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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一个孤陋寡闻的人，上了大学以后才知道有圣诞节这么一回事。但是后来过圣诞节在大学校园里变得时髦起来，现在就更是这样。春节年年过，但是过春节想起来总有那么一股烟火味，而圣诞节则是一种崭新的情调。那一年圣诞节的傍晚，龙岗带着唐胖和另一个想过圣诞节的师大外文系的女孩来到了留学生公寓，被一位忠于职守的中国老头挡在了门外。龙岗上前与看门老头多次交涉无效，双方发生了争吵和不很严重的拉扯现象。龙岗象头牲口，而那位可敬的中国老头瘦弱不堪，于是一位路过的中国学生便过来主持公道。龙岗有些兴奋，退后一步，不知从哪个口袋里摸出了一挂花花绿绿的中国金湖产的“电光鞭”来。在场的四个中国人都有一点发懵，全不知道这个黑老外想玩什么花招。等这挂鞭炸响以后，他们才明白过来，但是已经迟了。五六个操着家伙的黑佬气势汹汹地从公寓里冲了出来，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乱打。那位中国学生虽然受了伤，但是还是逃掉了。没能逃掉的中国老头被打成了重伤，生命垂危。

圣诞之夜，宿舍区冷冷清清。我本来准备去看双场电影的，我希望周健能够请我，但是周健打定主意不这么做。后来我对他说，算了，我请你行吧？但是你先借十块钱给我。周健这个杂种也否决了这个方案。所以，我只能在宿舍里呆着，看着对面铺上建新的那张在日光灯下像是有些浮肿的老脸。我不想向建新借钱，因为每次借他都坚决不要我还，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再借了。这种时候我就会想念老五，他此刻正蹲在拘留所里，看着窗外的月亮。在我和小初热恋期间，老五企图强奸我们专业的一位实验室管理员，结果被后者痛打一顿以后，扭送到了校保卫科。校保卫科的付主任是一位复员军人，和我们本来就有过节，于是他把老五痛打一顿以后，扭送到了玄武区派出所。老五的家长也从千里之外闻讯赶来了，他老爷子刚下火车，二话没说，就把老五痛打了一顿。我们的老五是彻底完蛋了。我这会儿不断地想着老五，是为了让自己故意不去考虑小初。我已经整整十天没去邮电学院了，当然她也没来找过我。这是一个微妙的阶段，谁也不清楚对方的确切意图，谁也不想先站出来让眼下这个局面变得明朗一些。我没费气力就恢复了花了好大气力才结束掉的原先的在一起烂就好象觉不出烂的那种烂生活。他们很欢迎我搬回来住，就象接纳一个迷途知返的浪子。这时又交过了一次入党申请书的海门缩着脑袋，出现在门口，我连忙叫住他，是啊，今天我说什么也要从这个狗屎身上挖出几块钱来。我真有运气，正好碰上这个杂种心情好，要什么给什么。他给了我五块钱菜票，让我另外再找个人把它兑换成人民的币。但是，我已经没时间再看电影了。纽约和南方以北火急火燎地从外面冲了进来，兴奋得语无伦次，满嘴喷着火星。快起来，快起来，妈的，有事干了。南方以北见到我仍然有些尴尬，我回来的这段时间，他还是不跟我说话。但是现在不同了，他一拉我的胳膊，有些口吃地说到，走，走，革命了，真的革命了。我们去革，他妈的那些，黑佬的命。

我们拿着桌腿、钢管、哑铃、砖头随着愤怒的人群冲到了留学生公寓。但是发现我们还是来迟了，在这里已经很难再有作为。所有的窗子都被砸烂，停放在外面的自行车都被砸烂，有的房间的门也被砸开，有人想进一步焚烧里面的东西，也有头脑稍清醒些的人出来制止。但是一个黑人的影都没有见到，连稍微黑一点的阿拉伯人都看不到了。海门一直提着那只十公斤重哑铃，现在觉得有些累了，他想把它放下，又觉得不甘心，于是他用这只哑铃砸碎了一扇已经碎了一半的窗子。那单调的声响招来了很多人的白眼。众人操着家伙正陷入一片迷惘，居然还有一个王八蛋不合时宜又毫无意义地来上这么一下。海门拍拍手，脸一红，知趣地站到了一边。这会儿既然闲下来了，我就趁机向旁边的人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噢，原来是这样的，确实可恨。这种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忘记那个北京小白脸纽约呢？他站到了窗台上，号召大伙别在这傻站着浪费时间，大家分头到校园的各个角落去找一找，绝不能让他们跑了。这一喊果然管用，各路人马自由集结，分成若干方向散了开去。但是那天晚上我们连下水道都翻开找了，就是不见那一拨黑人留学生的影子。他们的反应真是妈的快，校方领导的反应又真是他妈的慢。我们刚刚嗅到一点为所欲为的味，怎么肯就此罢休，大家手里挥舞着棍子，只觉得憋得慌，说实话主要的压力还是来自被扔在阶梯教室角落里的那个长期未受重视的性。我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纽约神秘地消失了一会儿。等他再次出现在校门口草坪上时，头上已经奇迹般地多了一根迎风飞舞的红布条。南方以北显然被纽约给震住了，当后者慷慨激昂地在一边演讲时，南方以北一直目不转睛地用一种崇敬的目光注视着那条在不停地颤动的红布条。最后他还是没能控制住他的好奇，上前一步，凑近仔细看了看，还伸出手去摸了摸。南方以北退了回来，转脸低声地对我说，他把海门的红衬衫剪了。这时纽约极具煽动性的演讲结束了，愤怒的人群冲出了校门，走上了大街。在我印象中就两个人没有出去，一个是海门，一个是建新。前者是因为听从了匆忙赶来的系辅导员的指示，后者是因为，太晚了，他该去睡觉了。

