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
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团中央委员李子芬、杨善南、
陆定一，湖南党组织代表彭公达，湖北党组织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
一飞，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二位俄国同
志纽曼、洛卓莫娃。
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他代表常委报告了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宣
布会议的三项议程；并向到会同志说明，为了防止意外，会议只能开一天，
发言要扼要。
会议第一项议程，由罗明纳兹作报告。他首先指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不召集此会来
纠正则C·P·将不成其为C·P·了。”然后，他就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
篇发言，其内容包括：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
党的关系问题；对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
由于他的报告很长，而且他讲一段，瞿秋白替他翻译一段，几乎用完
了上午的全部时间。
午饭后，代表们就罗明纳兹的报告进行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
森、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芳、彭公达、瞿秋白相继发表了意见。一致表示
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揭发和批评了以陈独
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
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瞿秋白对告党员书草案提出几点补充意见：（1）..
在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党只看到其上层领袖，而
没有看见群众，以后仍然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采取过去的态度；（2）..
我们党团太无作用；（3）应明确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并反对第三党的主张；
（4）要造成工农民权独裁制，以真正国民党的旗帜为号召，等等。
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结论。他就鲍罗廷、罗易、维金斯基的错误问
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
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随后，瞿秋白宣读告党员书，代表们原则上
一致通过，并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织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报
告中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我们这两
条路。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
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过去当我们能够包办国民党的时候，中央不允
许我们包办，觉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点民权，这种方法已经不适
宜了。在武汉政府反动时，7 月13 日我党的宣言是新政策的开始，内容是
很坚决的。八一南昌起义，我党走向新的方针。现在主要的是从土地革命中
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瞿秋白在报告中还
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
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点
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
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
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因此，今后（一）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
争领导权，他们还戴着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
（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
此外，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提出如何做国民党的工作，团结国民党左派；开
展兵运工作等问题。
瞿秋白在报告后，又一一宣读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
斗争议决案》、《党的组织议决案》，并逐一进行讨论。在讨论后，瞿秋白又
作了结论性的发言。在关于农民斗争议决案的发言中，他再次强调指出，要
号召农民暴动，要实现耕者有其田，革命政府可以在土地革命中得着生命，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应讨论并决定一个农民问题的纲领，等等。
会议一致通过了上述议决案。
会议的最后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委员九人：
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
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
国焘、李立三。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不是一次正式的中央全会，但它在实质上执行了中央全会在政
治上、组织上的职权。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
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决定在广大区域中发动和组织农民
举行秋收起义，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把土
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给党和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斗争道
路。因此，完全可以说：“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
新纪元。”①..
八七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振奋的战斗精神，重新团聚了受到严重
创伤而显得散乱的队伍，扭转党员和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从而拯救
了党，拯救了革命。蔡和森说：“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
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
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
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
继续不断的发展工农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苏维埃政权走。”“我们在新方针之
下不仅重新团结了党员群众，而且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上
来，这是值得我们自夸的。”②..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 年4
月）。
②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 年9 月）。
八七会议不仅解决了许多紧迫而关键的方向问题，而且树立了一种光
明正大、实事求是的作风。会议批评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错误，
并决定向全党公开这些错误，要求全党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会议指出，
“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
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
坚决的纠正。”“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地批评党的错误、疏
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
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①.. ①《中
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八七会议也有缺点和不足。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
