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明确提出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在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影响
下，国民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如邓演达、孙科等，也都公开主张解决农民土
地问题。3 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发表了《对
农民宣言》，通过了《农民问题案》，都表示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总之，土
地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国民革命中势在必行的大事，不能回避了。①②《对
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
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中心地上海的工人运动猛烈发展起来。按照苏俄
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中共中央异常重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发动和组织工
作，并于1926 年10 月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当时
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群众没有充分地发动起来，武器装备很差，总罢工发
动后没有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就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的镇压下失败了。
瞿秋白没有参加第一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但他十分关心起义的情况。共
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等同志，时常到法租界望志路五丰里五号瞿秋白家中商议工作。在准备第二
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中共江浙区委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瞿秋白主动提出
担任代表大会的报告，但被中央拒绝。1927 年2 月19 日，上海总工会发布
总同盟罢工命令。当天，杨之华参加了在上海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召开的
全市积极分子会议。会后散发传单时，发现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正在西门十
字街头行刑杀人。她回到家中告诉正在工作中的瞿秋白。他很关心同她一起
散发传单的同志的安全，郑重地嘱咐她去寻找失散的同志，然后向中央机关
报告情况。罢工第一、二日被捕被杀的工人、学生总计在百人以上。21 日
晚，工人开始夺取军警武装，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22 日下午，停泊在高
昌庙的海军炮舰上的革命士兵，发炮轰击高昌庙兵工厂，于是各区工人群众
英勇地展开了夺取武器，袭击军警的战斗，闸北和南市工人并与军警进行巷
战，起义达到高潮。当天，瞿秋白来到设在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启迪
中学里的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天，杨树浦区工人召开近万人的示
威大会，并当场抓获工贼“小滑头”，公审后，立即处死，人心大快。
瞿秋白得知后，赞扬了工人的革命行动。
由于事先准备不够，加上罢工已延续多日，部分工人已自动复工，起
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小。因此，23 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即
江浙区委）举行联席会议，检讨这次起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陈独秀、彭述
之、罗亦农、赵世炎、任弼时、汪寿华、瞿秋白、杨之华等参加了会议。会
议由陈独秀主持，罗亦农、赵世炎报告了起义的情况和问题，大家进行了讨
论，不少同志发言。瞿秋白对于这次起义的教训和下次起义的准备工作等，
作了系统的发言。他指出：罢工开始以后，党对组织士兵、学生、市民和小
资产阶级群众响应工人罢工的决心不够；起义缺乏准备；对组织人民政权，
只作为一般的宣传口号，没有实际组织工人和各界人民选举市民代表大会的
代表；一味依赖大资产阶级，等待上层分子去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严重地
脱离革命群众。结果，工人罢工已经三天，兵变无望，党才决定把罢工转变
为武装起义。会议经过讨论，为了保存力量，准备第三次起义，决定由上海
总工会下令复工。会议同时提出了准备第三次起义的方针：扩大武装，准备
暴动，扩大市民公会，准备建立市民政权；领导左派，严厉打击右派，等等。
决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简
称特委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军委，
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和指挥。
为了切实地吸取第二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使第三次起义的计划和政
策更加正确，瞿秋白于24 日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
计划意见书》。他鲜明地指出党在领导第二次起义工作中的错误：“我党将工
人群众放在街上（总同盟罢工），整整三天不去理他们，不领导他们前进。
至于暴动的进攻，甚至不但不攻，并亦不守——工人群众之夺枪杀工贼拒捕，
在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之前尚大半系自动的（上总于发出罢工纪律‘不准打厂，
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之后，等到李宝章开始屠杀，尚未有决然
令工人防守的通告）”。对于党领导起义的策略，意见书说：“这种策略是：
工人罢了工，等候大资产阶级之援助，撇开小资产阶级，而不加以领导鼓动，
只想得了钮铁（惕）生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军官改变态度），大商肯发命
令罢市等种种所谓‘暴动之胜利的保障’后，然后再准备暴动。这种策略，
简直客观上是卖阶级的策略。”瞿秋白列举了工人自发地惩罚工贼，进攻警
署、兵工厂，赞扬了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我们的领导者却远远
落后于工人的行动。他说：“22 日晚9 时半，集中于北站的某处工人代表，
向我（秋白）说：‘大家不动，你们教我们五十工人骚动，岂非叫我们白白
去牺牲’”。工人们的批评和抗议，说明了党的领导不力，“教训了我们的党”。
瞿秋白在意见书中对于第三次起义，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强调党
“亟宜集中政治领导”，掌握领导权。“上海市民应以工人阶级为领袖，武装
暴动响应北伐军，自动召集上海市民代表紧急会议，这就是集合一切革命的
行动的分子的总机关，在暴动前暴动后，指挥上海革命运动”，“所以，‘一
