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冰地志》者，其第二十章曰《关于蛇类》，文只一句云，“冰地无蛇”。.4

欧冰地志》者，其第二十章曰《关于蛇类》，文只一句云，“冰地无蛇”。.4

二。一，在明末思想的新分子不出佛老，文字还只有古文体，革命的理论可

以说得很充分，事实上改革不到那里去。我觉得苏东坡也尽有这才情，好些

题跋尺牍在公安派中都是好作品，他只是缺少理论，偶然放手写得这些小文，

其用心的大作仍是被选入八家的那一部分，此其不同也。反过来说，即是公

安作品可以与东坡媲美，更有明确的文学观耳，就是他们自己也本不望超越

白苏也。二、后人受唐宋文章的训练太深，就是新知识阶级也难免以八家为

标准，来看公安竟陵就觉得种种不合式。我常这样想，假如一个人不是厌恶

韩退之的古文的，对于公安等文大抵不会满意，即使不表示厌恶。我觉得公

安竟陵的诗都不大好，或者因为我本不懂诗之故亦未可知，其散文颇多佳作，

说理的我喜其理多正确，文未必佳，至于叙景或兼抒情的小文则是其擅长，

袁中郎刘同人的小记均非常人所有也。不过这只是个人的妄见，其不能蒙大

雅之印可正是当然，故晚明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不易得承认，而其旁门的地位

亦终难改正，这件事本无甚关系，兹不过说明其事实如此而已。

吾乡陶筠庵就《隐秀轩集》选录诗文百五十首，为《钟伯敬集抄》，小

引中载其咏钟谭的一首七言拗体，首四句云：

天下不敢唾王李，钟谭便是不犹人，

甘心陷为轻薄子，大胆剥尽老头巾。后又评伯敬的文章云：“至若

袁不为钟所袭，而钟之隽永似逊于袁，钟不为谭所袭，而谭之简老稍胜于钟，

要皆不足为钟病，钟亦不以之自病也。”陶君的见解甚是，我曾引申之云：

“甘心云云十四字说尽钟谭，也说尽三袁以及其他一切文学革命者精

神，褒贬是非亦悉具足了。向太岁头上动土，既有此大胆，因流弊而落于浅

率幽晦，亦所甘心，此真革命家的态度，朱竹垞辈不能领解，丛诃攒骂正无

足怪也。”现在的白话文学好像是已经成立了，其实是根基仍不稳固，随处

都与正统派相对立，我们阅公安竟陵的遗迹自不禁更多感触，不当仅作平常

文集看，陶君的评语也正是极好的格言，不但是参与其事者所应服膺，即读

者或看客亦宜知此，庶几对于凡此同类的运动不致误解耳。

翻印晚明的文集原是一件好事，但流弊自然也是有的。本来万事都有流

弊，食色且然，而且如上文所说，这些指责亦当甘受，不过有些太是违反本

意的，也就该加以说明。我想这最重大的是假风雅之流行。这里须得回过去

说《梅花草堂笔谈》了。我赞成《笔谈》的翻印，但是这与公安竟陵的不同，

只因为是难得罢了，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

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如王稚登、吴从先、

张心来、王丹麓辈，盖因其为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见地，

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欢，与傅青主金圣叹等视。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

