然从事的牟利活动，新官僚却满不在乎地当做时髦来大展宏图了。他们个人的意向与作法直接影响到整个的国策上，于是，
再其次，旧官僚在客观上尽管是以特殊身分和农民对立，而主观上还因“民为贵”、“民为邦本”……一类政治哲学词句的熏陶和生活形态的不过于悬隔，特别是还因社会阶级关系的不十分明确，而不大肯把自己看为同胞中的“超人”；反之，新官僚是不同的，特别是受了洋教育从外国归来的人，他们因为脑子是为另外一些观念占据着，生活的享受与穷苦农民有天渊之别，社会阶级意识也较为敏锐，又加以功利精神的强烈。所以旧官僚不知道如何“革命”，他们却知道如何回避革命了。“革命为了建设”的遗教，其所以被“意译”为“建设代替革命”，那并不是他们一两个人的小打算，而是整个市侩主义、利己主义、享受主义、形式主义的综合表现。
然而，我们由上述新旧官僚或新旧官僚政治的比照，就知道由旧官僚政治演变到新官僚政治，随在皆同社会经济关系、社会阶级利害关系的变化，保有相当联系；那并不是专由知识分子的来源、知识分子一时的高兴或经常的做作就可转移过来的。那都只算是一些现象。
关于这点，我们还可就新官僚在战时及战后的特殊发展予以进一步的说明。
第十六篇 新官僚政治的成长
一
我们现在来研究中国现代官僚政治的第三个阶段。
由前一阶段逐渐形成的新官僚政治，在仅及十数年的短期内即有了飞跃的发展，那原因，主要是由于战时及战后许多特别于它有利的条件造成的。
这里所谓新官僚政治的“发展”，乃意味着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新官僚政治诸特质的加强，换言之，即政治集中把持倾向的更形强化，其贯彻作用的更形深入，特别是政治与买办金融结合或混一所造成的特殊官僚政治经济体制，更加成为整个国民政治经济生活的沉重负担。至若一般论坛上倡言反对的所谓不健全政风，如敷衍因循、个人小派利益至上、贪污、颟顸无能、专讲门面话、不肯认真实干……等等，那其实不过是整个官僚机构表现在外面的一些现象罢了。
当我们说明新官僚政治形成过程的时候，是从决定新旧官僚政治之转折点的政治与买办金融合一的关键开头，但我们说明它的发展过程，却宜于先从政治管制范围扩大开始。因为，新的官僚政治体制一经依着买办财政金融的补强与支援而确立起来，它一碰到政治权力可以集中运用的战时机会，就很快的造出了全国的前所未有的官僚经济形态，而由是反过来把它自身安置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经过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反复相互作用，当做一个庞大的极有渗透性的怪物看的官僚政治经济混一你就逐渐完成了。它现在正在以无所不在、无所不久的极大压力，向着每个中国人，甚至每个官僚自己，发出“遵从我，否则就是灾祸”的威吓性命令。
二
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一直就不曾停止过战争。但举国一致的抵抗日寇侵略的大规模战斗，却是从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开始。现代性的战争，从民族的立场说，是所谓全民族战争；从社会立场说，是所谓社会总力战。但团结全民，动员社会总力，都难免受到国民经济发达水准的限制，而由是使担当动员总机构任务的政府或政治组织，也不能不显出极大的差异性能来。
中国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不断的内战与继续为官僚所统治，几乎成为政治上互为因果的两种现象。当对付现代性的强大敌人的对外战争发生后，内战是停止了，不统一的裂痕是暂时被弥缝了，仿佛已大体到了中国古谚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境地。
但一个产业不发达的国家，它的人力物力主要在农村。要把在农村安土重迁而松懈惯了的人民，动员到战斗行列中，要把他们分散的零星的物资，汇集为支持战争的物质手段，单从技术上讲，那已经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如其把我们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即土豪劣绅依着保甲组织行使支配的统治情形加以考虑，那么，要农民透过多重压迫与束缚的关系看出民族的利益，要他们在土豪劣绅的多方捉弄下，向民族战争贡献其生命和仅有的资产，那自然是更不容易了。