谣言不断地传来，滋长了众人的狂热。从一开始我们似乎就不打算去深究种种消息的真伪，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发泄。纽约从外面走进来，脸色和天气一样悲伤。他说那位尊敬的中国老头抢救无效，已于凌晨死于工人医院。另外，那位负伤而逃的中国学生虽然没有生命之危，但据说某个关键部位遭受了惨痛的一击，可以活下去但是人是废了。同胞废了，我们就应该变得更加旺盛，我们更加旺盛以后，自然需要双倍的发泄。让人奇怪的是，这个城市的黑人都到哪去了呢？仿佛随着一声哨子就全部钻进了事先挖好的防空洞一样。这个防空洞又是谁为他们挖好的呢？校方没有充分估计到学生们的情绪，只是用单调的缺乏说服力的手段要求各位少管闲事，这件事涉及到外事方面的诸多因素，你们不懂，回到课堂安心读你们的书去吧。我们早就准备不信任他们了，现在正好让它成为现实。我们流体力学的教授是老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受了一点刺激以后，又在跟我们讲当年日本人在南京的作为，我告诉你们，不要相信日本人啊，小日本是坏到骨子里去的民族，现在他们仍然没安好心，如果再来一次大战，我们中国还是要吃他亏的，记住这一点啊，同学们。虽然这一次不是日本人干的，但性质一样。一群老外，一群黑老外竟敢在我们的土地上殴打我们的男同胞，另外在此之前，还日了我们的女同胞，我不知道这二者哪一个此刻更让人不能忍受。第二天上午纽约在校门口贴了一张布告，然后悄悄地躲在附近的一个教室里，透过玻璃窗用一种恶毒的目光注视着从布告前走过的同学。一些人在布告前停了下来，看了看，然后犹豫了片刻又继续向前走去。更多的人看了布告以后变得无所适从，夹着书在那逛来逛去，交头接耳。布告上写着这样几句话：亲爱的同学，你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吗？去上课吧，我真为你骄傲。过了一会儿，一个穿蓝上装的人急冲冲地从一侧斜穿过来，三下五除二将布告撕了个干净，还四下用警觉的目光扫视了一圈。原本在那里踯躅不去的那群人渐渐地散去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往往被人忽略，但是事后你就可以看出纽约这个北京小白脸的脑壳真是好使极了。

星期三中午纽约愤愤难平地系着裤带从外面走进来时，我正在宿舍里发呆。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我此刻的身体。纽约先骂了一通周健和海门，是没有脊梁的软体动物。我是觉得一个人在我耳边象只鸭子那样呱呱地叫实在讨厌，我就问纽约他想要他们干一件怎样的居然还需要脊梁的事情，是帮你把自行车扛到楼上吗？纽约说，妈的，其实是一件小事情，去骂一骂学生会的那帮白痴。我说，反正我现在也没事，不妨去骂一骂他们，骂完了回来吃午饭胃口会好一些。于是我们两个人就上路了。我也没问为什么要骂他们，反正那伙白痴怎么都该挨骂。来到学生会办公室，纽约把门一关，然后就把精心准备的一肚子恶水统统倒在了学生会主席的头上。那个可爱的白痴不停地伸手扶一扶眼镜。纽约最后说得动起感情来了，你们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你们的责任不是组织几次差劲的舞会，而是要领导我们大家干一些该干的事情。这种时候你们还有心情在这聊天，你们太让我们失望了，今天我是代表一万在校生来的，他们要我对你说，你辜负了我投你的那一票！纽约是个天生的婊子，我跟你说，他演得真象那么一回事。我也不得不用一种欣赏的目光看着他上蹦下跳，但是，他是个婊子，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个戴眼镜的白痴非常诚恳地陪着笑脸，把我们一路送了出来。纽约很有些意满自得，猛然转过脸来对我说，刚才你怎么一声不吭？是还放不下小初吧？别想了，我们就要有事情干了。不知怎么搞的，纽约这张嘴提到小初就会让我他妈的难受，让我还想在他的脑壳上来那么一下。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见到小初了，我想念她吗，真的不知道。纽约还说到了老五，老五现在如果不在号子里就好了，他会大有作为的，他将是一个勇往直前的斗士而不会成为一个强奸未遂的强奸犯，哎，革命家，强奸犯，一念之差呀。我没有拒绝纽约中午请我吃上一顿大排，他劝我多吃一点，他说，这会儿说什么也应该多吃一点啦，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个杂种絮絮叨叨的，影响了我原本不好的胃口。但是你得承认这个杂种的预感是对的。当天下午，学生会就如同蓄谋已久般地跳了出来，利用它那一套完整的却一直没派上用场的体系，一下子就把全校师生无从排遣没有方向的热情给调动起来了。严惩凶手、还我国人尊严之类的条幅一下子刷满了整个校园。有点意思了。我想，首先是那个学生会主席，那个戴眼镜的可爱的白痴，第一次找到了一点至关重要的自我感觉。

