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与立三路线之间的思想理论体系来说，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或
者说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时期”的理论，关
于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理论，关于反布哈林右倾的斗争，等等，推动
和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形成。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在中国革命性质、夺取国家
政权的道路以及在革命形势、党的任务等重大问题上，同李立三之间并不存
在根本的分歧。七月决议明确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
的，但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明确提出中国革命
的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强调右倾乃是主要的危险。
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受到远东局代表的批评。远东局代表写信给共产
国际，认为中共中央的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李立三则写信给共产国际，要
求撤换远东局代表。8 月，国际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六月
决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
错误。八月决议和七月决议，内容一致，成为中共三中全会的指导文件。
8 月1 日、3 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竟说：国际不了解中国革
命发展趋势；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
回事。并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随后，李立三一
再以中央政治局名义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信打电报，谎报中国革命的高潮
和战绩，要求批准他的暴动计划。这一系列公开对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行
为，对于有权指挥各国党的共产国际来说，是绝对不可容忍的错误。
9 月24 日至28 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
海举行。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李立三发言承认了错误，瞿秋
白作了政治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
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
的总任务议决案》，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指出前一时期的冒险主
义倾向的错误，主要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
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决议认为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
致的”，但是策略上有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
打大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表现在对于立三路线的“左”倾的思想实质没有
加以清算和纠正；错误地强调反右倾；曾经反对立三路线并被立三路线中央
打击的何孟雄，仍然成为三中全会打击的对象。但以三中全会的缺点与功绩
相比，三中全会的功绩是主要的。
可是，两个月过去，到了11 月间，共产国际突然来信①，在对立三路
线错误的估计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来信说，立三路线错误不是策略上而是与
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并且指责明明是按照共产国际指
示的口径去纠正立三路线的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错误。11 月22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指示。
①即1930 年10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
信》。11 月16 日，中共中央收到此信。
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在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前，
王明已先于中央从远东局获知共产国际来信内容，他急忙按照十月来信的调
子修改他正在赶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蓄意在党内制造混乱。小册子说
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要坚决反对“对这
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在政治上强调反右倾，在组织上提出“改造”各
级领导机关。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指责“维它
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三中全会后，
又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他狂妄地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他
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
导全党工作”。因此，他提出在党的七大召开以前，“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
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至少要“对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①
王明及其后台，早已把目光紧紧地盯住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位置。王明
的小册子成了他们夺权的纲领。
王明一伙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一哄而起，集中攻击三
中全会和瞿秋白。罗章龙等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学
习的”，必须“立即离开领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②何孟
雄等主张对瞿秋白、李立三等“予以严厉的纪律制裁”，分配他们去做艰苦
的下层工作。③①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0 年秋