领导者抗日工作的中枢组织，既是我们前面详细解述过的新官僚政治机构，而这机构，又早已把保甲制度当做自己的基础结构，如其要它不依赖这种结构，而来行一种叫农民能自觉自动起来参加抗战的动员方式，以破坏这种结构，那就等于解除自己的武装。这显然比叫土豪劣绅，叫各级地方势力去动员民众还要困难。结局，政府为了回避前一种困难，而不得不去忍受后一种困难。于是，随着战争范围扩大而逐渐展开的政府动员工作，或政府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管制工作，就只好沿着原来的政治路线，通过比原先扩大了的政治机构去推行。在推行过程中，无论由农村到都市，统通是由一部分人，或一部分有权有势的人，强制另一大部人为民族、为战争贡献出他们的生命和仅有的财产，而强制者自己，却不但藉此保全了生命财产，且还藉此捞到了发财和扩大权势的机会。这样一来，动员工作及其范围每推进一步，它自己所造出的社会障碍或社会隔膜也就无疑要加大加深起来。所以，到后来，无论是在政府方面或在人民方面。都仿佛存在着二重的敌人：其一是民族的敌人，其二是社会的敌人。彼此社会的对敌，显然会减弱民族的同仇敌忾。这不和谐而又不合理的局面，一直延长到了战后；就广大的人民方面说，他们尽管是在长期的全民战争的磨练中获得了痛苦的教训和翻身的机会；但正因为如此，政府的统治机构、管制技术也不得不相应扩大，并相应巧妙地深入到每一社会文化角落，而成为中国历来专制官僚政体中最庞大、最包容、最险恶的形态了。
讲到这里，我想附带述及一件事实，就是一个过于落后的国家，原是不可能自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统治花样的。可是，一个政府，在经济上，如照正当·斯密所说，最容易仿效他国新的敛财征税制度；它在政治上，也许就最容易模仿他国新的统治组织。抛开社会关系或社会条件专从外观上技术上来学样，当然是会变质的。俄国踢去资产阶级而施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到德国及意大利便反过来成为镇压产业劳动大众的法西斯与独占资本混一的新专制政体；再转到中国，又屈降一等，变成了买办资本与变相封建主义的结合统治形态。不论这种统治阶层各别个人的主观意向如何，在客观上，他们会不自觉地把一般觉醒的农民大众当做管制镇压的对象，并多方阻碍民族商工业者，打击那些敢于表示异议的自由知识分子。
在战前，新官僚政治在自己的形成过程中，本来已从国外的、特别是德意诸国的法西斯统治得到了不少鼓舞和技术上的借鉴，到了抗战发生，就更把它们的权力哲学和政治方术进一步着意效法起来。这就是我在前面一再表示中国新官僚政治掺杂有外在影响、外在因素的原因。可是，尽管国外乃至国内的政府反对派不时用“法西斯”这个（一度曾很时髦，而现在则不大雅驯的）字样攻击政府，但我们的新官僚政治体制就是发达到了极高峰的今日，依旧与轴心诸国当时的垄断与独裁的政治组织不能混为一谈；那显然不是伦理上的善恶好坏的问题，而是由社会经济本质和结构所区分的差别。
我们一把考察移到经济领域，马上就会获得一个很明确的印象。
三
作为中国新官僚政治立直接靠山的特殊财政金融体系，随着战时政府统治权力的加强加大，不但有了异常迅速的发展，且把范围也扩大到一切生产领域了。虽然在抗战初期集中在沿海一带的商工业都被毁弃，往后且有数年之久断绝了对外经济联系，但比买办金融资本更有包容性的所谓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仍然奇迹似地从一般国民经济的衰颓与破灭的景况中成长发展起来了。
战前那种特殊金融体系与财政或政治紧密结托以后，我们就很快地有了货币制度改革。从表面上，伴随币制改革而施行的限制发行、集中发行、停止兑现、金银国有等措施，像是于金融界不利的，但在一切金融巨头很快成为政治上的红人，同时政治上的红火又很快成为财政金融巨头的场合，一切有利于政府的措施，自无疑要直接间接造出更有利于金融大亨的场面。在抗日战争发生的前夜，金融资本的意志已经是政府的意志了。
战时政府的口号是一切从属于战争，一切贡献给战争。但因政府为它的上述的社会特质所限制，不能推行依人民资力大小决定其对战争负担的原则，或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所以对于战费的筹措就采用一些间接的聚敛方法。通货膨胀是从币制改革以来就在暗中进行的；此后更愈来愈把它当做最简便有效的筹措战费的手段。由通货膨胀连同物资缺乏造出的物价飞涨现象，已经使专卖、专买、囤积、走私成为很赚钱的买卖了。然而官僚勾结金融资本，或金融资本通过官僚而进行的最有利的发财活动，也许还是表现在黄金卖买、外汇管理、生产统制诸方面。他们利用战时经济逐渐使国家变为社会的主要消费者、生产者、乃至流通运输者的机会，在战争过程中，把全国“取之尽辎铢”而聚敛起来的资产囊括为私有了。等到战争结束，他们那些大小头目，又很快地利用“劫收”的机会；变为更大的官僚资本家。极同情中国政府的美国《纽约时报》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曾登载其驻南京记者的通讯说：“中国政府用各种不同的公司组织，已包揽了国内一切主要的经济事业，掌握矿产、动力、重工业、丝、棉、纱及糖的生产”；但它忘记补充了句。“中国官僚用各种不同的政治方术和手腕，已把政府所掌握的一切事业，变为自己任意支配、任意侵渔的囊中物。”依着上层的榜样，由省到县乃至地方的大小经营，都分别由各级各层的权势者，假借战时骤然增加起来的政治权力和任意编造的政治口实而化公为私了。