临近期末，周健就浑身冰凉，为了应付考试，他不得不夹着书本和面包天天去通宵教室。那也是做做样子而已，他这个人越用功，不及格的可能性就越大。忽然有消息说不用去上课了，不上啦，大家都一起不上啦，你就看看周健吧，他那双布满血丝的老鼠眼顿时放出一道灿烂的光来，哦，那是灵魂的喜悦。他连忙上街买了一只红色的大气球，回到宿舍手忙脚乱地用白漆在上面写到：我要参加三Ｋ党。然后这个杂种就一手举着气球追到了大街上，来到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象个正在过节的孩子一样一蹦一跳的，转到某个学院门口，他就把气球的气放了，握成一团揣到兜里，然后去找他的什么男老乡混顿饭吃，饭后找女老乡说两句悄悄话。有一天晚上，周健不无炫耀地把泄了气的气球硬伸到我面前来，说，你瞧瞧，这有多好，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当避孕套用。每天早晨纽约过来敲敲门，说，喂，该走了。周健就一骨碌从床上翻下来，第二步就是掏出那只皱巴巴的气球来，叉开双腿使出吃奶的气力在那吹呀，吹呀。吹着，吹着，杂种周健竟然吹出了一点名声，他的气球已经成了我们这支游行队伍的标志，没有那只红气球，好象大家都会觉得不对劲，别人看我们也会觉得不对劲，谁会相信没有商标的产品呢？周健就是我们的商标。即使在澡堂，也不时地有人把赤条条的他认了出来，噢，气球。我们的周健得意坏了，刚洗完澡衣服还没来得及穿就掏出他的气球来，在屁股上擦了擦，浑身滴着水珠，站在衣柜上就吹开了。越吹越大，越吹越大，起初只有卵子大，后来变得比十个头还大，周健身体不得不一再后仰，旁边几个衣服穿了一半的家伙连忙过来，帮他从旁边托着一点，周健的脸涨得通红，但是他还在吹，竭尽全力。正如我们所想到的一样，澡堂里只听到啪的一声，气球终于炸成了若干卷曲的碎片。周健喘着气，一屁股跌坐在衣柜上，他短暂的革命生涯也就此结束了。考试还是在门外等着他呢，有点不见不散的味道，然后是一排红灯，然后是留级或者遣回原籍，周健的眼泪和鼻涕都下来了，相对而言后一种分泌物要多一些。我们能理解周健此刻的情感，说实话，他是多么需要这场短命的运动啊。

校方的态度自始至终非常暧昧，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种暧昧都令人费解、毫无道理。所以，我们尊敬的校长很快就被撤了，谁也不会去同情他。我们的游行队伍去了市政府，去了公安局，去了检察院，还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比如环保局、规划局，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严惩凶手。为什么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为什么得不到一个原本很简单的解决途径？这实在让人想不通。而大家的情绪就在这种没有必要的对峙中变得日益暴躁起来。纽约后来倒是很少亲自上街去游行了，一个人呆在空空荡荡的教室中，闷头抽烟，终日处心积虑，使他终于有了那么一些迷人的恰如其份的憔悴。他已经自觉地进入了他为自己安排好的身份之中，注意保持着与芸芸众生的距离，他似乎早已知道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智力将比他的体力更有价值。海门反复估量了一下形势，然后涎着脸凑上前来，自愿地担当起为纽约和学生会主席传话的任务。每次看到海门的肥臀一扭一扭地过去，我们就知道第二天会有一些新花样出笼了。其他高校也纷纷动了起来，大家都不想闲着，大家都想有些事情干，有好玩的去处当然同去，你们怎么好意思独享呢？这个城市的居民也抱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平常他们见惯了白种人沾我们黄种人的便宜，我们漂亮的女同胞见到白种人就晕，见到美元就晕，见到大家伙就晕，甚至有一些女同胞认为被白老外搞是一件走运的事情，她们就是希望被搞了以后最好能把她们带回去带到美国去再搞，她们的希望往往会落空，但是她们仍然抱定这个希望。这一切我们的市民都已经习惯了，见怪不怪了，在情感上也已说服自己接受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又来了黑老外，他们居然也想学着这样搞，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是无法再忍受了。于是市民们在大街的两旁齐声为我们叫好，为我们鼓掌欢呼，你看，我们有什么理由停止前进呢？即使我们已经厌倦了这次目的已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行动。

除了建新，其他人都在喊累。建新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创造了三天没有下床的记录。但是没人怀疑他的民族正义感。我早说过，做人做到建新这份上确实不容易。海门虽然后来为了扭转第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听从辅导员的话没有上街的坏印象，撅着屁股为纽约往死里卖力，但是还是吃力不讨好。大家从大街上回来，如果还不够累，就会趁兴再骂一通海门，骂他是可耻的奸细，是混进狼群里的阉羊。这样剩余的精力就释放掉了，然后就可以去睡觉了。但是也不能说海门一点收获没有，据说，这个家伙现在每天酣声如雷，意外地戒掉了手淫的习惯，这也算得到了应有的回报。那个中国老头的现状通过可信的途径传达过来，他并没有死，正在医院休养。但是这个消息于事无补，丝毫没有使公众愤怒的情绪有所平息。仍然不知道黑老外在哪，他们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的脚底都磨出了水泡，躺在床上觉得浑身酸痛，我迫切需要这样的感觉。纽约神秘地掀开了我的帐子，摇摇头，说要和我谈谈。听我说，老兄，你这样每天环城跑上三十里路，喊一万次口号，是对你才华的不尊重，你，还有我，我们应该干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他让我明天不要再上街了，找个安静的教室写几篇有份量的文章。你看大家乱糟糟的，一人一个腔调，一个运动不能缺少权威，不能缺少鲜明的理论引导。我对纽约说，你他妈的另找人吧，我还是要上街，我需要不停地走路，不停地喊叫，我需要不停地消耗，我需要每天回来都很累。顺便说一句，你这狗日的，你要小心你自己的野心。纽约不与我争辩，象个大人物那样摇摇头，转身象个小人物那样匆匆走开了。我说的是实话。下午当我在街上看到邮电学院的队伍时，我是多么希望能见到小初啊。我相信只要我在大街上转下去，会有一天能碰到她的。是的，我不去找她，她也不来找我，但是我们在街上硬是碰到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虽然我不会承认，但是我知道自己正期待着这样一个似乎谁也不用多想、谁也不用为它负责的意外的相遇。