冬）。
②《全总党团决议案》（1931 年1 月1 日）。
③《苏准会办事处工作人员会议决议案》（1931 年1 月7 日）。
12 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了李立三①的检查，审查了三中全会
文件等以后，写出《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
全盘否定三中全会：“（一）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实质；（二）三中全
会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三）三中全会没有研究中
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四）三中全会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
的现实任务；（五）三中全会对于全党同志没有解释领导机关所作的错误，
反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六）
三中全会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不同意的时期，所表现
的那些反共产国际言论；（七）三中全会上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全的
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讨论这个报告时，表
示完全同意上述观点。主席团会议在批判李立三时，实际上把主要矛头对着
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主席团的七名委员的发言，都指名通姓批判瞿秋白，
指责他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时，“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无原则的
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③。主席团极力吹嘘王明一
伙，说他们“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是“为国际路线而
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完全是“小
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④在会上，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意斯基
提出三条意见：一、李立三要向国际监察委员会彻底揭发瞿秋白的“小团体”
活动；二、召集中共中央全会；三、李立三留在国际学习，认识自己的错误。
⑤.. ①三中全会后，共产国际调李立三到莫斯科学习。
①③④⑤《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
第4 卷第3 期。
这时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2 月14 日，米夫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16 日，在米夫干预下，中
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消李立三中央对王明等人的处分。25 日，任命王
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22 日，又逼迫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第九十六号
通告》，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王明《两条路线》小册子中提出的两项主要要
求，即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中央最近各项通告无效；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和改
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便暂时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和王明一伙妥协合作
的局面，王明说中央已放弃了调和路线，回到了国际路线上来。何孟雄、罗
章龙等则认为不应再召开紧急会议，不必撤换中央领导人，不应再谈改造党
的组织，而转过来批评王明。
1931 年1 月7 日，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有的
代表在会前二十分钟接到通知，才知道要开四中全会；有的来到会场还不知
道要开什么会。会议从早上七时多开到晚上十时多。会议批评立三路线，批
评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李立三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残酷斗争、无
情打击的主要目标。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消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
员，而被米夫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最有才华”的领导人
的王明等，竟一步登天（先入政治局，后选为中央委员），钻进了中央领导
岗位。尽管罗章龙派因未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而大闹会场，但米夫、王明
夺权的大局已定，不容更改了。向忠发虽然继续担任总书记，但是大权操在
王明手里。6 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代理总书记。9 月，王明去莫斯科
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秦邦宪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瞿秋白冷静地从容地对待这一切。他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四中全会后
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声明自己承担责任，接受“指斥”，说自己的
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①。2 月20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1929— 1930 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决
议案，再次谴责瞿秋白。决议竟指责瞿秋白以派别行动来影响李立三中央对
王明等的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王明一伙，大
权在握，什么罪名，都可以加在别人头上。瞿秋白欲辩不能，只好再次向中
央政治局写了声明书，接受一切指责，说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②。
①瞿秋白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的信。《党的建设》第3 期。
②瞿秋白同志声明书。《党的建设》第3 期。
这是共产国际中某些人控制和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一幕极不光
