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区及地方委员会负其责任。”
“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
命的，均应以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此因（一）可减省人力财力。
（二）可使国民党易于发展。（三）可使各种努力的声势与功效比较扩大，
而且集中。但对于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
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之发展，当然不能
停止。”
这几个文件，即使是今天重读，也毫无理由否认它们是有利于国共两
党合作，有利于国民革命，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第一、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要保持自己
组织的独立性，接受本党的领导，并须努力从工人阶级和国民党左派中，吸
收有工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加入本党，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以
适应国民革命的需要。中共中央指示自己的党员在国民党工作中要注意达到
良好的效果。有些工作，用国民党名义去作而能收到良好效果，就用国民党
名义去作；有些工作，虽有利于国民革命，但国民党不愿以其名义进行活动
的，则共产党以独立活动进行。总之，一切以对国民革命有利，而又不影响
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为准则。
第二、鉴于国民党在以往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与反动势力进行
妥协的事实（即使在当时，孙中山仍谋求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合作，
组织孙、张、段三角联盟，以对付直系曹锟、吴佩孚），有过革命不彻底的
倾向，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政治上保
持不与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的坚定立场，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
妥协的倾向，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扩大国
民党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完成国民革命。
与此同时，吸收那些既赞成国民革命，又信仰共产主义的分子加入共产党，
这只能促进国民革命，而无任何害处。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上，这些文件都不能成为右派弹劾书指控
中国共产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在国民党中组织中共“党团”活动
的证据。邓泽如等人以这些堂堂正正的文件，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
青年团员“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
尤不光明”，“可谓阴狠极矣”等等罪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新青年》、
《向导》和《民国日报·觉悟》所刊载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乃是两党合作
过程中正常的互相批评和监督，绝对没有右派所攻击的“党团行于内，言论
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恰恰相反，如果两党
之间只有一味的无原则的奉承恭维，而没有为了实现国民革命这一共同目的
所进行的必要的批评监督，那么，这种合作是不会巩固，也不会持久的。
右派弹劾共产党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
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言词恶毒，
气焰嚣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
为首的右派二十人，上书孙中山，说：“中央执行委员中，颇多共产党员及
倾向该党之人，以之解决此案，万无正当办法，望我总理念本党数十年缔造
之艰难，不容少数人破坏于一旦，毅然主持。”①上海的喻育之等八十多名
右派致电孙中山，要求“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
严重制裁。”②在此期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右派
分子，相继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
《护党周刊》。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北京《民生周报》等，也出
现了“清党”的叫嚣。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4 年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十件议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①何世桢等呈中山先生请斥
退共产党人。
②上海《时报》1924 年8 月4 日。
面对右派的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中国共产党
人和左派国民党人，不能不奋起反击。6 月25 日，国民党顾问、教练员鲍
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话中哓哓不