切政权归市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总口号”。
新政策的策略是：对于大资产阶级，“逼迫他们服从‘民意’，牵制他
们妥协政策，尽量利用他们内部之冲突，及其军事上的联络”；对于小资产
阶级，“尽可能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使他们做我们反对大资产阶级领导革命
中的友军”；对于反动派及买办阶级，“竭全力暴露其罪恶，不断的极急烈的
攻击其卖国卖民勾当并攻击帝国主义军阀之一切压迫——这亦是与民权资产
阶级在此次上海革命中争领袖权之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党对
于工人阶级，应当‘竭全力（一直到公开的向他们承认党此次之错误），鼓
励其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其参政权之目的”，“工人应当领导小资产
阶级力求民权独裁之实现而实行群众暴动而不是自己单独的干”。瞿秋白进
一步指出：“新政策之策略必定要根本认定总同盟罢工之后（假定二月二十
八日早的一小时罢工起，假定不妨愈早愈好）之后四五小时内就能过渡于群
众的武装暴动。”因此，“在政治上，我们要从现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
日下午十时）起使工人及市民群众中逐渐紧促的造成一种心理——革命情
绪”；“在军事上，尤其要造成一种武装斗争夺取武器的革命意志”。在意见
书中，瞿秋白还就组织起义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党的工作上，
他强调对各部委书记、支部活动分子及新同志等分别进行训练，分配他们工
作任务。
他要求党“指出客观上卖阶级卖革命之‘错误’的危险，而激励对于
在新政策之下誓死前进之决心与意志。”要“宣布戒严的军事状态，统一的
政治指导，不动摇的政治指导，万分的紧张工作，施行政治的纪律”。这个
意见书被提交中央特委会讨论。2 月24 日晚9 时，中央特别委员会举行会
议，讨论军事、工运和党务工作等问题。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
瞿秋白、彭述之、尹宽、汪寿华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汪寿华、罗亦农分别
作了军事、工运、党务方面的报告。瞿秋白在发言中说：在军事方面，应当
解决“怎样摇动敌军，怎样联络军队与保卫团二个问题”，“纠察队之组织，
应由工会与党一块工作，要宣传武装使群众心理安定，要有作战计划，有主
力军之训练。”中央特别委员会，每天晚间举行会议，讨论分析形势，研究
制订政策，指挥起义的准备工作。瞿秋白先后出席了2 月25 日至28 日、3
月1、2 日的会议，分别对宣传工作、市政府民选、攻击兵工厂等发表了重
要意见。起义的实践证明，上述书面和口头意见，都是正确的。
3 月中旬，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的前夕，瞿秋白奉命前往武
汉。
支持毛泽东
武汉是在1926 年10 月10 日，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攻占的。
武汉大捷使一切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无比的振奋。同月，国民党
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各特别区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
通过的宣言和政纲，明确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反映了联合战线中
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会议对西山会议派分子继续给予打击。会议致
电汪精卫，要求他即日由欧洲返回国内，销假视事。11 月，鲍罗廷、宋庆
龄、陈友仁、孙科、宋子文、徐谦等到武汉考察，为迁都作准备。12 月13
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代
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职权。1927 年1 月1 日正式办公。但是，曾
经力主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提出迁都南昌。他截留第二批由广州迁往
武汉的谭延闿（国民政府代主席）、张静江（国民党中常会代主席），并召开
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改迁他所控制的
南昌。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同蒋介石的行径进行了坚决
斗争，使其改迁阴谋未能得逞。2 月21 日，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结束，
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3 月上旬，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和一部分中央
委员由南昌到达武汉。
1927 年3 月间，当瞿秋白踏上江汉码头的时候，距他第一次来武汉已
经整整过去十个年头了。旧地重游，时势剧变，已有天翻地覆之感。作为国
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所在地，武汉俨然成为革命的中心地。正在启程返国的
“左派”领袖，文质彬彬而又高唱革命的汪精卫和他的拥护者们，似乎与长
江下游的杀机毕露、摧残革命的蒋介石派形成了明显的尖锐的对垒，以致中
共中央机关也准备从上海迁到武汉，并将在这里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瞿秋白先期到达这里，为的是就地参予指导五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不久，
约在4 月间，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处于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在轰轰烈烈中，也潜伏着危机。暗里明里的
反动派，集中而猖狂地攻击席卷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了证明农民
运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打击这股反动的逆流，于1927 年初深入到湖南农
村进行考察，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是报告只在《向导》刊出
一部分，便被停发。瞿秋白到达武汉，读到毛泽东的报告，表示了钦佩和赞
同，并为其被停发表而感到气愤。4 月中旬，他把这篇报告交给共产党办的
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广为传播。书名改称《湖南农民革命（一）》。这是计
划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系列丛书的第一本。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以后各本
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4 月11 日深夜，瞿秋白为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写了一
篇热情洋溢而又旗帜鲜明的序言。他写道：
中国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是寇呢？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