彩的丑剧。其结果当然只能招致一场大悲剧，它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
是毁灭性的灾难。
瞿秋白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即使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仅仅从
普通人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来判断这一切，他也会看穿这场丑剧和悲剧的
本质。
瞿秋白一生的荣辱功过，可以说同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他之成长为一
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有威望的党的领导人，是与共产国际的培养与
提携分不开的，而把他从崇高的位子上狠狠地打下来，给以种种不堪忍受的
侮辱，也是由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所扶植的王明集团所干的。这件事，对瞿
秋白影响极大。可以设想，当一个人长期所崇拜的权威（个人或组织），原
来竟是这样一副嘴脸，他所产生的失望、痛苦和鄙视，是可想而知的。不过，
在当时，这些苦水他都自己吞咽下去，不愿白白浪费气力，再与这些后台硬
得很，而又具有流氓气质、阴谋家手段的政客们周旋了。
虽有失望和痛苦，但是，瞿秋白并没有灰心。他了解和热爱这个党和
绝大多数的党内的同志，热爱中国亿万的劳苦人民大众。从已经无法工作下
去的领导岗位上下来，对他来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的解脱；他可以在别的
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工作。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现在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耕
耘了。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的黄金般的辉煌时期。
十二圣洁的友谊
重逢茅盾话《子夜》
四中全会的突然袭击，王明集团打倒了他们预谋要打倒的人。但是，
对于反对他们的人，或者为他们所不喜欢的人，王明一伙并不就此罢休，还
在千方百计地进行迫害。
除去在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压制以外，又在生活上采取经济制裁的手
段，对很多人不发或少发生活补助费，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以迫使他们就范。不少人卖光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晚上只好睡在水泥地
上，白天到难民救济处喝一点施舍的稀饭。
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有的同志把妻儿送回老家，有的沿街叫卖瓜子，
有的走投无路，竟想到山中落草，劫富济贫，当政治土匪①。①张金保：《关
于六届四中全会的斗争及其他》。《工运史研究资料》（九），1980 年8 月20
日。
王明一伙对待瞿秋白，稍微客气一点。瞿秋白是党的高级干部，又长
期患病未痊。
王明一伙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笼络群众，不得不发给他一点生活费；
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仅有十六、七元钱。1930— 1932 年间，上海工人每月
最高工资为五十至九十元，中等工资二、三十元，最低工资八元至十五元。
这一点生活费，仅能维持瞿秋白夫妇的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谈不上，更
不要说医病了。这一切，瞿秋白都能克制和忍受；少年时代的清贫生活的磨
炼，使他能够适应急剧下降了的物质生活水平。
带着病，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早晨，起床后先看报，几份大报
看得很仔细，重要的资料要剪下或摘录。上午剩下的时间写文章。午睡后起
来翻译或写作。晚上看书或写作，一直到深夜。
他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同志、朋友和妻子面前诉说王明集团
对他的打击。
当时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安详，平静，潇洒和幽默，都感到意外。夏
衍后来说：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忍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
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
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
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
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忾和仇恨。少资产阶级出
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而在秋白同志身
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的痕迹的。①①夏衍：
《追念瞿秋白同志》。《忆秋白》第313— 314 页。
瞿秋白下台，株连所及，杨之华也跟着倒霉，她被撤销了中央妇委负
责人的职务。
她心里感到委屈，要求给她工作做。瞿秋白耐心地说服她，热情地鼓
励她。他说，要在受到挫折的时候，经得住考验。革命工作多得很，在失去
工作的时候，要学会独立工作。
他教杨之华读书，学习俄文，写短篇小说，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当杨
之华把她写的《豆腐阿姐》这篇小说拿给他看的时候，他由衷的高兴，马上
执笔帮她修改；她学习翻译苏联文学作品，每译出一段，他就帮她改一段。
杨之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群众工作，现在突然要闭门读书写作，
感到很不习惯。瞿秋白便对她说：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善于利用一切条件
和时间，去学习和工作，这也是一种锻炼。在他的帮助下，杨之华逐渐适应
了，心情也舒畅了。
生活中，免不了要碰到不愉快的事。有一次，杨之华在洗衣服的时候，
不知怎么触犯了房东太太，她便指桑骂槐，唠叨个没完。杨之华回到房里生
气地对瞿秋白说：“连洗衣服的自由也没有！”瞿秋白却微笑着幽默地对她
说：“就是因为不自由，才闹革命么！”一下子把她的火气消了。还有一次，
杨之华看到他身体虚弱，很久没有吃到一点好菜，就托邻居买到一只肥鸡，
燉得又香又烂，准备让他吃顿好饭。想不到晾衣时竹杆碰翻了锅。她心疼不
得了，一边收拾一边埋怨他没有帮她晾衣。他马上一声不响地帮她收拾，象
哄小孩似地说：“算我已经吃了吧，应该高兴么。不要想它了，该读书和翻
译了，把你昨天译好的拿给我改。”说得她心也宽了。
瞿秋白对于这位美丽、聪慧、勤俭、坚毅的女性，是非常尊重，百般
爱护的。他与她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但更多的是她无微不至地照料他，把
一切都奉献给他。家中生活的一切，都由她安排得有条不紊，使他有可能集
中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写作。他是这个家庭的灵魂，而她犹如融融烛光，照亮
并温暖了这个虽然清贫但却充满了激情的小屋。
