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别在战争甫经结束以后，全世界的落后地域，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争自由争民主的革命浪潮。在殖民地带，主要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半殖民地各国，则主要是以民主的形式表示出来。前者在亚洲的印度、越南、印尼提供了标准榜样，后者则在欧洲中部的波兰以及巴尔干半岛各国提供了标准榜样。这里单说半殖民地的中欧、东欧各国罢。一个国家的半殖民地地位是由它以落后的封建社会资格与先进资本社会发生政治交往关系显示出来的。这种社会一经陷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它的封建本质，就会由于产业不容易顺势成长的缘故而无法克服，换言之，就是这种国家不容易或不可能实现西欧或美国型的民主政治或议会政治，也就是不容易或不可能由市民阶级承担民主革命的领导。因此，它们的革命就必得另辟一个途径，必须等待在战乱过程中警觉起来或磨炼出来的工农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的广泛奋起和参加；只有这样，封建的剥削始可消除，只有这样，产业的发展始有保障。所以，在这种革命过程中，市民并不能起革命的领导作用。倒反而是一般人民，特别是农民大众在敦促激励着他们，使他们去接受革命的领导。
要之，无论从中国国内的人民政治动态讲，抑或就世界各国特别是各落后国家的人民政治动态讲，都表明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已在加速形成与成长中。人民的时代决不能容许任何特权性的任何名色的官僚政治的存在。
三
关于后一个问题，即关于官僚政治（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要在如何的社会条件下，始能从根被清除掉的问题，事实上，虽已在前一问题的解答中，间接地予以暗示到了，但为了廓清我们认识上的一些不健全想法，仍需要进一步予以直接的补充的说明。
代替官的或官僚的时代的人民时代，我们由上面的解述已大体知道，那不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产出的，正犹如其对极的官的时代，亦不是在那种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消失的一样。所谓历史的发展，是把要生者不易顺利生长，必须挣扎、必须奋斗，该死者不肯知价死去，也同样在挣扎、在奋斗的那些事实加算在里面来加重表现的。真正的历史主义者决不是宿命主义者或进化主义者，而必得是革命主义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新的人民时代虽然已在形成、已在成长，但不仅落后社会的传统封建势力还不肯轻易从历史舞台上退出，就是原来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势力，临到它的历史也走到尽头的时候，竟不惜伙同或扶植它发生期的敌人——封建主义势力，阻碍着人民政治形态的形成和成长。因此，人民的时代，虽大体已呈现在我们眼前，成为任何一个已在前进状态中的落后国家人民前进的感召和鼓舞，但由于各国的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不同，各国与他国所发生的国际关系不同，其前进的障碍和突破那种阻碍所采取的途径与方法，是无法完全一样的。
中国是一个延续了二千余年之久的专制官僚统治国家。我们已由前面的说明中，领教过它那种统治的延续性、包容性与贯彻性，当它与国际资本接触后，原来的性格虽有所改变，并且还在晚近模仿了国外浪漫主义的法西斯蒂成分，依靠着买办资本力量出现了一个新官僚政治形态，更进而形成当前的官僚政治与官僚经济的混合统一体。这一来，不但官僚政治的属性，在一般人心目中有些模糊，就是它真正的社会基础，它在实质上寄存于封建剥削的因果关系，也叫人弄不明白。所以，国外人士责难中国政府官僚化，希望中国进行改革；国内人士责难政府无效率、腐败无能、官僚化，希望政府改革；就是国民党党内，乃至政府内部，也有不少有识人士，强调当前政治上的瘫痪脱节现象主要是由于官僚及官僚资本作祟所致，因而迫切要求改革。他们所责难、所强调的官僚政治的祸害，大体都是对的，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法，或使官僚政治为其他民主政治所代替的途径，就似乎有些“文不对题”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如其不是根本看落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封建特质，就是不明白世界现阶段铲除官僚政治之封建根基的民主革命步骤，早已不能像近代初期那样由都市工商业主或启蒙知识分子领导去做，而必须由工农大众起来推动他们一道去做。如其不此之图，单单把希望寄托于自由知识分子，寄托于政府自身，甚至寄托于各级政府中的那些政治弊害的制造者，那不是“对牛弹琴”就是“与虎谋皮”了．我们原不否认当前中国各级政府的官吏中，特别是政府以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中，确有不少有良心和有为的人材存在；我们甚至还承认在那些“国人皆曰可杀”的大小贪污官吏中，也确有不少想力图振作、革面洗心，以赎前愆的人物存在。然而官僚政治既然是当做一个社会制度，当做一个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而又极有包容性、贯彻性的社会制度客观地存在着，我们要改革它，要铲除它，就不能单凭自己一时的高兴，也不能单凭外面有力的推动，甚至也不能完全信赖任何伟大人物的大仁大智大勇或其决心与作为，而最先、最重要的是要依据正确的社会科学来诊断它的病源，并参证当前世界各国对于根绝那种病源所施行的最有效的内外科方术。
在科学的时代不相信科学，在人民的时代不信赖人民，即使是真心想求政治民主化，真心想还政于“民”，那也将证明他或他们的“好心”、“善意”、“真诚”以及“伟大怀抱”与多方努力，会在历史的顽固性面前讨没趣，或导演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如其说，那些简易而廉价的民主化戏剧，对于中国官僚政治的革除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把那类戏剧看完了、看腻了、看到太没有出息了，到头将会逼着大家，甚至尚有心肝、有血气的官僚自身，改变一个想法，改变一个做法，而恍然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是一个可以耍政治魔术的时代，而是一个科学的、人民的时代！
