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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序跋原序

我在选编《知堂书话》时写过一篇序文，说“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此

类，因系为自己或友人而写，更多感情的分子，而且数量也不少，故拟另成

一集，作为《书话》的续篇”，结果就是这本《知堂序跋》，共收文二百二

十三篇，篇数等于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苦雨斋序跋文》四倍还多，周氏一生

所写的序跋文，在这一册中，大约包罗无遗了。周作人是很看重序跋文和自

己所写的序跋文的。他为俞平伯《燕支草》写的跋一开头就说：

小时候读书不知有序，每部书总从目录后面第一页看起。后来年纪

稍长，读外国书，知道索引之必要与导言之有益，对中国的序跋也感到

兴趣。..因为我喜欢读序，所以也就有点喜欢写序；不过，序实在不

好做，..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

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

这里讲的是为人作序，至于自己的著译呢，《看云集·自序》说道：

我向来总是自己作序的，我不曾请人家去做过，..因为我知道序

是怎样地不好做，而且也总不能说的对或不错，即使用尽了九牛二虎之

力去写一篇小小的小序。

序既这样地不好做，但又还是喜欢做，自然不能不讲究做序之法，他接着就

说道：

做序之一法是从书名去生发，这就是赋得五言六韵法，..这个我

想似乎不大合式。其次是来发挥书里边——或书外边的意思。书里边的

意思已经在书里边了，我觉得不必再来重复他说，书外边的或者还有些

意思罢。

这二百二十三篇序跋，所讲的便多是“书外边的意思”，用一句文言，也就

是“言外之意”吧。说老实话，我喜欢的也就是这一点言外之意。舒芜先生

说，周作人的文章“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水平，

没有人超过他，没有人能代替他”，是“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最后这句

话说得特别好，真可说是深得我心。周作人最反对“就题作文，各肖口吻”。

他的序跋，实践了他自立的法度，从来不“赋得”，不“重复”。他不是“就

题”，而是“借题”，是“借题发挥”，发挥自己对中国文化思想问题的见

解。他在中国学海军，在外国学建筑，而于学无所不窥：魏晋六朝，晚明近

世，妖术魔教，图腾太步，释典儒经，性的心理，印度日本，希腊罗马，家

训论衡，狂言笑话，无不从人类文化学的宏观，以东西文化比较的方法，来

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妙言要道，鞭辟向里。此二百二十三篇所述者，岂止

区区数百十种著译而已哉？舒君所云“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实在有点埋没

得太久了，而这二百多篇序跋则正是打开尘封已久箱子的二百多枚钥匙。若

无此二百二十二枚钥匙，所谓不该拒绝的遗产，恐怕亦只能如老残所感叹的

“深锁嫏嬛饱蠹鱼”了罢。

这二百二十三篇中，大约有五分之一是集外文，即是不曾收入从《自己

的园地》到《知堂乙酉文编》这二十多本周氏自编文集中的文章，这一点做

得比《知堂书话》好。应该感谢新加坡郑子瑜、北京姜德明、香港黄俊东，

尤其是上海的陈子善各位先生，如果没有他们慷慨提供各种希见的旧时报纸

杂志、非卖品印刷物，以及周氏的未刊手稿，这一点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这二百二十三篇文字共分为五辑：第一辑是周氏为自己的著作（包括选

编和辑录）所写的序跋；第二辑是为自己译作所写的序跋；第三辑是为别人

著译所写的序跋；第四辑是零星题记，包括少年时的几篇记序，还有几则宣

言启事；以上四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的文字，建国以后所做的

序跋，则不分著作译作，为己为人，统统编为第五辑。各辑内文章次第，主

要按写作先后，有时亦以类相从，大抵以利于检阅为原则。

《知堂书话》出版以后，听到一种“反映”，即总编辑是不应该“亲自”

