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兰百本，种梅千本，弹琴读易可终身。
三闾大夫胡为至于此？
五柳先生不知何许人。他大有远避红尘，栖此长林之意。然而，其骨子里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又如何能久过山中绛雪为饭，白云为田的生活？
哭庵隐居庐山期间，作了许多意兴遄飞的诗歌。他这些得天独厚的佳作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激赏。张之洞不仅是封疆大吏，同时也是学问大家，他在武汉创办了两湖书院，延请天下名师主讲其中，培养了大批人才。张之洞评点易顺鼎的《庐山诗录》，颇多溢美之词：“此卷诗瑰伟绝特，如神龙金翅，光彩飞腾，而复有深湛之思，佛法所谓真实不虚而神通具之者也。有数首颇似杜、韩，亦或似苏，较作者以前诗境益深造诣，信乎才过万人者矣。”能让张之洞这样不吝其词地奖誉，哭庵想不名满天下都不可能。其后不久，他被张之洞聘去主持两湖书院的经史讲席，也因此成为了张之洞的寄名弟子。
哭庵手挥凌云健笔，一生作诗近万数，“杀诗如麻”。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他提点为“天杀星黑旋风李逵”，诚可谓慧眼识英雄，其评语如下：“（易）平生所为诗，屡变其体，至《四魂集》，则余子敛手；至《癸丑诗存》，则推倒一时豪杰矣。造语无平直，而对仗极工，使事极合，不避俗典，不避新辞，一经锻炼，自然生新。至斗险韵，一时几无与抗手。”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则将易顺鼎提点为天哭星双尾蝎解宝，评语赞中有弹，褒中有贬：“樊、易齐名，哭庵才大于樊山，自丁戊之间行卷至《四魂集》，各体具备。山水诗最工，其游庐山诗，经张之洞评定者，皆异彩辐射，眩人眼目。晚年老笔颓唐，率多游戏。”也有人更欣赏易顺鼎晚年的诗作，这人就是易顺鼎的儿子易君佐，诚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易君佐也是诗人兼名士，他在《我祖我父之诗》一文中评论道：“先父一生爱游山水，崇拜美人，少年以公子身份，抱卓越的才华……一入晚年，身世之感更深，而诗力更雄。……古诗樊篱，在晚年诗内已不复存在，虽有些涉及醇酒美人，但全是真性情流露，绝无道学家假面具。”诗人的生存状态原本与世俗常人有很大不同，易顺鼎尤其爱走极端，反映到他的诗歌里，自然就看不到多少障碍。
易顺鼎放浪形骸，他喜欢做官，却不会做官。哭庵在官场里混来混去，混了半辈子，直到四十多岁才混出点名堂。己亥年（1899年）冬，他得两江总督刘坤一荐举，奉旨晋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居然还记得易顺鼎曾是“五岁神童”，她问了些江南的情况，哭庵一一作答；当谈到皇上读书一事时，他不失时机地称道恩师张之洞学问精深，如果皇上要请师傅，张是顶好的人选。哭庵有才智，又得强力者引荐托举，却未能青云直上，固然有其诗人性情频频作祟的一面，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兴趣容易转移。转移至何处？便是风月场温柔乡的“彼美一姝”。美人可以养目，又岂止养目这样浪费资源？哭庵锦心玉貌，平生喜欢顾影自怜，风流自赏，早就入了登徒子的班次。
乱世浮沉
文人狎伎，由来久矣，即便大雅如苏东坡，也未能免俗。清末文人眼看国势危殆，前途渺茫，更是醉生梦死。哭庵与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交情颇深，又与大诗人樊樊山（增祥）雅相投契，“北樊南易”并称于世，平日间惯游花街柳巷，尽情狎邪，好惹倡条冶叶，多所攀折。他曾毫无觍颜地坦承自己有两大癖好：一为山水，二为女色。他的诗文十之七八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其艳诗尤遭世人诟病，被斥之为伤风败俗的诲淫之作。哭庵好色，如痴如狂，金樽檀板，舞袖歌扇，到处留情，虽老姿婆娑，兴犹非浅。他尤其喜好观剧捧角，常与樊樊山等同好者去各大戏园选色征歌，比之当今追星族，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辈名士衰翁，喧哗跳踉，得意忘形，仿佛吃下了催情药，焕发了第二春。他有《秋作》一首，泄漏出晚年的风流消息：“旗亭说梦一衰翁，说梦谁复在梦中？才替荷花作生日，又看梧叶落秋风。……还共少年贪把臂，真成临老入花丛。”其侧帽癫狂之态，由此可见一斑。湘中大名士王闿运曾驰书半规劝半恐吓道：“……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对待这样的善意批评，易顺鼎通常是一笑置之，左耳进右耳出，依旧我行我素，放荡如故。