非常时期的一天早晨，当大伙还沉浸在梦乡中的时候，南方以北忽然惊叫起来。他拍打着床铺，在那啧啧赞叹，就是迟迟不说为什么赞叹。这个杂种现在也变得复杂起来。我醒了过来，外面正播放着很吵人的早操音乐。要是往常，我们这会儿就必须离开热被窝，站到寒风中去做早操了，但是现在不用。就在几天前我们还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几天后就不复存在了，体育老师烦人的哨子声，走廊里的喧闹声，都没了，真让人有一种恍然若梦之感。原来我们是可以天天睡懒觉的，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差点忘了。南方以北还在那赞叹，建新翻了个身，有些不耐烦地对他说，妈的，有屁快放！南方以北从床上坐了起来，撩开了蚊帐，他的鼻尖有一颗红红的小青春痘，你们说怪不怪，啊？这几天我们居然谁也没有谈女人！一句也没谈！不但没谈，妈的，我想都没想。南方以北的话没错，这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主要是因为我们象洒水车一样把折磨我们的那几毫升精液全都纷纷扬扬地洒在这个城市的大街上了。但是南方以北在赞叹之余，有了幡然醒悟的意思。他说，你看游行的时候有多少机会啊，有多少美丽的姑娘就和你摩肩擦背地挤在一起，她们用她们的胸脯顶我，而我还在声嘶力竭地大喊着妈的什么口号，我真是笨，我脑袋里怎么就差一根弦呢？后悔莫及的南方以北再也睡不下去了，他一下子从床上跳了下来，开始整顿衣冠，梳洗打扮，焦急地等待着当天游行的开始。是所谓，既以往之不谏，望来者之可追。正是从那一天起，南方以北的行踪变得诡秘起来，早出晚归，有时在游行队伍中露一下面，但是一转眼就不见了。那件事情，就是这个轰动一时的黑人事件以后，南方以北仍然是神出鬼没。我在想，他一定是喜欢上了这种神龙见头不见尾的方式，尝到了一种类似于通奸的乐趣。在众人的一再的追问打探下，他还是不露声色。看来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待这个大脑不太够用的王八蛋了。直到毕业分手的那一天，这个有趣的杂种才向我们得意地摊牌。一位婷婷玉立的姑娘随着南方以北的魔术棒一晃，猛然从天降临，哎呀，瞧那皮肤，哎呀，瞧那眼睛，简直是天女下凡啊，我们每个人都毫不掩饰地流下了一串口水，但是我们清楚我们是他妈的没机会了。他们就是在那次游行中在一个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相识的，相恋相爱的过程完全在秘密中进行过了，现在瓜熟蒂落。但是狡猾的南方以北也就只让我们看了一眼，然后就急忙把她装上了火车，火速奔回老家，过他的幸福生活去了。这是南方以北想达到的预期效果，与事实稍有出入。在站台上，我们终于有幸目睹了南方以北那位小宝贝的芳容。看得出来，他对我们仍然很戒备，没有丝毫的放松。但是他成功地晃过我们就要带回去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呢？脸色黄巴巴的，肩膀一高一低，眼睛有些斜视，更糟糕的是咀上有两撇黑黑汗毛。我们看着南方以北那副兴高彩烈的样子，看着他满头的亮亮的小汗珠，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这个杂种是怎么了？大脑里有屎吗？纽约叹了口气，非常感慨地对我说，不管怎样，革命毕竟让一个人变得成熟了。