编书的。可是，我一不做官，二不会对上打报告对下作报告，三又缺乏“朝

游北海暮苍梧”去参加形形色色的学会、鉴定会、讨论会、座谈会、协作会

等等没完没了的会的时间和兴趣，从十八岁学做编辑起，光阴茬苒，已经三

十七年于兹矣，俗话说，“四十不斢老婆，五十不斢行当”，到老改行，乌

乎其可？还是且编了这本《知堂序跋》再说罢。

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

知堂书话原序

我一直还算喜欢读书的，然读书于我亦大不易：一是不易有闲，二是不

易到手，三是不易读懂。有时便只好找点书评书话来看看，舔眼救馋，掬水

降火，不免为三百年前的陶庵所笑了。

使我感到不满足的是，这类文字虽不算少，真正值得读和经得读的却不

算多。奉命来骂或者来捧某一种书的，为了交情或者交易来作宣传、做广告

的，自以为掌握了文昌帝君的秤砣或砝码来大声宣布权衡结果的，我都不大

想看。我所想看的，只是那些平平实实的文章，它们像朋友闲谈一样向我介

绍，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叙述了哪些我们想要知道的或者感到兴趣的事物，

传达了哪些对人生和社会、对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这样的文章，无论是客观

地谈书，或是带点主观色彩谈他自己读书的体会，只要自具手眼，不人云亦

云，都一样的为我所爱读。如果文章的内涵和笔墨，还足以表现出本文和原

书作者的学养和性情，那就更为佳妙了。虽然鸠摩罗什大师早已说过，嚼饭

哺人，反致哕吐，明白昭示这是一件多么不易讨好的事情，但在被哺的方面，

若得像薛蛟或刘海哥那样，一口吞下别人（？）吐出的红珠，五百年道行便

能归我所有，亦不可谓非人生难得之遭逢也。

在我所读过的书评书话中，周作人的作品我以为可算是达到了上乘的标

准。今从其一生所著三十几部文集中，把以书为题的文章收集起来，编成这

部《知堂书话》，以饷与我有同嗜的读者。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于此类，

但因是为自己或友人而写，更多感情的分子，而且数量也不少，故拟另做一

集，作为书话的续编。所录各文，悉依原本，不加改削。惟明显的排印错误，

则就力所能及，酌予改正。如《俞理初的诙谐》一文，《秉烛后谈》印本第

四十七面第二行“悃幅无华”，“幅”当作“愊”；“癸巳存类”，“类”

当作“稿”；第五行“缺少温柔敦或澹泊宁静之趣”，“敦”字下脱“厚”

字；第九行“蔡子民先生”，“子”当作“孑”；第十一行“习苦齐笔记有

一侧云”，“齐”当作“斋”，“侧”当作“则。这些当然都已经改正了。

最有意思的是第四十八面第九行，印本作：

说文，亡从入从└非└┑之└，为有亡，亦为亡失。

“非└┑之└”五字，显然是作者对排字工人的交代，怕工人把“从

入从└”的“└”当成标点符号“└┑”的“└”；殊不知竟被工人误

认为正文，排到字里行间去了，而且连“从入从└”的“└”也排成了标

点符号。岂明老人当日拿到新出版的书，恐怕也只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苦笑

几声了罢。这句现在也改正为：

说文，亡从入从└，为有亡，亦为亡失。这才算是改正了一九四四

年北京新民印书馆“手民”的错误。

至于周作人其人和他整个的学问文章，我是没有资格来谈的，因为知道

得实在太少了，虽然他在晚年也跟我有过一些接触。张宗子《<一卷冰雪文>

后序》末节云：

昔张公凤翼刻《文选纂注》，一士夫诘之曰：“既云文选，何故有

诗？”张曰：“昭明太子所集，于仆何与？”曰：“昭明太子安在？”

张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张曰：“便不死亦难究。”

曰：“何故？”张曰：“他读得书多。”