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梅兰芳在文明茶园献演《黛玉葬花》，哭庵、樊樊山等名士前往捧场。此剧由姜妙香饰演贾宝玉，哭庵诋之不相称。有人当即打趣他：“您去演如何？”哭庵答得轻巧：“应当差强人意。”于是满座为之欢哗。翌年，张状元（謇）整顿江淮盐务，得暇款款进京，诸多老友为之日日排宴，并请他欣赏梅（兰芳）剧。看戏时，张謇击节赞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哭庵则风格迥异，依着性子，扯开嗓子，高声叫好，调门之大，足以震落梁尘。张謇的清兴一再受扰，不胜其烦，便对哭庵说：“都白发衰翁了，何必学那些浮浪轻佻的少年叫破喉咙？”哭庵立刻反唇相讥：“我爱梅郎，大声喝彩不失为光明正大的表达方式，不像酸状元，习惯用文字取媚于人。”张謇是晚清状元，此前曾赠诗扇给梅兰芳，哭庵揭发的就是这件事。张謇见哭庵语锋侵人，便引《打樱桃》中的台词加以讥刺：“怎奈我爱平儿，平儿不爱我！”意思是，臭美什么？你捧梅郎，纯属一厢情愿，再怎么咋呼，也终归没用的。矛盾顿时激化，哭庵也弦外有音地说：“莫非你硬是要听了《思凡》才说好吗？”他这话也捏中了张状元的痛处，张有一宠姬，因色衰爱弛而遁迹空门。张状元闻言好不难堪，一怒之下，便要绝袂而去。恰巧樊樊山坐在他俩身旁，见情形不妙，马上出面当和事佬，他用《翠屏山》的剧词劝解道：“‘你说石秀，石秀也说你。’两位还有什么好争强怄气的？”一语解纷，两只斗鸡火气顿消。这桩轶事妙就妙在双方（哭庵和张謇）墨守输攻，第三方（樊增祥）裁定为和局，用的都是戏剧台词，急切之间用得如此妥帖，恰如其分，非修养有自而莫办啊。虽只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舌战，那种文采风流着实令人拍案叫绝。
论捧角之狂热，易顺鼎堪称古今第一人。哭庵与老情人何翠琴住在一起，又与天桥艺人冯凤喜过从甚密，但他意犹未尽，对于绝色绝艺的坤伶依然倾心以予。起先他最喜欢刘喜奎，常与罗瘿公、沈宗畸等戏友去这位名伶的家中看望她，以博美人一粲为快。他每次登门，必定狂呼：“我的亲娘，我又来了！”诗人刘成禺以此为调侃的题材吟诗一首：“骡马街南刘二家，白头诗客戏生涯。入门脱帽狂呼母，天女嫣然一散花。”刘喜奎索性也称哭庵为干爹，两相抵消，并拜他为师，学习诗文。
民国初年，鲜灵芝与刘喜奎各树一帜，鲜灵芝在广德楼，刘喜奎在三庆园，争巧竞妍，比拼声容之美，几十个回合下来，刘喜奎被一群色魔纠缠不休，不得已只好悄然引去，从此鲜灵芝独擅胜场，一时无人可与争锋。哭庵创作了多首长诗纪其演出盛况，其中数句活生生描画出他的癫态狂形：“……我来喝彩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柔乡拼让与丁郎，我已无心老是乡。天公不断生尤物，莫恨丁郎恨玉皇！”使哭庵在诗中垂涎吃醋，掀髯讨伐的那位“丁郎”，便是鲜灵芝的丈夫丁剑云，艺名为丁灵芝。当时艺人中叫“灵芝”的，除以上二位外，还有年长的崔灵芝和李灵芝。灵芝号称仙药，能起死回生，清末民初的人多半醉生梦死，优伶以“灵芝”为艺名，显然含有把戏院当医院的意思，除了讳疾忌医者以外，谁能拒绝他们的救死扶伤？鲜灵芝芳龄十九，鲜嫩欲滴，哭庵形容她是“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鲜灵芝有倾城之貌，唱腔玉润珠圆，再加上她善于暗送秋波，撩逗看客，因此不少观众为之疯魔，喝彩时，甚至有大叫“要命”的。于稠人广座之中，哭庵的喝彩压倒一切，别出心裁，他嚷嚷的是：“丁灵芝可杀！”此语一出，其要篡位的心思便暴露无遗了。
另有一事为人哄传，有一次鲜灵芝在台上演《小放牛》，小丑指着她说：“你真是装龙像龙，装凤像凤。”哭庵坐前排，闻言一跃而起，大呼道：“我有妙对，诸君静听：我愿她嫁狗随狗，嫁鸡随鸡。”闹了个哄堂大笑。管他娘的是丑态百出也好，四座皆惊也罢，哭庵眼中除了有一个鲜灵芝，早已目无余子。那段时间，他的诗首首必及鲜灵芝，好比俗语所讲的“阵阵不离穆桂英”。
哭庵，哭庵，自哭母三年之后，眼泪的大闸即无法关闭，由其早年所坚称的“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变为“天下事无不可哭，吾遂哭之”，在他的心目中，薄命的美人尤为可怜，尤为可哭。哭庵年虽向暮，其火热情肠并不逊色于青皮后生，他长期以怡红公子自命，将一班美貌金嗓的女伶视为大观园的诸姐妹。他曾作诗《数斗血》，即有愿为众姝流血牺牲之意，此诗腾于众口，传诵一时。诗中对名伶金玉兰赞誉极高。他偶然得知玉兰本姓张，祖籍直隶（今河北）南皮，与其先师张之洞同姓同籍，遂于人前称玉兰为“张南皮”。哭庵曾对人说：“我看见玉兰，就仿佛看见了文襄（张之洞死后谥‘文襄’）先师，假如能让我跟她晤言一室之内，哪怕是当场给她磕三个响头，我也在所不惜！”这想法简直将哭庵魔魇住了，于是，他用巨金贿赂金玉兰的干爹许玉田，再三哀恳，许玉田才勉强应承为他安排。这金玉兰具有一般女伶所不易具有的坚贞品性，对那些趋之若鹜的好色之徒，一律拒之门外。哭庵名声狼藉，自然更属于她所轻蔑的首选对象。许玉田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答应略施小计：由他创造时机，让哭庵与玉兰无意间撞见，然后再婉转陈辞，疏通款曲，大抵不会惹怒美人。哭庵闻言，拊掌大喜，数日后，他着盛装，携厚礼，依约去访许玉田，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美味玉兰片”也。讵料金玉兰一听“易实甫”（哭庵字实甫）三个字，顿时怒火攻心，痛骂不止，迅疾转身返回自己的房间，再不肯出来。如此场面，如此结局，哭庵既丢脸，又扫兴，只好自恨无缘。此后，玉兰回乡省亲，正逢党狱兴起，直隶一地捕杀多人，传闻金玉兰也被捎入此案，而且惨遭枪决。哭庵悲愤莫名，无以自解，便写诗抗议道：“天原不许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感伤数日后，才知这条噩耗纯属愚人节的误传，又不禁癫喜万分，有若杜甫当年听说官军收复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金玉兰患白喉逝世，年仅二十六岁，尚是云英未嫁之身。