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批判的现实的意义，显然在于借此唤起人们揭露和反对中国大地主大
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专制统治。郭沫若这时在上海编《洪水》半月刊，从
文艺转到社会问题方面。当时，有一些人在争论：中国走日本明治维新之路，
还是走土耳其基马尔之路？郭沫若旅居日本多年，认为日本的道路，在中国
走不通；但对于基马尔，他不了解，因而向瞿秋白请教，瞿秋白答应给他找
一些资料。会见时，郭沫若看到，瞿秋白脸色苍白，一副病容。
①《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 年10 月）。
②《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 年10 月）。
③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北新书局1936 年版。
这时，瞿秋白的肺病又加重了，每天发烧，经常吐血，但他照常坚持
工作。仅仅在1926 年1、2 月间，他就写了政治理论文章近二十篇。这些文
章，围绕批判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言论，紧紧抓住无产阶级的革
命领导权这一根本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这时，
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与以前相比，更加深化，更加完备了。
在此以前，他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主要还是在理论原则上的阐释；现在，
他经历了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积累了实践经验，
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更加符合中国
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毫不妥协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
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无产阶级必须毫不犹豫地争夺领导权，中国
革命的领导权绝对不会“天然”的落在无产阶级手中。
瞿秋白指出，国共合作以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居
主导地位，五卅运动“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资产阶
级看见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
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
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指导权以消灭革命。”①中国社
会的革命化进程，必然影响和加速思想界和政党界的左右分化的进程，“使
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不
得不急起直追的攫造革命思想的指导权。”②“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
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
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③瞿秋白强调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
级争夺领导权，就必须在国民革命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扩大自己的组织，
集中自己的力量，联合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
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阶级领
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④.. ①②《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
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 期，1926 年3 月25 日。
③④《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第3 期，1926 年3 月25
日。
瞿秋白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
领导来实现的。
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他写道：“中国共产党是共
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他是中国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民众的领袖和代表，他指
导无产阶级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使他们和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和民治主义
派联合，以实行共同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力争中国民族的解放独
立和中国平民的革命的政权。”①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党要
打破“一切改良妥协避嫌等的幻想”②，因为，“革命势力的扩大和深入，
客观上使国民革命的成败渐渐逼近了生死关头。总之，客观上的革命条件无
疑的日益完成。只看革命政党主观上的领导力量，是否能执行这个历史使
命。”②..
①《向导》第143 期，1926 年1 月21 日。
②《北京屠杀与中国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 期，1926 年5
月25 日。
可以说，以五卅运动为催化剂，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阶级阵线的日
益清晰，使瞿秋白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迅速升华，形成了更深刻、
更完整的理论体系。
1926 年1 月21 日至24 日，瞿秋白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陈独秀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集中解决目前的政局和党的总
的战略方针。会议指出：“现时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
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攻时期，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全力以资助直奉军
阀向国民军、国民政府、人民进攻。①南方革命形势仍然向前发展，广西军
阀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接受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湖南人民掀起驱逐军阀
赵恒惕的运动。北方和中部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发展。北方的国民军正在抗
击着直奉军阀的进攻。在这种形势下，面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进攻，广东革
命政府应当打出去，转守为攻，发展革命。会议明确指出：
“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②为了准
备北伐战争，会议决定，党必须加紧进行北伐战争必经之地的湘、鄂、豫、
冀等省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要注意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发动和组织农民
群众，以便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只有发展和巩固工农联