我们两眼一摸黑，听凭激情的指使，但是我们还是意外地知道了确切的消息。这个消息是怎么传来的，从哪个方向传来的，谁也说不清楚。纽约也许清楚，但是要知道他从来就是一个喜欢故弄玄虚的婊子，我们不能相信他。此刻纽约脸色激动得煞白，他让大屁股海门立刻跑步通知学生会，那帮黑人留学生当天晚上要乘火车秘密地去北京，去他们国家的大使馆，然后他们将会被皮毛无损地送回他们的国家。看来传言多半还是真的，公安机关及时地保护了这帮黑佬免受中国学生的冲击。从大局出发，这么做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听不进这种话，我们一定要这帮黑佬付出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多日来劳而无功的折腾，已经让人身心疲惫，甚至有些同学开始收拾书本准备重新回去上课，这时黑佬出洞了，目标出现了，这无疑给就要流产的运动及时地注射了一剂强心针。队伍马上就在学校大门口集结了起来，那个就要倒霉的学生会主席，意气风发，手里拿着手提喇叭，在那里用沙哑的嗓音招呼着。这种嗓音在这样一个时候是非常恰当的。那一天我有点头疼，有点泻肚，有点尿频，原不打算去的。回到宿舍看着建新躺在对面吞云吐雾，又觉得无聊透顶，妈的，他脸上还有一副怡然自得的神色，真是荒唐。于是最后我还是去了。纽约头缠红布条，再次出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的神色严肃，甚至有些悲壮，不时地低下头去在学生会主席的耳边低声咕噜几句，然后装做若无其事地左右看看。连这个北京小白脸都赤膊上阵了，可见今晚非同一般。纽约太清楚自己在这里是个人物了，所以举止总有那么一点生硬，他时刻准备着以一个动人的姿态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海门屁股撅得老高，诚惶诚恐地紧跟在纽约的后面，不停地摇着尾巴。我们的辅导员远远地站在西边那排教室的走廊下，心急如焚，嘴里好象还在自言自语。我眼眶发热，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脑袋里一片喧叫的空白。光线渐渐地暗了下来，路边的高压钠灯也亮了起来。等待的人们不时地抬头看一看那盏哧哧作响的灯，又低下头来继续等待。我忽然觉得那一张张脸，在一种语调中漂浮着，旋转着，忽明忽暗，那一张张脸上的表情异常熟悉，又异常陌生。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我只想大口大口地喘气，拼命地喘气，不停地喘气。但是那只从静止的画面中猛然伸出的虚无之手，一把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心脏，我想大叫，也许我已经在大叫，只是发不出一点声音来。我离开了队伍，想尽快地走到人群外面去透口气，但是这时哨声响了，歪歪扭扭的队伍终于上了路。有人领头开始喊口号。出了校门，走出一段以后，队伍变得齐整起来。

我们的队伍走在街的正中，看热闹的人群在街道的两侧，一起向火车站方向过去。沿途不断有其他学院的队伍加入进来，蔚为壮观。他们得到了同样的消息，他们的消息来源更是一个迷。那群黑人留学生是不是正在火车站焦急地等待我们冲过去，将他们一网打尽？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但是我们也只能这么相信，到眼下更是别无选择。杂种周健开始是和我在一起的，后来他追到前面去了，我看到他出现在纽约的左边。纽约的右边是喘着粗气的海门。过了一会儿，周健又慢了下来，重新回到了我的旁边。他一边走一边神色紧张地对我说，纽约这个杂种疯了，我问他，那群黑佬真在火车站吗？这个杂种怎么对我说，太可怕了，他居然说，在不在无所谓，意义在于过程。这话什么意思？我看这个杂种今天怎么收场！我对周健说，他倒是不用担心怎么收场，那个学生会主席应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才是，那个白痴。到达钟楼广场的时候，我的小腿抽筋，我不得不到广场的中央去，对着路基踢了几脚，没有好转，于是又踢了几脚。我知道我已经成为很多视线的焦点。瞧瞧，这小子多有意思，从队伍中出来，对着路基踢来踢去的，好玩吗？但是我还不得不踢下去，因为抽得更严重了。队伍绕过广场，向火车站方向继续进发。我踢着踢着，好象就不好意思再踢下去了，但是还得踢，真是太不幸了。我觉得我的动作越来越生硬，越来越别扭。踢，踢下去，妈的，再踢一脚，再踢一脚。我越踢越急躁，越急躁情况就越糟糕。这时一个壮汉冲我走了过来，不由分说命令我坐到地上。我当然乐意从命，那种时候我就是盼望能有个人站出来清楚地告诉我怎么做。我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按照他的要求，我用双掌撑着地，调整着姿势。他就站在我的对面，从我的角度仰视上去，这家伙更显得魁梧无比，一个巨人将对我做些什么呢？快来吧，来吧。但是妈的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叫他，叫得很急，他转身看了看，二话没说就急忙奔了过去，然后就淹没在行进的队伍中，再也没有出现。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地上，茫然四顾。他们不知道我坐在地上想干什么，幸好我自己还知道。我对一个朝我这边张望的王八蛋招了招手。他有些紧张地走了过来，在离我足够远的地方停住。帮帮忙，我说，冲我来一脚。他是听清了还是没有，这个杂种用一种吃惊的眼神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就匆忙走开去了。