况，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而过分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
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在军事上对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态度是坚决
的，但对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具体的军事问题缺少研究和指导。在组织上，
开始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
义，等。罗明那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高涨”，更加
助长了党内小资产阶级的冲动，助长了党内“左”倾情绪，特别是影响到中
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导致了“左”倾盲动的错误。
1927 年8 月9 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
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
决定由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
汉兼管组织部、秘书厅；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妇女
部由杨之华负责；交通局由顾顺章负责；出版局暂由郑超麟办理。
会议讨论了主要地方组织，决定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去湖南领导
秋收起义，并由毛泽东、彭公达负责与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
8 月11 日，中央致函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决定派周恩
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为中央南方局成员，张国
焘为书记，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
一带特支。以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张太雷、杨
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的武装暴动及一切政
治军事事宜。
同日，中共致函山东省委及山西、满洲临时委员会，决定组织北方局，
以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为委员，以王荷波为书记，管
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并决定以刘伯庄为顺直省委书记。
一切安排就绪，以瞿秋白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新的战斗
的姿态，领导着全党，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揩干身上血迹，顶着千钧
重压，奋勇前进了。
“左”倾盲动错误
在全党一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中，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的单纯
的工人成份的情况下，被推选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何以竟是瞿秋白？这是不
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大革命被右倾机会主义断送，党内以反对和清算
右倾错误为紧迫任务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是比较适当的领导人选。从党的
三大以后，瞿秋白以他比较高的理论素养，在制订中国革命的方针，宣传马
列主义学说等方面，在推动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对
戴季陶主义，反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功绩卓著。
因此，在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解职以后，大家很自然的就选择了瞿秋白。从
这一点说，瞿秋白的当选，绝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势所必至，顺理成
章！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瞿秋白毕竟是个书生，他的浓厚的诗人气质，
他的教授式的文雅风度，他的带有某些学院色彩的理论研究，再加上他缺乏
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一个
领导者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
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当然是力不从心的。就这一点说，瞿秋
白自谓“历史的误会”，又不能不说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这时，瞿秋白夫妇住在汉口英租界新造的一座三层楼的公寓房子里。
他们住的是二层楼。一套四大间，两间是客厅和餐厅，两间作卧室，每间寝
室都有浴室和衣橱，冬天还有暖气。卧室里，一间住着瞿秋白夫妇，一间住
着杨之英，是杨之华的十五岁的妹妹。
客厅里住着郑超麟和潘家辰。潘给共产国际代表当翻译，是中央与国
际代表之间的交通员。
瞿秋白要郑超麟设法恢复已经停刊一个多月的《向导》。其时，党的出
版机构已经瘫痪，长江书店关了门，存书已经丢失殆尽，印刷厂和纸行都有
无法解决的难题。《向导》在武汉是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9 月20 日以后，瞿秋白和郑超麟一起由武汉乘轮船返上海。杨之华暂
留武汉数日，处理善后事宜。在船上，两个人住在官舱里，船上熟人很少，
平平安安地到达了上海。陈独秀没有参加八七会议，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
仍然要他去莫斯科。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曾经来到汉口前花楼陈
独秀的住所，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
去。陈独秀坚持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瞿秋白到达上海二、
三日内，又与李维汉同去看望陈独秀，对他仍旧很恭敬，劝他去共产国际，
但陈独秀仍然坚持不去。
11 月，蒋光慈写的中篇小说《短裤党》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这是同
年3 月瞿秋白去武汉之前，蒋光慈与他共同研究确定的书名，并安排了大略
的章节内容。这是作者塑造共产党人、工人领袖、地下工作者等新的人物，
描写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革命斗争生活的初步尝试。书中以杨直夫寓喻瞿秋
白，秋华寓喻杨之华，史兆炎寓喻赵世炎，其他如沈船舫、张仲长、江洁史
等，分别影射孙传芳、张宗昌、荐介石等。书中许多细节与史实相符。因此
有人把《短裤党》看作报告文学，也不无道理。
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毛泽东于八七会议后回到湖南，发动了
湘赣边界数县农民起义，接着于9 月下旬开始向井冈山的进军，创建农村革
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火焰，并在实践中着手解决八七会议
以后中国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八七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地传到了全党。从1927 年秋冬
到1928 年初，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武装暴动。除湖南的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外，在湖北①，有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
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的起义；在江西，有修水、德安、星子、
鄱阳、弋阳、横峰、万安等地的起义；在广东，有海丰、陆丰、琼崖等地的
起义；在江苏，有宜兴、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起义；在河南，有光山、
四方山等地的起义；在河北，有玉田等地的起义；在陕西，有清涧等地的起
义。有的地方在起义后，建立了红色政权，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实际上已
经取消了国民党的旗帜。1927 年9 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
“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左派国民
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这是正确的。党所领导的武装斗
争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
转变。但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左”倾情绪继续增长，中央领导机关和