我所确确实实明白无误晓得的，也就只有这两点：第一，周作人“已死”；

第二，“他读得书多”。至于别的方面，还是留待能够说和愿意说的人去说

罢！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于长沙。

序文三篇

锺叔河

增订重编本序

《知堂书话》是我八五年编的一部书，于八六年四月出版，至今已过去

十多年了。原来《书话》所收的文章，是从周氏三十几部文集中选出来的，

按集编次，既未分类，也不编年，读来不免稍嫌零乱。如《厂甸》一篇原在

《夜读抄》中，《厂甸之二》却在《苦茶随笔》中，两篇谈厂甸书市的文章

没能放在一起。又如在《苦竹杂记》中有一篇《如梦录》，在《药堂语录》

中又有一篇题目相同而内容互异的《如梦录》，按集编次就隔得更远了。同

时，只从文集中选文，周氏的大量集外文和未刊稿中的此类文字，都无法收

入，沧海遗珠，更是很大的遗憾。还有周氏所作的序跋文，也是别一体裁的

书话，当时没有编在一起，而是别为一集，就是一九八七年二月出版的《知

堂序跋》，这也是我觉得不很妥当的。原有的《书话》和《序跋》，绝版都

已过十年，读者和友人时有询及，我也舍不得它们就此消灭。于是征得周丰

一先生同意和授权，决定增订重编一部新的《知堂书话》。

所谓新的书话，新就新在：

一、《书话》原来不收序跋，新《书话》则一体全收。二、《书话》原

来只收文集内的文字，新《书话》则将集外文和未刊稿中的书话和序跋全部

收入。

三、《书话》原来按集编次，新《书话》则按文章内容分为下列七辑：

1.谈书和读书

2.谈中国古书

3.谈旧小说等

4. 谈中国新书

5. 谈东洋的书

6.谈西洋的书

7.谈自己的书

四、《书话》所收的文章，原来都没有编年，新《书话》七辑则一律按

发表（写作）时间先后编次（谈同一书的文章放在第一篇之后），这样更易

看出知堂读书生活的轨迹。五、周氏的文章，引文常常很多，又不太喜欢分

段，今天的青年朋友读起来，也许会感到不便。此次新编，较长引文用另外

字体排出，正文太长的地方适当分段，可能比较合乎现代阅读的习惯。

《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原来各有一篇序，现在把它们附在这篇新

序的后面。那两篇序文里说过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补充修改，当然也

就不必再重复了。

这篇小序已经排好，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忽然收到北京图书馆发来的

讣告，惊悉周丰一先生不幸辞世，匆匆不及作文，谨在此附志数语，表示我

衷心的哀悼。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一日。

第一辑——谈书和读书

读书论.. ①

中国近来新出书籍，读不胜读，亦读无可读也。见德人淑本好尔《读书

论》，有足备省鉴者，采译其言，作是篇。

天下文章，是分二道，殊途并进，两不相知，一真而一幻也。真者，贤

哲之士为文章学术而生者治之，其进以渐；统欧洲全区，百年之间，可仅得

十书，顾皆天下至文，永久传世。幻者，庸众之人以文章学术而生者治之，

其进也骤；张皇号召，声动一世，一岁之中，得书千馀，第不阅十稔，更问

其书何在，昔日大名今复焉在，则去之已久，亡也忽焉。唯真与幻，一久一

暂，正相对待，有如此也。

昔者希腊史家海罗陀多思记言，克塞耳绥思尝阅兵，其数不可计极，乃

潸然泣下，念是千万人，不及百年，将更无一存也。今若披通行书目，见是

中书籍，将十年而尽亡，言念及此，更焉得不流涕耶。

文字之域，芜杂不异人间。人若涉足尘世，当见顽愚群众，到处麇集，

挠害万物，如夏日青蝇。唯恶书亦然，其在著作林中，若田有蔓草，夺良苗

之膏泽而阻其长。是复垄断天下人之财货光阴精神知力，悉聚于己，使无暇

以及他书。故庸劣之书，非特无用，且为大害。试观近世著作，十九皆是，