休，竟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据理严辞驳回。7 月3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弹劾案，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
论。7 月7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
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
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生怀疑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①。
①《民国日报》，1924 年7 月20 日。
这时，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病重。她患的是肺病，她的母亲和姐姐是
患肺病死的，瞿秋白也患有肺病，不知是谁把这个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疾病
传染给了她，而婚后的生活又加速了这病的发展。最初医生误诊为怀孕的反
映，待到确诊为肺病时已非药物所能救治了。瞿秋白每天回到家中，就在妻
子卧病的床边，一面写作，一面照料她。他知道妻子的病的恶化，而这病说
不定就是自己传染给她的，更增加了他的痛苦。他给已离开上海到湖南省亲
的丁玲的信中说：“我好象预感到什么不幸。”7 月间，王剑虹病危，不久就
死去了。这时，她只有二十岁左右。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生前的照片，
就是定情之夕由丁玲从墙上取下送给他的那一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用白
绸巾好好包起。
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他平时称
爱妻为“梦可”——“我的心”；他的心现在死去了，他难过，怨对不起他
的心..。但是，这时广州的严峻的斗争在等待着他。所以，丧事办完，把
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他便束装就道，匆匆赶到了广州。
1924 年8 月13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
秋白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出席会议，就解决党内纠
纷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
15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19、20、21 日连续三天
讨论弹劾案问题。
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
邹鲁、覃振、王法勤、柏文蔚、谭延闿、沈定一、于树德、丁惟汾、恩克巴
图等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苇村、白云梯、
傅汝霖等人。原提案人谢持、张继列席。
19 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张继在发言中，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公然
主张“分立”。王法勤发言不赞成“在分立论上讨论”。覃振发言支持张继。
这时，瞿秋白起立发言。他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
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说明国民党在组织上有否与共产党合作
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
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说：
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
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
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
……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
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
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
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①。①
对于三监察委员会弹劾案之答辩词。
瞿秋白的发言，完全符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
程，使左派深感赞同，右派无从驳辩。8 月20 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孙中山
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
《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国民党内之共产派
问题》草案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
谬极戾”；“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格以分裂者，亦有类于
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①这两个草案在8 月
21 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汪精卫、李石曾等都表示不
能同意右派的弹劾案。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弹劾案内所举中国共产党和青年