瞿秋白对杨之华倾注的感情和辛劳，无限感激，并且深怀歉意。所以
每当她遇到不愉快的事，他总是想法抚慰，逗她高兴；决不让她忧郁和感伤。
当然，这一切都是他们真挚的爱情所生发出来的。
三个月过去，到了4 月下旬。茅盾从沈泽民那里得知瞿秋白的近况和
住址，第二天就到大西路两宜里瞿家看望。这天下午，瞿秋白正在伏案写作，
杨之华在看书。楼下传来了敲门声，听到房东太太去开门。一个女人的声音
问：“何先生在家吗？”“这里没有姓何的！”房东太太已经不耐烦了。杨之
华听出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声音，连忙下楼，边跑边说：“有姓何的！”并对
满脸狐疑的房东太太解释说：“我娘家姓何。他们是我的朋友。”房东太太扫
了客人一眼，回屋去了。孔德沚是和茅盾一起来的。杨之华请他们进房后，
悄声告诉他们说：“秋白又改名换姓了，不再姓何，改叫林复了。”
原来，去年8 月，瞿秋白由莫斯科归来，听说茅盾已从日本回国，就
用暗语写信给开明书店转茅盾，约他会面。瞿秋白改姓何，杨之华改姓林，
还留了地址。茅盾和孔德沚去看了他们。当时，瞿秋白向他们概括介绍了革
命形势，询问了他在日本的情形，并表示支持他写小说。从那以后，两人已
有半年多没有见面了。
叙了家常之后，瞿秋白问茅盾在写什么？茅盾说正在写长篇小说《子
夜》，已草成四章，并把前数章的情节告诉他。瞿秋白听后很感兴趣，又问
全书的情节。过了几天，一个星期日，茅盾带了《子夜》原稿与各章大纲，
和孔德沚一起又来到瞿秋白家。瞿秋白兴致极好，文学园地的门扉，终于重
新对他开放，即使是看着别人的作品，同作者交流心得，也使他高兴得不得
了。从下午一时到六时，瞿秋白边看原稿，边说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
见。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农民暴动的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写农民暴
动的一章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写工人运动，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
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瞿秋白向茅盾详细地介绍了
当时红军和各个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党的政策的成败，建议他以此为根
据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写成后面的有关农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天快黑
了，王一知来访。杨之华请大家吃晚饭。
瞿秋白和茅盾打算晚饭后，接着谈下去。不料，饭刚吃完，邮差送来
一封信，拆开一看，信中说：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吧！
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此地危险，赶快转移的暗号。可是仓促间，往
何处转移呢？茅盾夫妇当即邀瞿秋白夫妇到他家中去。茅盾住在愚园路树德
里一幢楼内的三层厢房。
二房东是个商人。茅盾对二房东说是亲戚来上海治病，住不久就走。
他让孩子睡在地铺上，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妇睡。瞿秋白在这里住了一两个星
期。有了充裕的时间，两个人就天天谈《子夜》，谈上海文艺界，谈左联的
工作，总有说不完的话。对《子夜》，瞿秋白建议茅盾改变吴荪甫、赵伯韬
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
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本家是没有出路的。瞿秋白读原稿
极为细心。原稿写吴荪甫坐的是福特牌轿车，因为这时上海通用福特车。瞿
秋白认为象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豪华的轿车，建议改为雪铁龙牌
轿车。又说大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以上
各点，茅盾都照改了。
只是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由于作者缺少这方面的生活体验，无法照
改。①①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1 年第4 期。
《子夜》在1933 年2 月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
的作品。同年3 月，瞿秋白发表《子夜和国货年》，说《子夜》将使1933 年
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而国民党玩弄的骗人的“国货年”只能“做《子夜》
的滑稽陪衬”。因为，中国还在“子夜”中，在“暄红的朝日没有照遍全中
国的时候，那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国货年”①。瞿秋白认为，《子夜》“是中国
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
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②8
月，瞿秋白又发表《读子夜》③一文，比较系统地评论《子夜》，谈它的成
功，也指出它的不足。他热情地赞扬《子夜》的成功。他写道：“在中国，
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
它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
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
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
的确是中国文坛上的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瞿秋白的评
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发的，他的见解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十分正确
的。①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43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③《读子夜》。《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1933 年8 月13 日。
在和茅盾交往的过程中，瞿秋白不时问起鲁迅先生。他对这位几乎比
他年长二十岁的文坛盟主，早已十分敬佩，却至今未能见面。茅盾说，待方
便的时候，同他一起去拜访鲁迅。
5 月初，冯雪峰到茅盾家来了。他是给茅盾送刚印出的左联秘密机关刊
物《前哨》的。
瞿秋白看了上边刊登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高兴地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冯雪峰是第一次见到瞿秋白。他和茅盾
考虑到瞿秋白的安全，最初打算把他安排到北四川路鲁迅的寓所，但又觉得
不是长久之计。最后由冯雪峰设法，在南市紫霞路六十八号谢旦如家，为瞿
秋白夫妇找到了住房。不久，他们便从原来住址搬进了新居。
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紫霞路六十八号的主人谢旦如，是一位比瞿秋白小五岁的青年人。长
身玉立，面庞清癯，心地纯正，态度谦和；既是商人，又是文人。谢家世代