推其原旨，第欲得钱耳。文人书估，朋比为奸，以欺世人。更有进者，佣书

卖文之徒，不知醇美趣味与时代文明，俨为文苑领袖，教世人以趋时，使读

最新之书，以为社交谈助。而已以是得阴售其志。如斯宾特勒、笠顿希和之

属，著述浩瀚，有名一时，皆其类也。己则利矣，而读者迫于时尚，强使日

诵庸书，不遑休息，斯大可哀悯者耳。著者既皆庸凡，复为金资而动，故其

数亦至众。天下之人，以读其书故，于古今杰作，转致荒废，但知其名而已。

欲救其敝，不读一法最为切要，是在独立主见，不妄读书。无论政治宗

教诗歌小说，毋以群众欣赏，名震一时，一年而数易板，遂取诵之。须知恶

俗之书，为愚人而作者，恒得多数赞美也。但当诵习贤哲著作，其思想感情

超越古今，悠久不朽者，斯乃足为教益耳。吾人读书，恒患多逢恶札，鲜见

佳本。恶书者，精神之鸩毒，其害及于心思。人欲读佳书，当从不读恶书始。

何者？盖人生实短，而时光精力，皆有所限也。

□1914年

11月刊《绍兴教育杂志》1期，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北京的外国书价

听说庚子的时候有人拿着一本地图，就要被指为二毛子，有性命之忧，

即使烧表时偶有幸免，也就够受惊吓了。到了现在不过二十多年，情形却大

不同，不但是地图之类，便是有原板外国书的人也是很多，不可不说是一个

极大进步：这个事实，只要看北京贩卖外国书的店铺逐年增加，就可以明白。

我六年前初到北京，只知道灯市口台吉厂和琉璃厂有卖英文书的地方，但是

现在至少已有十二处，此外不曾知道的大约还有。

但是书店的数目虽多，却有两个共通的缺点。其一是货色缺乏：大抵店

里的书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供给学生用的教科书，一是供给旅京商人看的通

俗小说，此外想找一点学问艺术上的名著便很不容易。其二是价钱太贵：一

先令的定价算作银洋七角，一圆美金算作二元半，都是普通的行市，先前金

价较贱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更不必说了。虽然上海伊文思书店的定价并不

比这里为廉，不能单独非难北京的商人，但在我们买书的人总是一件不平而

且颇感苦痛的事。

就北京的这几家书店说来，东交民巷的万国图书公司比较的稍为公道，

譬如美金二元的《哥德传》卖价四元，美金一元七五的黑人小说《巴托华拉》

（Batohala）卖价三元七角，还不能算贵，虽然在那里卖的《现代丛书》和

“叨息尼支（Taush-nitz）板”的书比别处要更贵一点。我曾经在台吉厂用

两元七角买过一本三先令半的契诃夫小说集，可以说是最高纪录，别的同价

的书籍大抵算作两元一角以至五角罢了。各书店既然这样的算了，却又似乎

觉得有点惭愧，往往将书面包皮上的价目用橡皮擦去，或者用剪刀挖去，这

种办法固然近于欺骗，不很正当，但总比强硬主张的稍好，因为那种态度更

令人不快了。我在灯市口西头的一家书店里见到一本塞利著的《儿童时代的

研究》，问要多少钱，答说八元四角六分。我看见书上写着定价美金二元半，

便问他为什么折算得这样的贵，他答得极妙：“我们不知道这些事，票上写

着要卖多少钱，就要卖多少。”又有一回，在灯市口的别一家里，问摩尔敦

著的《世界文学》卖价若干，我明明看见标着照伊文思定价加一的四无一角

三分，他却当面把他用铅笔改作五元的整数。在这些时候我们要同他据理力

争是无效的，只有两条路可行，倘若不是回过头来就走，便只好忍一口气（并

多少损失）买了回来。那一本儿童研究的书因为实在看了喜欢，终于买了，

但是一圆美金要算到三元四角弱，恐怕是自有美金以来的未曾有过的高价

了。我的一个朋友到一家大公司（非书店）去买东西（眼镜？），问他有没

有稍廉的，公司里的伙计说“那边有哩”，便开门指挥他出去。在没有商业

道德的中国，这些事或者算不得什么也未可知，现在不过举出来当作谈资罢

了。