团的文件，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会后，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出了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指出：“今
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
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
用”。“自经此决议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②.. ①《革命文献》第16
辑。
②《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 期。
反击右派弹劾案，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在孙中山支持下，对
右派势力的一场尖锐的斗争，最后以右派的反共活动暂时失败而告结束。10
月，张继牢骚满腹地上书孙中山，请求解除党职兼除党籍。谢持离广州去上
海。邓泽如心灰意冷，干脆撂了挑子。
孙中山、廖仲恺等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良好合作，使国共合作
的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于是有讨伐广东反动势力的东征、南征的胜利；
有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发起；有工人运动的复兴，农民运
动的勃起；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国共合作大有益于两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中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涨。
八 大革命风暴中（上）
黄仁事件前后
王剑虹病逝，一个活脱脱的富有才华的生命倏然熄灭了。他们的爱情
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温柔、光辉、
诗意浓厚的恋爱，都是瞿秋白毕生难忘的。往日的酬唱顿然停止，剩下一个
人，难免有人去楼空，萧索悲凉之感。
然而，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的火焰，正在中国大地上燃起，总有一天要
形成燎原之势。一切革命者，都在用自己的光和热，加快这地火的升腾。瞿
秋白的悲痛，也被日日夜夜紧张奋斗的激情冲淡了。工作时，他依然是那样
勤奋，那样忘我，那样生气勃勃。
广州的反击右派斗争结束以后，瞿秋白没有马上回上海。国民党中央
政治委员会开了两次会。瞿秋白开完会后，继续留在广州。这时，正是英帝
国主义支持的广州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武装商团蠢动之际。形势日益紧
张，而广州革命政府却游移不决，甚至谋求对商团实行妥协。中国共产党公
开发表政治主张，力促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坚决以武力镇压反革命
叛乱。9 月23 日，瞿秋白写广州通信《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之孙中山
政府》一文；10 月2 日又写广州通信《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先后送
给《向导》。前一篇文章就广州商团叛乱事件，进行了评论，指出：“这次扣
械风潮的最后原因实在于英国帝国主义之阴谋。”①“扣械问题不但不是商
人和政府冲突——决不是如此简单；而且不单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及买办阶
级的冲突——却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进攻广州政府，而政府及国民党内的右
派分子巧为内应的活剧。”②文章对国民党内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件中的政
治面目及其本质，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变中的关
系最堪注意：商团首领陈廉伯、陈慕受，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赞助反革命
及买办阶级的军人，也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游移不定，没有决心镇压反革
命的，是国民党中派诸要人；决然要求解除商团武装，而武装劳动平民的则
是真正革命的生力军——左派分子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群众。”右派“代表买
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左派即革命派是代表劳动平民的利益”；中派
则“幻想维持政权，又不敢接受平民群众之赞助”，“助长了妥协派以至于反
动派的气焰”③。总之，“国民革命里的分化，在这次事变中已经看得非常
清楚。还要保存国民党历史上革命光荣的人，究竟愿意走进那一条道路？这
是一个根本问题。”④瞿秋白是把商团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革命营垒中的分化，
与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的。他用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诫一切革命党人：
妥协让步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坚持革命的道路，用武力镇压帝国主义支持下
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武装叛乱。那种“单想用暗渡陈仓的方法去回避革命，无