官僚政治每向前发展一步，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也相应获得一些扩大与吞并的机会；但反过来，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的巨大成长，那才是新官僚政治得向前迈进，得跨入一个新阶段的基因。倘把目前国人所议论不休的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和前期的买办金融作一比较，就可显出以次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官僚资本对于前一阶段的买办金融资本，并不是减弱了它的买办性格，而是加重了它的官僚性格；也并不是减少了它的金融作用，而是加大了金融的政治作用。
第二个特征是，在前一阶段，银行家或金融家尚是以商业经营者的客位支援政府，而到了这一阶段，他们早已是官，或官早已是金融资本家了，在谁都可以把国内公私大小银行的经理董事，同各级政府的要人，列出一个对照表，即使多少有些出入，那不过是化名，或太太小姐少爷的代名罢了。
第三个特征是，前一阶段的买办金融资本对各种生产事业尚无何等密切联系，而官僚资本则把它的触须伸展到一切有相当规模的事业上了，至于当做“淌来之物”的庞大敌伪资产，对于官僚资本原本极为薄弱的产业基础来说，无疑是一大补助。
然则有了这样有力的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支撑的新官僚政治，是否没有问题了呢？恰恰相反，许许多多的问题正好是从那种官僚经济的漏洞中发生出来的。
四
目前官僚统治的最大弱点或最感困难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也许大家可以把目前表现在社会各方面的不利的危险现象分别当做问题罗列出来，但我想撇开这些，而去观察它最根本的症结。
照理，中国新官僚统治，既然如我们前面所说，利用抗战及内战的机会得到了特殊的发展，统治的权力加大了，经济利得也大大充实了一番，政治经济互为补充，应该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就发生在这里。一脸皮相的观察者乃至官僚阶层自己很容易相信，似乎只要没有威胁其生存的内战，那种政治形态就会好好统治下去的；他们迄未反省到，内战并不是偶然从外部投进的怪物，而恰好是那种统治在现中国必然要招致的后果。
作为中国新官僚政治之支撑物的官僚资本，它当做一种客观存在所展开的运动，就已经含有否定那种政治形态的内在作用。我曾在其他场合（见拙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四《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讲过，官僚资本有三个显著的倾向：其一是独占资本化，因为官僚资本原本就是利用政治职权，由垄断或独占创造出来的。官僚经营的无效率，非有独占利益，非获得依政治权势所享有的差别优遇就无法维持。所以，官僚资本要维持和扩大，就必须设法增大其独占权，增大其政治权力。在这场合，就必然要发生官僚资本之政治资本化的倾向，即原来以官它求财，现在反过来以财求官了。官僚将其所占有或控制的经济事业，作为政治赌本。他们以此安插同派政治因缘的人物，以此为各种政治活动费的来源，以此为一党一派或一系从事政治斗争的经济据点。结果，一切官僚事业的衙门化、无效率化就成为极自然的现象，而一旦由政治风波掀起宦海升沉，就会马上影响一切为官僚势力所左右的经济部门。官僚资本活动歪曲到经济范围以外，只须有三几次的政治人事变动，银行也好，公司也好，其他任何企业组织也好，都将造成脱节、混乱或破产的现象。然而，官僚资本最不可忽视的，或从国民经济立场来看最有害的倾向，还是它到头一定走买办化的道路。中国官僚资本的前身已经是买办金融资本，由买办金融资本转形到官僚资本，我们已指明那并不曾减弱它的买办性格，至多，只是掩盖了它的买办性格；等到官僚资本被利用来保持政治势力，那种资本活动中，参入了有力的外国资本力量，那就无异取得了国外有力的奥援。而有了外国奥援的官僚资本家，他就大可在官僚政治场面下做一个不倒翁了。所以，拼命争取外援或外国投资，就整个官僚统治讲也好，就个别特殊官僚讲也好，都无非是藉此充实政治资本。因此，全官僚资本运动的最后的结果，岂不是要国家殖民地化么？