经商，父谢敏甫是上海福康钱庄的老板，家资万贯，藏书丰富。谢旦如喜欢
文学，思想进步。1921 年与应修人办上海通信图书馆。1924 年底由应修人
介绍加入湖畔诗社，出版过诗集《苜蓿花》。1929 年后，先后在老西门、静
安寺开过几家小书店，专售左翼文艺书刊。《前哨》创刊，便是由他筹集经
费，接洽印刷出版的。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担负了共产党交给他的重要
秘密工作。
紫霞路地处华界，国民党当局管辖区内，本来不利于革命者避居。但
是，谢家是上海金融资产阶级中的名门，军警特务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
富家公子哥儿，竟会在家中藏匿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谢旦如为了接待瞿秋白夫妇，说服了夫人钱云锦和老母亲。然后在报
上登了招租广告，并在住房附近贴了几张租屋告示。6 月间，一切安排妥当，
瞿秋白夫妇由冯雪峰陪同来到谢家。瞿秋白化名林祺祥①，剪了平头，一身
浅灰色的长衫，脚穿布鞋，完全是个乡村教师的模样。夫妇两人只带了一个
小皮包，别无他物。后来又有人送来两只皮箱。
谢家的人，除谢旦如外，都不知道这对房客夫妇的真姓名。平常就叫
他们林先生和林家嫂嫂。①一说化名林复；此据杨之华：《回忆秋白》。
这是一座旧式的三开间三层楼房，座落在紫霞路的中段，有前后两门。
瞿秋白夫妇住在二楼东厢房。房间陈设简单，家具都是房中原有。东南面放
一张宁式双人床，北面靠阳台是一张旧沙发，西面一排四扇窗户，窗前放一
张杉木书桌和几只凳子。对面的西厢房是谢家的书房，保存着大量的文艺书
籍和期刊。天井里有几盆花草，一缸金鱼。瞿秋白和杨之华都喜欢谢家书房
中的藏书。杨之华对钱云锦说：进了书房，就得花一天时间。他们在谢家吃
包饭，一日三餐两家在一起吃，关系处得很亲密。饭后茶余，瞿秋白有时和
谢旦如谈天，有时听听收音机，或者给谢家的孩子讲故事。1932 年一·二
八事变发生，两家从南市移居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华兴坊十号的一座
洋房。谢家住二楼，瞿家住三楼。谢旦如母亲去世，灵堂设在一楼。杨之华
象亲人一样帮助谢家料理丧事。
她待人亲切，说话得体，办事利落，来往的亲戚朋友都对这位林家嫂
嫂很有好感；这对瞿秋白的隐居，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毕兴坊住了五、
六个月，夏天又搬回紫霞路六十八号。这次，瞿秋白夫妇住在三楼正中房间
里。①①钱云锦：《忆谢旦如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片断》，《党史资料丛刊》
1983 年第3 辑。
参见周枙伽：《回忆谢旦如同志》，《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2 辑。
在这前后，瞿秋白开始和左联发生联系，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
4 月底，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便把对左联的意见对瞿秋白说过。茅盾
说：左联象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瞿秋白大致同意茅盾
的看法。5 月下旬，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瞿秋白知道后，邀茅盾去谈，
提出需要改进左联的工作。他建议《前哨》要坚持办下去，作为左联的理论
指导刊物，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
瞿秋白还提出，要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 年以来的
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他并且建议茅盾作为左联行
政书记先写一两篇文章带个头。
本来，鲁迅、冯雪峰和茅盾也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
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为《文学导报》继续出版，内容专登文
艺理论研究的文章。同时创办一个以登载文学作品为主的大型文学刊物，这
就是在同年9 月创刊的《北斗》，由丁玲主编。
瞿秋白这一时期写的文艺论著，多数都发表在《文学导报》（终刊后，
又有《文学月报》）和《北斗》上，如著名的《乱弹》集中的文章，几乎全
部在《北斗》上刊载。左联成立于1930 年3 月，纲领中已有“左”的倾向。
在行动上，则要求成员要参加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写标语，散传单，到工
厂中作鼓动工作，以及帮助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立三路线时期，左联也
受到“左”的影响。8 月间，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
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求左联成员去参加飞行集会等政治活动，而
且根本不提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愿望扣上“作品主义”的
帽子。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硬搬苏联“工农通信员”的经验，用扫盲工作
和启蒙工作来取代作家的创作活动。强调要把组织的重心移到工农身上，而
蔑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要他们割断旧社会关系，不让他们创作。这种
状况，直到1931 年11 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
任务》的决议，才有了改变。茅盾回忆说：
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
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
它是对于一九三○年八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指
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活动。..虽然还有某些左倾的流
毒..，但决议提出的在文学领域里的各种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
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我以为，这个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
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
逐渐摆脱出来的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
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
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
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
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
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
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