在离火车站不到一里路的地方，一列卡车首尾相接，横断了街道。在卡车的前面有一队防暴警察胳膊挽着胳膊，不让游行队伍通过。这太出人意料了，大家为此激动不已。警察的出现为一次盲目的行为赋予了确定的意图。那帮黑人留学生难道真的会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但是众人几乎不再怀疑这一点，在那种带有一点对抗色彩的氛围下，大脑都一下子变得很简单。对谁而言，这都算是从没有经历过的一次冒险，就冲这一点，谁也不会轻易罢休。这会儿，纽约的小脑壳肯定转得快极了。各个学院的代表们凑到了一块，紧张地讨论着什么。海门带着纽约的指示鬼鬼祟祟地过去，把我们姓彭的那位学生会主席拉到了一边。海门已经有点撑不住了，一副就要休克的样子，事后他坦率地承认，那天晚上他把尿撒在了裤子里。那个姓彭的，作为到场的所有学院的代表，精神抖擞地向警察那边走了过去，和他们的头进行了交涉。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看到姓彭的不断地做着幅度很大的手势。过了一会儿，他平摊着双手走了回来。纽约在海门耳边又咕噜了几句，海门似乎很吃惊，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但是海门最终还是遵命往姓彭的那边过去了，他的胯下一路往下滴着黄色的尿液。姓彭的听到海门的话以后好象也大吃了一惊，不安地伸长脖子向纽约这边张望。但是纽约这时已经不知道到哪去了，这个狗日的。我旁边的一个穿人造革夹克的小子问我有没有香烟。我掏出烟盒来，发现里面只剩下一根。于是我就自己点上了，没有给他，也没有看他。过了一会儿，那个穿人造革夹克的小子问我能不能让他也抽上两口，我有点不耐烦，回过脸去看了看。应该说他长得一点也不讨厌，只是双眼靠得太近了一点。另外，他的右手在发抖。我又猛吸了一口，然后把剩下的小半截烟给了他，拿去吧。姓彭的拿着手提喇叭对焦躁不安的人群喊着，不要乱，保持队形，原地休息。于是，我们就地坐了下来，一坐下来才发现，妈的，我们累极了。眼下不知道这种僵持的局面还要维持多久，我们从大老远的地方来，在这样一个地方坐下来，而且还要坐下去，这算什么事情。天气还是很冷，我觉得我的屁股已经被冻得没有知觉了，我觉得我没有屁股，我正坐在大街中间一个凸起的土墩上。我站了起来，回过头去看了看。这会儿的视野变得足够开阔，因为大家都坐着。在离我二十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女孩正坐在人行道的护栏上，她一边左右摇晃着身体，一边在东张西望，悬在空中的两只脚不时地碰上一碰。她显得非常悠闲，与正在发生的事情好象没有一点关系。她正是我的小初。

马自达的司机是个患有白化病的年轻人，他想到火车站方向去看热闹，他不想做生意。我们说我们也是去看热闹的，刚刚回来，听我的没错，那里没什么热闹好看，就是人多，人多好看吗？但是他不信。为了让他相信，我们不得不把通常的车价翻了一倍。我和小初离开了队伍步行了一条街以后，实在懒得再走了，再走下去，好象就要丧失对生活的全部热情。马自达司机开着他的车在我们面前兜了个圈，然后对我们一笑，说，算了，你们还是另找人吧。说完，他一松离合器，便哒哒哒地往火车站方向去了。他妈的，这算什么事，读书人不读书，生意人不做生意。后来，我们还是找到了一辆。车主是个上了岁数的老头，浑身捂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一双眼睛在外面。你只要看看这双眼睛就知道，他不再是一个有好奇感的人，到他这份上，妈的，还有什么没见过呢？他不紧不慢地把我们送到了邮电学院的大门口。老头接过钱，忽然问我们，你们不是说你们不是学生吗？语气之中似乎有一点责备的意思。我连忙说，是的，我们不是学生，我们住在这所学院里，但是我们确实不是学生。老头没再说什么。你从他的眼睛里判断不出他相信了我们的话，还是根本不相信。但我能感觉到，他知道我在说谎。妈的，到他这份上，还有什么谎话他没听过呢？老头哒哒哒地去远了。小初问我，你干吗要扯谎？好玩还是怎么的？你就照实跟他说就是了。我说，也是，我这个人尽扯一些没有必要扯的谎，没有明确的目的，也不能带来乐趣，扯的谎也没有想象力，听的人心里难过，说的人心里也不舒服，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扯下去。也许这是我的一个习惯，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也不指望它给自己带来好处，这个习惯的本质就是无聊，就是没边没际的无聊，就是如影随形的无聊，就是要了我的命的无聊。我说，小初，你肯定也看出来了，我的身上可有的是这样的习惯。

学校里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教室都亮着灯，更显得空空荡荡。我们就象在一则故事的结尾来到了这里一样，每一个动作都会让自己觉得是多余的，是妈的没有必要的。因为天时还不晚，再加上当天值班的不是那位让人望而生畏的中年妇女李氏，所以我填写了会客单，堂堂正正地进了女生宿舍。再次躺在小初的铺上，我想我应该有点感慨。我们互相机械地问了这一段时间来各自的情况，不知道是问题还是我们的回答，让双方兴趣索然。最后，谁也不再说话了。因为无话可说，我们就开始脱衣服。她脱得不太顺利的时候，我就过去帮她一把。寒冷的天气，完全控制了我们剩下不多的激情，整个过程有条不紊，闪耀着理性的光辉。我听到了精液喷射在糊墙的报纸上的声音，小初肯定也听到了，非常清晰。我们还听到了一种更为清晰的声音，没有疑问了，我们已经到了什么事情的尽头。