哭庵在印铸局代局长任上，接罗瘿公来电，得知这一消息，顿时如丧考妣，昏厥在地，良久才苏醒过来。玉兰尚未装殓，哭庵坚请抚尸一哭，玉兰家人再三挡驾，但见他哭得惊天动地，不得已，就应允了他这个不情之请。哭庵进了内室，果然抱着玉兰的寒尸，大放悲声，丝毫不低于当年哭母的水准。他素日体虚，竟因此染上重病，委顿久之。玉兰发丧时，哭庵仍力疾前往，扶棺致哀。当时报上有诗纪事：“如此兰花竟委地，满座来宾皆掩泣。座中泣声谁最高？樊山、实甫两名士。”还有同调者撰文激其颓波：“……闻易哭庵先生，亦感玉碎于须臾，悼兰摧于俄顷，曾演双吊孝（樊樊山也有份）之活剧，入芝兰之室，号啕而痛哭焉。噫！钟情之甚，不觉过于悲痛耶？然而泣尽眼中之泪，难回既逝之魂，抑或借金玉兰以自哭耶？伤心人别有怀抱，吾于易先生之哭有同情矣。”哭庵赋诗悼金玉兰，劈头四句为：位比花王称武色，籍同修县附文襄。
美人短命真为福，女子多才定不祥。是真名士自风流。哭庵怜才好色，出于天性，故能至老而不衰。其昵友樊樊山每每取笑哭庵“贪财，好色，不怕死”，又有促狭鬼将三事并为两案：一为“贪财”，二为“好色不怕死”。说哭庵“贪财”，是因他月收入高达千元光洋（民国初年，普通百姓平均月收入不及十元），却依然经常哭穷。说哭庵“好色不怕死”，则事例比比皆是，已无烦一一枚举。其实，哭庵是怕死的，他怕冷枪，怕流弹，怕乱匪，怕冤狱，所以他要躲，直躲进风月场温柔乡去，耽于女乐，以安孤心，以慰惊魂。他成长于幸福的家庭，从小受尽呵护，鲜尝痛苦，应该说，他的性格比一般人更脆弱，因此一旦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便无可奈何，惟有束手裹足。作为一位真情至性的天才诗人，他爱美，爱艺术，爱那些名已喧腾而身犹卑贱的女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异常强烈的爱使他忘记了乱世的苦雨悲风，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每每用真情去爱，爱得轰轰烈烈，真爱能使懦夫变为勇士，所以他敢去抚尸痛哭，不怕可畏的流言，不怕夺命的疫病。从这个角度说他“好色不怕死”，大抵还是对的。他爱女伶，固然有好色的一面，但其情至深，其意至诚，对美丽的女伶尊重有加，并非居心玩弄，从未使出猥亵强求的霸王手段来。一事能狂便少年，其用心之痴癫，亦说明他为人真挚，不耍贼奸，比那些道貌岸然，心实龌龊的家伙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你也许会说，一位堂堂七尺的男儿，他理应深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这话当然是不错的。哭庵早年也想有一番作为，可他在广西龙州署理道台只三月，即因忤逆上司意旨而被两广总督岑春煊斥之为“名士画饼”（讽刺他只是画饼样的名士，不切实用），逼他愤而离任。哭庵目睹国土凌夷，也曾上书言战，力主“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争”，辞锋勇锐非凡，披肝足以见胆；他还曾横渡海峡，抵达台南，投奔黑旗军统帅刘永福，决意抗击倭寇。其《寓台咏怀》一诗写得壮气充盈，豪情澎湃：宝刀未斩郅支头，惭愧炎黄此系舟。
泛海零丁文信国，渡泸兵甲武乡侯。
偶因射虎随飞将，曾对盘鸢忆少游。
马革倘能归故里，招魂应向日南洲。易顺鼎愿意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但事与愿违，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弃台湾，刘永福也因粮饷不济最终放弃了台南。于是，几声“奈何”之后，他便一任颓放而不可收拾，将“爱国主义”移情而为“爱帼主义”，沉醉其中，难以自拔。任凭其恩师王闿运的警训响在耳畔：“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他不怕恐吓，反倒觉得“地狱”比人间要好得多！
哭庵心中有一腔孤愤和深情，他最终用近乎癫狂的姿态保存了自己残剩的人格和自尊，这可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1920年，哭庵病殁于北京，终年六十三岁。有好事者别出心裁，代鲜灵芝撰成一副语气戏谑的挽联：灵芝不灵，百草难医才子命；
哭庵谁哭，一生只惹美人怜！是啊，哭庵的生命已被死神席卷一空，惟独三副热泪仍长留人间。“不知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西风？”自古才子就是这样问的，却至今仍无答案。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多人《易氏作家群》（内部资料）1988年（印制）
易顺鼎《盾墨拾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易顺鼎《琴志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张竞生：性博士