盟，中国革命才能胜利。①《中央通告》第79 号（1926 年3 月14 日）。
②《中央通告》第79 号（1926 年3 月14 日）。
回到上海以后，中央了解到瞿秋白的病情严重，决定让他停止工作，
入院疗养。为了他的安全，特地请了一位可靠的医生，并通过这位医生在白
克路宝隆医院定下一个单人病房。住单人病房费用很高，中央的几位同志凑
了一笔钱，付了住院费。安排妥当后，中央委托杨之华传达中央的决定：强
制瞿秋白住院治疗。杨之华把中央的决定和安排告诉了他，同时给他一个体
温表试他的体温。他沉默了一会儿，拿起体温表看，水银柱还是升得那么高。
他带着微笑，缓缓地说：“这样也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可以
完成一个心愿了。”他说的这个心愿，就是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写而未能动
笔的《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他把需要的材料和平日用惯的文具放在一只
小提箱里，带到医院。入院后，他每天开一张参考书单，请几乎每天来医院
看他的杨之华按照书单，到四马路的书店、书摊和图书馆去找书。当他得到
那些书时，就象得到了宝贝似的高兴，迅速地翻阅。在开头的两个星期，他
还听从医生的嘱咐，躺在床上读书。第三个星期后，就索性坐在椅上，伏案
写作了。他把写作计划给杨之华看，对她说：“中国共产党员，连我自己在
内，都需要认真地多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帮助我们研究和解决中
国当前革命中的问题。”他计划把俄国革命史写成四个部分：俄国资产阶级
革命与农民问题；俄国无产阶级斗争与共产党；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苏
维埃及社会主义建设。
他打算在最短期间完成这个计划。杨之华劝他先把病治好，出院后再
完成书稿。他说：“我编写这部书，是希望有助于提高党内干部的理论和政
策水平，有助于正确解决党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特别在五卅以后，正
确地领导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更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先编写这一部分，
没有时间等了呀！”杨之华看他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也只好由他。他写得
很快，杨之华每次去医院，都带回一份复写的文稿回家。有一次他开玩笑似
地说：“这是医治我们营养缺乏症的药品呀！”几万字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
与农民问题》一书，经过两三个星期，便大体完成了。出院以后，他陆续挤
出一些时间，终于写完这本书，并在1927 年6 月在武汉出版。瞿秋白在为
这本书所写的自序中说：
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对于世界各国革命党人，都有很深切的兴趣，
能够给很有用的教训与经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很早便想利用我所
有的一些材料，编纂一部《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但是，总是因为没有时
间，或是病，始终不能如愿。去年生病的期间，身体渐渐复原的过程里，在
私庆得保性命之际，更觉得要尽这一个责任，因此，就动笔编了这一本
书..。历史上断定了：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推翻
封建势力，并且不能完成自己阶级的民权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农民
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这的确对于中国现时的革命，
有很重要的教训。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单作历史读。
后来，由于他的工作日益繁重，《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的其余部分，
没有能够完成，这是令人遗感的一件事。
中国处于世界的东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应该把中国革
命问题的研究；放在世界革命历史和现状的这个大范围内加以考察。一切革
命者都应该而且必须了解世界革命的历史和现状。这个时期，瞿秋白在《新
青年》月刊，写了大量文章，介绍了古代埃及、犹太、希腊、罗马奴隶平民
的暴动，中世纪的农奴暴动及农民战争，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的
法国大革命，印度、蒙古的革命，法国、德国、瑞典的共产主义运动，二十
世纪的世界社会革命，等等。通过这些历史知识，他告诉人们：世界的历史
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只有用科学的真实的历史知识，武装头脑，才
能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判断。
革命的北伐观
在全国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也
随之逐渐发生，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1925 年12 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各地选举的大会代表
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居优势。但是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等在共产
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支持下，反对党内一部分同志关于打击右派、孤立中派、
扩大左派的方针，竟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应允
在国民党二大中央委员会成员选举中，共产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等无理条
件，致使国民党二大后逐渐形成右派势大、左派孤立的形势。
蒋介石在二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监
（相当于总司令）。
不久，蒋介石发动“三二○”事变，打击共产党人，排挤汪精卫的势
力，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继续采取退让方针，使蒋介石实现了部分篡权阴谋。
两个月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并被
通过，致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在会后全部离职。蒋介石担
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代理）、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
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原定由蒋介石担任，后由张
静江代理，谭延闿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党政军大
权，都掌握在蒋介石一人之手。蒋介石自谓，“三二○”事变和《整理党务
案》，是国共两党力量消长的分水岭，说的一点不差。
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在北伐战争这一重大决策上的机会主义错误，
其影响更为恶劣。
1926 年1 月，国民党二大确定了北伐的方针。如前述，中共中央召开
特别会议，确定党在当前的政治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和推动出师北伐，以革
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二十
五万人，控制东三省、津浦路北段，以及京、津地区；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
二十万人，经营湖北、湖南、河南、陕西东部和河北中部、南部；另一直系
军阀孙传芳拥兵二十万人，盘踞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和上
海市。在北方，吴佩孚与张作霖合兵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方，吴佩孚