某些地方党组织提出要煽动起“红色恐怖”，“大杀豪绅地主”等口号。
上海也在实行红色恐怖，瞿秋白、李维汉到上海后，去看上海新任书
记邓中夏，三个人都反对在城市实行红色恐怖，下令停止了这一行动。但是，
党内“左”倾情绪的不断发展，终于失去了控制。①中央在武汉时，瞿秋
白、罗亦农、李维汉共同在罗亦农家中开会，布置了湖北的秋收起义。
这时，叶贺军队失败，许多起义人员辗转来到上海。贺龙到后，中央
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
着小孩作二房东。李维汉代表中央与贺龙谈话，贺龙表示湘西大有希望。瞿
秋白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干一干呢？中央最后决定让他回到湘西，结
果，他回去就干起来了。在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辗转回到上海的，还有周恩来、
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等，中央都
给以妥善安排。周恩来回到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1927 年11 月1 日，中央常委开会，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参加，主
要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对于当前形势，瞿秋白说，中国革
命潮流仍是高涨的。李维汉说，目前中国革命，客观条件可以综合各地的暴
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但党的力量不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他提出这次紧
急会议对于组织问题要下一决心，坚决地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导，
提拔工农分子等。瞿秋白也说，党的组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
决地提拔工人分子。这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其中都有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
11 月9 日至10 日，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时值两湖农民暴动受挫，叶贺军队失败之后。因此，会议主要任务是要指出
中国革命前途和任务、策略，加强党的组织，整顿政治纪律。会议强调批评
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提出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
田，主张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次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情绪，提
出了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形成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
得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
样的革命？》、《武装暴动的问题》、《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新策略》等文
章，宣传了这些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归结起来说，这些错误主要是：中国革
命是“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①，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
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②，中国革命的形
势是不断高涨，由此得出在全国实行总暴动的策略，以及在组织上采取惩办
主义政策，等等。①②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布尔塞维
克》第5 期。
在“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
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的策略来进行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后，中央
领导人于当月制订《中央工作计划》，积极推行盲动政策。中央先后布置了
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
布置两湖、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并在某些地区提出过左的政
策和口号（如11 月15 日，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提出“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
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
而湖南某些指导者，主张烧光县城；江苏省委则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参加暴动，
否则以反对革命纪律制裁）。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以及上海
起义、武汉起义、顺直大暴动（实际上仅仅是玉田等县的暴动）。由于缺乏
群众基础，组织不善，匆忙发动，特别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暴动都失
败了。广州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
是由于以城市为中心，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力主起义后坚守广州，反对把起义
队伍撤退到农村去，结果招致失败。从总的方面看，广州起义“应该肯定，
它是开始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的三大起义之一，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影
响。当然，不能否认，在起义的指导思想上也直接受了‘左’倾盲动主义的
影响。”①..
广州起义的领导者张太雷，12 月12 日晨参加了广州市的群众大会后，
乘车回到起义总部时，敌人已占据总部，乱枪向他的汽车射击。结果，张太
雷身中三枪，最后一枪击中心窝，胸膛炸裂而死。消息传来，瞿秋白怀着极
大的悲痛，写下了《悼张太雷同志》一文，回顾了张太雷的革命生涯，痛切
地指出：“如今他是死了！我们的党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经牺牲不少负责同志：
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如今张太雷同志又做了白色恐怖之
下的牺牲了。张太雷同志死在几万暴动的广州工农兵群众与反革命军阀搏战
之中，死在领导工农兵暴动的时候。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
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
②同时，瞿秋白写了痛悼广州起义烈士的悼文《悼广州死难的五千七百工农
兵士》。③
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停止了两湖年关
总暴动。虽然，中央还没有停止湘鄂赣三省暴动，又加上了河南暴动，但是
在部署上不象以前首先要夺取长沙、武汉等大城市，而是采取分区创造割据，
包围中心城市。“对盲动主义的实行来说，这是一大退步，反之，在认识上
却是不小的进步。”④应该指出，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的时候，瞿秋
白也仍旧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且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他在这前后提出
要发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农红军等。正是这些正确的见解，
使他能够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①李维汉：《对瞿秋白“左”
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②③《布尔塞维克》第1 卷第12 期。
④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1928 年2 月2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
了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
议决案》。尽管它还存在着某些重大的错误（如说革命正走向新的高潮；继
续混淆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区别；城市中心思想；缺乏自我批评，
等等），但就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来说，这个决议案起了积极作用。3、
4 月间，共产国际决议到达中国，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会，一致表示拥
护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于4 月30 日，发出《中央