性博士张竞生遭到最深的误解、最多的诟骂、最狠的攻讦，不仅旧派人物看他不顺眼，连一些新派人物也站在他的对立面，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还得了个“大淫虫”的恶号，被人斥为“下流坯”，可谓谤满全国，蚁满全身。他早早地就被撵出了学术领地，被剥夺了话语权，惟有独守一隅，默默而终。历史会将他彻底遗忘吗?我想是不大可能的，他毕竟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最有胆，最有识，最有趣的人，像他这种五星级的“怪物”，放眼现代中国，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三十个。
档案案主：张竞生 籍贯：广东饶平县 属相：鼠
生年：1888年 卒年：1970年
享年：83岁 墓地：广东饶平县境内
父亲：张致和 母亲：不详
婚姻：十七岁时有过一次盲婚，六十岁时再婚
好友：论敌甚众，而好友难寻出身：留学生
职业：教书，经商，当文史馆员
著作：《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性史》等
经典话语：在情人制之下，社会如蝶一般狂，蜂一般咕啜有趣，蚊群一样冲动，蚁国一般钻研。人尽夫也，而实无夫之名；人尽妻也，但又无妻之实。名义上一切皆是朋友；事实上，彼此准是情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编纂《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美术课堂中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的刘海粟，以及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指斥为“三大文妖”。在“三大文妖”中，张竞生遭到最深的误解、最多的诟骂、最狠的攻讦，不仅旧派人物看他不顺眼，连一些新派人物也站在他的对立面，决计不肯给他好果子吃。大儒梁漱溟“谅解其人与下流胡闹者有别”，这样的高姿态已属难能可贵。
险些成为革命者
张竞生（1888—1970），出生于广东饶平县，他幼名江流，学名公室，1912年底赴法留学后，才改名竞生，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当时，围绕着这八字经，新派青年取名取号为“竞存”、“天择”、“竞生”的颇多。孙中山的爱将和叛将陈炯明即自号竞存，胡适有两位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胡适的学名是洪骍，表字为适，也是他二哥从八字经中捞出一个字。张竞生的父亲壮年时曾到新加坡淘金，颇有些积蓄，回饶平后，买田造屋，还娶了一房姨太太。张竞生小时候多次看到本村张姓与邻村杨姓的血腥械斗，日后回想，仍然心惊胆战。他童年不快乐不幸福的最大根源是他父亲所娶的小老婆太阴险太狠毒，逼得他两位哥哥去南洋做工，还逼得他两位嫂嫂相继服毒自杀，由此他对旧式家庭的冷酷无情和惨无人道体验良深。
好在还可以求学念书，张竞生读完汕头的同文学校后，即入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这所学校由两广总督兼任总办，规格不低，派头不小。他若好生挨到毕业，将来当军官，混出点名堂并不难。可是他天生就不安分，暗中偷看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还是小错，他居然与姓韦的监督对着干，带头剪辫子，闹食堂，这就是大逆不道。张竞生被黄埔陆军小学开除后，他认为革命要冒险，也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毕竟清王朝太腐败太无能了，它不灭亡简直就是没有天理。于是，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另一位同学结伴前往新加坡，投奔孙中山。孙中山并没有接纳这两位懵懂青年，此前他得到消息，清廷已派枪手到新加坡暗杀他，出于防范，他以养病为由，对来历不明的客人一律避而不见。张竞生在新加坡挨了一个多月，最终耗尽盘缠，一无所获，惟有怅然而返。他回到饶平，服从父亲的命令，娶了一位十五岁的女子为妻。在回忆录《浮生漫谈》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新娘：“我娶她那一日，她的容貌，虽未像某先生所说的那位她，如猴子一样的尊容。但我的这一位矮盾身材，表情有恶狠狠的状态，说话以及一切都是俗不可耐。我前世不知什么罪过，今生竟得到这样的伴侣。”这种盲婚，毫无爱情基础，很难让他留恋。他决定逃避家庭，去上海求学，入法国教会所办的震旦学校。一学期后，他不安分，跑到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法文系，谋求更进一步的深造。当时的京师大学，就像是一所官办的大私塾，从教制、师资到课目的安排都乏善可陈。学生得闲，不是逛八大胡同，就是请吃请喝，忙于交际应酬，为将来做官预先垫步。张竞生烦闷得要死，便去藏书楼把尘封的佛经大阅特阅，直读得满头雾水，如堕五里雾中。他居然在那所禁锢甚严的藏书楼中发现一本德文奇书，此书将世界各民族的女子阴户影印为图像，赘以说明，多方比较研究，这本书让张竞生大感好奇，也大开眼界，他日后从事性学研究，这可能是最初的起因。除了此番刺激，还有一个刺激也找上门来。有一天，革命党人张俞人找到张竞生，告诉他，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载沣，被囚禁在刑部大狱里，极有可能被杀头，同盟会拟设计营救，请他从中出力。