军计划出湖南，联合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各省小军阀，准备进攻
广东革命根据地。这时湖南爆发了所谓赵（恒惕，湖南省长）、唐（生智，
赵部师长）之争。唐倾向于湖南人民的驱赵运动，于革命有利。1926 年4
月，吴佩孚派军入湖南，援助赵部叶开鑫师打唐生智，实行所谓南伐。5 月，
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东请援。广东国民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
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个旅分路增援。6 月初叶挺所部占攸县、迫衡阳，
叶开鑫部溃撤，双方对峙于湖南中部。7 月1 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
言。9 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四、七、八三个军陆续向湖南前线
集中。
就在此时，7 月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写成《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一文，赫然刊登在第二天出版的《向导》上。文中，陈独秀对已经开始的北
伐战争妄加评论，他说：北伐战争“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所
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
“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
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
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①中央总书记的言论，完全违背了中央二月
特别会议的决议。①《向导》第161 期，1926 年7 月7 日。
7 月12 日，在北伐军进入长沙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
对于时局的主张》，虽然正确地指出必须“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
军阀”。但是，这篇文件居然对于旨在反帝反封建的北伐只字不提。这个文
件，是在陈独秀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扩大会议的产物。会议错误地肯
定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战争的主张，强调“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
张国民会议是解决政治问题的道路”。7 月14 日，国民党公布《北伐出师宣
言》，历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指出他们是和平统一的障碍，是中国人
民一切困苦的总原因。宣告：“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
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
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
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
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对待北伐战争问题上，这是两份对照鲜明的文件！
陈独秀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读者来信质问
道：这是“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
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
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矇懂一时吗？”①国民党内的右派及其追随者，借
此肆意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种攻击的反动性自不待言，但授人以柄，事出
有因，完全是陈独秀招来的。①黄世见致陈独秀信，《向导》第171期，1926
年9 月20 日。
陈独秀不懂得革命武装和革命战争的重要性。他认为国民革命既然是
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的领袖就该是国民党，就该是资产阶级；国民革命
的成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他公然宣称共产党是在野党，自愿地把革
命和军队的领导权让给蒋介石。陈独秀的追随者又是左右手的彭述之，善于
体察陈独秀的意图，发挥陈独秀的论点。当北伐军已攻克岳阳，兵临武汉之
际，竟发表文章说北伐战争“还不能说是革命群众的军事行动，只能说是接
近革命民众或为革命民众所赞成的军事行动”①。在彭述之看来，革命应按
照宣传、组织、武装暴动这样三个步骤进行，而北伐之发动似乎不合他设想
的步骤。当北伐战争已经胜利进军的时候，号称共产党的领袖，不去支持和
领导，反而空谈步骤，与其说是书生气，莫如说是机会主义的愚蠢无知。陈
独秀、彭述之都看到了国民革命军的弱点，以为共产党对北伐战争不予支持，
就可以防止蒋介石等右派势力借北伐之机，扩充权力。殊不知，这样做正是
把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军队的统率权让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利用了陈独秀的
愚蠢，扩充了军力，夺得了经济、政治权利，为其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
件。①《我们的北伐观》。《向导》第170 期，1926 年9 月10 日。
瞿秋白和不少同志一起坚持了正确的主张，对于革命武装和北伐战争
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重视武装革命的领导者之一。1923 年二七惨
案发生后，他在4 月间就著文指出：中国的问题，应当有一个“革命的解决
方法，拥护平民自由的武装革命与团结平民奋斗的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
互相为用。”①.. ①《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向导》第23 期，1923
年5 月2 日。
1925 年6 月，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即连续发表文章，论述“解
放中国与武装平民”的问题。同年8 月到10 月，在《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
合战线的前途》、《反奉战争与国民革命运动》等文章中，指出五卅运动之所
以未能取得胜利，没有真正的人民的武力，是重要原因之一。1926 年1 月，
他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根据列宁的学说，总结五卅运
动和三一八惨案的教训，指出：“中国革命也须组织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
完全胜利。”①同月，他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中，提出必
须把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包括它的将领们“置于人民的统治及指导之下”，否
则将会“弄得国民政府受军阀的挟制操纵。”②4 月，他写《中国革命之武
装斗争问题》一文，对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
“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
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③军队是
实行战争的工具，“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目前已具备
建立正式革命武装的条件，因此“需要在革命政党的指导之下，积极从各方
面下手”。要将工人、农民、小商和知识分子，编入革命军队，因为“只有
这种革命军，能作革命战争的主体。”④..