然而，国家殖民地化，也许并无大碍于官僚政治的存在；假使各种原始的无情剥削还可能继续进行，官僚经济虽造成再多的浪费、损害，甚至向外国转移资金，仍无关大体，无奈的是这里正存在着一个更基本的阻碍或限界。
中国官僚资本是在长期大破坏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外国也有战时暴发户，但发财的是那些军火商人，他们的累积，还大体是利用战时军需品的紧迫需要、增多生产、提高售价的结果；而中国官僚们所发的国难财，却是利用大发通货，利用黄金外汇买卖，利用强制收购囤积，利用征收，利用对于各种生产事业的干与管制和诈取劫夺而来的。换言之，他们成为巨富不是从新式产业中累积起来，而主要是依靠种种原始剥削方式把广大农工生产大众的贫困、破产、饥饿、死亡作为牺牲而劫夺得来的。一般生产人民无法生存了；一般自由职业者、固定收入者，乃至善良而无政治势力掩护的商工业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们，也在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压力下逐渐陷于不可自救的绝境了。照中国历史通例来说，战乱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的理由，而况在新官僚统治本身，却不但无力阻止战乱，且又在多方刺激或促成那种战乱咧！
首先，在新官僚政治下，官僚资本既然主要是利用政治职权而制造出来的，那末，那种资本的拥有者就怎么也无法遮盖其贪污不法的伎俩。愈是拥有大资本的人，就愈可能是一些大有权势的人，上行下效，他们将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属的不贪不污呢。贪污其所以变成一个风气，变成一种从古未有的普遍现象，就因为自由以来的官吏从未像今日这样同经济打成一片。
其次，贪污的横行与财阀的统治，定然使整个社会陷于无是非、不振作的状态中。其在经济方面，一定造成浪费，造成无效率，造成各种脱节现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会引起内部组织的松懈散漫，各立门户，派系斗争；一临到一己小派利害关头，大家相率把党纪国法、政治原则丢在一边，毫无顾忌地闹个痛快。试想，年来由接收到选举，以及其间所表演的每一节目，殆莫不弄得纲纪荡然，毫无体统。
又其次，笼罩或浸沉在这种政治空气中的要人们，不但在国家的百年大计上，没有好好冷静思考过，就是对于自家政治集团的切身利益，似亦不曾作过很合理的打算。
最后，动乱发生了，战祸扩大了，平素忙于内部斗争的官僚们，特别是那些拥有大资产的官僚们，不但不肯牺牲自己“既得利益”，借舒民团，并为统一内部意志和集中内部力量，作一示范的表率，而且还一仍旧贯地用恶性通货膨胀，用强制征集的办法，把战费及其他一切沉重负担全部加在那些已经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身上；“为渊驱鱼”的教训，不肯去体认，“官逼民反”的老戏，又不断在重演。
现实逻辑的发展如此，其实在理论上，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官僚资本虽为新官僚政治撑持着偌大场面，但因为它既没有坚实的产业基础以造出新型的严密的经济管制与政治组织所需的条件，同时又以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统治方式加速把农村社会赖以维系的旧生产组织、伦常关系从根底子以破坏了，所以在结局，曾经当做新官僚政治之补强物看的官僚资本，竟反过来演变为新官僚政治的命运的捉弄者了。
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它时时刻刻在用万钧的力量把中国新官僚政治推向它应去的道路。
第十七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
一
当做研究的结论，我得指出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了。
关于中国官僚政治前途的这个论题。似乎应有两个讲法。其一是中国官僚政治究竟能否继续下去；其二是，它如其无法继续下去，究将为何种政治形态所代替。总起来说，也就是中国官僚政治往何处去或将作如何的交代的问题。设若根据以往历史的经验，多顾虑或多心一点，其中不是还得插入这样一个疑问，即：谁能担保不出现一个假民主的官僚政治形态，或准官僚的民主政治形态呢？