比起我和小初的感情来，那次黑人事件结束得更早。元旦那一天，学校食堂准备的聚餐真是丰富极了。一人一张盖了章的小纸片，就凭这张小纸片，我们可以吃到吃不完的大鱼大肉。我不记得在学校还有什么时候吃得比这一顿更好。大家吃得非常满意，满嘴是油，吃完以后打着饱嗝就回教室去了。纽约说，妈的，这帮王八蛋，把民族正义感都蘸着醋吃了下去。他看起来非常伤心，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良好的胃口。天天睡大觉的建新那一天终于从床上起来了，夹着一瓶白酒直奔食堂。他喝得很痛快，喜形于色。海门不知怎么搞的，哭了起来。这个杂种哭什么，谁也不会知道。屎拉到裤子上了吗？海门说没有。没有你哭什么？海门大概是觉得这回他肯定把屎拉到他的档案里去了。建新晃晃悠悠地从座位上起来了，左手拿着酒杯，右手沿途拍打着众人的肩膀，嘴里不断地说着，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你还别说，就在建新说感谢的时候我们才有了一点感觉，我是说，确实干了一件事的感觉，如此看来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过了一段时间，当大家为期末考试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这个事件终于有了一点回响。但是那时已经没人再关心这件事了。那个彭姓的学生会主席挨了个记大过处分，因为他不恰当地鼓动罢课，动员游行，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我们的纽约屁事也没有，一身轻松。他狠狠地咒骂那个倒霉蛋是个无能的白痴，他早该知道这一点才是。骂完以后，这个狗日的转过脸去，马上投入到对电子系那个而今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唐胖的追逐中。你们不知道，纽约对我说，她这会儿其实最需要人关心了。

5早春二月的一个星期天，这么一大帮人忽然决定一起投身艺术除了天气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迫于无奈。既然大家认为没什么事情值得我们花气力去干，我们也没能力干好任何事情，那么我们只好去搞艺术了。纽约是这么说的，马上得到了众人稀稀拉拉的响应。南方以北非常认真，他说他早就想和艺术沾点边了，但是一直苦于没有缘份，另外五音不全、色盲耳背等等先天的不利因素，也使南方以北谈到艺术就不得不感到深刻的自卑。周健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不要这样嘛，至少你可以写诗，对不对？实际上还不是“可以写诗”的问题，后来众人都回忆起来了，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都曾经确确实实地写过诗。我是一个例外，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都首先是一个诗人。我从来都是这样自我标榜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这些杂种不同角度的认可。现在这些王八蛋统统来写诗了，那么我的地位自然而然地就变得突出起来。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杂种献身诗歌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学会尊敬我。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上厕所还有个先来后到。另外已经留了一级的周健也是一个经常为女人写诗的人，他认为自己是有些资历的，虽然写这个环节对他来说比较简单，只要把我的诗拿去换上他的名字就行了。在我们学院知道诗人周健的是颇有几个的，相形之下，我的诗名反而要逊色许多。海门在一边嘿嘿地笑，他还不敢明说他也想做个诗人玩玩，但是迫切地希望别人能认可这一点。这个杂种是个明事理的人，他知道这会儿我的意见才是至关重要的，就象搞运动的时候，纽约是他应该抱定的大腿一样。所以，他有点害羞的笑容，主要是冲着我来的。出于矜持，我不准备立刻注意到这一点。于是，海门就继续地尽力地笑着，眼泪都要出来了。建新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看着帐顶，目光忧郁，不用说，建新这个王八蛋早就是个诗人了，而且应该属于那种诗人中的诗人。老五不在，可惜，纽约说，他一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激情诗人，当然他写诗是不需要笔的，用他的鸡巴就可以了。最后，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纽约终于向呆在一边的局促不安的海门转过脸去，海门将是一个不错的乡土诗人，他经常写入党申请，文字功底差不了。如此看来，好象没什么问题了，那么大家就一起来做一个诗人吧。

我从席子下面、抽屉里、箱子里翻出自己不同时期的诗稿来，大概有三四百首之多，我把它们象分破烂一样均匀地分成几堆，然后让这帮杂种拿回去好好学习。我觉得我的权威性无疑将从这堆垃圾中产生。但是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个个目光如梦地来了，随手把我的诗稿像扔大便纸一样扔到了一边，开始谈论荷尔德林、史蒂文斯、弗洛斯特，还有一些人名我都没听说过，那语气就象是在谈论他们家的亲戚。妈的，别忘了我才是你们的启蒙人，我才是！你们这些杂种！海门成了我唯一的安慰，他把我的诗一首一首工工整整地抄到了他的听课笔记上，并在每一页的空白处用彩笔画上了一朵小花，一只小鸟或者一个怀春的少女站在柳树下。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一口酸水吐在他脸上。但是海门这么做，我倒是不好意思不改变对他的态度了。到了第二个星期，情况变得更糟。在纽约的带领下他们群起而攻击我的诗歌，把那些呕心沥血之作批得一钱不值。我脸上虽然不动声色，我毕竟是前辈嘛，不好与这些后生计较的，但是我的心里在流血呀！海门知道。这帮杂种骂完乐坏了，一个个打着唿哨，蜂拥而去。他们通过无情地践踏我这个老革命获得了良好的自我感觉，他们以为可以开始自己的创作了。第三个星期，这帮杂种皱着眉头捧着他们刚拉出的热哄哄的臭哄哄的大作来了，虽然脸上个个依然自命非凡，但是心里也不得不忐忑不安起来。嘿嘿，你们也有这种时候。我点上一支烟，去厕所不慌不忙地拉了一泡屎。回来以后，又给自己泡上一杯茶。然后我才漫不经心地拿起他们的稿子。当然，我说过我绝不手软，我挨个把这伙杂种骂了个狗血喷头，而且骂得他们心悦臣服。最后我告诫他们，艺术家是凭作品说话的，不是凭你们那张吃屎的嘴，你们懂吗？总之，他们老实多了，顺便，我手一伸就重新确立了我作为一流诗人不容动摇的地位。海门见时机已到，终于抖胆把他的诗用双手捧着送到了我的面前，请我雅正雅正。我多次提醒自己对海门这个杂种应该客气一点，他长了一张人脸，也吃饭拉屎，就有权得到最基本的同情和最基本的尊重。但是当我读了他的诗以后，不知怎么的，浑身就他妈的难受，就像慢慢地咀嚼一个绿头苍蝇。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我把他的诗稿握成一团，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脸上。去你妈的，你要我说你什么好！海门脸憋得通红，两行眼泪顺着他烂红的眼角就下来了，而且他不哭出声，像个倔强的小丫头。谁要同情他就来同情他吧，反正我们不管，我们这些诗人要喝酒去了。南方以北说他请客，他刚收到他老爹寄来的汇款单，喝完酒他还想和我们谈谈他近期的创作计划。