民。谁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胜的“土匪头儿”。..如今的世界
可大不相同了。西洋外国的世界革命起来了，是把俄国的“土豪头儿”，“巨
腹贾”的代表——所谓“察尔”（Tsar）也者，和大资本家，一箍脑儿推翻
了。这是谁做成功的事？是工人，所谓无产阶级率领的革命呵！中国的无产
阶级也就起来，他在城市中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头儿的利用，他们现在有了新的
领袖——工人，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
底的，不象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当皇帝。..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
们是“匪徒”。
这种话是什人说的话！
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
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
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
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
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事实雄辩的证明，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瞿秋白是彭湃、毛泽东从事
农民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中共中央宣传部设在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 号的一栋二层楼房内，楼下
是中宣部机关，楼上就住着瞿秋白。他除了负责中央的工作、主持宣传部外，
还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工作非常紧张。他到军校讲
课时，不得不穿上军服，但回来马上就脱掉，依然是文人风度。这时，正在
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不时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来。
瞿秋白敬佩郭沫若，说他敢于当面拂逆蒋介石，有一种四川人豪放不羁的气
概，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
4 月初，中共中央派沈雁冰接替高语罕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
这个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但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报
社社长董必武，总经理毛泽民，而编辑部的编辑人员除一人是国民党左派，
其余都是共产党员。报纸的编辑方针、宣传内容也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
的。因此，沈雁冰就去找瞿秋白。沈雁冰后来回忆这次相见的情形时说：“我
们已有几个月不见面了，不免倾谈一番各自的经历和感受。
他精神烁烁，但头发却留得很长，大概没有时间理发。他听说我要编
汉口《民国日报》，就说，当前的报纸宣传要着重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揭露
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
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他说《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
旗帜很鲜明，就照这样继续办下去。他对蒋介石的反动很忧虑，说此人十分
阴险，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两样，现在掌了军权，又有了京沪杭的地盘，
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果然不出秋白所料，没有过几天，蒋介石
就在上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
命》。《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4 期。
身在上海的杨之华，在上海总工会以非凡的活动能力和卓越的组织才
能，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她与瞿秋白保持着书信联系，
时常写信告诉他上海的情形。瞿秋白写信要她谨慎地工作，并指出，革命前
途远大，但革命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4 月13 日，蒋介石的军队在宝山路
屠杀举行抗议示威的工人群众时，杨之华也在游行队伍当中。在前一天，即
4 月12 日晚上，她接到中央从武汉拍来的电报，要她立即动身到武汉，并
且收到了一张长江轮船的船票。杨之华于13 日乘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瞿秋白见到杨之华，愉快地对她说：“我们离别一个月，革命的进展比一年
还快！”他取出三个文件交给杨之华。三个文件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手稿和《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手稿。
瞿秋白对杨之华说：“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难道他们没有别的什
么话要说吗？分开了一个月，却象每天还在一起，除开不断的通信以外，他
们的心灵始终是相通相系的，那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一起
了。这两个青年革命家的爱情，是建立在革命第一，事业第一的崇高信念上
的。奔波，离索，甚至随时可能遭到的逮捕和牺牲，都不能够迫使他们离开
斗争和事业，那怕是后退半步。他们的每一次重逢，又成为新的奋斗的起点。
“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随着革命的深入，武汉国民政府同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反革命政权，
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武汉政府管辖的湘鄂赣三省的群众革命运动，还在继续
高涨。4 月中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工人阶级收回汉口、九江英
租界后，工会组织猛烈发展；武汉工人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人、三千支枪的
工人纠察队。农民运动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的
阶段，两湖地区普遍建立了农民武装。4 月初，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由邓演
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等五人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研究解决
土地问题的方案。武汉政府处于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包围，经济和财政面临
严重危机。
除了进行内部的斗争外，必须设法打出去，发展革命势力，才能巩固