王稚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

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

亦仍如此想。世间读者不甚知此种区别，出板者又或夸多争胜，不加别择，

势必将《檀几丛书》之类亦重复抄印而后止，出现一新鸳鸯蝴蝶派的局面，

此固无关于世道人心，总之也是很无聊的事吧。如张心来的《幽梦影》，本

亦无妨一读，但总不可以当饭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为饭，而

且许多又不知是何爪之子，其吃坏肚皮宜矣。所谓假风雅即指此类山人派的

笔墨，而又是低级者，故谓之假，其实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盖风雅或文

学都不是粮食也。

（廿五年四月十一日，于北平）

□1936年

4月

30日刊《益世报》，署名知堂

□收入《风雨谈》

书法精言

偶得《书法精言》二册，首题新昌王滨洲编辑，乾隆辛卯新镌，三树堂

藏板。书凡四卷，分执笔与永字八法，统论，分论·临摹，评论法帖等项，

本庸陋无聊，我之得此只因系禁书耳。卷首有自序云：

书者，六艺之一也。夫子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书亦文中一事，

是弟子不可以不学也。又曰，游于艺。是成德者不可以不事也。自古明

王硕辅，瑰士英流，莫不留心笔迹，其寿于金石者亘千载而如新，孰谓

斯道小伎而非士君子亟宜留心哉。故范文正公与苏才翁曰，书法亦要切

磋，未是处无惜赐教。况自唐以书判取士，于今为烈，凡掇巍科而擢苑

者靡不由是而升。士生今日而应科举，求工制艺而不留神书法，抑亦偏

矣。但地有悬殊，遇有得失，尝有卓然向上者或不能亲名哲之辉光，指

授笔阵，又无奇书秘旨以浚发其心胸，蹉跎有用之岁月，莫窥羲献之藩

篱者，不知凡几。噫嘻，书谱之纂岂不贵哉。顾或言焉而不详，详焉而

不精，仍无以作墨池之桴筏，以登于岸。近世不少纂录，戈氏为善，然

犹未备也。钦惟我国家列圣相承，龙章凤藻，照耀星汉，而佩文书画之

纂，搜罗今古，囊括宇内，焕乎若日月之昭回矣，惜下邑不获多见，贫

士又限于觏求。鲰生以庚辰落第，肄业都下，恭求其本，杜门三月，得

其言之尤精及夙闻于诸家者，汇为一集，约分四卷，名曰《书法精言》，

借以自课也。窃念少壮蹉跎，授受无自，又性好纂录，信手涂鸦，陵迟

以至于今日，中实愧恨。然实而课颖底之龙蛇，尚渐池烟之未黑；虚而

玩案头之波磔，庶几笔髓之旁融。今虽马齿加长，尤愿孜孜焉日就月将，

黾勉翰墨之场，以追袭古人之后尘，斯为快也已。乾隆辛卯年九月廿三

日，舟过韩庄闸，豫章滨洲王锡侯书。

王锡侯的《字贯》案，在民国六年出板的《心史丛刊》三集中孟先生有

一篇叙述，故宫博物院出板的《清代文字狱档》已出至第九集，却还没有讲

到这案。据《东华录》载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王泷南告发王锡侯编《字

贯》一书，诋斥《字典》，结果查出凡例中将玄烨胤禛弘历字样开列，定为

“大逆不法”，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王锡侯编著各书不问内

容如何，也都一律禁毁。孟先生文中云：

又据《禁书总目》所载应毁王锡候悖妄书目，有《国朝诗观》前集

二集，有《经史镜》，有《字贯》，有《国朝试帖详解》，有《西江文

观》，有《书法精言》，有《望都县志》，有小板《佩文诗韵》，有翻

板《唐诗试帖详解》，有《故事提要录》，有《神鉴录》，有《王氏源

流》，有《感应篇注》。今各书皆未之见，仅见《经史镜》一种，于其

序跋见王锡侯之生平，于其义例见锡侯著书之分量，此亦谈故事者之一

大快矣。

孟先生根据《经史镜》的跋查出锡侯生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一七一三），

《经史镜》刊成于乾隆丙申，即被逮的前一年，年六十四，《书法精言》序

云辛卯，盖五十九岁时作也。锡侯之为人，孟先生亦从序跋中略为研究，称

其盖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批评极当。《经史镜》所分门目既多可笑，如首