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秋白的亲密
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
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
色恐怖下（一九三二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三○、三一年是更猖獗了），
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①①茅盾：《“左
联”前期》。《新文学史料》，1981 年第3 期。
这一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
文委，是文总——包括左联在内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核心），并为
它起草了《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等具有指示性的文件。瞿秋白根据革命形势
和总任务，提出了文化战线上的任务：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运动和一般
革命斗争的联系。这里，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必须用文化运动的方式去发
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斗争。为了摆脱宗派主义和关门主
义的束缚，他强调指出：文化团体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文化战线上
的强有力的群众斗争的队伍，必须能够动员极广大的党外的劳动民众和革命
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来进行革命的文化运动。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不仅限于白区文化工作，同时涉及苏区文化工
作。指出，在中国的文化生活里，也已经显然的树立了新的革命营垒，就是
苏维埃区域几千万群众所开始的文化革命。革命的文化团体首先要系统的有
计划的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去支援苏区内的一切文化事业，尤其是关系到
几千万群众的教育事业，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
而在白区也要开展革命的普洛的教育运动，去赞助苏区的教育文化事
业。此外，要发展普洛新闻，建立工农兵通信运动，要在大众之中发展普洛
的革命的文学、话剧、美术、音乐等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的
运动，必须把普洛的文艺运动和社会科学运动与大众的斗争以及日常生活联
系起来。要面对反动的大众文化，去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化，去出版马克思主
义的通俗的科学丛书。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最后附列有文化委员会下属的社联、左联、教
联、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和剧联等五大联盟的工作计划纲要。其中关于左联的
工作，文件中规定：一、政治参加。二、创作批评（理论的斗争）。三、大
众文艺，新作家的培养。四、文艺理论的宣传（翻译）。五、文研的指导（文
新①）。（1．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斗争——新作家；2．大众文艺——新作家；
3．文艺理论的宣传；4．文研的指导。）这个文件尽管仍然包含了某些“左”
的提法，但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对当时白区（也涉及苏区）的文化工作任
务提出了明确的十分宝贵的意见。这个文件约略写于1931 年10— 11 月间，
恰好在前述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之前，
决议贯彻了文化委员会这一指示的精神。这个文件有力的证明了瞿秋白一度
参与了对当时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①文新，指《文艺新闻》报，袁
殊主编，自1931 年3 月16 日创刊，至1932 年6 月20 日停刊。瞿秋白、冯
雪峰后来确实在该刊登过一些关于“文研指导”一类的文章，如瞿作《猫样
的温文》。另，文件中提到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文于1931 年10 月，由
此可以推定文件写作时间，至少在该会成立以后。
1932 年春夏之交，瞿秋白与夏衍初次相见，后来两人多次会面并商谈
左联的工作。
夏衍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同志对于‘左联’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扩
大统一战线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①“由于秋白同志对实际政局的观察
以及他和鲁迅的亲密关系，..来领导我们，比鲁迅暗示的意见更直接明确，
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和接受。”②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国民党报刊上发
表文章，而自己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以后，开始
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这些宣传阵地，例如石凌鹤当了《申报》的《电影副
刊》编辑，王尘无当了《晨报》的《每日电影》实际编辑。左翼作家在《东
方杂志》、《申报月刊》以及其它刊物上也发表了文章，特别是发表了许多反
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等。夏衍说：“这件
事，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③..
①②③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3 页。
这一时期，瞿秋白和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钱杏邨（阿英）
等，都有过多次接触。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后，他对于左联中共产党员作家的
关门主义错误以及他们对于中间派文艺工作者的不适当的态度，进行了批
评。他对他们说，在目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
作家、艺术家组织起来，利用群众要求抗日的爱国心理来进行我们的文化工
作。上海明星电影公司邀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担任编剧，有些人不赞成。
夏衍、郑伯奇向瞿秋白请示，他思考片刻，说：“要考虑一下，电影界的恶
势力太大，你们这些书生斗不过他们。”“我们还没有力量和可能办自己的电
影公司，而电影又是影响最大的宣传工具，你们可以试试。认识一些人，做
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困难是很多的。”①最后他意味
深长地说：“但是，你们要当心。”②就是说，要他们面对电影圈中的腐化堕
落势力，务必提高警惕，谨慎地夺取电影阵地。这样，夏衍、郑伯奇、钱杏