在现今想同新的学问艺术接触，不得不去看外国文书，但是因为在中国

不容易买到，而且价钱又异常的贵，读书界很受一种障碍，这是自明的事实。

要补救这个缺点，我希望教育界有热诚的人们出来合资组织一个书店，贩卖

各国的好书，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营利放在第二。这种事业

决不是可以轻视的，他的效力实在要比五分钟的文化运动更大而且坚实，很

值得去做。北京卖外国书的店铺是否都是商人，或有教育界的分子在内，我

全不明了，但是照他们的很贵的卖价看来，都不是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

一目的，那是总可以断言了。我们虽然感谢他能够接济一点救急的口粮，但

是日常的供给，不能不望有别的来源，丰富而且公平的分配给我们精神的粮

食。（十二年一月）

□1923年

1月

30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

□收入《谈虎集》

儿童的书

美国斯喀德（Scudder）在《学校里的儿童文学》一篇文里曾说，“大多

数的儿童经过了小学时期，完全不曾和文学接触。他们学会念书，但没有东

西读。他们不曾知道应该读什么书。”凡被强迫念那书贾所编的教科书的儿

童，大都免不掉这个不幸，但外国究竟要比中国较好，因为他们还有给儿童

的书，中国则一点没有，即使儿童要读也找不到。

据我自己的经验讲来，我幼时念的是“圣贤之书”，却也完全不曾和文

学接触，正和念过一套书店的教科书的人一样。后来因为别的机缘，发见在

那些念过的东西以外还有可看的书，实在是偶然的幸运。因为念那圣贤之书，

到十四岁时才看得懂“白话浅文”，虽然也看《纲鉴易知录》当日课的一部

分，但最喜欢的却是《镜花缘》。此外也当然爱看绣像书，只是绣的太是呆

板了，所以由《三国志演义》的绘图转到《尔雅图》和《诗中画》一类那里

去了。中国向来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

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机会好一点的，偶然从文字堆中——

正如在秽土堆中检煤核的一样——掘出一点什么来，聊以充腹，实在是很可

怜的。这儿童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从经验上代答一句，便是故事与画本。

二十馀年后的今日，教育文艺比那时发达得多了，但这个要求曾否满足，

有多少适宜的儿童的书了么？我们先看画本罢。美术界的一方面因为情形不

熟，姑且不说绘画的成绩如何，只就儿童用的画本的范围而言，我可以说不

会见到一本略好的书。不必说克路轩克（Cruikshank）或比利平（Bilibin）

等人的作品，就是如竹久梦二的那些插画也难得遇见。中国现在的画，失了

古人的神韵，又并没有新的技工。我见许多杂志及教科书上的图都不合情理，

如阶石倾斜，或者母亲送四个小孩去上学，却是一样的大小。这样日常生活

的景物还画不好，更不必说纯凭想象的童话绘了，——然这童话绘却正是儿

童画本的中心，我至今还很喜欢看鲁滨孙等人的奇妙的插画，觉得比历史绘

更为有趣。但在中国却一册也找不到。幸而中国没有买画本给小儿做生日或

过节的风气，否则真是使人十分为难了。儿童所喜欢的大抵是线画，中国那

种的写意画法不很适宜，所以即使往古美术里去找也得不到什么东西，偶然

有些织女钏馗等画略有趣味，也稍缺少变化；如焦秉贞的《耕织图》却颇适

用，把他翻印出来，可以供少年男女的翻阅。

儿童的歌谣故事书，在量上是很多了，但在质上未免还是疑问。我以前

曾说过，“大抵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方向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