一句话；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它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
附 录 王亚南生平
孙 越 生
很多人都知道，《资本论》的中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翻译这部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经典巨著的计划，却是诞生于古木森森、禅房寂寂的寺庙之内。一九二八年，在西子湖畔的大佛寺内，流寓着两个失业青年。一位是刚从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郭大力，他由于失业而暂居寺内，正在发愤攻读《资本论》；另一位是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生王亚南，他参加北伐军不久，因大革命失败而悲愤地来到上海谋生，旋因生活无着而打算在此写小说糊口。王是湖北黄岗人，当时二十七岁。郭祖籍江西南康县，比他小四岁。这一对青年人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和对于救国之道的热烈探讨，不仅使他俩一见如故，而且更促使他们坚定地立下翻译《资本论》的壮志宏愿。在郭大力的鼓励下，王亚南抛弃了没有写完的小说，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使这一庞大的翻译工程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他们决定从头做起，先翻译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
生活的颠沛，使他俩暂时分手。郭大力回沪执教，王亚南东渡日本，靠译著为生。在东京的三年中，王亚南节俭自奉，异常清苦，但却贪婪地阅读大量进步书刊，神田町的书市，成为他消磨闲暇的胜地。
一九三一年王亚南回到上海，一九三二年他与郭大力合译的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问世。以谦虚见称的李嘉图在出版这部艰深的著作时说，全英国未必有二十五个人能够读懂它。所以郭、王译本一出，竟有人以为出于专家教授的大手笔，岂知译者原来是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一九三四年他们合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此后，王亚南还出版了他的专著《经济学史》（上册）、《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世界政治经济概论》和译作《人类婚姻史》、《地租思想史》、《经济学结论》、《欧洲经济史》等多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入闽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王亚南毅然赴闽参加，担任福建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不久闽变失败，他赴德深造。
一九三五年王亚南离欧取道日本回到上海，与郭大力重新会面，决定正式翻译《资本论》。《资本论》在中国，最早有一九二零年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叙》（即德文第一版序言），一九三零年才有陈启修的第一分册（第一卷第一篇）中译本，一九三二年才有潘冬舟续译的第二分册（第二、三篇）和第三分册（第四篇）以及王慎明和侯外庐的第一卷前三篇的中译本，一九三四年有吴半农、千家驹译的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二篇），到一九三六年也还只有王、侯的第一卷全译本出版。经过郭、王的不懈努力，第一次从德文本翻译的《资本论》三卷全译本终于在烽火连天的一九三八年秋季由读书生活书店出版了。《资本论》全译本在中国的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抗战爆发后，王亚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他到了武汉和重庆，先后得到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的教导和帮助。董老对他努力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一九四零年九月他到中山大学执教，在地下党的影响下，王亚南团结了许多进步教授，特别要指出的是，他善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向广大青年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真理。他的一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名著《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增订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就是结合教学，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的。他的这部代表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这一时期，王亚南还发表了《经济科学论纲》、《中国经济论丛》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等富于创造性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九四三年夏天，著名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教授访王亚南于广东坪石，并以中国官僚政治问题就教。王亚南经过五年研究，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作为答复。这一著作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抽象及具体，由局部到全貌，对中国自秦汉迄于民国的官僚政治形态作了深刻的系统分析，揭示出其运动规律及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颇多卓越创见，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堪与《中国经济原论》并称姐妹篇。此外，他还写了《中国官僚政治与官僚资本》等重要著作。
