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夏，七十二岁的陈寅恪在家中跌断右腿骨，因其年老体弱，医生不敢动手术。蒋天枢建议恩师请上海中医骨科专家王子平、魏指薪治疗，由于母兄皆死于庸医之手，陈寅恪向来对中医印象不佳，遂婉言谢绝。腿断之前，眼虽失明，有家人搀扶，陈寅恪尚可在门前白色甬道散步。腿断之后，他惟一的户外运动即告取消，无论住院居家，都等于自囚，老人内心感到更加凄苦寂寞，体质也变得越来越羸弱。1962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指示医院派遣三名护士轮流照顾陈寅恪的饮食起居，并给老人送去牡丹牌电唱机一台，唱片三十二张，以名伶新谷莺领衔的广州京剧团也多次到中山大学演出，听戏遂成为陈寅恪晚年惟一的娱乐。“文革”之初，电唱机被造反派学生抄走，陈寅恪每日能听的只剩下挂在院中的高音喇叭，全是红卫兵的高亢噪声，声讨和批判“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愚蠢言词更令老教授怒不可遏。陈寅恪的工资被削减了，牛奶被断掉了，他的健康失去了最根本的保障。一代鸿儒，遭此折磨，究竟是谁之罪？！
五、晚年之痛 1954年春，国务院派特使去广州迎接陈寅恪赴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件亦喜亦荣的好事，家人、朋友都劝他成行，他却以“贪恋广州暖和”、“宁居中山大学，康安便适（生活、图书）”和“从来怕做行政领导工作”为由，不愿挪窝。在某些领导看来，陈寅恪这般矜持，显然是不识抬举。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开锣，陈寅恪首当其冲，遭到攻击，在政治排队中，也被列为“中右”。他一怒之下，不再授课，从此潜心著述。1959年，中宣部长周扬在广州探访了陈寅恪，尽管他没把那句“政治先行，学术跟上”的口头禅挂在嘴上，两人的交谈仍然欠缺愉快。后来，周扬在一次大会上提及自己与老教授的“正面交锋”：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一（按，这是周扬记忆偶误，错父为子）。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从以上的交谈可以看出，陈寅恪性格耿直，竟然斗胆诘问中宣部长，他真是有什么讲什么，心中藏不住话。从另一方面看，周扬也该感到幸运，毕竟他还见到了陈寅恪的真容，康生想要登门拜访，则吃下一道冷冷的闭门羹。年纪愈大，陈寅恪就愈不待见要人，这完全是由他内心的感情和理智决定的。
1961年7月，吴宓从重庆到广州，探望老友陈寅恪，他们自西南联大一别，已经暌违了十多年。故友重逢，把酒言欢，自然是推心置腹。陈寅恪当年的心迹在吴宓的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录。吴宓在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辈如陈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逊，但屹立不动，决不从世俗为转移。”吴宓在1961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又记道，“陈寅恪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从这两段日记我们可以看出，1961年前后，陈寅恪的总体状况还算不错，虽然他遭到一些攻讦，自己的旧著也迟迟不能重印，难免向胡乔木发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牢骚，但其史学大师的地位未曾有丝毫动摇，其所执信念也未成为标靶。
1964年夏，陈寅恪毕尽十年之力，钩沉稽隐，殚精竭虑，《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初稿终于杀青，后易名为《柳如是别传》。稿末有《稿竟说偈》一首：奇女气销，三百载下。
孰发幽光，陈最良也。
嗟陈教授，越教越哑。
丽香闹学，皋比决舍。
无事转忙，燃脂瞑写。
成卌万言，如瓶水泻。
怒骂嬉笑，亦俚亦雅。
非旧非新，童牛角马。
刻意伤春，贮泪盈把。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1966年，“文革”爆发，运动伊始，陈寅恪十分信赖和依赖的助手黄萱即被红卫兵赶走，其后不久，连护士也被撵得逃之夭夭。红卫兵扬言：“不准反动文人养尊处优！”老人身心迭受摧残，再加上缺医少药，心脏病日益恶化。有一天晚上，红卫兵到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抄家，打伤了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当时，谁想抄家，随时可去，并非都出于政治原因，有的只是为了勒逼财物，珠宝首饰之类。运动升级后，红卫兵欲强行将陈寅恪抬到大礼堂批斗，唐筼出面阻止，又被推倒在地。结果，是中山大学前历史系主任、陈寅恪的清华弟子刘节代表老人去挨批斗。会上有人问刘节有何感想，刘节回答道：“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在关键时刻，有这样毅然护师的弟子挺身而出，陈寅恪不枉一生树艺桃李。