据不完全统计，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有一千万诗歌人口。几乎每一个识得几个字的人从生活的水面下昂起头来，对着天空喷了一口水以后，都觉得他妈的有话要说。但是说话的地方实在有限，所以绝大部分人只好关起门来对自己说。诗言志，当然也可以抒情。全国官办的诗歌刊物大大小小大概有两百家，大多被一些老诗人和他们少量的女弟子所把持，他们的艺术青春被耽误了，所以他们要抓紧时间加倍抒情，把失去的好年景夺回来。由于精力不济，他们一般抒不动了，所以他们自然就用一种敌对的态度对待精力旺盛得到了亢奋地步的新一代。北岛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创办了影响深远的地下诗刊《今天》，给那些有话要说而无处可说的富有才华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舞台。舒婷、芒克、顾城，江河等一长串而今名满天下的汉语诗人就是从那本不起眼的油印件上起步的。他们转身准备走向世界，但是这时更年轻的一代人叫嚣着，从全国的各个角落里冲了出来。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北岛！ＰＡＳＳ北岛！各种地下诗刊如雨后春笋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一万家之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两家，《他们》和《非非》，前者以作品见长，后者以行动而为人注目。韩东、于坚、丁当、吕德安、周伦佑、扬黎、柏桦、陈东东、西川、翟永明等一茬子人都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但是和北岛那茬人相比，他们还不能算是名人。而且不管这些后来者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再象北岛舒婷那样家喻户晓，你得承认时代不同了。第三代以后的年轻诗人们相形之下就显得更为不幸，他们没能赶上末班车，那就只好默默无闻地等待了。下班车还会不会来，谁也不知道。一千万的诗歌人口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有八成去了卡拉ＯＫ厅，他们不知道北岛，他们只知道郭富城。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也没什么不好。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有一千万诗歌人口的八十年代，那是多么可怕呀，夜幕降临以后，每天至少有八百万人因长夜难熬而一头伏到桌上写啊，写啊，没完没了地写啊。他们的笔管里装的不是妈的碳素墨水，而是挥之不去的精液。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天平均有五百万首新诗上市，其中还不包括政协老干部写的格律诗。听听！听听！妈的，这真是一场灾难啊。

当纽约迅速地如他所希望的那般顺利进入自觉创作阶段时，周健连一首完整的诗都没有写出来。他拿出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段落，希望我们能从这些小杂碎中肯定他闪光的才能。这是办不到的，连建新都不答应。虽然后者从来不写，但是大家认为建新不写就是一种写的方式。周健这个杂种感到了一些压力，把寝室那张千疮百孔的桌子腾出一小块空档来，然后就整个人趴了上去。他用左手紧紧遮住那两张皱巴巴的信纸，右手使劲地挖着鼻孔。没一会儿，他又把鞋脱了，十分快感地抠了十分钟脚丫。这是他写出来的玩艺一直很臭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个杂种诗没写两行，就开始躲躲闪闪地向我打听起女诗人来了。他的问题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这帮王八蛋都抬起头来，饶有兴味地看着我，好象我这个人曾经沾过女诗人的便宜，尝过女诗人的甜头似的。怎么跟你们说呢？你们这些杂种。我觉得我作为前辈至少有责任去纠正一下他们的错觉。给我听好了，杂种们，首先我要说明，女诗人并不都是渴望乱搞的人，就象女老外并不象我们以为的那样随便和人上床。而且，女诗人这方面大多有些古怪，或者说，她们因为这方面有些古怪才不小心成了一个诗人。这点常识谁都懂，没什么，纽约打断了我的话，但是你说，到哪才能找到一些女诗人呢？怎么我连一点味都嗅不到？这个北京小白脸确实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人了，他已经有了问津女诗人的资格。南方以北说，按你现在这速度，纽约，再写个一年半载的就行了，不愁没有女诗人找上门来。那太遥远了，周健说，等我们大名鼎鼎的时候，女诗人都人老珠黄了，或者就是我们老了，给你搞你也搞不动。所以，我们必须动动脑筋先弄他几个来。海门仍然是束手束脚地缩在一边，嘿嘿地笑，我们知道他怀里正揣着一叠温热的诗稿。他没有发言，他暂时还不会去想女诗人。由于找不到女诗人，大家献身艺术的热情显然遭受了可怕的打击。这种局面海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他说，女诗人他倒是认识一个，是他的老乡，高我们一届，在师范大学中文系念书，但是听说她因为写诗而得了精神病，上个月病休回老家去了。你们看看，纽约非常感慨，还有精神病在和我们争夺，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快一点才是，不然什么也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