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于前者，诗人多属

于后者。其实两者都不对，因为他们不承认儿童的世界。”中国现在的倾向

自然多属于前派，因为诗人还不曾着手于这件事业。向来中国教育重在所谓

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一■眼，都非含有意

义不可，到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

看待。我们看那《伊索寓言》后面的格言，已经觉得多事，更何必去模仿他。

其实艺术里未尝不可寓意，不过须得如做果汁冰酪一样，要把果子味混透在

酪里，决不可只把一块果子皮放在上面就算了事。但是这种作品在儿童文学

里，据我想来本来还不能算是最上乘，因为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有那无意思之

意思的作品。安徒生的《丑小鸭》，大家承认他是一篇佳作，但《小伊达的

花》似乎更佳；这并不因为他讲花的跳舞会，灌输泛神的思想，实在只因他

那非教训的无意思，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比那些老成的文字更与儿童

的世界接近了。我说无意思之意思，因为这无意思原自有他的作用，儿童空

想正旺盛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愉快的活动，这便是最大的

实益。至于其馀观察记忆，言语练习等好处即使不说也罢。总之儿童的文学

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

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虽市场上摊

着不少的卖给儿童的书本。

艺术是人人的需要，没有什么阶级性别等等差异。我们不能指定这是工

人的，那是女子所专有的文艺，更不应说这是为某种人而作的；但我相信有

一个例外，便是“为儿童的”。儿童同成人一样的需要文艺，而自己不能造

作，不得不要求成人的供给。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现代野蛮民族里以

及乡民及小儿社会里通行的歌谣故事，都是很好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还不

能就成为“儿童的书”，须得加以编订才能适用。这是现在很切要的事业，

也是值得努力的工作。凡是对儿童有爱与理解的人都可以着手去做，但在特

别富于这种性质而且少有个人的野心之女子们，我觉得最为适宜。本于温柔

的母性，加上学理的知识与艺术的修养，便能比男子更为胜任。我固然尊重

人家的创作，但如见到一本为儿童的美的画本或故事书，我觉得不但尊重而

且喜欢，至少也把他看得同创作一样的可贵。

□1923年

6月

21日刊《晨报副镌》，署名周作人

□收入《自己的园地》

关于儿童的书

我的一个男孩，从第一号起阅看《儿童世界》和《小朋友》，不曾间断。

我曾问他喜欢那一样，他说更喜欢《小朋友》，因为去年内《儿童世界》的

倾向稍近于文学的，《小朋友》却稍近于儿童的。

到了今年这些书似乎都衰弱了，不过我以为小孩看了即使得不到好处，

总还不至于有害。但是近来见到《小朋友》第七十期“提倡国货号”，便忍

不住要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不是儿童的书了。无论这种议论怎样时髦，

怎样得庸众的欢迎，我以儿童的父兄的资格，总反对把一时的政治意见注入

到幼稚的头脑里去。

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

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极大的谬误。罗素在《教育自由主义》一

文上，说得很是透彻；威尔士之改编世界历史，也是这个意思，想矫正自己

中心的历史观念。日本文学家秋田雨雀曾说，日本学校的历史地理尤其是修

身的教训都是颠倒的，所以他的一个女儿只在家里受教育，因为没有可进的

正当的学校。画家木村君也说他幼年在学校所受的偏谬的思想，到二十岁后

费了许多苦功才得把他洗净。其实，中国也何尝不如此，只是少有人出来明

白的反对罢了。去年为什么事对外“示威运动”，许多小学生在大雨中拖泥

带水的走，虽然不是自己的小孩，我看了不禁伤心，想到那些主任教员真可

以当得“贼夫人之子”的评语。小孩长大时，因了自主的判断，要去冒险舍

生，别人没有什么话说，但是这样的糟蹋，可以说是惨无人道了。我因此想

起中古的儿童十字军来；在我的心里，这卫道的“儿童杀戮”实在与希律王

治下的“婴儿杀戮”没有什么差别。这是我所遇见的最不愉快的情景之一。

三年前，我在《晨报》上看见傅盂真君欧洲通信《疯狂的法兰西》后，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