以庆殃报复，次以酒色财气四戒，孟先生已称其义例粗鄙，又如所著书有《感

应篇注》，书虽未见，内容亦可想而知，总之不出那庸妄的一路罢了。此外

①《逸经》题作《王锡侯书法精言》。

如《佩文诗韵》、《试帖详解》等，都是弋取功名的工具，《书法精言》亦

是其一，读序文可知，文章既欠通顺，思想尤为卑陋，只似三家村塾师所为，

连想起龚定庵的《干禄新书序》来，觉得有天壤之殊，像定公的才真够得上

狂悖讪谤的罪名，锡侯那里配呢。孟先生论锡侯的学问人品云：

生平以一举乡试为无上之荣，两主司为不世之知己，此皆乡曲小儒

气象，决非能有菲薄朝廷之见解者。..观其种种标榜之法，锡候之为

人可知，要于文字获罪，竟以大逆不道伏诛，则去之远矣。陋儒了无大

志，乃竟如后世所谓国事之犯，以国家雠此匹夫，亦可见清廷之冤滥矣。

王锡侯实在是清朝的顺民，却正以忠顺而被问成大逆，孟先生谓其以临文不

讳之故排列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之名，未免看得太高，其实恐怕还是列举出来

叫人家避用，不过老实地排列了，没有后人那样聪明，说上一字是天地某黄

之某，所以竟犯了弥天大罪耳。康熙中出板的王弘撰的《山志》凡例中有云：

“国讳无颁行定字，今亦依唐人例但阙一笔。”可见在清初这种事本不

怎么严密规定，又看见康熙时文人的手稿或抄本，玄字亦不全避，盖当时或

者就很随便，锡侯习焉不察或不能观察世变，在《南山集》《闲闲录》各案

发生之后，犹漫不经心，故有此祸。

其实这也不能责备锡侯，专制之世，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他自己

亦不知道也。孟先生在论《闲闲录》案中云：

“实则草昧之国无法律之保障，人皆有重足之苦，无怪乾嘉士大夫屏弃

百务，专以校勘考据为业，借以消磨其文字之兴，冀免指摘于一时，盖亦扪

舌括囊之道矣。”孟先生写此文时在民国六年，慨乎其言之，今日读此亦复

令人慨然也。

查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四总集类有《国朝诗观》十六卷，清王

锡侯编，清乾隆三树堂刻本，盖是初集也。文化南渡，善本恐麇集于上海滩

上矣，此《诗观》亦不知何时可以有一见的眼福，孟先生所说的《经史镜》

似亦未必在北平，然则我所有的破烂的两册《书法精言》岂非《字贯》案中

现在仅存的硕果乎。书虽不佳却可宝贵，其中含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古

今最可怕的以文字思想杀人的一种蛮俗的遗留品，固足以为历史家的参考，

且更将使唯理论者见之而沉思而恐怖也。

（民国廿五年三月十日，于北平知堂）

［附记］“清代文字狱考”与“禁书书目提要”，都是研究院的好题目，

只可惜还没有人做。图书馆也该拚出一笔冤钱，多搜集禁书，不但可以供研

究者之用，实在也是珍籍，应当宝重，虽然未必是善本。禁书的内容有些很

无聊，如《书法精言》即是，上文云冤钱者意即指此，然而钱虽冤却又是值

得花者也。

□1936年

5月刊《逸经》5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风雨谈》

蒿庵闲话

对于蒿庵张尔岐的笔记，我本来不会有多大期待，因为我知道他是严肃

的正统派人。但是我却买了这两卷闲话来看，为什么呢？近来我想看看清初

人的笔记，并不能花了财与力去大收罗，只是碰着到手的总找来一看，《蒿

庵闲话》也就归入这一类里去了。这是嘉庆时的重刻本，卷末蒋因培的附记

中有云：

“此书自叙谓无关经学不切世务，故命为闲话，然书中教人以说闲话看

闲书管闲事为当戒，先生邃于经学，达于世务，凡所礼记皆多精义，固非闲

话之比。”据我看来，这的确不是闲话，因为里边很有些大道理，如卷一有

一则上半云：

明初学者宗尚程朱，文章质实，名儒硕辅，往往辈出，国治民风号

为近古。自良知之说起，人于程朱始敢为异论，或以异教之言诠解六经，

于是议论日新，文章日丽，浸淫至天启崇祯之间，乡塾有读《集注》者

传以为笑，《大全》《性理》诸书束之高阁，或至不蓄其本。庚辰以后，

文章猥杂最甚，能缀砌古字经语犹为上驷，俚辞谚语，颂圣祝寿，喧嚣