张竞生闻言，又惊又喜，惊的是此事万分机密，他竟能参与，喜的是他所救助的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党人。当时，陈璧君（汪精卫的妻子）和方君瑛已潜入北京，具体计划是：陈璧君出巨资（大约一二万元）给一位可靠的党人捐取主事一职，然后为他谋求刑部监狱官的实缺。这样一来，就有机会接近汪精卫，寻隙将他放走。这个迂缓的计划好像是出自于笨蛋的头脑，虽有一点想象力，却毫无可行性，终于作罢。1911年10月，武昌新军发难，汪精卫获释，张竞生加入汪氏组织的京津保同盟会，得到汪的赏识。待南北议和，汪精卫推荐张竞生充任南方议和代表团秘书，事成后，即鸿运降临。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遴选合格的革命青年以官费生资格赴东西洋各国留学，公布的头批二十五人名单中为首五人是：张公室、谭熙鸿、杨杏佛、任鸿隽、宋子文。张公室即张竞生，他名列榜首，可见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他是何等器重。
刚到法国时，张竞生想学外交，有位好友劝他学习社会哲学，这一选择也合乎他的心愿。巴黎大学的哲学系太自由了，他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闲暇，完全可以心猿意马。他起初想到邻国比利时去学园艺，又想兼修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医学，将来好寻求一个切实的职业。他修完医学院的预科，只能算是过屠门而大嚼，然后就打消了做医生的想法，这一放弃令他终生引以为遗憾。学医期间，有件事令他记忆深刻，仿佛一道阴影久久挥之不散。某一回，他参观解剖室，好戏谑的友人手执利刃对那些尸体横切竖割，他看在眼里，顿时感到反胃，更过分的是，那位友人用刀尖指着一具女尸的阴部说：“不知你生前用这玩艺害了多少人，到今天竟沦落到如此下场，任人宰割如砧上肉！”张竞生闻言，悲愁和痛惜之情齐集三寸灵台。
巴黎情场
虽生长于乡间，张竞生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求学，也算是有点见识的，再加上他本性浪漫，是个多情种子，到了花都巴黎——全世界猎艳者的第一天堂，他肯定有所斩获。他的回忆录《十年情场》对于自己在花都“打过一些性欲的擂台”津津乐道，描写极其大胆，儿童不宜的地方非常之多。张竞生好与女人玩精神恋爱的游戏，他初到巴黎时，住在“人家客店”，对一位学图案的女子发生兴趣，那女子声称要守身如玉，张竞生自惭缺乏手段，便只好偃旗息鼓。其后不久，他在海边的一家咖啡店认识一位娇巧玲珑（他最欣赏这种身形）的女招待，彼此情投意合。他最得意的是，他的竞争者是一位英俊的德国大学生，他居然能够漂亮地胜出。“我以为能打败德人的情敌，是我以弱国的地位，也算莫大的光荣。”简直就是为中华民国挣了脸，应授勋章一枚。他们相爱了两年有余，其间，这位情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婴，不幸夭折。世事总有不如人意处，这位法国情人性格温柔，礼貌周全，却患有精神疾患（歇斯底里症），遇到刺激，便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张竞生好几次被惊吓得魂飞魄散。此外，她的文化程度很低，连法文字母也写不清楚，久而久之，张竞生便对她的病况和智力水准产生顾虑，再加上家中还有黄脸婆，他对于重婚怀有恐惧，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风花雪月事就打上了休止符。
巴黎岌岌可危，张竞生跑到英国伦敦，与房东的女儿在白天上演对手戏，只是那女子性情不够热烈，所以这份感情终归是形而下的，无法升华。其后，在法国里昂，张竞生与一位瑞士少女相恋，却因为老板娘监视极严，始终无从下手。所幸他与一位女教师搭上了线，在圣诞前夕进入实证阶段，有趣的是，那位女教师看见床头耶稣受难像，如遭电击，立刻起身，表情严肃、悲哀地说：“耶稣既然为人类而死，我辈在这个死难节日，怎能谋求肉体的快乐呢？”于是，两人的欲念云收雨霁，相拥而眠而不及于乱，他们之间横隔着一位耶稣，以后也一直是精神恋爱。
张竞生崇尚卢梭热爱自然的浪漫主义，散步于野外是他的一大爱好。他在巴黎近郊的圣格鲁林区遇到一位避难的女诗人，二十余岁年纪，生得娇小玲珑，从外形、气质到谈吐，都是张竞生喜欢的类型。这女子的品德也是上佳，张竞生问她：“你是为钱财而爱我吧？”她简直如同受了侮辱，面露鄙夷之色，连一杯定情的咖啡也不肯喝。他们在林区中享受到人生无上的快乐，这位金发女子所写的定情诗才思斐然，通过张竞生的翻译，诗味犹醇：云霞头上飞，思归不必悲。偶逢有情郎，我心极欢慰！东方游子不忍归，西方娇女正追随。你痴情，我意软，稚草同野卉！洞房花烛日，骄阳放出万丈光辉。紧紧相拥抱，好把心灵与肉体共完美！好好记起我洁白清净的身份，任君上下左右周身一口吞！末一句真是惊人，非发乎至情写不出。这位女子有一宗好处，是张竞生从别的女子那儿不曾得着的，那就是她不仅吐气如兰，浑身也是香馥馥的，这位法国的“香妃”使他的欲念异常高涨，甚至疑心山间的花蕊都散发出特殊的味道。战争期间，总之是好景不长，胜会难再，这位法国“香妃”接到未婚夫的来信，他在战场上受伤，将去南方疗养，她与母亲要前往陪伴。两人执手泪眼相看，张竞生译出苏曼殊的四句诗给她听：“谁怜一阕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情到深处人孤独，总归是这样的收场，“终久是倩影渺渺，余怀茫茫”！