论口头上怎样拚命的否认党中有派，是不成的；其结果必定是政治上的降服
于右派，或者简直是降服于反革命派与帝国主义。”⑤.. ①②③④⑤《向导》
第85 期，1924 年10 月1 日。
在《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一文中，瞿秋白就广州政府压制印刷
工人为反对报界公会资本家而举行的罢工一事，指出，印刷工人为反对报界
资本家的压迫，提出的正当要求①是无可非议的，并不是与政府为难，更不
是“破坏宣传机关”。广州政府应该明了：工人的要求是“赞助国民革命—
—表现自己的力量的赞助国民革命的政府；不肯让政府单独去对付违反国民
党改善农工生活政纲的‘报界’”；是“以工人实力赞助国民党镇服广州党内
党外的反革命派，并且达到自己的绝不能稍缓的经济要求”。②事实证明，
工农群众是衷心拥护革命的广东政府的，他们在不久以后积极参加了对商团
叛乱的武装镇压行动，并且在以后的一系列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①印刷工人的三项要求是：（一）各报馆宣言拥护革命，反对商团；（二）各
报馆不再做反对工人的宣传；（三）加薪。
②《向导》第85 期，1924 年10 月1 日。
10 月初，瞿秋白回到了上海。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海大学师生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
革命斗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先后创办了平民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工
人夜校等。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北京、保定学界发生
学潮，上海大学学生立即起而声援，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瞿秋白回到上海大学不久，上海各界三十多个团体正在筹备国庆纪念
大会，10 月10 日，天气极好。清晨，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杨之华和几位
同学，邀请瞿秋白到河南路桥北面天后宫参加大会。他们先到半淞园去散步，
然后再去参加上午十点召开的大会。
当他们登上电车后，得到报告：租界当局勾结国民党右派、无政府主
义派，收买了地痞流氓，准备捣乱今天的大会。同学们当即要瞿秋白暂时回
家，他们先到会场去看看动静再说。瞿秋白下车，回家工作。
这时正值江浙战争爆发，江苏军阀齐燮元和浙江军阀卢永祥火并。控
制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喻育之、童理章主张助卢倒齐，遭到与会进步学生的反
对，他们发表演讲，反对一切军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竟被诬为“奸细”。
上海大学学生黄仁鼓掌赞成反帝反军阀的演讲，竟被右派收买的暴徒殴打，
从七尺高的台上推下，跌落台下硬石上面，顿时口鼻流血，不省人事。警察
竟将黄仁等受伤同学关闭起来，而任凶手走脱。杨之华等人急忙将黄仁救出，
送往同仁医院救治，院方以伤势过重，拒不收留，又送往宝隆医院。
这时又得到消息：租界当局要采取恐怖手段镇压共产党人，瞿秋白的
处境也很危险。
黄仁送到医院时苏醒过来，但鼻出黄水，呕饭溺血，惨不忍睹。医生
说，伤及脑部，已难医治。当晚，党组织派杨之华等同学到医院看护黄仁。
午夜过后，瞿秋白来看视黄仁，杨之华把医生的意见告诉他。他俯下身来，
抚摸着黄仁的额角，小心地揭开被子，轻轻地呼唤着黄仁的名字。但是，黄
仁仍然昏迷不省，无法答应了。临走时，瞿秋白说，明天清晨就把棺木、寿
衣送来。第二天夜间，黄仁呼吸困难，延至12 日凌晨二时气绝。
经尸体解剖，证明胪骨已破，脑质损坏，内脏多处受伤，确为因伤毙
命。
当天，瞿秋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反对国民党右派暴行的行动委
员会，指挥全上海人民起来抗议这种暴行①。上海大学学生会于10 月15 日
通电全国，指出：“黄君之死，实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死，为反对军阀而死，
为党义而死，为谋全国人民之利益而死”。
②“黄君..乃先全国人民而死者之一人，民与贼不两立，望我同胞
从速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与军阀下猛烈之总攻击”。③10 月27 日，在上
海大学举行黄仁烈士追悼大会，到会人数众多。瞿秋白、沈玄庐、恽代英等
及各公团代表，都发表了演说。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会场演说极悲壮激
昂之至，闻者色动”④。①杨之华：《秋白同志年谱》，未刊稿。
②③《黄仁惨死之抗议声》，《民国日报》1924 年10 月17 日。
④《黄仁烈士追悼会纪事》，《民国日报》1924 年10 月28 日。
黄仁被害事件，影响所及，使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共产党员、左派国
民党人与英国文学系的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斗争激化起来。社会学系学生反对
英文系主任、右派何世桢，英文系学生反对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结果，何
世桢和瞿秋白双双辞去系主任职务。此后，瞿秋白仍然常来上海大学讲课。
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
杨之华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指斥叶楚伧“主持不力，（对右派）迹近纵容”。
①在《民国日报》编辑部，反击右派叶楚伧等人的斗争也很激烈。瞿秋白上
书孙中山，指出上海《民国日报》“言论诧异”，要求改组，孙中山把瞿秋白
来书批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②。革命力量在《民国日报》逐渐占据
优势，迫使右派领袖叶楚伧退出报社。①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3