陈寅恪一家被强行迁至中山大学西南区五十号后，工资和存款同时遭到冻结，两位老人经济至为拮据，因无钱偿付工友工资，家具亦被人抬走。陈寅恪计无所出，万不得已，只得硬着头皮，口授一份“申请书”，由夫人唐筼代为书写，交给中大革委会。其词为：申请书：一、因心脏病须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人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二十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表面看去，这份申请书措词简洁，语气平淡，其实是泣之以泪，继之以血。今人眼中，这份申请书与控诉书无异，一代史学大师竟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用自己的钱请工友照顾生活，尚须诚惶诚恐地向校方申请，这是什么世道！陈寅恪在作“口头交待”时，曾大声抗议：“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他完全丧失了人之为人所必不可少的那点生意和生趣。
谁曾见过活人给活人写挽联？1969年，陈寅恪便为夫人唐筼写过这样一副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他原以为夫人唐筼终日劳累，心力衰竭，必定会死在自己前头，孰料他比夫人早死四十五天。两位老人逝世时，仅有小女儿陈美延和及门弟子刘节守护在旁，场面颇为凄凉惨淡。
六十七岁初度时，陈寅恪有诗自道：“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他晚年的遭遇，业已证明那个兽性疯狂的时代实实在在是知识分子的血泪场，斯文扫地乃是斫丧中华民族元气的极大不幸。在炽热的炼狱中，在阴冷的地狱中，在死神的威逼下，陈寅恪断然不肯与魔鬼签订卖身契，他因此而惨死，也因此而重生。
陈寅恪在《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写道：“知我罪我，请俟来世。”他的诗中也有类似的句子：“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应该说，他并不担心人亡学废，他是有所期待的，也是信任后人的。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
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
梁漱溟：一代直声
一个人豁出性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单有道德勇气是不够的，他必定还有一种信念作为后盾：天地间有一个我，天地间就多一份正气，浩然正气是不灭的，它与日月星辰相辉耀，与宇宙天地相始终。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软弱，缺乏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为胸中没有养成这股滂沛的浩然之气。梁漱溟曾写过一副赠友兼自箴的对联，“无我为大，有本不穷”，他的勇气和信心皆源于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萨心肠，是现世的君子儒。 档案案主：梁漱溟
籍贯：广西桂林
属相：蛇
生年：1893年卒年：1988年
享年：96岁墓地：山东邹平黄山广场附近
父亲：梁济母亲：张春漪
配偶：元配黄靖贤，再娶陈淑芬
好友：李大钊、张申府、杨昌济、熊十力、马一浮、陶行知等
职业：教书，参政议政出身：记者
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
经典话语：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