一九四四年，王亚南离开中大应邀赴福建永安任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一九四五年秋，由于抗议国民党政府迫害羊枣等进步人士，愤而辞职。后受厦门大学之聘任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他聘请了许多进步教授，如郭大力、林砺儒、杨东莼、石兆棠等，大大加强了厦大讲坛上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并有力地支持了全校进步的学生运动，对于厦大成为当时“东南学运的民主堡垒”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四九年一月，党组织鉴于厦门白色恐怖加剧，通知王亚南立即撤至香港。郭大力等亦相继转移，他们于五月初由香港北上到达北京。不久，王亚南在清华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大课。一九五零年六月中旬，政务院任命王亚南为厦大校长。自此以后近二十年中，王亚南坚定地执行了一条学生以学为主和高等学校必须教研相长的正确教育路线，勤勤恳恳，大公无私地为祖国继续培育了无数人材，陈景润就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除此之外，王亚南仍然像老农一样孜孜不倦于耕耘科研园地，继续发表了不少论著。例如，他的《资本论研究》（一九六五年以前发表的论文，于一九七三年汇编成册出版），对马克思这一巨著的方法论和现时代意义作了创造性的探索；他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九五四年）阐明了中国地主封建经济的诸特征和运动规律，开创了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有重大影响。他一直注意研究经济学说史，写有《经济思想史》，他有志于在政治经济学说史的编写体系上闯出一条新路，可惜这一宏图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正因为王亚南对科研工作身体力行，所以他能不断以新的内容继续为大学生、研究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课程，并经常在校内外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专题讲演。他大力宣传要从中国人的角度研究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强调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为师生们树立了正确学风的榜样。
王亚南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十分注意组织工作的配合，例如创办刊物、研究所和出版社。在解放前， 他创办过《经济科学》（一九四三年广东中山大学），《社会科学》（一九四四年福建省研究院），中山大学经济调查研究所（一九四二年），改组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一九四四年），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一九四五年永安）；在解放后，他创办《厦大学报》（解放后最早出版的学报，一九五二年）， 《中国经济问题》（一九五八年厦大），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五一年）和南洋研究所（一九五六年）等。在这期间，王亚南于一九五七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加诸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来临了，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大批罹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王亚南也未能幸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王亚南在遭受数年残酷折磨与迫害后，在上海华东医院含冤而逝。
王亚南毕生从事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四十年如一日。他一生著译四十一部，文章三百余篇，春风化雨，哺育了无数英才。晚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酷烈考验中更是岁寒知松柏，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气节。他以深邃的洞察力，早就看出了林彪与“四人帮”一伙的丑恶本质。一九六九年他在上海卧病期间说：“过去一位学者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
人民的杰出的马列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卓越的翻译家和人民教育家王亚南教授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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