满纸，圣贤微言几扫地尽，而甲申之变至矣。

下文又申明之曰：“追究其始，菲薄程朱之一念实渐致之。”《钝吟杂录》

卷二“家戒下”斥李卓吾处，何义门批注云：

“吾尝谓既生一李卓吾，即宜一牛金星继其后矣。”二公语大妙，盖以

为明末流寇乃应文运而生，此正可代表中国正统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派也。但

是蒿庵也有些话说得颇好，卷一有一则云：

韩文公《送文畅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语，盖以学佛者为墨，

亦据其普度之说而以此名归之。今观其学，止是摄炼精神，使之不灭，

方将弃伦常割恩爱，以求证悟，而谓之兼爱可乎。又其《送文畅北游》

诗，大以富贵相夸诱，至云酒场舞闺姝，猎骑围边月，与世俗惑溺人何

异。《送高闲序》为旭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无遗锱铁情炎于中利欲

斗进为胜于一死生解外胶，皆不类儒者。窃计文畅辈亦只是抽丰诗僧，

不然必心轻之矣。

那样推尊程朱，对于韩文公却不很客气，这是我所觉得很有兴趣的事。前两

天有朋友谈及，韩退之在中国确也有他的好处，唐朝崇奉佛教的确闹得太利

害了，他的辟佛正是一种对症药方，我们不能用现今的眼光去看，他的《原

道》又是那时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宣言，不失为有意义的事，因为据那位朋友

的意思，印度思想在中国乃是有损无益的，所以不希望他发达，虽然在文学

与思想的解放运动上这也不无用处。他这意见我觉得也是对的，不过不知怎

的，我总不喜欢韩退之与其思想文章。第一，我怕见小头目。俗语云，大王

好见，小鬼难当。我不很怕那大教祖，如孔子与耶稣总比孟子与保罗要好亲

近一点，而韩退之又是自称是传孟子的道统的，愈往后传便自然气象愈小而

架子愈大，这是很难当的事情。第二，我对于文人向来用两种看法，纯粹的

艺术家，立身谨重而文章放荡固然很好，若是立身也有点放荡，亦以为无甚

妨碍，至于以教训为事的权威们，我觉得必须先检查其言行，假如这里有了

问题，那么其纸糊冠也就戴不成了。中国正统道学家都依附程朱，但是正统

文人虽亦标榜道学而所依附的却是韩愈，他们有些还不满意程朱，以为有义

①《宇宙风》原题《文人之行》。

理而无文章，如桐城派的人所说。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于韩退之便不免要特

别加以调验，看看这位大师究竟是否有此资格，不幸看出好些漏洞来，很丢

了这权威的体面。古人也有讲到的，已经抄过了四五次，这回看见蒿庵别一

方面的话，觉得也还可取，所以又把他抄下来了。

蒿庵自己虽然是儒者，对于“异端”的态度还不算很坏。卷一记利玛窦

事云：

要之历象器算是其所长，君子固当节取，若论道术，吾自守家法可

耳。

卷二论为学云：

杂家及二氏，药饵也，投之有沉疴者立见起色，然过剂则转生他病，

或致杀人。

又有一则云：

与僧凡夫语次及避乱事，曰，乱固须避，然不可遂失常度，命之所

在巧拙莫移，若只思苟免，不顾理义，平生学问何在。又余怒一人，僧

移书曰，学者遇不如意事，现前便须为判曲直，处分了即放开心胸，令

如青天白日，若事过时移尚自煎萦，此是自生苦恼也。

此僧固佳，但蒿庵能容受，如上节所云，“自恨弱植，得良友一言，耳目加

莹，血气加王，”自亦难得。我与凡教徒都是隔教，但是从别一方面说，也

可以说都有点接近，只是到了相当的距离就有一种间隔，不能全部相合或相

反也。何燕泉本陶集中引《庐阜杂记》云：

“远师结白莲社，以书招渊明。陶曰，弟子嗜酒，若许饮即往矣。远许

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攒眉而去。”这件事真假不可知，我读了却很

喜欢，觉得甚能写出陶公的神气，而且也是一种很好的态度，我希望能够学

到一点，可是实在易似难，太史公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矣。

《闲话》卷一有一则说《诗经》的小文，也很有意思，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