梁漱溟自命不凡，自视甚高。1942年，他从香港脱险，返回大陆，居然毫发无伤，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惟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是一个寻常穿衣吃饭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有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大凡才雄气壮之人，大都类此。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说：“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后儒更有“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的雄心。梁漱溟深信自己是上苍的骄子，负有重大使命，降临人间，自当众鬼辟易，百毒不侵。正如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份自信帮他挺过了一道又一道夺命难关。
若细细打量梁漱溟的外貌，我们确实会得出他是一位神奇人物的印象：高大而挺拔的身板，大大的光头，像钢一样坚毅的眼神，紧抿着的倔强的嘴唇，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桀骜而高贵的气质。这些外貌特征都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
狂傲的少年
1893年，梁漱溟出生于一个日趋式微的贵族家庭。他祖父梁承光晚清时做过山西永宁知州，为防堵捻军，三十五岁即瘁力而死。他父亲梁济清末时做过内阁中书，后晋升为候补侍读，为人忠厚诚悫，好学精思，不愿与世浮沉，不肯随俗流转。尤其难得的是，梁济潜心儒学，却非常开明，他并不逼迫子女死读圣贤书，甚至认为好人家的子弟出洋留学乃是一件正当事，应该“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也不为过”。梁济平生最痛恨舞文弄墨的文人，认为他们总是以浮夸粉饰为能事，不讲求实际。他不尚虚务，专重实效，以利国惠众为高明。梁漱溟平日耳濡目染，接受言传和身教的熏陶，自然潜移默化。小时候，梁漱溟体弱多病，每遇天寒，则手足不温，梁济对他格外放宽尺度，和颜悦色，从不打骂，读书也任他杂览，不设范畴。
十四岁那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班上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三位大学者：张申府、汤用彤，还有梁漱溟。同学少年，最富热情，梁漱溟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结为自学小组，廖的年龄稍长，脑筋灵活，点子多多。有一次，四人上酒楼吃蟹饮酒，廖福申一时兴起，说是同辈间称兄道弟义结金兰很无谓，倒不如以各人短处命名，借资警诫。此议一出，众口交赞，大家都请廖来主持，他也不谦让，略一思索，即给王毓芬取名为“懦”，给姚万里取名为“暴”，给梁漱溟取名为“傲”，给自己取名为“惰”，均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梁漱溟读中学时傲的表现确有一端，那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特别喜欢作翻案文章，有时出奇制胜，有时弄巧成拙。一位姓王的国文教师十分恼恨梁漱溟的作文方法，便在梁的作文卷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差不多要算是诅咒了。好一个“傲”字，犹如硬币的两面，既是梁漱溟的短处，也是他的长处，他一生吃亏在此，得益也在此。
梁漱溟的傲可说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他能见贤思齐，并非目无余子。读中学时，他钦佩郭人麟的学问，郭比他低一班，对《老子》《庄子》《易经》和佛典颇有心得，尤其推崇谭嗣同的《仁学》，其境界相当不俗。梁漱溟将郭人麟平日言谈集为一巨册，题为“郭师语录”，遂被同学讥为“梁贤人、郭圣人”，梁漱溟恬然处之，全无愧色。
时势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取向。梁漱溟血气方刚，身处一个急剧动荡变革的时代，要么改良，要么革命，没有第三条路好走，在同学甄元熙的影响下，梁漱溟放弃君主立宪的改良主张，选择了革命。1911年，梁漱溟剪去辫子，毅然加入汪精卫领导的京津保同盟会。梁济是改良派，他告诫儿子不要铤而走险：“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孰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天命而已，不可从其后也。”父子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第一次发生了冲突，各执一端，相持不下，梁漱溟年轻气盛，自以为真理在手，不遑多让，出语颇不冷静，梁济的感情受到伤害。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即去《民国报》做记者。