页。
②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十次会议记录，1924 年12 月11 日。
11 月，孙中山自广州北上途经上海。上海大学师生到黄浦江边欢迎，
并暗中加以警卫。当上海大学迎接队伍返校途经嵩山路时，法租界巡捕将校
旗夺走，后经交涉，才由法巡房送回。帝国主义对上海大学师生的革命活动，
十分恐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记载说：“最近几个月来，
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之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
在西摩路132 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处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贮
藏社会主义之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之大部分教
授均系公开的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渐引导学生走向该政治信仰。教授中计有：
邵仲辉，又名邵力子，《民国日报》编辑，彼系共产党人已几年了；社会学
系教授瞿秋白，瞿系中国布尔什维克领袖之密切友人；施存统，于1921 年
因共产党活动在日本被驱逐出境。其地位较低之教授而为《向导》写稿的则
有：蒋光赤、张太雷、刘含初。”①12 月9 日下午，在会审公廨授意下，工
部局警务处刑事处及静安寺巡捕房包探，突然对上海大学和师生宿舍进行公
开搜查，搜去“排外性质书籍三百册”②，“社会主义性质之俄文书籍三百
四十本”③。警务处在报告中说：“所发现的证据都明显地说明了该校的三
百个学生的大部分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他们所受的训练，无疑地是企图使他
们成为有智力的共产主义宣传家的。”④“从发现的书籍中可以看出，教授
中有些人是熟谙俄国语言及文学的。”⑤会审公廨传讯了代理校长邵力子，
并判将抄获书刊一律销毁。租界当局下令通缉瞿秋白，并将在上海大学图书
馆值班的学生李炳祥带到捕房，包探问他：“瞿秋白在哪里？”李炳祥回答：
“我在书报流通社工作，可不知道瞿秋白是谁，更不知他在哪里。”⑥幸好，
瞿秋白已于一个月前由慕尔鸣路搬到闸北宝通路顺泰里十二号，这时又隐居
于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的家中，得以逃避捕房的缉拿。当杨之华告诉他家中
和学校被搜查，书刊（其中的俄文书，是他在莫斯科节省了自己的食糖换来
的）被焚毁的消息时，他轻轻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冷静地在桌子周围
来回地走着。然后，他停下来说：“书烧了，但是进步的思想是毁灭不了的！”
⑦.. ①②③④⑤上
⑥⑦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 期。
同志，战友，妻子
1924 年11 月18 日①，瞿秋白第二次结婚，爱人是他的学生和战友杨
之华。①过去一向说，瞿杨于1924 年11 月7 日结婚。据上海《民国日报》
1924 年11 月27— 29 日连续三天刊登的沈剑龙、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
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则瞿杨结婚时间不应在此
以前。
在极端尖锐的斗争中，许多青年的革命者，往往深感孤身力薄，而需
要聚集大批战斗的勇士，也需要志趣相投、道义相合的朋友。在这个革命情
谊交融的大家庭中，一些男女战友之间，会逐渐加深情谊，甚至很快便会发
展到互相爱慕，而结合起来。瞿秋白和杨之华之间的爱情，就是这种超平常
态的快速的结合。
杨之华又名小华、杏花，别名文君、文尹、杜宁，浙江省肖山县人，1900
年生于肖山县坎山街三岔路。在这个小镇上，杨家曾经是当地首富，地中之
外兼营米丝生意，后来家道虽然衰落，但在乡里仍然有些地位。杨之华幼时
聪敏好学，性格温柔，又有超群的美貌；家人亲友宠爱地叫她“小猫姑娘”。
但是这位小姑娘却很有个性，很有同情心。
家中长辈一向重男轻女，哥哥们可以在专门为他们办的家塾读书，却
不许女儿读书。杨之华常常躲在书房门外偷听塾师授课。塾师见她好学，便
请求家长允许，让她与男孩一起读书。那时，女子缠足，是天经地义，杨之
华屡次反抗，终于使母亲让步。五四运动前后，杨之华冲破封建藩篱，来到
杭州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深受新文化运动的薰陶。
从杭州回到家里，她毅然剪掉长发，还下水游泳，上街骑自行车，一
时轰动，传为奇闻。
1920 年她与沈剑龙结婚，去夫家时只穿一套粉红色衣服，既不坐轿也
不带嫁妆，不请酒设宴。当时，她听说上海《星期评论》社要组织一批青年
到苏俄去学习，便来到上海，结果没有去成，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1921
年，当时还是共产党人的沈玄庐在肖山县衙前镇与当地农民领袖李成虎一起
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为了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沈玄庐仿效党在
城市中从办工人夜校入手开展工人运动的方法，邀请宣中华、徐白民、杨之
华等人，兴办衙前农民小学，学际上成为发动和团结衙前农民的活动中心。
肖山农民运动，1921 年秋冬达到高潮，掀开了中国新型的农民运动史
的第一页。杨之华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教育，不久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一时期，妇女解放问题引起了杨之华的重视，从1922 年7 月到11
月，她先后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了《社交和恋爱》、
《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离婚问题的我见》、《谈女子职业》