自己的地位。当时，关于武汉政府的战略方向问题，意见纷纭。瞿秋白早在
4 月初，就与吴玉章等提出，把第四军调到南京，以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
监视蒋介石的行动。因鲍罗廷反对，未能实现。
4 月16 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从上海致电
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这时，瞿秋白又提议先打南京的
蒋介石，然后北伐张作霖。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直接由武汉出师河
南进行北伐。鲍罗廷主张北伐到西北去，打通国际即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路线；
罗易则着眼于布置巩固武汉政府的防线。中共中央内部，陈独秀、彭述之、
张太雷等赞成鲍罗廷直接北伐的主张。蔡和森主张在立即实行土地革命条件
下进行北伐。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最后，北伐主张占上风。4 月18
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军于19 日出师北伐。
6 月初，唐生智军与冯玉祥军会师郑州。
武汉政府的正确的战略，应是周恩来、瞿秋白建议的东征讨蒋，而不
是北伐。东征讨蒋之策不被采纳，危害甚大，它使蒋介石得以免除西顾之忧，
集中兵力进攻江北，占据徐州，解除北面的威胁，巩固了南京政权。而南京
蒋政权的巩固，进一步加紧对武汉的经济封锁，打击和破坏武汉政权，策动
军事叛乱，促使汪精卫由动摇走向反动，并影响和拉拢冯玉祥，最终造成蒋
汪冯合流，一齐扑灭革命力量。
这时，瞿秋白同陈独秀、彭述之的分歧和争论，逐渐表面化。为了有
准备地进行这场不可避免的争论，从1927 年2 月开始，瞿秋白带病整理了
他从1923 年到1926 年间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和一部分文艺杂著，共约130
篇，编成《瞿秋白论文集》，内分八类：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帝国主义与
中国；买办阶级之统治；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
世界社会革命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赤化漫谈。
这是对四年来理论工作的自我回顾。在回顾和总结了过去理论工作的
基础上，瞿秋白开始撰写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
之争论问题》，全文约七万六千字，然后携往武汉，油印成册，准备提交中
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1927 年3 月以后，中共中央委员们陆续集中于武汉三镇，留在上海的
中央委员到3 月底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了。4 月2 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自
广州经湖南到达武汉。彭述之、蔡和森也先后到达。从4 月4 日到20 日，
在武汉连续召开了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联席会议，先
后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罗章龙、毛泽
东、陈延年、彭述之、邓中夏以及罗易、维金斯基、鲍罗廷等。会议决定成
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决定电
催陈独秀速来武汉，并把中央迁往武汉。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委员会，为第五
次代表大会准备文件，并通过了各委员会的主持人：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瞿
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李立三；组织委员会张国焘。这时，在上海
的陈独秀，居然在蒋介石即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严峻时刻，于4 月5 日同
从国外返抵上海的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为蒋介石涂脂抹粉，帮助蒋介石
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当陈独秀从上海来到武汉之前，蒋介
石已经在4 月12 日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刀了。上海屠杀发生后，在一
次有罗易、维金斯基和张国焘参加的会谈中，瞿秋白以愤怒的语气，指出中
共中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
介石抱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的严重打击；广东的党组织早已主张土
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中央领导威信的严重危机。但是这种
危机是被人（指维金斯基）掩盖了，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因而无法知道详
情，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彭述之而言，也
联带指责了维金斯基。在党内，以瞿秋白为代表，一大批同志开始认识到中
央领导上的右倾错误，并开始要求改变右倾错误路线的指导。
4 月中旬，陈独秀抵达汉口。下旬，中央召开预备会议，就第五次代表
大会日程、报告和会务机构等进行讨论。在讨论党的工作总结时，对中山舰
事件、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事变等重大事件中党的指导方针，发
生了争论。陈独秀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盛气凌人，训斥别人。在素以家长
自居的陈独秀看来，党内和他能够并驾齐驱的人，只有李大钊够资格，其余
的在中央领导层的人，不过是他的学生、翻译或顾问，根本不放在他眼里。
陈独秀的得力助手彭述之，处处维护陈独秀的家长之尊，同时紧紧抓住陈独
秀，挟陈以自重。动辄说：“老先生（指陈独秀）的意见同我一般。”在他看
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非他莫属。因此，在党中央领导层
中，与右倾错误进行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预备会议没有结果，瞿秋
白心情很沉重。他预感到问题不易解决，但这一场斗争必须坚持到底。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
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
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谄疾忌医。
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
怕皇帝制度（Bogdyhanism）的斩首。
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如果再不明白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
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①①《中国革命之争论问