《民国报》的社长是梁的同学甄元熙，总编辑是孙炳文。梁原名焕鼎，字寿铭，写稿时常用笔名“寿民”和“瘦民”，孙炳文则想到另一个谐音的“漱溟”，古人只有枕石漱流的说法，漱于沧溟则是何等空灵，何等气派！从此，“梁漱溟”三字便精诚团结，永不分离。梁漱溟刚肠疾恶，又如何看得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再加上那班猪仔议员全然不以国事为念，只知嫖赌逍遥，蝇营狗苟，令梁漱溟感到极为厌恶。他遭遇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精神危机，读过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后，他对私有制的憎恨难以平息，对人世间触目可见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难以释怀。烦恼愈积愈多，却无法开解，无处宣泄，梁漱溟感到极度的精神苦闷，于是他决定自杀，寻求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所幸室友及时察觉苗头，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此变故，梁漱溟放弃了社会主义，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的那两句话——“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梁漱溟啃读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缺乏是常，缺乏之得满足是暂；缺乏是绝对的，缺乏之得满足是相对的。人生的苦乐并不决定于外界环境的好坏，纯粹取决于主观，根源在自身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欲望无穷尽，一个满足了，另一个又会冒出来，很难全部满足。当时，梁漱溟颇有点走火入魔，他十八岁即立誓不结婚，十九岁开始吃素，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普度众生，他决定从实处做起，精研医术，悬壶济世。
执教北大
1916年冬，梁漱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穷元决疑论》，其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名家理论，独崇佛学。说来凑巧，蔡元培刚从欧洲回国，已接任北大校长，他读到这篇文章，发生兴趣，便决定聘请梁漱溟为北大讲师，讲授印度哲学。试想，一位二十四岁的青皮后生，没上过大学，没喝过洋墨水，只因一篇文章得到蔡元培的青睐，就可以手执教鞭，登上北大哲学系的讲堂，别说现在我们无法想象，当年也无法想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群贤荟萃，百家争鸣，梁漱溟跻身其间，感到不小的压力，他深恐不能胜任这一教职。蔡元培慰留道：“你不必担心难以担当这个职位，只权当来这里研究、学习好了。”天下有这样香喷喷的馅儿饼砸中梁漱溟的脑袋瓜，他不吃才是咄咄怪事。梁漱溟在北大既开“佛教哲学”、“印度哲学”课程，又开“孔子哲学之研究”，既替释迦说个明白，又替孔子说个明白，佛儒并举，两不偏废。
正当梁漱溟的思想迈向豁然开朗之境，其父梁济却走向生命的末途。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梁济就做好了殉清的打算，他既痛心于清朝的覆亡，更痛心于“风俗”和“正义”的堕落。他一度也想寻求精神的出路，两次投书刚由欧洲归国的梁启超，五次踵门拜谒，求写一副扇联，均未得一字回音，未获一面之雅。其后，他从报纸上得知梁启超为伶界大王——“小叫天”谭鑫培题写刺绣“渔翁图”，有“四海一人谭鑫培”的溢美之词，不禁深感失望。1918年11月14日，离六十岁生日只差几天，梁济完成《敬告世人书》后，即自沉于北京积水潭，他期冀以自己的死产生震惊作用，让毁弃传统道德的世人扪心自咎，迷途知返。他在遗书中写道：“其实非以清为本位，而以初年所学为本位。”他认为世局日益败坏，竟至于不可收拾，乃是由于一班政客军阀朝三暮四反侧骑墙，不识信义为何物所致。梁济的自杀早于王国维的自杀，他的死确实产生了轰动效应，报章连篇累牍地报道，国务总理不甘人后，也写了还愿匾。废帝溥仪则乘机颁“诏”，赐谥褒奖。有哀感生敬者，当然也不乏批评蔑视者。梁济自杀后，梁漱溟深感内疚，他回忆父亲对他的多年教诲，反思自己的一贯忤逆，不禁深深自责。经此人伦惨变，梁漱溟闭关读书，苦苦思索，两年后，他宣布弃佛归儒。对此，他的说法是：“我不是个书生，是个实行的人。我转向儒家，是因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的需要不相合。其实我内心仍然持佛家精神，并没有变……佛家也有派别。小乘过去被人称为自了汉。大乘则要入世，但入而不入。入世是为了度众生。度众生就是人不能自私，自私是惑，惑就是有我……”可以这么说，梁漱溟的道德勇气源自佛家精神，而指导他实践的则是儒家精神。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他正是如此恭行的。