最深挚的一段爱情如风筝断了线，张竞生好一阵消沉与落寞。所幸他总不会缺乏新的艳遇，去填补内心的空虚。有一回，他到巴黎北站送客，遇到一位明眸善睐爽朗矫健的女子，堪称西方的史湘云，她崇拜卢梭，信奉浪漫派的人生哲学，因此与张竞生一拍即合。尤其难得的是，她醉心于考究东方人的情操，此前，她对日本人、印度人、南洋的华侨都失望了，现在碰到张竞生，偏偏这位“支那人”为东方世界争了光，赢得西方史湘云的爱情和赏识。一位浪漫的中国男子遇到一位浪漫的法国女子，他只好甘拜下风，当对方提出三个月期满就各奔东西，永不相见，张竞生简直觉得一颗心仿佛从天堂掉到了炼狱，所有的“为什么”都没有答案，“西方的史湘云”只留下一本小说《三个月的情侣》，让他仔细琢磨情爱的变幻无常。
回国执教
1920年，张竞生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即收到潮州金山中学校长的聘书。船到香港，按例他要去广州领取校长的任命书，也就是说他有机会见到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当面向他递交条陈，做些建议。有趣的是，张竞生别的不关心，只关心限制人口，提倡避孕，这似乎是在讽刺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旧思想，也有点嘲弄陈炯明本人的意味，陈炯明妻妾成群，子女扎堆。陈炯明读了这篇字迹潦草的条陈后，对潮属议员兼财政厅长邹鲁说：“这是一位神经病！”言下之意是，让这家伙当校长岂不是误人子弟？张竞生到底还是当了几个月的金山学校校长，他大刀阔斧，辞退了一些名声不好、水平不够的教师，因此惹发风潮，有人在校内对他动武，有人打电报，发传单，散布谣言，诬蔑张竞生有神经病，是“卖春博士”（指他在《汕头报》提倡避孕节育），闹得满城风雨，一塌糊涂。张竞生悲愤填膺，灰心到了极点，险些跳海自杀。所幸不久后，云开雾散，蔡元培聘请张竞生去北大哲学系当教授。
在北大哲学系，张竞生任教五年（1921—1926），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相继出版，在学界为他赢得了崇隆的声誉。周作人对《美的人生观》评价相当高：“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总之，张先生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诗人的天分……”当年，蔡元培倡议以美育替代宗教，提高全民素质，张竞生的思想与此暗合，理论与此呼应，甚得青年学子的欢心。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他主张建设一个情爱与美趣的社会，其极端处，便是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在封闭、愚昧和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张竞生的浪漫派理论无疑是一根专捅马蜂窝的竹竿，招来无数身著长袍马褂的论敌。其“情人制”的理论大体如下：……男女的交合本为乐趣，而爱情的范围不仅限于家庭之内，故随时势的推移与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渐消灭，而代为“情人制”。
顾名思义，情人制当然以情爱为男女结合的根本条件。它或许男女日日得到一个伴侣而终身不能得到一个固定的爱人。它或许男女终身不曾得到一个伴侣，但时时反能领略真正的情爱。它或许男女从头至尾仅仅有一个情人，对于他人不过为朋友的结合。它也准有些花虱木蠹从中取利以欺骗情爱为能事。但我们所应赞美者，在情人制之下，必能养成一班如毕达哥拉斯所说的哲人一样，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来奥林比亚仅为欣赏；也必有些人如袁枚所说的园丁，日常与花玩腻了，反与花两相忘。实则在情人制的社会，女子占有大势力，伊们自待如花不敢妄自菲薄。男子势必自待如护花使者的爱惜花卉，然后始能得到女子的爱情。爱的真义不是占有，也不是给予，乃是欣赏的。
……在情人制的社会，男女社交极其普遍与自由，一个男人见一切女子皆可以成为伴侣，而一个女子见一切男人皆可以为伊情人的可能性。总之，社会的人相对待，有如亲戚一样：笑脸相迎，娇眼互照，无处不可以创造情爱，无人不可以成为朋友。门户之见既除，羞怯之念已灭，男女结合，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恃他创造情爱的才能，创造力大的则为情之王情之后，其小的则为情的走卒和情的小鬼。