①《向导》第143 期，1926 年1 月21 日。
②《新青年》月刊第3 期，1926 年3 月25 日。
③④《新青年》月刊第4 期，1926 年5 月25 日。
1926 年8 月，国共两党拟议的联席会议，准备在广州开会。中共中央
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出席会议。离开上海之前，瞿秋白在一次谈话中，
对于北伐战争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8 月7 日，临到启程前夕，瞿秋白
把谈话整理成文，题作《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送给当时中央的机关刊
物《向导》要求发表，被搁置不用。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各
阶级对于北伐战争的态度，含蓄地并且善意地批评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放弃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文章指出：
第一，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以后，“革命潮流之伏流昂
进”的结果，“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是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
的革命战争”。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留在革命营垒中，并在革命联合战线中保有
部分领导权。
“既受赤化的震惊，又受买办的压迫”，为求巩固其地位，取得与帝国主
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妥协，始终需要军事力量，并需要通过北伐扩充自己的力
量。
第三，小资产阶级渴求革命高潮到来，对于革命战争“深切的感觉着
需要”。它异常迅速地革命化，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
哉了。”
第四，农民在五卅后奋起斗争，遍及广东、湖北、湖南、直隶、山东、
四川、陕西、江苏等省。农民运动“不但反抗劣绅土豪等地主阶级，而且很
少接受资产阶级‘温和派’改良主义的指导之可能。”农民对资产阶级和蒋
介石们是失望的，而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这“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
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
第五，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各阶级，资产阶级为一方，力图利用北伐，
限制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扩充自己的力量，企图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妥
协，建立资产阶级独裁制；以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一方，“不但
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并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新式的军事专政”，确立自
己在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发展工农武装，和一切革命派结成强大的斗争同盟，
“建立平民专政之基础，而且切实的开始革命军队与革命平民之结合”，“以
建立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为目的”。在对立双方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正需要在
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
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第六，针对党内右倾的北伐战争“躁进”论，瞿秋白严肃地指出：“革
命的前途到此已开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的
领袖权的紧要关键”。
这场斗争“虽然还有很大的困难在前，然而始终是非常之开展，非常
之有希望的。‘最后的决死的斗争’快要临到了；应当有坚强的革命的意志，
来担负这异常艰巨的职任。
难道可以说：现时积极赞助并发动革命战争，便是‘革命的躁进’？”
①.. ①以上引文均引自《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据影印件。
8 月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瞿秋白指出革命营垒中出现的“新右派”，
“他们渗入国民革命的战线而力争其领袖权，凭借军力，实行其扼制工农与
向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之政策。”①9 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向中央写了
报告，对广东政府和国民党内的派别、工农运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具体的
调查和分析。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
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在谈到北伐战
争时，他说：蒋介石知道“到湖北后离其本乡太远，且情形甚复杂，自己力
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指出，蒋介石所取得的
地位、权力，已经构成了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
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②这是多么及时的预见，后来事态
的发展和结局，不证明了这预见的正确吗！①《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我们的生活》第4 号。据作者修订稿影印件。
②《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 年9 月15 日）。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
1926 年夏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里，对于农民、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
与无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分歧。7 月间，陈独秀主持和指导
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没有继续贯彻2 月北京特别会议关
于放手发动工农运动，“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的精神，反而在农民运动
和农民武装问题上，接受了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陈独秀在会议上的报告和会
议通过的一些决议，虽然也谈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但是其基本精神是错误
的。会议认为；农民“在思想上尚不脱离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
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①。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
②。会议指出，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并规定了限制农民运动的
办法。在《农民运动议决案》中规定：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
“不必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
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
地主的口号”。还提出了所谓“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认为在农村联合战
线内，当地主与贫农发生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
会议反对和阻止农民掌握武装。认为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很容易超
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保存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民团，只是提出“以
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③。而对农民武装，则规定“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
“不可有常备的组织”④；甚至提出要更改农民自卫军的名称，以讨好反革
命派。
①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③④《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坚持正确的主张，对于农民问题，作出了明
确的回答。瞿秋白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前述《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
中，他就指出：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
来做”的。他们迫切的要求是：（一）乡村政权归农民。（二）武装自卫。（三）
极大的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1926 年8 月，瞿秋白
在广州停留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进行了
深入的调查研究，深感“对于农民运动，我们不能站在调停地位，而当站在
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①此时，广东省农民协
会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全体执行委员及所属办事处代表、各地农民运
动特派员参加会议。
瞿秋白、毛泽东、彭湃以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
会议上讲了话。这可能就是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国
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①《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 年9 月15 日）。
这是一篇关于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
瞿秋白在这篇演讲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的
农民的痛苦最深，他们要缴纳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缴
纳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杂税，每个农民最低限度的损失要百分之六十
五，剩下来的只够他们吃饭，甚至饭也吃不饱，其他更是无从说起。中国的
农民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