两次婚姻生活
梁漱溟独崇佛学期间，不仅茹素不婚，还发愿要出家，直到父亲自杀后，他才自咎不孝，放弃披剃的念头。1921年，梁漱溟经友人伍伯庸作伐，与伍的小姨子黄靖贤结为夫妇。梁在相貌、年龄、学历上都无计较，只要对方宽厚和平，趣味不俗，魄力出众就行。黄氏识字不多，体格健壮，毫无羞怯之态，夜晚就睡，或侧身向左而卧，或侧身向右而卧，终夜睡姿不改变。黄氏为人木讷，性格乖僻，梁漱溟忙于治学，忙于社交，偶得闲暇，仍是老僧入定，陷于冥想而不能自拔。黄氏看不惯梁漱溟这副呆相，梁漱溟对黄氏则是能避则避，能让则让。黄氏曾指责梁漱溟有三大缺点：一是说他好反复，每每初次点头之事，又不同意，不如她遇事明快果决；二是说他器量狭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三是说他心肠硬，对人缺少恻隐之情。夫妻相处十三年，一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1934年，黄氏病逝于山东邹平，梁漱溟的悼亡诗居然毫无感伤色彩：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
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
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可以使我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黄氏说梁漱溟心肠硬，这似乎是最好的佐证。梁漱溟此时年届不惑，已经勘破生死。鳏居十年后，梁漱溟方才续弦，与陈淑芬结缡。婚宴上，一向拘谨的梁漱溟居然老夫聊发少年狂，摆开功架，唱了一出《落马湖》，令众宾客捧腹大笑。陈淑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比梁漱溟小六岁，性情温和，修养到家，她不仅使梁漱溟拥有安乐的后院，还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浓厚的暖色调，有了轻松愉快的一面。
思想家贵在践行
梁漱溟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梁漱溟手迹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梁漱溟是一位思想家，难能可贵的是，同时他还是一位亲力亲为的实践家，他长期主张教育救国，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他不惜辞掉北大教职，去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他还致力于乡村建设，实行社会改造，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感召一批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提高村民素质，发展乡村经济，改变乡土中国的落后面貌。梁漱溟身边常有一些弟子追随，他便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梁漱溟的“朝话”通常是点到为止，以精警取胜，譬如这一句：“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
由于外患日深，“村治”理想被迫放弃，偌大的中国居然没有地方能放下一张宁静的书桌，梁漱溟别无选择，便毅然决然投入政治的洪流。他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自序中说：“……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抗战期间，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许多知识分子都走出书斋，服务于国家。胡适一向远离政坛，喜欢扮演政府的批评者角色，此时也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去了大洋彼岸。早在1916年，梁漱溟有见于乱兵为祸之惨烈，即写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他是有参政意识的人，此时不参政更待何时？但有一点他撇得很清——只站在中间立场，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既不亲共，也不与国民党沆瀣一气。