……在情人制之下，社会如蝶一般狂，蜂一般咕啜有趣，蚊群一样冲动，蚁国一般钻研。人尽夫也，而实无夫之名；人尽妻也，但又无妻之实。名义上一切皆是朋友；事实上，彼此准是情人。张竞生在法国生活八年，多次猎艳寻情，拈花惹草，深得其中乐趣。再加上他读过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他主张“情人制”，乃是顺理成章。可是国内那些观念保守的人、头脑僵化的人、性格沉闷的人、感情板滞的人，更别说以捍卫世道人心为己任的卫道士们，实在不能接受这套“歪理邪说”，他们视之为洪水猛兽，痛加攻讦和诋毁。有人认为，张竞生以蜂、蝶、蚊、蚁四物为喻，等于自己抽自己的耳光，已足证“情人制”是下三滥的货色。他们全都是情绪化的，不讲道理的，轻则恼怒，重则忿恨，张竞生还哪有辩解的地方？至于他所提倡的“外婚制”，从优生强种的立场出发，建议中国人多与俄国人、欧美人、日本人通婚，汉人多与满、蒙、回、藏人通婚，南方人多与北方人通婚，也被人嘲笑为瞎扯淡，当时表兄妹开婚尚被赞为亲上加亲，是人间美事，张竞生的优生强种说就显得过于超前了，非一般智力者所能接受和赞成。像德龄女士（近代华裔旅美作家）那样见过世面的女子，不愿由慈禧太后作伐嫁给王孙公子，而愿嫁给美国人，实在是不可多见的范例，由她来支持张竞生的理论当然不错，可是显得太势单力薄了。一向主张“肥水不落外人田”的中国人，对“外婚制”的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1922年4月19日，美国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访华，由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在北京大学讲演其理论。张竞生一向主张节育，乘此机会，极力介绍山格夫人的主张，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收效甚微。乱世中保种不易，再加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旧思想作祟，正确的节育主张无疑是出现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一个错误的地点，难怪在知识分子密集的北京也很少有人喝彩。
有一次，张竞生经过上海，汪精卫请他吃饭，汪氏子女满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赞成节育的，但结果竟是这样呵！”这说明赞成节育的人尚且不能少生，更何况那些反对节育的人。张竞生认为：“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生出了无穷尽的精神快乐。”他还改动古诗句“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为“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儿孩”，劝女人不要轻易怀孕。若要小孩，则须出于优生的考虑，选择惠风和畅的日子，以大自然为洞房，以树影为花烛，享受和谐的性爱，由此而孕的胎儿，将来不是英雄，便为豪杰，其次也会是才子佳人。张竞生的节育理论大受社会的咒骂，招致许多侮辱之词，他反正久已习惯了，即使大粪浇头，他也不再抱怨什么。
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关于爱情的大讨论。事由是：1922年3月，张竞生南北议和时的同志、留法时的同伴、北大生物系主任谭鸿熙丧妻后不久，即与妻妹陈淑君同居，而陈淑君在广东尚有未婚夫沈原培，彼此未曾脱离关系，结果沈氏感觉受骗受害，赶到北京，大办交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斥责谭鸿熙败德，陈淑君负义，闹得乌烟瘴气，满城风雨。张竞生发表此文，显然是支持和声援谭熙鸿的，他指出爱情的定则有以下四项：（一）是有条件的；
（二）是可比较的；
（三）是可变迁的；
（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从1923年4月到6月，《晨报副刊》共发表讨论稿件二十四篇、信函十一件。梁启超、鲁迅、许广平、孙伏园都参与了这场争论。全盘反对的人不多，完全支持的人更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关于“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一项争议最大，张竞生列举的条件有六项内容：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地位”包含在“名誉”中。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极端的人认为爱情是神秘的，是无条件的，次者认为爱情只以感情、人格、状貌为条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若以财产为前提，爱情就未免庸俗和势利，沾染上了铜臭味。殊不知空着肚皮是无法恋爱的，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已痛切地总结出，“爱情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首先必须保证温饱，保证衣食无忧，否则爱情必定夭折，幸福更是无从谈起。