题》，《六大以前》，第717— 718 页。
这是极其宝贵的，大无畏的，捍卫真理的献身精神。瞿秋白正是抱着
这种精神，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1927 年4 月27 日至5 月9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
召开。开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校举行后，第二天便移到汉口的黄陂会馆。在
开幕式上，陈独秀担任会议主席。共产国际代表致祝词，徐谦代表国民党中
央致祝词，国民党要人谭延闿、孙科等与会表示祝贺。过了几天，汪精卫也
专程到大会发表了演说，受到热烈的欢迎。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
表五万七千九百多名党员。这是自建党以来一次空前盛大的集会。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总结过去的工作，讨论革命的发展前途，
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陈独秀代表中央作了报告。报告回顾了1925 年
1 月党的四大以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说明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陈独
秀在说明中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没有进行认真的检讨；
对“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革命中出现的严重危机，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报告
中，陈独秀提出目前的工作应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而不是
“加深农民革命”。他提出，广州、上海、汉口及其他工业区，帝国主义和
资产阶级势力强大，革命阶级无力与敌人对抗，因此应先退到西北去。这个
意见是与鲍罗廷一致的。报告共分十一部分，讲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
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土地、军事、政权、
财经等问题，似乎面面俱到，又都没有明确具体可行的答案。在长达五个小
时的报告中，陈独秀没有自我批评的诚意，毫无承担责任的决心；整个报告
缺乏一种除旧布新、振奋前进的决心和信心，以致使听报告的代表们，都感
到不满和压抑。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地说：“糟糕！”
表达了他的忧虑和愤慨。瞿秋白默默地抽着烟，沉思着。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中国
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扉页上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
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代表们看到这醒目而尖锐的标题，发出了会
意的笑声、议论声，会场出现了活跃的气氛。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戴
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的好，写的尖
锐。问题也提的明确：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
领导权？领导的人怎样？问的实在好！”
这本小册子，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愿，反对
机会主义的呼声。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
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共产国际代
表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彭述之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以此作为放弃争夺革命领
导权的依据。
他说：“无产阶级客观上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
革命的领导者”①，既是“天然”的领导者，自然不用去力争领导权。瞿秋
白指出：中国民族工业资产阶级来源于“商业资产阶级的投资；工业地主土
豪阶级的经过商业化而渗入工业，甚至于买办阶级的部分的工业化；再则，
有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加入工业之中当小股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
的发展，也和他在经济上发展的阶段是相应的。经济上他从商业渐进于工业；
政治上从革命渐落于妥协。”“中国无产阶级政治斗争——革命的民权独裁制
以及他们的经济斗争罢工运动，足以领导一般平民群众，这对于资产阶级是
多么可怕呵！所以他们急急乎要保存并抓住革命的领袖权，于是乎他们‘左
倾’了。尤其是五卅运动初起，上海的资产阶级积极起来，便修改上海工商
学联合会的对外条件；不久戴季陶主义便出世，国民党内形成新右派。新右
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很显然的；他们努力想取得学生群众，想取得革命
方面的军事势力，于是广州的‘三月二十日’便发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
级的思想，在戴季陶主义以前便已经有了：从排满主义，军阀立宪主义，国
货主义，商人政府主义，一直到戴季陶主义，虽然经过许多流变，然而终归
是民族改良主义，终归是和民族革命主义对抗的，终归是反对彻底的民权主
义的，自然更是反对阶级斗争而力避国际主义的。”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与
大资产阶级是不同的。但是，必须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营垒的危险性。
瞿秋白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怕，不在于他的‘绝对反革命’（中国现状
之下既有带民族性的资产阶级，事实上还不绝对的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
的可怕，却在于他带着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来参加革命。..他的口号在某
种条件之下，譬如无产阶级政党事实上不去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等类的
条件之下，有时很可以领导着小资产阶级。”①《六大以前》，第691 页。
民族资产阶级何以要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呢？瞿秋白指出：“他要争得这
领袖权，以造成他和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妥协之资格”；民族资产阶级幻想
“和帝国主义协商改良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独立国家”，而实际
上，中国必将“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附庸”。根据当前的形势，瞿秋
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毁于一