“文革”遭难与两次被批
“文革”期间，梁漱溟受到冲击，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书籍、信件、字画被焚，手稿被没收，在这样的惨境下，他倒是没有自杀，而是顽强地活下来，在资料全无的情况下，写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
喜欢出风头的人，永远都有风头可出；喜欢冒险的人，也永远有险可冒。“批林批孔”运动一起，梁漱溟就认为林彪与孔子既不当门又不对户，风马牛不相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实在太荒唐。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人不肯批孔，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吴宓。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一概抹杀。至于林彪，是鬼不是人，完全没有人格。这家伙假扮马克思主义者，编语录，唱赞歌，说假话，既无思想，也无路线，只是一门心思想夺权。将他与孔子强行牵扯，甚至相提并论，是愚蠢可笑的。当年，谁会像梁漱溟这样直来直去地说话？批判会不断升级，从1974年3月到9月，历时半年，大会小会一百余次，火力够猛够烈，竟然轰不垮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议。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斗会上调侃道：“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运动快要结束时，有人问他对批斗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声回答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没办法夺掉！”这话差点没把那人当场噎死。
梁漱溟最后一次挨批判，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便噼噼啪啪落在了梁漱溟头上，只是今时不同往日，批判只是装个样子，谁也不再认真，火力之弱形同挠痒。后来，事实证明，梁漱溟的话讲得对，他的预见也在逐渐成为现实。
1988年，梁漱溟逝世后，冯友兰以九十三岁高龄撰写纪念文章，称赞梁漱溟“百年尽瘁”，无愧为“一代直声”，这一评价允为确当，理应万世不磨。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
景海峰、黎业民《梁漱溟评传》百花洲出版社1997年
阎秉华《梁漱溟年谱》（增订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易顺鼎：三副热泪
易哭庵虽算不上叱咤则风云变色的伟丈夫，却也不愧为吟哦则天地增色的奇男子。天生尤物总归是要给人好看好受，天生才人也同样出此初衷。任何英才、霸才、鬼才、魔才附丽于人身，都绝非偶然，必有其因缘宿命，强求不得。
档案案主：易顺鼎 籍贯：湖南龙阳（今汉寿） 属相：马
生年：1858年 卒年：1920年
享年：63岁 墓地：湖北汉阳
父亲：易佩绅 母亲：陈氏
配偶：元配刘氏，继配沈氏出身：举人
好友：樊增祥、陈三立、袁克文、罗瘿公等
职业：官员著作：《四魂集》等
经典话语：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惺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
有这样一句诗——“男儿有泪不轻弹”——总令我将信将疑。
春秋时，齐景公登牛山，悲去国而死，泫然不能自禁。明摆着，这是昏君的一时之悲，难怪晏子既要笑他不仁，又要谏他归善。
屈原的泪水则全部流向社稷苍生，且听，他在《离骚》中高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隔着两千多年，我们都听见了，可昏聩的楚怀王居然听不见，或许是根本不愿听见吧。
贾谊继承了屈原的传统，尽管汉文帝执政时已到处歌舞升平，但其《治安策》劈头第一句就发出哀声：“臣窃惟时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倘非爱国爱民的痴情者，怎会居安思危？又怎舍得“痛哭”“流涕”？
东晋之初，过江的诸公常萃集于新亭，多设美酒佳肴而怫怫不乐，座中一人悲叹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于是群情惨然，犹如楚囚对泣，齐刷刷流下失国者忧伤的泪水。石头城的石头不怕风吹雨打，怕只怕这蚀骨的男儿泪，滴沥得太多了，滴沥得太久了，磐固的城池也会软若一盘蛋糕，任人分食。