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
题》，并在实践中，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结束了“左”倾盲动错误。
对于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自八七会议以来的工作，究竟
如何评价，李维汉有公正的论述，照录如下：
八七会议产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受命于危难之际。
……开辟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在整个临时中央政治局
时期，许多地方的农民暴动，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
直到创造和扩大工农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苏维埃政
权，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起点。
凡此种种，都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秋白等人也实行了由八七会议开始的一些
“左”的错误，并逐渐发展到十一月扩大会议，而形成为政治上的盲动
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严重错误。
……应当看到，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冒险主
义，不同于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不同于篡党夺
权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因为我们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所犯
的错误。①
在这次错误中，瞿秋白究竟应负什么责任，李维汉也有公允的意见：
我们也应该承认，象一切杰出历史人物都有他的缺点一样，秋白同志
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不是他
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况且，
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二十八岁，犯错误
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
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
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事实上，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
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临时中央政治局顺从国际代表，他
有一定责任。②①②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至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等人，李维汉指出：
他们不仅是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的创造者，而且是强迫推行者。因为，
我们相信和尊重共产国际，同时也相信和尊重它的代表。据我的记忆，我们
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①
①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布尔塞维克》
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党刊《向导》已停刊多时。1927 年10 月间，
中央常委决定在上海出版中央机关刊物。22 日通过决议，定名为《布尔塞
维克》，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编委还有罗亦农、邓中夏、王
若飞、郑超麟。编辑部设在上海愚园路京生里四一八号。这时瞿秋白住在福
煦路民厚南里附近，他每周到编辑部来，代表中央常委主持编委会议。
作为中央机关的综合性刊物，《布尔塞维克》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了
国内政治、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暴动、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理论
问题、地方通讯等，又辟有寸铁、读者之声、哀悼革命烈士等专栏。10 月24
日，《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出版，先是周刊，后改半月刊、十日刊、月刊。1928
年2 月末，第十九期出版后，由于中央调整路线、方针，暂时休刊。4 月底，
瞿秋白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他对刊物的领导即告结束。
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瞿秋白先后为刊物写社论、专论、评论等五
十余篇。在担任主编期间，刊物的各期社论，除一期外，都出自他的手笔。
《布尔塞维克》创刊伊始，便旗帜鲜明，集中全力揭露和打击国民党
新军阀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后，仍然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欺骗
人民群众。因此，戳穿国民党新军阀的伪三民主义的反革命本质，对于教育
全党和全国人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瞿秋白在创刊号的《布尔塞维克发
刊露布》中指出，国民党已经完全“背弃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把孙中山
先生的革命精神完全抛弃”，“将改组后的国民党送终了。”现在“民众所看
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
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券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
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①。随后，瞿秋白又发表《反革命的国民党
政纲和混战》、《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
么？》、《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民权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世界革
命中的民族主义》等文章，有力地批判了蒋介石的伪三民主义。①《布尔
塞维克》创刊号。
瞿秋白在文章中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他指出：“三民主义的
历史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三民主义在共产党员未加入国民党以前，还是
代表革命倾向的口号。
三民主义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曾经一时期比较多带着些确定
的革命内容，如打倒帝国主义、工农政策等等。三民主义在国民党清党反共
之后，便自然要变成反革命的工具。”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纯粹国民党
三民主义，反共的三民主义，已经从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口号，变成
反工农的反革命理论；所谓三民主义的建设，除屠杀政策以外，丝毫也没有。”
②
蒋介石“清党”反共后的国民党，排除了革命力量，以工农大众为屠
杀对象，国民党已经“变成反革命党，变成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走狗
的狗窝。”③变成“反民族、反民权、反民生的三反主义的国民党”④。因
此，国民党现时的所谓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⑤。①
②③《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1 卷第8 期。
④《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布尔塞维克》创刊号。
⑤《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1 卷第8 期。
瞿秋白对于伪三民主义的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界限，
对于动员革命人民，抛弃伪三民主义，反对取消主义，重新集合于布尔塞维
克主义旗帜之下，坚持中国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瞿秋白主持下，《布尔塞维克》积极地宣传了党的八七会议所确立的
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先后发表了一批文章
及时地报道各地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红军、工农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
况。创刊号发表毛达写的《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一文，对南