旦，人民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
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第一个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
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下
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增加。一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
诱惑，“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的怒潮打击时，往往要找做扑灭革命的第二工
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时‘太白了’，太显露了）”。二是内
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机关中机会主义的妥协政策，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得寸进
尺，步步进逼。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
在斗争中努力夺取。瞿秋白辛辣地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
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
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
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和
‘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
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
当时，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的
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认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应当联合的唯一民主
力量，而抛弃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抛弃工人群众。瞿秋白指出：1925
年五卅运动以后，我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妥协动摇
进行斗争，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面目，已使小资产阶级部分地脱离他们的影响。
但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似乎被革命吓坏了，重新又去负荆请罪；于是
实际上形成这样一种景象（如柳亚子所说）：我们将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
级手里夺出来之后，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两个奶娘争夺一个小孩子，新
奶娘夺到了又不管，反去和旧奶娘讲和了。难怪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消
沉下去，一部分仍旧回到大资产阶级怀里。这客观上是出卖革命的策略。”
瞿秋白列举了1923 年至1927 年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事实十七例。“将
这些事实一一胪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掌握
革命武装。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
他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错误地“规定农民武装
‘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
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
他们这样作是害怕得罪资产阶级。早在1926 年9 月，北伐军已到汉口，
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上，彭述之竟说：“中国革命
难道是农民革命？”②维金斯基也说：“现在应在无党农民中让出一大部分
给国民党左派”。维金斯基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从帮助
中共建党时起，大部分时间生活工作在中国革命的环境中。但是，他实在对
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太隔膜了，以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在几乎整个中国
大革命期间，都赞助和支持了中共党内的右倾错误，这的确是耐人寻味，发
人深省的事。瞿秋白对维金斯基的意见是不满的，他带着激愤的情绪质问道：
“让给谁？让给顾孟余吗？他说农会是土匪。让给甘乃光吗？他说不要叫耕
地农有！”党的机会主义政策，已使“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让资产阶级
安然指导革命”。
瞿秋白指出：中国“‘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军阀统治，实际
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士绅）阶级之政权，中国最大多数
的人民是农民，都处于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剥和压迫之下。农
民的革命要求，如耕地农有，土地国有，农民政权，赋税统一，很明显的是
最民权主义的要求”。革命党对地主阶级的进攻，是为了农民土地问题的彻
底解决。农民佃户自己动手夺取耕地的行动，革命党人不应该惧怕，而应努
力去组织和领导这种进攻。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主要的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
上而下’影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联合战
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
分道扬镳的天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汪精卫集团日益动摇；党内机会主
义者主张停止土地革命，规定工农群众运动需由国民党监督和指挥。瞿秋白
反对上述错误，提出“必须深入革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①。马日事变
发生后，瞿秋白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及农运负责人的会议，他明确主张用进
攻手段反击许克祥和右派的反革命暴乱，指出：“无论如何不能认‘过火’
的错，不能‘静候解决’，是要进攻”②。①②瞿秋白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
会的政治报告的附录。
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是武装
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