杨子为歧路而哭，歧路容易亡羊；阮籍为穷途而哭，穷途毫无希望。阮籍喝下那么多醇酒，统统化作了泪滴，他比谁都醒得更透啊！
杜甫为社稷哭，为黎民哭，还为朋友哭，他岂非天下第一伤心人？《梦李白》第一首起句便是“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不知你如何读完此篇，读时是否有深深的感应？我只知道自己早已泪眼迷蒙。
辛弃疾豪迈卓荦，奔放不羁，他也要哭，那份忧伤留在纸上，至今仍如通红的钢水，令人不敢触及。他既不是雄着嗓门吼，更不是雌着喉咙唱，而是仿佛从高高的岩缝里啸出悲声：“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问得好，然而谁也不肯给他答案。
轮到大才子曹雪芹哭时，他不想当众表演，只将一部《红楼梦》摊开在众人眼前，就急忙走开了，犹如身披猩红斗篷的贾宝玉，悄寂寂地踏过空净净白茫茫的雪原，离人世越远越好。还说什么呢？书中不是明白写着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倒是把那个“？”捶直了，又或许是时间捶直的吧。
我认为最不可能哭的男儿该是甘心为近代变法流血牺牲的第一人——谭嗣同，他既然只相信热血救世，泪水又岂能夺眶而出？可是这回我又错了。1895年4月17日，清王朝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赔银割地，丧权辱国，他闻此消息，悲愤填膺，亟作一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都说男儿“落泪如金”，又岂止如金？那是亘古难磨的灵魂的舍利子。
往历史黄卷中打量一番后，老实说，我吃惊不小。太多伤心事，创巨而痛深，人非木石，那些刚毅的男儿还能不挥泪如雨？泪水之阀原本不是由他们自己控制的，一切均为时势所控，命运所扼，谁也无法预计泪水何时何刻猝然而至。有人说：“任何一页历史，你都不可轻看，每个字都是用成吨的鲜血浸成的！”既然如此，我便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蓄泪量”更为丰足，我只须轻启黄卷，万古泪河水，便向手心流。
天下可悲事既多，男儿痛苦椎心，虽欲不哭，岂可得乎？欲不哭而不得不哭，方为真哭。虽一哭再哭属不得已，但天地间的伟丈夫奇男子决然不肯以哭为美事为壮事，盖因哭者不祯不祥，男儿泪落如珠的时代，绝非好时代，若非处于铁屋一般黑暗的大局，谁肯效儿女子掩袖涕泣哉？世间以哭为常事的才子，纵然狂诞不羁，也断然弗肯将那不祯不祥甚矣的“哭”字嵌入名号。明末清初的画家八大山人（朱耷），本是明朝皇室苗裔，明亡后，隐居南昌。他常将“八大”二字连笔写出，其形貌宛若草体的“哭”字，可谓寄意良深。清代“文坛飞将”龚自珍取其诗集为《伫泣亭文》，也遭世人否决。到了清朝晚期，竟然有人驾乎其上而行之，公然将“哭”字嵌入名号，时人斥之为异端。此人是谁？他究竟是疯子，还是狂夫？
他是近代诗歌王子易顺鼎（1858—1920）。多少美的、奇的、壮的、勇的、野的、豪的、逸的、雅的名号他不取，却拗着劲，偏偏取了一个凄冷之极的别号“哭庵”。对此，他自有说法：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惺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三副热泪”这一说法的版权应归属于明末姑苏才子汤卿谋名下，哭庵稍加改造，化为己有。照他的意思，至味便是苦味、涩味、咸味、酸味、辣味。苏东坡曾说：“盐止于咸，梅止于酸，食中不可无盐梅，而味在咸酸之外。”易顺鼎所说的“至味”也须往苦、涩、咸、酸、辣之外去寻吧？
一生十六字
易顺鼎曾问学于湘中大名士王闿运，受过后者的点拨，可算是王闿运的寄名弟子，王闿运也很赏识易顺鼎，将他和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并称为“两仙童”。至于易顺鼎自号“哭庵”，则遭到王闿运的严厉批评。据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所记，王闿运曾为此专门驰书：“仆有一语奉劝，必不可称‘哭庵’。上事君相，下对吏民，行住坐卧，何以为名？臣子披猖，不当至此。若遂隐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况不哭而冒充哭乎？”王闿运也算是清末性情豪宕放任的高士，但仍被易顺鼎的后浪盖过了锋头。单从这封信的词色来看，你很可能产生误会，以为王闿运其人过于古板。