昌起义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赞颂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文中说：南昌起义“是
历史上伟大的革命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叶、贺军队“是
暴动中产生出来的伟大力量，这是我们的革命军”。第一卷二十五期刊载的
谢觉哉所写《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一文，赞颂毛泽东领导的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击土豪劣绅、解决农民土
地问题等活动，同时报道了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一部分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
胜利会师的历史事件。《布尔塞维克》连续出版三期特刊，总结了广州起义
的经验教训，歌颂了起义者的伟大牺牲精神。
瞿秋白先后写了《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中国的苏维埃
政权与社会主义》、《武装暴动问题》、《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两个
国内战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道路。郑超麟在为
《布尔塞维克》第十一期写的题为《苏维埃政权万岁！》的社论，未经瞿秋
白审阅便发表。文中说：“或者是蒋介石白崇禧的豪绅资产阶级共和国，甚
至于是张作霖的大龙帝国，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除此以外，
中国不能有另一种的国家形式”。这一论断，对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
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后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一般是对的。但是，说中
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便错了。为此，瞿秋白专门写《中国
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一文，纠正郑超麟的错误观点。他指出：中国资
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并没有完结，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现时客观上的任务
在要解决土地问题。革命中极广大的群众是这些农民贫民兵士，他们是无产
阶级的同盟者。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革命，是现时革命
之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是肃清一切种种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
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革命的最直接的目标，是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
权，而建立极广大的工农兵士贫民的政权，就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的
政权——最广泛的民权主义的政权，镇压一切种种帝国主义走狗军阀买办豪
绅资产阶级等反动派的独裁政权。这就是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意义。既然如此，
我们便可以知道苏维埃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表演，他在中国可以是工
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而且必定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①。瞿秋
白强调指出，挽救中国的新道路，目前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
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革命，即以民众的革命战争推翻新旧军阀国民党政
权，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苏维埃的政府②。①《布尔塞
维克》第1 卷第14 期。
②《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布尔塞维克》创刊号。
1927 年11 月2 日，有一位署名志益的同志写信给瞿秋白，就党内民主
和纪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为此，12 月2 日，瞿秋白写信
予以答复，并把这两封信同时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瞿秋白在信中指出：
布尔塞维克的党，没有铁的纪律和集权的行动，是不能成功的。党内同志对
于决议及党内生活，当然可以发表意见；但是他所认为是革命的主张，必须
经过多数同志或上级党部的采纳，方能变成党的主张，方能见之于党的行动。
党内民主，对于建设一个好党，具有重要意义。应该使一般党员、工农分子，
都参加政策的决定，了解政策的意义，并且能自己选择自己的指导机关。但
是党内的民主，绝不是极端民主化，可以不要纪律，不要集中统一的领导。
在严酷的地下斗争条件下，党的秘密会议，是党的斗争行动机关，不是小资
产阶级学生教授的雄辩会，可以容忍长篇阔论的空谈。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
不是封建式的集权。因为，封建式的集权，必定是以领袖个人的意见威权来
集权。这种现象，当然是党内所不容许的。如果各个同志自己都要以个人意
见自由行动，以领袖自居，那么，这种所谓反对封建式集权，适足造成封建
式的纷争。中国革命斗争，需要造就大批工农的领袖人物。但是，这种领袖
只有在严格的党内纪律和党的实际斗争中去造。谁能真正勇猛无畏刻苦的在
布尔塞维克政策之上，率领起群众奋斗，谁便是新领袖。而这种行动只有在
党的行动中表现出来。”①①《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答志益》。《布
尔塞维克》第1 卷第8 期。
此外，瞿秋白从1929 年到1931 年，先后在《布尔塞维克》上著文，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潮。如《论国民党改组派》、
《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托洛茨基和国民党》等文，严厉地揭露和批判了
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代表的改组派，以胡适等人为代表人权派和以
陈独秀为代表的托陈取消派。
应该指出，《布尔塞维克》创刊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形成了以瞿
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的错误，因此，瞿秋白在这里所发表的不少文章，
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倾向或影响。
十一第二次赴苏前后
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28 年的春天，气温乍暖还寒，令人捉摸不定。革命运动中的盲动政
策停止执行了，但是，革命究竟怎样进行下去，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领导
中国支部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来说，都还有进一步探索和检讨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自然的提到日程上来了。
六大的召开，在八七会议上已有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
准备召集。十一月扩大会议决定，于1928 年3 月间召开六大。1928 年1 月，
瞿秋白在政治局会议作报告，提出在3、4 月间召开六大，地址暂时考虑在
澳门（多数人主张在香港）。会议要求中央在两周内起草下述文件的讨论大
纲：C·Y·问题，由C·Y·中央起草；党务组织由罗亦农起草；工会问题由工委
起草；土地问题和政策问题由瞿秋白起草；党纲草案由瞿秋白、罗亦农起草。
又过了两个多月，共产国际的关于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到达中国。4 月
2 日，中央常委开会，传达了这项指示。国际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
周恩来、黄平立即去莫斯科；并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参加
六大。这个决定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召开，给以很大的重视。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出国负责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留下李
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负责中央留守工作，领导国内斗争。
离沪赴俄前，瞿秋白、周恩来与留在国内负责中央留守工作的李维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