反对缠脚，提倡天足；反对束胸，提倡大奶；反对偷生，提倡殉情；包括制定爱情的游戏规则，张竞生觉得这些还远远不算过瘾，他真心想研究想讨论的是进乎其上的男女性爱，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座荒芜的园地，或谓之禁区也不为过。1923年5月，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竞生出任主席，他拟定风俗调查表，列出三十多项，其中有“性史”一项，教授们讨论选题时，觉得性史的调查和征集应另立专项。1925年深秋，张竞生在《京报副刊》上发出《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征稿启事，正式向社会征集性史。来稿出乎意料地踊跃，他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七篇，加上序言和批语，编为《性史》第一集，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几乎是立竿见影，许多学校贴出查禁此书的公告，它们反而起到了促销的作用，《性史》不胫而走。卫道士们犹如祖坟被挖，无不暴跳如雷，遂引发轩然大波。这七篇讲述性经历的文章涉及到女性被欺凌、性冲动、性觉醒、性游戏、性饥饿、性冷淡、手淫、偷情、性和谐、性高潮等多个方面，张竞生在批语中一一给予针对性的评论。尤其出格的是，张竞生提出“新淫义”：“我们所谓淫不淫就在男女之间有情与无情。若有情的，不管谁对谁皆不是淫；若无情的，虽属夫妇，也谓之淫。”
《性史》第一集摆事实，讲学理，对症下药，对国人的性蒙昧有拨云见日之效，却不为保守派所容，在他们的青光眼看来，《性史》乃是淫书，张竞生的所作所为全是诲淫，不仅误导青少年，而且败坏了世道人心。百口莫辩，千夫所指，到了这个地步，当然没有了学术领域正常讨论的余地。
后来，张竞生在《两度旅欧回想录》中忆及往事，有一段话算是自我辩白，值得一读：有人要这样问：“既是学者，又有钱游历全世界，别项学问又那样多，偏去考究那个秽亵的阴户问题，实在太无谓吧！”现先当知的是对这个问题的观察点，常人与学问家，根本上不大相同。常人不肯说，不肯研究，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学问家则一视同仁：他们之考究阴户与别项性问题，也如研究天文之星辰运行，日月出没一样。这个并无所谓秽亵，与别种学问并无所谓高尚，同是一种智识，便具了同样的价值。且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而民族学、风俗学等，又在在与性学有关。学问家，一面要有一学的精深特长；一面，对于各种学问，又要广博通晓。无论哪种学问，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问题。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礼教依旧森严，《论语?颜渊》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仍是中国人的行为规则。张竞生冲决网罗，破坏陈规，纠正陋俗，惹发众怒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科学要战胜蒙昧，需要胆识，也需要时间。张竞生是急切的先行者，遭到误解和打击，自然无法避免。生物学家周建人提倡新文化，观念并不保守，他对《性史》也感到不满足，认为“一般人所需要的是由论料得来的结论，而不是论料本身”。殊不知英国性学研究大家蔼理士的煌煌巨著《性心理研究录》中也附有数十条性史以为佐证。光有论证而无论据，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性史》第一集给张竞生惹来一身蚁一身膻，第二集便被扼杀于印刷厂中，然而坊间立刻有多种伪本流行，还有一本《性艺》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赚得瓢盈钵溢，骂名则全由张竞生背负。正是在此期间，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和“大淫虫”的恶号。
离开北大后的岁月
1926年夏，张竞生依照蔡元培校长所定的成例——北大教员授满五年课程后，即可带薪去国外游学一二年——前往上海，打算买舟泛洋。不巧的是，这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攻入北京，赶走了冯玉祥，免去蔡元培的校长职务，任命刘哲为北大新校长。奉军入京后，疯狂屠戮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北大政治系教授李大钊先后遇害。在这样白色恐怖的局面下，蔡元培所定的规则自然被推翻，张竞生出洋游历的资格和资金已没了戏，北大教职也泡了汤。他滞留在上海，为生存考虑，便与友人谢蕴如合股贰仟元，谢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在书局林立的四马路开办美的书店，专门发行张竞生编译的“性育丛书”，还出版一本《新文化》月刊。由于张竞生的知名度和感召力，再加上美的书店所招收的漂亮女店员的吸引力（此前，书店普遍只用男店员），开张之后，门庭若市，张竞生在附近的饭店辟有专桌专座，每天开流水席，朋友来了随时管个酒足饭饱。生意太好，遭人嫉妒，当年，上海的书店业由江苏人把持，张竞生是广东人，谢蕴如是福建人，都不在这个体系中，两个书呆子又不肯去拜码头和多方打点，江苏帮便串通警局，专找美的书店的晦气，每过一段时间，张竞生即遭法院传讯，警察即来罚款数百元，并且搬空店中书籍，这样频频捣乱，红红火火好端端的美的书店即被摧残得生气全无，惟有关门大吉，宣告倒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