等文章，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喊出了千万妇女要求自由解放的心声。她
写道：“男女社交在社会上自然是很重要的问题。
自五四运动以来，提倡公开的人也很多。可是终不易实行。..依我
个人想起来，是因社交男女自己造成的障碍。一面说要社交公开，一面又做
得不要社交公开。自相矛盾，自己搬了石堆，充塞了自己进行的路。”①这
时，有一个人向杨之华求爱，遭到拒绝，他竟背地里散布说杨之华同意与他
恋爱。他对真正的爱情全然无知，却说“吊膀子”是“无产阶级的恋爱方式”。
②杨之华著文揭露了这个人的嘴脸，鞭挞了他的丑恶的灵魂。
她写道：“‘吊膀子’是不生产者虚伪的没廉耻的诱骗异性的专有名词，
所以社会上都认吊膀子是两性间一种恶行为，而这位先生竟把吊膀子当作恋
爱！”“真正无相当知识的无产阶级的人，可怜他们一天到晚做工都来不及，
还有什么工夫去吊膀子？这位先生凭空拖了无产阶级来掩护他公然鼓吹吊膀
子的主张，并且把知识、名望、人格蕴藏在漂亮衣服、特别言动堆里，不但
污蔑了知识、名望、人格，简直污蔑了纯洁的无产阶级”。
③旧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杨之华痛感于妇女一生“何等枯燥！何等
不幸！”大声疾呼妇女要独立，不做男人的寄生虫，“我们终要靠着
自己的力量去做，不要仍旧去依赖男子；对于女子，我们应当有互
助的心”。④妇女们应该起来奋斗，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那时她们
“将由被压迫被支配的地位，由自觉而进到自主的地位了。”⑤
①《社交和恋爱》。1922 年7 月《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②《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1922 年8 月11 日《民国日
报》副刊《妇女评论》。
③《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1922 年8 月11 日《民国日
报》副刊《妇女评论》。
④《谈女子职业》。1922 年11 月《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⑤《保定女师学潮给我们的希望》。《妇女周报》第34 期，1924 年4 月。
1923 年底，杨之华报考上海大学，录取后在社会学系学习。她学习刻
苦，追求真理，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她是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同
时参加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
国共合作中，她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工作。在那里，
她认识了向警予。
向警予担任该部助理，杨之华和张琴秋两人协助她工作。杨之华最初
认识瞿秋白，仅仅是在课堂上。平时，瞿秋白严肃沉静，不苟言笑。因此，
有人说他是“骄傲的”、“冷酷的”。不久，在鲍罗廷家中的一次会见，使她
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有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
事离沪，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到鲍罗廷那里去汇报。她
到了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瞿秋白，原来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瞿
秋白担任她们谈话的翻译，在他的帮助下，她顺利完成了汇报任务。她后来
说：“从这次工作接触后，我觉得他很诚恳，很愿意帮助别人。他不但不骄
傲，而是很谦虚；不但不冷酷，而是很热情。他的热情，不是浮在表面，而
是蕴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感觉到这种热情的
力量。”①不久，在向警予、瞿秋白的帮助下，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瞿秋白。①杨之华：《忆秋白》。
杨之华的第一次婚姻是由家庭包办的。杨、沈两家是世交，杨之华和
沈剑龙在幼年时，便由双方的家长杨父杨羹梅和沈父沈玄庐定了亲。结婚时，
沈剑龙还在学校念书。
表面上看，沈剑龙俊俏聪明，但实际上是个贪图色欲，腐化堕落，而
且思想变得越来越反动的花花公子，连他父亲也不满意这个放荡的儿子。沈
玄庐支持杨之华到上海求学。
沈玄庐与邵力子也是世交，杨之华到上海，常常住在邵家，她的女儿
沈晓光就是住在邵家生的。沈剑龙在杨之华去上海大学求学期间，生活更加
糜烂，在家乡愈发闹得不象样子。杨之华写给他的大量信件，他连看也不看，
气得沈玄庐把这些信寄回给杨之华，说他儿子根本没有看。从生活方式到思
想境界，这一对夫妻，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出现了裂痕，并且分岐越来越
大，最后到了不得不分离的地步。杨之华把女儿的名字改为独伊，意思是只
生这一个，以此表明她对沈剑龙的怨恨和决裂。杨之华要求与沈剑龙离婚，
得到了沈玄庐的支持。
关于杨沈的离婚，瞿杨的结婚，还有一段佳话，下面是杨之英的回忆
①：.. ①杨之英：《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回忆杨之华》第147— 148 页。
李文宜也有同样的回忆，唯情节稍有出入，见同书第57 页。
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1924 年11 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肖山家中来的时
候。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
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
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