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中国工业的发展，社会的进化和革命的事业，无一
不需要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痛苦，缴卸帝国主义
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
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
瞿秋白在演讲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农民的造反。他把这些农民的造
反，说成是“革命”。他指出：中国的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那时候写
起，随后便是由赤眉黄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从
来一般人认他们是匪徒，这是与现在说农会便是土匪同样。中国革命史，是
农民革命史。农民的反抗斗争都没有成功，其原因：（1）没有良好的组织；
（2）没有民权主义的实力，于是握取政权者成为皇帝；（3）迷信，如白莲
教、义和团、太平天国都有宗教的力量为他们的维系，这是因为农民很少团
结力。每次运动往往成为暴动，如其没有宗教将是散漫不可收拾，从过去的
义和团到现在北方的红枪会都是如此；（4）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做他们的
领袖，如现在的无产阶级。
瞿秋白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革命不能取胜，而无产阶级
如果不与农民阶级结成工农联盟，也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他痛切地指
出：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乏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
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
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地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
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
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总之，
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
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一个革命党，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
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
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
农民问题如何解决呢？瞿秋白从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形势出发，在演讲
中指出：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实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
的口号；第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农民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
的利益；第三，农民参加革命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
民代表参加；第四，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剥
夺其政权。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城市反帝运动、
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发展。在北伐军所占领的省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
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几经变化，但是在1926
年底以前在实际工作中却一直是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广东、湖南等地减
租斗争普遍掀起高潮。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 年11 月，已增加到一
百三十六万。1926 年11 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举
行联席会议，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准备提交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查，提交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
草案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及土豪劣绅土地归于农民的建议。11 月22 日
到12 月16 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斯大
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
斯大林在报告中批评了在国民党人中、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害怕
把农民卷入革命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认为共产党人要加入新政权机
关，帮助农民满足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
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但“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
使土地国有。”①斯大林还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
国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军队工作，研究军事，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
职务。全会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的问题，要中国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地争取最终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
12 月，在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的意见，尚未传到中国以前，中共中央政
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鲍罗廷在汉口举行了特别会议。
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都提出反
对“左稚病”。陈独秀报告中把“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
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
②等列为党内“左稚病”的六种表现，提出必须“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反
对“左稚病”。③会议根本不提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主张把政权、革命
运动的领导权交给汪精卫等所谓左派，主张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和唐生智，企
图利用蒋、唐、汪之间的矛盾，保持三者之间的均势，来防止蒋介石一个人
的军事独裁，实际上是完全放弃党对武装的领导权，加强蒋介石的独裁地位。
会议极力贬低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反对党“包办”农民
运动。陈独秀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
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
党左派标准”，就是“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
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④他认为只要赞
成减租减息的就是国民党左派。他强调要限制农民运动，以维持革命统一战
线。于是会议决议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
农有”，以使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同时扶助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
①《斯大林全集》第8 卷，第331、334 页。
②③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 年12 月23 日）。
④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 年12 月13 日）。
1927 年1 月底，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决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
带到中国加以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作出《对于
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正确地指出：“在今日以前，我
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
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
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
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
做一点便违了革命铁律”。认为如果按照这种方针从事国民革命，“只是参加
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
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
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
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①并表示今
后“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照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②但是，
党的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彻底改变自
己的错误。2 月，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首先提出必须“彻底解
决土地问题”，“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毛泽东在湖南考察
农民运动后，于2 月12 日由长沙返抵武昌，在2 月16 日给中央的报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