所以，为了把问题弄得集中明确一点，我只想就以次两点予以说明：
（一）官僚的政治形态，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
（二）官僚要在如何的社会条件下，始能从根被清除掉？
二
关于前一个问题，即官僚政治（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可能继续存在的问题，我的答复是否定的，但不是很机械地说，它明天后天，或明年后年就完全不复存在，而只是表示它将愈来愈不易存在。
我讲到这里，得把以前所述的论点，作一简括的回顾。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这种政治形态的存在前提：第一是，前资本社会的或封建的体制，还在国民社会经济生活上广泛地发生支配的作用；第二是，一般人民还大体被束缚、被限制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因此之故，他们像是“天生的”役于人者，同时也像是“本能地”把统治者看为“超人”；第三是，那种无知人民存在的落后社会还很少与较进步的社会发生经济的文化的接触和交往，因为，为官僚政治所托命的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正同紧密封闭在棺材里面的木乃伊一样，一经与外界新鲜空气接触，马上就要开始腐烂。上述三个前提，是密切关联着的，只要其中之一项有了改变，其余两项就要跟着受到或深或浅的影响。虽然最关重要的，或最有决定作用的，依旧是前资本社会的经济体制的保留。
中国特殊型的封建体制愈到近代，已愈趋于瓦解；在那种体制中，缓慢而持续作育起来的新生产力，已早从政治动乱与思想分歧方面表示出它对于那种不适合其成长的社会体制的束缚感与不耐烦，当做传统基本生产方式之一的农工结合体，亦不断由国内外新商工业的压迫而逐渐发生动摇与解体的现象。与此同时，一般要在固定停滞社会秩序下始容易发挥作用的传统文化道德因素，到了此时已经不大能维持其尊严了。
处在这种社会动荡过程中的人民，一般地讲来，也许是更贫困，也许是更痛苦，但却不会是更愚昧。反之，他们对于自身的处镜，竟可以说是更多理解和认识。尤其因为上述那种社会解体现象，乃由五口通商与国际资本接触以后始更趋显著，于是，由商品引到商品学，由商品学引到商品社会，或者由长枪大炮，引到制造长枪大炮的产业组织，更进而百例允许那种产业组织的政治制度，便成为社会意识发展传播的必然序列。麻醉我们的鸦片，破坏我们家庭工业与独立手工业的纺织品，以及启蒙我们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使极不调和但却极其自然地混杂输入了。结局，不大有福气享受舶来奢侈品的一般人民，却在有形无形之间，一知半解地体认到一些与他们命运攸关的“新教谕”、此后，在多少次革新运动以及其他有关战乱的过程中，他们被启蒙了，被开化了，他们已愈来愈不像是“天生的”奴隶或“役于人者”，他们开始想到他们的统治者并不是先天地异于他们的“超人”。这“危险思想”一旦在他们简单的头脑中开始萌芽，就很快由血淋淋的现实的证验使他们得出一种与专制官僚统治正相抵触的结论：他们自身的悲惨命运与不幸地位，是官僚阶层僭有他们的政治权力，并利用那种政治权力造成的。所以，从官僚、从封建势力者手中夺回他们的政治权力，正是挽救他们悲惨命运和不幸地位的根本方法，他们有的人不仅这样想，并在各种方式的反抗斗争运动中这样做了。经过长期的抗战，以往牢固地联系着传统专制官僚统治机构的一切社会螺丝钉，一齐都松脱了，那种“危险思想”随着战区范围的推广和深入到落后地带而蔓延得更普遍了。在这种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官僚政治尽管改变了一些统治花样，但在许多方面，由于更强烈的榨取，更严酷与险恶的管制方法而招致了更大更普遍的反感。因此，在这种客观情势下昂扬起来的民主政治运动，已经不是辛亥革命运动或初期国民革命运动那样，主要由都市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来领导，而是相反，从农村、从各落后社会角落先发生出来，汇集成广泛的可怕的骚动，再激励着、引导着都市的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这一看来仿佛非常奇特而不平常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景象，其实不只是在科学的研究上可以找到说明，且已由世界的历史潮流显示出了不可抗拒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