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
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果然，姐姐和秋白回到上海后不久，邵力
子主办的《民国日报》上就登出了两条启事，一条是姐姐与沈剑龙的离婚启
事，一条是姐姐与秋白的结婚启事。
①11 月7 日，十月革命纪念那天，姐姐和秋白正式结婚。我的父母亲
认为这事丢了杨家的面子，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姐姐从此却更加勇敢地
走上了献身于革命的道路。①瞿、杨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杨、沈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
关系。”瞿、沈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
的关系。”上海《民国日报》，1924 年11 月27、28、29 日。
瞿秋白和杨之华的超乎寻常的结合，引起了一些人，包括某些自己同
志的不理解，甚至于非议。瞿秋白的心情很苦恼。他在这时写了十几封信，
寄给在北京的丁玲，几乎每一封信都责骂自己，说他对不起王剑虹，还说，
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只有天上的梦可（王剑虹）才有资格批评他。这一束
象谜似的、使人费解的信，表达了他的内心的烦恼和惶惑，反映了一个人性
格上、心理上的矛盾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平凡的、普通的人物，还
是伟大的、杰出的人物，似乎都免不掉这种矛盾的困扰。要彻底排除这种困
扰，除了消除造成这种困扰的个人的主观因素外，还要消除外在的客观的因
素，即社会和阶级的落后于时代的消极因素；后者，也许是更重要的。
杨之华离开沈剑龙后，沈玄庐夫妇从此不许她再来见女儿独伊。杨之
华思女心切，渴望一见。瞿秋白非常理解她，热情地给予安慰，并于1925
年初帮她抽空回乡探望。她避开公婆，偷偷地见了女儿一面，又匆匆而别。
回到上海，杨之华仍对女儿思念不已。
瞿秋白想尽一切方法为她解忧。他讲《安娜·卡列尼娜》故事给她听，
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
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的心灵呵！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
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
你一定会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够和你
的孩子在一起生活。”他写了一首长诗给杨之华，咒诅黑暗的旧社会，但孩
子将有光明的前途，他会爱护她，培养她，教育她，使她成为对社会有贡献
的人。不久，杨之华征得瞿秋白同意，他们一起回到肖山家中。在母亲那里，
他们决定派人去把孩子从沈家偷出来，抱回上海。那天，他俩站在山上，一
会儿看到孩子出来，杨之华刚刚把她抱在怀里，就被追赶来的两个大汉把孩
子夺走了。孩子哭喊着妈妈，杨之华的心都碎了，忍不住大哭起来。她和瞿
秋白沿着河边，冷清凄凉地走着。两人都默默无语，杨之华第一次看见瞿秋
白流下了眼泪。
后来，杨之华的母亲，设法接独伊到外婆家来玩，然后把她送到了上
海。母女终于团聚。
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趣事。
瞿秋白五四时代的老朋友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
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
临到举行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他就写
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瞿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
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
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
郑振铎一看，以为瞿秋白事忙，不能刻，就请沈雁冰刻。第二天上午，
沈雁冰把他连夜刻好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
包，大书“贺仪五十元”。
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沈雁冰已把纸包打开，原来是
三方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
对，刻边款“长乐”二字。
郑、高两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又是新婚之喜，“长乐”二字，是用意
双关的。沈雁冰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
人意外，郑振铎和沈雁冰不禁捧腹大笑。下午，举行结婚仪式。瞿秋白也来
贺喜，请他讲话，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
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
有鼓掌欢呼者，都引为奇闻。
瞿秋白和沈雁冰是1923 年相识的，后来两家就隔壁住着，经常往来，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热血日报》
被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通缉以后，瞿秋白转入了地下活动，把更多的
精力放到了党的工作上来。他先是隐居在北四川路底兴业里一号孙瑞贤家三
层楼的阁楼上，杨之华负责与他联系。不久，他们迁到宝山路顺泰里十二号
一间窄小的房间，床、桌、椅之外，就只有很小的一块空地了。瞿秋白经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