易哭庵虽算不上叱咤则风云变色的伟丈夫，却也不愧为吟哦则天地增色的奇男子。天生尤物，总归是要给人好看好受；天生才人，也同样出此初衷。任何英才、霸才、鬼才、魔才附丽于人身，都绝非偶然，必有其因缘宿命，强求不得。哭庵的第一声啼哭落在清末儒将易佩绅家。易佩绅是湖南龙阳（今汉寿）人，长年陷身官场，带过兵，与太平军交过战，工诗善文，笔头子过硬，“儒将”之名并非浪得，到了中年之际，同僚正犯愁如何才能钻营到更磐固更肥美的官职，正打算趁手中权力尚未作废赶紧刮薄地皮，捞足实惠，此公却突发奇想，携两位美妾入山为僧，剃个光瓢，敲了几月木鱼，觉得荒山野地太寂寞，估计伙食开得也不够水平，便又打道回府，并无一点愧色。王森然在《近代名家评传》中对易顺鼎的早慧赞不绝口：“生而颖敏，锦心玉貌，五岁能文，八岁能诗，父执多奖借之。”小小年纪，易顺鼎就被誉为“龙阳才子”。
哭庵晚年在书札中喜欢钤一方朱文大印，印文为：“五岁神童，六生慧业，四魂诗集，十顶游踪。”这十六个字并非胡吹瞎侃，字字都有来历。他五岁（1863年）时，恰逢江南战乱，因与家人失散，落入太平军之手，幸获生还。僧格林沁亲王见他肤色白皙，如小小璧人一个，便抱在膝上问他家世姓名，易顺鼎虽为孩提，面对虬髯虎将，竟应答如流，半点不怯场。僧格林沁又问他识不识字，他便索性将平日所读的经书琅琅背出，小舌头仍无一处打结。众人当即呼之为“神童”。
对于因果轮回的佛家说法，哭庵终生持信不疑，他曾由扶乩得知自己是明朝才子张灵的“后身”，心中十分欣喜，他原本就自信宿慧有根。哭庵意犹未尽，又一口气“考证”出张灵的“前身”为王子晋、王云首二人，“后身”则递次为张船山、张春水、陈纯甫三人，绵绵瓜瓞，无有断绝。以上六人均为哭庵的“前身”，合成“六生慧业”，他真是渊源有自的“鬼才”啊！哭庵的《眉心室悔存稿》集入他十五岁前的少作，其中的丽句已早早地暴露出这位才子的好色天性，且看：“眼界大千皆泪海，头衔第一是花王。”“生来莲子心原苦，死伴桃花骨亦香。”如此绮艳悱恻的妙句，决不是普通少年可以写出，其超悟可谓早露端倪。哭庵弱冠打马游南京，一日写诗二十首，捷才惊人，其妙句为“地下女郎多艳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桃花士女《桃花扇》，燕子儿孙《燕子笺》”，古艳鲜新之至矣。他撮取自己历年所作之要妙者，分别编次为《魂北集》（作于京师）、《魂东集》（作于津门）、《魂南集》（作于台湾）、《魂西集》（作于西安），总称《四魂集》。照此看去，他真还有点魂飞魄散的意思呢。易顺鼎一生作诗近万首，《四魂集》是其精华。哭庵有山水癖，脚著谢公屐，游踪遍南北，他虽不是职业登山队员，却曾将泰山、峨嵋山、终南山、罗浮山、天童山、沩山、普陀山、庐山、衡山、青城山这十大名山一一践在脚底。杜甫《望岳》诗中有豪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哭庵终生乐此不疲，所谓“十顶游踪”，即十度登峰造极。游山必有诗，他的山水诗真是恢诡得厉害，且看：“一云一石还一松，一涧一瀑还一峰，一寺一桥还一钟。”“青山无一尘，青天无一云。天上惟一月，山中惟一人。”“此时闻松声，此时闻钟声，此时闻涧声，此时闻虫声。”这样的诗一天写十首是不会太难办的。
性情中人
易哭庵用十六字总括自己的一生，固然妥切，但还有一项重大遗漏，那便是“无边风月”。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易顺鼎无疑是“我辈”，人间少了他，好似《红楼梦》中少了贾宝玉，那个“情”字必定大为减色。天生尤物，又生才子，一幕活剧还能不热闹好看？
易顺鼎十九岁即中举人，人生路起始一帆风顺，而且大名鼎鼎，能有多少悲愁苦痛？可是轮到考进士，他就没那么走运了，累试不第，已经是头顶天花板。他以诗酒泄恨，发些“三十功名尘与土，五千道德粕与糟”的牢骚。他自号“哭庵”，当然不是无病呻吟。易顺鼎中年丧母，痛极心伤，形销骨立，只差没“呕血数升”了。他自撰《哭庵传》，历历道来，卒章显其志：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虽其妻与子死亦不哭。及母殁而父在，不得渠殉，则以为天下皆无可哭，而独不见其母可哭。于是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而后已。自号曰哭庵。慈母归西，他在墓旁筑庐守孝，且为此庐取名为“慕皋庐”，他仰慕皋鱼子的孝风。《韩诗外传》中记载了那位大孝子的言行：“皋鱼子被褐拥镰于道旁曰：‘树欲静而风不宁，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可得见者，亲也。’遂立枯而死。”易顺鼎没有像皋鱼子那样当即枯死（中风或脑溢血）在路边，却也孑影茕茕，念及母死不可复生，心中大为悲恸，为此他哭了整整三年，直哭得目成涸辙，舌为枯根，哭得多了，哭声竟仿佛三峡的湍流，有万马奔腾之势。从此，他便自号“哭庵”，笃定了做个伤心人，终其一生。他在《哭庵记》中写得十分清楚：“吾之哭与贾谊、阮籍、唐衢、汤卿谋等不同，只哭母而不哭天下。”孝子哭慈母之颜不可见，忠臣哭昏君之心不可回，英雄哭用武之地不可得，志士哭天下之事不可为，四者本无高下之分，只不过伤心人别抱琵琶，曲调各异而已。
哭庵曾筑屋于庐山三峡桥一带，取名“琴志楼”。他喜爱此地松林邃密，兼有流泉可听。他为新居自制两联：筑楼三楹，筑屋五楹，漱石枕泉聊永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